23.9.10

嶺南貓――如果不只是寵物

如果沒搞錯資料的話,嶺南應該是全香港唯一有貓社的大學。筆者本科讀中大,偌大的山頭不是沒有小動物,新亞宿舍志文樓也有宿生寵兒「志文貓」,但論貓的數量,及在校園的地位及景觀構成等,嶺南可謂獨步香港。

貓的數量多寡,當然有周圍還境的因素。但貓畢竟也是有求生本能的動物,無法生存或排拆牠們生存的地方,難道他們還會逗留嗎?換言之,貓多也者,嶺南員生是不可磨滅的因素。接著的問題是,嶺南的員生特別愛貓嗎?為甚麼呢?在他她們的眼中,貓是一種怎樣的生物?他她們愛貓,其實是愛貓的甚麼東西?是小鳥伊人的「寵物」?是「高鬥」的寵物?是「任你舞」的仔仔囡囡?還是是有著原始獸性的不可知物?是同伴?是玩物?他她們對貓的態度是寵愛?貪玩?想操制牠?想馴服牠?還是尊敬貓的「高鬥」?如果貓可算是嶺南大學獨有的文化,這種文化究竟有甚麼內容?

有關貓的研究及論述,當然不能不提robert darnton的作品the great cat massacre。作者說了一個故事,關於十八世紀法國的印刷廠工人,如何透過自編自導自演一場貓屠殺,安全地向其刻薄的顧主發了一次難。作者以一單貓屠殺的例子,道出了十八世紀的階級關係,關於貓的神秘符號意義及階級屬性等。還有最重要的,是工人階級如何借用這些既有的觀念和慣習,創造了一次屬於低級印刷工人的狂歡節――代價是死了許多貓。把殘酷的事件出土,當然並不是為了享受被語言中介了的虐貓快感,而是為十八世紀的人民,提出多一種理解。

按作者的考據,十八世紀的中產階級對貓的愛護――和今天或者不無二致――絕對比絕大部份的工人階級受到的待遇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作者也有提到,貓在歐洲文化中的意義卻是極其複雜。例如,貓與巫術及神秘主義有關:建新房子時,為了保護房子,法國人會把貓活活封在牆壁裡――這可是有考古學的證據!與此同時,若回顧歴來的歐洲文學,以特有儀式虐待動物亦是一個不斷出現的母題。但另一方面,貓又彷彿與性關係若即若離,君不見貓兒的其一稱呼「pussy」,亦是女性陰部的稱呼嗎?而貓兒馴服時的某些姿態,更直接被比喻為魚水之歡的氣氛或狀態。(香港流行文化中也不難找例子,周星馳的《大內密探零零發》裡,琴操姑娘不正是對零零發說:「如此良辰美景,貓兒也動情!」嗎?)具備了如此種種的背景,讀者才能有比較充份的條件開始思考十八世紀的一場貓屠殺,究竟是甚麼意思。

又,若員生是因為貓兒的外表和意態而為之著迷和狂熱。筆者倒想介紹一套美國導演david lynch的電影《blue velvet》,電影的主題其實在片頭一幕已交代得清清楚楚:一個看來相當和諧美好的市郊住宅區,一位上了年紀的男主人拿著水喉在淋花,蔚藍的天空下開著幾朵顏色艷麗的小花,一切彷彿美滿得不可思議。轉眼鏡頭不斷向泥土放大,原來在泥土看不見的深處,有無數不知名的昆虫正殊死搏門。也就是說,表面上如人間樂土般夢幻的場面,與自然界殘酷、本能不講理的搏鬥總是雙生兒、一體兩面。把動物看成「寵物」,可能不過是抗拒(或刻意忘記)這自然規律的絕望嘗試。動物的「趣緻」及「可愛」,無疑是人自己的倫理及審美概念。每每看見甚麼良辰美景香格理拉,或甚麼可愛趣緻的小動物時,筆者總是會一發不可收拾地回想起這個片段。

讀者諸君眼前這本小冊,與其說是已具備了條件退後一步思考嶺南貓――當然特別是本小冊的主角「小虎」――的文化意義,倒不如說是一份真誠的證詞,給有興趣者一個起點,繼續發掘貓在嶺南究竟意味著甚麼,和為甚麼。是簡單地許多同學溺愛、「抽水」的對象,還是校友林輝所指的社區動物?還是有更多引人入勝的豐富意涵?若嶺南因其獨特的人貓關係而為全港獨有貓社的大學,能夠逐小逐小地勾勒及建立出一種有感情有知性的貓文化,當是一件美事。


(文章為嶺南貓社所撰,作小虎特刊之序,唔知幾時會出呢?)

18.9.10

為了展望的記念 ――菜園新村的辯證

執筆之際,電視傳來屯門紫田村的新聞:部份村 民不滿賠償太少,把家檔搬到路口攔路,並申請了臨時禁制令,與警方於現場發生了少少口角少少混亂,發叔介入斡旋,旁白又說菜園村立了壞先例,受訪的「學 者」解釋說政對菜園村提高了賠償,甚至協助村民「覓地復耕」云云。學者又指,若事情拖延下去,更多「外來勢力介入村民抗爭」,政府處理便會更加困難。

驟眼看多麼完整的報導。不足兩分鐘的篇幅,村民申訴、對峙現場、議員介入,學者評論,一覽無遺。類似的收地重建情況,在新聞行業的操作裡,彷彿已經發展了 一套應有盡有及可重複的採訪報導策略。關心城市及鄉郊發展者近年風塵撲撲東奔西跑,難道不是鏡像麼:不僅推土機式的地產 發是常規的一部份,連抗爭及異議亦無可避免成了常態。

火頭雖然處處,然而土地重建及發展,卻涉及可能無法常態化,及最不可重複的環節:遷徙。對於壞了腦的城市人,房子只是與厠紙和股票無異的商品,搬家是家常 便飯,更是向上流動的像徵。然而,「換樓」只是云云遷徙形式中的一種。經已被標籤為做壞規舉的菜園村,馬上亦要集體搬村,此時此刻回到菜園村這主題,非因無力無奈到極點,立個碑當給個理由把它從此拋諸腦後,恰好相反,它不卑不亢地為香港奠下了新基礎。


作為創傷的遷徙

歴史上最著名的遷徙,難道不是舊約聖經的〈出埃及記〉嗎?以色列血統的摩西,受到耶和華的召喚,冒著惹怒埃及法老的險,帶著成千上萬的以色列人,穿過紅海 向應許地迦南進發。然而不要忘記,耶和華為了逼法老放行,不惜透過摩西向埃及降下十場災殃,把食水變血,日月無光,蠅災蛙災瘟疫泡瘡蝗虫冰雹,無所不用其 極,絕招更是把所有埃及家庭的人畜長子都殺掉。過了紅海到了西奈山,耶和華又殺了三千個渴望下山的利未人。換言之,這趟旅程不簡單是以色列人向他們被許諾 建國的聖地甜美順利地邁進,種種危機在這條路上,又何止無處不在。

又,一九四七年,英國殖民者剛要從印度撤回老家,印度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這兩個長期互相傾軋的政黨,在英國人的同意下把國家一分為二,印度教徒及錫克教往 東面的新印度,穆斯林則到西面的巴基斯坦。一兩個月間,幾個宗教共一千二百萬人就被迫根據新的政治地形遷徙。當然,這次大遷徙也不是教徒向自已的應許地心 存喜樂地進發,極大規模的人流加上極度壓縮的時間,換來就是歇斯底理的暴力:謀殺、縱火、強姦等。妻離子散、家園被毀、農地腐爛、村莊遺棄等,說得出的發 生了。更難過的是,據口述歴史研究者布塔利亞烏瓦什指出,暴力事件並不單止發生於不同宗教之間,有婦女甚至被相同宗教的男人強 暴。整個過程的死亡數字沒有定論,但一般估計至少也有五十萬。

提這兩個例子,意不在危言聳聽,妄言菜園村搬村的壓力指數高比印巴分治;也不是散播神秘論,預言搬村將惹天怒,以自然災害還擊城市。菜園村「集體搬村」是 村民的大工程,但它卻從不是單純的搬到一個更好的地方改善生活。歸根究底,它是村民與支援者曠日持久的運動及組織成果,亦包括其間充斥著難以想像的情緒及 壓力。以為把村屋換補償金便當了事(甚至有賺),其實完全無法掌握所謂「搬村」,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港版――剪不斷理還亂

十九世紀末租借新界,一九一零年頒佈《新界條例》所確立的「原居民」身份及相關政策,如何歧視非原居民及其所謂的「散村」;農業如何由二戰後作為香港的戰 略物資,到後來逐漸完全依賴內地入口糧食,這政策過程對新界人口的影響等,盡皆是坐落在散村遷徙這問題下的重要歴史坐標。

撥款通過後,政府以根本是一大片政策空白的「復耕牌」為策略,再三阻撓村民自行覓地集體搬村,繼續耕住合一的生活模式。村民雖然幾十年前都是自行建屋修路挖 井,但今時今日要以整條村作單位,集體討論及決定新村的面貌、規劃:路要多闊,公家地要多少,房子的分佈如何等。一星期大大小小的村民會最低消費三五次, 有老村民曾對筆者說「開會開到倦」。對老老幼幼的村民而言,集體規劃也顯然是陌生的大工程:每個家庭有自己的想法,同一家庭裡老中青的需要亦不可能完全一 樣。不斷開會討論,當然是因為不存在總司令,種種涉及的事情無法一鎚定音,新村的地點、面積、硬件規劃、與旁邊新鄰居的關係,全部都是變數。政府設定的十 月中遷出期又越逼越近,申請牌照、買地、規劃、建屋、搬遷等所有工作幾乎全部同步進行。

這些壓力並不是來自上天具道德判斷意味的懲罰,亦不是赤裸裸的令人 骨折斷氣的拳腳暴力,但在一個政府不單止沒支援,甚至是始作俑者及雪上加霜的情況下,這就是香港版的大遷徙,一點不多一點一少。

或者在這基本認識下,才開始具備條件,思考菜園村搬村的生產性。時序上, 一月十六日,立法會在一片爭議聲中通過高鐵撥款;二月廿一日,菜園村村民大會決定集體重建家園,搬村籌備工作正式啟動;三月廿八日,菜園村生活館在一塊既倒之地毅然開張;眼前的九月十九日,菜園村一眾村民及支持者舉行展望新村的中秋晚會――這叫做終結還 是開始,叫歡送還是持守,差別豈止轉念之間。


他山之石――順從及鳴冤序之外

法國當代哲學家巴迪烏(alain badiou)在他今年出版的新作the communist hypothesis裡,分析歴史上對1871年巴黎公社的評價。他 指出,即使馬克思的判斷也是含糊的:他表揚它把軍權奪回給人民、撤掉既有的機府機關、實踐國際主義等;但他也定性了公社的不足,例如對中央軍權、公共財 務、外交問題等的能力不足――換句話說,馬克思認為公社缺乏駕御國家機器的能力。

巴氏認為,進步的群眾運動一直都有一個難關:錯把國家能力,作為量度政治能力,或政治創造性的唯一標準。因此,一旦有政客把群眾運動 (無論是勢如破竹或強弩之末),嘗試嫁接到原有的國家機器體系時,群眾運動者便只能大呼被出賣。以巴氏的說話,「這種國家能力的缺乏,被 過早地判定為運動本身的失敗,而不是被理解一種代價——國家與政治創新之間結構性裂縫代價」。換句話說,群眾運動固然不能簡單被國家收 編,其無法改朝換代坐上龍椅統治黎民,斷不是其失敗的鐵證。回到巴黎公社,巴氏指出,其貢獻及有待承繼及開發的,並不是它摧毀了領導的權貴政客(事實上公 社並沒有推翻任何政權);但公社摧毀了一樣更重要的東西:對工人及人民的政治支配。這就是巴氏對公社評價的標準。


反攻,或備忘一則

這幾個月間,菜園村村民及支援者以不可思議的成熟程度,整理傷感的心情,向香港史上罕見的民間自力搬村這條畏途邁進,最終打出缺口,爭取到足以集體搬村的 復耕建屋牌。生活館一班如假包換地五穀不分的年青人,則在零經驗及緊張人力及資源下,妄想同時學習勞動、生產糧食、與村民共同開發加工食物、接通具備人文 關懷與土地連結的生活網絡。換言之,重新定義「生產」及其價值,並將之幅射 到居住及工作及整體生活原則裡。菜園村村民無法推倒高鐵,但他們嘗試遠離「安置戶」這種政府行政系統裡的角色,生活館參與者無法毀滅跨國食品企業,卻在不斷的失敗中嘗試生產食物給自己和身邊的親友。

建新村的過程及新村的出現,換言之,並不是把一磚一瓦重新疊起的簡單堆砌。 在修高鐵這種特大的國家計劃的脈絡裡,在城市發展一向的安置或向既有的物業市場疏導的邏輯裡,集體建村搬村無疑是意義重大的一次例外:是在政府的缺席(或與政府的角力——從爭取復耕牌這方面講)下,村民及支援者將其意志及決心實體化為實牙實齒的菜園新 村,這次實踐將不可逆轉地銘刻在香港歴史中,待其他後來者承繼及擴充。

這不止是「最大公因數」,亦斷非底線,值得在新村前的中秋存照紀念。


(另一版本刊九月十七日,明報世紀版。報紙版本標題為編輯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