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的落差和錯位

剛好上星期六舉行的第四十七屆學聯三代，會中引爆出的尖銳爭論，似乎在漫天的嘶殺和炮火聲中，仍不見得找到出路，情緒情緒加情緒——當然不缺頭腦仍清晰的人——，但更肯定的是到處仍是不知往何處去的遊魂野鬼。已經在網上到處流通的紀錄、描述和判斷，繼續引來各方的判斷和評論，而一個被反覆強調的不足是所謂無語境無脈絡——一向不知道學組織之事的人，或希望在爭論中找尋聆聽和討論位置的人都像一對對沒有肉身的眼睛。

沒有背景資料，沒有語境脈絡地看這種的八九樓的爭論，除了失諸學舌地盲從附和，根本沒甚麼資源作討論判斷。但問題是，怎樣的背景資料才能令判斷和評論不失偏頗而具說服力？怎樣的背資料才能令判斷和評論穿越現有的口同鼻拗？風眼中的八樓和九樓算不算是擁有或置身於相通的語境脈絡？

若連這雙方都不能起碼明白其背景脈絡，而找到一個新的高點看這場爭論——除非我們都願意接受這是他們的思維分析能力先天不足，又或當中真的有一方是毫無遠景地沈溺在行使運用權力的高潮中——否則問題可能不在於八九樓將他們共通的語境按下不表，再根據這共通的背景各自詮釋和行動。問題可能正正在於雙方都確實沒有停下來回望凝視一下各自身處的位置，和這位置的歷史生成，以至即使具有良好願望，都無法根據一個較為厚重的理解，提出具現實性和前瞻性的建議，共同打拼出或至少延續學生組織的力量。

九樓同學對八樓的一個算是標準的理解，是後者不具備同學面學向，沒有負起連結學運和社運的任務，關大門幹自己事。今時今日八樓是否在幹自己事，而這種自己事的與同學實然和應然的關係是甚麼，筆者不在一個恰當的位置評論。但當中存在著一個判斷的問題，筆者雖屬旁觀，但都希望談多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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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聽以前在九樓幾乎甚麼位置都當過的同事談他與另一位以前九樓中人的討論，可作為一個小小的開場白。兩人爭論學聯搞得今天這田地，不如摺埋好了。兩人觀點的分別不在於一人認為今天已爛到盡而另一位則認為相反，而是同事認為周年大會都快開了，涉嫌主事的兩位同學都快要坐上飛機到外國交流去了，為了這兩位同學而摺埋學聯實在荒謬，另一位則悲觀地認為希望不大。姑且先不論兩種說法種較為現實，但他們的觀點至少包含了兩種判斷的標準：一種考慮九樓所謂的整體「性格」和「精神」，另一種則著重個別屆別的同學的演繹。

恕筆者一知半解仍斗膽僭越，如果我們粗略的瞭解八樓的歷史，九樓的判斷——即沒有連結同學，將學運和社運接駁——似乎應作為討論的起點而不是結論，或所謂「摺八樓」理直氣壯的理由。一般標準的香港學運史都會將八九年六四事件作為學運的分水嶺，而八九年界分開的，是關注政府政黨，一呼百應的領袖群眾的政治，和強調社會邊緣弱勢，蹲點參與式的自強政治。八九年後，學生組織中人一方面難以面對中共的赤裸暴力，另一方面對學生組織的地位被新興的政治團體取代，不少人都紛紛到基層團體工作，思索一種（哪怕有妄想成份的）由下而上的自強政治。在九二九三年間，這種思索更開始實體化為學生組織內的反動，在中大，來自學生組織和不屬學生組織的多位同學，因不滿有學生組織中人壟斷學生代表的身份，而同學又麻木冷漠的逆來順受，而出版小報痛罵大學迎新營、中大開放日等校園大型活動。及後的九五九六年間的「同學自主力量」、幹事會歷史性地缺莊等，都被認為是相似思路的進一步演繹。

有點誇張但也是簡化地說，那幾年橫掃學生組織的這場風暴，存在著好幾條戰線：基層草根政治對政府政黨政治的反動、對自己對更大範圍負責任對營營役役不問價值的學生定位的反動、刺激同學自主對學生代表式的學生組織概念的反動等等。這些主題最終都不一定得到妥當解決，但起碼這些懸而未決的難題已經成為了學生組織可以不背起，但卻不會消失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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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樓（全名是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不算太勉強也可說是有份參與建構上述學生運動難題的其中一位腳色，又或者其產物。八樓的會址在彌敦道與弼街交界的金輪大厦，九十年代政府清拆天台屋，不少同學都跑去天台屋幫手，與街坊共進退。金輪大廈的天台屋便是其中一個抗爭的位置。聽當年月份參與的同學說起，不少同學在今天太子始創中心對面，晚上有一對公公婆婆停著手推車賣床單被鋪那裡露宿過一段時間。當時天台屋事件不僅有同學參與，也吸引了社工，政客和大學教授等各有動機的人士。而這些不同的動機也成為事情發展到後來，不同身份但看來都是要對抗政府清拆的參與者又分又合，矛盾叢生的因素。

本文並非主要討論金輪天台屋事件，有興趣者希望多瞭解，可參考由八樓和錄影力量出版的《金輪抗爭》。金輪天台屋事件對本文的重要性，就在於八樓幾乎是該事件的直接產物。八樓現時的會址便是當時其中一個街坊和其他參與者共商對策的地方。而同學從事件中得到的教訓和經驗，如社工的仗著其專業的知識和位置而能行使的權力、政客投機搶位的嘴臉、「幫助」之名內的人際權力關係等，都成了八樓成立的構成零件。換言之，八樓的誕生可說處於學生組織中人反省「傳統」學生組織和其自身的漩渦之中，而天台屋的經驗也為這些反省加進了與社運連結、適逢其會的部份。

換言之，八樓或可以被認為是學運和社運連結的產物，而一直以來，上面提過的價值與目標便像一個偷窺者般令八樓警惕著，也像一個（可能是虛妄空洞的）父親形象般衡量著八樓的所作所為。回到八九樓的爭論，筆者認為失缺同學面向，不起連結學運和社運功能等評價，若並非建基於某種對連結的想像和參考，不僅只有落得口同鼻拗，更現實的是會惹人別有陰謀的聯想。多退幾步，即使所有人都認同現在的八樓根本起不了連結同學和社運，但這觀察又可以支撐起甚麼結論？筆者無意對舉精神／實踐等粗糙對立，畢竟單單以兩者之一作參考判斷的唯一對象，除了自身感覺良好外，根本沒有面對現實問題。為了一屆被認為不成氣候的八樓管委而動刀動槍，是要解決本屆的問題還是要處決一種學運和社運連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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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歷史，經常都會看到散成一地的落差、錯位和荒謬。八樓的成立本是源於當時的同學對傳統組織學生運動的組織概念和實踐異議，今天卻是輪到九樓的同學認為八樓沒有做好本份查找不足。 而今天的八樓和成立之時的八樓是否已是滄海桑田，中間的差別是甚麼，而九樓對八樓的提議，又是否對準著這些變化，或在甚麼意義和目標下較其他方案有效果等等問題，固然都是重要問題，若儘是抽空討論，實在難怪好些論者袖手看好戲之餘，還要大呼過癮，認為學生運動都是窩裡鬥是歷久常新的硬道理。

怒灌

周圍已經籠罩著硝煙，連月光都看不到他還對著夜空怒喝。是有某種空隙召喚著填補——空隙當然是以某種缺失的形式出現，但不要問他是甚麼，他沒有理由要回答。如果喝酒都不可以，除了將字句敲在鍵盤上本身還有甚麼可以補償，當你以為填補的效果是賦與甚麼給空洞，你只能大錯特錯。

空洞的功能是挫敗任何嘗試，如果你視空洞為負面的話。它永遠如拍著翅膀遠飛的蝴蝶一樣誘人。據聞好的啤酒順著半品脫容量的高身玻璃杯壁注滿時，會有一吋還是半吋高的泡沫，這證明了他一向灌的啤酒都是價廉而質劣，也證明十進制教育的失敗。在老俄文中，酒、飲品、水、生命等概念根本沒甚麼清晰區分的語詞能將它們妥當的盛載，十月革命時的列寧甚至一下將幾家著名的老牌釀酒廠以鬥爭的烈度關閉，你能怪姓資的西歐和姓社的波蘭對伏特加的專利虎視眈眈嗎？雖然，他們掌握不了酒的字根學，他們多數也只能對伏特加作為低下階層以酒精溝水作的飲品裝無知。

他怒灌幾天，只是等著連肚中酒蛾都吐出來的一刻，口腔中的蜜香眨眼混和了足以被判死刑的臭氣，幸好還有tom waits的低保真伴奏和沙啞聲線。別問他這是甚麼意思，他大概不會告訴你，他告訴你也不要相信，正如可以再加上去的無限必然自相矛盾，只有作為空洞限制、自相矛盾的無限才真正恰到好處。

獨立音樂

記得早兩年與成班報社老鬼製作《中大四十年》時，有一場所謂論戰，對覺得自己尚在學生運動圈子靠邊的我來說，簡直魅力沒法擋。話說抱一蟹不如一的人古已有之，不知是該報記者自己無事生非，還是的確有種對學生運動發展不滿的普遍怨氣，在大概九二九三年左右的某天明報刊登了一篇前學生運動「領袖」的專訪，專訪中「領袖」大談學生運動如何沈寂。引來一群正在中大搞野搞得興高采烈的同學的激烈反應。大路版的學運記載便以「新舊學生運動」命名由這專訪引出來的辯論和實踐。

昨天梁文道在他自己《蘋果日報》的方格中，談及香港一本傳奇的音樂雜誌《音樂殖民地》（mcb）的停刊，與上文談及的實沒多大直接關係，但穿鑿附會生硬對照一下，再加上小弟剛巧又是在昨天發生的一些小經歷，可能還是挺有趣味的。

梁的文章有觀察很獨到，也是我等一直追讀的小樂迷敢察而不敢言的。《mcb》（梁的文章一直以《音樂殖民地》的名字稱呼該刊物，雖他也有提及mcb這名字。但據筆者憶所及，mcb是回歸後編者正式使用的名字，之前才是叫《音樂殖民地》。編者所考慮的，也的確是回歸後的政治正確問題。如有誤解，請指正。）的文字的確很糟糕，「老是『淒美』來『美感』去那幾招」。讀者敢察而不敢言的原因，是因為抽象的音樂的確難以用文字捕捉，我們看不明白作者對音樂的文字闡釋，我們只會覺得自己道行未夠，未有功力從聲音提煉出文字，當然間或會抱怨「喂阿sin: ned生，你up 乜q」，但這些抱怨一來都是作為令自己可以捱下去將文章讀完的苦口良藥，二來想起不看他／她們還可以看甚麼的時候，便甚麼也看得下了。

其次，梁在文末說，《mcb》是香港的土產文化，能夠支撐十年才結束，更令人唏噓——已他便從這結業事件看到香港。他想說的，是香港文化就是這樣，總有些古靈精怪的人開個古靈精怪的頭，燦爛一會兒，便會因為不同的原因再也守不住。將梁的文章與文首所提的「新舊學運」並排，肯定不是想將「領袖」梁的說法打成一般的見識。只是，可以如何補充梁的說法，才能令我一方面不致於殺出來以死相諫「香港獨立音樂已死！」，另一方面又不會跌進另一陷阱，認為「yeah yeah yeah，世界大把野玩，DiY萬歲！」的勒索之中？

無巧不成話，梁的文章見刊那天，我剛好出席了一場蚊型音樂會，是由阿麥書房辦的新唱片《看不見的城市漫遊》的launch party，舉行的地點是上環的西港城頂樓還是閣樓的habitus（即馬國明早前行其《馬國明在讀甚麼》新書發布會的場地）。唱片大概是由與阿麥書房友好的四個單位（包括阿麥書房的其中一位店員），每人圍繞著旅遊這主題貢獻若干首歌輯綠而成的。上到habitus，旦見一室的參與者，全都青春無敵，與場地的品味配合得滴水不漏。一輪登記、略進小點後，音樂會正式開始。

主觀感覺，以歌論歌，參與單位的音樂好些都浮藻得很。anida和嘉琳明明都說偏愛清新口味，但曲一編起來，背景不是電子絃樂便是風琴，像吹脹了的氣球一樣，體積大而真空。但當然，不論是新晉的獨立單位還是老練的搖滾巨星，對音樂氣氛、旋律的判斷都應比較開放，尤其是獨立手作仔的出品，那些判斷尤其無足輕重。但問題是，我感到的問題是，參與單位都positive得很，或者是positive得過份。與我一同出席的朋友說，一看便知是有錢女有錢仔了。我當然不會不同意這觀察，我有保留的是，這觀察與他們實際做出來的音樂過份甜美，以至甜得令人覺得事有嶢歧這情況能否完全崩塌在一起。我也無意將這個小型音樂會，提升到一個能無間地代表獨立音樂生態的位置，但當對著我們演奏的歌者，儘是表達其少男少女情懷、悲仲夏的過去，作為聽眾的位置，又可以是甚麼？

藍調、搖滾樂等音樂類型全都有其實質而要命的社會根源都已是老掉牙的故事，我們不必凡事都以之作為判斷獨立音樂好與壞的標準——雖然當我讀到有人認為kings of convenience 與belle and sebastian／nick drake的最大分別是前者純粹高唱少男情懷，而後兩者都是以糖衣包裝辛辣的嘲諷時，我差不多感動得涕淚交橫。但問題是，當無論選址、音樂會的包裝宣傳、音樂的風格肉容、以至製作音樂的過程，都彷彿不停的往作為中心的個人／感受去收縮，彷彿與世無爭、（不一定是地理上的）遠走高飛，追求自己的甜美生活，便是基本的典範，這現象又算是甚麼，可以如接收？這樣出來的效果，是否還可以獨立創作為理由躲過去？還是正正是獨立創作，才更有條件思考以至表達這方面的想法？我可以理解現在許多人創作音樂都是由對著書桌上那台電腦開始，但這是否便是令音樂都變很馴服輕省的理由？還是對著電子儀器創作都可以別有洞天？

在唱片的網頁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介紹： 「『漫遊』一詞令人想起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筆下的『漫遊者』(flaneur)形象，一種有別於傳統意義上的旅行經驗。在一個城市漫遊，不是要到城市的旅遊點觀光，而是要從在城市中蹓躂的經驗裡，細味箇中的生活態度，感受城市起落流轉的脈搏。」我不認為必需要飽讀詩書才有資格創作音樂，而flaneur也當然不只是到旅遊點觀光，但既是祭出了本雅明的漫遊者形象，將其內容淘空得太過份，而盡情fit進自己對單子式生活的看法裡，也太過拿來了點吧。

誠然，無何人聽音樂都會有一定程度上的邊界，我也只是上中學大學時偶爾到高山聽rock on、到上環文中捧獨立樂隊場的另一位聽眾而已，完全無法對香港獨立音樂的發展興衰理出一個清晰的圖像。嘮嘮叨叨說一大遍，只是想指出《mcb》的結束不一定代表香港獨立音樂的不再，香港幾百萬人不是不至於不能包容一些篾立創作的音樂人——但要念茲在茲的謹記的是，獨立音樂也不是一張所向無敵的標籤，他／她們活動的生態也不是無可討論的。

《mcb》結業，實在是很可惜，畢竟就如梁話齋：「大家看了袁主編的文章之後未必就能搞懂某個新樂隊到底幹的是甚麼，但至少有興趣去弄張唱片回來自己體驗」。但「自己體驗」的意思，至少也要包括一個體驗者的位置，而不是要無可選擇地處於一個沒有獨立音樂便等如不好，有則皆大歡喜的困局吧。

禁煙

近日有關室內地方全面禁煙的宣傳、新聞、宣傳加新聞、扮新聞的宣傳充斥市面，抽煙的人幾乎已成過街老鼠，無險可守。可能禁煙之議看來真的太晶瑩剔透是非分明，看不到多少除了「吸煙與健康」這主題以外的分析或評論，這篇文章，姑且算是拋磚引玉。

今日的全面禁煙之議查乃是早兩年未竟的大志，兩年前起，店內座位超過六十的食肆已開始要特別劃出四份一座位為非吸煙區，就如事游黨田北俊近來經常掛在口邊的話：大都「在同一天空下」，給另外四份三座位圍著的四份一，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孤零零地給圍噴的措施，實在是荒謬。但一直在事游黨的張生宇人便是當年一夫當關的立法會議員，他所屬的飲食功能界別，對全面禁煙之議當然一步不讓，是以才有吸煙區對非吸煙區三比一這等怪物過渡措施。

在大量文攻武嚇下，今天再提全面禁煙已是大路一條，暢通無阻。政府又附以所謂無煙工作間、報紙又不停報挪威、愛爾蘭等為最早一批全國全面禁煙的國家，似是全世界的國家都瀟灑得如忘記了煙草產品是一直都是政府大量抽稅的產品。那種對抽煙人士盡情污衊的淫穢快感也似是不再需要修飾和掩藏。舉個近日從報章讀到的經典例子，我們便可明白，煙禁不禁是一回事，抽煙的人是否無藥可救塗灰生靈是一回事，但反吸煙是否要走得太過歇斯底里，以至像非將所有煙人士置諸死地呢？

例子是這樣的，早前香港有家「高等學府」為進行了一大型個調查，結果是有四成警員是煙民，當中又有三成三人是從未想過戒煙的。但該三成三人看醫生的次數，卻又較其他人為低。這是很反直觀的——吸煙之所以要反，其中一個流行的說法便是因為吸煙害己害人，破壞健康。但當吸煙不特已，還要從未想過戒煙的人，看醫生的次數竟然是低不是高時，調查又可又何解釋呢？調查的經典解釋是：又煲煙，不未想過戒煙，肯定不會注身體健康，那當然他們不看醫生！

因此，吸煙事實上有害與否，與我們如何（法例上、道德判斷上）對待煙民之間，就算不說可能有著極大的落差，至少也是其實充滿不同的斷裂和可能。要進一步說明這點，看看全面禁煙的建議的邊界便可以了。建議中，除了私人地方（當然這個「私人」在法律中的定義，可能也奇怪而有趣）抽煙，我們只好上竹館或去焗桑拿揼骨好了。要是政府其中一項要宣揚的，是無煙工作間有益身心，那究竟是在食肆、酒吧、茶餐廳、工廠、寫字樓等地方工作的人身體特別高貴、還是在竹館和桑拿浴室工作的人身體特別賤呢？一個比較正路的猜測是前者的牌照的要求比較相似，換言之，即前者場所，即食肆、茶餐廳、酒吧等地方的實際模比較相似，故若要括免任何一類型的場所，必惹爭議；而竹館和桑拿的牌照與前者比較涇渭分明。如此，政府便是從煙民的選擇中賺取其行政方便了，而當中的計算和考慮又多大程度上吸煙與健康的問題相關？

或者更準確的猜測是，對不同場所的顧客的考慮。且原諒小弟的想象力貧乏，相比食肆和酒吧，竹館和桑拿揼骨是誰去的多？多看一兩部《古惑仔》和《無間道》便不問可知了，正如有當侍應的電台聽眾打電話到電台談自己的經歷，說試過請一位客人別在店內吸煙——卻無意中打擾了一位江湖大佬抽煙的雅興，幾百位黑衣大漢旋即趕到，並盡點店中昂貴的食品，大快朵頤後——當然是唔俾錢。以後是否所有食店均要找警員睇場？那便乾脆放竹館和桑拿一條生路好了。當中的盤算又有多少和吸煙與健康相關？在那些場所的工作的職員的健康由誰來保護？對不起，老闆固然理你都傻，向政府求救？不如找黃大仙好了。

記得小時候，政府要管制機鋪，但不知是否自覺無權遞奪小朋友打機的樂趣，都試過將機鋪分為成人場和兒童場——後者或者因為供求問題而慢慢摺埋，而我們一般都習慣理解這是正常現象，沒有充足的有效需求便得自動消失。若將食肆酒吧都作如是處理，出來的效果會否比現在圓潤，我都不敢斷然肯定，但我想至少不能否定的，是別天真得以為禁煙是一個清純無雜質的健康問題。

短訊三則

晚間活動為球隊帶來隱憂，KCUS紀律問題雪上加霜

民間記者 領男

繼萊‧堅上週拗柴，kcus右後防小將法比安奴‧羅倫‧周又因晚上過度操練而宣告腰傷缺陣數週。據球會網頁留言板表示，經軍醫診症後，羅倫‧周証實腰部前端曾多次在短時間衝擊發炮，盤骨過份前後搖動而令雙腿出現麻痺現象。教練於今晨操練後要求羅倫‧周即時停止所有夜間運動。球隊物理治療總監基斯文‧尼爾‧聖地牙哥‧陳接受《太陽週末》訪問時也提到，球隊現時正處水深火熱之中，距離聯賽收o列還有數週，但球隊內部卻接二連三出現傷患消息，萊‧堅的腳傷本來已令領隊非常頭痛，如果因為羅倫‧周的私生活影響球隊的表現，最後未能殺入明年歐洲賽事，他將要負上所有責任。雖然羅倫‧周正在接受一步治療，但軍醫似乎對他的傷勢並不樂觀，如果羅倫‧周需要休息多於一週，球會管理層將不排除將他免費轉會到同市球會花墟老柴。

距離轉會市場重新開放還有兩天，有傳聞KCUS的球探正與阿仙奴年青小將荷狄以及查爾頓的保加利亞國腳基斯舒夫接觸，希望盡快覓得適合球員替補羅倫‧周的位置。而KCUS經已在網頁發出本週正選陣容，守門員法蘭‧鏘將單天保至尊串打後防，球隊將會排出一三三迎戰花墟老柴。另一方面，羅倫‧周的受傷的消息傳出後，本週馬會足彩KCUS對花墟老柴的波盤也宣告取消，原定的六寶半將改為五寶半，而KUCS單拖勝出的波膽也由1.2跌至0.32，東方日報的黃興貴認為波迷一於「趁佢病羅佢命」，今週不防冷吼KUCS 7:0，一於在新年贏馬番馬會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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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意念雖好 考證功夫致命

民間記者 阿野

老油條式的記者筆法與波盤式語言的雜交，無疑為讀者帶來一定程度的新鮮感，但過渡的速度和節奏仍有待揣摩。除此之外，民間記者計劃若要成功，事實的考證問題仍然最令人憂慮。

當時人羅倫‧周指出﹐其腰背的傷患之主因，非為過度晚間活動，實因為上周某夜在宿舍睡覺時，被其同袍以其黃金右腳踢下床，結果該晚當其陳性同袍高床軟枕呼呼大睡之同時，羅倫周則地氣盡吸，寒冷終夜。而羅倫周讀罷領男的報導後，聲言不排除採取法律行動。根據香港《簡易治罪條例》，任何人老屈別人夜間活動過頻，將被判處「兩粒鐘任do見血」，不得保釋緩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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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US戰績下滑 陣容重整勢在必行

萊‧堅

被本地多位球壇名宿，如許寶強(PK)、葉蔭聰(聰頭)等寄予厚望的KCUS，季初在主場花墟球場曾有良好表現。憑著年輕拼搏，以死守突擊戰術，於多場重要的跟隊賽事中，都能在劣勢下反勝老柴聯盟(簡稱柴聯)、弱雞兵團(因身穿藍衣而被稱為藍軍)等強隊。然而，隨著步入季中，聖誕假期前後，球隊戰績卻忽然急速下滑。進攻單調欠板斧、過份倚賴重心球員、勇於急攻而忽略控制比賽節奏、基本技術有待提昇等弱點亦相繼浮現。

近日更有報導引述球隊內部人仕透露，球隊紀律欠佳，部分球員私生活不檢點，導致狀態低落，甚至動輒受傷，是不濟的主因。雖馬上引來另一位球隊內部人仕公開反駁，直斥報導不實，但至少已反映了軍心不穩，球員私下互相指責。除非在短期內進行一次晚間緊急危機應變會議暨夜飲飯局，讓球員充分溝通和了解各自的角色，並重新調整戰術部署，否則被喻為新世紀本地球壇最後一絲希望的KCUS要谷底反彈，又談何容易。

功夫之聊勝於無

記得有一次到澳門，在一家頗有名氣的茶水檔吃著其馳名的豬扒包，旁邊坐了一枱男男女女老老幼幼。他們的談話內容無意的瀉過來了筆者那邊，本來無心偷聽，但他們談的竟是王家衛的電影，筆者不禁將注意力從嘴唇邊的豬扒包轉移到他們的對話中。當中有一位男士說，「王家衛的電影不外乎是拍給外國人看而矣」，其親友中不少都拍手叫好，忘我附和。

聽到這裡筆者才發現，「拍電影給外國人看」，原來已不僅是在學院中大談東方主義、後殖民論述的學者墨客談論電影時的專門語言，還已經是一種登堂入室、閒話家常時也會動用到的判斷電影的標準。而不問可知，拍給外國人看的電影所意味的，便是各種各樣的早已為外國人愛戴的「異國風情」和刻板典型，

曾幾何時，只有張藝謀、陳凱歌等所謂中國第五代導演，又或是香港的王家衛等的「藝術電影」，才有資格承受「拍電影給外國人看」、「為外國的電影節拍電影」等批評，說不定這些批評還能刺激出某種被虐的快感——罵的固然感覺良好，被罵的也是高潮迭起。周星馳的電影？不受盡低俗無聊等指責已是皇恩浩蕩了。但滄海桑田，自從《少林足球》開始，已有評論者說周星馳的電影，透過在國內取景、減少廣東話對白的笑位，刻意淡化其土產等色和香港身份，現在的《功夫》還要是哥倫比亞這家跨國電影公司投資的作品——足令上述的指責已不是「藝術電影」的專利了，而是幾乎所有大規模公映的非荷理活電影都走避不及的咒語。

我們當然可以電影的故事、對白、場景等文本內容判斷這些指責是否合理（到底，片中失去星爺電影廣東話對白的慣常神采、袁和平的matrix式動作特技、七十二家房客式的場景，除了擂台外沒有任何展現其複雜的社會關係、人際關係的餘地等，都是礙眼得有點過份），但有趣的是，對《功夫》的另一種流行理解卻是這是一非常屬於「周星馳」的電影，充滿了他對功夫電影的記憶、他對舊時香港的想象、對他來說很深刻的符號的作品。簡單來說，《功夫》便是周星馳心目中的功夫世界，或是他對功夫世界的狂想曲。一切看不明，說不通的地方，不要緊，入星爺數好了。

除了不少論者都持《功夫》是周星馳的功夫世界觀的反映，電影上畫前，周星馳夥同文化研究學者大談他自己的從影歷程、創作心得等，不也是將他從一位純粹在無數大收特收的笑片中粉墨登場的喜劇演員，清清楚楚地提升到一位有自我、有個性的電影作者的一些marketing動作嗎？當然不是說周星馳給論者不合理地抬舉了，只是有多少周星馳的電影，並不存在那種小人物符碌走運成了偉人的狂想曲式世界觀？周星馳是否真的到了最近的兩三套電影，才開始注入他自己的想法？還是若不強調其電影作者身份，星爺的電影便會給淹沒在全球的流通中？當中是涉及一種因為marketing需要的論述轉化，還是看來與論述相對的「實質內容」的「進步」和「成長」？

由給電影籠罩的簡單演員到自成一格的喜劇泰斗，與及環繞《功夫》的兩種說法——一是收跨國公司資金拍給外國人看的電影，二是電影演活了周星馳的個人功夫世界——是巧合的矛盾對立，還是其實唇亡齒寒缺一不可？星爺迷（包括筆者）當然可痛星爺的墮落，但從電影的整套生產和推銷過程看全球和地方複雜辯證的關係，我們還是可以阿q地找到點趣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