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途上我覓理想

一個普通人如何可以成為談論的對象，哲學程度直逼「有雞先還是蛋先」。

驟眼看，普通人不過特質特徵與人無異者；所謂談論，或談論vs不可能談論之分野，就是構成語言的差異能否有效的map在言說的對象。最低消費就是亦步亦趨地辨別某人某事的輪廓。弔詭之處顯然易見：如談論對象的「特徵」，是與許多人共享的，所謂「一個普通人」這個單位，就無可挽回地溶解在前仆後繼的同類中。「個別」和「普遍」這對概念，據說就是因而天各一方水火不容。

這問題似乎不著邊際，但在近2、30年全球資本主義高奏凱歌這背景下，如何思考轉變甚至革命的可能性，卻是進步的思想界及社會力量生死悠關的大問題。不同前提不同預期不同判斷的辯論前線，是旺盛的生命力和死水一樣的僵局共種的一朵兩生花。若果再扯進一個並不驚天動地的日本男生，事情又會變成怎樣？

他叫樋口拓郎，是我們洞爺七犬去年七月在北海道反八國峰會行動中認識的一個男生。年輕時在英國遊學了一年，回國後便由機械工程轉系到社會學，專攻反全化社會運動，廿六歲的他已是一名博士生。他又高又瘦，幾乎可稱木納，但其實三番四次與他碰面的場合，也是他閉著氣挺出來，在世界各地向一班與他素未謀面的行動者宣傳和號召參與各種社會行動的場合。

如果這仍是他「與別不同」的特徵，如果「個別」和「普遍」的對舉仍是金槍不倒穩如泰山，讓我們傾斜觀看這個對立的別個模式。

拓郎巡迴各地推銷社運外，他另一重身份卻是推動樸素到極的食物運動。嗜煮食的拓郎，（所到之處，他都以集體煮食作聯宜交流）和朋友在東京組織食物合作社，到處收集朱門外的酒肉，烹調成廉價的食物供應遊行示威等社會行動時參與者的飽肚需要。他們要在東京成立社區廚房，張羅有機食物的供應及一班食物同志，定期聚會，在煮食和供應食物的國度中達至各盡所長各取所需。他們的理念淺白得像絕對的真理：你可以不信神，你可以認為政治污穢，但你不能不吃飯。從尊重個人的參與和享受出發，達到一個人類普遍的層次，四両撥千斤。

事實上，雖然他為不同的社會運動，向各地三尖八角的行動者奔走呼籲，胸有成竹理想國似乎只是時辰未到；然而，他卻絕非真理在手自我感覺良好。他參與社會運動的緣由，是這種的最好註腳：拓郎的父親是一個爭取殘疾人士權益的行動者，主張和平，參與反戰反對成田機場擴張。回到家庭這個疑幻似真的「私領域」，他嗜杯中物，酒過三巡還會動手動腳。父親這種矛盾和缺陷存在，成了拓郎對社會行動者的觀念中一個根本的問號。問號並不靜態，而是兇猛的旋渦，搞運動也就不是每星期花五元做善事，同時也是解決自己構成性的問題。

換言之，社會如何變革，與行動者在運動過程中的歷練和成長，於他是共時的並行探索。陰差陽錯，極端的自我經驗和脈絡，與對社會改革的普遍主張，又在實踐的維度上夾纏不清。當代社會理論對於所謂革命主體屬個別抑或普遍爭論不休，拓郎這個活著的例子，舉出來不是要說他是梅花樁高手，只此一家把殊死鬥爭的理論問題輕巧避過。他想搞的運動，目標是把要吃東西的人都包攬在內，已是叫人滴汗的野心；流行理論中悖論矛盾的概念，在他的實踐中兩茫烟水相濡以沬，在極端的個別中閃出一道普遍的靈光，真箇心曠神怡。

拓郎一月路過香港，臨走前一晚，還有小風波一個：一天工作完結，倦得只想怒灌幾罐迷糊睡去，啤酒還未命出來就收到朋友電話，說拓郎對小弟制作關於他的短片的放映有些事要討論。立即有如阿圖塞說一個路人在街上被警察叫停，情景就有如一個有公民身份的個體被國家截停。用個術語一點的講叫，這叫interpellation。關於所謂紀錄片的倫理、拍攝者和被拍者的關係（包括拍攝的時候和放映階段等），一串問題立即如聽到號角聲的老兵列隊敬禮。

見面後，原來又係估佢唔到。不錯他是說片子要是在日本放，放給他的同志看，他會有點猶豫。畢竟日本的社會及文化環境也是少有把自己的內心披露，即使搞社會的人已算是勇於為世不容朗聲說自己意見，家庭和出身等也不能說是同志間的熱門話題。筆者願意相信他的猶豫不是相反的暗示，而是他一方面的確有興趣聽聽其他朋友對片子和片子裡的他的意見，另一方面是他也不見得完全服膺日本如此所謂的習慣或傳統的取向。

穿鑿附會的話，這又是個別的「真理」從來都是深入在要排斥它的普遍中的一個例子——但這樣說絕對是無聊到極。到底，拓郎路過香港，其實是為了他的博士論文研究，研究「行動者是怎樣煉成的」，這個看似抽象的問題，對日本社會的implication還深哩。聽過hikicomori沒有？這種日本現象就是被縱橫交錯顛三倒四的文化價值觀詮釋得水洗不清：鎖自己在家看漫畫是對世界的拒絕還是純內向自閉？叫他適應社會努力工作？這是個不能自控的「精神問題」，還是有意識的反社會行為？他們需要純論述上的重新評價，還是動員組織上的參考？

他未必會對我這樣看他，這樣把他錯置到我有興趣的問題表示興趣或認同，反之亦然（其實是有的！！！）。但這也許不緊要，把問題開展在還未知答案的領域，叫生命力，叫僵局的盡處。

開心買鞋，唔開心又買鞋

世界太混亂，空氣令我頭暈。貼下相，wai wai 自拍王，沒光圈沒快門，一卷200度菲林加聽天由命。

加送一首好得沒話說的歌：


《老劉》，美好藥店

歌的故事，看這裡。別給頭十幾秒嚇怕了。不是你品味有問題，我的也沒有，那是強迫的廣告。

缺席的在場

西九今天可能人人都聽過，西九由填海而來也屬常識。但被填平了的「海」，在填之前又是怎樣的光景？有過甚麼故事呢？

上星期日，30年前爭取油麻地艇戶集體上樓的一班艇戶及其支持者，舉辦了一整天的回顧活動，包括他她們當年抗爭和生活現場的導賞、影片照片分享及討論。其實當年油麻地的避風塘，範圍大約由大角咀以南一直伸至大約佐敦道以北，大約就是人人瑯瑯上口的西九的範圍。

在渡船街一帶，當年的艇戶述說艇上的生活，如何落艇上岸、哪隻艇上有甘神父辦的免費補習班、艇戶的食水如何供應、艇戶小朋友如何借身份證在工廠當童工等。說到爭取上樓的抗爭時，張開的關係網則更大。避風塘旁的大角咀沙崙學校校長，趁暑假學生都不上課，開放校舍讓艇戶在颱風其間暫住；79年1月7日的大規模拘捕事件刺激起社會各界，爭取改革當時鉗制公民自由表達意見的《公安條例》；還有同年颱風其間經典的佔據事件：艇戶佔領已經丟空的漆咸道軍營達一兩星期之久。

意大利作家卡爾維洛說過，城市如一塊海綿將所有事情吸收，描述一個城市需要包括這些被吸收了的過去。然而，城市自己並不會主動的把過去和盤托出，而是有如掌心的縐紋，銘刻在街角、舊窗的窗框、樓梯的欄杆——在所有耗損、凹陷和日久變形中。

胡亂引申，卡爾維洛其實說，城市本身就是一個的歷史博物館，發生過的事情各以其方式，成為館內的一件哪怕極隱形的館藏。卡氏的說法較諸香港的情況，卻未免顯得有點浪漫。如果油麻地避風塘真是紀錄抗爭的展覽館，這個展覽的主題會是爭取公民權、居住權等重要的主題，只是相關的展品都被政府系統性的規劃埋到一望無際的屏風樓的地基下。

齊澤克說過，在結構語言學裡，差異的結構決定特定signified的signifier。若然有一個特定的signifed，以純然的缺席表示，與以某一特定的signifier來表示沒有分別，當然有很多假設和前提在此說了也沒意義。簡單一點說，就是安東尼奧尼的blow up，相片中那不存在的死屍及網球，正是因為其是否死屍或是否網球，也不礙電影的推進，齊澤克的論斷當可由此理解。在香港的情況，以若以其實際已消失或不在場作為標示的線索，不知是否理論上或想法上的進步，但肯定的是，說激進，所謂保育人士如怎比得上所到之處寸草不生的發展商。

實物現場固然已面目全非，但不過30年罷，事件在今天已像是幾乎徹底不存在——這本身就已相當驚人。如何透過累積和書寫歷史來建立本地社會運動的身份、社會觀、連結及策略，仍是個遠未完成的計劃。

後話：這標題應該不比在報紙登的那個版本尻，報紙那個就自以為配合，這個就自以為抽象。我是知的，乾杯！

in him (more than himself)

不知是誰開了個蛋頭說法，說甚麼香港自七十年代麥理浩當家以來，香港人人機會平等經濟欣欣向榮安居樂業以港為家下刪一千肉麻屁話。彷彿香港有了九年免費教育消費者委員會廉政公署公共房屋後便成了地球人不甘後人要搶先試住的樂土。如此這般的三四十年，香港人連常識都遭勒索。先別要指控我一竹篙打一船人，誰在船上誰是打手誰說得清楚。

上星期天油麻地艇戶抗爭三十周年，席上記不起誰說，當年遊行示威舉牌也算是家常便飯，天曉得警察會在隧道口家旅游巴攔下來，並以非會集會拘捕檢控車上的七十多人。天呀坐在車上都算集會地鐵每天坐上百萬人次難怪香港是示威之都。無論如何這故事教訓我們，訴求不是發向一篤被動的臭屎，那篤臭屎隨時狂性大發陰毒反擊，兩者的關係叫對抗性，嚴重的叫敵對。政府是壓迫的當權者只懂鎮壓，大量因統治而起尚未算清的社會爛賬，我想是當時的常識。

但就是那個甚麼第二代人的幻覺，以為自己well off了世界就真的他媽的溫柔起來，連警察都變成了憑傲氣的硬漢子，《大哥成》裡對警察的相反假設、《公僕》裡對警察維持正義的猶豫、《龍虎風雲》裡對邁向科層現代體制的警隊的不安燥動，怎麼都一下給掃進床下底，彷彿甚麼都沒有發生。政府這碼東西，在一片震天的吶喊助威下，由在意識中明確得極致的對立面，神不知鬼不覺地轉型為任何社會政治經濟矛盾的中立仲裁。別說今天國歌瑯瑯上口的小孩子，就連年未過三十的我也曾天真的認為，政府就算不是好人，至少亦不是動輒做架倆的公公，忘情護主或者根本就是為維護注滿自己利益秩序。這就是官民狂歡攜手營造出的新常識，一片歌舞昇平的上揚中，人民和官府（或曰狗官，順馨語）的對抗性不是被定為不存在，便是錯的每每是刁民。眼所見的就是秩序，還要是需要維護的秩序。

法國史佬布羅岱爾所提倡的long duree，在香港這事例中難免展露洞見。他說當歷史研究的趨勢都像趁壚般湧到研究個別事件時，嚴重的失誤便出現於把時間看成一條單一的箭咀，事件只是散落在這條苦悶的時間線的個別元索。他提出的是時間能否有別的尺度？周期能否是某種研究的單位？研究長時段的變與不變是否比純真無邪地假定推陳會出新後浪會推前浪更有啟發性？當所有人前仆繼地要以正史的書寫確立自己的掘起及雄霸是合理和進步的同時，先不說如甚麼堅尼系數直插雲頂，五十年不變對原有秩序的維護的災難性果，把香港說得機會平等開放的人是否真的無知還是還覺得對得起良心？

其實我也可能說得不準確，往日的非法集會指控，不知甚麼時候已悄悄的滑向一條更大含混性的襲警罪。這過渡的淵源有待法學史家考證，但後者表面上政治含金量較低是鐵一般的事實，畢竟公安條例是殖民地政府為搞定左仔而立的高規格法例，把一介爭普選的良好市民與六七的所謂「左仔」齊名，也不知是左派會不服還是馮炳德會自問不及規格。無論如何警察有兩厘米的瘀傷法官便表述為不能說是不輕的傷勢，我們高薪養的公僕甚麼時候變成安安和佳佳了，兩天病假加八千元賠償，我還是第一次覺得公職人員減薪是大快人心。

這難道不是心理分析向來關注所謂的「凝視」嗎。簡單來說，凝視不是簡單的專注看，而是涉及看見某些平常看不到的東西。任何秩序都有個虛位，這個虛位包裹著既有秩序的矛盾及混亂，並以某種無意義的小物件作為載體出現，其功能是維持這本身弱不禁風的秩序的穩定性。這小物件一般不起眼，需要所謂looking awry才看得見，看見它，意義不單是接駁上這小物件向你拋出的反凝視，更是連帶直面了這小物件包含的秩序中的混亂及矛盾。換言之，被召喚是有効凝視的可能性條件。

也就是說，若你就相信香港真的機會平等十桶金等你拎返屋企，警權問題在香港陰魂不散這個小污洂就永遠不會進入你的雷達；反個頭來講，那個由七十代為中心的香港故事，統治者打壓追求社會變革者的手段五十年不變這些則完全拋諸腦後，才能維持整個視野裡只有北京倫敦角力和經濟繁榮。我們也因而被剝奪對警權維持警剔的社會條件和權利。斗膽假設，不了解香港社會對警察的「常識」的詭異轉化，談論警權問題就必定是概念的抽象的。如果齊澤克有幸光臨香港，警權這個objet petit a，之於殖民地到今天所有特別行政區的面貌，大概足以讓他來個心理分析加殖民情狀的盡情crossover。

我不懂寫信，勉強寫出來也恐怕乾澀無味，但實牙實齒的憤怒卻是如假包換的一大腔。憤怒的不單是個別法官的個別判決，扯到流行的香港故事，怕是扯遠了，只是這兩年的事情針對性至此，我只期望真真切切的關於香港的大辯論能藉此助跑起飛，以及好朋友能儘快渡過這他媽的十三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