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11.09

超越抗爭的菜園主體——短論《鐵怒沿線》

看社運電影節的《鐵怒沿線》,感受良多。電影一改印象中社運電影的行動作風,遊行示威、官員對峙的場面不多,更多是村民們認為是沒甚麼大不了的閒話家常,向持攝影機的陳彥楷和其他支援組朋友介紹他們各自的田地、有甚麼農作物、不同品種有甚麼功效、可以如何烹調,也有高媽媽以八十多歲高齡在元朗街頭健步如飛地拖著兩個紅白藍擺賣,應付麥記職員和食環人員,當然還有向其「顧客」傳授各種資訊等。換言之,在風風火火的反高鐵保菜園運動中,《鐵怒沿線》的制作人向觀眾呈現了一幅表面上風馬牛不相及、甚至說毫無抗爭性的菜園村民風。

但真是風馬牛不相及嗎?當然,飽讀理論朋友或者會有另一種批評:是否我們城市人特別鐘情於田園生活的「異國風情」?無用說,菜園村的環境得天獨厚,天特別藍,草也特別青,顏色大概不用在電腦苦心孤詣地調校,已令村的環境羡煞旁人。但筆者想說的,倒是別的。

菜園村屹今的問題,究竟在哪裡?是村子要擴建,蓄阻擋一班要四十八分鐘就由西九直達廣州外圍的貴人嗎?是村民與政府糾纏於賠償問題嗎?恐怕都不是,菜園村是一條要不是政府大張旗鼓建鐵路,也不會有人認識、自給自足的蚊型農村而已。要不是政府始作俑者,菜園村幹嗎要按奈不住抗爭?換言之,若認為菜園村要替自己辯護、要展現政府的沬黑打擊手段,甚至如何理直氣裝地向政府痛陳政府不是,都是捲進了政府所設的泥漿了。村民各人的田地,各自的農作物,高媽媽簡短而自信的務農生涯自述,就是無法摧毀的理由。需要解釋、需要為其指控提出理據的是政府,與及所有即將投票贊成政府方案的議員,無論其選區是否菜園村所屬選區。

也換言之,《鐵路沿線》的制作者,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以一套極度靜態的電影,向觀眾展示了筆者認為最具攻擊性的態度。不問可知高鐵除了菜園村還有千萬般問題,但對不起,菜園村本身並不玩政府那場遊戲,村民的歷史、知識和生活形態並不是為了與政府對立而存在,故也不是政府的抹黑和其他手段可以打擊的——當然前提是需要有如《鐵路沿線》之類的紀錄片,以冷靜和真誠的眼光,不浮誇不挑釁地讓村民表示其作為主體(而不是政府的對立面)的面貌。菜園村關注組高春香的媽媽,高媽媽對其農作物及其務農生涯自信的述說,就是甚麼為之主體的最佳說明。老套一點也要說,從影像及敘事策略上,《鐵路沿線》可稱耳目一新。

社運電影節的兩場《鐵路沿線》均已結束,有興趣自組小型放映的,可聯絡社運電影節朋友smff@riseup.net。阿邊個的評論可見這裡。另最新消息:上海街404號活化廳,將於十一月廿七日晚七點半加開一場。

但也要再說一次,一條廣深港高速鐵路,其實是一個潘朵拉的盒子(據說更精準的應為寬口罈)。不揭開尤自可,一揭開就全是香港各式各樣的頑疾惡、殘民自肥的勾當和赤裸裸的暴力。不是麼?農業問題、原居民散村的分殊待遇、落地生根的老人的生活習慣文化、土地規劃不民主、機建項目的炫耀性浪費、西九的發展問題、大角咀等舊區的私有財產權利、立法會議員的利益瓜葛、官場的獨斷作風、香港之於珠三角的文化及經濟定位等,餘不一一。幾乎無所不包的問題,將香港穩定有序的外表,無情的撕開:原來香港社會一直以來的「平衡」,不僅脆弱不堪,更需要先制造後掩飾大量不公不義。

現在不僅受影響的村民、鐵路沿線受影響的街坊己組織起來,廿多個民間組織亦己聚合起來組成大聯盟,大專界同學亦組成了「大力菜」(大專力撐菜園聯盟),學界、專業人士亦舉辦論壇回應,還近六百個已放不下平靜書桌的文化人聯署反高鐵,抗議唐英人以「文化」之名拆家園建鐵路。聯署行動尚未完結,希望聯署者請將名字和資料傳給「社區文化關注」統籌區國權先生 keithauau@gmail.com。

人在城市總得佔多少物理空間、總對城市的將來有多少想像、甚至可能有些少稅要納、有些物業受制於法律制度,高鐵就是一條要在所有戰線把香港人推向耐性極限的惡棍。來來來,呼朋喚友,十一月廿九號,推倒高鐵!

行動詳情

反高鐵停撥款大遊行詳情

主辦: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
大聯盟成員:慢慢發行動組、街坊工友服務處、社區發展陣線、社區文化關注、正言匯社、關注綜援檢討聯盟、石崗菜園村關注組、菜園村支援組、香港理工大學關社組、大專力撐菜園村聯盟、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批判地理學會......正邀請更多團體加入


日期:29/11/09(日)
集合時間:下午2:00
集合地點:銅鑼灣東角道(崇光百貨門外)
路線:銅鑼灣崇光百貨 → 軒尼詩道 → 中環﹝地點容後公布﹞
聯絡:25603865﹝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參與形式:參加者可帶備自己的單車、BB車、手推車、小販車、板車、輪椅、11號車(人行),不同形式,展現城市慢慢發展的理念。

大會建議參加者穿綠色衫。

20.11.09

溜走的激情 ——八十年代是句號抑或問號?

湯禎兆在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最新出版的《溜走的激情——80年代香港電影》的文章〈青春與秩序的角力〉裡提到,《公僕》(李修賢,1984)及《邊緣人》(章國明,1981)等八十年代初的電影裡,年成人要回復遭遇危機的秩序,往往需要以毀滅及淹沒年青人的蠻勁及挑戰為代價。類似的格局即使在近年還是如咀咒般徘徊,《烈日當空》(麥曦茵,2008),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嗎?幾個與社會格格不入的中學生,一個外強中幹的成年人世界,童叟無欺的苦悶。一番碰撞後死的死,做回乖仔的做回乖仔,水過不留痕甚麼都沒發生。強作比較的話,《烈日當空》的成年人秩序恐怕回復得太輕巧順滑合理,幾乎毫無代價地把青春的燥動徹底吸納。在千禧也快過十年時,要麼是導演一廂情願認為成人世界真有如此能耐,要麼就是世界已是徹底的苦悶沒出路,只能非理性地寄望奇蹟。

如此的苦悶,現實生活裡更非沒迴響。今年三月起,筆者與幾個朋友定期舉辦豆泥放映,選播的大都是八十年代初幾年被稱為「香港電影新浪潮」的作品。隔個星期二晚,少則十多人,多至四十人不等的觀眾就聚會看片,九十分鐘的電影另加映後討論個多小時,然後吃飯宵夜吹水至深宵。一班二、三十歲的人就如此將時間投注在一堆老港產片上——一批片源其實不特別難找,但自己未必會主動找來看,一看卻可以天南地北無邊吹水的港產片:文本、現實、歷、形勢、社會、政治、電影藝術、將來、出路,聊極不完。

未辦之前還在戰競,怕被認為是三數阿貓阿狗的個別「懷舊」癖。容筆者大膽推論,參與的年輕觀眾討論時展現的熱烈及著緊,興許是因為以相隔三十年的眼光來回顧這些新浪潮電影,能夠切中香港及自身當今面對的某些社會文化歷史死結。這樣說並不意味將當年的導演靈異化為先知,幾十年前已預視了往後香港的問題並提供解決方案,而是思考自身,思考自身所處的社會環境,文化資源是必不可少的,哪怕這些文化資源是所謂已失敗、沒落、過時的一現曇花。當年一句常用的對白:「冇野諗,咪拗份老襯」(大意指「沒甚麼理想,惟有浪擲青春幹份苦悶的工作」)。不敢誇大參與者的「代表性」,顯然大家都不希望如此,但在此時此刻乾枯的香港,面對排山倒海的合拍片,可以怎樣安身立命?


尚未閉檔的八十年代

在這意義下,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剛出版的《溜走的激情——80年代香港電影》,便顯得當時得令。當然每個所謂年代都以其獨特性而被定義及論述,對八十年代香港的認識迄今仍然是明顯地含混和斷裂:政治及社會空間因前途問題及六四解放軍屠城而猛收縮,文化娛樂空間卻是紫醉金迷開到糜爛。文化及政治斷非截然二分,而總是千絲萬縷關係糾纏。表面上各走極端,但其之間的關係、歷程恐怕未必是簡化的「末世狂歡」便可以完全解釋。政治表面上是橫衝直撞勢不可擋,則文化娛樂是配合是猶豫是反抗還是沉默?

以目前論著的數量及質量而言,兩者關係的懸空部份,遠遠超出已有明確答案的部份。曾被認為是替香港電影打出新江山的新浪潮電影,與及緊接的八十年代港產片黃金時期,對電影工業本身,以至香港人的集體意識又扮演了甚麼角色?正如編者家明所指出,流行看法裡的八十年代香港,往往失諸簡化流於情緒宣示:要麼是好幾年前cookies《心急人上》式的嘲弄,要麼便如何韻詩《你是八十年代》式的「膜拜」,不是「老套」便是「美好」。深耕上述問題,應可以為對八十年代的流行看法的困局提出某些新的視角。

除了上文引述的湯文,書中幾篇文章筆者均相當值得討論:陳嘉銘的〈被消滅的八十年代——八十年代香港電影類型的消亡〉提出了要了解香港八十年代香港電影浪奔浪流的種各類型及次類型,便需要認識香港社會、政治環境的變遷,因為荷理活的電影類型並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鳯毛的〈「新浪潮」的影評風〉從考察當年影評人甚麼準則衡量新浪潮電影成就的偽矛盾,過渡到揭示出影評的作用,應為揭露出電影如何介入電影圈以至香港社會的現狀。換言之,所謂「成敗」不足以論英雄,新浪潮各式未竟之志,才是尚未完全挖掘的寶藏。

翁子光的〈「港男」的蛹——追溯八十年年喜劇的男性形象〉問了一個問題,近日沸沸揚揚的「港男」討論,其歷史形構能否在八十年代的不同類型港產片的的男主角形象塑造中,編織出某條線索?這條線索又跟電影工業及社會環境經濟條件的變遷有沒關係?還有張偉雄的〈美麗潮汐——就是夏汶汐〉,以主要活踴於八十年代美艷不可方物的女星夏汶汐為考察對像,以其所演過的角色譜出一道對性別角色以至倫常規範的光譜,換言之也就是一筆又一筆以電影探索社會無意識界線的記錄。

從社會、政治等面向討論電影當然不一定最有意義,但電影作為某種社會產物及實踐是難以否定的。上述文章主題、方法、對象有異,各自的觀點更應該繼續深化討論,其共通點卻是示範了以社會歷史視野,立足於電影及相關的評論活動,打開某些線索,問題化了理所當然的社會,也問題化了理所當然的電影,把八十年代還原為一個有待探索、接駁著更早的過去及今天和將來的對像,而不是已經「完成式」地置放在歷史貨倉裡的某一死物。


另一意義的寫實,另一意義的將來

波赫士曾經寫過一則名為〈埃瑪‧宗茲〉的短篇,故事是這樣的:埃瑪抓起電話報警,說工廠經理把她召來想了解工廠罷工的情況,見面後卻侵犯了她,出於自衛理由埃瑪把經理幹掉了。這個版本的死亡是虛構的,但所有人竟然都深信不疑。

人們的誤信,是有如此基礎的:某天埃瑪被告知在遠方的爸爸服過量安眠藥去世了,想起爸爸被工廠經理冤枉盜取工廠公款,走避巴西還要自殺收場,埃瑪不禁先胃痛腿軟,繼而下定決心要為爸爸報仇。儘管埃瑪所供稱的版本內,人名、時間等都是虛構,人們還是被她千真萬確的聲調、羞怒、憎恨籠罩下,甚麼都變得可信。換言之,人們不是愚蠢得被她虛構的內容瞞騙了,而是埃瑪可憐的真實生活經驗太強勢,避無可避地在她的話中留下烙印,無論她說的話如何極端或天馬行空。

這難道不就是統統哪怕是虛構出來的電影,其不同程度的寫實性的終極基礎嗎?沒人會愚蠢得誤認電影就是現實世界,但若因此就走到另一極端指兩者根本亳無關係,或電影只反映及說明現實,恐怕就有如自斷雙手,堵截了對電影和社會/歷史之間關係的思考可能。換言之,問題並不是電影是否真實或是否反映社會及歷史,恰好相反,電影如何回應干預介入社會,以至在甚麼條件下,作為行動的電影成功或失敗,才是以非戀物及懷舊地考察電影史的進步方法。

資深影評人及電影工作者陳耀成,當年以「過去的希望」為主題,論述新浪潮年代重要編劇陳韻文,思考香港電影新浪潮、八十年代香港電影的「光輝」。他強調的不是願望「落空」那部份,而是謙稱為了找尋「對未來某種可能的投射」及「從歷找中尋找啟示」。同樣的發問姿態,除了可用諸討論陳韻文,難道不是同樣適用於八十年代香港電影?與期因為八十年代已經過去而替「溜走的激情」加上句號,繼續考掘八十年代之於電影行業以至香港集體身份意識的意義,將「溜走的激情」狠狠地逆轉成問題,難道不是更加恰當?

11.11.09

[節譯]齊澤克:柏林圍牆之倒塌二十年

(原刊十一月九日the new york times

今天是柏林圍牆倒下的二十周年紀念。在這反思的時節,許多人都強調當年事件近乎奇蹟的性質:夢想終於實現了,一眾共產政權像骨牌般倒得一塌糊塗,早幾個月還完全不能想像的情況,旦夕間便發生。在波蘭,誰又能想像會有自由選舉,誰又能想像萊赫‧華勒沙(前團結工會的領袖)能真的當上總統?

可惜,接手的資本主義民主現實,卻將絲絨革命朦朧的神聖無情地吹散。人民以不同方式發洩其理直氣壯的失望:有些人表達他們對共產主義年代的美好日子的鄉愁;右派則發動民族主義的民粹運動;更新近的,則表達為遲來的反共妄想症。

比較有趣的是近年於匈牙利及斯洛文尼亞等國家復辟的反共浪潮。二零零六年秋天,反對執政社會黨的大型示威把匈牙利折騰了好幾星期。反對者把經濟危機,歸結為因為執政的是共產黨的承繼人。雖然國家的領袖乃是民主選舉產生,但示威者否認其統治的合法性。尤有甚者,當警察出動回復市面秩序,有論者則把情況比喻為一九五六年的蘇聯軍隊鎮壓反共叛亂。這浪反共的恐慌,甚至慢延到符號領域。二零零八年六月,立陶宛立法禁止公開展示鎚子和鐮刀等共產主義像徵,連蘇維埃國歌也在禁止之列。二零零九年四月,波蘭政府建議將對極權主義宣傳的禁制,延伸到共產主義的書刊,衣服等其他物品:不要穿哲古華拉的tee,隨時拉得。

在斯洛文尼亞,難怪民粹的右派對左派最大的攻擊,就是舊共產政權的「殘餘勢力」。如此令人窒息的氣氛裡,任何新形勢和新挑戰都被化約為舊鬥爭的重複,有些極端的說法(不止斯洛文尼亞,有時波蘭都一樣)甚至認為,同志平權運動及墮胎合法化運動,都不是過是邪惡的共產主義意圖令國家道德淪喪的陰謀。


誤認再誤認

反共力量的復辟,究竟是哪裡來的力量?在這些國家,不少年輕人對共產黨統治甚至連基本的記憶都從缺,這批反共「老鬼」何以突然咸魚翻生?這波新興反共力量的回答,一句到尾:如果資本主義真的遠勝社會主義,為甚麼我們今天仍然活得如此可憐?這話的意思是,許多人根本不相信他們已活在資本主義之下,認為他們並未享受到真正的民主,他們有的不過是騙人的面具。變天前的邪惡力量仍然把扯線公仔的線牢牢地拿著,一小撮前共產黨員偽裝成新的資本家及管理層。換言之,鐵幕倒下是假的,所以需要另一次起義,革命必需重複。

這批遲來的反共分子未能洞悉的,其實是他們對當下社會的印象,與哪怕是最傳統的左派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印象,竟然不謀而合:形式民主遮蔽了政治由少數富人操縱的事實。換句話說,新生反共分子無法明白,被他們批評為倒錯的、偽資本主義的,恰恰就是資本主義本身。也有批評指,當舊共產政權倒台,相比起民眾運動的異見份子,幻滅了的前幹部往往更適合成為新資本主義的旗手。當新的反共英雄還在夢想一個更公義、誠實和團結的新社會時,前共產黨幹部已是不惜一切使出他們新舊的下三濫手段,務求令自己儘快投入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劃,與及市場效率冰冷無情的世界。

更刁鑽的難道不是以下這些共產主義國家麼:一方面讓資本主義盡情綻放,另一方面卻緊緊抓著政治權力。論這種國家的資本主義的程度,恐怕連西方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也猶恐不及。在這種瘋狂的雙重顛倒中,資本主義表面上是壓倒了共產主義,但這場勝仗的代價,卻是資本主義在自己家的大廳裡,被共產主義者狠狠擊敗。這就是中國今天為何如此令人不安的原因:資本主義與民主,向來都被認為是雙胞胎。到今天眼見資本主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遍地開花,許多論者還相信政治民主最終會降臨神州大地。

若這中國版本的威權資本主義,最終證實是比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更為有效,更為有利可圖,怎麼辦?若果民主不再是經濟發展必然和天生的好拍檔,而是其障礙物,又怎麼辦?果真如此,那麼在後共產主義國家裡,對於資本主義的失望,便不應該輕率地視為人民不了解資本主義真貌,這不是他們對資本主義有著「不成熟」的期望的簡單訊號。


無怨無悔的烏托邦

當前東歐人民反抗共產主義政權時,大部份人並不是要求以資本主義取而代之。他們希望的是在沒有國家的操縱下過自由的日子,隨心所欲地相聚談笑;他們希望過簡單而真誠的生活,擺脫腦殘的意識型態灌輸,攞脫人云亦云的犬儒虛偽。許多評論已敏銳地指出,反對者心目中的理想情況,很大程度上是取材於統治者的意識型態。人民所渴望的——以較為恰當的字眼來表達——其實是「具人性的社會主義」。這種態度,值得回眸細看。

我不禁想起victor kravchenko的一生。這位蘇維埃工程師,一九四四年出差到華盛頓是叛變了。他寫了一本賣得洛陽紙貴的回憶錄《我選了自由》(《i chose freedom》),一本關於史大林恐怖統治的第一身記錄,當中包括一九三零年代初於烏克蘭的大規模饑荒的詳盡記錄。當時他還是個真誠的共產主義信徒,也有份協助推行集體化。

他最為人熟知的,也許是他於一九四九年控告法國一份周刊誹謗,誰周刊指他為酒鬼及毆打妻子,又謂他的回憶錄不過是美國情報部的宣傳工具。在巴黎舉行的訴訟,出庭的包括蘇維埃的軍官及俄羅斯的農民,一場本是個人的訴訟,竟成為了對史大林統治的控訴。官司他是贏了,但當全世界還在把他捧成冷戰英雄時,他卻旱地拔葱地抨擊麥卡錫的政治迫害:「我深切地認為,與共產主義者及其組織的鬥爭,絕不能夠,亦不應該訴諸共產黨人使用的手段及形式。」他警告美國人:「以史大林的手段對待史大林主義,最終只會落得變成無異於自己的敵人」。

kravchenko後來亦對西方世界的各種不公平越來越敏感。繼《我選了自由》,他寫了一本續集《我選了公義》(《i chose justice》)。他在波利維亞實驗剝削較少的集體主義,在那裡,為了組織貧窮的農民他把錢都花光了。打擊太大,他自此退隱江湖。一九六六年,他在紐約的家中吞槍自殺。

是否離題了?當我們都被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欺騙,復被廿一世紀的資本主義幻滅,我們只能寄望往後浪奔浪流的Kravchenko,與及他們更好的下場。找尋公義,難免由零開始。我們需要論述新的意識型態,當然也難免被貶為危險的托邦,但這不啻會令被支配的絕大部份人從資本主義的幻覺中驚醒。

9.11.09

給下一輪盛世的備忘錄 ——羅永生的勾結式殖民主義回顧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孫明揚下令拆掉中環舊天星碼頭。筆者和一班朋友闖進碼頭工地的前兩天,在尖沙咀文化中心聽了一場講座。席上有講者提出了一個觀點,大意是香港的主體性之所以難產,由於前途談判以降,關於「解殖」的討論被「回歸」的討論掉了包。貍貓換太子我們都明白,就是李妃為宋真宗誕下的太子,卻被劉妃以剝了皮的貍貓掉了包,目的是令劉妃本人成為正室。換言之,掉包就是別有用心地以一物混淆置換另一物。

解殖,不是解除殖民地統治,不再受英帝國主義支配嗎?回歸,不就是回歸祖國,結束喪權辱國的殖民歲月嗎?解殖和回歸,不是理所當然的一回事麼?為甚麼是掉包,又是誰別有用心了?當時聽到這觀點,借周星馳的說法,就是「明就唔係好明,但聽落又好似幾有計」。

幾天之後,保衛天星抗爭開始,後來的保衛皇后碼頭、利東街、以至菜園村和廣深港高鐵等與城市發展及規劃等社會運動,甚至爭取普選、副局長政治助理等所謂大政治問題,和近年甚囂塵上的珠三角經濟文化融合等各式議題,逐漸把一開始似懂非懂的「解殖被回歸掉包」(不幸地)解釋和演繹得再明清晰不過。當年首先提出這觀點者,便是最近剛出版了《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的羅永生,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的副教授,粉絲通稱他「生哥」。


走進「勾結」的秘密

生哥對殖民研究的興趣,切切實實源於他感受到自己作為香港歷史主體的一部分。八十年代初,當他還是待在中文大學學生組織的日子,時值香港前途談判,聽到戴卓爾夫人於北京人民大會堂前摔倒會偷笑;她來港宣稱三條不平等條約仍然有效時,出於抗拒殖民統治的直覺,生哥是操到當時的啟德機場向她高呼「民主回歸」示威的首批香港人。「港人治港」,加上他的當時的反殖愛國立場,回歸對他意味著香港的將來是「有他們份的」,香港將來的面貌端視他們的參與。

過渡期前半他一面倒支持回歸,六四當然是一次重大的打擊;更有研究價值的打擊,卻出現於後過渡期,「主張維持現狀,即我們認為是親殖民主義的人,卻在後過渡期竟開始話事」。此情此景,向來視為理所當然的對立——民族主義vs殖民主義——遭到無情的干擾,亦令他開始思考究竟香港百多年的殖民權力,是否總是處於民族主義的對立面,還是所謂香港本土身份,其實是殖民主義有份積極介入和構成?

六七年無線電視成立、麥理浩年代各種社會福利的提供,以至廉政公署消費者委員會的成立,流行的說法都指香港人本土身份於焉形成。歷史學者科大衛(David Faure)亦指出,英國五十年代中遭遇蘇彝士運河一役後,殖民地政策有變。六七年更發生英鎊貶值事件,科氏的結論是當時香港政府已是實質擁有高度自治,但他疑問的是香港政府「有否與香港人分享這個權力?答案很清楚的是『沒有』」。

殖民政府即使擁有充份的自治權卻不與尋常香港人分享,按羅永生的分析既非始於六十年代,殖民初期已開始行使的所謂「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更是有意栽培一班高等華人,協助統治英國人無從了解也無法接觸的華人眾生的結果。書裡論及二十世紀初的何啟,便在香港以高等華人的身份,對晚清低效及腐敗的管治作猛烈批評,更認為高等華人以西化的方式重建新中國才是出路。這到底是民族主義的熱情還是帝國主義的傲慢?不重要,有意思的是何既受國內愛國主義史家的讚賞,而何啟本人在香港亦能官拜大律師及第二位華人非官守立法局議員。香港歷史及政治裡,何啟之類的人物既是舉足輕重,亦非常識裡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簡化二元對立能夠捕捉——這裡便藏著生哥以一整本書來處理的「勾結式殖民主義」的秘密。


不存在的香港研究

事實上,關於香港殖民史研究,以至更廣義的香港研究,一直叫人納悶。生哥認為,所謂香港研究,「幾乎是不曾真正存在」。他指出,十九世紀殖民初期有殖民地官員收集香港的資料,然而卻都是出於官職需要,是具殖民特色的「官學一體」。雖然都已成為了珍貴的歷史材料,但此中所收集的材料卻從未被整理為有主體觀點的香港論述。即使到民國年代,大量文學、電影等文化工作者由於各種原因來港,也沒為香港生產甚麼知識:國難當前的大時代,香港算甚麼?

此情況一直持續至六十年代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其人類學和社會學才有教研人員認認真真地將香港視作完整的研究對象。然而,這些研究出發點,仍然不是為整理出一套有主體觀點的香港歷史敘事。以戰後已零星開展的人類學研究為例,就是因為中國有堵不能進的鐵幕,才以研究香港如何保留了華人傳統生活方式,來充當研究中國的替代。以社會學為例,葉蔭聰亦曾撰文指出,社會學研究香港社會是「夾雜在殖民地政府轉型」的大背景裡,例如開始關注社會福利及發展新市鎮的需要。長久以來,根本無所謂香港研究這門學科。

跳出香港,從更闊的世界殖民研究的視野來看,生哥亦說,非洲及南亞等的殖民研究之所以較為有成果,是因為一般認為其經驗能「被整理出某種殖民主義的模式」。反之香港的經驗的弔詭,一方面缺乏強大的研究基礎,另一方面卻又被視為無以歸納的例外:實踐市場經濟法治自由,繁榮穩定幾乎完全正面的殖民經驗例外,中英雙方以至回歸後特區政府都瑯瑯上口的一堆像霧像花的說法。


暗渡陳倉的城市融合

缺乏對自身經驗的整理,無異於打腫臉充胖子。外表上光鮮得很,其實遮蔽了自我認識貧乏的事實。整理香港的歷史記憶及自我認識,當然不是出於戀物式的懷舊情緒,生死悠關的更是裝備自己,才能梳理當前的形勢及回應當前的問題。香港與珠三角以至大中華在經濟上的融合,多年來半威逼半利誘下已成大勢,但關於文化上身份上的融合又是個怎樣的問題?零四年《號外》的創辦人陳冠中已提出「波希米亞中國」的說法,即中港台的廣義跨城市文化及生活想像;呂大樂十多年前亦曾說七十年代見證著香港成為一個「自成一體」的社會,相隔十年後他卻指香港的地沿政治環境及競爭條件已徹底轉變,輸出文化不是問題,因為一直都輸出,亦從不是問題。

羅永生提出的「勾結式殖民主義」,基於有主體觀點地整理出香港的歷史記憶及自我認識,能夠如何理解近年火熱的文化融合討論?「如果我們的感情,曾經是建基於『香港是一個城市』,今天已轉移為全球城市體系內一種「城際市民」的想像。這種城市想像亦不再單純是相對於農村。認為上海更潮、北京更爆,所以香港和「中國」的距離拉近了——這種想法不外乎是以全中國、以至全球的城市所構成的城市體系作前提。在云云國際城市間流動的經驗,便是當下流行的城市想像的內涵」。筆者認為,要問的是,這種「全球城市」的想像,是否已去清所有殘存的「殖民城市」的胎記?又或逆向地問,如果「香港意識」內難以輕易移除的內核,不是反省自身地方及歷史經驗的結果,而只不過是「香港比中國更現代化」的(類)西方優越感,那易容變臉後的後九七香港(城市)意識,能為當下香港指路嗎?

早於梁文道為李照興的《潮爆北京》所寫,一文捲起千堆雪的序言〈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近月《文化現場》的「出香港記」專題文輯、今年八月舉行的「消失中的香港」研討會等,在融合背景下對香港文化發展及定位的討論,生哥早在他二零零七年出版的《殖民無間道》裡的一篇文章,已有如此提問:「波希米亞式跨城際浪遊生活風格興起,是象徵香港找到了世界主義作為自身的出路?還是象徵著香港地方感的再一次掏空?以及作為一個行動、實踐出發點的『本土』的流失?甚至是建立城市共同體的政治自治運動失去動力的徵兆?」,今天讀來,更覺時空錯亂。


第一次是笑話,再聽是…

活地阿倫早年的名作《annie hall》最後說了個笑話。一個人向精神科醫生說:「醫生,我阿哥傻左,以為自己是隻雞,點算?」醫生說:「送他入醫院吧」,他回應:「咁又唔得喎」,醫生追問何解,那人回答:「因為還要他生雞蛋呢」。活地阿倫以這笑話總結他對舊愛的感覺,此時此刻用來形容香港或者同樣貼切。


刊十一月九日《明報》世紀版

8.11.09

否想矛盾 ——「趨勢」的歷史政治學


試讀兩段文字:

一(註一):「香港人也正在摸索:香港人和社會慢慢學習區分——香港不單止不是大陸或台灣,而且還有自己一套的語言、生活。……以本地社會問題、利益為主題的議程出現,代表著上一代「舊政治」的淡出。……新社會議程的出現超越了舊有的左與右之分,同時也攞脫了原來國共那種意識形態框架,給新左派、自由派或其他新思潮提供空間,各自以其價值、角度來審視香港的社會狀況。簡單一句,香港人已不甘心於只當夾縫——國共之間、中英之間——的群體;香港社會可以自成一體,有獨特的性格。」

二(註二):「中門大開,人來人往,乃香港文化的特色。……一種具備區域層次的視野並非今天才出現的香港文化新事物,而是向來都存在的特質。……要為香港文化尋根,我們不可能將焦點放在本土之上,以為只要不斷向下發掘,便能找到更接近根源的元素,而忘記了它從來都有強烈的區域聯繫。而要保留香港文化特色,或者也應該包括保留它的流動性。沒有了人來人往的部份,香港文化會變得單調。」

問題:兩段文字的觀點對立嗎?


detour

嶺南文化研究系的羅永生在其新書《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裡,提到對二十世紀初華人精英何啟的詮釋問題。何啟的父親何福堂牧師是漢學家理雅各的高足,何啟本人則同時是倫敦受訓的大律師及香港第二位華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愛國主義史家卻異口同聲把何啟譽為現代思想家,晚清時期的資產級改良派。

甲午戰爭後何啟曾出版《discourse on the new government》、《foundation of the new government》、《administration of the new government》,以優越的殖民地知識份子身份,大肆批評清庭的腐敗及失效,並提出他對新中國政治體制的全餐——矛盾地令他成為愛國史學者稱頌的現代中國思想家。以流行的愛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對立而言,難道這不弔詭麼?為甚麼可以既站立於傲慢的殖民主義高地,復可以獲得愛國主義史學家的頌讚?

一方面何啟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過從甚密,但史家往往有意無意忽略了何啟於港英殖民統治的參與。何啟的著述不僅遠非提供某種大中原、中央集權的統治理念,他的態度與立足點卻以殖民地傲慢的文明開化任務(civilizing mission)為基礎。英國人的政治制度及哲學,毫無疑問跑羸晚清的腐朽,何啟之類的華人精英可以居中代勞。

箇中當然存在錯綜複雜的殖民與民族主義形構,但羅卻提及一段軼事:以英文書寫的何啟,其論著之所以可以在二十世紀初於華文世界開枝散葉,全賴其好拍檔何禮垣。何禮垣不僅把何啟的文章翻譯為中文,還要把文章裡殖民者式的傲慢與偏見,飛沙走石加鹽加醋地改裝成的優美文言妙文。換言之,何啟究竟是黃皮膚白面具的類殖民主義者,還是一個潛藏於殖民地權力核心的民族主義臥底?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註釋

文首第一段文字,出自《號外三十》「城市編」的序言。作者呂大樂提出七十年代目擊著社會、政治、文化娛樂等各方面的轉變,香港出現了「理直氣裝地、毫無歉意地從香港人的角度去看香港的人和事」。他闡釋《號外》創辦人陳冠中的想法,指香港本土文化的建造是個「進口替代」的過程,即「植根本土社會的文化逐漸成為了普羅的、主流的文化,文化消費由舶來品轉向帶有濃厚本地特色的產品」。以呂氏於《唔該,埋單》的說法,七十年代就是「建構一個自成一體的香港社會的過程」(註上註:《唔該,埋單》第一版於九七年出版,新版出版於零七年。新版只多了一篇後記。本文要對照的卻是《號外三十》和呂氏於《文化現場》的文章。且呂氏既於新版不加修訂照刊該文,當然讀者就不用客氣假設他於二零零七年時亦不無矛盾地持同一想法)。

第二段文字,出自本地文化雜誌《文化現場》第十四期專題「出香港記」的一篇文章。作者指出香港文化「並非獨立於周邊地區的一個文化實體,而是省港澳或華南文化的一個組成部份」。相較於東南亞等地區的封閉及限制,冷戰年代卻因為「各種不同主張的刊物、文化活動、團體能同時共存,客觀效果是進一步強化了香港文化的多元性格」,令香港成為其時華語普及文化最大的生產基地,在區內無孔不入。作者指近年香港舊有優勢已因地沿政治的變化而消失,香港正面臨原地踏步不進則退的問題。所以新一輪輸出文化及文化人,同時也是自我認識自身的重要一步。無獨有偶,這段文字的作者亦是呂大樂。


發展就是重演

文化評論人梁文道早於零八年替李照興的《潮爆中國》寫了代序〈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後,文化人是否要北上,香港是否要轉型,香港的地沿政治環境是否已改變,如何面對城市際的競爭等,著販夫走卒又好文化人也好都在潮爆討論。

呂氏上引兩段文字的可讀性,不是所謂前言不對後語的簡化批評,一如何啟能人所不能地同時擁抱看似對立的殖民主義和愛國主義。事實上,兩段文字所描述的香港均有不少實牙實齒的事實基礎,加上兩文出版時間分別為二零零七及二零零九,幾近同期,不構成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的問題。問題卻是,幾乎在同一時間,對香港文化沿革及展望的描述和定位,會有庶幾近對立的看法?抑或呂氏其實說得沒錯(即值得問的,是為甚麼有人會認為這跟本土文化發展存在矛盾),只是含意迥異?沒所謂矛盾,似乎因為連矛盾的基本條件也被他取銷了:當年被論者甘之如飴自成一體的「香港本位」,只不過是機會主義隨時滑動。

羅永生筆下的何啟,重要性當然亦不只是雙重身份食兩家茶禮等簡化批評,而是形成雙重人格的歷史社會條件,及這種條件如何構成所謂香港身份的基本座標,一語成讖地構成了羅氏所謂的勾結式殖民性——香港揮之不去的文化格局,說是香港未解之殖的詛咒也無不可。

奢談北上是解決香港本土文化發展的出路,「環境變化要適應」被包裝成cest la vie式的折衷實用回應,看似自然合理的趨勢——難道這不正正就是最不起眼,卻最具政治性的宣判嗎:繼續重演百年殖民詛咒,做其遠東版的薜西弗斯,連說矛盾的資格都沒有。

5.11.09

在英倫響起的馬賽曲


早期的女性主義對普及文化的流行批判叫「符號消滅」(symbolic annihilation),即不僅女性少於電視框中出現,而且出現的女性都只會是金頭髮白皮膚的典型美女。有個笑話是某清潔劑拍了個電視廣告,廣告裡有白種女性主人及其黑皮膚傭人,傭人竟然是由另一白人女性扮鬼扮馬把面塗黑喬裝的!女性缺席於普及文化的表述,被認為是女性被壓抑的在在說明。這幾天有內地吉之島工人到香港總公司aeon絕食抗議,據稱香港媒體零報導,就是符號消滅及其壓抑效果at its purest。


當然,至少自從安東尼奧尼的《blow up》,即是全片所還繞的那不存在的屍體,以及片末那不存在的網球,觀眾大概已不會認為沒有在銀幕出現的東西,便是不存在或不被賦予意義。然而,問題到這裡便開始複雜:若不能純粹因事物不出現於銀幕,便指稱其受到抑壓,那麼一但事物在銀幕被表述,便能滿足所有人的願望?


試想鬼片。曾讀過對香港鬼片的分析,文章論及戰後的鬼片,許多其實不過是教化電影的偽裝:拍鬼片不是希望探討鬼怪之所以不滅或回歸陽間的原因,及鬼與人的關係等問題,而是只希望說明邪不能勝正,又或者所謂正常社會的運作需要透過把作為異質或它者的鬼怪驅逐才能維持。換言之,鬼怪並非沒有被表述,但表述的視點都是所謂正常的社會秩序。
那麼,小人物、低下階層甚或各式所謂「弱勢社群」呢?或者他她們並非不曾成為主角,但關於他她們的故事,要不是博觀眾梨花帶雨的文藝悲劇,便是——試想周星馳——掙脫身邊的限制及壓力水鬼升城隍。世界並沒有因為個別小人物的遭遇而改變,改變的只是個別小人物的遭遇。

在這意義下,ken loach的電影便足以權充對同一問題的迥異回應。他的電影筆者並沒看得很多,但無論是《sweet sixteen》或早兩年的《it's a free world》,說的都是小人物,都是要掙脫貧窮。但導演給觀眾的教訓不啻是飛黃騰達的成本,要放棄甚麼,要預期與身邊親有關係上的甚麼轉變等。在一種漫無目的地向上爬的盲動風氣中,ken loach的故事情節有時雖然失諸粵語長片式的泛情,但筆者也願意稱之為一種耐性耐性而冷靜的批判。他不是完全失卻現實感地對小人物希望發圍的心態不置一顧,但他總是拒絕投入「發到圍」的狂歡,而總是會退後幾步向你嘮叨一將功成萬骨枯,由頭到腳指尾幫你計算得失。


到了《尋找廣東拿》,或者會是看來ken loach最大眾化的作品(只奇怪上畫只一星期,全香港只剩下每票七十五元的戲院有得看。相比導演專誠於其拍攝地曼徹斯特一個商場lowry outlet mall的戲院上畫,比全英國上畫早了兩星期,難免大異奇趣),除了因為有前曼聯巨星廣東拿親自操刀粉墨登場,還有就是那首令人動容的《馬賽曲》。

如果主角的最大心結就是不僅自己一事無成,還是幾十年前犯下不可補救的感情錯誤。《馬賽曲》的出現就是雙重的救贖:更偉大的人都會犯錯要直面自身,此其一:其二,敢於冒險才能超越危險。前者是主角和廣東拿對話的一個長鏡頭,主角問廣東拿被罰停賽的九個月怎過,廣便從主角的郵袋取出小喇叭吹出《馬賽曲》,鏡頭便順勢搖到一個停車場,一班膚色不分的小兒在足球比賽取樂。後者是三大架旅遊巴駛向黑幫頭目的家時,大班呆在曼徹斯特的郵差及友好唱著改篇為廣東拿主題的《馬賽曲》。到埗後廣東拿們下車,鏡頭以景深覆蓋三架車的同志在儲物倉中笠架生預備行動的鏡頭,擠滿鏡頭的廣東拿面具大漢大反擊,小人物造反動感得不得了。

電影的矛盾明明出現於黑幫頭目和主角一家,卻需要法國來的king cantona來解決,與期是認為因為電影是廣東拿主動接觸導演ken loach才能開拍,筆者倒認為不如歸功於始料不及的《馬賽曲》。到底此曲是象徵爭取自由平等博愛,推翻貴族統治的法國大革命精神。焦點不在於個別人是否能與不堪和瘸爛的過去揮手再見,而是
不堪和瘸爛的社會是否能成為被轉化的對象。流行的說法都指出:法國大革命的歷史重要性不是純粹統治者的改弦易轍,而是一次貨真價實的「社會革命」。

受壓逼者的共同身份需要某些符號才能夠連結,呆在曼徹斯特面對黑幫而束手無策七個一皮的郵差大哥,便是以改篇了的《馬賽曲》撐起集體行動的力量和氣勢。作曲的Claude Joseph Rouget de Lisle或者措手不及的,或者便是不同地方不同時空的人民,原來也能透過此同宣示以行動反壓迫的決心。另一《馬賽曲》聽得人涕淚交橫的經驗當然是peter watkins的六小時鉅制《巴黎公社》,法國人民在巴黎街壘歌在人在悲憤地高歌。然而,《尋》告訴觀眾,誰說在英國便不能唱《馬賽曲》了。


當然,歌唱完,黑幫頭子得到教訓,各人的生活依舊,嚴苛的生活環境仍然逼人。普及文化自二戰後的法蘭克福學派判決為被人開刀宰割及不知的麻醉劑,ken loach的電影沒有假裝為貧苦大眾提供乾手淨腳瀟灑靚仔的革命一劑過,他直面而不脫離現實地描繪基層,一點一滴一部又一部,難道不是抗符號消滅,不卑不亢地透過電影重建對世界理解的苦力?

3.11.09

誰說我不講親情(只不過仍然麻甩)



明明上星期五上課時還告訴學生,ideology也者,有別於今時今日個個琅琅上口認為是假的是厄人的就是意識型態,其實十八世末是與教會對著幹要為自己的各種觀念追本溯原的進步姿態。教會結個婚都要問準聖父聖子聖靈,你走去問教會權力和世界觀的合法性來源,還不足以在荊棘中把你燒死一百遍嗎?吃完飯回家,卻偏偏久久未能釋懷,又或者未明白自己的感覺是否有甚麼大義,教人失笑的可能連自己的感覺是甚麼也未能夠充份勾勒。

小時候有些無聊的畫面是刻骨銘心的:媽媽和姐姐和我三個人圍著枱坐,一飯就我和姐姐像一部開動了就停不下的機器,追債地夾餸,彷彿人仔細細就知道個世界欠了我們,夾餸就是為自己討回公道,當然還加上食飽飯媽和姐看電視我就在廳的大後方沙發上睡懶覺——當然還養成了premature的小肚腩。這些於本文脈絡都是不是重點,重點是都目前為止還是缺席的那個老爹。

當然不是老套到年近三十才突然投訴老爹待薄了我也——講笑咩——,家庭(血淚)史也不是三言兩語能夠交待。反正比較有意識有記憶的是差不多十年前,還是中六七的我告訴家人讀大學想唸政治,老爹二話不說就問你係咪想學長毛,當時簡單如舊飯的我當然衝撞,兩老當然也無力阻止我選甚麼科哪怕for a different reason也是選錯了。鏡頭一轉已是地踎大排檔,老爹跟我說他工廠的事情,把著酒杯我只覺得他需要人傾吐,而廿幾歲的我因為與他距離遠是優良的傾吐對象。

甚麼工人作反寫字樓不連字都不懂寫跨國企業盛氣凌人等說了一大堆,我當是大學從沒興趣唸的商學入門。到最後他開始找我幫他寫信,寫給蝦人蝦到上心口的三星時,出於反跨國企業的反射作用,我用差不多人家看來是八古的英文包藏鄙視和刀劍,來來往往了幾回合還以為可以至少保留到那幾乎是消失了的傲慢。老爹說他不想找公司的人寫因事情涉及生意的成本資料,我拍晒心口說比我搞,幾乎要直飛首爾與韓國佬當面對質。結論是,我與老爹的關係是長大可以一起吃酒抽煙後才慢慢建立的,或者才有建立的條件。我沒被老爹偏愛的殊遇,只是當他不再以權威形像於我眼前出現,我才能有與他靠近的條件。


今天晚上官塘新南苑的飯桌上,看見的幾乎是《阿郎的故事》了。當然年紀差上一大截,過了六十歲的老爹和他的十一歲兒子,我和小我幾乎二十年的同父異母小弟,從年紀差距來說幾乎全都不對,但老爹溫柔一面簡直是出乎意料。小弟是快升中學,與我阿姐差不多都是聰明過人那種小兒,當然也打機出貓冒簽名,人人都做過有甚麼大不了,但他是看幾遍我從未看得明的馬報便能給我老爹冷門貼士的小兒,愛讀書卻不屑學校功課那種。而老爹的溫柔當然也是麻甩型的,你來我往寸寸貢,老爹懶得祭出威嚴而小兒也據理力爭。小朋友對老爹有基本的尊重,而這種尊重對於冇性的小孩顯然是用時間才能耕耘出來的,出於你說錯也好但他絕對會認為是為小朋友好的出發點。席間甚麼都聊了:小朋友要升中學讀悶出鳥來的張祝珊好還是或哪間,今時今日社會讀書有甚麼用,慳膽曾把待師醫生都排拒出中環等等等等。也慶幸老爹從沒如此關注我的前程生計,今天的小孩子物質條件如果充餘,這些所獲也是要在別的地方付回成本的。最記得是老爹不停的說「怕他學壞」,其實我只想講,有甚麼壞得過大人世界?想他不打psp,沒收遊戲機是一種辦法,但有甚麼好得過他最終覺得世界有太多東西遠比psp有趣?

沒甚麼高論,或者姐姐和我長大的階段,老爹和老媽都沒餘暇和資源像他今天教養他小兒。有幸有不幸,今天能和老爹吃酒抽煙,能和老媽子無厘頭吹水握手——她到美國照料姐姐第二個小孩,姐的大兒子應我老爹的小兒年紀不差太多吧——而我也真有點掛念媽媽的情懷了,至少和她講長途電話不想收線的是我。老媽人到中年才遭遇感情打擊,老爹是六十歲還要憂心十歲小兒,兩人對對錯錯也走了人生的大半,都不容易。人總是活在大限前的,老的幼的亦然,好好享受好好感受才是貨真價實搶也搶不走。沒出色的兒子希望你們活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