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的逆流

排山倒海關於內地人在香港巴士上開枱吃橙、在醫院打邊爐、在街頭小便拉屎等片段，上千人聚集在尖沙咀某名店外示威抗議，再加上本地評論人出書論述香港自治等，情緒一下子成為了許多香港人行事思考的火車頭，身份問題也彷彿成為了香港的焦點。

若然對身份的提問，只是建基於對他人的不滿及憤怒，未免太過單薄。例如許多人都懂得的二十世紀初納粹反猶，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戴卓爾夫人上台後妖魔化黑人單親母親等，以排斥外來者來凝聚某種民粹式的「人民」，操作上都是把社會種種問題歸究於特定的人種或社群。問題不僅是生產動輒得咎的代罪羔羊，更大的問題是倒是這無異於製造集體幻覺，彷彿代罪羔羊一旦被徹底消滅後，社會便會一片光明。亦即是，若香港沒有財大氣粗的自由行，沒有霸佔醫療資源的孕婦，也沒有帶著無限現金來香港炒樓的內地富豪，香港就會是仙境一片的地方嗎？換個問法，三四十年前的香港，就是烏托邦嗎？

或許香港人由六七十年代的艱苦拼搏，進入到八九十年代的歌舞昇平，再到回歸後急轉直下處處要靠內地政策拖捨和接濟，情緒大上大落之間都忘記了思考和反省的重要性和滿足感，幾十年以來也不過是當下感覺的囚徒。

有些論者認為，反對反蝗虫論者都是懦弱無能，無法提出具爭議性的政策主張，無法envision一種必需置身於歷史不穩定而具行動力的框架來協調論述和實踐。這種說法有對也有不對，對者是必需膽思考，而不流於無力的批判以至於批判的批判；但不對的也是，政策主張就是終極的思考嗎？從政策的角度來思考，是否又假設了有一些政策是能夠妥善解決目下的問題？世界或社會有所謂「和諧」或「美滿」的彼岸嗎？是否有甚麼政策是有如神諭般能把香港人帶到應許地？在思考能放諸社會實施的政策的同時，也許同樣需要讓否定性（negativity）的原則保持活力。再進一步說，這裡需要的不是政策（或實踐）與思考之間的對立和二選一，而是如何在不把某種烏托邦物化的前提下，保持兩者的張力。

如果這樣說抽象得令人髮指，近日讀二十世紀日本思想家竹內好的文集，其精神和實踐的結合當能註腳說明說明。他所面對的問題，就是在日本自明治到戰後的大上大落之間，如何定位及實踐主體性。本身是魯迅研究者的竹內好，看著日本發達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及所謂「支那」（China）學日益官僚化、權威化、並從根本看不起其研究對象，而旱地拔蔥式遠離大學建制的中國文學研究會及創辦《中國文學月報》，決心從日本人如何對待它者的角度沉思日本進步的主體性基礎（十多年後他甚至眼見這批判的團體也開始建制化和權威化，而而主動結束之）。而當他與其同代人爭論所謂「獨立」的問題時指出，具備獨立而深厚的文化資源，並對國家需要築就甚麼文化理想有熱情——而非單純及靜態地於法律及政制上獨立於——才是真正獨立的基礎。

竹內好的思想，在整個世界的思想史裡未必是最原創或最傳世，但他卻置身於日本二十世紀上中旬的動蕩裡與歷史同步，沒有不痛不癢也沒有指點江山。在二戰的軍國主義及二戰後美日安保條約等許多當時人都津津樂道或無法不如此的宿命氛圍下，與其志同道合的知識份子逆流思考及參與日本何去何從。期待香港也有這樣的思考盛況。

雜談邊界

邊界是隨民族國家的興起而來很玄妙的一種現代觀念。有如雞先還是蛋先的兩難，到底是先有排他的民族觀念在先，還是有把人類物理地及心理地區隔的邊界在先，難免有理說不清。有歷史學家考究過，中原的觀念遭遇挑戰，並不是始於列強於晚清瓜分中國，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而是早在宋朝被外族入侵已出現。二十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無疑把西方的「民族」觀念引介到中國，但以槍口對外，抹平內在差異作為自我意識構成的基礎，或曰人為的自我意識，其來自有。

至於香港，1842年的時候英帝國主義先拿下香港島，也就是所謂的維多利亞城。後來發現即使隔著維多利亞港，港島的防衛也不見得穩固，才在十九世紀末先後殖民九龍半島及租借新界，以新界北的山脈及深玔河進一步作為香港的天然防線——那時候，共產主義傳入中國的日子尚遠。兩次世界大戰後，因為韓戰的關係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一直以來暢通無阻的中港邊界才開始正正式式的起作用，以至能到達九龍便不會被遣反的抵壘政策於八零年終止，都是後話了。

在新界東北部、沙頭角南端的南涌，不僅有香港僅存的淡水沼澤，還是當年六七暴動時有五名警察殉職的槍戰現場。流行的說法裡，六七暴動和其在麥理浩年代的後遺，難道不是香港和中國開始形成鴻溝的起點嗎？

南涌與深玔只相隔著一個小小的沙頭角海。沿著沙頭角公路一直往北走，在香港這邊還是參天的大樹、簡樸的村屋、田野及漁塘，眺望過海灣對岸便是深玔雄心壯志的高樓大廈。在港深只有心跳般距離的地方，有著這個逆轉一般中港想像的情景，還倒有點耐人尋味。

耐人尋味的還不止是景觀。常識告訴我們，潮退的時候水位回落，露出一片光秃秃的海灘；潮漲的時候水位高，原本的海灘都給水淹了。而在南涌這邊，耐人尋味的還有香港和中國兩地之間的邊界——水位就是邊界。原來的香港（以至中國！）的範圍是流動的，潮漲的時候比較小，潮退的時候就大了那麼不可多得的一個小海灘。換句話說，同一個小小的不確定範圍，潮退時還是香港的「領土」，潮漲的時候便屬於「中國」了。兩茫煙水猶如探戈，多麼纏綿的一個意像。

有代價的「保鮮」

最近我們出產的有機糙米開始發售，才知道煲飯之前，糙米需要先浸水好幾小時。糙米表面有種名為「植酸」的物質，阻礙多種如鋅、鈣、鎂、鉀、鐵質等礦物質、以至蛋白質的吸收。接觸到這樣的資料，難免會想糙米不是以豐富礦物質為賣點嗎？幹嗎突然又跑出一種甚麼物質，竟阻礙吸收呢？——如果我們單純從食客以至消費者的角度思考的話。

另一方面，不同的飲食文化及菜譜裡，黃豆廣泛地出現在各種食物裡，但其形式少由新鮮、完整一顆顆的出現，更多倒是以各種發酵形出成為各地的食物。例如中國傳統的百搭的醬油和豆鼓、伴羊腩煲的腐乳、打冷必備的黃豆醬、臭豆腐、發酵豆奶等，日本則有味噌，印尼也有天貝等。換言之，新鮮的糙米難以吸收，而大豆則多數要經發酵才能體現營養。這是不可理喻，還是純粹的偶然和任意？

黃豆也好，稻米及其他五縠類也好，雖然當我們在市場看到時，都已是包裝好的模樣，但歸根究底本身也就是植物，一株株的。食物的context是餐桌和烹調技巧，但植物的context就是生長環境和繁殖機制。其生長雖然是人為計劃，但植物的生長原理卻懶理人類最後將之如何處置。所謂開花結果，自然情況裡指的是植物成熟後為自己留後，而留後就需要增強物種本身繁殖的可能，例如種子化學上及物理上均穩定，在日曬雨淋的大自然能長時間保存、不易與環境產生作用而輕易發芽。而植酸這種廣泛存在於各種植物的成份，將礦物質及其他在種子裡的養份鎖定為不易與環境發生作用的形式，這便是種子保存的關鍵。

這也是為甚麼大豆越是發酵營養越是豐富，而糙米卻需要透過浸水令分解植酸的催化劑（植酸酶）自然產生，人才能吸收糙米裡的養份。浸水可能是吃慣糙米者的常識，但追尋其原理卻是超越單純消費者身份及自我中心的視覺，從而視食物為倫理主體的一種進路。這不是對消費者或食客無意義的障礙，也不是植物自身的矛盾，倒是例如五穀為甚麼幾千年來歷久常新的基本原理。提升穀類的發芽門濫，效果上也為恰如其份地為大自然儲存各種養份。

五穀類的營養無法現成地馬上吸收，而需等待條件適合（即水份充足——不僅是發芽，這也是生長的基本所需），這難道就要視為物種本身的缺憾嗎？穀物當然營養豐富，但其生物原理對消費主義卻有著低調的反抗，或可稱精細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