冇錢又煩，有錢又煩

早前讀過一篇民間報導，關於無牌小販如何在新正頭大年初一，把官塘市面炮製成一個目不暇給的庶民遊樂場。炒麵炒河粉鵝腸豬紅豬腸粉蠔仔餅串燒燒魷魚臭豆腐魚旦墨魚碗仔翅炒栗子煨番薯，豐富得開年飯也不用吃；夜冷檔裡精品藏匿在雜物廢物堆，舖滿了整條物華街。井然有序的十元八塊交易，小販和消費小販服務的升斗市民，在食環人員回家慶祝新年，政府轉瞬即逝的缺席中，合力演練出一個庶民經濟空間的典範。

消費券的建議，難道不是上述銅板的另一面嗎？政府打開由市民稅收累積而成的庫房大門，一兩千元的消費券人人有份，眨眼收歸商戶的收銀機，一條集體消費的電路於焉完成。

所謂「集體消費」，意思是由政府帶頭，把大量公帑轉換成如修橋築路、房屋教育等公共服務。換個講法，集體消費就是補貼市民的生活費，舒緩資本家面對的加薪壓力。戰後六七年年代，這種「花了你也不知道，知道了也沒權反對」的補貼方式在歐美社會據說行之有效，甚至成為政府干預市場的合法性基礎云云。

消費券不正是同一邏輯的更露骨演繹嗎？好端端的「政府——工商界」的直接通道，消費券的效果就是把「消費者」這個中介安插其中：消費者被指示協助政府把錢導往消費市場。

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於十九世紀末發表的〈現代社會中的貨幣〉一文，闡釋了貨幣的流通和普及對社會關係影響。他敏銳地觀察到貨幣的非人化和匿名性，能將人從舊世界壓迫性的親族、社群及封建關係中釋放出來，甚至那一望無際的商品地平線也在消費者眼前盡情延申。

然而，齊美爾亦警告，以貨幣量度萬物，不錯是方便快捷，卻會抹剎不同事物的獨特性及異質性，甚至我們自身對不同價值觀的敏感度亦會同步萎縮。例如不再懂得欣賞庶民生活的好處。

將消費券之議與齊美爾對貨幣的思考並置，應更能顯出齊氏分析鋒利：消費券的使用範圍如何劃定？包括那些天天提心吊膽忙著走鬼的炒面煨蕃薯臭豆腐夜冷地攤嗎？這些剛好在政府的缺席的狹縫中才顯現旺盛生命力的庶民空間，會否是經濟不景、救市討論視野裡外符其實的他者？沿著齊美爾百多年前的思考軌跡，有錢在手與（誰的）「自由」之間的關係，此時此刻逼在眉捷。

烽火與台

港大的阿巴斯教授，於90年代提出了一個對香港文化的說法：消失的文化（a culture of disappearance）。消失如果暗示看不見，香港就因為其獨特的歷史政治和經濟條件，椠在著特別豐富的「看見／看不見」、「在／消失」、「短暫／永恒」的景觀。

例如九龍城寨，一度為港英治下的「三不管」地帶。英國撤出前，與北京共同決定把整個城寨拆掉，換來一個展出幾片原城寨古董的公園、大量緬懷老城寨的文字和圖片紀錄、一個荒謬地精細的城寨網上遊戲。實物的拆毀，標誌著作為傳說的城寨的誕生。

又例如，筆者家住油麻地，該段彌敦道店舖轉租速度相當之高，一個舖位年轉兩三次已司空見慣。其中一家最持久的，竟是佔內毫無裝修，100元賣四本《厚黑學》《聊齋》《金瓶梅》等經典的散貨場，店內貼滿「租約期滿」。

如以為精神必與實物同在，或租約期滿就等如關門大吉，就即未明白這種精密及變化多端的「消失文化」的狡猾。阿巴斯教授認為，這就是香港殖民性的關鍵之一。

幾年前和一班同學編輯學生校史《中大四十年》，找了一位老師訪問。他提到新亞書院的孔子像，說今天學大如果要顛覆新儒家精神，大概也不會對新亞書院那座孔子象淋紅油——那座令人不忍睟睹的雕塑，只是一坐躲在草叢中小解的壽星公。

當時聽後只懂大笑，近日得知中大要把校園「本部」重要的聚集空間「烽火台」拆掉的爭議，當頭棒喝甚麼都想通了。烽火台這個一直以來讓無數中大人拍畢業照無邊夜話，以至抗爭激辯滋長批判自主學生文化的空間，單方面被宣佈拆掉，全校師生蒙在鼓裡。惟為不妨礙畢業生在那裡留下「集體記憶」，校方計劃於翌年畢業禮前「原址重置」。

這空間是否只為拍畢業照、校園佈局應守甚麼原則及價值、全校員生與管理層的關係等一系列問題，「消失一年」及「原址重置」豈會是答案。大學員生並非順民或奴才，中大管理層，出咁多糧請你來剪腳甲嗎？好好反省下吧。

干卿底事

立國二百多年首位黑人統總，本地媒體都爭相指點評論，差點叫人誤以為大選的是香港，而非美國。像筆者一樣唸歪書長大的人，不少對美國（更常的稱呼是「美帝」）都有種隱隱約約的距離。「美國」這兩隻字，與軍事霸權，經濟侵略，關塔那摩等鷹派意象幾近同義—— 雖然美國人口有拉雜成軍的三億之多，激進的貧窮的被壓迫的善良的奢華的狡猾的冒險的反動的尋常的甚麼人都有。

在全世界都受夠了布殊的前提下，奧巴馬的「yes, we can！」，實質上回應了甚麼的訴求、召喚了甚麼情緒、網羅了甚麼欲望，是有趣的問題。投票給奧巴馬的六千萬人的「希望」是甚麼呢？始於列根年代，結合了軍事國際政治經濟文化權力，令全球傷痕累累的「新自由主義」，奧的當選，對飽受其苦的全球民眾，又是否代表了甚麼「希望」？讀人言報，奧巴馬就等如謀殺美國，連臨開選前幾天都要祭出某些民調不準確的「理論」，某種美式政治科學最愛搞的mid-range理論，以經驗的分析推進出一步咁多的所謂理論。當選後也不忘調侃充喜效果只有兩星期，之後的「福利政策」全美國就有排受，諸如此類。

如是者，大選也就不止是共和黨和民主黨此時此刻的角力，也是美國一系列極端負面的形象，能否或可以甚麼速度、朝甚麼方向改變。這個彷彿大到無邊的問題，美國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98年出版的《築就我們的國家——20世紀左派思想》或能再提供一套參考。

據羅蒂的回顧，二十世紀60年代前，美國其實有強大的左派傳統。先別對號入座，當時美國的左派並非等同馬克思主義，在這左派圈子裡，「愛國主義、主張重新分配的經濟學、反共思想和杜威式的實用主義並行不悖，自然融合」。他們甚至認為「美國只有左傾才能忠實於自己——要想讓我們的國家、政府及新聞界不被富人和貪婪的人買斷，就有必要實行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

這樣的「左派」是否左派當然可以爭議，就如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是否馬克思主義，或俄國十月革命有否違背歷史唯物主義之類。但實牙實齒，美國也有過主張再分配的政治力量，自稱左派並具影響力。

羅蒂當然並非趕時髦要向奧巴馬一諫，他強調的，是當前左派應重新搶奪所謂美國精神、理想和核心價值。60年代後上位的所謂「文化左派」，沉迷於語言及哲學的思辯，向現實政治投降叫他痛心疾首。羅蒂對左派興衰的判斷當然可以商榷——當然作為對無限抽象及思辯表示強烈不屑的姿態及情緒宣洩絕對明顯有餘，但以三個講座的內容，希望對學院左派文化左派與所謂改良左派的恩怨情仇，作真正思想史或社會史的處理也是同樣地明顯不足。但「希望」既是當前美國政治的潮語，歪讀一下羅蒂的理想國，應不止於沒有意義。

經濟機位

煲呔曾日前公布了「經濟機遇委員會」的名單，三山五嶽位位擲地有聲。有幽默的評論戲謔煲呔突然習上了老董的「平台」「樞紐」「委員會」癮，大而無當。第一次聽，不是爛gag，但真的聽到為甚麼這批聽來如雷貫耳的人，不坐頭等，卻全擠到「經濟機位」呢。

細讀今年施政報告，第十三段載有成立該委員會的建議，前一段便是政府一再強調香港「在經濟發展中仍然是以『大市場、小政府』為原則。」。香港經濟搞得好，不是全場拍爛手掌麼？如此先旨聲明，與其說滴水不漏地劃定好市場及政府的疆界，不如說是兩者無可避免地夾纏不清的一則溫馨提示。

香港的成功，據說是因為戰後碰上中國面對全球禁運，香港由轉口港發展成價廉物美的工業出口城市，再順利過渡發展金融。這支凱歌，一般都歸功於神秘地把利益最大化的自由市場，同時亦暗渡陳倉地成了香港的指導思想。是以兩位特首的任何疑似大作為，都不免被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敏銳地洞識為「倒行逆施」。彷彿他們不大作為，香港就順風順水萬世興業。總覺得有天要寫一篇文章，題目為how to kill a nation with cinema之類的，有關的narration都太毒辣了，明明是令香港開始墮落的七十年代，卻被說到是香港發圍的起點；明明是一顆一顆沒理由的反叛心靈，都被說成在「市場」中的失敗者。值得談論的，有視野有菱角摸到真正關鍵敏感的人，不正是秩序default了要謀殺的人嗎？成王敗寇的真相。

政府作為最大地主，以控制公共房屋及土地供應，「打造」香港人醉生夢死的地產市場——大家都耳熟能詳。亦有論者研究過，戰後大陸入口的非加工食物（如大米蔬菜魚類等），百姓能在街市「自由」地講價購買之前，中間涉及大量港英政府的行政干預，及與內地供應商的寡頭協商。也有論者指出，戰後亞洲芸芸新興工業國中，香港這個異數——實行所謂自由市場政策——源於業已進入統治聯盟的傳統地產及貿易大洋行，為自身利益，全力反對新興工業資本向政府提的各種優惠工業發展的建議（如以優惠價出售50年代官塘新工業用地、及成立專門貸款予中小企的工業銀行等）。

資本並非不需要政府，港式「自由市場」正是金融地產資本長期統治香港的產物，是謂陰差陽錯。

遠的不說，回歸後政府入市打大鱷、近日英美政府大量泵水銀行體系、香港的任五招及經機委，都算為「政府干預市場」好了，但不要忘記入市的大背景，正是市場可憐地崩潰。了解究竟是甚麼搞垮了香港，是辨認何謂新機遇的基礎。批判地回顧香港的市場模式，寫部擺脫市場原教指主義的香港經濟通史，說不定才是經機委的正經事，雖然沒有人相信他們有能力如此做，而這看來也不是相信不相信的問題。

dynamic的語言，未完成的culture

批改學生交來的功課，普遍的現象是文章都不重視標明參考資料及註腳，一般都是用開apa或mla之類的格式，兩組三十多位同學，一同創造了三十多種引文的格式，不愧為設計系的同學，波瀾裝闊喂為奇觀。然而，同學也許都太謙虛了，沒想像過自己的手筆會日後也可能成為別人的參考材料：後人希望了解作者的思想淵源，或解開作者欲言又止的言語迷陣，或作品與作品之間某種含蓄但深刻的關係，參考資料都是重要的線素。知識的生產，就是踏著前人的腳步累積而成。

新知識有其天馬行空的不妥協，也有其無法擺脫、哪怕是隱性的前文後履。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話語的秩序〉第一段便說：「…在我之前早已有一無名的聲音在訴說著，如此我便只需加入，接過其已開的話頭，置身於其裂隙間而不為人所知…如此則不會有任何開端，而我也不是話語的締造者…」這位法國哲人迂迴地暗示，以為創意就是罕地拔蔥式的無中生有，是虛妄的。情況並非你想偷雞摸狗借了用了曲解了別人而可以裝蒜，而是即使你以為已經獨立創新得前無古人，到頭來也不過阿born指出沒腳雀仔並非王家衛為旭仔原創般叫人失笑。

英國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開創者之一，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早在七十年代出版了《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一反假設一詞一意的習見，威廉士追蹤許多重要概念的意義演化。例如creative（創意）：打從世界之初，只為上帝才有「創造」的能力，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後這詞語才「下放」到人類的藝術創作。又如individual（個體）：當代通常被理解為個別、獨特的「個體」，但這詞最初的意思卻是群體中的一例，意指不可分割。啟蒙運動催生出一種趨勢，反對將人視為只有社會層級所分派的功能，這詞於當代才會以差異作為主調——「個體」已暗渡陳倉為一個自明自足的個人。

現今版權制度裡，「作者」是關鍵詞。但作為封閉及絕對的「個體」作者，不過是特定時代的產物，不必然如此，也長時期並非如此。從知識傳播及累積的角度而言，何以鬆縛如今已發展為知識圈地（enclosure）的版權制度才是當務之急。威廉士以關鍵詞為單位，記錄字詞的演化過程，本身就是確認知識的承傳及關係面向激進而明確的示範。

可知道，如今人人瑯瑯上口的「文化」（culture）一詞，作為名詞（即不同的思想、價值、習俗系統等）存在於英語世界，只是十八世紀初的新發明。在此之前，culture是動詞，指培育、耕耘。與其把文化視為現成的，可據為己用，即時買賣，不如承認其永遠需要共同參與培育的一面。馬克思概念系統裡，由abstract到concrete的發展，筆者是讀stuart hall才勉強能夠唸口箕的說一點，但實牙實齒，raymond williams一本書便將這種過程示範得蕭灑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