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開口越空虛

八十年代中國的燦爛，是否必需待今時今日的屈悶才顯得特別珍貴。

周浩的《冬月》，是聰明得不得了的電影行動。一個大學學法律的共產黨員，在固始做其基層的書記工作。愛民如子痛其不成鋼，努力張羅外資，遇美國人便送生日蛋糕唱英文生日歌並玩超級無敵掌門人蛋糕塗面；遇台灣人便晚飯卡拉ok兼送五十萬元人民幣當見面禮再加每月一萬塊電費優惠。

銀幕上他絕對不是貪官，他只是想get the job done—哪怕除了熟識中國國情的外國人或內地人之外，他的行為甚麼標準下都是具爭議性的。沒錯論拍攝和剪接周浩都是公道得很，沒甚麼所謂醜化或美化。官員有在鏡頭前息事寧人有刀山油鑊，有挖鼻屎有掏兩百元腰包給上訪戶。但正如在一個正在殺人的殺人狂前保持沉默會被稱為silent support，導演的冷靜和公道，於他可能是恰當安全，但這完全不礙他這部無法在國內公演（當然有如他說，這些事情對內地人比日常生活更日常）及只能巡迴各地電影節的作品對其提出絕對正路的問題：究竟甚麼人在治國，國究竟是如何治的，諸如此類。換言之，本小利大或日無本生利。

早幾年的粗微粒版文藝大悲劇《盲井》看夠了沒有。可能我偏見實在太決定性，聽到導演說他到北京學電影前幹了十多年時裝設計師，便浮出了某種特別苛刻的要求：絕不要打著中國電影之名給我來個mtv。

然而，導演鄒鵬的《東北東北》還是叫我絕望到盡。深得不能再深的景深，不斷猶豫的焦點，有點像《任逍遙》有時裝（當然是挺有意識的東北版）有夜店。但粵語殘片還是粵語殘片，受潮流洗禮具達人觸角並不保證甚麼，長長的鏡頭掩飾不了觀點和價值觀的空虛，即使拍的是自己的家鄉。說一個關於年青人犯禁的故事，也可以不痛也可以不癢：個人的受苦和低迴buffer了一切。如果人侯孝賢的排解是把鏡頭搖高到青山綠水，鄒鵬的處理就是以女主角流產的那攤失焦的血，置換那其實收不了的尾。間或出現的情慾及驗孕場景，並不協助塑造角色或推進劇情，感覺更像為表現某種中國後社會主義時期的造作吶喊。

相對《再見烏托邦》的心如刀割下筆千鈞，這兩套片，不啻就是「我張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大魚，你的名字是創傷

各執一詞的煙幕

年齡已過百的人瑞級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曾研究過南美的一個部落，部落裡的人被邀請繪畫其部落的屋子分佈。同一部落，畫出來的分佈圖，竟然出現了兩種分佈的模式。第一種呈同心圓狀，一個大圈的屋子圍著一個小圈的屋子。自不待言，大圈和小圈的屋子份屬同一部落的兩類人。第二種份佈，相同的兩類屋子並不呈同心圓分佈，而是左右門神各據一方。

李維史陀做研究的時候有直升機沒有，不得而知。但他並沒要求找個上帝的高度來拍張照，然後以法官的口吻宣判誰對誰錯；他也不認為是要兩者取其一，或者以更和稀泥的思維歸咎於某種含混的文化相對主義——如此處理便徹底地off target，眼白白的放走了引領研究者進入這部落真正矛盾的機會。因此，李維史陀更傾向認為不同人「傾向於根據他們在這個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來采用某一種而不是另一種方法來形成關於這個組織的概念」（抱歉譯文比本人文筆更累贅，出自李維史陀，《結構人類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換言之，參考點並非所謂客觀事實，而是部落的不同成員，為甚麼會畫出迥異的兩種分佈圖；關於這個部落的（地理上及人際關係上的）構成，不同的成員希望透過分佈圖說甚麼不同的版本。


匈牙利小鎮的騷動

匈牙利當代國寶級的導演bela tarr，難道不是如此邏輯實至名歸的演繹者嗎？他2000年的作品Werckmeister Harmonies（港譯《殘缺的和聲》，內地譯《鯨魚馬戲團》），講述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匈牙利小鎮，有天來了一個超級無敵大鯨魚的標本，在鎮內引起了極大的不安情緒，然後流言開始滿天飛，鎮民開始認為鯨魚就是特落伊木馬，展覽只是入侵的藉口。結果就是木馬裡的士兵和翻天覆地的騷動，竟然由本鎮的居民自導自演了。

電影的意義系統當然遠為複雜，因為鯨魚對小鎮的震撼，其實是與鎮上一位研究樂理的老人相對照。老人窮一生的精力，就是要推翻音樂理論裡的阿基里斯腳跟點。筆者絕對是樂理的文盲，但從電影文脈和其他資料中推論，所謂的Werckmeister temperament就對音傳統樂理的「調」的定義和概念的革命。受波及的不僅是由此建立的音樂史，歐洲文明史，更根本地，它重新劃定了所謂甚麼是和諧悅耳甚麼不是。老者因德高望重，被指派去組織鎮民進行秩序整頓運動。但鎮民卻雪崩一樣的變成了木馬裡的士兵本身，一發不可收拾。片中對內爆及外襲的看法，餘音裊裊。

肆意的揣摩鎮民對鯨魚的情緒反應，幾乎要人以為貝拉塔爾就是受到李維史陀《結構人類學》的啟發才開拍《殘缺的和聲》了。多給一點背景資料，分佈圖的案例和電影的關聯便會更明顯。首先，電影是改編自一本1989年出版的小說，the melancholy of resistance（作者laszlo krasznahorkai）。匈牙利戰後雖也是共產國家，但其變天其實大概可追至1987年，新總理上任，不僅撤銷了遊客的封鎖，反對共產黨的運動也不斷升溫。及至1989年初，黨宣佈了匈牙利將實行多黨制，並宣會舉行大選。五月——北京的學生還在靜座絕食——的時候，匈牙利人已經搶閘把分隔他們與左邊鄰居奧地利的鐵絲網撕開，鐵幕的第一道缺口也。

也就是說，原著小說是設定在匈牙利一個暗湧不斷加劇，但前路並未明朗的時期。邊界封鎖已撤，匈牙利人正要開始面對於他們而定或者相當陌生的各種事物。為甚麼會是鯨魚呢？龐然大物的鯨魚不僅在體積上似乎包含了鎮民一切未知的，人工或上帝的創造物；不提或者真不會留意，匈牙利可是個沒海岸線的國家，來自海洋的龐然大物根本無異於來自唔知邊的ufo。


除了科學現象，這還是…

在這條向來平靜得刻板的小鎮上，突然來了一條鯨魚這樣的巨型外來者，鎮民的反應和情緒，以至後來由懼怕有人來鎮上搗亂，短路至直接擔起搗亂的角色，歸根究底就是李維史陀的態度：如果表面平靜其實山雨欲來，對前景不知所措是鎮民的根本創傷，跳過客觀判斷，直接揣摩鎮民可能會出現的情緒反應，才是貝拉塔爾對於其祖國最大膽，形式上最具創意的政治聲明。當然，電影似乎是悲觀的，一直照顧老者生活，並協助其組織秩序整頓的年青主角，最後受到過大衝激而發了瘋。但換個角度看，鯨角標本對鎮民的衝激，更對路的可能就是指涉鐵幕倒下後歐美式的市場經濟消費主義。而玉石俱焚的結果，引誘著觀眾猜想——當然不無灰暗茫然——導演對市場經濟消費主義的終極不信任。

甚至遠自古希臘以來，大海和陸地都是具有極重文化和政治含意的比喻。相對於大海的流動誘惑不檼定，陸地甚至山洞才是真理和智慧的所在。在理想國中，柏拉圖的理想國的位置，不就正是要在內陸遠離只知利益的航海口岸嗎？大海對香港人的文化意義是甚麼，筆者沒有深究過，但金融海嘯、巨大鯨魚、徘迴不走，全民起哄等，不就是編寫寓言的上好元素嗎？除了科學價值，這條天外來客訪港也是內觀香港人處理創傷的一次寶貴的機會。

希望不是被害妄想

中學的時候，曾經受教於一位具典型理科生氣質的年輕數學老師。除了教授數學，他還會見縫插針地教導科普知識。有一次，他告訴我們，家裡的殺虫水，要定期轉換牌子，否則蛇蟲鼠蟻適應了，便會產生抗體，橫行無忌云云。

類似想法最重要的理論家及實踐者，難道不是納粹德國嗎。眾所周知，納粹時期的德國，社會有秩序得不得了，連火車也絕不誤點，說不定就是香港和大陸所說的和諧社會的典範。但同一邏輯雙生兒的細孖，就是甚麼毒氣室、奧茲維辛集中營。亦即是希特拉反猶的辛辣手段。但上述蛇蟲鼠蟻適應殺蟲水的邏輯，還是在希特拉手上才發揮得極致：不僅要使出渾身解數對付猶太人，更要假設所有在逃出納粹追捕的猶太人都是有如歷盡所有化學品後變得不毒不侵的蛇蟲鼠蟻。換言之，沒有被抓進集中營的猶太人，就是最危險的猶太人，他們刀槍不入陰險賤格鐵掌水上飄，必需加緊消滅刻不容緩。

究竟這是具有科學研究的證明結論，還是某種並不明言的情感投入，兩茫煙水再也說不清。

如此邏輯如此像是無底深潭的肉緊，看似荒誕。但，傾斜觀看，難道不就正是特區政府處理禁煙問題的態度嗎？由禁止煙草廣告、到室內全面禁煙、到排山倒海的宣傳、再到乾脆多抽百分之五十的煙草稅，儼然就是電玩裡的英雄，一關一關的打大佬。終極的大佬形像，似乎就是完全清楚吸煙對健康的可能壞處，亦消費得起四十元的煙仔，有私人地方而不必怕在公共屋村範圍內抽煙而影響他人或被扣分，甚至乎已經自備人壽醫療保險故不會「加重公共醫療負擔」，餘不一一。換個講法，這個無論如何也制服不了的大佬，其實不過就是預備好付出無論是金錢或健康或道德形象代價的煙民。換個講法，就是階級問題，赤裸裸的經濟歧視。

香港要麼效法不丹全面禁止煙草進口，否則種種控煙措施與市民抽煙（卑微的）自由之間（哪怕這「自由」已被法例、道德污衊、消費能力所中介）的距離，便始終是，亦應該是無法僭越的深淵。前車可鑑，希特拉是被視為首個主張禁煙的現代國家元首，在一片種族主義及優生學的混亂修辭中視抽煙為「墮落」的行為；不用說的，當然是一籃子順理成章的控煙措施：公關文宣、青年老年及懷孕婦女不獲發煙票、空共場所（包括戰時的防空洞！）禁煙、禁止煙草廣告、大幅增加煙草稅（80-95%！）等。以亂七八糟的藉口，嘗試僭越控煙措施及個人自由之間那段necessary的距離，成就了法西斯的定義。一炮而紅，名垂青史。

亦十足十特區政府的控煙手段。



三月廿三日社民連發起的反加煙稅遊行
制作：領男

一年容易

電影節揀了：

一，《金國民》 （三月廿四日，科學館，七點九）
二，《w》 （三月廿四日，grand cinema，九點半）
三，《再見烏托邦》 （三月廿五日，科學館，九點半）
四，《東京夜曲》 （三月廿七日，朗豪坊，九點四十五分）
五，《東北，東北》 （三月廿九日，grand cinema，六點）
六，《明媚時光》 （四月一日，朗豪坊，九時半）
七，《我不買西裝／河上的愛情》 （四月二日，朗豪坊，十點）
八，《流氓的盛宴》 （四月三日，藝術中心，九點半）
九，《死女》 （四月三日，朗豪坊，十一點四十五）
十，《誰和誰和誰有路》 （四月四日，大會堂，九點）
十一，《完美生活》 （四月五日，朗豪坊，八點）
十二，《往事在他方》 （四月六日，朗豪坊，九點半）
十三，《買起我老闆》 （四月十日，朗豪坊，十點半）
十四，《大絕食》 （四月十日，文化中心，九點）
十五，《走私少年七日譚》（ 四月十一日，太空館，三點）
十六，《一首punk歌救地球》 （四月十三日，文化中心，六點）
十七，《廿四城記》 （四月十三日，文化中心，九點）
十八，《無限春光在險峰》 （五月三日，科學館，四點半）

這幾個月做死冇命賠，最好的放鬆方法就是將時間表徹底填滿。

妖魔鬼怪的飛佛

一首眾人的歌

回應拉克勞05年的著作《on populist reason》，齊澤克於其〈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中曾提到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第九交響樂》是一首怪異的樂曲，曾被東西德共同在奧運會中當作國歌使用、為前英國殖民地西羅德西亞（今天津巴布韋）為維持種族隔離而宣佈獨立的ian smith政權選為國歌、中國文化大革命一片反歐洲經典的氣氛中被視為一首進步的階級鬥爭之曲、甚至連希特拉的生日派對也曾曾演奏此曲。換言之，假以時日所上述提及的名字和時期若已作古，可以幻想由毛澤東到希特拉，由津巴布韋的種族主義者到秘魯的恐佈份子，齊齊在天國拋棄塵世的恩怨，抱頭忘情齊唱多芬這首第九交響樂。

齊澤克之所選這首曲子作為其文章的結論，是要回應早幾年如法國和荷蘭之類的傳統歐洲大國，在如土耳其等國家申請加盟時的態度。她們有個簡單不過的口號「no！」。這個空洞的口號，結連了的是多種迥異的動機和立場：有的怕大量湧進的廉價勞工將壓底歐洲人的工資，制造失業問題、有的從根本抗拒尊貴的歐洲文明將給這些中亞佬稀釋、有的從土耳其人處理人道問題立場反對…不一而足。

換句話說，不是反對土耳其加入的各方陣型持相同立場，倒是對土耳其加入歐盟的反對旗幟，有效地把不同政治的立場（暫時地）連結了起來。然而，贊成的又在想甚麼呢？他們也許不過就是最冷酷無情的資本家，認為：沒錯呀，把土耳其加進歐盟，就是為了要多一大批無需工作簽證就可無限制地顧用的廉價勞工！


捉襟見肘的「保育」

這裡的政治教訓，難道還不夠明顯嗎？在歐盟處理土耳其問題上，任何誠實的歐洲人面對的都是一個揀無可揀的困局。一種立場，無條件地擁抱歐洲的文化經濟遺產，而對當中的殖民、侵略元素視而不見。另一種立場，更徹底地無視整個歐洲的文化根基，把祖母的日記本都典當去，然後去擁抱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競爭秩序。

但這曲目到底有甚麼特別，可以吸引歷史上各位張牙舞爪的惡魔？同時又可提供齊澤克回應歐盟現實政治問題的答案呢？據nicholas cook的分析，這首歌頭半首有如聖詩首的莊嚴神聖，在中段突然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借來了歐洲於十八世紀由土耳其取材的軍樂，營造了一種嘉年華式的狂歡氣氛，然後再一次突變：彷彿百萬人齊齊應聲下跪，向著遠方的天空歌唱，大概有幻覺那仁慈的天父就在星星的後面。但隨後的慶祝感覺又無情的揭穿了之前的萬人大合唱的虛幻：那仁慈的天父根本便不存在。最後的莫扎特式結尾，更是詭異地結合了土耳其元素及十八世紀的古典主義，坦白地承認那種博愛的歡樂，究竟是虛幻的。

假若我們傾斜觀看，但這種虛幻其實是嚴格意義的曖昧的。其曖昧在於，究竟是交響樂的後半干擾了頭半部穩定的秩序，還是後半部純粹是無意識地指證了前半部歐洲典型莊嚴文化的虛妄？認為高等莊嚴歐洲文明就是防守的最後陣地，與認為全地球人（包括歐洲人）都要投入臉不紅氣不喘的殊死競爭，其實是不過是銅版的兩面？

貝多芬在曲中借來了土耳其的進行曲元素，作為烘托其歐洲價值的絕望嘗試，在此就恰好成了對歐洲文明的終極詛咒——180年前貝多芬已無意識地對今天歐盟的問題發表了其超時空的洞見。齊澤克認為，真正的測試在於歐洲人能否批判地直面歐洲傳統，突破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那種偽裝為選擇的宿命。（齊氏的法藉心理分析同行julia kristeva在《反抗的未來》一書中，便提出了歐洲如果真的有值的保留的價值觀，那便是「對個體的人、對人的內心的重視，對生活的藝術、趣味、休閑、單純的樂趣、優雅、不考慮因果關係的即興活動、游戲、無目的的消耗、「可惡的游手好閑」的重視，總之，就是對自由這一先於一切目的的「在世」本質的重視」）然而，無論如何，當中的步驟仍然是直面自身，一頭探進那關於自身卻是未知的領域。


人話保你又話保

關於政府拋出來那六個「活化保育」項目，我沒其他同文所知的多。只知道齊澤克對歐洲哪怕是足夠光榮的傳統的嚴厲銬問，只知道其批判的立足點是抵抗那種人人都已瑯瑯上口潛移默代的全球化城市競爭邏輯。同時，也覺得南九龍裁判處、大澳舊警署、雷生春、荔枝角醫院等，與期說是readily preservable的建築，它們在公共領域的出場不如說是揭穿了我城對自身的一無所知。法律系統對香港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史的起了甚麼作用？中藥又如何因一連串的瘟疫被殖民政府打壓？連帶西醫系統的引入又是一個甚麼故事？甚麼都不知道，就趕著要建數碼教育藝術學院、精品酒店、中醫藥研究所、背包客旅店，箇中引發的問題絕對不比回答了的問題多。

我城的歷史、我城的歷史建築，也在這個連前提也沒認真考慮的情況下，便給一個龐大的利益網絡徹底翻譯成財務可行性，連所謂「活化」的活是為了誰也沒想清楚。如果保育並不包括認真了解我們的過去，不包括探索我們所未知的過去，也不願將探索的成果影響今天的定位與方向，我們便真箇落得只在齊澤克所批評那種漫無目的的民粹遊戲中，為自己在已經預先安排好所有劇本情節中扮演沒有突圍沒有進步意義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