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

我們農場所在的村子，村口循例有間士多，旁邊樹頭循例坐著幾個加上來幾百歲的老人兒。出出入入與她們早晨、食左飯未、開工啦之類，就是最低度的友善。小休午餐收工時，我們都會在士多買飲品解渴。起初，在我們離開之後，她們都會悄悄把鋁罐撿回。事實上，村口對面的垃圾站是她們流連的地方，大型的家俱建築廢料會翻，家居垃圾廚餘等她們也不放過。三番四次給我們見到阿婆檢過了期的餅乾吃；紙皮木板鐵料甚麼的，總有收獲。看多了，我們便主動把罐子踏扁送她們，並會把家中的罐都收集起交給她們，有時順手加一包特地買的餅乾。

檢罐子最多的一位阿婆，有次拿著一袋鋁罐走過以鄉音長篇大論，幾經重覆才溝通得到：她原來是我們農田旁的一大塊丟荒良久的農地的地主，想把那塊地也租給我們云云。拾荒和地主之間彷彿差天共地，一時間難免有點錯咢不及回應。貧與富之間在這士多場景的差距，其實不下於德哲本雅明筆下的與拱廊時代格格不入的flaneur。

陳雲曾經撰文寫鄉村生活，大意是舊時物質當然不如今天豐裕，但鄉村自有其物質的使用／循環系統。綿織的衣物補完再補，阿哥穿完細佬著，細佬著完阿哥的兒子著。破得不堪再補時，便索性丟在田裡，反正都是可分解的有機物。吃剩的飯菜便給貓狗吃，飼養走地雞既食其肉，又可讓其生蛋，還可由其吃虫。幾本上任何事物都有第二、三、四生命，任何事物都是多功能的。在石油化工副產品塑膠制品還未全入侵前，鄉村根本無所謂垃圾，即無所謂要丟到垃圾筒之物。這與流行的「環保」意識無關，種出來的作物賣不光就加工保存，物質在一種形式已窮盡功能不緊要，別的場景另一形式總又是新一天。

就如化肥，即化學合成的肥料，在人類耕種史上出現還不到三百年。今天據說是潮流、自製堆肥拒絕農藥重視社區經濟的有機耕種和永續農法，其實也不過追本溯源。今天我們都理所當然地認為垃圾就是「舊了」、「沒有利用價值」、「用完了」；垃圾的出現，對農村來說卻曾經吊詭地是多麼新鮮的現象。田裡為甚麼沒垃圾？未有化學除草劑的日子，大自然不斷生產所謂雜草，每星期以上百斤計，垃圾筒太小，垃坂站又太遠，把雜草歸還田間，省力又對其他作物有肥效。垃圾不過是促進消費的概念發明。

後來難免會想，拾荒大概不會是出於生活艱難。更有可能的是，辛勤一輩子的阿婆們，望著一桌子的鋁罐，以及塞滿垃圾站的一干事物，她們根本就不明白，甚或不願接受：為甚麼事物的「廢點」會是如此的低？檢罐子、伸手探進垃圾站的一剎，說不定就是一條時光隧道，將她們連接回其熟悉的低度物質舊世界。

喪屍的貢獻

據報導，香港有條「喪屍隧道」，裡面人跡罕至臭氣沖天，露宿裡面的喪屍又啪針又露械又隨地大小便。彷彿這是人間煉獄，浪費公帑的標誌，測試我們社會的容忍限度，是必需要除之而後快的大毒瘤。

喪屍的形像就是半死不活咬人腦袋吸啜體液甩頭甩骨的異形，而充滿想像力和道德判斷欲的大眾媒體，便以之類比為隨時會露械和老笠我們的癮君子。躲在街頭巷尾不過是為了隨時飛撲出來把我們咬個稀巴爛，他們就是墮落的化身本身不望長進外力也解決不了的頑固。若隧道內的露宿者實際上不過是喪屍，難道我們還需要對它有任何側隱之心嗎？

喪屍當然就是喪屍片的產物。但喪屍片到底要告訴我們甚麼？這電影類型在西方社會流行而歷久不衰，本身就是值得理解和思考的現象，因為這現象透露了關於六十年代以來西方社會的種種焦慮與欲望等心理狀況。太急於把露宿者標籤為喪屍的大眾媒體，可能未必會深究。

喪屍片的故事通常在甚麼地方發生呢？地下室、荒廢了的大型設施如遊樂場和郊外大宅等，懷舊也好絕對也好，給都市發展遺忘的地方。人好端端為甚麼變成喪屍呢？故事總是野心家和希望控制世界的魔頭，研制自已控制不了的化學品，這些化學品一旦泄漏，便不發不可收拾地感染周圍的人。不明不白地受感染的人，便成為了死而不亡的活死人，甩頭甩骨地到處咬人，冤也。當所謂的「正常人」把喪屍視為敵人時，喪屍的回應就是絕望地要把所有人變成自己的同類。當然喪屍也不甘於永遠自困於塞外之地，喪屍片慣常的高潮就是反擊，大舉進襲城市，像徵某種病態消費主義的商場，也就並不例外地成為喪屍的目標。換言之，喪屍片的世界觀，說穿了就是一幅又一幅末世啟示：墮落的世道裡人類的不由自主，我不好你也別臭美，被社會遺棄和排斥的人的反擊。如果整體份圍是絕望，喪屍片的世界觀就是對絕望的進一步絕望。

經典的《活死人之夜》系列的導演羅馬奧在一次訪問時指出，他們最初並不意覺以黑人為主角的《活死人之夜》為何會取得意料不及的成功。後來才發現，時值越戰後遺、民權運動、反種族主義運動的六十年代，電影原來意外地為西方人如何面對「它者」的寓言。當白人社會汲汲於思考如何面對亞洲人、黑人、窮人等被社會排斥的人，同時又要面對社會越見發達、科技越發進步時的副產品時，喪屍這種人類敵人的純粹象徵便接通某種普遍的焦慮。電影當然不能解決社會問題，但最底限度它能提供許多感受和判斷的參照。

不懂思考、沒善惡觀，甚至沒感覺的喪屍，其實就是心照不宣地執行秘密任務：在把你狠狠地咬到肝腦塗地的時候，叫你想想你時代的病態、如何對待不喜歡的人。香港果真存在著一條喪屍隧道的話，它不過是以真實得令人不敢直面的方式，挑動著種種城市的扭曲和異化。

紅火蟻與黑格爾

田間紅火蟻為患，工作時固然咬得周身粒粒痛癢難分，來訪的家人朋友要麼誤中流彈，要麼早走早著。在田磯在耕寮在雜草堆在作物旁，蟻量幾個月之間幾何激增，我們束手無策。

翻查資料，紅火蟻問題在美國原是蕩氣迴腸的史詩。二戰前紅火蟻於已從南美登陸美國，十年內佔據了二千萬畝土地——二十世紀末，其領地已達三億畝。所及之處，植物動物人機器均被波及，寸草不生。美國政府的農業部自1957開始，以21年時間，花了超過二億美元對付紅火蟻，不僅無功而還，所用的滅蟻化學品後來更被環保部門取締，紅火蟻量甚至與滅蟻的力度成正比，越滅越多。換言之，紅火蟻不僅引起與人類及其他物種之間的矛盾，人類及部門之間的矛盾，亦被紅火蟻無情地激發出來。

二百年前，德國大哲黑格爾，曾著那些認為感觀客體代表著真理的人，最好回去多點了解關於吃面包及喝酒的秘密。這看來離譜得令人髮指的比喻，甚麼意思？對黑格爾來說，面包和酒都是人類放進口裡的客體，然而人類並不比動物更能演練「消滅」（annihilation）的真締：對於動物而言，獵食並不假設主體呆站於作為獵物之前；反之，黑格爾認為，前者「對現實不存希望，充份確認到自身的虛無」，然後一口把對方狠狠吞噬。

所謂的個體，暗示與其他個體截然劃分，亦意味與其他個體分殊有別。而這動物吞食的秘密，不僅在於獵食者（主體）及獵物（客體）的身份隨時可以互換：今天剃人頭者，明天便被剃頭也；還在於把外在它者吞沒，所謂「個體性」的邊界亦隨之失守，我中可以有你。黑格爾以此說明，所謂感觀客體在主客關係中的辯證性質，人並沒有特權或神通能超越之。

實情是，與紅火蟻的惡鬥，在不斷想方設法希望打擾之，欲令其覺得此地不宜久留之際，其實農作物不管是紅豆角是秋葵是粟米是絲瓜是綠豆甚至是辣如地獄的辣椒，紅火蟻大安旨意照吃如儀，而身體手腳腰胸大脾內側心頭任何地方，都被重創，輕則含膿三兩粒重則腫痛難當失去知覺。不僅付出了種出來的作物受重創，連付出的身體本身都大遭打擊，耕種是否等同養蟻幾成問題，是否白造的虛無感，幾近把所謂「自己」擊倒。

在田裡，我們尚遑遑於人有沒權利撲殺害虫，或人在生態系統裡有甚麼位置，滅虫是否能與有機耕種相容等諸問題。美國紅火蟻患裡，各物種的角力，及後來引申出的部門間，不同環境哲學和政策觀之間的角力，尤其加上滅蟻史詩的功敗垂成，恐怕不單純意味失敗及惆悵，而是徒勞地演繹大哲兩個世紀前的斷言。

返鄉下耕田（的意識型態）

常識裡「返鄉下耕田啦你」，一如「返屋企訓啦你」，是貶抑、批評，甚至詛咒的說話。好端端能在家裡安睡，又或在農田裡把自己的食物種出來，詭異地幻成惡意的攻擊。

原來早在一九八八年，港台製作了一集名為「粒粒皆辛苦」的《鏗鏘集》，介紹香港最後一戶米農。該集講述一個在東涌的家庭，一家人齊心合力，種米捉魚掘蜆燒柴，在糧食上自給自足。種米與種菜不同，需要集體勞動，犁田培苗收秧當然是幕後必不可少的前期工夫，但舉家動員插秧仍是令人踏實又感恩的場面。劉家傑的語調當然難免憂屈：不僅一家之主發哥在拍攝期間把谷送到村裡士多打磨後兩天，使用了二十多年的打磨機突然宣告不治；片末旁白又說，村子可能多過幾年，年輕一代都外出打工後，金黃色稻田的景象便會不再，語調無邊滄涼。

鏡頭所見，農家子阿偉早上六時已吃過早飯，把活幹完才上學去。在班房裡，旁白說，「與其他同學比，阿偉比較懂事」。再加上片末有一段阿偉的獨白，說他不會留在農村，一定會外出打工云云。說穿了，沒遊戲機沒閒錢消費時間都花在幹農家粗活的阿偉要面對的，就是絕大部份人都不需面對或不願面對的，而這就是所謂「懂事」。

人算天算，含淚送別稻田，不過是「你返鄉下耕田」的善意變奏。「最後的米農」之說在二十多年前已經出現，與其說是因為耕種代表落後原始，不如說前途談判塵埃落定，香港不再憂慮大陸斷水斷糧；還有香港自七十年代起發展新市鎮，令農田價值不再以農作物產量為量度標準。許多人不知道的，也許還有香港農業的自給自足程度，原來曾達六成。即香港人食用的白米蔬菜魚和肉等，曾經有百份之六十是香港制造的。那不僅是真的，也因而似乎是香港農業日漸式微的如山鐵證。然而，戰後蔬菜統營處運作了，合作社條例又生效了，而那邊廂港英政府無法處理上百萬內地走難來港的移民——誰又會同時聯想到種菜和賣菜等經濟活動能起的人口管治作用呢？

農業在香港經已式微人人都懂得說，然而許多歷史研究都說明，農業的興衰，與農業代表落後原始vs工商業代表先進摩登的對立，原來可能是兩碼事——正如「返鄉下耕田」是一句詛咒，可能也並不理所當然。

原刊八月五日《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