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之否定的否定

專研二十世紀初中國革命的學者Arif Dirlik，在旅美香港導演陳耀成新作《大同：康有為在瑞典》裡的訪問片段裡說：十九世紀末的中國已湧現許多不同的思潮，問題是政權如何有效地控制之。換言之，引來熱烈爭論的中國需要暴力革命抑或者非暴力改良，不過是個假問題。

可不是麼？放映當晚，導演身穿著汗衣上，印有1912至1915年間代表著漢滿蒙回藏的五色中華民國國旗，那是第二代的國旗。民國革命之初，當孫中山在國外接受訪問，被問及打算怎樣處理新疆西藏蒙古等由滿清打回來的邊疆地區時，他根本滿不在乎——第一代國旗乃代表著漢人居住的十八個省份的十八星國旗，也就不足為怪矣。

相反，史稱保皇派的康有為，在戊戍變法前已反對婦女纏足；他不反帝制，卻以無實權的現代君主立憲國家為榜樣。他的《大同書》不僅當時絕對是空想，其破九界，即破除國界、級界、種界、形界、家界、業界、亂界、苦界等理想，全部經歷百多年後仍具備當下意義。

這並不是要說康有為才是真正激進，孫中山騙了中國人一百年之類——這不是上述廉宜的比較便能論證的觀點。然而，陳氏新作《康有為》卻切中了一組相當重要的問題：甚麼是進步？甚麼是反動？甚麼是保守？甚麼是無間道？會否都是在別的語境下的事後歸納？畢竟，康有為流亡其間，周遊歐美，欣賞過歌劇《杜蘭朵》、研習過歐洲有名無實權君主的立憲制度，見識過美國的排華法，並親歷過瑞典海邊小鎮的美景，對於歐美所提「民主」、「自由」的名與實，肯定有一番體會。他的主張當然不需要照單全收，若君主立憲制在當時中國確立會被一眾軍閥把玩及詮譯成甚麼模樣也屬未知之數，但所謂復闢及保皇的標籤則難免滄白及意氣矣。

片末女兒康同璧為父親翻譯了一段可堪玩味說話：（大意）人的視角有限，常常忘了地球也是宇宙裡的其中一顆星星，我們以為天上有神靈，卻忘記了自已也同樣在天上。原來康有為也有兩個，一個在概念上與孫中山是死對頭，另一個則顧不及標籤和歸邊，索性置身於動蕩而結果未明的歷史裡，把康有為與孫中山的所謂對立早就一併批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