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重）失重的《再生號》

回歸以來，杜琪峰及其班底的電影鶴立雞群，除了電影的所謂「質素」本身，其創作的無意識，可讓看倌從中盡情閱讀後回歸香港的情狀——哪怕是局部的並非有意的——就令這批電影跑羸其他煞有介事地「探討」香港的電影。當然，如此情況並不窮盡所有的評論標準。

記不起是彭麗君還是羅貴祥了，反正讀過一篇文章，從「銀河影像」的電影看香港後97的男性特質。裡面提到，有別於九十年代由吳宇森等打造出來的浪漫悲劇英雄，那班氣宇軒昂西裝筆挺的大男人，都是茫無頭緒內哄迷失的。換言之，大量作品都是承襲了90年代英雄黑幫片的形像、場鏡、關係等，卻置換了「悲劇」、「英雄」、「悲劇英雄」等的構成元素。

這是否導演及創作團隊有意為之不得而知，但對讀後97香港逐步與內地所謂融合，加上銀河影像馳名的不屑內地市場，結合起來，電影便成了一個動態地把前提或假設「問題化」的行為，而不是單純的答案或表態。電影和所謂現實的關係，就不再能簡單地以「呈現」、「創造」等觀念來理解。所謂「現實」並非電影的反映，電影也不僅僅是投射某種尚未出現的理想現實。

一方面回應及創造銀幕裡九十年代以來的大男人，復97後的現實交纏互涉，文本內外閱讀層次何止九九八十一種變化。講到咁遠，究竟想討論的，是評論的準則問題，還未落畫的《再生號》，當可在此框架下斟酌斟酌。某種形式的文本交纏干擾現實，作為作為電影的主題，看倌大概看不少。《買兇拍人》《大丈夫》《公主復仇記》，舊一點有《潘金蓮的前世今生》《再生人》，連專拍愛情片的葉念琛也有一部失憶加創造記憶的《親愛的》，西片更加唔使講，charlie kaufman一大堆，活地阿倫又一堆，《凶心人》《離奇過小說》《低清老翻王》，越數只顯示自己越淺陋。

鄧小對《再生號》條分縷析的拆局，其實大致上都難以不同意，相對於純線性推進的電影《再》的幾個層次並不簡單——但其弊也不在結構不清晰。這裡的問題，會否是其結構清不清晰也罷，尾場就是要透過那由地面搖上天台的鏡頭加畫外音，畫腸畫肚得再沒半點含糊的地方？如果銀河影像的情況，需要配合港產片本身的英雄片類型及香港社會及集體情緒，才能明好端端一表人才的大男人為何會被掉包，及這個掉包行為究竟是對當前情況的某種論斷，抑或只是某種低度的姿態，告訴觀眾電影希望介入的範疇，《再生號》混淆邊界的意義又在哪？更苛刻的問題，電影有絃外之音嗎？希望有嗎？

如果問題真的苛刻，這種要求或者便是電影能否流傳下去（老土啲：傳世）的入場卷。沒甚麼系統的想法：一部電影，要麼創造前人所未創的問題（或問題意識），要麼處理千年不解的倫理審美哲學問題、要麼回應電影史、要麼回應當下或歷史上的社會問題；如此，無論立場批判與否，反應是讚或彈也好，至少能掛單在個傳統，或開創對某一傳統的反叛，甚至乾脆旱地拔蔥開啟新傳統。在此意義下，《再生號》恐怕只能作為一次測試，測試觀眾閱讀能力，也測試導演realize某特定類型電影的能力。

不吐不快的還有，故事就是一個中產階級家庭渴望團聚的故事，死亡這個「to be or not to be」，只是手段問題：死便在不知是否存在的陰間團聚，生便在自己的小說世界裡團聚。雖然中產階級這元素在電影裡其實並不是甚麼有機的元素，只是房子古雅一點漂亮一點，但整個「家庭團聚」的根本欲望（還要是是一子一女漂亮媽媽法官爸爸的標準而非典型核心家庭），又來一點苛刻，便不可謂不庸俗。消極的死亡，加上一個不可知的陰間，作為電影唯一認真處理的「出路」，港產片的生命力哪裡去了，還是只能同理心地問，是否又是別的甚麼「現實」的symptome了？

相比同期甚至更為庸俗但不失對介入港產片傳統的《矮仔多情》，還有韋家輝本人的前作《神探》，《再生號》是嚴重失重了。

上癮的理由，或抗拒簡化的文化史

如果想想在過去一段日子裡，世上最專制的暴君也無力阻止香煙的蔓延，那麼我們該歇歇了

——利蒂伯爵，《吸煙的歷史》

幾近理論明日黃花的「法蘭克福學派」於四十年代中出版的奠基作《啟蒙辯證法》，訴說啟蒙運動以降的工具理性，將整個社會運作都簡化為效率效益的計算。這派觀點最激進的地方，是強調這種啟蒙運動的傾向，並非始自現代文明工業革命等，差不多三千年前的荷馬史詩《奧德塞》已是其前傳。話說奧德西斯打完特洛伊戰爭後要回家鄉伊薩卡，遇上了大自然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即會唱靡靡之音的女妖塞壬。這位大英雄一方面把船上水手的耳朵都塞住並綁在桅，免他們受塞壬迷惑；他則自綁於船桅卻沒塞耳朵。他既要挑戰塞壬的歌聲，卻不要被迷惑，即兼得魚與熊掌，戰勝大自然。以人的方法戰勝並他者化大自然，就成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現代主體的原型。

站在批判的立場，與其說他們要闡明何謂真正主體的理論，不如說他們念茲在茲的就是要替啟蒙運動、現代文明等把脈及定性：即是支配、科技化約文化。這種橫掃千軍式的結論，是否有說服力當可各自判斷，但用諸思考所謂癮品（drugs），無論是咖啡還是煙，倒能開出一系列可堪繼續深究的問題。不同的程度上，煙和咖啡今天已幾乎是獨沽一味的醫學——無論是個人身體或醫療體制中的——概念，並且在一片潔淨城市健康身體的角力中節節敗退。然而，略略回顧相關的歷史，便會發現出一段段支配和反支配的持久泥漿摔角。癮品不是純粹的化學品，也是情緒政治宗教戰爭儀式日常生活的重要元素，支配的欲望雖強，反支配的基礎也未可小看，長笛未響，未知鹿死誰手。它們燦爛的文化史，由這種恒久的張力所寫成。


浪漫偶遇

關於咖啡的起源，一如所有事物的起源般眾說紛紜。關於咖啡的記載，最早可追溯到十五世紀中在埃塞俄比亞及也門一帶。例如根據十七世紀中的馬龍尼禮教士（maronite）奈朗（antoine faustus nairon）記載，他在埃塞俄比亞的卡爾迪（kaldi）放牧時發現羊兒吃了某種鮮綠色灌木的紅色小果實後，變得精力充沛歡蹦亂跳，他己自嚐一口後也按奈不住要帶給一位伊斯蘭的聖人研究研究。聖人斥他別吃這種小豆，順手便把它們拋到火堆。這種疑似咖啡的小豆被火烘焙後，不僅發出濃郁的香氣，其灰燼更迅速在土地上成長。奈朗把種出來的小豆放進熱水，沖出了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杯咖啡。

另一版本也跟小動物有關，但卻沒有「一開始就被聖人否定」這元素。話說非洲有種動物叫貓鼬，把野生的咖啡豆由中非帶到東非埃塞俄比亞的山區，在那咖啡豆蓬勃的生長，並被亞拉伯的商人帶回家，從此便成為了聞名世界的商品。有趣的是，咖啡開始生產的埃塞俄比亞地區，也是加拉族（galla tribe）戰士的地盤。有研究指，加拉戰士以咖啡豆磨碎，混合其他種子的磨粉及動物脂肪而成的丸狀食物作為軍糧，所能提供的養份和刺激作用，兩次世界大戰時士兵所攜帶的濃縮食品也難望背項！

早期咖啡的傳播，就是一則包括了宗教、警權及日常生活的演義。當亞拉伯商人把咖啡由埃塞俄比亞帶回阿拉伯後，從開始作為寺院儀式的物品，到十六世紀初，咖啡館在開羅及麥加等大城市已經開得一發不可收拾。阿拉伯男人在開始聚在咖啡館，乘著咖啡的提神刺激作用，日日夜夜討論各種各樣的事情。

如果這種情景令人聯想哈貝馬斯所論由十七世紀末在歐洲大陸由各種沙龍及啡館形成的「公共空間」，有理由懷疑這種公開討論所形成的「民間」，和其社會及政治的效果及重要性，在阿拉伯世界或更早便出現雛型了，尤其若考慮到在阿拉伯的同業所遭遇到的打壓。卻說咖啡館開到成行成市後，時任警察頭子的巴格（kha'ir beg），迅速便嗅到不妥的問題，他認為讓男人長時間大規模地聚集，在咖啡刺激下天南地北無所不談，對社會和諧會構成嚴重的威脅。巴格於1511年發出了首份查封所有咖啡館的命令，這份查封命令 ，在麥加還好，在開羅卻遭遇強力的反彈。咖啡在開羅不僅是飲品，還是市場上的貨幣，更有許多醫學專業及宗教領袖撐腰，當巴格亦翌明退休後，其接班人便取銷了有關的查封令。弔詭的是，不僅從此阿拉伯人能繼續享用咖啡，而咖啡館也真的成為了開羅日後大量社會矛盾和衝突發生的場所。

一則十七世紀中英國的咖啡廣告這樣寫到：一種有益身心的飲品，好處包括「治療胃穿窿、加化心臟、改善消化、振奮精神、對抗眼痛、咳嗽、感冒、頭痛、昏睡、痛風、下流（！），數之不盡？」——比外敷內服的白花油更萬能！那還是一個科學還未把萬物都分解為個別的構成成份的世界，真正發現咖啡的秘密，即其關鍵元素「咖啡因」的歷程，從而令科學家能把這種元素孤立出來研究其效果的一段故事，倒相當浪漫。

話說德國大文豪歌德，除了寫作也是一個業餘的科學家，對光學、藥理、化學、植物、生物、礦物和天文都有濃烈的興趣。年輕時的歌德相當嗜咖啡及酒，直到後來他認為它們對身體有不良影響。十八世紀初，有位年青的科學家朗治（friedlied ferdinand runge）發現把由莨菪榨出的汁液滴到貓的眼睛，會令其瞳孔擴大。歌德道聽途說知道了這消息，興奮得不得了，立即便想邀請他見面。當時的歌德已是公認的歐洲文化英雄，朗治突然水鬼陞城隍，戰戰兢兢的應約。年青科學家在他面前示範了讓貓兒瞳孔擴張的實驗，歌德心情突然激動，伸手在桌上一個小盒子抓起了一把摩卡咖啡豆，請求朗治試驗咖啡豆是否有相同的效果。就是科學與文學的相遇，造就了咖啡因的發現。幾個月之後根據朗治給朋友寫的一封信，他說歌德是對的，咖啡裡的，就是咖啡因。


越禁越上癮

有些抽煙的畫面，一直難望。中環都爹利街附近，右邊是政府總部長江大廈，前面是匯豐銀行置地廣場——香港的所謂心臟。街道又窄車又多，西裝筆挺的在打衝鋒。推著十呎八呎長重甸甸木頭垃圾車的老伯，咀裡叼著一根「棺材釘」，一派橫眉冷對的走過。早幾年到中國旅遊，陸路抄滇藏線由拉薩到德欽，整整五天四夜的車程，十六人小巴擠了二十多人，時間幾乎懸擱，筆者沒有伴也不懂藏語，咀角升起的白煙成了幾乎唯一互報存在的方法。小時候回家鄉，當時不少親人還未搬上多層大廈，住的還是老平房，房子還被矮圍牆包著，圍牆的中門卻是大開。村裡的老頭三五成群，一人一座水煙筒，在坐圍牆的門檻上，一坐就是一個下午。現在最常見的，當然是室內全面禁煙後，上班族躲在大廈外的一角，從煙盒抽出一支煙仔，三爬兩撥狠狠抽幾口，半支還未燒完便又趕上辦公室搏殺。

當然並非要窮盡所有吸煙的情境，但並置上述幾個簡單的情境，問題便蒸餾出來了：抽煙到底是一種怎樣的行為？抽煙到底是甚麼意思？這個問題最好當然是問古人。問問在其時代煙還未被簡化為尼古丁和焦油含量的古人，他們怎樣抽煙和抽來幹甚麼。

據考證，煙草最初的種植地位於秘魯和厄瓜多爾的交匯，而開始種植的地間比比咖啡更久遠，有科學家估計介乎公元5000至3000年之間。幾千年的時間跨度，不同的部落、文明和種族爭相對煙草的使用進行具創意的實驗，煙與人類的關係，何止五花百門。

約公元三百年時的北美存在著阿迪納和霍普偉爾文明，他們都有非常優秀的手工藝者。考古學家在他們的墳裡發現成千上萬的煙斗，當中有一類是極度龐大而笨重的，石頭質料，根本難以移動。這對於現代煙民似乎難以理解，包裝煙仔的出現的特點便是方便、隨時，甚至可以邊做事邊叼著煙。其實阿迪納和霍普偉爾文明的巨型煙斗，不過是示範了抽煙這行為，亦可以是集體性的、儀式化的：他們一伙人圍著坐，輪流抽。煙斗上通常雕有某種動物或人形（比較多是鳥兒或已故的親友），和雕在面朝抽煙者的位置。吞吐之間，抽煙者把外在世界的東西吸入體內，然後以吐出的煙還外在世他們的欲望與問題——這就是與靈魂世界溝通的特定形式。

阿瑪遜北部一個叫圖卡諾的部落（tucano），他們更索性以儀式置換及混合了現代國家對抽煙的限制。每個圖卡諾男孩需要把自已呈給神靈，才能正式成為成年人，而呈給之前便是讓他們吸鼻煙。換言之，抽煙是成年世界的入場券，但這張入場券不需偷偷摸摸，相反正正就是透過抽煙「通知」神靈，男孩經已長大。煙有時甚至有《黑社會》裡「龍頭棍」的功能，有部落當要討論重大問題時，勇士便會圍在一塊，點一根煙，煙未傳到手便不可發言。

當煙草於十七世紀正式征服歐洲後，關於抽煙和禁煙的永恒角力亦正式成型。有記載說，俄國的吸煙者會遭鞭笞及放逐、嗅煙草的要割鼻子，土耳其更會把煙斗插入吸煙者的鼻子！除這些極端情況外，一般情況卻是與現今諷刺地相似：指責他們口腔發臭、牙齒發黃、衣服不潔、痰黃鼻涕黃，還有可能引起火災，對環境造成危險。

對於這些原則性、道德性的指控，最好由二十世紀初兩場大戰裡的一些小插曲來回應。許多人都知道，希特拉領導的納粹德國是一個高壓禁煙的國家，手段與香港相若：公關文宣、青年老年及懷孕婦女不獲發煙票、公共場所（包括戰時的防空洞！）禁煙、禁止煙草廣告、大幅增加煙草稅（80-95%！）等。但弔詭的是，1932至1939年間，德國人均抽煙量由570支大幅增加至900支，而德國也成為了世界最大的煙草入口國。據說當時有煙草商隨香煙附送換領希特拉畫象的贈券！一邊道德地禁煙，一邊煙稅浸庫房，還要收愛國主義之效，妙不可言哉。

因為鎮靜、鄉愁、同志感等各種理由，向每天在戰場上面對各種殘酷、荒謬、恐懼的士兵提供儘可能足夠的香煙，已無需要辯論鐵一般的真理。盟軍每人每周可獲配給五至七包煙，並在行軍的日程表中加入cigarette break，即抽煙休息時間。煙草商於戰時無法供應足夠的香煙，參戰國的政府便只好趕製國產配給煙，據說英國政府生產的「英國皇家空軍」牌的配給煙，乃是在國內戲院地板掃回的煙頭，百鳥歸巢炮製而成的！

話說有次英國的蒙歌馬利將軍對丘吉爾說：我不煙不酒，並且睡得很多，這就是我百份百健康的原因。丘吉爾回應說，「我喝很多酒，睡得很少，一支接一支地抽雪茄，這就是我百分之二百健康的原因。」禁煙？你自己問丘吉爾吧。


無怨無悔的上癮

煙及咖啡等所謂「癮品」的歷史，本身便是一部偶然、支配、禁止、抵抗、斷裂、重覆、浪漫、嘲諷緊緊交織的燦爛歷史，一直如是、將來也必如是。若以往宗教便是真理，甚至可為折磨、殺人等提供理據，今天此種對健康的論述、所謂社會資源有效分配的崇拜也不過是這個時代的真理。科技會越來越複雜，但現代人的智慧不見得一定比前人高，現代的生活，不消說，更不一定比以往發生過的精彩。如果法蘭克福學派的遺產，是啟蒙精神一直在全力簡化世界這一問題意識，承繼它最好的方法便不外乎隨著這問題，然後得出一個相反的結論：各種化約的鐵籠，就是無怨無悔地繼續上癮的理由！


參考書目：

《尼古丁女郎：煙草的文化史》，伊恩‧蓋特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上癮五百年：癮品與現代世界的形成》，戴維‧考特萊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The world of Caffeine: the science and culture of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drug, B.A. Weinberg and B.K. Bealer, Routledge, 2002
The Faber book of Smoking, eds, J. Walton, faber and faber, 2000

原刊第二十期《字花》

謝安琪歌唱，馬克思自言自語，市建局偷笑…

重溫謝安琪的《喜帖街》，歌者幽幽地唱著輓歌，彷彿要安頓某種出於永恒及變化之間無法安穩填補的錯愕。喜帖的金箔還未退色，梳化還散發著伴侶熟悉的氣味，甚至即使主觀上還停留在說「我願意」的永恒剎那，不保證一切如願。歌詞問「請放下手裡那鎖匙好嗎」，就是要學習橫眉冷對大規模土崩瓦解的宿命。「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說的。

故事的現實，卻遠不只是幽幽的失落，不只是小業主及小情侶的南柯一夢加宿醉未醒，因為故事其實不以消逝為終結。消逝並不自然發生，對於策劃這失落的力量來說，「建設」才是故事的主菜。

新聞說市建局公佈利東街招標的結果，又稱喜帖街的利東街將以「姻園」為主題，由信和及合和集團合力，重建為據稱好得天上有地下無的港島區最大重建項目。裡面有保育及環保兩大元素，商場及豪宅兩翼齊飛，並在三幢四十年代唐樓安插一家中西婚嫁傳統博物館。五六年內完工，住宅單位1300伙，呎價可達港紙一萬三千，烏托邦得幾乎要以林則徐的對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才足以讚美其盛況。

由小個體的抑鬱及失落，瞬間過渡到暴發式的狂歡，還未及戲劇效果的全部。報章近日另載，市建局打算發債集資數以十億元，目標為機構投資者而非散戶小股民。集資的原理，就是把重建區居民貶為比債仔更不利的代罪羔羊。市建局收樓重建不成，就無法向機構投資者還債。我城的未來，以崎型的欠債關係，與業已無險可守的城市住民牢牢捆綁。這捆綁結構的火車頭，便是利字當頭的機構投資者。

改裝米蘭昆德拉引述的的猶太名言，此情此景就是「謝安琪一歌唱，市建局就偷笑」。未必很多人知道，上面馬克思的引言接著的，其實是「一切神聖的東西都已被褻瀆」。所謂「建設」與「穩定」正式脫鈎，暴發的狂歡偷換了城市的根，被褻瀆又何止是我城的發展。

然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繼續自言自語，「人被迫最後要以他冷靜的感觀，面對他的真實狀況，他與他同類的關係…」


刊於六月廿八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偽和諧年代的言論自由——作為政治行為的空言

試想，試想，有一對伴侶，他們之間默契，可以各自「出外搵食」一夜情（但不建立長久關係）而不需要向對方交代。一直相安無事，直到某天，男方突然向女方提及他某次「搵食」的經過，女方難免會想：如果只是普通的一夜情，為甚麼要特別提及？即使他所說的是事實，都一定「有啲野」。又或者，某天女方突然高調向男方說：我沒義務向你透露我最近和甚麼人交往，你應該很清楚⋯男方難免也會想：她雖說得沒錯，這的確是我們的默契，但無端端突然高調說她沒義務，是否掩飾著甚麼我不能知的東西？

哪怕「言說內容」（enunciated content）空空如也，亦不代表「言說行為」（act of enunciation）本身沒有意義。日常對話裏，一方接收的信息，除了是對方「言說內容」的字面意義，亦無可避免包括「言說行為」本身所傳達的姿態，後者同樣是語言傳意的重要構成。如此構成我們都不陌生。農曆新年到親友家拜年總不會兩手空空，沒有曲奇餅至少也帶一梳蕉。主人 家總不會若無其事的把禮物收下，送客時一定會把禮物推回給客人，並說「來坐坐不用買東西，太客氣啦」，而作為客人卻不會從字面理解主人家，信以為真遵從主 人家的指示。相反客人深深了解，主人家所言說的內容是空洞的，其言說的動作純粹是拋出一個空洞但友善的姿態。回應主人家禮節的唯一恰當反應，就是拒絕主人 家，說句「少少意思，不成敬意」之類的話，禮物留下然後拜拜離開。

齊澤克zizek在其小書Violence裏提過一個八十年代初發生於當時南斯拉夫的小故事。話說當時有班異見學生，他們不滿南斯拉夫政府裝模作樣的偽選舉。有別於直接批評選舉的不公平，他們於投票日前夕出版了一份號外，大字標題說「共產黨繼續執政」！內容搞鬼地與官方媒體於公布選舉結果翌日的報道一模一樣，描述共黨如何橫掃千軍，只是時空錯亂地早了兩天出版！也不知官方有沒什麼藉口把學生懲治，但這番事先張揚的重覆說話，在時空錯置下便顯露出批判的刀鋒。任何說話都不單純是「言說內容」的傳遞，同時亦透露出言說者把自己置於自己所說之話的什麼方位，與之構成了什麼關係，尤其當話的內容是說了等如沒說。


不要膽怯的二律背反

香港獨立媒體網印發的六四特刊中鄧小樺於《父母們，不要膽怯——從呂大樂〈是否需要立即狠批陳一諤〉談起》一文（下稱〈父母〉）和曾瑞明在《明報》對之的回應〈孩子們，不要膽怯——從鄧小樺〈父母們，不要膽怯〉談起〉（下稱〈孩子〉）的主要論點，其實在標題都已說得足夠清楚：就是誰該如何講六四。〈父母〉認為鑑於今年出現陳一諤以學生會主席身分說「六四只有少少問題」（其時呂志偉還未在城市論壇發表「死幾多人才算屠城」的高論），作為父母的要鼓起勇氣向下一代解釋大是大非，別要「連要孩子尊重平民的生命都很難開口」。而曾文則要捍衛孩子言論自由，無論孩子對六四所說的是對是錯，質疑合理與否，「即使有人要再討論『事實』是不是事實，那也是好事，因我們會有機會反思自身，我們會更清楚我們的信念」。叫人勇於講說話，天經地義，兩篇文章究竟是兩翼齊飛地倡議言論自由，還是真正針鋒相對？

今年十五萬人出席六四燭光晚會，發表回應的最高級特區政府官員林瑞麟林公也只好說香港人自回歸以來繼續享有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在香港，還是人人稱頌的「核心價值」，至少沒人會在口頭上否定之。那末，在一個沒人否定言論自由的地方伸張言論自由，究竟是什麼意思？以上文「言說內容」及「言說行為」的區別看，兩文除了鼓勵父母和孩子勇敢說話，還在說什麼呢？

筆者也算是拉車邊的兼職教師，明白教師在教室內最渴望的不是學生說對得「叮」一聲的話，更多時候只是卑微地期待學生開金口。錯的也好，至少有讓教師與之開始對話的起點，這點絕對可以理解。但教室就是學生的全部世界嗎？除了有〈孩子〉文末所提及的知識分子名牌，社會還存在着有刑事案底（哪怕是在社會行動中被屈襲警或阻差辦公）者做不了公務員的規矩、正在潮爆的中國市場、有每逢下午六點正便高奏的骨痺國歌mv、有超值抵玩的各種中港交流學習團、有校內免費派發的China Daily、有溫水煮蛙的各式媒體、即將還會有四十八分鐘把人由西九運到廣州的「廣深港鐵路」，並附大籃子中港融合的鴻圖大計，諸如此類。

如果有所謂的「大勢」，這些例子恐怕還未足以構成「大勢」的冰山一角，對學生有啟發性的問題，除了有曾兄所提的「學生有否膽量公開批評運運領袖」，至少還應包括究竟是所謂的「知識分子名牌」和這張天羅地網，何者令學生靜音的力量較高。戴卓爾說過「沒所謂社會這事（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ociety）」，與她對着幹的左派學者拉克勞與莫芙也說「社會是不可能的（society is impossible）」，意思都是絕對和諧並不存在，社會有矛盾有對立，歷史有未平反的冤情。

八九民運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揭示中國社會政治深刻矛盾的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事件，曾帶動香港人難得的政治意識，熱情投入各種政治討論和行動，除了是一宗未平反的外在事件，它更是銘刻在香港人的主體意識裏。近十多年一片全面北望的氣氛及年月洗刷，民運對香港的意義已逐漸變成標準教科書裏略略帶過的（另）一章節。眼巴巴看着如此變化發生，失落的不僅是一代人的經歷，失落的更是香港人（老嫩皆然）感受時代呼召，擔當歷史主人翁的機會。孩子不吭聲固然是問題，香港人的政治能動性及想像力難道不是至少同樣重要的問題嗎？明明兩者都是真問題，若錯把孩子的問題歸咎於激烈的爭論，無疑是判斷上的短路（short- circuit）。鄧文所伸張的父母一輩的言論自由，抽離其脈絡看，大路得有如期望年輕人孝敬長輩或讚美路不拾遺。但文章對香港的現明顯的迫切感，難道不是此時此刻迫切地需要的嗎？

鼓勵孩子說話，當然正確得如會自己說話的真理。〈孩子〉一文「毋須擔心異見會摧毁我們的普世價值」的說法，如果不是政治無知，就是不相關或不對題（irrelevant）。真正普世的價值未必會為異見催毁，可惜「不被摧毁」只是個低無可低的標準。銅版另一面就是普遍價值（永遠）不被落實。啟蒙運動的價值及精神，三百年來不錯被視為真知灼見（當然爭議也一直存在），問題只是歷史上沒幾個地方能夠切實執行——或者這才是今天要不怕陳腔濫調地繼續倡議的前提。「製造對立的文化工作者」的思維邏輯即使消失了，是否就等同有個一望無際的平原讓孩子的想法自由馳騁？抽離脈絡地強調孩子的言論自由，效果上能解決什麼問題成疑，更示範了透過短路製造虛假矛盾。


（political）sound of silence

如果嫌兩篇〈不要膽怯〉都叫人發聲，過於嘈吵，來點靜默好嗎？近來網上流傳着一批截圖（screen shot），難道不就是嫻熟地演繹了言說空白的政治姿態嗎？有網友在六四期間巡迴了一批內地網站或討論區，把它們在所謂「中國網站維護日」的首頁版面製成了截圖。什麼是「中國網站維護日」呢？就是內地政府以行政手段____（用什麼動詞請讀者自行判斷）內地的網站在六月三日至五日停止運作。這幾天裏，雖然網站的實際內容是被封鎖，有些網主卻不希望網友一頭栽在什麼「404錯誤」之類的系統信息，所以都自定了一些信息，例如「眾所周知的原因，本站暫停一天！預計6.5恢復」、或者「為了向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務，進一步改善網民的上網環境，本站於6.4進行技術維修，對此給大家帶來的不便，敬請思考！」、甚至乾脆四個大字「關閉6.4」。

說實在，網主自定的信息，其實不比什麼「系統錯誤」、「無法連線」等多出什麼內容，「關閉6.4」這一例子甚至只是把網友所經歷到的用文字重覆一次。換言之，這些信息的言說內容幾乎都是空白和沒有內容。在內地網絡世界，關於六四的言論可謂寸草不生，在這m環境下拋出一個空白姿態，便構成了某種「sound of silence」。《文匯報》於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開天窗當然已是「sound of silence」的經典，香港像霧像花的「自由」，祝福與詛咒混得兩茫煙水，有幸有不幸，未有資格感受內地那種寒風凜烈的肅殺。

另一版本刊六月廿三日明報

「香港精神」的正常性死亡，及生存的理由

丟棄嬰兒，義無反顧

百業興旺時，總會不時聽到一些不知是消息還是傳說，指某某金融才俊，狠狠的幹了十年，三十多歲就退休，在某某世外桃園買了小房子（可能還有遊艇），每天讀點書有門「世藝」，退休過「生活」去也。這種「理想」，不正是某種金融海嘯後的典型心態麼？ 二三十年累積下來的經濟成果轉眼土崩瓦解，有人朝思晚想如何勤奮上進復闢盛世，有人卻滄海桑田辭官歸故。兩者看似各走極端，暗合的卻是將文化藝術娛樂等充軍，讓其流放在那不痛不癢經濟、政治等「嚴肅」議題之外的大荒漠。

這其實不令人意外，自從阿當諾（theodore adorno）與霍克海默（max horkheimar）於1944年發表了《啟蒙辯證法》，所謂娛樂，包括電影電視台音樂收音機等，一概被宣判為「文化工業」。「文化工業」只有一個目的，幫資本主義搵錢，手法是麻醉大眾，日間努力幫資本家賺賤，工餘就消費娛樂，鈔票一個白鴿轉就轉移回資本家手中。

以《啟蒙辯證法》為奠基文本的「法蘭克福學派」，流行的批論都指他們的批判力度太狠，連荷馬差不多三千年前的史詩《奧德塞》裡克服唱靡靡之音的女海妖，都被詮釋為所謂「工具理性」全面統治地球的前傳。然而，批判越是超越時空舖天蓋地，剩下的彷彿就只有絕望和無力。面對類似的左右做人難僵局，本文希望借用斯洛文尼亞思想家齊澤克（slavoj zizek）的說話，即倒裝「別把嬰兒連污水一併倒去」這一西諺：不把污水倒去亦不留下嬰兒，而是將把水弄污的嬰兒丟掉，留下尚未污染的清水。市面上的「娛樂」，如果是十八層地獄的糟，我們便既要拒絕某種高等文化立場，蔑視所有普及文化；同時亦要嚴正拒絕某種相對主義everything goes式的誘惑，即世事無絕對觀點角度的放蕩。

正如近年奮力為列寧翻案的齊澤克，他念茲在茲的，就是列寧獨排眾議堅持的十月革命，即使無可避免導至後來蘇聯的國家官僚社會主義，但若因此就把列寧與史大林綑綁起來一併拋棄，則無異於右派惡意把任何改變秩序改變世界的實踐都污衊成極權主義的陰謀，因為結果同樣是有心或無意地，把任何「希望」的計劃都沖到馬桶裡。

宣判文化工業死刑，與留下清水丟掉嬰兒，在這意義下，便幾乎是矛盾的兩項工作。前者要概念上為普及文化定性，手段是歸納出普及文化的某些特徵，哪怕歸納免不了簡化，特徵也有例外；後者並非不否認普及文化不可救藥的市儈及反智，但卻偏要從中出土曾經出現，但散落一地的剎那靈光。

據說近三四十年，香港人對自己及我城的認識已極速收窄至消費動物享樂至上，自己要不是「中產階級」也無可避免認同或仰慕之。香港人曾有過對身份的爭扎、對發展至上的猶豫、對社會體制的質疑，即使不被徹底肅清，也是被掃進祖母的日記簿裡，成為「我也曾經激情過」的談資。如果要從金融風暴金融海嘯得到教訓的話，恐怕便要深刻反省一直流行的香港故事，即當其識時務懂看風駛陀便可平步青雲的「醒目仔」。在這意義下，出土散落一地的剎那靈光，絕非緬懷甚麼集體回憶，亦非額首稱慶革命已在燎原，而是要在絕望得透頂的世界中，檢回「希望」的根據，想像和實踐不一樣的香港。


音樂的多重身

前輩說，香港以前流行搞電影會，最初當然是由居港的歐美人士發起，引入國外經典電影，搞放映、討論和出版等。也有本土青年搞電影會，專揀如高達等激進導演或第三世界革命電影——前輩說，在國外這些片是還未散場觀眾已會按奈不住衝上街示威。當時租用中環大會堂等地方播電影，還是要向警方申請公眾集會牌照的，這班激進青年就打車輪戰，以不同的名目申請，甚麼「土佬福電影會」、「仙人掌電影會」、「visual programme system」等，直至被警方點了相不能再申請為止。

殖民地警方是否充份了解到電影音樂等創作等「娛樂」的潛在力量，故以公眾集會牌照作為監控手段，這有待考究。更明顯的，卻是我們社會自身對這股力量的認識，大概最多都只流於法蘭克福學派的大拒絕。音樂學 （musicology）學者nicholas cook在他的小書《music: a very short guide》中，便透過簡單的歷史回顧，為上述問題提供了富啟發性的思考座標。他指，早在五世紀時，希臘哲人畢達歌拉斯已經發現了音樂與一般數學原理的巧合：假設拉力相等，一米長的絃線比兩米長的所產生的音是高八度的。以至後來出現了天才作曲家乃「一種自然而然的媒界物」的定義。根據這說法，天才的作品就是大自然規律的縮影，優秀的音樂反映大自然之美。

這種對音樂反映大自然絕對的美的觀點，難免受到廿世紀中後橫掃千軍的語言及文化轉向的衝擊，文學音樂視覺語言等更被認為具有構成現實、或至少構成我們對現實的感知的能力。換言之，音樂的力量除了被認為反映大自然的絕對價值，更開始被理解為能構成集體認同及讓集體力量構連的紐帶。

齊澤克於《revolution at the gates: zizek on lenin the1917writings》裡提過的另一例子。話說西伯利亞許多礦場於1953年斯大林死後幾個月紛紛發起罷工，提出了一些合理得無話可說的訴求：禁止哨兵向礦工胡亂開槍、停止奴役年邁礦工和童工等。政府又傾又砌，一番軟硬兼施後，礦場悉數復工，剩下佛庫塔（Vorkuta）的工人還在死守。蘇維埃政府一出手便是兩隊坦克兵，甫進礦場但見工人手挽手組成人鏈，一列一列的大漢前仆後繼的集體引吭高歌，坦克兵當堂呆了。軍令如山，嚇呆了還是要開槍。礦工一具具的龐然肉身，在槍炮聲和震耳欲聾的歌聲中，竟幻化成一頭不滅的大怪獸。秘密在於集體高歌所引爆的意志，令中彈者得到旁邊工友的殊死支撐。不錯礦工是紛紛中彈，然而幾分鐘之內工人還未全倒下之前，這連環船的陣式便構成了一幅結合了剎那及永恒的劃面：抵抗蘇維埃政權的工人，竟像凝定了時間也否定了地心吸力及生物原理，成就了戰後早期抵抗蘇維埃的經典。


你死我亡的搶奪

換言之，若將音樂簡化為純粹一時一地社會現實的反映，再看看今天的唱片店和紅館，難免灰心喪志。最灰心難道不是沙士時梁錦松在立法會中高歌《獅子山下》嗎？經他一唱，所謂「獅子山下」精神，立即成為死捱難捱任勞任怨，有工做就咪咁多野講（據稱即「香港精神」）的圖騰。

可是，梁先生要不欺負香港人太年輕，便是以為我們不懂去圖書館找檔案來看。始於七十年代末，《獅子山下》的班底，不少是後來人稱「新浪潮」的導演，如許鞍華、方育平、單慧珠、敬海林等。節目以寫實的手法拍出許多社會問題及矛盾，是否「代表」社會當時的狀態當然要再考究，但至少道出了香港許多並不「和諧」的面貌。許鞍華其中一套作品《橋》，便以一名記者為主角，寫出政府未諮詢過居民便把一條居民出入必經的橋拆掉導至的官民矛盾。期間敬海林飾演的一名正義青年更挺身而出，佔據天橋橫跨的大馬路，發起一人絕食！

如果《獅子山下》被挪用為服侍企業的老闆，規訓打工仔被剝削也不吭聲，需要的便是一雙透視歷史的眼光：不單止金融風暴金融海嘯沙士不是因為香港工人太霸道太難以應付；我們更要聲色俱厲說，《獅子山下》即使不是號召義無反顧的抗爭，至少亦絕不在叫香港人卑躬屈膝！梁錦松蓄意把歌曲解，香港人也要有羞恥之心拒絕被任意侮辱。歌的意義並不靜態，意義的爭奪亦不發生於一片中立的戰場。殘酷的現實有一個別稱，叫「你死我亡」，你不搶奪，敵人便來把你俘虜了。

90年3月底的一期《電影雙周刊》中，有一篇圖片專欄，附圖是一幅照片，兩個船夫在維港撐著小艇。內文說許冠傑推出了他包辦曲詞唱的《同舟共濟》，「這一年內，我們由胸懷祖國，到驚慌心創閉門飲泣；以至固守寸土，節節敗退。而現在我們談論的是甚麼呀？居英權可不可以多一個，預埋我啦！」作者認為在民心一片低迷的環境中，許唱出這歌，不是政治白癡便是一心討好權貴。更離譜是同年的《話之你九七》：「咪匿響屋企速速Call機 / Call班知己 / 睇番齣無厘頭攪笑戲 / 卡拉ＯＫ「隊」樽拔蘭地 / High High地 / 高聲亂唱再去旺角打機 / 買份八卦雜誌睇下大姐楣 / 「及」下邊個整容後揚威選美 / 明日懶鬼理 / 最緊要依家Happy / 話知佢死」。末世的狂歡心態，與統治者忘情探戈。

立即宣判許氏「妥協」或「變節」，只表達（部份）香港人迅速歸邊認命的所謂社會現象，雖然並不全錯但卻失諸簡化。若在網上搜尋已故著名填詞人黃霑，於悼他離世的官方網頁，能下載一本紀念冊，內裡有一個簡單的生平年表，89年提及他與蔡瀾及倪匡主持《今夜不設防》，接著91年便有多首勇奪香港電影金像獎的作品。89至91年之間黃霑幹了甚麼呢？

黃霑在演藝生涯中推出過碩果僅存的兩張大碟，分別是九零的《笑傲江湖——百無禁忌黃霑作品集》，與及89年年底推出的《香港X'mas》（下稱《X》）。《X》收錄的都是傳統聖誕歌譜了新詞的作品，例如寄調《the twelve days of christmas》的《慈祥鵬過聖誕》，便唱出了這樣的詞：「慈祥鵬過聖誕 問我要D乜野玩／佢呵護我 只要我扮盲 不停讚 不再亂彈／但我說俾個passport我」。不問可知，慈祥鵬指的當然是其時國務院總理李鵬。

據潘國靈等的考證，89後關於民運的歌曲有上百首之多（見潘國靈，《城市學2——香港文化研究》。香港：kubrick。2007）這裡並列黃霑與許冠傑，想說明兩種歌其實代表了在這動態的時代兩種搶奪人心的姿態。黃霑的歌雖然並非革命尚未成功的熱血，起碼還有明刀明槍的對立面。這批有如政治行為的歌曲，就如此收藏在黃霑絕無僅有的個人大碟之中，還要在他離世後的官方紀念冊大刺刺的缺席，與其暗示某種大勢已去的悲情宿命感，不如說是在需要的時刻曾出現過的恰當的激情被蓄意謀殺了。如此把流行樂壇理解成一個各方全力競逐的場，值得問的問題是：如果當時除了許冠傑的末世犬儒，還有黃霑的這種倔強的戲笑怒罵，則是甚麼原因，甚麼社會條件令後者逐漸失勢，以至最後被隱沒？


思考香港，由零開始！

資深電影工作者及研究者吳昊，在一篇90年代末寫就，紀念「香港電影新浪潮」二十周年的文章（〈一個電影無政府主義者的懺悔〉，收於《孤城記——論香港電影及俗文學》。香港：次文化堂。2008）中提到，70年代末，一班有著相似背景的年青導演，以美國荷里活的b級片為藍本，希望在香港死氣沉沉的大片廠制度中殺出一條哲學上反建制，操作上與主流電影制度背道而馳的無政府游擊策略。事實上他們成就了後來被稱為香港新浪潮電影的骨幹部份。然而吳昊也提到，這伙人的夢，就是「害怕成長，害怕墮入社會建制的機器裡被輾個粉身碎骨」，結果他們的態度太尖銳了，對社會的迷惘及吶喊，後來竟幻化成一股自焚的火苗，連自己都毁了。加上被麥理浩以來的政府一連串粉飾太平的政策夾擊下，新浪潮電影水過不留痕，都給風帶走了。

這篇懺悔書的真正視野，在於能夠清醒地回顧這段歷史。文章的調不是「我都曾經激情過」的今是昨非，恰恰相反，問題從未解決，只是曾經有解決問題的野心的人引火自焚，加上社會原來對問題的敏感已被另一種現實感置換。如此重組整個過程，便能維持原本的社會問題的張力，甚至因時間流逝而沒任何改善而更加怒髮衝冠，而不會被一種不假思索的失敗感和無力感佔據。

電影音樂等娛樂，如果在文首nicholas cook開出的討論維度裡，本就應被視為社會和歷史的一部份，它們與所謂嚴肅制度性的政治經濟制度同樣是建構現實的力量，而不是有個客觀外在的社會供它們去反映。故此娛樂對社會和時代的應變及策略，本身便是一條內容豐碩的軌跡，供我們定位現在及思考未來。社會當然不斷在變化（或有人會稱之為「進步」），但變化也可以是病態的。透過仔細考察其軌跡及其興衰裡，甚麼是正常而合理的死亡，甚麼又是蓄意的謀殺寃情，就是在判斷甚麼是把水弄污的嬰兒，甚麼才是我們認為的清水。如果社會是因為病態的「進步」導至今天的境況，借法國新浪潮導演高達的話：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zero; more exactly, to get back to zero!

另一版本刊六月七日《明報》

《烈日當空》的（意外）投案

在the 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裡，peter sloterdijk以德國的大戰經驗嘗試解釋為甚麼原本好地地的犬儒學派（可以是大寫的Cynicism或者kynicism），會變成今天冷嘲熱諷玩世不恭的cynicism。他說德國二戰時第一批上陣的軍人，原來全部都是面色潮紅不能自己的志願者！經歷了between war的經濟超級大蕭條，突然有個叫希特拉的人跳出來說能打救德國，全部人都興奮得不得了，結果當然就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幻滅：啟蒙運動以降人類的科學與技術不斷進步，原來進步的極限就是大災難，就是人與人最大規模與最有系統的互相殘殺。真理？開玩笑吧。認真？不是玩認真吧。犬儒派那種橫眉冷對憤世嫉俗的品格，便偶然的短路到沒有明天並永遠錯位的末世心態。那種mission impossible的提燈使者形像，赤條條地把呼風喚雨的亞歷山大大帝耍得動彈不得、在日光日白的市場上尋找神的對抗性，給無情的置換。

這難道不就是麥曦茵的《烈日當空》給觀眾的最大教訓嗎？垃圾學校的七個男生，成績有好有不好，但電影前半段都在描寫這幫人作為社會邊緣的處境：有人捱通宵做兼職都感覺滿足，有人天下我有卻夜夜失眠，學校老師除了職位授予自己的權柄外便甚麼都沒有亦甚麼都不是。成年人世界就是拉康所謂的符號秩序，即核心是虛弱的，不存在的，但效果上卻有如球證，可以吹停你，亮出紅牌你便要出場。所謂年青人，原始欲望的化身，要麼把自己閹割然後進入蒼白的成年人世界，要麼不停撞牆頭破血流。如果這叫批判，批判就在這必輸，但有如鍾鎮濤在《新精武門》裡明明已被打到豬頭卻總要再起身再打的對抗性之間綻發。腹背受敵四面楚歌，在學校天台扭打的青春軀體，感動而號召共鳴。

但原來說故事真的是有銅牆鐵壁的說故事規限，即要有起承轉合，有要矛盾和化解。電影後半段要說教訓：無名少女的死是因為主角怒榮在卡拉ok樂極生悲把搞野片段不小心藍芽發放；萬人在時代廣場渡大除夕，卻偏要遇上一幫以紅髮少年為首的惡棍，打到仆街意外死掉平時最乖的牛蒡；新移民頭抽一直以好打head住成班同學，在時代廣場一役卻是走得最早；小康家庭的肥毛在校內做拆家，索早k索到滑入浴缸，可謂多舊魚。彷彿無奈就是命運，symbolic annihiliation就是無聊抵抗無聊。

ok，原來這就叫青春。不僅被成年人否定，還要是自尋短見徹底自取其咎，才能夠完成既要青春復要自毀的那個完整的步驟。這就無法不叫人想起嚴浩80年的作品《夜車》。許多導演第一套電影，彷彿都是要告訴世人，歷盡千辛萬苦我終於拍到電影了。彭浩翔的《買兇拍人》和黃秋生第一部執導的《新房客》在這意義上都是類似的，嚴浩第一部（很想找們找極不到的）《茄哩啡》名字已道出了一切，但其第二部電影《夜車》，卻是儼然達到了高峰：一班死飛仔死飛女由偷了一部開蓬跑車開始便世界徹底在對立起來，偶然與宿命的無間合作下，死飛仔和飛女愔然的與社工警察和媒體等共謀起來，編織成一條自己的不歸路。

哀是莫大於心死，但心死也有分是屈死及抵死。如果赤條條的第歐尼根及其信徒是到處以最草根的姿態鬧事唯恐天下不亂，現代的小寫cynicism就是相同的名字走到其祖先的對立面，比明刀明槍的亞歷山大大帝更對立的對立面，因為後者已是信無可信的絕對虛無。一樣是闔家鏟，一樣是like a rolling stone的無根青年，但《夜車》還不至於無人驚駛到連誰是敵人都忘了。一切悲劇一切犧牲都不是無意義的，至少在鉅大的失落無力後，好歹冤有頭債有主對立面還是有的。同黨死的死被捕的被捕，清道夫連夜趕工掃街把現場清理得回復原狀後，就成為一筆警察社工媒體沒法還清也沒資格還清的債務。到《烈日當空》，成年人世界不錯是荒謬無意義，但無需成年人出手，世界已經虛無得獨獨是年青人之間的內鬥及錯手已足夠構成最無可挽回的互相懲罰。

老實講，觀乎電影裡多處角色吐出與其角色設定本身距離相當大而充老成的對白，例如怒榮與牛蒡在某個路口說，點解我地一定要玩成年人設定的遊戲？這片懸而未決的是這樣一個問題：究竟電影是「反映」一般年青人的生活處境，還是諸如上述的突兀問題，同樣是年青的導演自己還未解決的心結？相對於日落日出所謂「正常」的這部社會大機器，所謂年青的躁動及反抗應如何處置？收拾之然後裝甚麼都沒發生，還是狠狠地在社會的肌理上劃出一道復原後還無法完全消失的瘡疤？但無論如何，即使是劇本的世界也好，兩條人命，加一堆挫敗的心靈，如果純粹為宣示這個導演自己也未能回答的問題，他們的死也未免太沒價值，或曰，代價太高。

在事件和定論間尋找力量，或a very partial guide to historical agent

說明：八九至零八年之間，《明報》及《文匯報》六月四日及五日關於六四報導的大標題

（版面問題，圖小得太可憐，想看原圖請敲這裡。事實是幅圖係主菜，樓下的文字只係一發不可收拾收唔到手的伴碟小菜。）

出生於1917年，還在世的英國左派史家霍布斯邦在他自己的《the age of extreme: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裡說到，要書寫二十世紀的歷史，某個意義上是不可能的，正如一個人不可能如其他人般從一個旁觀、外在的角度書寫自己一樣。他他生命所橫跨的時間，與書裡的內容大致上是重疊的，所以他無可避免的帶著一堆史學家應該努力克服的「觀點」和「偏見」。

絕對不是要伸張甚麼客觀中立的史觀，那是神話，是有如天堂的彼岸。早前曾蔭權提出了一個彷彿石破天驚的講法，說國家經歷了二十年的發展，香港人也從中獲得不少好處，因而能夠客觀地評價六四，並謂這是代表香港人的意見。這句話石破天驚之處，從時事的角度看，就是六四廿周年尚未平反，曾蔭權憑甚麼說香港人已經被經濟好處買起了，並名之謂「客觀評價」？學究一點看，就是客觀評價的能力甚麼時候開始與經濟水平掛鉤了？擺脫無謂枷鎖才是獨立思考，不是啟蒙運動下來的經典定義嗎？

輕輕回顧歷史，不僅可以發現曾蔭權其實已不是第一放如這篤屁，早在四年前他開始競逐特首選舉時，已在電台過類似的話。立場與曾蔭權相異的香港人，肯定不在少數，但我們的立場又是甚麼，可以是甚麼？表列兩份報章二十年來對六四相關報導的頭條處理，出發點就是這條問題。隨便找甚麼報紙都可以，兩份三份十份都可以，反正有了兩個日子二十年的跨度，就成舉陣。讀者可以按自己的看法組裝、分類、配對、割裂，詮釋出場廿十年來的演義，過程中詮釋者將會發現自己無情地溢出的欲望和情緒——正如報紙輯編決定新聞如何報導，亦無情地暴露他們溢出了的欲望及情緒。歷史固然有事實的面向，至少同樣重要的是其動態的、政治性的一面。如果你以為我們一直以來的選項就是平反六四與否，把抹不掉的歷史陳列在讀者眼前，就是希望鬆動出某些空間，讓這些看似風紋不動自有永有的選項，道出它們自己廿年來的掙扎和猶豫。

說個笑話：話說從前有個工人，他被工廠管埋層懷疑他在工廠偷東西，每天出入工廠都被門口看更仔細翻他的行當及手推車，但一無所獲。經理越想越不對路，最後發覺自己被搵了笨：工人偷走了的，就是那架他們每天在翻的手推車！

無需要等待結論，亦別要寄望把事件百分之百還原。文首霍布斯邦的感慨，可以讀作他認為寫史就必需要恪守專業史學的某些規範，也可鏡像地讀為他其實認為寫史無可避就是介入歷史。歷史作為個別事件，其實「真相」的客觀性和絕對性，與事件形形式式的表述和再現之間，就是行動的空間。沒人希望像笑話裡的工廠經理，每天眼巴巴看著自己要找的東西與自己擦身而過。

facebook說真話？或，傅柯論六四

跟隨著你的視線，你手控制著的滑鼠游到facebook右首邊被各方友好推薦或回應的連結；更新得頻密的，就哮喘般追趕浪奔浪流的新消息。倒瀉籮蟹的資訊，在facebook及youtube及各式網誌無間合作下，徹底共時地紛陳眼前，當年粗糙屠城片段與學者力撐陳一諤的文章並置，呂志偉謬論惹謝志峰怒斥的片段與反對曾蔭權狂言代表香港人聯署同步——時間這維度彷彿煙消雲散。

這難道不是悖論麼？關心六四者，發開口夢都會想香港人毋忘六四，念茲在茲就是別因時間久了或經濟繁榮就像曾蔭權般忘本。這些資訊（至少在香港）並不是甚麼國防機密，也不是如毒品單是藏有便足以罪成入獄。關心民運者朝思晚想毋忘六四，今天關於民運及屠城的資訊已是垂click可得，89和08相隔的廿年已不是甚麼區隔或障礙，它的肆意流通，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好些對六四一直不成問題的假設。

向來流行的擔心，都是年輕一代因少接觸而對民運無知甚或冷漠，懶去思考民運與我們的關係。天知是偶然還是預謀，近日從所謂「事實」層面「質疑」六四的，剛好就是最令人擔心的「年青人」。可能不少還是八九年出生的，是反諷還是宿命。

這裡的另一悖論，就是他們也自命對民運認真呀，至少是有副認真思考然後認真批判的皮相。禁止他們嗎？就因他們提出質疑就禁止他們嗎？近讀已故法哲傅柯的演講集《傅柯說真話》，他提出了公元前後五百年間關於「parrhesia」（大意為fearless speech，即「說真話」）的理論。在那個時空，老師對學生的教導、法官對罪犯的斥訓等，雖然都並非謊言，但卻遠非parrhesia的高度。真正parrhesia的德性，至少包括坦率、真理、冒險、批判及義務等五元素。parrhesia冒天下大不諱，無視任意的權貴層級及習俗，以爛撻撻的外表包藏說真理的光輝。

指出某具屍體「有可能」是北京市民也可能是解放軍，在「有可能」這意義下或者難以邏輯地反駁。但別要被激得亂了陣腳，當年人民敢於向權力說真話的實踐，其高度發出的耀眼強光，「有可能」論全部見光死。尤其在youtube，人人都可做十五分鐘英雄，明白的。

六四解魅三式，或論後八九一代的八九

第一式：穿越假對立

齊澤克討論意識形態作為一個幽靈般的概念時，舉了一個例子說明新與舊的辯證。許多人指，所謂「虛擬的」、「數碼化的」性愛，代表著與過去的根本決裂：新時代來了，人類性愛不再需要肉身對像！但對齊氏指出，面對這種大呼小叫，首先就要揭穿所謂「真實性欲」的神話。拉康「不存在性關係」的斷言，不是老早便闡明了所謂「真實」性行為的結構就存在著與生俱來的虛幻性嗎？對手的「真實」肉體只是作為我們虛幻投射的一種支持。對齊氏來說，錯認某事物為新，與無視某事物的嶄新性，雖然表面上對立，但都是當今所謂後意識形態年代的意識形態煙幕。

ideology，意識形態字義本身的演變史，不就是說明相關的新與舊的辯證的上佳例子嗎？ideology原為法語，結合了idea（觀念）和logy（研究）的意思，是18世紀末尚在經歷啟蒙運動的新發明。這字表明了一種態度，即與舊有的宗教世界觀決裂，宣示一種透過實證觀察研究所有現成觀念的志向。後來拿破倫卻恃者教會建制的靠山，將之批評為「污煙瘴氣的形上學」（cloudy metaphysics），認為每事問的精神，簡直是法國倒楣的源頭。ideology出師未捷，首度污上負面意義。

將這個字大幅引申的，當然是後來的馬克思。今天的用語裡，意識形態有了所謂「暗箱」（camera obscura）、虛假意識、服侍階級利益、遮閉社會矛盾等批判性的意義，就是拜馬克思所賜。後來列寧史大林毛澤東等所謂實存社會主義國家的墮落，便更惹人口實，令意識形態式落難為一個備受批判的概念。70年代末列根戴卓爾上台、89北京民運及東歐的「蘇東波」，資本主義在全球全面取得勝利，意識形態幾乎可與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互換使用。所謂「意識形態的終結」之類的說法，其腦殘之處，不僅在於以為鐵幕倒下便等同意識形態的不再，還在於缺乏歷史眼光，無視這字的豐富多意，及變化發生的各種條件。

將之轉換成問題，難道我們已實現了啟蒙運動的理想，能夠擺脫枷鎖自由自主行使理性嗎？難道馬克思所分析的各種資本主義拑制與剝削經已消失了嗎？更切身的，難道八九民運的各種理想已實現了嗎？上述目標一天未實現，意識形態相信便從未消失過；甚至當我們認為能快樂地消費，這些目標便已痛癢無關，就更說明意識形態已獲得全面統治。


第二式：釋放六四（從而捉得更緊）

在這格局下，看近日在大專院校關於六四的種種爭議，便能有更清晰的立足點。從3月下旨城大鬧出評議會阻撓出版及派發六四特刊開始，至港大陳一諤的連串爭議，到早前嶺大有同學在校園裡自發舉行延續六四精神的64小時禁食行動（早幾天讀報連學聯亦有意仿傚了）和中間理大亦舉行了討論六四事件的論壇等：看似矛盾的是，彷彿新一代冒出頭來了，但這一代對六四的態度及行動，卻不一定是按理出牌的，至少不是按平常對大學生的預期。這說明了甚麼？

進入這問題，便要先回顧廿年來的紀念活動。家父母不是勇於表態遑論爭取的人，89年4月學運爆發，十歲不到的筆者就是呆在家中看電視。六四於筆者的意義，其一是首次能通宵看電視。記憶裡當時通宵達旦甚麼節目的內容都是天安門，從公仔箱中看到又打風又落雨甚麼的，幾十萬幾十萬的人在街上。後來聽前輩說，支援活動當然集中在港島的馬場、維園、立法局等，但也有大量非市區的居民自發在屋村舉行聲援遊行，聽說中大的同學當年更由馬料水徒步出市區！

這可能是香港人近幾十年唯一可以毫無顧忌，以行動或輿論集體表達政治立場的機會，無論今天已是如何今是作非。連文匯報都可以腰板挺直「開天窗」支持學生，任何人向北京政府表一個生命中最肅穆的態，都沒有猶豫的餘地：其時香港的時空極度獨特並可一不可再。親身經歷者，適逢其會親歷了慷慨激昂的日子，經驗了曇花一現不可復制的主體經驗，是事實。然而20年下來，「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釋放民運人士、建設民主中國」卻幾乎就等同了整場八九民運的所有意義，成為了紀念六四的主題曲。

大專院校學生會近年常傳出被親中學生及學生組織滲透，在這脈絡下，今年港大陳一諤君，及城大評議會認為六四與城大無關等，其實不應令人感到太震撼。不同院校學生會今年人浪似的先後在「六四是獨特及可一不可再」這前提大肆抽水，才真正的警號。認為學生面對六四這個議題，需要更多理性的「了解」及「討論」，其實不過是借力於某種共通而看似無可辯駁的立足點：六四的經驗是獨特而不可複制的，我當時便不在場，甚至未出世。基於這無知者的立場，對六四作事實層面的質疑，還可幻化成某些認為同學永恒需要多了解多討論的「積極性」。也就是把後八九的人都囚禁在六四的所謂「事實」層面，同時亦宣判未知者無權表態或參與。

廿年過了，香港不錯是還未能容許王丹入境，但回歸十多年了在維園高呼追究屠城責任，似乎還是安全的。今年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如果是幸運地一條龍直升大學的話，大概有為數不少是剛好於89年出生的。在一個安全的地方重複安全的悼念動作，與一年級的大學生立於無知的立場拖民主運動的後腿，分別有多大，似乎才是具排戰性的思考題。

天安門上學生的愛國熱情、追求民主自由的堅定不移，令其具有太陽一樣的巨大道德力量，這當然不容否認。但如果按齊澤克的思路，面對這兩難——六四是獨特的，對人能產生不無法複制的烙印，後來者也就永遠無從進入事情的核心——第一件事其實恐怕是要先解開慣常「六四」的魅。究竟這道德力量的核心是一系列凝定的悲壯史實，還是學生超越的對抗性？任何嚴格意義的政治行動都至少有創造形勢及具明確對抗性兩個面向，而非如學鋼琴般操練考資格試後才能見人。如何持續引爆這種對抗性，才是繼續把活動辦下去的理由。


第三式：尚未到手，越要捍衛！

早前嶺南有同學自發進行了六十四小時的禁食行動，希望在校園內的廣場打開一個思考六四的空間。在今天吹不縐一池春水的校園祭出禁食這種不合規模的殺著，從時機及校內同學的反應看，效果並不很理想。然而，正是如此不合天時地利人和的意志，令筆者想起當年北大絕食團的〈絕食書〉：

「…盡管我們的肩膀還很柔嫩，盡管死亡對於我們來說，還顯得過於沉重，但是，我們去了，我們卻不得不去了，歷史這樣要求我們。……絕食乃不得已而為之，也不得不為之。我們以死氣概，為了生而戰。……死亡，在期待著最廣泛而永久的回聲。……別了，愛人，保重！舍不下你，也不得不告終。別了，父母！請原諒，孩子不能忠孝兩全。別了﹐人民！請允許我們以這樣不得已的方式報忠。…」

重讀這篇絕食書，最令人動容的，是學生重疊了戰戰兢兢及義無反顧的矛盾心情，既認為歷史已選定了他們，同時也了解自己的柔嫩及牽掛。他們也深知自己並非完美的聖人，並不是瀟灑地承擔必勝的任務，但在物價飛漲強權高懸官僚腐敗等情況下，他們站到了挽狂瀾於既倒的那骨節眼。

當然不是要把嶺南的同學抬舉到天安門學生的級數，然而這種清心寡欲地要克服甚至針對各種不利條件的心態，難道不就是今天最需要的嗎？天安門學生的要求，今天比原地踏步應好不了多少？多少人已經說過，整場民運不只有屠城一刻，其意義也不應濃縮成屠城一幕。絕非為屠夫說項，而是與其要爭辯過去今天未來民運動的參與資格，更應念茲在茲的，似乎是學生未竟之志。應捫心自問的，是我們現在是否能重新承擔，學生當年柔嫩而堅定的意志？多少人也說過，紀念活動越來越形式化，時間相隔越來越遠，香港歷經回歸與中國融合亦日深，如果在過程中似乎順理成章地放下了學生當時最核心的對抗性，甚麼活動都是白搞了。

據心理分析的定義，所謂憂鬱，並非簡單「怕失去」，而倒是指主體擔心自己與一直上下求索的對象無法維持原來的關係。對抗六四憂鬱症，就是要堅持一個悖論：越未到手，越要捍衛！


另一版本刊五月廿二日明報

這麼近那麼遠 ——青年的面龐

短路中的青年

決定論大家聽得多，甚麼經濟決定論科技決定論基因決定論多元決定論星座決定論，不一而足。話說美國出現了一個新概念，所謂的parental determinism。簡單來說，就是社會有所謂「青年問題」這個並不出奇，青年據稱從來都要被修正被規訓，這個並不出奇；奇就其在近年，連家長都開始被置於各種育兒社工教育專家要檢驗的大光燈下了。在專家眼中，青少人有問題，根源就是家長不懂教，是故就出現了所謂「parental determinism」這個異形觀念。

但開講有云，事情第一次出現是悲劇，第二次便是鬧劇矣。如果parental determinism這個觀念顯得荒誕，不得不提的就是香港所謂青年問題的「起源」。讓我們把時間倒流回一九六六年，那個年頭，甚麼免費教育廉政公署都沒有，政治封閉官吏貪污，百姓胼手胝足生活艱難。當年天星小輪公司，挾著每年巨型的盈餘，卻宣佈船費加價。四月四日有位叫蘇守忠的年青市民，抓起一件外套裡面反出外面穿，並寫上「絕飲食反加價」的字句，隻身便走到尖沙咀天星碼頭展開個人的絕食行動。絕食行動當然在翌日已被皇家警察，像公安在天安門廣場撲法輪功般，極速撲滅了，但卻為後來歷時四、五天的所謂「六六騷動」揭開了序幕。事後政府裝模作樣的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調查事件的成因和對殖民地政府施政的啟示。

報告這樣說的，「... the most significant feature… is the comparatively high proportion of those in the 16 – 20 years category who were involved in offenses more serious than curfew breaking…the feeling of aimlessness and boredom which was part of the motivation behind their involvement in the riots. Because of the demands of their employment they lacked opportunity for normal teenage fun, so used their riots as one outlet for this need.」

一件因殖民地劣質管治加上企業貪婪無度引發的事件，就如此地被權宜詮釋成為苦悶青少年借故發洩的機會。一如「parental determinism」，究竟社會體質出現了甚麼問題，媒體、職場、「成年人」豎立了甚麼「榜樣」，全然不是要探究的問題，要解決的是年青人苦悶還是甚麼其他更系統性的社會結構問題等，也全部視而不見。問題一端和解決方案一端都是徹底有意留白的情況下，青年人和苦悶便被「短路」（short-circuited）成最為容易操弄因果關係。


青年在哪裡？

六六年那個調查委員會，當然有權將問題推卸到一班被他們視為燥動不安的青年人，但真正應該問的問題，其實是香港這個社會，有年輕過嗎？任何年代都會有年紀分類上的年青人，但能把「年青」區別出來的特質會是甚麼呢？容筆者改述以前學生組織的口頭襌「群眾在哪裡？」，還未及細問的問題，會否是「青年在哪裡？」如果按呂大樂在《唔該，埋單》的說法，七十年代的其中一點重要性，是其重疊了香港的社會時間與家庭時間。意思就是，香港經濟於七零年代中的起飛，與戰後嬰兒於七零年代開始長大及大肆佔據社會位置，剛好同時發生。這說法當然有其事實性，但若不對這說法作更仔細的釐清，就很有可能不僅唯有承認今天香港社會已是一頭僵化了的恐龍，更可憐的更恐怕會是，我們被宣判永遠放逐到沒有年青、爆發力的國度。

齊澤克在《violence》一書指出，十八世紀以來的自由主義，將公共和普遍含糊地等同，彷彿只有白種中產階級男性特質（所謂WASP，white-anglo-saxon-profession）才能恰當描述公共領域的普遍性，女性主義者和後殖民批評等都將之批評得體無完膚，今天被視為戰靶可謂當之無愧。然而，齊澤克卻認為假若如此便棄置了「普遍性」這概念甚至或理想，便不過是與目空一切的自由主義者無異，退縮到永恒的個別性，自毁長城。反之，他認為兩三百年前的康德，已對那種庸俗自由主義者提出了哪怕是時空錯亂的批評。康德認為，所謂「公共」與「普遍」並不是指一個男人由他可以為所欲為的家中，走到可以發表偉論月旦時事的咖啡店或廣場；相反，任何人難免都有受制於一系列的社群家族社會條件的束縛與限制，但真正的普遍性卻是存在於他對自身限制的超越。

從這裡出發，當今動態的、具力量的「普遍性」，就涉及了不同受壓迫者如何互相認同各自的受壓迫經驗。任何資本主義要排除的、對壓迫性的社會制度具有真正對抗性的元素的總和，便構成有別於男主外女主內式自由主義概念中的普遍性。中國導演賈樟柯回應許多指他專拍社會上「邊緣社群」，不正正便是強調，中國十三億人九億是農民，到底誰是主流誰不是麼？


我消逝即我在

若要討論香港的青年、生氣究竟在甚麼時候以甚麼面貌出現過，如此思路便相當有幫助。任何特定社會的所謂青年，如果與尚未成形的兒童與業已僵化的成年既得利益有區別的話，其特質便應在於他們對社會所構成的對抗性，而不是恰好碰上各種機會獲得各種經濟利益及社會地位。換言之，大量戰後嬰兒不錯是踏著七十年代的經濟機會自此平步青雲，但若這就是我們典範性的年青的唯一意義，今天的失語也就在所難免。反之，七十年代的各式民權運動、社會運動、學生運動，以至各式各樣的電影會、文化藝術雜誌，沒有誰會願意將具爭議性的問題拱手讓給權威及專家，作為青年就是把社會扛到肩上，在一個沒有既定路線的地形上尋找烏托邦，向當時的社會發出了嚴肅的敲問，動搖了許多當時被認為理所當然或至少不敢明言質疑的成見制度——諸如此類才是具年青爆發力的社會的無名英雄。

納粹大屠殺生還者，猶太裔意大利化學家Primo Levi被問及他究竟是個猶太人還是地球人，齊澤克倒裝了一直以來的標準答案：先是地球人，然後是猶太人。齊氏卻認為真正的答案是，正正因為他猶太人是個在二戰中飽受摧殘的民族，而他亦終日猶豫他是否能夠完全認同自己為猶太人，只有如此他才有資格成為一個真正意義的地球人。在今天，青年這種身份認同如果還有意義的話，意義應該在於如何在自身的時代和環境中站到對抗性的前沿。歷史上散落一地的勇氣和意志，哪怕浪奔浪流轉瞬消逝，但正是如此，構成了青年的普遍性轉瞬消逝的面龐。

躲在閣樓的偉大心靈

近日，深水埗出現了一些令附近街坊相當不安的現象。福榮街街口出現了一伙不速之客，有的在路邊向上樓的人不懷好意的上下打量，有的拿著相機對準閣樓的單位拍拍拍。難分究竟是哪個單位有可疑人物，抑或可疑的正是這班不速之客本身。

一如其他舊區，深水埗也逃不出發展商重建推土機據云具歷史高度的巨輪。推土機不長眼睛不問可知，可憐的是下令開動推土機的人也一樣，看不見舊區不將土地視為商品的生活方式、舊區互助互愛的人倫關係，更看不見原來有人能夠有一雙有神的眼睛，敏銳地看穿眼下城市發展的虛無本質，並以自身有限的能力嘗試抵抗。

黃生與其父兩代幾十年在深水埗經營花店，制作如在燒臘店開張時由地面棟到三四米高的花牌，或離島過時過節還常見的喜慶用大型花牌。他的舖位躲在一幢舊唐樓的閣樓，單位又長又深，門口對正通往地面的樓梯，方便他儲存及運送長幾十呎的花牌預製件。花牌除了是一門手藝，其興衰當然也是香港城市發展的一個側面——當香港的street life逐漸被消滅，店舖都縮進商場，工匠精製的花牌還有甚麼地方可放？

與黃生認識不算久，比較深入接觸，是在去年帶中學生探訪深水埗工匠。黃生的外表，一言蔽之就是童顏鶴髮。有神的大眼睛加一頭青絲，說話漫條斯理並永遠掛著善良的微笑。同學大概沒怎見過花牌，上到黃生的舖卻爭著與舖裡大群貓咪玩耍。作為帶隊，筆者勉力想把同學的焦點帶回黃生的花牌手藝，灰頭土臉。黃生卻一派泰然，享受著三十位初中生大呼小叫的熱鬧氣氛。

重建了，街坊與負責的房協一番角力，兩間剩下黃生這一卒。房協的高層從開始已錯認了問題，以為賠償就是一切，多次開價只想黃生離開。他們想不到，這不起眼的閣樓裡，竟然有一顆偉大的心靈：捍衛街坊辛苦多年耕耘的社區和街坊間的關係，於街坊來說這是根而非待價而沽的私產。他不只無視賠償，他所堅持的就是與自己切身利益對著幹。他不「收錢走人」而與房協對簿公堂，是要確立重建要考慮居民（還有貓咪）這簡單而合理的道理。

文首那班不速之客，針對的便是黃生。官府自有針對老百姓的手段，包括向漁農署投訴黃生虐貓。黃生店裡的大群貓咪，其實是他不忍受了傷的流浪貓浪蕩街頭拾回店裡照顧的。快要面臨抬人封舖的黃生一點不悲壯，也不是要做甚麼聖人，他大概覺得這只是平凡的常識——只是常識也有透現偉大和崇高的一剎。

小文不算甚麼，但都獻給黃生。撐住！

圖片：黃靜

音樂的社會運動學

1953年，史大林死後幾個月，西伯利亞的礦場紛紛舉行罷工。礦工的要求簡單而合理：禁止哨兵向礦工胡亂開槍、停止奴役年邁礦工和童工等。政府一番胡蘿蔔加棍子後，礦場悉數復工，只有佛庫塔（Vorkuta）的工人在死守。蘇維埃政府派出兩隊坦克預備清場，甫進礦場，但見工人手挽手組成人鏈，一列又一列的大漢集體引吭高歌，坦克兵當堂呆了。

軍令如山，機關槍還是要開的。一片震耳欲聾的歌聲混和槍炮聲中，中彈者有旁邊的礦工扶持，一具具肉身頓然結合成一具不朽而集體的歌唱怪獸。雙拳難敵四手，最後當然還是一地屍骸血成河，但工人互相扶持的大合唱，卻一度有如改寫了物理定律：子彈似乎對這頭不朽的歌唱怪獸似乎一度失效，神秘的集體性無異於將時間凝定。

早兩年保衛皇后碼頭，便是發狂的搞音樂會，彷彿即使政府永遠都無法把道理聽進耳朵都好，音樂仍然可以團結思想和肉體某種神秘的節奏。最宏偉當數07年1月21日的「人民登陸皇后」，幾十人圍埋，抓起甚麼就亂敲一通。30分鐘non-stop的敲擊，幾乎已覺得天下無敵，解放軍當場清場也要倒楣。

六四廿周年漸近，和室友在家喪煲民主歌聲獻中華。最搞笑莫過於今天已成公民教育大使還是甚麼的李克勤先生，在台上說：「這首歌沒甚麼意思，但亦希望將最『深深深』的敬意送給在場的朋友…」，音樂奏起，李氏就真的把風馬牛不相及的《深深深》攝進民主歌聲獻中華。心中不停在想的，是究竟清場前後，這種歌唱意味甚麼？支撐聽者的甚麼情感？當然大家都知《血染的風采》並不是為民運寫就的，但問題不就正正在於，若八九民運時《血染的風采》沒有出現，發展會否不同？

社運樂團「噪音合作社」今年組織了一眾樂手歌者，出版名為《六四二零》的專集，唱出廿年來對八九民運的感覺。有如戰歌的《毋忘六四》，有低迴的《記號》，有表達進退失據的《2023》，有希望力挽狂瀾的《拒絕遺忘》等。這當然不是關於六四的情緒反應的一張清單，要表明的是，對屠城的感覺也是回應和發展。仔細的深索自己的情感，能為往後的路劃出座標。

還有一首憤怒的作品《飛鳴》。歌是由魯迅的〈墳——題記〉和〈記念劉和珍君〉輯成的詞譜上曲。歌詞說：「說話／說到有人厭惡／比起毫無動靜來／還是一種幸福…蒼蠅的飛鳴／是不知道人們在憎惡他的／…然而只要能飛鳴／就偏要飛鳴」。這不是就魯迅版的底歐尼根精神嗎？這位犬儒老祖宗掛著傲慢的微笑，橫眉直呼亞歷山大大帝閃開，別擋著他曬太陽。今天政治低壓，人人噤若寒蟬，原來魯迅早於近百年前便有指示。六四廿周年，就讓我們高歌對成見慣習的對抗性。


溫馨提示：《6420》將隨今期字花附送，大家有買襯手。六四燭光晚會當晚於維園亦會有售。

召喚老幽靈 向時代討債

我唔係証明要話比人聽我威，只係想話比人聽，唔見左既野，我會自己攞返！

——阿mark，《英雄本色》（吳宇森，1986）

2007的《老港》：到底欠了甚麼

還記得零七年的《老港正傳》嗎？電影上畫後，影評楚河漢界清楚不過。有指《老》是難得有心的電影，把於香港隱形四十年的左派有血有肉地在銀幕上還原；許多評論則開門見山指出電影對香港將來缺乏視野，一面倒北望神州，而且「選擇性失憶」許多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如文化大革命、八九民運、7.1五十萬人遊行、反23條立法等一概缺席。

究竟，不是認為導演趙良駿要以身犯險，把最邊緣最受壓迫的政治聲音不合比例放大，更不是要求導演曲解香港歷史，將香港拍得如墨西哥查巴達般的革命勝地。想深一層，即使電影結局是北上神州，又是否真的需要故意把文革、八九民運、7.1遊行等悉數刪除呢——那是構成正統流行香港故事的重要元素吧。換言之，即使是批評的意見，也不過是還個最低的價，提出一個最低的標準。

五十年代韓戰爆發，聯合國向中國實施禁運，香港正式由轉口港變成出口港工業城市。六六、六七兩場騷動令本已政治上與中國分離的香港，正式在文化及身份認同上亦告與中國大陸一刀兩斷，戰後嬰兒於六七十年代應聲進佔社會重要位置，香港也由此扶搖直上成為亞洲國際金融中心。一場八九民運一面令香港人深切感受到「中國」兩個字的壓力，亦一面令港人加速演繹其認命精神，趕快北上找機會。這樣的所謂香港故事，標準而耳熟能詳，甚至是不少人對香港認同的那要生死攸關的立足點——雖然這個版本的香港，結局是義無反顧的集體北上。

容筆者斗膽詮釋，對《老港正傳》的批評甚至失望，就是連這個大眾認可、政府官員大學教授瑯瑯上口、並給予香港各種社經政治文化制度提供合理性的香港故事版本，也告失守。然而，這浪對《老》的評論的教訓，難道不是正式宣告某種更深刻的雙重失落嗎？大部份香港人勤勤懇懇奉公守法四五十年，耕耘出經濟繁榮文化（可能一度）多元，到底還是要在九七後棄守香港，此失落一；失落二，上述成功歷程，哪怕已是近乎飛釘走鐵九江雙蒸後的經濟故事，加些少港人鼓起勇氣向當權者說不的政治點綴，竟都要成犯禁的情節！

並非要雞蛋裡挑骨頭，但定位為一部於回歸十年對香港經驗回顧與反省的電影，一眾對《老》的批評果真有不當之處，不在提出了電影久缺了甚麼，而是批評得不夠進取：難道補回民革八九七一，電影便能有意義地反省香港故事？簡化香港經驗固然要不得，但作為反省香港經驗的電影，也斷不應止於把流行的香港故事依書背誦一遍吧。


1984的《公僕》：雙重埋沒

《電影雙周刊》於一九八四年特製了「懷舊風特輯」，探討徐克《上海之夜》、許鞍華《傾城之戀》、梁普智《等待黎明》等電影。沒錯，八四年就是中英聯合聲明，加上一連串表面上以遠去的時代背景包裝著不知是否存在的社會評論，難免影評人張九會如此說：「和李焯桃談起『新電影』（作者註：當年對『新浪潮電影』的另一稱呼），他說嚴浩的《夜車》（作者註：1979年）、徐克的《第一類型危險》（作者註：1980年）等在今日回顧，又多了一重意義：新電影最常被人詬病的狂暴、悲觀、宿命一類特徵，今日看來竟然完全justified。」作為認為，部份電影工作者對世局有著先知先覺，甚至不合時宜的敏感。由是之故，不少上畫時被埋沒、被影評人以別的角度或框架批評的電影，若干年後，在某種社會大環境下，或許才能顯示出其對時局回應的敏銳性。

然而，筆者倒想補充，埋沒也不止是一種的。《夜車》及《第一類型危險》等電影，既是新浪潮的代表作，也能於幾年後在香港前途談判得全香港人大難臨頭時，接駁上另一詮釋框架，成為香港電影史論述的一部份。有些電影則要更倒楣一點，其鋒利之處總是已經被埋沒，也無以接駁成為思考香港電影史，以至香港自身故事的資源。李修賢同樣於1984年製作的《公僕》，或許在此能權充一例。

論票房當年榜首的是《最佳拍檔女王密令》（徐克導演）、《快餐車》（洪金寶導演）、《貓頭鷹與小飛象》（洪金寶導演）、《開心鬼》（高志森導演）、《靈氣迫人》（于仁泰導演）等娛樂片，這當然絕不令人意外。翻翻《雙刊》，備受影評人關注的，最多評論文章的當數《似水流年》（嚴浩導演）、《省港旗兵》（麥當雄導演）、《傾城之戀》、《上海之夜》等。時值八四，九七臨頭，影論人的評論傾向也難免把所有電影都作為一則又一則要解讀的政治寓言。無論是《省港旗兵》將內地人看做徹底要排斥的他者，還是《似水流年》以鄉土情懷化解一切矛盾，也只是面對同一問題的兩種背反的態度而已，所謂銅板兩面。

《公僕》的故事是以老差骨李修賢與學堂出身的艾迪作骨幹，兩種辦案作風相互碰撞，末段搞出殺錯良民無可挽回的悲劇，由此引申出對警察作為合作使用暴力的政府代理的深刻猶豫。電影節奏控制得不算很好，對警權這核心問題的關注，在情節本身的推進過程中亦有進退失據之處。但論其對警方暴力問題的觀察，其尖銳可謂港產片的高峰。近年有「剝光豬搜身」、警署強姦等事情，香港幾乎才剛剛「發現」警權這個重大社會問題。片中李修賢在警署裡扯破自己襯衣，撞向文件櫃扮受傷，老屈涉嫌改槍的疑犯搶槍兼襲警。警隊固然一直有問題，問題卻更是出於香港社會缺乏有如《公僕》之類的文化記憶。

當年《雙周》唯一一篇《公僕》的影評，也只是將電影簡化為一部通俗的警匪片，也就不足為怪矣。警察形象在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後快速洗底，警權、警察暴力這個系統性的社會問題也「自然地」我們的日常意識中淡出。李氏這部對警權問題深刻反省及猶豫的作品，成為他警察電影生涯的一聲絕響，一次例外；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一片的熱烈討論中，注視本土社會體質的一點無以為繼的微弱怪光。


時光倒流：還不討債更待何時

根據齊澤克(Zizek) 對《安提戈涅》及《哈姆雷特》的分析，兩部作品都包含未白之冤及不當的葬禮。安提戈涅及哈姆雷特的父親肉身雖已作古，他們在人世中的事務卻未完全解決，換言之，他們的死是不完全的。夾在這肉身已死，但還有人世間未了事之間這種狀態，他們無可避免以某種形式回歸，回到當前現實討回所謂的「符號債務」。

電影《老港正傳》的處理又好，新浪潮電影又好，《公僕》之類的電影又好，難道不能理解為屬於香港的一筆所謂「符號債務」（symbolic debt）嗎？這筆「符號債務」，既是香港電影史論述的債務，也可能是透視我城歷史論述缺失的一筆債務。真亦假時假亦真，香港今天已成為了一個人稱金融中心的地方，大部份人會認同或希望自己是中產階級。只是那要命的最近三四十年，我們對香港和香港人的認識已極速收窄剩下經濟動物享樂至上。香港曾經有過的稜角，對發展至上的猶豫、對許多社會體制的質疑，即使不是被徹底肅清，也是被掃進祖母的日記簿裡成為「我也曾經激情過」的談資。回歸十多年，無聲無息之中，別說對正統香港故事的質疑、猶豫、補充和註腳，就連最正統最主流的香港故事也悄悄被慢慢否定、改編和漂白（蒼白的「白」，非潔白的「白」）。

我們嘗試挖掘過往香港電影，辨認出有別於教科書或流行論述的香港面貌，檢回我們沒機會直面的傳統、被粗暴棄置了的精神，與及各式各樣未完成的計劃。有別於諸如「中港融合」、「背靠祖國」、「集體回憶」、「懷殖民的舊」等空洞口號，不對我城的文化土壤進行挖掘及重組，又焉能定位今日香港、形塑香港人主體、討論香港的方向？重新思考三十年前的一堆電影，猶如釋放一群還未及安葬的幽靈，讓它們重出人間追討符號債務，干擾因為這堆幽靈的構成性缺席而得以形成的論述秩序。


本文刊於隨2009年四月號《香港電影》附送的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季刊2009年四月號《HKinema》

尼泊爾人必需要死，或消費社會萬歲

奧利華史東的新作《w.》，裡面有場戲是鮑威爾突然正氣，質問副總統和國務卿等，恐佈份子根本散落全球一地都係，在伊拉克又找不到所謂的「WMD」（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出兵攻打伊拉克究竟是為甚麼。他一再強調自己軍人出身，每條美國少爺兵的性命都一樣重要，他不明白為甚麼。

副總統即時彈出來，說美國人口只是全世界的百分之五，能源消耗卻是全球的百分之廿五。中國俄國等地方固然是有石油資源，但過多三十年可能都自顧不暇，石油蘊藏量極豐富的中東，因而就是美帝國版圖的必然部份。

他媽的天理到哪去了。政治是甚麼，政治就是以完全不成比例的軍事力量實現一個完全不合理的世界——為了讓美國人可以幾十倍地享用其他人享用不到的地球資源。最令人不安的，卻是這應該已不是甚麼陰謀，也不是甚麼秘密。


被「證據」殺死

所謂的不安，並不單單在於地球資源有人享用得多有人享用得少這個所謂「客觀事實」，亦不只在於許多人已經習以為常。這個現實，還有更毒辣的一面。

差佬在何文田山槍殺尼泊爾人一案，與其說輿論和報導在評論和描述事件，全城都嘗試為警察殺人尋找辯護理由這點，難道不是更明顯麼？警察開槍打爆人頭，無可置疑是絕對令人震驚的。為了在意識上和語上秩序中安頓這震驚，便出現了以各式各樣論的專家為我們作出「技術分析」，說南亞人毛孔又粗又煮咖哩，胡椒對他們不起作用之類。但更根本的，難道不是城市對露宿者的焦慮麼？該尼泊爾人無家可歸，拾人殘羹餘唾，兩個紅白藍就是全部家當，間或問晨運客借支煙仔食，向山上小草撒野，諸如此類。

這當然就是露宿者典型形象，典型生活，難道他們可以出入坐的士或開私家車或花幾千元到上海或台北渡周末？或像《得閒飲茶》裡的viann般點了三千幾蚊的日本菜然後十分鐘說嗌飽剩下一桌子的珍饈？記得九七前後有調查指出，香港的新樓有七成是空置的，房子之於炒樓客就是他們望也不用望也可以買賣如儀的商品，這別說就是露宿者可望不可即的生活，這根本就是露宿者無家可歸的原因之一。換句話講，露宿者就是市場經濟消費社會概念上和定義上要排斥的對象。


欲蓋彌彰的對抗性

對於炫耀性消費，對於廣告和媒體等如何形塑了現代人的生活，社會學文化研究等學科的分析和批判當然不缺，這裡不用再示範。欠缺的不是隨口嗡式風花雪月，可能是將這些分析和理論直指所謂「和諧社會」和「常態」的邊界，或曰社會構成性的分裂。露宿者的生活，並不遵循貨幣和商品的邏輯，對地球資源的消耗和破壞亦大幅度地比任何「正常」的城市人為少。筆者不欲浪漫化露宿者，相信他們有能的話亦會希望脫離露宿的生活，但如果地球有一本歷史，他們的生活模式難道不是街頭巷尾才找得著的的隱閉英雄嗎？

古希臘有位仁兄叫第歐尼根，他最巴閉的事跡是連亞歷山大大帝都要專誠拜訪他，他卻叫亞歷山大讓開，別擋著他曬太陽。沒錯，這就是犬儒學派的老祖，這種犬儒（kynicism）與我們今說只懂冷嘲熱諷玩世不恭，否定世界有任何真善美的那種犬儒（cynicism）完全相反，但這需另文再述。k字頭的犬儒天生天養，放棄一切私產及物質生活，孓然一身了無牽掛，鄙視裝模作樣的組織和制度，甚至隨街小便做愛，行走江湖最多拖條狗及帶上一本書。犬儒主義者一直不僅遭建制排斥，也遭教會和其他希臘哲學排斥，不成氣候，可謂邊緣中的邊緣。但就如德國哲學家sloterdijk在其《犬儒理性批判》中所說，他們面上永遠掛著的微笑就是他們最根本最剝奪不了的武器。世界可以排斥他，但他的微笑就是他對現實世界的否定，就是他的存在的意義。

當然不是把露宿者誤認為有意覺的犬儒學派信徒，不同年代的犬儒要回應的社會文化現實也不盡一樣。但從露宿者的存在所對照出的社會病態和價值觀，不但沒有為輿論所重視，反倒被挪用為他們無法與人溝通、兇殘、可疑、需要鏟除——亦即是，抵死——的確鑿證據。文首《w.》裡副總統對出兵伊拉克的論點，出兵「攻打」這個意象，實在是深刻之至。資源的佔用不僅是一個「社會事實」，亦是需要以攻擊性破壞性的手段達到的目標，更是一個套套邏輯地辯護自身行為的準則，三為一體滴水不漏。當中你死我亡的對抗性，是尼泊爾漢子之死銘刻在城市肌體最深刻的教訓。

粗口炸彈保溫瓶

事情就是如此飄忽而弔詭。犯禁的東西，並不因其禁忌的性質而被壓抑，尤其是在媒體的中介下。學生自家制炸藥事件，老師校方勉勵學生注安全，學生壓力大得要寫悔過書，媒體消費者當然樂得每天追看同仇敵愾。但如果自制炸彈是禁忌，報刊繪形繪聲的報導自制炸藥的材料、如何上網找video tutorial等，難道不是事件最弔詭之處嗎？黃毓民由「仆街」說到「不該」和「poor guy」，難道不就是最好的說明。徹頭徹尾的禁忌與其擲界位之間，纖幼處得有如青絲，卻是龐大的快感泉源。

早前聽朋友說，鯉魚門六十年代前本存在石礦場，一場六七暴動礦場內大量炸藥不翼而飛，殖民地政府就索性將礦場關門大吉。涉事的少年大概不知道自己的科學探究精神不慎踩中了埋藏在統治者記憶中的地雷陣，但這興許是自家制炸令政府隆重其事的一條不為論及的註腳。

同理，不太善忘的讀者都會知道，立法會首次引入（局部）直選是一九九一年的事，即佔開埠至今百份之十多些少的時間。絕大部份時間以來，議會即使有所謂文化及操守的慣例，也是將絕大多數香港人排斥在外的所謂慣例，急不及待就忘情擁抱之，這有個學名，叫「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然而，當曾蔭權及一眾官員及建制派侃侃而談甚麼議會文化核心價值，當粗口真的在議會中被壓制排斥，至少媒體消費者還能從大量博學多才的學者評論筆下，了解如「仆街」等說法語出何典，於廣東話中是甚麼性質的表達等，可謂鑑古知今大開眼界——這只比替所謂「粗口」正名短了一步，短了與權貴的論述權鬥爭得勝這一小步。

追本溯源，連串事件的第一樁，是曾蔭權在立法會中說了疑似是「狗噏」的話。三月底他公開回應這根導火線，他提出了三個解釋：一，激烈辯論時，有時他會說話「失音」，失了準繩；二他沒有說粗口的習慣；三，事件發生之前，他根本未曾聽過「狗噏」這個說法。這徹頭徹尾就是弗洛伊德著名的保溫瓶笑話的港式演繹！

話說某甲借了某乙一個保溫瓶，用完歸還後，某乙才發現保溫瓶破損了。他上門向某甲追究，某甲二話不說的列舉了三種說辭：一，我借的時候已經破了；二，我還的時候還是完好的；三，我真的有向你借過嗎？先不論弗氏引述這個笑話是想闡明夢的特別邏輯，讓我們搞清楚這笑話的第一層教訓：三種說辭當然滴水不漏的免責聲明，但發表免責聲明的前提，卻是某甲實牙實齒的損毀了某乙的保溫瓶。弗洛尹德當是笑話說的案例，曾蔭權竟還在hang-over煞有介事的權充作解了。

越開口越空虛

八十年代中國的燦爛，是否必需待今時今日的屈悶才顯得特別珍貴。

周浩的《冬月》，是聰明得不得了的電影行動。一個大學學法律的共產黨員，在固始做其基層的書記工作。愛民如子痛其不成鋼，努力張羅外資，遇美國人便送生日蛋糕唱英文生日歌並玩超級無敵掌門人蛋糕塗面；遇台灣人便晚飯卡拉ok兼送五十萬元人民幣當見面禮再加每月一萬塊電費優惠。

銀幕上他絕對不是貪官，他只是想get the job done—哪怕除了熟識中國國情的外國人或內地人之外，他的行為甚麼標準下都是具爭議性的。沒錯論拍攝和剪接周浩都是公道得很，沒甚麼所謂醜化或美化。官員有在鏡頭前息事寧人有刀山油鑊，有挖鼻屎有掏兩百元腰包給上訪戶。但正如在一個正在殺人的殺人狂前保持沉默會被稱為silent support，導演的冷靜和公道，於他可能是恰當安全，但這完全不礙他這部無法在國內公演（當然有如他說，這些事情對內地人比日常生活更日常）及只能巡迴各地電影節的作品對其提出絕對正路的問題：究竟甚麼人在治國，國究竟是如何治的，諸如此類。換言之，本小利大或日無本生利。

早幾年的粗微粒版文藝大悲劇《盲井》看夠了沒有。可能我偏見實在太決定性，聽到導演說他到北京學電影前幹了十多年時裝設計師，便浮出了某種特別苛刻的要求：絕不要打著中國電影之名給我來個mtv。

然而，導演鄒鵬的《東北東北》還是叫我絕望到盡。深得不能再深的景深，不斷猶豫的焦點，有點像《任逍遙》有時裝（當然是挺有意識的東北版）有夜店。但粵語殘片還是粵語殘片，受潮流洗禮具達人觸角並不保證甚麼，長長的鏡頭掩飾不了觀點和價值觀的空虛，即使拍的是自己的家鄉。說一個關於年青人犯禁的故事，也可以不痛也可以不癢：個人的受苦和低迴buffer了一切。如果人侯孝賢的排解是把鏡頭搖高到青山綠水，鄒鵬的處理就是以女主角流產的那攤失焦的血，置換那其實收不了的尾。間或出現的情慾及驗孕場景，並不協助塑造角色或推進劇情，感覺更像為表現某種中國後社會主義時期的造作吶喊。

相對《再見烏托邦》的心如刀割下筆千鈞，這兩套片，不啻就是「我張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大魚，你的名字是創傷

各執一詞的煙幕

年齡已過百的人瑞級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曾研究過南美的一個部落，部落裡的人被邀請繪畫其部落的屋子分佈。同一部落，畫出來的分佈圖，竟然出現了兩種分佈的模式。第一種呈同心圓狀，一個大圈的屋子圍著一個小圈的屋子。自不待言，大圈和小圈的屋子份屬同一部落的兩類人。第二種份佈，相同的兩類屋子並不呈同心圓分佈，而是左右門神各據一方。

李維史陀做研究的時候有直升機沒有，不得而知。但他並沒要求找個上帝的高度來拍張照，然後以法官的口吻宣判誰對誰錯；他也不認為是要兩者取其一，或者以更和稀泥的思維歸咎於某種含混的文化相對主義——如此處理便徹底地off target，眼白白的放走了引領研究者進入這部落真正矛盾的機會。因此，李維史陀更傾向認為不同人「傾向於根據他們在這個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來采用某一種而不是另一種方法來形成關於這個組織的概念」（抱歉譯文比本人文筆更累贅，出自李維史陀，《結構人類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換言之，參考點並非所謂客觀事實，而是部落的不同成員，為甚麼會畫出迥異的兩種分佈圖；關於這個部落的（地理上及人際關係上的）構成，不同的成員希望透過分佈圖說甚麼不同的版本。


匈牙利小鎮的騷動

匈牙利當代國寶級的導演bela tarr，難道不是如此邏輯實至名歸的演繹者嗎？他2000年的作品Werckmeister Harmonies（港譯《殘缺的和聲》，內地譯《鯨魚馬戲團》），講述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匈牙利小鎮，有天來了一個超級無敵大鯨魚的標本，在鎮內引起了極大的不安情緒，然後流言開始滿天飛，鎮民開始認為鯨魚就是特落伊木馬，展覽只是入侵的藉口。結果就是木馬裡的士兵和翻天覆地的騷動，竟然由本鎮的居民自導自演了。

電影的意義系統當然遠為複雜，因為鯨魚對小鎮的震撼，其實是與鎮上一位研究樂理的老人相對照。老人窮一生的精力，就是要推翻音樂理論裡的阿基里斯腳跟點。筆者絕對是樂理的文盲，但從電影文脈和其他資料中推論，所謂的Werckmeister temperament就對音傳統樂理的「調」的定義和概念的革命。受波及的不僅是由此建立的音樂史，歐洲文明史，更根本地，它重新劃定了所謂甚麼是和諧悅耳甚麼不是。老者因德高望重，被指派去組織鎮民進行秩序整頓運動。但鎮民卻雪崩一樣的變成了木馬裡的士兵本身，一發不可收拾。片中對內爆及外襲的看法，餘音裊裊。

肆意的揣摩鎮民對鯨魚的情緒反應，幾乎要人以為貝拉塔爾就是受到李維史陀《結構人類學》的啟發才開拍《殘缺的和聲》了。多給一點背景資料，分佈圖的案例和電影的關聯便會更明顯。首先，電影是改編自一本1989年出版的小說，the melancholy of resistance（作者laszlo krasznahorkai）。匈牙利戰後雖也是共產國家，但其變天其實大概可追至1987年，新總理上任，不僅撤銷了遊客的封鎖，反對共產黨的運動也不斷升溫。及至1989年初，黨宣佈了匈牙利將實行多黨制，並宣會舉行大選。五月——北京的學生還在靜座絕食——的時候，匈牙利人已經搶閘把分隔他們與左邊鄰居奧地利的鐵絲網撕開，鐵幕的第一道缺口也。

也就是說，原著小說是設定在匈牙利一個暗湧不斷加劇，但前路並未明朗的時期。邊界封鎖已撤，匈牙利人正要開始面對於他們而定或者相當陌生的各種事物。為甚麼會是鯨魚呢？龐然大物的鯨魚不僅在體積上似乎包含了鎮民一切未知的，人工或上帝的創造物；不提或者真不會留意，匈牙利可是個沒海岸線的國家，來自海洋的龐然大物根本無異於來自唔知邊的ufo。


除了科學現象，這還是…

在這條向來平靜得刻板的小鎮上，突然來了一條鯨魚這樣的巨型外來者，鎮民的反應和情緒，以至後來由懼怕有人來鎮上搗亂，短路至直接擔起搗亂的角色，歸根究底就是李維史陀的態度：如果表面平靜其實山雨欲來，對前景不知所措是鎮民的根本創傷，跳過客觀判斷，直接揣摩鎮民可能會出現的情緒反應，才是貝拉塔爾對於其祖國最大膽，形式上最具創意的政治聲明。當然，電影似乎是悲觀的，一直照顧老者生活，並協助其組織秩序整頓的年青主角，最後受到過大衝激而發了瘋。但換個角度看，鯨角標本對鎮民的衝激，更對路的可能就是指涉鐵幕倒下後歐美式的市場經濟消費主義。而玉石俱焚的結果，引誘著觀眾猜想——當然不無灰暗茫然——導演對市場經濟消費主義的終極不信任。

甚至遠自古希臘以來，大海和陸地都是具有極重文化和政治含意的比喻。相對於大海的流動誘惑不檼定，陸地甚至山洞才是真理和智慧的所在。在理想國中，柏拉圖的理想國的位置，不就正是要在內陸遠離只知利益的航海口岸嗎？大海對香港人的文化意義是甚麼，筆者沒有深究過，但金融海嘯、巨大鯨魚、徘迴不走，全民起哄等，不就是編寫寓言的上好元素嗎？除了科學價值，這條天外來客訪港也是內觀香港人處理創傷的一次寶貴的機會。

希望不是被害妄想

中學的時候，曾經受教於一位具典型理科生氣質的年輕數學老師。除了教授數學，他還會見縫插針地教導科普知識。有一次，他告訴我們，家裡的殺虫水，要定期轉換牌子，否則蛇蟲鼠蟻適應了，便會產生抗體，橫行無忌云云。

類似想法最重要的理論家及實踐者，難道不是納粹德國嗎。眾所周知，納粹時期的德國，社會有秩序得不得了，連火車也絕不誤點，說不定就是香港和大陸所說的和諧社會的典範。但同一邏輯雙生兒的細孖，就是甚麼毒氣室、奧茲維辛集中營。亦即是希特拉反猶的辛辣手段。但上述蛇蟲鼠蟻適應殺蟲水的邏輯，還是在希特拉手上才發揮得極致：不僅要使出渾身解數對付猶太人，更要假設所有在逃出納粹追捕的猶太人都是有如歷盡所有化學品後變得不毒不侵的蛇蟲鼠蟻。換言之，沒有被抓進集中營的猶太人，就是最危險的猶太人，他們刀槍不入陰險賤格鐵掌水上飄，必需加緊消滅刻不容緩。

究竟這是具有科學研究的證明結論，還是某種並不明言的情感投入，兩茫煙水再也說不清。

如此邏輯如此像是無底深潭的肉緊，看似荒誕。但，傾斜觀看，難道不就正是特區政府處理禁煙問題的態度嗎？由禁止煙草廣告、到室內全面禁煙、到排山倒海的宣傳、再到乾脆多抽百分之五十的煙草稅，儼然就是電玩裡的英雄，一關一關的打大佬。終極的大佬形像，似乎就是完全清楚吸煙對健康的可能壞處，亦消費得起四十元的煙仔，有私人地方而不必怕在公共屋村範圍內抽煙而影響他人或被扣分，甚至乎已經自備人壽醫療保險故不會「加重公共醫療負擔」，餘不一一。換個講法，這個無論如何也制服不了的大佬，其實不過就是預備好付出無論是金錢或健康或道德形象代價的煙民。換個講法，就是階級問題，赤裸裸的經濟歧視。

香港要麼效法不丹全面禁止煙草進口，否則種種控煙措施與市民抽煙（卑微的）自由之間（哪怕這「自由」已被法例、道德污衊、消費能力所中介）的距離，便始終是，亦應該是無法僭越的深淵。前車可鑑，希特拉是被視為首個主張禁煙的現代國家元首，在一片種族主義及優生學的混亂修辭中視抽煙為「墮落」的行為；不用說的，當然是一籃子順理成章的控煙措施：公關文宣、青年老年及懷孕婦女不獲發煙票、空共場所（包括戰時的防空洞！）禁煙、禁止煙草廣告、大幅增加煙草稅（80-95%！）等。以亂七八糟的藉口，嘗試僭越控煙措施及個人自由之間那段necessary的距離，成就了法西斯的定義。一炮而紅，名垂青史。

亦十足十特區政府的控煙手段。



三月廿三日社民連發起的反加煙稅遊行
制作：領男

一年容易

電影節揀了：

一，《金國民》 （三月廿四日，科學館，七點九）
二，《w》 （三月廿四日，grand cinema，九點半）
三，《再見烏托邦》 （三月廿五日，科學館，九點半）
四，《東京夜曲》 （三月廿七日，朗豪坊，九點四十五分）
五，《東北，東北》 （三月廿九日，grand cinema，六點）
六，《明媚時光》 （四月一日，朗豪坊，九時半）
七，《我不買西裝／河上的愛情》 （四月二日，朗豪坊，十點）
八，《流氓的盛宴》 （四月三日，藝術中心，九點半）
九，《死女》 （四月三日，朗豪坊，十一點四十五）
十，《誰和誰和誰有路》 （四月四日，大會堂，九點）
十一，《完美生活》 （四月五日，朗豪坊，八點）
十二，《往事在他方》 （四月六日，朗豪坊，九點半）
十三，《買起我老闆》 （四月十日，朗豪坊，十點半）
十四，《大絕食》 （四月十日，文化中心，九點）
十五，《走私少年七日譚》（ 四月十一日，太空館，三點）
十六，《一首punk歌救地球》 （四月十三日，文化中心，六點）
十七，《廿四城記》 （四月十三日，文化中心，九點）
十八，《無限春光在險峰》 （五月三日，科學館，四點半）

這幾個月做死冇命賠，最好的放鬆方法就是將時間表徹底填滿。

妖魔鬼怪的飛佛

一首眾人的歌

回應拉克勞05年的著作《on populist reason》，齊澤克於其〈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中曾提到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第九交響樂》是一首怪異的樂曲，曾被東西德共同在奧運會中當作國歌使用、為前英國殖民地西羅德西亞（今天津巴布韋）為維持種族隔離而宣佈獨立的ian smith政權選為國歌、中國文化大革命一片反歐洲經典的氣氛中被視為一首進步的階級鬥爭之曲、甚至連希特拉的生日派對也曾曾演奏此曲。換言之，假以時日所上述提及的名字和時期若已作古，可以幻想由毛澤東到希特拉，由津巴布韋的種族主義者到秘魯的恐佈份子，齊齊在天國拋棄塵世的恩怨，抱頭忘情齊唱多芬這首第九交響樂。

齊澤克之所選這首曲子作為其文章的結論，是要回應早幾年如法國和荷蘭之類的傳統歐洲大國，在如土耳其等國家申請加盟時的態度。她們有個簡單不過的口號「no！」。這個空洞的口號，結連了的是多種迥異的動機和立場：有的怕大量湧進的廉價勞工將壓底歐洲人的工資，制造失業問題、有的從根本抗拒尊貴的歐洲文明將給這些中亞佬稀釋、有的從土耳其人處理人道問題立場反對…不一而足。

換句話說，不是反對土耳其加入的各方陣型持相同立場，倒是對土耳其加入歐盟的反對旗幟，有效地把不同政治的立場（暫時地）連結了起來。然而，贊成的又在想甚麼呢？他們也許不過就是最冷酷無情的資本家，認為：沒錯呀，把土耳其加進歐盟，就是為了要多一大批無需工作簽證就可無限制地顧用的廉價勞工！


捉襟見肘的「保育」

這裡的政治教訓，難道還不夠明顯嗎？在歐盟處理土耳其問題上，任何誠實的歐洲人面對的都是一個揀無可揀的困局。一種立場，無條件地擁抱歐洲的文化經濟遺產，而對當中的殖民、侵略元素視而不見。另一種立場，更徹底地無視整個歐洲的文化根基，把祖母的日記本都典當去，然後去擁抱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競爭秩序。

但這曲目到底有甚麼特別，可以吸引歷史上各位張牙舞爪的惡魔？同時又可提供齊澤克回應歐盟現實政治問題的答案呢？據nicholas cook的分析，這首歌頭半首有如聖詩首的莊嚴神聖，在中段突然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借來了歐洲於十八世紀由土耳其取材的軍樂，營造了一種嘉年華式的狂歡氣氛，然後再一次突變：彷彿百萬人齊齊應聲下跪，向著遠方的天空歌唱，大概有幻覺那仁慈的天父就在星星的後面。但隨後的慶祝感覺又無情的揭穿了之前的萬人大合唱的虛幻：那仁慈的天父根本便不存在。最後的莫扎特式結尾，更是詭異地結合了土耳其元素及十八世紀的古典主義，坦白地承認那種博愛的歡樂，究竟是虛幻的。

假若我們傾斜觀看，但這種虛幻其實是嚴格意義的曖昧的。其曖昧在於，究竟是交響樂的後半干擾了頭半部穩定的秩序，還是後半部純粹是無意識地指證了前半部歐洲典型莊嚴文化的虛妄？認為高等莊嚴歐洲文明就是防守的最後陣地，與認為全地球人（包括歐洲人）都要投入臉不紅氣不喘的殊死競爭，其實是不過是銅版的兩面？

貝多芬在曲中借來了土耳其的進行曲元素，作為烘托其歐洲價值的絕望嘗試，在此就恰好成了對歐洲文明的終極詛咒——180年前貝多芬已無意識地對今天歐盟的問題發表了其超時空的洞見。齊澤克認為，真正的測試在於歐洲人能否批判地直面歐洲傳統，突破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那種偽裝為選擇的宿命。（齊氏的法藉心理分析同行julia kristeva在《反抗的未來》一書中，便提出了歐洲如果真的有值的保留的價值觀，那便是「對個體的人、對人的內心的重視，對生活的藝術、趣味、休閑、單純的樂趣、優雅、不考慮因果關係的即興活動、游戲、無目的的消耗、「可惡的游手好閑」的重視，總之，就是對自由這一先於一切目的的「在世」本質的重視」）然而，無論如何，當中的步驟仍然是直面自身，一頭探進那關於自身卻是未知的領域。


人話保你又話保

關於政府拋出來那六個「活化保育」項目，我沒其他同文所知的多。只知道齊澤克對歐洲哪怕是足夠光榮的傳統的嚴厲銬問，只知道其批判的立足點是抵抗那種人人都已瑯瑯上口潛移默代的全球化城市競爭邏輯。同時，也覺得南九龍裁判處、大澳舊警署、雷生春、荔枝角醫院等，與期說是readily preservable的建築，它們在公共領域的出場不如說是揭穿了我城對自身的一無所知。法律系統對香港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史的起了甚麼作用？中藥又如何因一連串的瘟疫被殖民政府打壓？連帶西醫系統的引入又是一個甚麼故事？甚麼都不知道，就趕著要建數碼教育藝術學院、精品酒店、中醫藥研究所、背包客旅店，箇中引發的問題絕對不比回答了的問題多。

我城的歷史、我城的歷史建築，也在這個連前提也沒認真考慮的情況下，便給一個龐大的利益網絡徹底翻譯成財務可行性，連所謂「活化」的活是為了誰也沒想清楚。如果保育並不包括認真了解我們的過去，不包括探索我們所未知的過去，也不願將探索的成果影響今天的定位與方向，我們便真箇落得只在齊澤克所批評那種漫無目的的民粹遊戲中，為自己在已經預先安排好所有劇本情節中扮演沒有突圍沒有進步意義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