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的落差和錯位

剛好上星期六舉行的第四十七屆學聯三代，會中引爆出的尖銳爭論，似乎在漫天的嘶殺和炮火聲中，仍不見得找到出路，情緒情緒加情緒——當然不缺頭腦仍清晰的人——，但更肯定的是到處仍是不知往何處去的遊魂野鬼。已經在網上到處流通的紀錄、描述和判斷，繼續引來各方的判斷和評論，而一個被反覆強調的不足是所謂無語境無脈絡——一向不知道學組織之事的人，或希望在爭論中找尋聆聽和討論位置的人都像一對對沒有肉身的眼睛。

沒有背景資料，沒有語境脈絡地看這種的八九樓的爭論，除了失諸學舌地盲從附和，根本沒甚麼資源作討論判斷。但問題是，怎樣的背景資料才能令判斷和評論不失偏頗而具說服力？怎樣的背資料才能令判斷和評論穿越現有的口同鼻拗？風眼中的八樓和九樓算不算是擁有或置身於相通的語境脈絡？

若連這雙方都不能起碼明白其背景脈絡，而找到一個新的高點看這場爭論——除非我們都願意接受這是他們的思維分析能力先天不足，又或當中真的有一方是毫無遠景地沈溺在行使運用權力的高潮中——否則問題可能不在於八九樓將他們共通的語境按下不表，再根據這共通的背景各自詮釋和行動。問題可能正正在於雙方都確實沒有停下來回望凝視一下各自身處的位置，和這位置的歷史生成，以至即使具有良好願望，都無法根據一個較為厚重的理解，提出具現實性和前瞻性的建議，共同打拼出或至少延續學生組織的力量。

九樓同學對八樓的一個算是標準的理解，是後者不具備同學面學向，沒有負起連結學運和社運的任務，關大門幹自己事。今時今日八樓是否在幹自己事，而這種自己事的與同學實然和應然的關係是甚麼，筆者不在一個恰當的位置評論。但當中存在著一個判斷的問題，筆者雖屬旁觀，但都希望談多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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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聽以前在九樓幾乎甚麼位置都當過的同事談他與另一位以前九樓中人的討論，可作為一個小小的開場白。兩人爭論學聯搞得今天這田地，不如摺埋好了。兩人觀點的分別不在於一人認為今天已爛到盡而另一位則認為相反，而是同事認為周年大會都快開了，涉嫌主事的兩位同學都快要坐上飛機到外國交流去了，為了這兩位同學而摺埋學聯實在荒謬，另一位則悲觀地認為希望不大。姑且先不論兩種說法種較為現實，但他們的觀點至少包含了兩種判斷的標準：一種考慮九樓所謂的整體「性格」和「精神」，另一種則著重個別屆別的同學的演繹。

恕筆者一知半解仍斗膽僭越，如果我們粗略的瞭解八樓的歷史，九樓的判斷——即沒有連結同學，將學運和社運接駁——似乎應作為討論的起點而不是結論，或所謂「摺八樓」理直氣壯的理由。一般標準的香港學運史都會將八九年六四事件作為學運的分水嶺，而八九年界分開的，是關注政府政黨，一呼百應的領袖群眾的政治，和強調社會邊緣弱勢，蹲點參與式的自強政治。八九年後，學生組織中人一方面難以面對中共的赤裸暴力，另一方面對學生組織的地位被新興的政治團體取代，不少人都紛紛到基層團體工作，思索一種（哪怕有妄想成份的）由下而上的自強政治。在九二九三年間，這種思索更開始實體化為學生組織內的反動，在中大，來自學生組織和不屬學生組織的多位同學，因不滿有學生組織中人壟斷學生代表的身份，而同學又麻木冷漠的逆來順受，而出版小報痛罵大學迎新營、中大開放日等校園大型活動。及後的九五九六年間的「同學自主力量」、幹事會歷史性地缺莊等，都被認為是相似思路的進一步演繹。

有點誇張但也是簡化地說，那幾年橫掃學生組織的這場風暴，存在著好幾條戰線：基層草根政治對政府政黨政治的反動、對自己對更大範圍負責任對營營役役不問價值的學生定位的反動、刺激同學自主對學生代表式的學生組織概念的反動等等。這些主題最終都不一定得到妥當解決，但起碼這些懸而未決的難題已經成為了學生組織可以不背起，但卻不會消失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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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樓（全名是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不算太勉強也可說是有份參與建構上述學生運動難題的其中一位腳色，又或者其產物。八樓的會址在彌敦道與弼街交界的金輪大厦，九十年代政府清拆天台屋，不少同學都跑去天台屋幫手，與街坊共進退。金輪大廈的天台屋便是其中一個抗爭的位置。聽當年月份參與的同學說起，不少同學在今天太子始創中心對面，晚上有一對公公婆婆停著手推車賣床單被鋪那裡露宿過一段時間。當時天台屋事件不僅有同學參與，也吸引了社工，政客和大學教授等各有動機的人士。而這些不同的動機也成為事情發展到後來，不同身份但看來都是要對抗政府清拆的參與者又分又合，矛盾叢生的因素。

本文並非主要討論金輪天台屋事件，有興趣者希望多瞭解，可參考由八樓和錄影力量出版的《金輪抗爭》。金輪天台屋事件對本文的重要性，就在於八樓幾乎是該事件的直接產物。八樓現時的會址便是當時其中一個街坊和其他參與者共商對策的地方。而同學從事件中得到的教訓和經驗，如社工的仗著其專業的知識和位置而能行使的權力、政客投機搶位的嘴臉、「幫助」之名內的人際權力關係等，都成了八樓成立的構成零件。換言之，八樓的誕生可說處於學生組織中人反省「傳統」學生組織和其自身的漩渦之中，而天台屋的經驗也為這些反省加進了與社運連結、適逢其會的部份。

換言之，八樓或可以被認為是學運和社運連結的產物，而一直以來，上面提過的價值與目標便像一個偷窺者般令八樓警惕著，也像一個（可能是虛妄空洞的）父親形象般衡量著八樓的所作所為。回到八九樓的爭論，筆者認為失缺同學面向，不起連結學運和社運功能等評價，若並非建基於某種對連結的想像和參考，不僅只有落得口同鼻拗，更現實的是會惹人別有陰謀的聯想。多退幾步，即使所有人都認同現在的八樓根本起不了連結同學和社運，但這觀察又可以支撐起甚麼結論？筆者無意對舉精神／實踐等粗糙對立，畢竟單單以兩者之一作參考判斷的唯一對象，除了自身感覺良好外，根本沒有面對現實問題。為了一屆被認為不成氣候的八樓管委而動刀動槍，是要解決本屆的問題還是要處決一種學運和社運連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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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歷史，經常都會看到散成一地的落差、錯位和荒謬。八樓的成立本是源於當時的同學對傳統組織學生運動的組織概念和實踐異議，今天卻是輪到九樓的同學認為八樓沒有做好本份查找不足。 而今天的八樓和成立之時的八樓是否已是滄海桑田，中間的差別是甚麼，而九樓對八樓的提議，又是否對準著這些變化，或在甚麼意義和目標下較其他方案有效果等等問題，固然都是重要問題，若儘是抽空討論，實在難怪好些論者袖手看好戲之餘，還要大呼過癮，認為學生運動都是窩裡鬥是歷久常新的硬道理。

怒灌

周圍已經籠罩著硝煙，連月光都看不到他還對著夜空怒喝。是有某種空隙召喚著填補——空隙當然是以某種缺失的形式出現，但不要問他是甚麼，他沒有理由要回答。如果喝酒都不可以，除了將字句敲在鍵盤上本身還有甚麼可以補償，當你以為填補的效果是賦與甚麼給空洞，你只能大錯特錯。

空洞的功能是挫敗任何嘗試，如果你視空洞為負面的話。它永遠如拍著翅膀遠飛的蝴蝶一樣誘人。據聞好的啤酒順著半品脫容量的高身玻璃杯壁注滿時，會有一吋還是半吋高的泡沫，這證明了他一向灌的啤酒都是價廉而質劣，也證明十進制教育的失敗。在老俄文中，酒、飲品、水、生命等概念根本沒甚麼清晰區分的語詞能將它們妥當的盛載，十月革命時的列寧甚至一下將幾家著名的老牌釀酒廠以鬥爭的烈度關閉，你能怪姓資的西歐和姓社的波蘭對伏特加的專利虎視眈眈嗎？雖然，他們掌握不了酒的字根學，他們多數也只能對伏特加作為低下階層以酒精溝水作的飲品裝無知。

他怒灌幾天，只是等著連肚中酒蛾都吐出來的一刻，口腔中的蜜香眨眼混和了足以被判死刑的臭氣，幸好還有tom waits的低保真伴奏和沙啞聲線。別問他這是甚麼意思，他大概不會告訴你，他告訴你也不要相信，正如可以再加上去的無限必然自相矛盾，只有作為空洞限制、自相矛盾的無限才真正恰到好處。

獨立音樂

記得早兩年與成班報社老鬼製作《中大四十年》時，有一場所謂論戰，對覺得自己尚在學生運動圈子靠邊的我來說，簡直魅力沒法擋。話說抱一蟹不如一的人古已有之，不知是該報記者自己無事生非，還是的確有種對學生運動發展不滿的普遍怨氣，在大概九二九三年左右的某天明報刊登了一篇前學生運動「領袖」的專訪，專訪中「領袖」大談學生運動如何沈寂。引來一群正在中大搞野搞得興高采烈的同學的激烈反應。大路版的學運記載便以「新舊學生運動」命名由這專訪引出來的辯論和實踐。

昨天梁文道在他自己《蘋果日報》的方格中，談及香港一本傳奇的音樂雜誌《音樂殖民地》（mcb）的停刊，與上文談及的實沒多大直接關係，但穿鑿附會生硬對照一下，再加上小弟剛巧又是在昨天發生的一些小經歷，可能還是挺有趣味的。

梁的文章有觀察很獨到，也是我等一直追讀的小樂迷敢察而不敢言的。《mcb》（梁的文章一直以《音樂殖民地》的名字稱呼該刊物，雖他也有提及mcb這名字。但據筆者憶所及，mcb是回歸後編者正式使用的名字，之前才是叫《音樂殖民地》。編者所考慮的，也的確是回歸後的政治正確問題。如有誤解，請指正。）的文字的確很糟糕，「老是『淒美』來『美感』去那幾招」。讀者敢察而不敢言的原因，是因為抽象的音樂的確難以用文字捕捉，我們看不明白作者對音樂的文字闡釋，我們只會覺得自己道行未夠，未有功力從聲音提煉出文字，當然間或會抱怨「喂阿sin: ned生，你up 乜q」，但這些抱怨一來都是作為令自己可以捱下去將文章讀完的苦口良藥，二來想起不看他／她們還可以看甚麼的時候，便甚麼也看得下了。

其次，梁在文末說，《mcb》是香港的土產文化，能夠支撐十年才結束，更令人唏噓——已他便從這結業事件看到香港。他想說的，是香港文化就是這樣，總有些古靈精怪的人開個古靈精怪的頭，燦爛一會兒，便會因為不同的原因再也守不住。將梁的文章與文首所提的「新舊學運」並排，肯定不是想將「領袖」梁的說法打成一般的見識。只是，可以如何補充梁的說法，才能令我一方面不致於殺出來以死相諫「香港獨立音樂已死！」，另一方面又不會跌進另一陷阱，認為「yeah yeah yeah，世界大把野玩，DiY萬歲！」的勒索之中？

無巧不成話，梁的文章見刊那天，我剛好出席了一場蚊型音樂會，是由阿麥書房辦的新唱片《看不見的城市漫遊》的launch party，舉行的地點是上環的西港城頂樓還是閣樓的habitus（即馬國明早前行其《馬國明在讀甚麼》新書發布會的場地）。唱片大概是由與阿麥書房友好的四個單位（包括阿麥書房的其中一位店員），每人圍繞著旅遊這主題貢獻若干首歌輯綠而成的。上到habitus，旦見一室的參與者，全都青春無敵，與場地的品味配合得滴水不漏。一輪登記、略進小點後，音樂會正式開始。

主觀感覺，以歌論歌，參與單位的音樂好些都浮藻得很。anida和嘉琳明明都說偏愛清新口味，但曲一編起來，背景不是電子絃樂便是風琴，像吹脹了的氣球一樣，體積大而真空。但當然，不論是新晉的獨立單位還是老練的搖滾巨星，對音樂氣氛、旋律的判斷都應比較開放，尤其是獨立手作仔的出品，那些判斷尤其無足輕重。但問題是，我感到的問題是，參與單位都positive得很，或者是positive得過份。與我一同出席的朋友說，一看便知是有錢女有錢仔了。我當然不會不同意這觀察，我有保留的是，這觀察與他們實際做出來的音樂過份甜美，以至甜得令人覺得事有嶢歧這情況能否完全崩塌在一起。我也無意將這個小型音樂會，提升到一個能無間地代表獨立音樂生態的位置，但當對著我們演奏的歌者，儘是表達其少男少女情懷、悲仲夏的過去，作為聽眾的位置，又可以是甚麼？

藍調、搖滾樂等音樂類型全都有其實質而要命的社會根源都已是老掉牙的故事，我們不必凡事都以之作為判斷獨立音樂好與壞的標準——雖然當我讀到有人認為kings of convenience 與belle and sebastian／nick drake的最大分別是前者純粹高唱少男情懷，而後兩者都是以糖衣包裝辛辣的嘲諷時，我差不多感動得涕淚交橫。但問題是，當無論選址、音樂會的包裝宣傳、音樂的風格肉容、以至製作音樂的過程，都彷彿不停的往作為中心的個人／感受去收縮，彷彿與世無爭、（不一定是地理上的）遠走高飛，追求自己的甜美生活，便是基本的典範，這現象又算是甚麼，可以如接收？這樣出來的效果，是否還可以獨立創作為理由躲過去？還是正正是獨立創作，才更有條件思考以至表達這方面的想法？我可以理解現在許多人創作音樂都是由對著書桌上那台電腦開始，但這是否便是令音樂都變很馴服輕省的理由？還是對著電子儀器創作都可以別有洞天？

在唱片的網頁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介紹： 「『漫遊』一詞令人想起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筆下的『漫遊者』(flaneur)形象，一種有別於傳統意義上的旅行經驗。在一個城市漫遊，不是要到城市的旅遊點觀光，而是要從在城市中蹓躂的經驗裡，細味箇中的生活態度，感受城市起落流轉的脈搏。」我不認為必需要飽讀詩書才有資格創作音樂，而flaneur也當然不只是到旅遊點觀光，但既是祭出了本雅明的漫遊者形象，將其內容淘空得太過份，而盡情fit進自己對單子式生活的看法裡，也太過拿來了點吧。

誠然，無何人聽音樂都會有一定程度上的邊界，我也只是上中學大學時偶爾到高山聽rock on、到上環文中捧獨立樂隊場的另一位聽眾而已，完全無法對香港獨立音樂的發展興衰理出一個清晰的圖像。嘮嘮叨叨說一大遍，只是想指出《mcb》的結束不一定代表香港獨立音樂的不再，香港幾百萬人不是不至於不能包容一些篾立創作的音樂人——但要念茲在茲的謹記的是，獨立音樂也不是一張所向無敵的標籤，他／她們活動的生態也不是無可討論的。

《mcb》結業，實在是很可惜，畢竟就如梁話齋：「大家看了袁主編的文章之後未必就能搞懂某個新樂隊到底幹的是甚麼，但至少有興趣去弄張唱片回來自己體驗」。但「自己體驗」的意思，至少也要包括一個體驗者的位置，而不是要無可選擇地處於一個沒有獨立音樂便等如不好，有則皆大歡喜的困局吧。

禁煙

近日有關室內地方全面禁煙的宣傳、新聞、宣傳加新聞、扮新聞的宣傳充斥市面，抽煙的人幾乎已成過街老鼠，無險可守。可能禁煙之議看來真的太晶瑩剔透是非分明，看不到多少除了「吸煙與健康」這主題以外的分析或評論，這篇文章，姑且算是拋磚引玉。

今日的全面禁煙之議查乃是早兩年未竟的大志，兩年前起，店內座位超過六十的食肆已開始要特別劃出四份一座位為非吸煙區，就如事游黨田北俊近來經常掛在口邊的話：大都「在同一天空下」，給另外四份三座位圍著的四份一，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孤零零地給圍噴的措施，實在是荒謬。但一直在事游黨的張生宇人便是當年一夫當關的立法會議員，他所屬的飲食功能界別，對全面禁煙之議當然一步不讓，是以才有吸煙區對非吸煙區三比一這等怪物過渡措施。

在大量文攻武嚇下，今天再提全面禁煙已是大路一條，暢通無阻。政府又附以所謂無煙工作間、報紙又不停報挪威、愛爾蘭等為最早一批全國全面禁煙的國家，似是全世界的國家都瀟灑得如忘記了煙草產品是一直都是政府大量抽稅的產品。那種對抽煙人士盡情污衊的淫穢快感也似是不再需要修飾和掩藏。舉個近日從報章讀到的經典例子，我們便可明白，煙禁不禁是一回事，抽煙的人是否無藥可救塗灰生靈是一回事，但反吸煙是否要走得太過歇斯底里，以至像非將所有煙人士置諸死地呢？

例子是這樣的，早前香港有家「高等學府」為進行了一大型個調查，結果是有四成警員是煙民，當中又有三成三人是從未想過戒煙的。但該三成三人看醫生的次數，卻又較其他人為低。這是很反直觀的——吸煙之所以要反，其中一個流行的說法便是因為吸煙害己害人，破壞健康。但當吸煙不特已，還要從未想過戒煙的人，看醫生的次數竟然是低不是高時，調查又可又何解釋呢？調查的經典解釋是：又煲煙，不未想過戒煙，肯定不會注身體健康，那當然他們不看醫生！

因此，吸煙事實上有害與否，與我們如何（法例上、道德判斷上）對待煙民之間，就算不說可能有著極大的落差，至少也是其實充滿不同的斷裂和可能。要進一步說明這點，看看全面禁煙的建議的邊界便可以了。建議中，除了私人地方（當然這個「私人」在法律中的定義，可能也奇怪而有趣）抽煙，我們只好上竹館或去焗桑拿揼骨好了。要是政府其中一項要宣揚的，是無煙工作間有益身心，那究竟是在食肆、酒吧、茶餐廳、工廠、寫字樓等地方工作的人身體特別高貴、還是在竹館和桑拿浴室工作的人身體特別賤呢？一個比較正路的猜測是前者的牌照的要求比較相似，換言之，即前者場所，即食肆、茶餐廳、酒吧等地方的實際模比較相似，故若要括免任何一類型的場所，必惹爭議；而竹館和桑拿的牌照與前者比較涇渭分明。如此，政府便是從煙民的選擇中賺取其行政方便了，而當中的計算和考慮又多大程度上吸煙與健康的問題相關？

或者更準確的猜測是，對不同場所的顧客的考慮。且原諒小弟的想象力貧乏，相比食肆和酒吧，竹館和桑拿揼骨是誰去的多？多看一兩部《古惑仔》和《無間道》便不問可知了，正如有當侍應的電台聽眾打電話到電台談自己的經歷，說試過請一位客人別在店內吸煙——卻無意中打擾了一位江湖大佬抽煙的雅興，幾百位黑衣大漢旋即趕到，並盡點店中昂貴的食品，大快朵頤後——當然是唔俾錢。以後是否所有食店均要找警員睇場？那便乾脆放竹館和桑拿一條生路好了。當中的盤算又有多少和吸煙與健康相關？在那些場所的工作的職員的健康由誰來保護？對不起，老闆固然理你都傻，向政府求救？不如找黃大仙好了。

記得小時候，政府要管制機鋪，但不知是否自覺無權遞奪小朋友打機的樂趣，都試過將機鋪分為成人場和兒童場——後者或者因為供求問題而慢慢摺埋，而我們一般都習慣理解這是正常現象，沒有充足的有效需求便得自動消失。若將食肆酒吧都作如是處理，出來的效果會否比現在圓潤，我都不敢斷然肯定，但我想至少不能否定的，是別天真得以為禁煙是一個清純無雜質的健康問題。

短訊三則

晚間活動為球隊帶來隱憂，KCUS紀律問題雪上加霜

民間記者 領男

繼萊‧堅上週拗柴，kcus右後防小將法比安奴‧羅倫‧周又因晚上過度操練而宣告腰傷缺陣數週。據球會網頁留言板表示，經軍醫診症後，羅倫‧周証實腰部前端曾多次在短時間衝擊發炮，盤骨過份前後搖動而令雙腿出現麻痺現象。教練於今晨操練後要求羅倫‧周即時停止所有夜間運動。球隊物理治療總監基斯文‧尼爾‧聖地牙哥‧陳接受《太陽週末》訪問時也提到，球隊現時正處水深火熱之中，距離聯賽收o列還有數週，但球隊內部卻接二連三出現傷患消息，萊‧堅的腳傷本來已令領隊非常頭痛，如果因為羅倫‧周的私生活影響球隊的表現，最後未能殺入明年歐洲賽事，他將要負上所有責任。雖然羅倫‧周正在接受一步治療，但軍醫似乎對他的傷勢並不樂觀，如果羅倫‧周需要休息多於一週，球會管理層將不排除將他免費轉會到同市球會花墟老柴。

距離轉會市場重新開放還有兩天，有傳聞KCUS的球探正與阿仙奴年青小將荷狄以及查爾頓的保加利亞國腳基斯舒夫接觸，希望盡快覓得適合球員替補羅倫‧周的位置。而KCUS經已在網頁發出本週正選陣容，守門員法蘭‧鏘將單天保至尊串打後防，球隊將會排出一三三迎戰花墟老柴。另一方面，羅倫‧周的受傷的消息傳出後，本週馬會足彩KCUS對花墟老柴的波盤也宣告取消，原定的六寶半將改為五寶半，而KUCS單拖勝出的波膽也由1.2跌至0.32，東方日報的黃興貴認為波迷一於「趁佢病羅佢命」，今週不防冷吼KUCS 7:0，一於在新年贏馬番馬會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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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意念雖好 考證功夫致命

民間記者 阿野

老油條式的記者筆法與波盤式語言的雜交，無疑為讀者帶來一定程度的新鮮感，但過渡的速度和節奏仍有待揣摩。除此之外，民間記者計劃若要成功，事實的考證問題仍然最令人憂慮。

當時人羅倫‧周指出﹐其腰背的傷患之主因，非為過度晚間活動，實因為上周某夜在宿舍睡覺時，被其同袍以其黃金右腳踢下床，結果該晚當其陳性同袍高床軟枕呼呼大睡之同時，羅倫周則地氣盡吸，寒冷終夜。而羅倫周讀罷領男的報導後，聲言不排除採取法律行動。根據香港《簡易治罪條例》，任何人老屈別人夜間活動過頻，將被判處「兩粒鐘任do見血」，不得保釋緩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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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US戰績下滑 陣容重整勢在必行

萊‧堅

被本地多位球壇名宿，如許寶強(PK)、葉蔭聰(聰頭)等寄予厚望的KCUS，季初在主場花墟球場曾有良好表現。憑著年輕拼搏，以死守突擊戰術，於多場重要的跟隊賽事中，都能在劣勢下反勝老柴聯盟(簡稱柴聯)、弱雞兵團(因身穿藍衣而被稱為藍軍)等強隊。然而，隨著步入季中，聖誕假期前後，球隊戰績卻忽然急速下滑。進攻單調欠板斧、過份倚賴重心球員、勇於急攻而忽略控制比賽節奏、基本技術有待提昇等弱點亦相繼浮現。

近日更有報導引述球隊內部人仕透露，球隊紀律欠佳，部分球員私生活不檢點，導致狀態低落，甚至動輒受傷，是不濟的主因。雖馬上引來另一位球隊內部人仕公開反駁，直斥報導不實，但至少已反映了軍心不穩，球員私下互相指責。除非在短期內進行一次晚間緊急危機應變會議暨夜飲飯局，讓球員充分溝通和了解各自的角色，並重新調整戰術部署，否則被喻為新世紀本地球壇最後一絲希望的KCUS要谷底反彈，又談何容易。

功夫之聊勝於無

記得有一次到澳門，在一家頗有名氣的茶水檔吃著其馳名的豬扒包，旁邊坐了一枱男男女女老老幼幼。他們的談話內容無意的瀉過來了筆者那邊，本來無心偷聽，但他們談的竟是王家衛的電影，筆者不禁將注意力從嘴唇邊的豬扒包轉移到他們的對話中。當中有一位男士說，「王家衛的電影不外乎是拍給外國人看而矣」，其親友中不少都拍手叫好，忘我附和。

聽到這裡筆者才發現，「拍電影給外國人看」，原來已不僅是在學院中大談東方主義、後殖民論述的學者墨客談論電影時的專門語言，還已經是一種登堂入室、閒話家常時也會動用到的判斷電影的標準。而不問可知，拍給外國人看的電影所意味的，便是各種各樣的早已為外國人愛戴的「異國風情」和刻板典型，

曾幾何時，只有張藝謀、陳凱歌等所謂中國第五代導演，又或是香港的王家衛等的「藝術電影」，才有資格承受「拍電影給外國人看」、「為外國的電影節拍電影」等批評，說不定這些批評還能刺激出某種被虐的快感——罵的固然感覺良好，被罵的也是高潮迭起。周星馳的電影？不受盡低俗無聊等指責已是皇恩浩蕩了。但滄海桑田，自從《少林足球》開始，已有評論者說周星馳的電影，透過在國內取景、減少廣東話對白的笑位，刻意淡化其土產等色和香港身份，現在的《功夫》還要是哥倫比亞這家跨國電影公司投資的作品——足令上述的指責已不是「藝術電影」的專利了，而是幾乎所有大規模公映的非荷理活電影都走避不及的咒語。

我們當然可以電影的故事、對白、場景等文本內容判斷這些指責是否合理（到底，片中失去星爺電影廣東話對白的慣常神采、袁和平的matrix式動作特技、七十二家房客式的場景，除了擂台外沒有任何展現其複雜的社會關係、人際關係的餘地等，都是礙眼得有點過份），但有趣的是，對《功夫》的另一種流行理解卻是這是一非常屬於「周星馳」的電影，充滿了他對功夫電影的記憶、他對舊時香港的想象、對他來說很深刻的符號的作品。簡單來說，《功夫》便是周星馳心目中的功夫世界，或是他對功夫世界的狂想曲。一切看不明，說不通的地方，不要緊，入星爺數好了。

除了不少論者都持《功夫》是周星馳的功夫世界觀的反映，電影上畫前，周星馳夥同文化研究學者大談他自己的從影歷程、創作心得等，不也是將他從一位純粹在無數大收特收的笑片中粉墨登場的喜劇演員，清清楚楚地提升到一位有自我、有個性的電影作者的一些marketing動作嗎？當然不是說周星馳給論者不合理地抬舉了，只是有多少周星馳的電影，並不存在那種小人物符碌走運成了偉人的狂想曲式世界觀？周星馳是否真的到了最近的兩三套電影，才開始注入他自己的想法？還是若不強調其電影作者身份，星爺的電影便會給淹沒在全球的流通中？當中是涉及一種因為marketing需要的論述轉化，還是看來與論述相對的「實質內容」的「進步」和「成長」？

由給電影籠罩的簡單演員到自成一格的喜劇泰斗，與及環繞《功夫》的兩種說法——一是收跨國公司資金拍給外國人看的電影，二是電影演活了周星馳的個人功夫世界——是巧合的矛盾對立，還是其實唇亡齒寒缺一不可？星爺迷（包括筆者）當然可痛星爺的墮落，但從電影的整套生產和推銷過程看全球和地方複雜辯證的關係，我們還是可以阿q地找到點趣味的。

遊新華書城

好幾星期前，星期天的《明報》副刊預告了台灣的城邦和內地的新華，都即將在灣仔落腳，而一直在時代廣場地庫的page one，亦會收拾細軟，上遷九樓。新書店磨拳擦掌，大展源圖，實是好事一樁，可惜一直沒空實地參觀，只在如《經濟日報》等的經其他報章讀到相關的介紹。然而，不讀猶自可，那些報導有些直叫讀者目瞪口呆。好端端一篇介紹文章，未能協助讀者多瞭解這幾家新書店也罷了，最令人驚心動魄的，卻是報導其實準確得很：報導沒甚麼資訊內容，問題不一定在於記者編輯的水平有問題；記者編輯帶讀者在介紹書店的文章遊花園，可能不過是書店本身有問題，新張流流便大肆批評又怕冇家教，無計可施下的一種同義反複姿態罷了。

《經濟日報》十二月十八日的文章中，作者走遍了新華、城邦和page one，她說她其實沒翻過多少書，更別說花錢帶了甚麼新書回家。不知是否這陣子報章讀本雅明多了，作者沒頭沒腦的談書店的氣氛裝潢，告訴讀者她在書店中的足跡：page one的玻璃外牆乃全港獨有、新華書城「號稱全規模最大的書店」、城邦則更是「唯一一間設有玻璃門的地面書店」；作者又會告訴你，她如何逛完page one，「兩手空空，忘記看書，卻難忘書店的風景」、而在新華，「兩手仍是空空，卻多了點對祖國的思憶」、最後是城邦，「依舊兩手空空……沾了一身書香、多了一點文化」——問你死未。

這樣的介紹，情緒化一點來說，當然份屬噴飯和嘔電類：分析性一點來說，其實不過是空洞罷了。而就如開頭講過，對一篇介紹性的文章來說，至少有兩種原因可以造成空洞的效果，一是作者空洞，二是介紹的對象本身空洞。當要判斷兩者之中其實是那一原因在作怪，親身參觀一下當然是其中一種參考。

早幾天終於有有機會一訪位於禮頓道的新華書城。包括地下只於雜誌的大堂，書店一共有四層，頂樓大概是放專題書展的、二樓是兒童、保健和園藝等的興趣書種、一樓是則 人文社會書種，另加英文書架。要不是知道它尚在試業階段，店中的書種與其店鋪的總面積間的落差，我會以為這只是一家四層樓高的無心戀戰散貨場。簡體字書的種類比我想像中少得多，而且選書又似沒甚麼章法，英文書架更是乏善足陳，幾乎統統是大部頭的電腦書和ceo的七種絕招型的書。更要命的是竟有一整張大桌子平放滿《心靈雞湯》系列！我們當然可以理解這安排是對準某種想象中的香港人典型閱讀口味的結果，但自命大陸書的旗艦而不好好利用大陸書書種豐富的優勢，搞四層的書店實是令人費解。

當然，以上種種問題可能都只是試業的過渡期問題，日子一久便未必會繼續存在。頂樓專題書展所展示的問題，便不可能以試業來開脫了。專題書展的頭炮是中國出版業概覽，不同的省份，加上香港和澳門，各佔數個書架放書，另加一些說明各地出版歷史和現況的海報。概念看來頭頭是道，但實在又是怎樣呢？且以香港為例。香港大概佔兩至三個書架，所放的書籍，文學、社會甚麼都有一點，但許多都是作者既不是香港人，內容又與香港無甚關係的香港出版物。另外，更有一個架放著大量烹飪、園藝等興趣書！

誠然，許多關於香港文學史的討論都會對將香港文學、香港作家等概念問題化，例如無論是在香港出生、主要作品都在討論香港、寫作的盛年都在香港渡過等等，都不能有效的定義香港文學或香港作家，故我們大概不能天真到期望在香港的書架上存在著某種崇高的純潔性，但該書展是否有意為每個地方的出版業都細描出一個系譜呢？公道一點說，若你問香港讀者香出版業的特徵，式者許多人都不能系統完整的回答。但如果香港的出版業便如該數書架所展示，香港便只能是一個抽象的迷離境界。

只說香港猶自可，再加上其他地方一併看，這專題書展便更見奇怪了。大陸書其中有一大部份，肯定是翻譯外國作品，但從選取外國作品來翻這維度來說，不同省份真的有很不同的準則嗎？還是結果是要從翻外國作品來分辨不同省份其實是有點除褲放屁的徒勞？大概其策劃人都意識到這問題，所以其展出的書籍，都是原創的著作為主。一要是當地出版，二要與當地有關，結果便是排山倒海的旅遊書。

怎樣的展法才能展示出一個地方的出版業面貌呢？我想不是一個容易答的問題，因為這首先便假設了不同地方，不同省份真得有很不同的出版業。從出版業悠長的歷史來說，重要和顯著的分別當然不難找，但第一個問題是這樣的許多段不同的歷史如何展示？第二個問題是這些歷史線索對今天的出版行業還有多大的影響呢？還是在今天，出版業的分工已不完全以地域作單位？這些問題我當然不會答，但專題書展裡也不見得對這些問題有甚麼真知灼見。

就是如此，文首的報紙文章帶讀者在書店遊花園，看來不無道理。說到底仍在試業階段，有不足之處實是正常不過；但話說回來，文章那種近乎無知的馬屁式筆風，將批評意見無限延遲，對香港的閱讀風氣、閱讀水平的建設性其實最低，甚至會是平白浪費這一大片充滿可能性的空間的幫凶。

《5x2》之撈亂骨頭

ozon的新作《5x2》，沒有《8 美千嬌》複雜的人際關係、沒有《枕邊謎》的神秘難解；觀眾看到的，是ozon全神貫注地闡釋一段變淡中的關係，而這種全神貫注，所依賴的，竟是一種將關係變得陌生的手法：將關係發生的過程拆散，掉轉方向，各自開展，或許是再認識一段關係的方法。

故事從一對夫婦面對「打份工」的律師，巨細無遺的告知m（妻）和g（夫）離婚的法律意義和善後安排開始。許多介紹都會談論的離婚後性交，效果上與簽紙離婚一樣，都是企圖令觀眾寫實地與演員一同經歷痛苦和創傷的「時間」，一同感受不耐煩，一同感受時間流過的不可迴避：給割一刀的痛，便需要給割一刀的時間來感受等等。電影這樣的開始，彷彿預告著「時間」這維度便是本片的problematic。ozon以頭幾幕鎖定了他的旨趣，但隨後便不留情地將它反轉、扭曲，彷彿越陌生，事物便越能看得清楚似的。

很清楚的是，故事是以倒敘的方式開展的，ozon的倒敘當然與一般的倒敘與別不同，他的倒敘不是先講結果，然後再從頭說起，令結局變成了解全個故事最重要的鎖匙。ozon的倒敘法，是先講離婚，講婚姻破裂，再講生小孩，然後才是結婚，最後才是相識。我本來以為電影的點子是在於越來越淡的感情關係，以倒敘，即越來越濃的感情狀態，來減輕其哀愁，但這看法究竟一廂情願地將一段關係的不同階段，都假設為可與其他環節結合成一個完整的整體。實情是，每個階段甚至不能說有對下個階段有甚麼影響力（當然花點想像力，又或作點過度闡釋，甚麼都解釋得到），有點關係、有點線素，卻最終抗拒解釋。

電影的名字也許已說得夠清楚了，《5x2》，五個階段中的兩個人，不是簡單的男與女的對陣，更不是在五個階段都有統一性格的男女對陣，企求看完後能認定男方還是女方比較值得認同，徒勞無功者居多。舉個最明顯的例子，m在新婚當夜，g酒醉不省遺下她弧單空虛，耐不住誘惑與抽紅萬的美國男孩幹了，是誰的錯？與g和m兩口子日後沒頭沒腦的貌合神離是否相關？與其說zon希望回答這些問題，不如說他希望將這些問題永遠懸空，整色整水打扮成答案好了。

電影沒有以成兩條相反方向的直線的交叉，固然不代表ozon思維簡單，愛情只應是簡單純潔，更不代表在他的想法中，男女關係沒有up和down的辯證。故事是一個離婚收場的故事，戲本卻以斜陽海灘作結；雖然定鏡來看，斜陽與朝陽本沒甚麼分別——剛剛開始相愛的氣氛將斜陽的急景殘年味道掃光掃淨。但也是在這個離婚故事矛盾地充滿希望的結尾，畫外卻放著像tom waits般低迴神傷的美麗情歌（當然不是英語的）——這算是開端還是結尾？開端必然充滿陽光？還是離婚不一定雷電交加呼天搶地？

看完ozon忍手踏實地說愛情故事，回家看政府與電影業進行諮詢，希望修改版權法，保障創意云云。甚麼電腦遊戲生產商，藝人如曾志偉之流紛紛撲出大喊阿媽係女人等的說話，直在刺激嘔吐。

煙

in-media有編輯貼了南華早報的一則報導，有關科大收取煙草公司的資助，做有關吸煙的健康問題的研究。報導的出發點，當然是大學的自主性問題，和今時今日財團對大學自主的滲透等等。這些都是嚴肅問題，不能含糊，但我卻想起了另外兩段（曾幾何時的）的新聞。

第 一則是從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遺囑》中讀到的。八八年印裔小說家拉什迪的作品《撒旦的詩篇》的英文版在九月出版，令伊朗的宗教領袖霍梅尼瘋狂震怒，幾個月 後更下找來殺手，以瀆聖的罪名，要將拉什迪置於死地。此舉當然引起國際社會的嘩然和批評，各式各樣聲援拉什迪的行動紛紛展開，「文人學者、知識份子、沙龍 來客……在支持拉什迪的請願書上簽名，同時卻風度優雅、帶著花花公子般的微笑說：『他的書？噢，不！噢，不！我沒讀過。』」昆德拉要爭辯的，其實是小說的 領域，應咳是一種「道德審判被懸置的彊域」，因為他認為小說是一種嚴格意義的現代文體，而「幽默」便是這種文體的一重要特徵。

當所有人都 只不過在關心拉什迪是否有言論自由（對支持他的人而言），是否有權傷害伊斯蘭教徒的人（對要追殺他的人而言），小說作為一種文本的性質是否仍有 人願意關心，昆德拉只能搖頭嘆息。當然不會所有人都分享昆德拉的憂慮，但在他這個例子中，《撒旦的詩篇》成了一純粹的客體，成了一個鬥爭的場所，讓不同立 場的人殺個天昏地暗，而絲毫不涉及小說作為一種文本的特性，的確非常暴力，非常不幽默，卻同時令整個情境幽默得很。

另一個例子是徹頭徹尾地與吸煙相關。一九九八年出版的For your own good : the anti-smoking crusade and the tyranny of public health，是一本引來不少爭議的作品。作者sullum是reason magazine的資深編輯；顧名思義，for your own good反駁反吸煙運動，他認為反吸煙運動是對個人選擇，個人為自己負責任的一種侵害。而他的書出版之後，美國聯邦法院也在一宗審判裁定，二手煙致癌之說是建基於錯誤的科學證據和不盡不實的統計數字。

我 對這位sullum先生沒甚麼認識，只知道他工作的雜誌大概屬保守右傾。事實上，在amazon的介和其他人的書評所強調的，這書其中一個強力的論點， 便是其對個人自由的假設：吸煙與否的選擇應留序個人，政府不應干涉等等。這些觀點當然應該小心接收。但其實這些觀點都是耳熟能詳驚喜欠奉，即使得到不少本 身吸煙以至不吸煙的人士、科學期刊所讚賞，實在也不像能起甚麼波瀾。

這書之所以受爭議，是因為這書雖獲不少正面評價，其觀點和證據雖然具 說服力，但作者所工作的雜誌的其中一個贊助者，卻正正是phillip morris，即科大醜聞的主角。即使書中據聞間或批評煙草公司，而作者也澄清了煙草公司的贊助其實少得雞毛蒜皮，雜誌和他自己的寫作也沒有受到甚麼壓力 云云，受煙草公司贊助這事實無論如何就令此書有為煙草公司打鑼開路之嫌。

這兩段故事與科大收煙草公司的錢做研究有甚麼相關，我也說不準。 大概可能說出了兩種令吸煙問題undecidable的困局：前者是有關吸煙的爭議只是不 同立場「透過」吸煙問題，而不涉吸煙問題地廝殺的荒謬；而後者便是一個對吸煙問題有說服力的判斷位置究竟在哪裡。情況就像古希臘哲學家zeno，他說龜兔 賽跑，給拋離了的兔子，只能落後於烏龜，又或者超越牠，總之便是不能與牠平排。討論吸煙的問題，如以上面那兩個故事的情況來看，我們要麼便根本觸不著問 題，要麼便是已偏離了問題，總之便是望之輕嘆，搔不著癢處。

不知有多少煙民是飽讀科學期刊的正反立論後才決定嚐第一口煙，我自己使肯定不 是。煙草的天大的跨國生意，幾個世紀以來便生生不息，即使是苛刻的關注也是理 所當然的，但起作用的層面看來顯然不全在吸煙對人身的影響是甚麼的「客觀事實」。我一直認為現代的煙草公司最大的禍害在於令吸煙變得方便如放屁吹水。吸煙 在歷史上大概一直都是消閑、放鬆、有時間空間才進行的活動：我們對吸鴉片的印象離不可一條友爛爛坦坦地側臥在床上吞雲吐霧，以至如水煙便是老坑坐在門檻上 與其他人一坐半天等等——總之便不是一路擔泥、一路倒垃圾一直在吸的。但含助燃劑，二十支雪白齊整的現代包香煙便克服了要有空閒才抽煙這要求。

煙 草自公元前三至五千年從南美被發現，扮演著交際、醫療、祭祀等的功能，與現在相比，其前世今生如果真的有重大分別的話，現今香煙的設計說不定起著重要的 作用。將煙草捲成管狀肯定不是現代發明，但加入各種各樣化學品、包裝精美並容易燃燒則肯定是新近之事，這與現代的跨國煙草公司的關係是甚麼，有勞煙草的文化史研究者了。

恐同？坐維珍啦！

維珍航空的廣告，多坐地鐵的朋友多半不會陌生。在地鐵出現的維珍航空廣告，多半說自己願意儘量提高服務質素、機艙設施等，以滿足其三尖八角的客人的九唔搭八的要求。甚麼階級意識階級霸權等先放一旁，反正維珍想表達的訊息就似是，不論你有多麻煩，選乘維珍，維珍總會接受不同類形的客人，滿足難度再高的要求。在上海幹廣告的朋友傳來一條維珍的廣告片，初看之下，清風送爽；但短短一分鐘的廣告，竟可讓人越看越心驚。

廣告在一家有卡拉ok唱的酒吧內開始，一位身穿夏老威的男子倚牆獨飲，另一名肚腩夏老威則臉掛微笑，持咪迫近獨飲的夏老威，唱著的是how deep is your love，bee gees震音版。鏡頭一轉兩人便已在泛舟湖上，再轉便是在樹下讀書，肚腩夏老威當然讓肚腩透透氣，曬曬太陽。接著是像《暗戰2》中劉青雲與鄭伊健般平排糾纏的踏單車。然後是斜陽下波光上，雙雙起舞、在即影即有的保麗來證件相機拍親密照、水乳交融造《人鬼情未了》式的陶瓷、火爐前吃水果、贈送性感小內衣，共浸泡泡浴，包羅萬有，你想不出的浪漫小情趣都有。最後，當然是小教堂婚禮，禮成要嘴——音樂驟然停下，獨飲夏老威猛然扎醒。

一切當然是場夢，獨飲夏老威實際上置身於不知名航空公司的班機上，沒有維珍的獨立flatbed。肚腩夏老威只是坐在他旁的不知名搭客，一塌糊塗的倒在他肩上睡覺，口水狂瀉。然後一把聲音緩緩升起，說道，「如果他真睡在你旁，你便真的會與他結婚」。維珍可能的確很在意富貴並且要求高的乘客，但維珍也會告訴你，你患有同性戀恐懼症嗎？不用花錢看醫生，選乘維珍便好了。你怕某些夢幻美好得不可企及的經歷，令你不能自拔從此變成同志嗎？選乘維珍好了。

記得以前讀過richard branson的自傳，他的古怪兼傳奇事蹟多不勝數，他的唱片label 「virgin」引入過經典的mike oldfield（驅魔人的其中一首主題曲，便來自他的長青大碟「tubular bell」）、sex psitol、culture club、human league等。他在八十年代創辦的virgin atlantic，其發展史便是與當時幾近壟斷的英航的一段鬥爭史（當然，也可以說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戴卓爾主義的一段側寫）。他於十多年前坐熱氣球棋渡大西洋，更是破盡熱氣球史的紀錄。但印像最深刻的是，維珍是一班hippie的青年做郵購唱片起家，男男女女過著胡天胡帝的公社式生活。上述廣告的創作人不一定知道這些胡天胡帝的歷史，但真不知道老細richard branson本人，看了這個表面風趣內裡惡毒的廣告會有甚麼反應。

是不瘦降之謎，還是反大企業之謎？

反全球化、反大企業有許多方法，可以像幾年前西雅圖、熱那亞、坎昆般讓幾十萬人在街上反抗大派對、可以像南韓農民李京海般在wto會議的會場外自殺抗議、可以像naomi klein般寫本反全球化聖經no logo、可以像j.k. gibson graham般當全球化不是甚麼，各式其式，餘不一一。美國的morgan spurlock便選擇了拍一套給人討論的鬧哄哄的《不瘦降之謎》（supersize me），以身試法，向世人示範快餐工業的專斷和禍害。電影故然有許多地方能召喚立場相似的觀眾，大家同仇敵慨一番，但看完後最大的不安，竟是全球化縱然不是甚麼，反全球化也不知可以是甚麼。

就如michael moore的bowling for columbine和fahrenheit 911，naomi klein的no logo一樣，電影用心發掘出充斥我們日常生活細節的小資料：曼克頓區小小的地方，麥當勞竟已開設了八十四家分店；法國麥記的大杯裝汽水，在美國只是當小杯裝出售；一天三餐麥記，等如一天攝取一磅精煉的白砂糖；過量的麥記會取代性生活的樂趣等等等等。用直擊報導的手法記錄導演自己連續三十天三餐麥記，和當中各種令觀眾也看得心痛的身體反應，事實上也很有效果，起碼觀眾會知道麥記「美味健康」的實質化學成份和生理作用——如果像他這樣吃的話。

可惜，電影最後卻看來親手葬送了他自己提煉出來的批判菱角：雖然否認與《不》有關，但記的確取銷套餐加大碼的選擇，並另設了成人的happy meal；舉辦了沙灘排球賽證明自己食得玩得；導演女友的排毒食譜也相當見效，導演只進麥記那一個月增了的二十磅，也在一段時間後減掉了。我當然絕不是要求他當烈士，狂吃直至性無能肝衰歇七孔流血而死才夠震撼，但電影如此埋尾，不夠令觀眾茫然麼？導演並言無明這就是大獲全勝，但他的確記錄了麥記的改變。但麥記所退讓的，是導演針對的嗎？再者，若麥記所退讓的，的確是導演所針對的，那我們要問的是，可能便是導演所針對的，其實有甚麼重要？

聽過一個故事，是這樣的。八十年代奧地利曾舉行過一次總統大選，一位中間偏右的候選人，和一位左派對壘。左派瘋狂攻擊其對手在二戰中有不可告人的經歷，但最後中間偏右勝出了，分析指出，支持他的選民，多少便和中間偏右一樣，有著不可告人的過去，他們不希望揭露自己，中間偏右的遮遮掩掩，故便最是引人入勝，妙不可言。回到《不》，對（反）麥記感到希望尚在人間的，起碼可以有兩種人。一種當然是庸俗的：少食固然唔使死，更何況麥記都會搞有益身心的活動？第二種才是，麥記既非全能全善，反抗還大有作為。我當然不知兩種人各佔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兩者之間頗有鴻溝，由第一種變成第二種，距離不止交臂之間。

關心身體健康的人，可能只要能身體健康便夠好了，反大企業的人亦有自己的要求和理據，雖然也可以援引企業對人身體的影響作其中的主題。但電影看來卻不能成功的將兩種要求結連。彷彿大企業在其城牆上漫天灑落維他命丸，便將不少於其城門抗議的人賄賂走了。電影問了一條很好的問題，一條很self-reflexive的問題：在反麥記的事業上，where does self-responsibility end and where does the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start？但電影折射出的問題，其實可能是where does care for health end, and where does resistance to food corporate start. 但答案可能是，兩者一天仍未有重疊的地方，兩者中間的深淵便會一直令人不知所措。

我明白若說大企業其實事先已預留空間給別人反抗，給自己改變——都仍可盆滿砵滿，是令人沮喪，令自己殘廢的說法。大企業不會全能全知全善，反對的人當然一樣，未能將大企業幹掉不一定暗示它們無敵，問題可能存在於反抗者之中。

the front的冷戰藝術

印象中好像沒看過活地阿倫並不同時執導的電影，今天看他1976年的the front（大陸老翻版譯「出頭人」）算是第一套。但除了些許細節的處理方式外，不看片末的credit，還看不出活地阿倫在本片沒編沒導齋演哩。

電影的時空是設在恐怕是冷戰其間的紐約，阿倫在本片仍是飾那種略有小聰明而口沬遮攔的角色。他本是餐廳的收銀員，目不識丁，滿身債務，不時還身兼人肉外圍賭檔。一天，他一位支持共產主義的作家朋友，向他透露他被美國政府列入了黑名單，電視台不再接受他寫的劇本稿子，朋友希望阿倫能借出他的身份，讓他能繼續為電視台撰稿維生。阿倫因為能從中抽佣，便樂意相助。誰料這位新普「作家」卻一炮而紅，大受賞識，他從此稿債不絕，許多其他給打入了黑名單的成家也樂於透過這個空有身份的「作家」賺錢糊口。但好境不常百密一疏，政府還是找到證據捉他去答辯。

電影中還有一位天才，哈基，幾乎是為舞台和鎂光燈而生的。他曾經一次參與五一勞動節的遊行，這後來卻成為了政府指控他與共產黨有關的把柄——雖然他事實上只為了幹遊行隊伍中的一位大臀的女孩。他一心想在台上的表演，那些沒頭沒腦的「證據」卻教他水洗不清。阿倫與哈基相同之處，是他們實在都毫不支持共產主義；只是對哈基來說，他根本沒留意到竟然有一連串蛛絲馬跡，可讓政府鐵證如山地指控他與共產黨有關，而阿倫的作者身份的所有重要性，是其政治清白的作者之名，從頭到尾都只為了隱藏其徹頭徹尾（還要不止一位）的共產主義作者之實。換言之，可能有意，也可能無意；可能是動機，也可能是結果，總之「共產主義者」根本無甚麼實質的內容可作為定義——除了零度地定義作一個交互主體的位置。

不久前在london reviews of book中讀過andreas huyssen一篇談泠戰的文化問題的文章，頗有趣味。huyssen指出，在討論冷戰文化的內容前，冷戰文化這主題本身可能已是問題重重。例如蘇維埃和東歐所標榜的，其實不會少了十九世界的偉大資產階級文化，如大量的音樂家，文學家等。而美國學術圈子，也從來存在著大量的東歐知識份子。又例如cia和fbi等是會主動大量投資於反共的文化活動，而可能是遠早於我們現在一般定義的冷戰年份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冷戰時的美蘇可能真的對立，但實際上在對立的內容，可能根本不清不楚，也可能叫我們意想不到。換言之，如果用上文的論述方式描述冷戰的情況，冷戰可能也不是甚麼，除了被零度地被定義為一個交互主體的位置。

事實上，the front有意無意地叫惹人注視的是，即使存在著一班很嚴肅地愛國的政府人員（當然也嚴肅得很笨拙滑稽）對娛樂圈中的共產主義者嚴陣以待，這班政人員之所以對共產黨焦慮不安紥行晒馬，還不是因為這班共產主義者在大眾娛樂事業影響深遠大紅大紫？電影選擇娛樂圈作為故事的場境，實在恰如其份，除了有事實根據外，冷戰中似是而非的二元對立假設，事實上亦可與創作、表演等，似乎同樣意味著虛假真實二元對立假設的活動，互相照亮，也互相嘲諷。

片末出credit的時候，頭幾個出現的名字，包括導演、編劇、主要演員等，都附有一個五十年代初的年份，標示他們是在何年給列入黑名單。從這個角度看，怕這部電影便為他們提供了一創傷性的絕爽。給政府列入黑名單，生計都成問題，肯定絕不好過，但電影的結局是狂想曲式的：阿倫從未如此勇敢地對著秘密審訊他的委員會說：「go fuck yourselves！」鏡頭一轉，他已在列車月台英雄式地熱吻女主角——雖然他一隻手原來已給等候押他上車的警察扣著了，一直與他合作的幾位共產主義作家還要若無其事的與他擁抱作別。面對自己的創傷，卻不複製悲情，這程度的抽離，卻不知是禍是福了。

無法消解的張力——聽「如何邁向創意城市」研討會

西九龍的大型文娛藝術區，從完成填海至今，已有十年左右的時間。其間，香港經歷了地產、科技等特大泡沫，全部都得不到甚麼好結果，一個又一個經濟發展的主調已自殺或給謀殺後，終於輪到文化和創意。西九龍的大計劃開已進入諮詢階段的今天，整個特區風起雲湧，街頭巷尾都在談論文化和創意：有大財團付款邀請傳媒到歐洲十天走五個國家，和花多眼亂博物館和展覽館、也有以文化和創意為主題的國際會議接連在香港舉行。今天，藝術發展局在一片喧鬧聲中，便作了一次討論文化和創意的示範。

由藝發局主辦的系列研討會，「如何邁向創意城市」，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第二期——今天的最新地標——的香港金融管理局總部舉行。據今天的主持陳永華教授指出，該擁無敵海景的場地由金管局慷慨借出，費用全免。討論創意的研討會在金管局舉行，從場地的性質以至其實際的地理位置，已是足夠韻味深長。

金管局的總部位於國金二期的五十五樓，但在大樓裡，能到五十四樓和到五十六樓的那幾部升降機，並不能上到五十五樓。要到金管局，便得從與商場相連的升降機大堂，乘扶手電梯往下走一層，然後再來一個大u-turn，經過那狹小的通道，才能進入只上金管局那層的升降機的大堂。最後，進入等候升降機的區域前，還要通過作G4打扮的保安與地鐵閘口般的關卡。一切都井然有序，酷一點說，便是under control。

香港沒有制度性的中央銀行，長久以來，香港金管局便擔起了香港宏觀金融財經的調節者角色，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決定借出十億美元到泰國救急，及後港元遭國際大鱷索羅斯狙擊，動用外滙儲備救市的，便是這個金管局。如此重要的機關需要這種規模的安全感，不值得驚訝，甚至合理得很。但藝發局從研討會的選址，到其公佈活動消息的方式，竟與場地本身嚴格安排的空間，隱隱然異曲同工。聞說藝發局只將研討會的邀請函發予其顧問——當然，如果閣下是藝發局之友，經常瀏覽其網頁的話，也會得知這個活動。然而，即使這個規模的宣傳旨在令聽眾相對同質（這想法有點陰謀論味道），但出來的場面也可以是始料不及的，而且，問題也不一定源於藝發局有意無意選定的聽眾。

我不知道keynote speaker，美國加洲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教授john eger，預備今天的演辭時，是否一如藝發局一樣，已事先假定了聽眾會是甚麼人。他提出了creative community的既念，又以如迦利略（數學家加詩人）、愛因斯坦（物理學家加小提琴手）為例，說明藝術和科學不必然排排斥，以新加坡、馬來西亞、杜拜、矽谷等地為例，說明創意與資訊科技、經濟發展可以如何完美結合。最後，他以十式秘笈教授香港如何一步跟一步的練成creative community。

我想，不是creative community這概念本身有甚麼彌天大錯裙拉褲甩，說community的參與式假設更可能正是香港最缺乏的，亦幾乎已是共識。然而，「如何邁向創意城市」有別於「creative community 有乜強項」。因此，無論是台上的評論和台下的提問，都不約而同的對eger教枓書式的、無視個別地方具體細節的提法提出異議。盧景文指「oriental」的、以整個文化傳統為單位的創意觀，顯然與西方以個人為單位的創意觀南轅北轍（當然，他這對oriental對西方的分類，也實在含糊浮泛）。榮念曾則一口氣吐出了幾十條問題，有直問有反問有誠意有諷刺，但都直指香港的問題不在於缺乏鴻圖大計，而是缺乏討論在香港談創意的土壤，是怎樣的土壤。

台下的問題則更見針銳直接，有朋友問香港的資訊基建，如電台、電視等，都是高度壟斷的，但談community則意味由下而上的參與，eger的十招能否對應香港的情況？還是練不到兩招就要碰壁放棄？又有朋友指出，以香港現在的經濟環境、一般人的工作壓力，說對著敵海景便可有勇敢的想象和碩大的夢想是否空談？亦有朋友說，創意和經濟發展在外國的完美結合固然令可香港人羨慕不已，但以西九龍為例，所有投標者都是嚴格意義的地產商，對文化藝術的發展與運作毫無經驗，eger會如何估計西九龍計劃對香港發展創意能起的作用？

面對這些意見和提問，eger的回應要不是令人吃驚詫異，至少也叫人搖頭嘆息。我不知道他是不願具體評論，還是他的基本認識框架根本容不下對具體細節的把握，他只提出，要問的是你（指聽眾）是誰，你想幹嗎，你的視野是甚麼等等。換言之，eger是誰，他在想甚麼，他的視野是甚麼，抱欺，聽眾不需知道，他也無可奉告。再來一輪問題後，他更吐出：我只是一位嘉賓，無意提出批評意見。主持問eger還有沒有其他回應，他以「沒有，謝謝」作結。輕舟已過萬重山。

eger的意見可能真的無足輕重，聽眾無從得知可能實在不是甚麼損失。但榮念曾的回應還是堯有意思的，他說布殊當選連任美國總統時，他身在美國，但他不認為自己是賓客——如果賓客暗示對事情不痛不癢的話——他倒認為布殊獲勝對全世界都影響深遠。事實上，即使不考慮是藝發局老遠從美國請他到香港的，至少也得考慮自己是研討會的主要講者，以「我是嘉賓」為理由拒絕提供實質意見，未免有點欺場罷。

文化藝術創意與經濟發展結合，說來響亮容易，就如談創意的研討會能不費分毫在金管局的總部舉行；金管局總部位置上的入場限制，和研討會的預設聽眾，也的確令執事者的自信看似理所當然不必存疑。然而，研討會的過程中，氣氛雖肯定是平和有禮的，但張力不僅存在於台上台下之間，台上講者之間的距離也可以是無法消解的（榮念曾一連串獨白式的提問，便肯定有效的干擾了原來發言和討論的形式與秩序）。可以肯定的是，創意與經濟發展在香港的具體結合可以怎樣進行，怎樣討論，顯然不是幾條口號和綱領能大穫全勝地解決的。大路或許可以通羅馬，但羅馬卻也不是一天建成的。

eger全場最中點、最有意義，但可能也是最消極後退的一句，或許是「我不管西九龍最後的結果是怎樣，最重要是能刺激討論，這是起點」。但面積有兩個尖沙嘴的西九龍填海區，鐵定是香港市區的最後和最珍貴的一幅地，以及諮詢期只得蜻蜓點水的六星期，卻又令eger的話聽來這麼近那麼遠了。

講粗口

早前有本地報章「揭發」了中大的報社刊出有粗口題的文章，引起了包括好一些宗教團體、大學教授、專欄作家和一般同學的嘩然與指責。我沒有讀遍所有相關的報導，但這些評論完全沒有將問題提升到一個可供討論的高度，老樹盤根地癡呆在道德責難的層次，令人嘆息。事先表明意見，我不認為在學生報刊登粗口標題有甚麼天打雷劈大逆不道，也不介意好事之徒像發現火星人般小題大造——這是傳媒慣常操作，見怪不怪。但這幫快閃黨在電光火石間報完便絕塵而去，評論的便像knee jerk般教條上身破口大罵然後對許多其他語言暴力不聞不問，我為之齒冷。

綜觀這些評論，其基本邏輯不外如此：大學生乃（高級）知識份子，理應品味高尚，亦應有足夠的語言能力，拒絕公開使用粗口這等帶有攻擊性、侮辱性的字眼，否則破壞形象云云。我沒興趣討論今天的大學生其實是高級還是低級，尤其是在遭社會上大量「恨鐵不成鋼」的長輩無日無之的批評後。我也不肯定持這觀點的人會否暗示高級知識份子私下使用粗口便沒有問題，或低等人（我也不知甚麼方為等低人）無論公開與否地使用亦應見怪不怪。我有興趣問的是這些論調的基本假設：有教養的人不（公開地）講粗口。

u of pennsylvannia有一位專研法國文化史的教授，joan dejean寫過一本書，叫the reinvention of obscenity，便詳細的考究過，fuck這個字，和相關的審查制度的現代史，其觀點頗有參考價值，值得介紹一下，以便拉闊和深化討論。dejean指出，在精英貴族的家中展示露骨越界的性圖像，其來自有，一直相安無事。將淫穢視作有攻擊性和有損道德是源於在十六世紀左右，立例禁止也不是因為這些圖像從前缺席而在當時忽然出現，而是因為印刷術的興起和發展，令該等物品能輕易的在大眾中流通。立例禁止便成了生產色情、具侵犯性的文學作品的催化劑，令其大肆出版開枝散葉。當然這也得歸功於執法機構的敷衍塞責，也在這過程中，審查由屬教會事務世俗化成政府的事務。

作者舉了一個很有說明功能的例子：十六世紀初一位著名的畫家giulio romano，在梵蒂岡一連畫了十六畫，畫中人攞的姿態極盡色情之能事。但當時並沒引起甚麼哄動，畢竟當時的梵蒂岡不是中門大開歡迎參觀，而是只有少數精英貴族能有此「豔遇」。及後有一位意大利的重要雕刻師marcantonio raimondi，將這十六幅大作雕出和付印，便立即遭梵蒂岡監禁。

換言之，這段歷史告訴我們，第一，精英貴族並不拒絕接觸色情和粗鄙，他們倒否認此等物品會對自己有壞影響，他們擔心的，是這些物品會落入一腳牛屎的大眾手中。第二，一旦刷技術已經成熟，該等物品有如雨後春荀的盛況，與審查制度是直接相關，而審查制度亦為淫穢、攻擊性字眼作出越來越技術性，以致脫離宗教根源的定義。

在香港，知書識禮有頭有面的人，會否才是如毒品、性服務、賭博活動等一般認為有違社會道德的活動的最大消負者，我沒有甚麼數據可供推敲，更不會魯莽下判斷。今天社會上最所謂泛道德主義的人，卻大多是這班知書識禮有頭有面的人。究竟現在的情況究竟是不是一班道高尚的人（不講咸濕野、不講粗口）vs一班品味低下的人（大講咸濕野，大講粗口），實在含糊得很，亦跳得太快了，快得許多多談幾句便會令不少人焦慮緊張的前提也略去了。事實上，如阿寬之流便以身份形象為由指責學生報中人，雖然他也自稱認識不少朋友懂在「適當」的時候講粗口——這便證明了即使經歷了數百年，某些自以為是之輩根本從未長進，「我得你唔得」的驕橫霸道風雨不改。

由此觀之，中大學生報的回應策略便顯得被動。其主要的回應進路便是強調他們使用粗口的「語境」，簡單來說，即在不同場說同一句話有不同意思。然而，這種「語境說」最終也需其論辯對手認同其語境適合講粗口，才算成功；但當中可能忽略了的，便是其論辯對手的判斷標準可能根本搖擺不定，換言之，更重視語境的，可能不是學生報，而是批評學生報的人呀（但有甚麼語境可供選擇，當然由他們自己提供）。

啟蒙與老襯

秘密是甚麼？秘密不簡單是你不知道的東西。我不知道《金枝慾孽》的故事是怎樣，但那顯然完全沒秘密可言。秘密也不一定是甚麼臭事羞事：不可告人的事其實瘋狂流通；好事也有不可告人的時候。例如男孩不一定會告訴女朋友自己看四仔，但麻甩仔之間總可以大肆交流分享。又例如，加薪自然是喜事一樁，但己婚男人不一定願意告訴太太。那麼，意願是秘密僅餘的特徵嗎？意願本身便決定甚麼是秘密，甚麼不是嗎？這答案似是而非，並相對得很。進取一點、嚴格意義的秘密，可能是一種結構性的不可知：人家即使告訴你，你也無福消受的，那便叫秘密。

今天《經濟日報》中，鄭丹瑞說了一個故事，不妨以此說明。早前搖滾恐龍eagles造訪香港，表演一場，剛好《窮爸爸，富爸爸》的作者也到香港，作一場收費演講。阿旦邀請他一位朋友與他結伴賞eagles的演唱，朋友因為買了票聽《窮》的作者演講，推了阿旦。事後，阿旦朋友恨錯難返，大呼搵笨。他告訴阿旦：「呢個世界得一個富爸爸，就係佢。坐係度班傻佬，全部係窮爸爸，買左佢本書，送左幾千萬版稅俾佢仲唔夠，重要使多二千五百蚊去聽佢發嗡風……我一坐低，聽左佢講左十分鐘，己經知道出事！唉，鬼叫自己貪心，以為付出二千五百蚊，聽兩個鐘，就可以收返……」

《窮》的作者沒有告訴聽眾他的發財秘密嗎？何止講，還身體力行呢。阿旦朋友友有沒有上賊船呢？亦有，船費剛好二千五百元。阿旦朋友現在知道發財的秘密了嗎？他現在還有可能不知窮爸爸的錢如何賺嗎？——雖然他的確做了老襯。老襯和啟蒙，就是這銅板的兩面。

秘密並不拒人千里，而是惹火誘惑；但能叫你直面的，肯定秘密不到哪裡去。秘密不是不可知，而是必定要你失敗，失敗劃出的深淵，或許便叫作秘密。

無題，或《日落巴黎》

上畫已一段時間的《日落巴黎》（before sunset），好像是一套名叫（before sunrise）的電影的下集。兩集相隔九年，電影的男女主角也是九年後再相遇；電影八十分鐘，男女角在巴黎瘋狂交談也大約是八十分鐘；有報章報導兩人的對白不少是即場爆肚的——總之叫你無十足把握分清楚螢幕內外的分隔。

《日》是一套徹底由對白帶動的電影。同類手法我印象最鮮明的可能不是電影的例子，《等待果陀》和《奧利安娜的迷惑》都是在固定的場景中，兩位演員以不停交換對白來營造張力。《日》的張力當然與上述兩套劇場作品的指向很不一樣，它並不意圖表現荒謬、也不召喚觀眾歸邊表態。某種意義上，《日》與《迷失東京》很相似，都是令觀眾期待愛情的發生，又享受那齒甲留香的遺憾，但兩套電影卻有著生死悠關的分別。

兩套電影的核心都是愛情的不可觸摸和最終逃逸，但卻以相反的結構來表達。如果《迷》最終傳遞的訊息是男女主角永遠都差半步一點，才能觸碰得到愛情，《日》的前提便是「錯過」和「溜走」了。在《日》裡，兩人九年前在維也納共渡了十四小時的美好時光，甚麼聯絡方法都沒記下，卻沒頭沒腦的相約半年後在相同的地方再聚。這妙想天開的大計當然沒有實現，兩人都只得最卑微地依賴著對那十四小時的記憶繼續生活。但卻是那約定沒有實現，才能令男女主角事後回溯地賦與那十四小時以人生最高濃度的激情與意義。說得庸俗一點，才令得男女主角兩人，以曾經滄海悔恨不已作為起點，麻木抽離的再開始生活。

《日》與《迷》彷彿迫令我們承認，愛情不容靠近——不僅僅因為我們可能永遠都只差那要命的零點零一公分，還在於當發現我們曾經有過接近的一刻時，我們已經溜開，而箇中觸發的頹癈失落，便令人越走越遠。

***

《日》的結局是，男主角聽罷女主角為他譜的一曲後，趕不及坐飛機也在所不計。看過一些評論，我最看不過眼的，是那些儘在猜想「哪兩人最後會不會真的戀愛呢？」從電影的戲中戲，女角顯然比第一集時迷人得多了，有甚麼比留空那些問題的答案更令人回味呢？天啊。

升降機門關上，（只）看見自己

周不時會想起《迷失東京》，不因為電影「反映」了人的問題，而是因為我們都依賴電影中的卑微希望支撐生活。時常都希望越軌，但都是zizek說得清楚：欲望就是欲望的欲望。欲望不是要來滿足的，欲望是要來繼續欲望下去。

導演蘇菲亞哥普拉用一個又一個情景盛載好一個又一個單元的欲望，床上的一幕便很經典，為人談論不斷。起初是二人在看電視，喝清酒，一人伏在床上，一人背靠床尾。然後兩人都在床上了，猶抱琵琶的談心事——明明白白的暗示著下文。但那夜的無樹無幹，卻令觀眾更期待那尚未發生的，會在甚麼時候發生。

如是者，我們固然不知道未發生的事會是怎樣，但那「差一點便是了」的偏差便給傳繹成下次更誘人的索引。但導演對這僵局的答案，似乎在電影開始不久便有提示了。在男主角弟一次在酒店的酒吧中遇上女主角，蜻蜓點水的談過幾句後，男主角便回房失眠。走入了升降機，門遲遲未關上。女主角彷彿會在門完全關上前一刻至少衝到升降機前，觀眾可能比男主角還要心急、還要期待。整個畫面凝住了好幾秒，升降機門也徐徐關上，這意味著期待的失落，期待的失落則意味著要直面自己——關上後的升降機門是一面鏡子，讓男主角看著頹然落寞的自己。

這類僵局，身處其中會滿懷妄想，事過境遷便回味無窮。我們畢竟需要這類僵局，雖然明知是徹頭徹尾的虛無空白。

馬傑偉與彭氏兄弟的眼睛

昨天在牛棚書展聽講座，聽羅永生、王岸然和馬傑偉談「另類媒體，香港生活核心價值」（有關講座情況可看這裡）。馬傑偉借香港式雜誌的製作手法和概念入侵內地，將「生活價值」，與看事物的「眼」扣連。當然同意文字論述不可能，也不應該壟斷生活價值的全部；視覺文化之於生活價值的重要性，可能得不到應得的關注而已。

然而，問題卻是，一方面，將研究的焦點放在港式雜誌文化對大陸的同業的影響，即在概念上同意了文化動態性格。換言之，其看事物的眼光都一定程度上是從他人那裡習得來的，彭氏兄弟在香港的成名作《見鬼》，其故事的基本戲橋不就是這樣嗎？主角（李心潔飾）經過了眼角移植手術，重見光明。但主角亦隨之發現，她看到很多別人看不到的事物，總之牛鬼蛇神，鬼影幢幢。查根究底，是因為主角得了一對泰國的眼；她看人所不能看到的，便是因為她看那泰國人所看。換言之，李心潔之所以能見人所不見，便是因為她得到了一雙已死的，無肉身的亡靈之眼。

要承認文化的動態特質不難，難則難在為甚麼要這說，和願意承認到甚麼地步。對，香港的雜誌操作真的入侵入地，但香港是轉口港還是原產地？馬傑偉大概不會意識不到這點，事實上其實香港也不一定要是原產地，才有資格將某種文化再轉往內地，只是若攪清楚香港其實有只是其中一個中轉站，我們也許更能把握這種「眼光」的意義。

馬傑偉昨天當場放了一段短片，作為大陸雜誌受了香港雜誌生產影響的「示範」。短片的內容關於所謂於七零年代出生的一代，今天已在各行各業盡領風騷，和他們對生活、愛情等的價值觀。短片以強烈的影象和聽覺語言交代他們重享受、對長久關係的普遍焦慮（亦即對短暫關係的摸拜），驟眼看，還真很香港哩。但那種不願停留，盡量瀟灑的生活觀的邏輯，不正正同樣要擺脫任何空間的阻撓嗎？從香港的百份百感覺到大陸的藍宇到英國的about a boy中的那些中產專業人士，我們真的能夠分辨其國籍嗎？與其說有殖民了大陸的眼光是一種香港的眼光，說有一種要擺脫任何地域，卻要全球游走的眼光會不會更準確一點？

這種眼光於其掠過的地方的無以填補的距離，還可以另一種形式顯現。仍是彭氏兄弟的電影，彭順的新片《死亡寫真》足以作說明。電影中，主角詠琪（race飾）生於富有家庭，沉迷畫和攝影等視覺活動。她小時候曾遭其年幼表兄侵犯，母親還要責備她說謊，留下創傷；長大後，，目擊一次事關人命的車禍，令她對死亡的形象執迷不已，不能自拔也令她痛苦不堪，過程中她才「重新發現」這種執迷與其童年的創傷的關係。卒之，另一次目擊死人的場面令她大徹大悟，希望重新做人，卻開始受到另一個對死亡同樣執迷的神秘人的恐嚇。

以攝影作看事物的中介為比喻，說明人與對死亡的關係其實存在著許多中介，是對電影其中一種讀法，可能也是最為「有意義」的一種讀法。但電影惹人著目的地方或許存在於另一地方：其作為全球通通行證的強勁視覺聽覺語言，與劇本以至演員（差勁）的演繹能力之間，不能填補的鴻溝。看電影聽故事又要「駁故」可以是很討厭的習慣，但《死亡寫真》令人震之處，卻在於電影從感觀環節所生產的意義，與非感覺環節所產生的意義之間的極端不協調。劇本鬆散、任意的情度，以致演員無能力駕馭個別情節所需要的情緒和表情，都被導演輕輕放過了，整套電影作為一件完整作品，只能從導演處理視覺和聽覺元素極高技巧的一致性中感覺得到。

彭氏兄弟不是一出道便當導演的，兄弟一位是幹菲林調色，一位是幹剪接。在他們執導的電影裡，他們都成功的令其原來把守的技術環節變得有生命力，但在《死亡寫真》中，與電影相連的一些概念，如死亡、攝影等，卻未能在劇本中絲絲緊扣。事實上，投資此片的公司，導演、主要演員等的組合，其實都彷彿預告了要找尋電影的穩定地方身份，幾乎是必然失敗的——當然這也不是本片特有。徒在感觀的節處理得如萬馬奔騰、地撼山搖，更顯得感觀語言今天在電影工業中異常的排他性和自主性，或難聽一點，貧瘠。

回到馬傑偉的論點，其實他好像也提及過，眼睛其實是連著許多神經線的，但他並沒有說清楚神經線是單單連著香港和大陸，還是在一整盤神經線的糾纏交錯中，眼睛可以作為一個node來透視出某些範圍更廣的現象。李心潔在《見鬼》中的那雙亡靈之眼，原來便早已預告了感觀語言今天的基本性質。可進一步承認的，從上文引述的電影例子中，眼光作為觀察今天流行文化的一種比喻概念，它固然是某些人獨特的眼光，但這也註定它肯定是一種nobody的眼光。

教條不存在，世界更可愛

近日好幾單新聞都看得很不爽，分析我沒多少，但姑且先將它們記下，方便日後追踪事態發展。

地鐵公司在今年十一月一日關始，對在同一地鐵站出閘和入閘，其間超過二十分鐘的乘客，劃一收取十元費。地鐵公司指，新措施是明確針對速遞公司的。根據地鐵公司原來的規例，每次入閘和出閘最多可相隔九十分鐘，而若在同一個站以八達通出入，收費是三元八角。

不用地鐵公司說，多乘地鐵的人都必定試過，不管是繁忙時間與否，大袋小袋的速遞員，將裝信件的大旅行袋橫堵在車廂的通道，有些在閉目養神、有些在談笑、有些在爭取時間將文件分門別類、釘裝等。老實說，不能不說是阻疑其他乘客。況且，對於那些坐幾個站過海、收費動輒十多元的乘客來說，坐足九十分鐘，從寶琳到荃灣經中環再回到寶琳也只要三塊八的速遞員，看來也形同劫匪。我們甚至可以設想，速遞公司其實是付足車資予速遞員的，他們剝削其他乘客，還可以「打虎頭」，好過去搶、發過李家誠。

以上的指控，全部都——有可能——成立，但我仍想問：那如怎樣？公平的車費，真的可能嗎？我以前在炮台山上學，從炮台山過海到藍田、到觀塘、到牛頭角都是四元五角，對我來說，那已是很奇怪的了，更怪的是，為甚麼偏偏到九龍灣便是五塊半？我可是住在九龍灣的啊。這些也不重要。我記得以前坐地鐵，大件行李是，對不起，不容許的，我不知道那時的地鐵是否以阻礙其他乘客為理據，我只知道當地鐵加開了東涌線，地場快線後，外地旅客成了其要全力爭取的客源後，地鐵車廂空位多的是便是了。

說到最尾，地鐵是私人壟斷了的公營事棊，利字當頭，毫無競爭；從這角度看，很多決定都很可以想像，很可以解釋。但其他人、傳媒的反應呢？地鐵無聲無息的將新措施的告示，龜地貼在車站閘口後的那天，多份報紙的社論都有評論這件事，不少動輒祭出公平、公德心等壓得死人的道德教條，其凶神惡殺的語調，似是他們長期受盡速遞員的凌辱，敢怒不敢言，地鐵公司出來斬虎除魔，主持公道，皇恩浩蕩。

速遞公司有否付足車資予速遞員我不知道，有業內人士告訴我，速遞公司的興起，是與許多大公司「辦工室助理」這工種的消失同步的。換言之，速遞公司的興起，實質上表代了的辦工室助理的外判，從社會分工的結構來說，本就是廣大勞工的一聲警號。而且，速遞公司是一種醉生夢死的投資，除了好幾家大型的之外，小速遞公司都是「今日唔知聽日事」，「穩定」根本不是重點所在。而且有目共睹，速遞員不似是早前中環地鐵站鋪天蓋地，那些氣宇軒昂、一表人材、蛋撻髮型的健美男士，而是高矮肥瘦、甩頭甩骨的草根階層，落閘放狗般以無公德心等指控襲擊這些速遞員是否很有快感？是否瘋了？

環顧多份報章，還是太陽比較有人情味，視野也較闊。該報的社評指，地鐵自回歸以來，經濟一沉不起以來，從不願意與市民共渡時艱；一星期坐十送一的優惠又要縮皮，這陣子接更二連二的發生故障，現在倒是向社會最弱勢之一的速遞員開刀，不能接受。該報可能盤算過其讀者群而作這樣的評論，但起碼它沒有假設自己佔據著一個抽象的道德高地，作的抽象的道譴責。其他報章道德要求的嚴苛，似是不同意便要天打雷劈不配為人——以至忘記了在這城市，人人都貪心，人人都想找著數，人人都想在規舉容許的範圍內找著數。

第二件新聞關於咖啡店。習慣在旺角流連的人都會發現這一年間，旺角的咖啡店多得像香港盛產咖啡豆一樣。太陽報早兩天有報導指，有連鎖咖啡店表示香港有許多樓上的架啡店為了節省投資，根本沒領飲食牌照，也沒有做足防火措施云云。報導更引述登打士街一家領正牌地鋪咖啡店東主悲情加豪情的宣言：「如果係公平競爭，就算輸，我都輸得心服。」

我是很喜歡上咖啡店的，貪其煙霧彌漫迷離境界。乍看這段新聞，第一時間想到的當然是企業式的連鎖咖啡店反競爭手段，簡直是布羅岱爾的香港例子。畢竟如starbucks的商業謀略在書本中也讀過不少：它要要佔領一個城市的咖啡店生意，不必靠競爭，也不讓消費者決定誰旳咖啡好。naomi klein的「反全球化聖經」no logo提及過，它們的手段是將其要攻佔的城市的咖啡店都買下來，變成自己的咖啡店——所謂兵不血刃。連鎖咖啡店指控無牌的上樓咖啡店，實在不值得大驚小怪。

但若果上樓咖啡店真的無做足防火設施呢？若個體戶的咖啡店也與連鎖店結盟，群起而攻甘樓咖啡店呢？它們還有險可守嗎？我實在想不清楚可以如何為這些無牌上樓咖啡店辯護，畢竟若有法例條文規定得清清楚楚，法例是否合理是另一問題，但不按其他地鋪個體戶老老實實在遵守的規則，便可能構成對其他咖啡店不公平。

想到最後，可能最令我不安是那報導的凶神惡殺。速遞員與地鐵車費的事件與上樓咖啡店不守規舉這兩件事，太陽報看似一次正義一次霸道，但當中的民粹主義式的道德判的操作有分別嗎？同一種民粹邏輯，挑不同的事情，能夠得到看似相反的結論，不是令我們以為那一致的民粹邏輯不存嗎？營商的人有林林種種不同的人，市民也有林林種種不同的人，令人灰心喪志的是報章總愛假設——借某年輕學者的話——一種身受資產階級殘害，但仍滿是小資產階級情懷的讀者，好像這種假想讀者理所當然地必須認為，似是而非的道德教條不是問題，反競爭的資本主義才是硬道理。

是邊界還是內核？寫日記與艾菲爾

自己去旅行的時候，一般都會化不少時間寫下在外地過日子的點點滴滴。行過甚麼美術館博物館小石路面包店等等等等，都會一一記下；會寫的當然包括自己的感覺，但不停的走，你知啦，哪有充足的時間讓撞擊過自己的影象、想法都完整的運作一次？結果只好在停下來寫日記時才加以整理，重新安裝自己在不同時候的感覺。

但實情是，寫日記花的時間，可能是寫的內容的多少倍，即是比如說在一個跳蚤市場逛了半小時，極度選擇性地將經歷寫下，可能也得至少花半小時。換言之，寫日記是將文字取代時間：我們都不用再親身經歷那些時光，我們委托文字替我們經歷了。日記這主意，在這意義上其實不錯，至少時光不再是如陳俗的比喻會說的流水一般溜走。

但若果，文字真的能替代時間的話，卻會帶來一個看來陰森恐怖的問題。羅蘭巴特好像說過，在巴黎，任何地方都看得見艾菲爾鐵塔，唯一例外，便是在鐵塔之內。如果文字真的代替了時間，事情的經過不再需要依附在時間的範疇，如果經驗藏身在文字裡便可以，那「用文字記錄經驗」，這經驗本身又如何被記錄好？

我們寫日記會不會寫：我今天用了大量時間寫日記？正常人大概不會。日記其實便是艾菲爾鐵塔的相反，日記是作者鳥瞰時間的位置，日記唯一看不見的，便是自身這位置。我們有事、有感興寫日記，但如果日記的內容是寫日記本身，即將鳥瞰時間的位置都暴露出來，哪在日記中的寫日記行為，會在記甚麼呢？再想下去，鬼魅喪屍都要從日記中走出來——似是它（他）們才是日記的終極寫作對象。

艾柯好像寫過一篇遊戲文章，談「製作一張實物原大的地圖的不可能」，看來道理也是相若。其實想到這類怪問題，比喻一點來說，是碰到「寫作」這範疇的「邊界」，還是已直達這問題的核心無意義的「內核」？邊界與內核，好像是截然對立的兩個概念，但從上面的紋路來看，這對比喻的對立的穩定性，又開始燥動不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