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blog貼舊文之二

借屍還魂——析嶺大學生會會長的上京決定

商業世界好像有一句陳腔濫調：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這句說話至少有兩種讀法。其中一種當然是世界其實並不是想像中的黑暗悲觀，昨天的敵人今天幫你一把也說不定；另一種才是真正的悲觀，因為原來朋友敵人可以是同一人，我們也因而被遺棄在時刻需要步步為營的地雷陣中。

同一個人可以扮演兩個角色，不同的人扮演同一個角色又是否可能？香港從英國殖民統治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過程是一段漫長的政治爭拗，這是有關香港回歸的一項常識；而在這過程中，香港人在中英角力裡基本上沒甚麼角色可言，相信也沒多少人會有異議。而正是十年前左右，中文大學當時的校長高錕，應中方邀請擔任「港事顧問」，便引起了中大許多學生的激烈反對。學生的理據很簡單，明知前途根本不在港人手中，應邀加入港事顧問這個所謂的諮詢架構，除了效果上肯定了被中英雙方壟斷了的回歸談判的合法性外，還肯定是一個無視中大同學反對，而向中方大送秋波，跳忠字舞的姿態。高錕的回應也很直接，他是以個人的身份獲邀的，是否代表中大立場的問題是不相關的；此外，他表示因為不熟悉政治，故只會向中方提供與教育和科技發展有關的意見。

早一陣子的九一二立法會選舉，不少人，包括泛民主派，將之理解為人大再一次釋法，全面封殺零七零八雙普選後，讓香港人表達對中共不滿的晒馬對著幹好機會。然而，看似對立的這兩方在選舉後不久便親身演繹了「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這句處世真理，前者廣邀新一屆立法會的候任議員和一些社會人士上京。不僅泛民主派有議員獲邀，就連大專院校的學生會也收到請柬。九月二十三號晚，各大專院校的學生會先後收到來自中聯辦的邀請傳真，除了理大、樹仁和中大之外，包括浸大、科大、港大、城大、教院和嶺大的六間大專院校的學生會在二十八日下午於浸大校園召開記者招待會，正式宣佈應邀上京，與一眾政壇大佬上京共賀國慶，順道溝通溝通。

主流媒體的焦點只放在泛民主派有誰獲邀，和是否應邀，固然不值得驚訝，但有兩點細節卻不應錯過。第一，其實早在六間大專院校在二十八日開記招前，中大學生會在二十三日下午已率先開記招，表達了他們接受邀請的條件。中大學生會表示，若中方願意舉辦研討會，廣邀不同人士，當中包括八九天安門事件的死傷者家屬之一丁子霖，討論六四事件，他們便會應邀上京。當然，中大學生只是「玩嘢」而已，他們本身堅決拒絕上京，搞記招不過是想在媒體上製造聲音，表明立場。多家電視台口頭承諾到場採訪，但最終現場門可羅雀，只有蘋果日報和商台的記者出現，學生會的動作隨之無聲消逝。二十八號的六大開的記者會上，各學生會代表也只是交待如何先上京賀國慶，回港後再談「正經事」。國慶酒會是國慶酒會，大家飲飲食食便是溝通。整個上京的主題——溝通——的內涵，亦被「溝通的意欲」（即「各獲邀者是否願意上京」）完全覆蓋。

此外，在二十八日六大開記招前，嶺大有學生透過電郵爆出消息，指嶺大學生會宣佈應邀上京前，從未諮詢同學意見；學生會會長上京的決定，也沒有正式向同學公布，嶺大同學只有從主流媒體中得知學生會會長即將「代表」嶺大赴京。嶺大學生會會長在二十八日下午開完記招後，回校接受同學質詢。受到連番追擊下，他更承認應中聯辦的邀請是他的個人決定，其他幹事並不知情。但就如有報章報道，中聯辦曾職絡過泛民主派人士不要在國慶酒會幹不恰當的事情，各大學學生會代表也知情識趣的表示，明白國慶酒會不是金紫荊廣場或是立法會的正門——即「尊貴」和「衝動」經常極不協調地共存的地方；如此推測，學生會會長是否認為上京飲飲食食、表示友好本身便等如溝通？學生會代表從未表達過他們對中聯辦這次邀請的分析，但在今天立體的政治混戰裡，他們如何理解學生會的角色？他們如何評估學生會能發揮的作用？有甚麼限制？底線是甚麼？在這些問題全無處理的情況下，不停天真無邪地喊「好機會」、「要溝通」，是一廂情願還是機會主義？

學生會會長所處的位置，與當年高錕不知是單純還是狡猾，被動的肯定當時香港根本無條件和無任角色掌握自己的前途、厚顏的說自己不關心也不懂政治、更不顧同學的大力反對，也要出任港事顧問有甚麼分別？兩個事例雖然大致同構，小分別還是有的，也頗有啟發性。第一，高錕在其辯護中，還會以自己不懂政治，作為進入建制的一個基本條件或藉口——他認為有些議題的政治含量較底，故他當港顧的政治意義其實不如學生想象的大云云。除非學生會會長純粹「北上尋歡」，否則便需直認他們下的決定的政治性：除了因為代表學生，中聯辦大概沒有其他理由要邀請他們。第二，如此處理一個政治問題，既沒就問題表達任何深入的分析，也沒誠意面對其他同學的意見，更別說主動邀請同學表達意見，這說得過去嗎？我們今天描述當年的高錕，還可以說他不顧同學的反對，請問學生會會長是否希望將來我們憶述這件事時，連「學生會會長不顧同學反對」的機會也沒有，而只能說「在聽到同學反對聲音之前，他已乘坐豪華客機，絕塵而去」？

關於民主，有一個原始的爭論：代表vs委托。代表的觀念是，民意代表沒有自我地、透明的「代表」其選民的聲音。委托的觀點是，選民的支持便是委托的意思，將自己的參與權交托給民意代表；如此，通盤的分析能力和具有視野的遠景圖象便是民意代表的基本要求。不幸地，學生會會長在這次赴京事件中——既不反映同學意見，亦無表達過任何通盤計劃的構思——顯示出他根本還未達到這要面對這兩難的層次。甚麼都不是，那學生會會長這決定算甚麼？筆者不知道，同學親自查詢他好了。筆者不是想透過對照不同時期的學生會表現來祭出如「一蟹不如一蟹」的封建教條；但若學生會都認為當年高錕的說法是狡辯，今天的學生會會長便不應收到中聯辦的邀請便無上光榮頭腦發熱，以當時被猛烈批評的理據作為今天自辯的說法；否則，這將會是學生運動的一大歷史嘲諷。

筆者行將收筆的時候，剛收消息：嶺大學生會會長收回決定，不上京了。最值得關心的其實並非上京與否，而是學生會是否充份考慮過上京與否意味著甚麼，與及學生會是否有勇氣將自己的觀點出來，真正開放地與同學辯論。若凡事都黑箱決定，一旦遇到質詢，便將自己的立論基礎龜縮到一些自以為無可爭議的所謂「共識」，除了維持良好的自我感覺，筆者看不出這算甚麼回應。若面對危機只求自保不想面對，不如乾脆不要面對，無謂讓這種閃縮懦弱的幽靈不斷有屍還魂的機會。

零四年九月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