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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9

理論想像 ——關於大排檔的兩則iq題兼似是而非解畫

莊閒難辯

十九世紀初的短命美國作家愛倫玻曾寫過短篇小說〈the purloined letter〉(據說早年還有小學將之列為課外讀物),不僅被追認為創立了偵探小說的先河,經波特萊爾譯成法語後,戰後更惹來拉康和德理達等思想界重量級人物熱烈爭論。

故事大約如下:一位警察廳長某天探望兩位朋友,與其說探望不如說拜訪求教,廳長最近在找一封失竊的信,一封王后不能公開承認丟失了的信。廳長拍心口說是某位大臣偷了然後放了在家,但花了三個月時間海晚潛入大臣家地毯式搜索仍然桔都找不到一隻。一個月後,廳長再次找兩位朋友,其中一位叫阿d的,他請廳長寫一張五萬法朗的支票後,便徐徐的把那封信拿出交給廳長。實情是廳長第一次來訪後,阿d到過大臣的家,所謂think outside the box,在一個看似豪華實質a貨的咭片架上一堆爛茸茸中發現了被偷走的信,信手便拿回來了。

這簡單的故事,何以引來法國思想界熱烈的爭論呢?痛癢悠關之一就在於英明神武的廳長為甚麼無法把信找出來。故事以大篇幅描述廳長根據警察傳統嚴格的辦案方法學,為大臣家中每方寸編號,逐一檢查以免走漏任何空間,如何將所有家俱、暗角、甚至大部頭書本的書脊——即所有可能的收藏地點都一一搜素。最滴水不漏的搜索所迎頭撞向的失敗,就是最實至名歸的僵局。

故事裡大臣、廳長及阿d無疑才是核心角色,愛倫玻卻偏把敘事者的重任分配給基本上沒麼功能的另一位朋友。故事的成就,在於效果上混淆闡述主體(subject of the enunciated )的位置,亦即故意搞出一團主客不分的煙幕,讀者失去依靠不知誰真正主宰和推動情節發展。故事的開展彷彿吸引讀者代入英明神武的廳長的角色,到後來才驚覺事態的軌跡其實並非如廳長所假設;實質上,廳長以為行之有效的查案方式構成了大臣最有效的保護網。

阿d反而一開始便挑通眼眉,明白大臣是數學家和詩人的混合體,既極度了解警察既有辦案想像,同時亦有詩人的敏感,能夠針對性地回應對手的情緒及預期。以拉康的話,就是知道「what is hidden is never but what is missing from its places」;粵語殘片的翻譯,便是「最危險的地方才是最安全」。阿d看到廳長第一次來訪時對自己辦案手法深信不疑洋洋自得,便明白到事態不是廳長主動找、大臣被動等待某天東窗事發,而是從一開始大臣已是成竹在胸地動用警察的辦案慣習作為防護網,製做各種假像讓警察在自己英雄主義式的辦案想像裡泥足深陷,然後自己逃之夭夭。

讀者被引誘將警察廳長(錯)認為故事的主體,廳長也無法設想自己不是主體。結果眼中就只有警察視角能辨別、分類、定義的事物和空間,亦忽略了眾多角色都在競逐主體的位置,爭奪按自己的視點和利益推進事態的權力,誰是莊誰是閒從來難以一勞永逸地前設,未到最後也未知鹿死誰手。撞晒板的廳長不過是警察視角的限制及局部性受害者。


沒有__,哪有改變

法蘭西學院思想系統史教授福柯1975年關於「不正常的人」的系列講座裡,有一課介紹當年驚動巴黎的henriette cornier殺嬰案。案件發生於1825年,某天cornier向鄰居提議,把女嬰借來照顧把玩一會,鄰居不情不願下也借了,兇手轉頭便以早預備好的刀,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割破女嬰的頸。她與身首異處的女嬰屍體共對了十五分鐘,鄰居來向她索回女嬰,她便說說:「你的女兒死了。」鄰居直衝入房間,兇手更用圍裙包起女嬰的頭顱,順手便丟到窗外。警方馬上便把兇手拘捕,問到她為何要把女嬰殺掉,她冷冷地說「an idea」,之後便一直沉默。

話說十九世紀初的法國法律第六十四條是這樣寫的:there is no crime if the subject, the defendant, is in a state of dementia at the time of the act。換言之,若有證據顯示cornier殺嬰時正處於癡呆狀態,法律程序便無需繼續進行,她亦不會被定罪及面對任何懲罰。然而,當時的醫生卻無法證明兇的精神有任何問題,因此法庭需要處理這宗案件。此為尷尬一。

尷尬二,cornier需根據正常程序受審,事實上也證據確鑿,但量刑所需的利益及動機等依據卻完全無法確立:亦即是法庭有權審訊,卻無權懲罰。以福柯一貫浮跨的修辭,行之有效的懲處機制,在這宗無頭無腦的兇殺案面前「崩潰、癱瘓、中斷」了。

福柯引述這個案例,要說明的其實是所謂「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的概念。他想要闡述的,是心理學,尤其是犯罪心理學在甚麼條件下構成了法律系統的種要部份:不是因為醫學越來越倡明,也不是因為犯罪心理學越來越能協助法庭理解案情。恰好相反,心理學的合性性是靠「收割」產生出來的。事實上,以福柯的考據,直至十九世紀中之前,心理學還是公共衛生領域裡的一個小環節,還未構成專門的理論或學問。當法律系統向來所認識的精神問題只流於「癡呆」這個樸素的範疇,一旦遇上有如cornier的古怪案件,原有法律概念和案例便完全被癱瘓,整個法律體制束手無策極度尷尬,心理學家自稱能協助法庭解釋千奇百怪的精神狀況 ,就是心理學橫空殺入法律系統,化解法律體危機的大好機會。但這當然也是題外話。

cornier的案例在這語境下的相關性,在於其觸碰到一時一地的法律以至官僚系統有效性的邊界。如果法律體制曾幾何時可以對精神病的認識只流於「癡呆」,那任何時地體制所定義的世界也可以是局部、偏見、殘缺、有盲點的。未必是因為時辰未到發展未成熟,既是有盲點及偏見,體制以其既有軌跡發展,並不構成克服自身限制的充份條件。cornier案的重要性,是以一次冷靜得沒有頭緒的猛烈衝擊,改寫了法國原有的法律符碼。雖然在心理學入侵法律體制的意義上被福柯猛烈抨擊,但由系統無法辨別的元素所構成的斷裂,for worse or for better,總是意味改變。

相關:廣東道缺口——油麻地街頭對談

6.9.09

廣東道的缺口——油麻地街頭對談


油麻地倒帶


油麻地社區,根據史家frank leeming 70年代的研究,早於1920年代已發展為中型社區,草根階層及輕工業用品及機械的傳統集中地,早於旺角及尖沙咀。

「油激隊」成員,幾年前相繼遷入,與附近茶餐廳辦館洗衣店菜檔大排檔涼茶舖關係逐漸千絲萬縷,亦即變了街坊。七月初得悉又記酒牌續期失敗:警方指其阻街兼危害公眾利益。油激隊馬上呼朋喚友細閱政府文件,研究警方含混失實的指控,俟家俟戶收集民情,月底以「友方」身份於酒牌局續牌聆訊發言。酒牌局結果續牌三個月,最近決定延至一年。

油激隊親歷行成市的盛勢,目擊府接報「做野」的場面,到現在奉公守法卻乃誠惶誠恐——社區有生命能自我調節,唯恐官府各種合法程序暴力。

油:油激隊
泉:又記泉哥
馬:馬國明


緣起

泉:我在油麻地二三十年,本身並非做食館的,但喜歡到處喝啤酒吃東西。有次在這裡吃東西遇上老闆,問我有否興趣加入。當時是零五年八月,這裡簡陋得酒牌食牌甚麼都沒有。

官府最初沒「關照」這裡,因為當時我們做所謂「咕哩飯餸」,十五蚊兩個餸,四蚊一個飯,十九蚊落樓。我想,點發圍?經營模式及人流已有先天限制:這裡較偏,是彌敦道數落第四條街。這也是舊區,沒大型屋苑沒商場沒地鐵,又死得。只能靠做附近的熟客草根客。

後來決定改變形式,加入炒小菜海鮮加工打邊爐羊腩煲等,不做「咕哩飯餸」。 做「咕哩飯餸」要十一點開工,兩時多就落場,四時多又開始處理晚市,吃力不討好。把心一橫花錢裝修,專做晚市便開始打和,冬天更有錢賺,但當時是擺街的。


實牙實齒的公眾利益

油:知道這事後,我們家訪了解街坊意見。七八成人分享一個相當有同理心的前提:不應趕盡殺絕,搵食啫。大家都是底下階層,用自己的勞力、智慧和方法,用社區手邊資源。你們有甚麼看法?

泉:這裡不是尖沙咀、彌敦道,社區比較有感情。舉個例,為甚麼旁邊生果檔菜檔豆腐檔晚上還未收?就是因為這裡藤連瓜瓜連藤,一些小生意把大家連上了。比如客人想吃的蔬菜若我們沒有,客人可自己到菜檔挑。若豆腐檔未收,我們賣光了又可以去加料。我們以前都試過,為了消化生意,晚上向不做晚市的粥店租場。粥店有收入時我們亦有空間。

油:我們的調查也指出,近七成街坊認為,這段廣東道人流少,有食肆營業照亮街道,夜歸街坊也比較安心。擺街對社區就有這個正面影響。

馬:政府常常講活化,剛才泉哥提到例如菜、豆腐、肉等都是在這條街買的,加上主要做晚市,其實間接支持街上許多其他店舖。泉哥做的,就是將這個區,起碼是這條街活化呀。食肆若能帶旺一條街,這種公眾利益不能取代。 路就是這麼闊,是要管理,但不是要扼殺。

泉:以前潮流未興k仔時,厠所水箱頂每天也有用完的針筒。道友有時問你借厠所,有時甚至當冇掩雞籠自出自入。道友有樣睇的,後來我不客氣便把他們都喝走了。


潔癖或利益

油:似乎有種些東西是政府無法設想的,即這種緊密互相依賴,一髮全身的經濟生態。政府的概念是一個處所一個牌照,為甚麼?

馬:這些問題,可以拉闊看。許多舊區進行重建的藉口,是舊區殘舊衛生條件差,重建後街坊的關係卻無以為繼。泉哥的遭遇不也一樣麼?酒牌局以為只是審理一個牌,他們不會知道食肆在這條街的作用,亦不認為這事關酒牌局。這是整個決策階層的思維模式,他們根本不會在街上走,只會在密封的地方工作和活動。對潔癖的政府高層來說,最好所有地方都是地標都是商場。

油:以前殖民地政府沒有潔癖嗎?為何現在的打壓彷彿加劇了?

馬:當時沒所謂社會福利,但殖民政府有自知之名,而家政府就冇。殖民政府知道有大量草根階層,都要搵食。政府沒有能力供養,他們有辦法在街上搵食,就管得比較寬鬆。現在特區政府以為有綜援,就可解決基層的需要,但不要忘記政府自己公佈的數字:香港有20萬人每月收入不足四千。事實是許多人根本不稀罕有標籤作用的綜援,情願捱四千元不足的工作。


歧視舊區

泉:我看廟街有許多食肆在街上加枱,不知道有否申請甚麼「露天牌」,即尖東可以抽煙那種。我們雖然放枱在街,但捱告票也很重。站穩後,酒牌局便來說要申請酒牌。我們跟足程序去申請找顧問公司甚麼的,也繼續捱告票。警察尤甚,他們每天巡邏前的收到的指示也是先到又記。「兩枱四櫈,費事多野講啦」,一張告票就罰三萬元。有時自己知的,大量放枱在街上不對。罰款我們從沒拖欠,這幾個月更一張枱都不放,如此不續牌是趕盡殺絕。

馬:「露天牌」的話題,很值得講。如果要申請露天牌,行人道要有五米,亦即所有舊區都不可能申請。舊區路窄都是政府修出來的,這規定令所有舊區都不能申請,是僵化和歧視舊區的。

按發展局近最的公佈,尖東和鷹君中心等本很寬敞的通道原是公共空間,亦即那些一直在通道擺枱櫈的食肆原是違法的,政府卻括免他們。即大地產商的高級地方開食肆可以申請露天牌,但舊區就不可以!法律不是要公平的嗎?這法律就明顯不公平。


妙不可言的枱櫈

馬:其實政府明白露天食肆的吸引力是好事。坐在路邊就是「watch the world goes by」,人來人往可看到很多活動,邊吃東西邊領略地方的風土人情,這就是露天食肆吸引之處。

油:為甚麼街上才會看到?為甚麼在街上看特別有風味?

馬:在街可看到很多東西,例如送貨。勞苦大眾送貨方式五花百門,車仔款色各式其式,木頭車板車鐵車,送汽水就用直車。板車也有分膠輪和鐵輪,貨重不用膠輪。喜慶金豬就用單車,車頭有個架。在商場你不會看到,只能在街上看。送貨的人身水身汗太真實,提供潔癖幻覺的商場不會讓他們出現。

泉:去外國旅遊我也一定到街市逛逛,看生果檔的佈置、雜貨店的佈置,就會了解當地多一點。

馬:現在香港的居住環境很疏離,但在街上,枱櫈的作用是很微妙的。可能本身並不很相熟,但路過見到鄰居在吃東西,就很自然會打牙骹。英國所謂的pub成行成市,就是因為有個地方讓居民互動。香港沒這條件,露天食肆便可扮演這功能。


怎麼辦?

油:泉哥常說,以前不相信「爭取」。「油激隊」今次做社區調查,發表文章,到酒牌局據理力爭,你們怎樣理解?馬老闆的《路邊政治經濟學》一直深耕研究,都是分析為主,但若不單只解釋世界,還要改變世界,可以怎麼辦?

泉:如果不是殺到埋身,我是比較冷感的,傾向交罰款息事寧人,不認為爭取是有意義的。要麼我找個律師按程序上訊求情,若結果都是不續牌,便把食肆賤價轉手,與伙記say goodbay。沒選擇,不會懂得以其他渠道令自己起碼得個明白。現在明白到要爭取,而且原來寫寫文章做些街頭的功夫是有用的。大家比啲意見,搞啲動作,一定有影響。

馬:強弱太懸殊啦,太多環節不合理。舉個例,充公小販的貨物及生財工具已是極不合理。香港不是保障私產的嗎?阻街和充公根本無因果關連,違例泊車也是阻街,難道把汽車充公麼?完全是不合理,但法律界從不質疑。要挑戰他們,酒牌局夠膽說自己平衡,但是否夠膽說真正了解所有居民的利益?是哪方面和層次的居民利益?也要有更多像這次的社區動員和介入,也不能只有我一個人搞路邊政治經濟學,知識界要多關心香港買少見少的舊區。


後記

法國思想家福柯曾闡釋所謂「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的觀念。他以十九世紀henriette cornier犯的謀殺案為例:兇手向鄰居借來十八個月的女嬰到自己家中,以預備好的小刀割破女嬰的頸部。鄰居來領回女嬰,兇手便把女嬰的頭割去鎮定地丟到街上。。按法國法律,法庭不處理精神病患者。因為無法證明她精神有問題,法庭便必需按程序審理,但審理所依據的理由動機利益等,卻一概無法確立。換言之,法庭有權審訊卻無力懲罰。一宗沒動機沒利益的案件把整個法律系統「問題化」,暴露法律系統的極限,司法部門尷尬到極。

到酒牌局斟酌警方混淆檢控數據,辯論何謂公眾利益等,難道不也是「問題化」舊社區的慣習嗎?商戶檔販向來息事寧人罰款了事(哪怕是惡意針對的投訴),大不了另起爐灶東山再起;「做生意啫」心態的難兄難弟,便是官僚部門龐大的酙情權及複雜的程序機制,兩者結合成日常但脆弱的平衡。酒牌局聆訊時,平日被排斥於官僚系統之外的社區關係、街坊合理使用街道的權利等,無異於henriette cornier的情況——冷冷地暴露系統的極限。

三個月的酒牌看似試用期,卻說明酒牌局無可迴避根本的問題:酒牌對食肆、街坊及社區究竟意味甚麼。不錯是強弱懸殊,但找出系統的極限,就是打開缺口伸張社區正義。

另一版本刊九月六日明報「世紀版」

28.7.09

過橋抽板的城市

愛吃上海炒年糕的朋友早前到專誠到上海旅遊,一大發現就是上海的館子少有供應炒年糕這種家常小菜。她好奇問侍應,侍應說,在家還吃不夠嗎?

歷史書也說,除了旅店之類的場所,餐館在歐洲也是近兩三百年才出現。在那邊,館子的出現象徵了歐洲開始出現有閒錢在街上花的階級。別以為大家現在飯後叼在嘴裡的牙簽乃是自有永有,按林行止的說法,從南美傳入的牙簽,首度引入美國,改裝製鞋機來生產,也要生產商整古造怪才成為餐館必備。手段包括叫波士頓的大學生在館子飯後大叫大嚷為甚麼沒牙簽,再加花錢請師奶到雜貨店問有沒牙簽賣等等等,然後才讓sale屎到餐館雜貨店推薦。

「家常小菜回家吃」及「有錢就上館子去」這兩面的銅版,未必否窮盡所謂飲食文化,而香港便有種特立獨行的館子,與上述的館子哲學截然不同,亦與城市的經濟與文化發展息息相關。

話說四十年代末二次大戰後,英國重新佔領香港。當時情況一個字:缺。缺學校缺醫院缺房屋,就不缺難民。另一方面,面對大戰陣亡者家屬,政府根本無力補償,發個牌照讓其在社區供應連舖位也沒有的廉價飲食,已是撫恤政策。家屬可以自力更生,大人晚上可吹生風聊天消遣,小孩也就可聯群結黨尋樂兒。所謂社區,往往就有大排檔作背境。

筆者家住油麻地及旺角交界,舊區隔了可能是世界上人流最密的彌敦道,及尤有甚之的西洋菜街,與北沿的朗豪坊幾乎兩個世界。日間露天街市晚上綠林好漢大排檔晚飲消遣,空間使用在街坊檔販多年共處下,沈澱出獨有的共生關係。茶餐廳負責早市午市,大排檔包辦晚市宵夜。辨館供應大牌檔沒有的紅酒香煙,菜販供應新鮮瓜菜給大排檔,供應食飯蘋果香蕉作飯後果諸如此類。看來平平無奇的社區露天街市,隱形的關係網運作天衣無逢卻不著痕跡。幾年下來和附近的街坊檔販混熟了,家中飯廳的功能都給樓下大排檔置換。在朗月青空的街頭上,對著拾下拾下的羊煲,墨西哥日本台灣內地韓國美國印度的朋友,搞社運搞文學搞教育搞電影搞政治甚麼都不搞的,二話不說迎到大排檔聊天認識,誰又說社區封閉排他。

只羨鴛鴦不羨仙嗎,大排檔不假外求,卻被警察食環署年內連番針對,面臨「釘」酒牌食肆牌。筆者想像不到,食肆被迫結業後,店裡平均年逾五十歲,每晚與食客拍膊頭碰杯的兄弟班老粗伙記(老闆伙計本就是孩提時代的公屋鄰居)還有甚麼生計。更想像不了,缺少了大光燈般照亮社區的街坊飯堂,社區將成怎樣光景。咸魚青菜各有所愛,大排檔就是一種生活方式。我城是否給朗豪坊式消費全面佔領,油麻地舊社區就是重要的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