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想像 ——關於大排檔的兩則iq題兼似是而非解畫

莊閒難辯

十九世紀初的短命美國作家愛倫玻曾寫過短篇小說〈the purloined letter〉（據說早年還有小學將之列為課外讀物），不僅被追認為創立了偵探小說的先河，經波特萊爾譯成法語後，戰後更惹來拉康和德理達等思想界重量級人物熱烈爭論。

故事大約如下：一位警察廳長某天探望兩位朋友，與其說探望不如說拜訪求教，廳長最近在找一封失竊的信，一封王后不能公開承認丟失了的信。廳長拍心口說是某位大臣偷了然後放了在家，但花了三個月時間海晚潛入大臣家地毯式搜索仍然桔都找不到一隻。一個月後，廳長再次找兩位朋友，其中一位叫阿d的，他請廳長寫一張五萬法朗的支票後，便徐徐的把那封信拿出交給廳長。實情是廳長第一次來訪後，阿d到過大臣的家，所謂think outside the box，在一個看似豪華實質a貨的咭片架上一堆爛茸茸中發現了被偷走的信，信手便拿回來了。

這簡單的故事，何以引來法國思想界熱烈的爭論呢？痛癢悠關之一就在於英明神武的廳長為甚麼無法把信找出來。故事以大篇幅描述廳長根據警察傳統嚴格的辦案方法學，為大臣家中每方寸編號，逐一檢查以免走漏任何空間，如何將所有家俱、暗角、甚至大部頭書本的書脊——即所有可能的收藏地點都一一搜素。最滴水不漏的搜索所迎頭撞向的失敗，就是最實至名歸的僵局。

故事裡大臣、廳長及阿d無疑才是核心角色，愛倫玻卻偏把敘事者的重任分配給基本上沒麼功能的另一位朋友。故事的成就，在於效果上混淆闡述主體（subject of the enunciated ）的位置，亦即故意搞出一團主客不分的煙幕，讀者失去依靠不知誰真正主宰和推動情節發展。故事的開展彷彿吸引讀者代入英明神武的廳長的角色，到後來才驚覺事態的軌跡其實並非如廳長所假設；實質上，廳長以為行之有效的查案方式構成了大臣最有效的保護網。

阿d反而一開始便挑通眼眉，明白大臣是數學家和詩人的混合體，既極度了解警察既有辦案想像，同時亦有詩人的敏感，能夠針對性地回應對手的情緒及預期。以拉康的話，就是知道「what is hidden is never but what is missing from its places」；粵語殘片的翻譯，便是「最危險的地方才是最安全」。阿d看到廳長第一次來訪時對自己辦案手法深信不疑洋洋自得，便明白到事態不是廳長主動找、大臣被動等待某天東窗事發，而是從一開始大臣已是成竹在胸地動用警察的辦案慣習作為防護網，製做各種假像讓警察在自己英雄主義式的辦案想像裡泥足深陷，然後自己逃之夭夭。

讀者被引誘將警察廳長（錯）認為故事的主體，廳長也無法設想自己不是主體。結果眼中就只有警察視角能辨別、分類、定義的事物和空間，亦忽略了眾多角色都在競逐主體的位置，爭奪按自己的視點和利益推進事態的權力，誰是莊誰是閒從來難以一勞永逸地前設，未到最後也未知鹿死誰手。撞晒板的廳長不過是警察視角的限制及局部性受害者。


沒有＿＿，哪有改變

法蘭西學院思想系統史教授福柯1975年關於「不正常的人」的系列講座裡，有一課介紹當年驚動巴黎的henriette cornier殺嬰案。案件發生於1825年，某天cornier向鄰居提議，把女嬰借來照顧把玩一會，鄰居不情不願下也借了，兇手轉頭便以早預備好的刀，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割破女嬰的頸。她與身首異處的女嬰屍體共對了十五分鐘，鄰居來向她索回女嬰，她便說說：「你的女兒死了。」鄰居直衝入房間，兇手更用圍裙包起女嬰的頭顱，順手便丟到窗外。警方馬上便把兇手拘捕，問到她為何要把女嬰殺掉，她冷冷地說「an idea」，之後便一直沉默。

話說十九世紀初的法國法律第六十四條是這樣寫的：there is no crime if the subject, the defendant, is in a state of dementia at the time of the act。換言之，若有證據顯示cornier殺嬰時正處於癡呆狀態，法律程序便無需繼續進行，她亦不會被定罪及面對任何懲罰。然而，當時的醫生卻無法證明兇的精神有任何問題，因此法庭需要處理這宗案件。此為尷尬一。

尷尬二，cornier需根據正常程序受審，事實上也證據確鑿，但量刑所需的利益及動機等依據卻完全無法確立：亦即是法庭有權審訊，卻無權懲罰。以福柯一貫浮跨的修辭，行之有效的懲處機制，在這宗無頭無腦的兇殺案面前「崩潰、癱瘓、中斷」了。

福柯引述這個案例，要說明的其實是所謂「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的概念。他想要闡述的，是心理學，尤其是犯罪心理學在甚麼條件下構成了法律系統的種要部份：不是因為醫學越來越倡明，也不是因為犯罪心理學越來越能協助法庭理解案情。恰好相反，心理學的合性性是靠「收割」產生出來的。事實上，以福柯的考據，直至十九世紀中之前，心理學還是公共衛生領域裡的一個小環節，還未構成專門的理論或學問。當法律系統向來所認識的精神問題只流於「癡呆」這個樸素的範疇，一旦遇上有如cornier的古怪案件，原有法律概念和案例便完全被癱瘓，整個法律體制束手無策極度尷尬，心理學家自稱能協助法庭解釋千奇百怪的精神狀況 ，就是心理學橫空殺入法律系統，化解法律體危機的大好機會。但這當然也是題外話。

cornier的案例在這語境下的相關性，在於其觸碰到一時一地的法律以至官僚系統有效性的邊界。如果法律體制曾幾何時可以對精神病的認識只流於「癡呆」，那任何時地體制所定義的世界也可以是局部、偏見、殘缺、有盲點的。未必是因為時辰未到發展未成熟，既是有盲點及偏見，體制以其既有軌跡發展，並不構成克服自身限制的充份條件。cornier案的重要性，是以一次冷靜得沒有頭緒的猛烈衝擊，改寫了法國原有的法律符碼。雖然在心理學入侵法律體制的意義上被福柯猛烈抨擊，但由系統無法辨別的元素所構成的斷裂，for worse or for better，總是意味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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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橋抽板的城市

愛吃上海炒年糕的朋友早前到專誠到上海旅遊，一大發現就是上海的館子少有供應炒年糕這種家常小菜。她好奇問侍應，侍應說，在家還吃不夠嗎？

歷史書也說，除了旅店之類的場所，餐館在歐洲也是近兩三百年才出現。在那邊，館子的出現象徵了歐洲開始出現有閒錢在街上花的階級。別以為大家現在飯後叼在嘴裡的牙簽乃是自有永有，按林行止的說法，從南美傳入的牙簽，首度引入美國，改裝製鞋機來生產，也要生產商整古造怪才成為餐館必備。手段包括叫波士頓的大學生在館子飯後大叫大嚷為甚麼沒牙簽，再加花錢請師奶到雜貨店問有沒牙簽賣等等等，然後才讓sale屎到餐館雜貨店推薦。

「家常小菜回家吃」及「有錢就上館子去」這兩面的銅版，未必否窮盡所謂飲食文化，而香港便有種特立獨行的館子，與上述的館子哲學截然不同，亦與城市的經濟與文化發展息息相關。

話說四十年代末二次大戰後，英國重新佔領香港。當時情況一個字：缺。缺學校缺醫院缺房屋，就不缺難民。另一方面，面對大戰陣亡者家屬，政府根本無力補償，發個牌照讓其在社區供應連舖位也沒有的廉價飲食，已是撫恤政策。家屬可以自力更生，大人晚上可吹生風聊天消遣，小孩也就可聯群結黨尋樂兒。所謂社區，往往就有大排檔作背境。

筆者家住油麻地及旺角交界，舊區隔了可能是世界上人流最密的彌敦道，及尤有甚之的西洋菜街，與北沿的朗豪坊幾乎兩個世界。日間露天街市晚上綠林好漢大排檔晚飲消遣，空間使用在街坊檔販多年共處下，沈澱出獨有的共生關係。茶餐廳負責早市午市，大排檔包辦晚市宵夜。辨館供應大牌檔沒有的紅酒香煙，菜販供應新鮮瓜菜給大排檔，供應食飯蘋果香蕉作飯後果諸如此類。看來平平無奇的社區露天街市，隱形的關係網運作天衣無逢卻不著痕跡。幾年下來和附近的街坊檔販混熟了，家中飯廳的功能都給樓下大排檔置換。在朗月青空的街頭上，對著拾下拾下的羊煲，墨西哥日本台灣內地韓國美國印度的朋友，搞社運搞文學搞教育搞電影搞政治甚麼都不搞的，二話不說迎到大排檔聊天認識，誰又說社區封閉排他。

只羨鴛鴦不羨仙嗎，大排檔不假外求，卻被警察食環署年內連番針對，面臨「釘」酒牌食肆牌。筆者想像不到，食肆被迫結業後，店裡平均年逾五十歲，每晚與食客拍膊頭碰杯的兄弟班老粗伙記（老闆伙計本就是孩提時代的公屋鄰居）還有甚麼生計。更想像不了，缺少了大光燈般照亮社區的街坊飯堂，社區將成怎樣光景。咸魚青菜各有所愛，大排檔就是一種生活方式。我城是否給朗豪坊式消費全面佔領，油麻地舊社區就是重要的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