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途上我覓理想

一個普通人如何可以成為談論的對象，哲學程度直逼「有雞先還是蛋先」。

驟眼看，普通人不過特質特徵與人無異者；所謂談論，或談論vs不可能談論之分野，就是構成語言的差異能否有效的map在言說的對象。最低消費就是亦步亦趨地辨別某人某事的輪廓。弔詭之處顯然易見：如談論對象的「特徵」，是與許多人共享的，所謂「一個普通人」這個單位，就無可挽回地溶解在前仆後繼的同類中。「個別」和「普遍」這對概念，據說就是因而天各一方水火不容。

這問題似乎不著邊際，但在近2、30年全球資本主義高奏凱歌這背景下，如何思考轉變甚至革命的可能性，卻是進步的思想界及社會力量生死悠關的大問題。不同前提不同預期不同判斷的辯論前線，是旺盛的生命力和死水一樣的僵局共種的一朵兩生花。若果再扯進一個並不驚天動地的日本男生，事情又會變成怎樣？

他叫樋口拓郎，是我們洞爺七犬去年七月在北海道反八國峰會行動中認識的一個男生。年輕時在英國遊學了一年，回國後便由機械工程轉系到社會學，專攻反全化社會運動，廿六歲的他已是一名博士生。他又高又瘦，幾乎可稱木納，但其實三番四次與他碰面的場合，也是他閉著氣挺出來，在世界各地向一班與他素未謀面的行動者宣傳和號召參與各種社會行動的場合。

如果這仍是他「與別不同」的特徵，如果「個別」和「普遍」的對舉仍是金槍不倒穩如泰山，讓我們傾斜觀看這個對立的別個模式。

拓郎巡迴各地推銷社運外，他另一重身份卻是推動樸素到極的食物運動。嗜煮食的拓郎，（所到之處，他都以集體煮食作聯宜交流）和朋友在東京組織食物合作社，到處收集朱門外的酒肉，烹調成廉價的食物供應遊行示威等社會行動時參與者的飽肚需要。他們要在東京成立社區廚房，張羅有機食物的供應及一班食物同志，定期聚會，在煮食和供應食物的國度中達至各盡所長各取所需。他們的理念淺白得像絕對的真理：你可以不信神，你可以認為政治污穢，但你不能不吃飯。從尊重個人的參與和享受出發，達到一個人類普遍的層次，四両撥千斤。

事實上，雖然他為不同的社會運動，向各地三尖八角的行動者奔走呼籲，胸有成竹理想國似乎只是時辰未到；然而，他卻絕非真理在手自我感覺良好。他參與社會運動的緣由，是這種的最好註腳：拓郎的父親是一個爭取殘疾人士權益的行動者，主張和平，參與反戰反對成田機場擴張。回到家庭這個疑幻似真的「私領域」，他嗜杯中物，酒過三巡還會動手動腳。父親這種矛盾和缺陷存在，成了拓郎對社會行動者的觀念中一個根本的問號。問號並不靜態，而是兇猛的旋渦，搞運動也就不是每星期花五元做善事，同時也是解決自己構成性的問題。

換言之，社會如何變革，與行動者在運動過程中的歷練和成長，於他是共時的並行探索。陰差陽錯，極端的自我經驗和脈絡，與對社會改革的普遍主張，又在實踐的維度上夾纏不清。當代社會理論對於所謂革命主體屬個別抑或普遍爭論不休，拓郎這個活著的例子，舉出來不是要說他是梅花樁高手，只此一家把殊死鬥爭的理論問題輕巧避過。他想搞的運動，目標是把要吃東西的人都包攬在內，已是叫人滴汗的野心；流行理論中悖論矛盾的概念，在他的實踐中兩茫烟水相濡以沬，在極端的個別中閃出一道普遍的靈光，真箇心曠神怡。

拓郎一月路過香港，臨走前一晚，還有小風波一個：一天工作完結，倦得只想怒灌幾罐迷糊睡去，啤酒還未命出來就收到朋友電話，說拓郎對小弟制作關於他的短片的放映有些事要討論。立即有如阿圖塞說一個路人在街上被警察叫停，情景就有如一個有公民身份的個體被國家截停。用個術語一點的講叫，這叫interpellation。關於所謂紀錄片的倫理、拍攝者和被拍者的關係（包括拍攝的時候和放映階段等），一串問題立即如聽到號角聲的老兵列隊敬禮。

見面後，原來又係估佢唔到。不錯他是說片子要是在日本放，放給他的同志看，他會有點猶豫。畢竟日本的社會及文化環境也是少有把自己的內心披露，即使搞社會的人已算是勇於為世不容朗聲說自己意見，家庭和出身等也不能說是同志間的熱門話題。筆者願意相信他的猶豫不是相反的暗示，而是他一方面的確有興趣聽聽其他朋友對片子和片子裡的他的意見，另一方面是他也不見得完全服膺日本如此所謂的習慣或傳統的取向。

穿鑿附會的話，這又是個別的「真理」從來都是深入在要排斥它的普遍中的一個例子——但這樣說絕對是無聊到極。到底，拓郎路過香港，其實是為了他的博士論文研究，研究「行動者是怎樣煉成的」，這個看似抽象的問題，對日本社會的implication還深哩。聽過hikicomori沒有？這種日本現象就是被縱橫交錯顛三倒四的文化價值觀詮釋得水洗不清：鎖自己在家看漫畫是對世界的拒絕還是純內向自閉？叫他適應社會努力工作？這是個不能自控的「精神問題」，還是有意識的反社會行為？他們需要純論述上的重新評價，還是動員組織上的參考？

他未必會對我這樣看他，這樣把他錯置到我有興趣的問題表示興趣或認同，反之亦然（其實是有的！！！）。但這也許不緊要，把問題開展在還未知答案的領域，叫生命力，叫僵局的盡處。

開心買鞋，唔開心又買鞋

世界太混亂，空氣令我頭暈。貼下相，wai wai 自拍王，沒光圈沒快門，一卷200度菲林加聽天由命。

加送一首好得沒話說的歌：


《老劉》，美好藥店

歌的故事，看這裡。別給頭十幾秒嚇怕了。不是你品味有問題，我的也沒有，那是強迫的廣告。

缺席的在場

西九今天可能人人都聽過，西九由填海而來也屬常識。但被填平了的「海」，在填之前又是怎樣的光景？有過甚麼故事呢？

上星期日，30年前爭取油麻地艇戶集體上樓的一班艇戶及其支持者，舉辦了一整天的回顧活動，包括他她們當年抗爭和生活現場的導賞、影片照片分享及討論。其實當年油麻地的避風塘，範圍大約由大角咀以南一直伸至大約佐敦道以北，大約就是人人瑯瑯上口的西九的範圍。

在渡船街一帶，當年的艇戶述說艇上的生活，如何落艇上岸、哪隻艇上有甘神父辦的免費補習班、艇戶的食水如何供應、艇戶小朋友如何借身份證在工廠當童工等。說到爭取上樓的抗爭時，張開的關係網則更大。避風塘旁的大角咀沙崙學校校長，趁暑假學生都不上課，開放校舍讓艇戶在颱風其間暫住；79年1月7日的大規模拘捕事件刺激起社會各界，爭取改革當時鉗制公民自由表達意見的《公安條例》；還有同年颱風其間經典的佔據事件：艇戶佔領已經丟空的漆咸道軍營達一兩星期之久。

意大利作家卡爾維洛說過，城市如一塊海綿將所有事情吸收，描述一個城市需要包括這些被吸收了的過去。然而，城市自己並不會主動的把過去和盤托出，而是有如掌心的縐紋，銘刻在街角、舊窗的窗框、樓梯的欄杆——在所有耗損、凹陷和日久變形中。

胡亂引申，卡爾維洛其實說，城市本身就是一個的歷史博物館，發生過的事情各以其方式，成為館內的一件哪怕極隱形的館藏。卡氏的說法較諸香港的情況，卻未免顯得有點浪漫。如果油麻地避風塘真是紀錄抗爭的展覽館，這個展覽的主題會是爭取公民權、居住權等重要的主題，只是相關的展品都被政府系統性的規劃埋到一望無際的屏風樓的地基下。

齊澤克說過，在結構語言學裡，差異的結構決定特定signified的signifier。若然有一個特定的signifed，以純然的缺席表示，與以某一特定的signifier來表示沒有分別，當然有很多假設和前提在此說了也沒意義。簡單一點說，就是安東尼奧尼的blow up，相片中那不存在的死屍及網球，正是因為其是否死屍或是否網球，也不礙電影的推進，齊澤克的論斷當可由此理解。在香港的情況，以若以其實際已消失或不在場作為標示的線索，不知是否理論上或想法上的進步，但肯定的是，說激進，所謂保育人士如怎比得上所到之處寸草不生的發展商。

實物現場固然已面目全非，但不過30年罷，事件在今天已像是幾乎徹底不存在——這本身就已相當驚人。如何透過累積和書寫歷史來建立本地社會運動的身份、社會觀、連結及策略，仍是個遠未完成的計劃。

後話：這標題應該不比在報紙登的那個版本尻，報紙那個就自以為配合，這個就自以為抽象。我是知的，乾杯！

in him (more than himself)

不知是誰開了個蛋頭說法，說甚麼香港自七十年代麥理浩當家以來，香港人人機會平等經濟欣欣向榮安居樂業以港為家下刪一千肉麻屁話。彷彿香港有了九年免費教育消費者委員會廉政公署公共房屋後便成了地球人不甘後人要搶先試住的樂土。如此這般的三四十年，香港人連常識都遭勒索。先別要指控我一竹篙打一船人，誰在船上誰是打手誰說得清楚。

上星期天油麻地艇戶抗爭三十周年，席上記不起誰說，當年遊行示威舉牌也算是家常便飯，天曉得警察會在隧道口家旅游巴攔下來，並以非會集會拘捕檢控車上的七十多人。天呀坐在車上都算集會地鐵每天坐上百萬人次難怪香港是示威之都。無論如何這故事教訓我們，訴求不是發向一篤被動的臭屎，那篤臭屎隨時狂性大發陰毒反擊，兩者的關係叫對抗性，嚴重的叫敵對。政府是壓迫的當權者只懂鎮壓，大量因統治而起尚未算清的社會爛賬，我想是當時的常識。

但就是那個甚麼第二代人的幻覺，以為自己well off了世界就真的他媽的溫柔起來，連警察都變成了憑傲氣的硬漢子，《大哥成》裡對警察的相反假設、《公僕》裡對警察維持正義的猶豫、《龍虎風雲》裡對邁向科層現代體制的警隊的不安燥動，怎麼都一下給掃進床下底，彷彿甚麼都沒有發生。政府這碼東西，在一片震天的吶喊助威下，由在意識中明確得極致的對立面，神不知鬼不覺地轉型為任何社會政治經濟矛盾的中立仲裁。別說今天國歌瑯瑯上口的小孩子，就連年未過三十的我也曾天真的認為，政府就算不是好人，至少亦不是動輒做架倆的公公，忘情護主或者根本就是為維護注滿自己利益秩序。這就是官民狂歡攜手營造出的新常識，一片歌舞昇平的上揚中，人民和官府（或曰狗官，順馨語）的對抗性不是被定為不存在，便是錯的每每是刁民。眼所見的就是秩序，還要是需要維護的秩序。

法國史佬布羅岱爾所提倡的long duree，在香港這事例中難免展露洞見。他說當歷史研究的趨勢都像趁壚般湧到研究個別事件時，嚴重的失誤便出現於把時間看成一條單一的箭咀，事件只是散落在這條苦悶的時間線的個別元索。他提出的是時間能否有別的尺度？周期能否是某種研究的單位？研究長時段的變與不變是否比純真無邪地假定推陳會出新後浪會推前浪更有啟發性？當所有人前仆繼地要以正史的書寫確立自己的掘起及雄霸是合理和進步的同時，先不說如甚麼堅尼系數直插雲頂，五十年不變對原有秩序的維護的災難性果，把香港說得機會平等開放的人是否真的無知還是還覺得對得起良心？

其實我也可能說得不準確，往日的非法集會指控，不知甚麼時候已悄悄的滑向一條更大含混性的襲警罪。這過渡的淵源有待法學史家考證，但後者表面上政治含金量較低是鐵一般的事實，畢竟公安條例是殖民地政府為搞定左仔而立的高規格法例，把一介爭普選的良好市民與六七的所謂「左仔」齊名，也不知是左派會不服還是馮炳德會自問不及規格。無論如何警察有兩厘米的瘀傷法官便表述為不能說是不輕的傷勢，我們高薪養的公僕甚麼時候變成安安和佳佳了，兩天病假加八千元賠償，我還是第一次覺得公職人員減薪是大快人心。

這難道不是心理分析向來關注所謂的「凝視」嗎。簡單來說，凝視不是簡單的專注看，而是涉及看見某些平常看不到的東西。任何秩序都有個虛位，這個虛位包裹著既有秩序的矛盾及混亂，並以某種無意義的小物件作為載體出現，其功能是維持這本身弱不禁風的秩序的穩定性。這小物件一般不起眼，需要所謂looking awry才看得見，看見它，意義不單是接駁上這小物件向你拋出的反凝視，更是連帶直面了這小物件包含的秩序中的混亂及矛盾。換言之，被召喚是有効凝視的可能性條件。

也就是說，若你就相信香港真的機會平等十桶金等你拎返屋企，警權問題在香港陰魂不散這個小污洂就永遠不會進入你的雷達；反個頭來講，那個由七十代為中心的香港故事，統治者打壓追求社會變革者的手段五十年不變這些則完全拋諸腦後，才能維持整個視野裡只有北京倫敦角力和經濟繁榮。我們也因而被剝奪對警權維持警剔的社會條件和權利。斗膽假設，不了解香港社會對警察的「常識」的詭異轉化，談論警權問題就必定是概念的抽象的。如果齊澤克有幸光臨香港，警權這個objet petit a，之於殖民地到今天所有特別行政區的面貌，大概足以讓他來個心理分析加殖民情狀的盡情crossover。

我不懂寫信，勉強寫出來也恐怕乾澀無味，但實牙實齒的憤怒卻是如假包換的一大腔。憤怒的不單是個別法官的個別判決，扯到流行的香港故事，怕是扯遠了，只是這兩年的事情針對性至此，我只期望真真切切的關於香港的大辯論能藉此助跑起飛，以及好朋友能儘快渡過這他媽的十三星期。

永遠懷念塔可夫斯基的聖誕禮物

元旦要上京參與打工文化藝術節，近日常要租先達的band房練習。見到band房門外貼到一走廊的gig海報，在新蒲崗工廠區，中環藝萃會，gothic唯美死亡metal甚麼都有，聯繫澳門廣州深玔巡迴甚麼都有，總之是一地開花。不知是筆者孤陋還是感觀錯亂，是一地花了，這一地的花怎麼竟然是視覺而非聽覺的？一地開花，但竟聽不到與環境名符其實格格不入的雜音？

高談闊論對獨立樂音理想之類，太複雜亦太柒，丟現眼無謂。但翻一翻自己的腦袋，總會浮出以前amk六四後演出時把一個小瓶（小平）用繩子吊起，然後不知是丟到地上踏碎還是怎樣。黑鳥開show又是有警察滲透還是查封甚麼（詳情可找黑鳥全集裡的乜乜碟邊首歌），然後甚麼band又在台上放火，演出中途被腰斬。一句到尾，indie不是以樂迷人數不及容祖兒多來定義的，一廂情願都好，挑釁和針對性怎說都應該是生死悠關的核心價值，無論你的風格是amk式的甜美和舞動，還是黑鳥配莫昭如的狂燥猛火。

回正題，近幾天網上熱列討論著新組合「永遠懷念塔可夫斯基」的聖誕演出的事情。這個新組合是由my little airport的阿p及pixel toy的何山組成的。據資料，整件事是由一班定期聚在一起看塔可夫斯基電影的朋友開始的，慢慢他們由看電影到夾歌念詩，間中大吃大喝。「為香港90年代cult片、妓女、基層而高歌」，是他們自我介紹的第一句。他們這個組合的頭兩首歌，就是為一位因為金融海嘯而被裁掉的朋友而作的《give him a job》和《企業社會責任》。

最新一首歌《聖誕半裸派對》，就是目下的那一點火頭。他們找來了「露體狂小丁」到香港一個荒島上拍了一條相當搞野的裸體mv，重要部位以鮮艷欲滴的水果遮住了。
model: 露體狂小丁
video: 德國藉影像作家格勒戈爾.森武沙(Gregor Samsa)
詞/曲: 阿p
編: 何山/阿p

我哋渴望一個聖誕派對
嗰度會有好多好多美女
而且個個都係半裸少女
一齊去搞瘋狂派對

我哋經已失去太多興趣
我哋經已失去太多伴侶
我哋渴望一個半裸派對
一齊去搞瘋狂少女


永遠懷念塔可夫斯基 - 聖誕半裸派對 from Gregor Samsa on Vimeo.

該mv上載youtube五小時內遭刪去。歌還是要繼續唱下去，但不單止唱，他們還付諸實行舉辦一個名為「永遠懷念塔可夫斯基 首次公開演出 聖誕半裸音樂會」：

「時間：12月27日8pm開始 ，一晚做4場，每場約20分鐘，期間會播放塔可夫斯基電影，最後是打碟時間。
觀眾人數：每場只限觀眾4人
服裝：可自行決定半裸與否，但嚴禁全裸
費用：由觀眾自行決定，無錢可以唔俾，歡迎觀眾帶備酒精小食。」

以惡意framing為己任的東方太陽來報導了，警察也來了，成員之一阿p亦被召去協助調查。最惡毒的是，差佬把完全不涉活動的富德樓業主大人也一併召去問話。據報說：「警方發言人表示，商業罪案調查科科技罪案組會跟進了解事件，並提醒市民必須合法及負責任地使用互聯網，亦應核實發起人或團體的身份。」

連流行歌手都會唱如「天天迫我上路／天天迫我進步」的調調，齋以意識作區別難道不是已經失效嗎。當然並不是白癡地煽動些悲劇式的殉道者，但永遠懷念塔可夫斯基這種寓玩樂於批判，實質上觸碰到權力羅網的創作實踐，是今年送給香港最有意思的聖誕禮物。

貼文之際，他們已經把活動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道德健康聖誕樂融融音樂 會」，要「歌頌人類道德真善美」云云。看活動的logo，鋼勁有力的直樹姆指，單刀直入的「道德」和「健康」，就是最有效的on going campaign的propaganda，自信的叫陣姿態。真箇學阿p話齋：只有在最保守、想像力最低的地方，這種創作才有它的意義。


永遠懷念塔可夫斯基的facebook group
袁智聰的介紹

要無奈，也要刀鋒！

回歸以來，天災橫禍列隊登場，畜流感少士京奧神七金融海嘯科網泡沬。一波又一波的衝擊，由二戰後慢慢建立起的所謂「香港意識」、「香港精神」據稱被打得七零八落——無論你是否同意那些就是屬於香港的「意識」和「精神」，無論你是否擁抱之。在「跑輸大市」的港產片市場中，也有杜琪峯「銀河行映像」電影中那大伙氣宇軒昂一表人材，但同時又冒失又內哄又迷途又放逐的黑西服大漢。

11月結束的第一屆香港亞洲獨立電影節的閉幕電影《三條窄路》，此情此景中，卻作了一個似乎別樣的嘗試。崔允信導演的《三條窄路》，看似一個簡單的邪不能勝正的故事：奸商在珠三角投資設廠，發生意外嚴重污染和導致大量女工長期病患。奸商要在香港上市，需要銷毀有關的證據，還把證人滅了口。一位牧師一位過氣警員及一位新紥女攝記的命運，在查案的過程中陰差陽錯地交織起來，結局是排除萬難搜集到足夠證據，惡人自有惡報也。

電影志不在說明天網恢恢，而是導演在這幾條窄路上，表達出他對香港社會的觀察：信仰在教會的體制中已失去解放、關懷及愛的精神；所謂「理想」及「市場」，成為新聞界隨手拈來為自己矛盾行為辯護的隨身法寶；警察回歸後偏安香港，樂於少做少錯等升職，怯於在跨地域的問題上申張正義。

建基於這幾點社會分析，奸商下場也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導演還有興趣為香港現今的情況把脈，及以電影這種媒界向香港吶喊。今天香港社會的特質，要麼就是如不多評論人以銀河影像為代表的所謂「後男性／剛陽」，即直接受認自己的窩囊、放棄對自己有任何期待；要麼就是動輒千軍萬馬的合拍片般北望神州。兩種迥異的態度，卻有著致命的一致性，就是不直面自己的過去，把電影視為只爭朝夕的件頭工作。

電影的結局是奸商落網，牧司攝記過氣警察在暴風雨後各歸其位，不能說沒有淡淡的一點無奈，出於誠實的無奈。在全城忘掉錯對，懷念過去，極速歸邊投誠的大氣氛中，無奈也能有其銳利的刀鋒。

捫心問，你愛大排檔嗎？

已故蘇聯電影大師塔可夫斯基拍攝其遺作《犧牲》的時候，已移居瑞典的斯德哥爾摩。相傳他的工作室，與瑞典另一電影大師英瑪保曼位處同一大廈。有趣的是，即使他們惺惺相惜，超級互相敬仰，兩人從不交流，甚至迴避碰面。

這就是齊澤克在《violence》中提出，對「鄰居」應有的態度。所謂的鄰居，指的就是恰好在你旁邊的陌生人，照計你應與他或她保持友好關係，但那種友好關係實際上別無選擇。比較術語的說法：他者。換個語境，同一性質情況的相反，就是香港版本的「共融哲學」：甚麼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斯理蘭卡學童都沒所謂，有教無類，只要你操一口流利廣東話，兼擅普通話更佳。「共融哲學」與齊澤克的「鄰居」觀念相反，不同人相處的前題是，請先放棄自身與別人的差異。

翻譯成跡近大而無當的問題：我們如何與不同類型的他者相處？

小販大排檔之類的「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究其根源是戰後殖民政府在不明目張膽介入經濟活動的前提下的恩恤處理。最初是殖民政府特別發牌予二戰身亡士兵的遺孀所經營的，一來讓她們可養活自己，二來向社區提供廉價膳食。不經意但至起碼同等重要的是，在貧苦大眾沒今天物欲橫流的消費生活時，有個社區的聚腳點。非正式經濟活動，是殖民政府治下艱苦生活的kinda出奇蛋前。幾年前幫灣仔區議會的一個出版計劃寫篇文章，便訪問了春園街涼茶舖楊春雷的少東，他便說合和大廈落成之前，春園街公厠的位置，一入黑便成了街坊大排檔的天地。大人圍堆聊天消遣，小朋友便到處跑。而大排檔的主持便是打仗陣亡軍人的家眷。當然，一如今天全世界反對mega tower的理由，合和一落成，為了「行車需要」，大排檔——或再直接一點，street life——便遭肅清。

70年代以來的香港經濟發展，看電視的好背誦教科書的也好，興許已是耳熟能詳琅琅上口。搭條蔥的是，如此的觀念中，舊區／舊物與發展／新生活的分別，只能是窮／亂／污糟／危險，與富裕／舒適／秩序等的刻版對立。雞寮和美孚新村，互相謀殺你死我亡，兩個只能活一個。香港的發展史，就是以鋼筋玻璃高檔建築單一發展的鐵蹄，在香港範圍內長駒直進南征北討的洗底史。在這常識前題中，聽到蔡瀾提議在天水圍搞「懷舊大排檔」而政府積極研究云云，難免有點天旋地轉時空錯亂。

本來遍地開花的庶民生活空間及社區網絡，就是在香港發展軌跡上不斷被驅逐及否定的「他者」。城市發展不斷將市中心的居民轉移到如天水圍等過度管理的新市鎮，同一邏輯推展到極端，損了手，就權宜生硬地回頭安插從一開始便被排斥的大排檔，香港如此發展註定要被否定的起點。

齊澤克的「鄰居」觀念，除可用於對橫面不同種族的分析及批判，轉個90度看，或所謂looking awry，便成了holbein的名作ambassador。食家蔡先生的一番好意，接駁到特區政府的積極回應，便幻化出一滴鱷魚淚：兇手在密室哭訴著要把死者的精神延續下去，嗚嗚…

問題還不在堵路霸機場…

如果我是恐怖份子，收到的士司機堵塞往機場的唯一通道的消息，還不心花怒放暗暗叫好？應該馬上夥拍豬朋狗友混入機場搞事開party。被堵塞了主要運輸幹道的機場，與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密室並無二致。

政府裡總有些來負責陰謀論的部門有能力設想類似情況，假設恐怖份子真的山雨欲來。警隊及保安局便是這類部門，他們一般都會把事情假設成世界末日的級數，並據之部處和行動。在這點上，不難明白為甚麼星期四零晨政府還要出來開記者會：因事件疑似碰到政權觸手不及的地方。而這觸手不及的地方還要正正就是防衛和運輸的腹地。這種位處核心卻是徹底離異失控的狀態，是每個政府的惡夢。

從這意義看，的士司機堵路與港人滯泰相通之處，倒不是的士司機恐怕有向佔領機場的「黃衣軍」借鏡。相通的不是堵路，而是政權的某種懸置（suspension）狀態。

在《state of exception》中，當代意大利思想家阿崗本（giorgio agamben）指出，主權理論中生死悠關的就是所謂「例外狀態」，即國家司法制度中包含的例外；這例外的基礎，就是作為標準的「法律」及作為現實的「形勢」重疊起來的含混領域。換言之，在對形勢的某種判斷下，法律必需被懸置，主權國才能維持有效性。

舉例說，99%的法律，都是行之有效沒大爭議，能規管及仲裁各種日常生活。羅馬法的傳統以降，有一些殺到埋身的情況（如國際問題、戰爭等），是無法白紙黑字由法律所規定及處理，這就是餘下的1%：主權國家透過懸置法律來行使權力，法律作為判斷座標已然失效。當然，所謂「殺到埋身」情況的定義，決定和宣佈情況已殺到埋身這個判斷（decision），便大有可操弄的餘地。

關於「判斷」的問題，阿崗本提醒我們，兩位偉大哲人，施密特（carl schmitt）及本雅明（walta benjamin）在20世紀20年代已有過極具啟發的辯論。在納粹氛氛籠罩的德國中，施認為，正是因為判斷無所謂客觀基礎，甚麼情況下需要懸置法律，主權國家有責任義無反顧的下判斷。本的看法與施的肯定態度相反，例外狀態不啻暴露出主權國家作判斷的無能（indecision），是法律及道德淪喪夾纏不清的大災難。

本雅明論斷的批判性看似艱澀，印證在特區政府對滯泰港人的處理上可能便變得比較明確。由保安局到政務司，要麼說身在外地，要麼說沒參與決策，要麼堅持處理並無不當；要麼說包機安排困難，要麼甚麼困難都解決得到一天還有四班——特區政府面對這（不在香港／超出香港範圍的）緊急狀態，不是無能是甚麼？

吃一頓便飯

大概由十月開始，排山倒海義務有籌鴻毛泰山的工作，除了應驗了某居士的大智慧：「你冇在當下活著」，也不無玩火自焚地的回應某種沒全職便等如比較閒的假設。

這些年，自從離家在外與朋友同住，父親繼續他在內地工作，金融海嘯對他的衝擊才令我開始感受到全球化這塊電路版究竟如何與許多人一髮全身的關係；媽媽也繼續在我出生，亦即將近三十年前把我生出來那家醫院工作。快退休了的她，像個頑童般開始想方設法靠近這個對她來說整天想擺脫家庭的兒子的身邊。（註上笑話一則：今天剛打電話來叫我幫她發個電郵給印尼的親人，完成後她像黃子華般說：唔該晒喎！我說：多謝就唔使啦，請食飯啦。她立即打蛇隨棍地說：好呀，幾時吖，想食乜野！）

如是著，在像炮火連天但不明就裡的生活壓力中，我與爸媽吃飯，竟不是某種記憶裡老樹盤根的開枱四人人吃那兩餸一湯的再現又再現，而是發掘著與某種特殊地親切卻沒機會建立關係的人的相處模式。前晚難得約到家父家母同枱吃飯，大概兩三個月一次，把他們領到樓下打邊爐。

我家是如假包換的「香港故事」。爸媽無論是賣樓、（嘗試）移民、離開夕陽的製衣女工崗位、到大陸開廠，全部的時間都準得有如為寫進教科書而設，而結果就是一對令人搖頭嘆息的子女。做姐姐的因為父母還供養得起，中學便開始放洋流學，畢業後工作兼落地生根，巧遇九一一美國收緊移民政策便也沒回過香港；做弟弟的快三十歲才希望人生過得蕭灑一點，不以全職工作定義自己的認同，落得除了間歇性請爸媽吃飯外，他們就無從由我身上取得任何好處。無論如何，爸媽兩人都已是由把膠花拿回家穿到今天基本上徹底解決生活問題的人。

言歸正傳，我家樓下的打邊爐說不上很特別，但對著個碳爐吃的火窩中的溫暖，供應了那一頓飯的某種很罕見的親和力。也許多得所到之處寸草不生的食環、警察和鍾姓和許姓議員吧，把擺在街頭的碳爐都趕到後巷了。又長又窄的後巷，擺著延綿二三十張矮枱，每隔兩米左右就放一個會噴出乾燥的碳燒味的火爐，粗口聲點菜聲碰杯聲還有樸素的黃色燈膽光把後巷構成一個陌生但親切的矛盾空間。「這種」地方，起碼對媽媽來說，怕且是沒想過會「回到」的地方吧。老爸又何嘗不是呢，自九十年代中回大陸設廠後，工作需要吃飯消耗的地方都要挑額頭鑿著「炫耀」兩隻字的地方，碳爐邊爐不特別經濟，但就是地踎平民，一如沒理由被假設為不懂享受。

三杯到肚，當我還以為自己要向爸媽解釋為甚麼要捨金碧輝煌的酒家而取這種下三濫街邊火窩，又準備向他她們發表其實不喜歡所謂任食火窩——人吃得幾多？究竟代價是付出的一百幾十塊，還是心有不甘撐得就撐才是真正的代價？諸如此類差點沒到星期五便以為自己又要上課噴兩小時口水。誰料爸媽也被氣氛感染了，沒頭沒腦在說過去。

爸爸是出生和成長在印尼的華僑，小時候他有個鄰居男孩，印尼人，但混得相當熟。晨早上學前，他們會到家對面的油炸鬼店，兩毛錢（對！印尼的貨幣也有不是動輒萬萬盾的時代）買條油炸鬼兩份吃。（對！印尼小男生也吃油炸鬼的）兩毛錢只是晃子，印尼男生向那兼顧集店員及廚房職責的男人大喝：爐頭著火啦！鏡頭一轉，兩人便三四條油條挾在褲袋爆走而逃。我問爸爸，印尼乃是熱帶地方，你們穿的衣服哪裡來袋收藏油條？敍述自己的目的往往不於現事實，哈哈哈哈，喝口啤酒爸爸便把自己的矛盾藏在笑聲裡。

媽媽沒甚麼以故事形式說得出的片段，但也按奈不住，說起以前官塘鄰居的店舖，買豉油的雜貨店還在，剪髮學生頭的豆泥飛髮店已變成五金店，原本住在走廊尾那個阿姐開的雲吞麵店還在呀，諸如此類。原來在每天看有線十八台放假去睇新樓這層意識之外，媽媽的世界裡還有她來香港就住到九零年的官塘，根就是根。

眼前這兩老，一個快要退休，一個還在想生意如何維持下去；此時此刻的自己，亦被無霧像花的工作像把將來也遮蔽了。這頓飯，煙霧彌漫，吃的安心。

（在自己的flickr找呀找，原來竟沒有拍過家人的照片，罪過罪過。）

冇錢又煩，有錢又煩

早前讀過一篇民間報導，關於無牌小販如何在新正頭大年初一，把官塘市面炮製成一個目不暇給的庶民遊樂場。炒麵炒河粉鵝腸豬紅豬腸粉蠔仔餅串燒燒魷魚臭豆腐魚旦墨魚碗仔翅炒栗子煨番薯，豐富得開年飯也不用吃；夜冷檔裡精品藏匿在雜物廢物堆，舖滿了整條物華街。井然有序的十元八塊交易，小販和消費小販服務的升斗市民，在食環人員回家慶祝新年，政府轉瞬即逝的缺席中，合力演練出一個庶民經濟空間的典範。

消費券的建議，難道不是上述銅板的另一面嗎？政府打開由市民稅收累積而成的庫房大門，一兩千元的消費券人人有份，眨眼收歸商戶的收銀機，一條集體消費的電路於焉完成。

所謂「集體消費」，意思是由政府帶頭，把大量公帑轉換成如修橋築路、房屋教育等公共服務。換個講法，集體消費就是補貼市民的生活費，舒緩資本家面對的加薪壓力。戰後六七年年代，這種「花了你也不知道，知道了也沒權反對」的補貼方式在歐美社會據說行之有效，甚至成為政府干預市場的合法性基礎云云。

消費券不正是同一邏輯的更露骨演繹嗎？好端端的「政府——工商界」的直接通道，消費券的效果就是把「消費者」這個中介安插其中：消費者被指示協助政府把錢導往消費市場。

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於十九世紀末發表的〈現代社會中的貨幣〉一文，闡釋了貨幣的流通和普及對社會關係影響。他敏銳地觀察到貨幣的非人化和匿名性，能將人從舊世界壓迫性的親族、社群及封建關係中釋放出來，甚至那一望無際的商品地平線也在消費者眼前盡情延申。

然而，齊美爾亦警告，以貨幣量度萬物，不錯是方便快捷，卻會抹剎不同事物的獨特性及異質性，甚至我們自身對不同價值觀的敏感度亦會同步萎縮。例如不再懂得欣賞庶民生活的好處。

將消費券之議與齊美爾對貨幣的思考並置，應更能顯出齊氏分析鋒利：消費券的使用範圍如何劃定？包括那些天天提心吊膽忙著走鬼的炒面煨蕃薯臭豆腐夜冷地攤嗎？這些剛好在政府的缺席的狹縫中才顯現旺盛生命力的庶民空間，會否是經濟不景、救市討論視野裡外符其實的他者？沿著齊美爾百多年前的思考軌跡，有錢在手與（誰的）「自由」之間的關係，此時此刻逼在眉捷。

烽火與台

港大的阿巴斯教授，於90年代提出了一個對香港文化的說法：消失的文化（a culture of disappearance）。消失如果暗示看不見，香港就因為其獨特的歷史政治和經濟條件，椠在著特別豐富的「看見／看不見」、「在／消失」、「短暫／永恒」的景觀。

例如九龍城寨，一度為港英治下的「三不管」地帶。英國撤出前，與北京共同決定把整個城寨拆掉，換來一個展出幾片原城寨古董的公園、大量緬懷老城寨的文字和圖片紀錄、一個荒謬地精細的城寨網上遊戲。實物的拆毀，標誌著作為傳說的城寨的誕生。

又例如，筆者家住油麻地，該段彌敦道店舖轉租速度相當之高，一個舖位年轉兩三次已司空見慣。其中一家最持久的，竟是佔內毫無裝修，100元賣四本《厚黑學》《聊齋》《金瓶梅》等經典的散貨場，店內貼滿「租約期滿」。

如以為精神必與實物同在，或租約期滿就等如關門大吉，就即未明白這種精密及變化多端的「消失文化」的狡猾。阿巴斯教授認為，這就是香港殖民性的關鍵之一。

幾年前和一班同學編輯學生校史《中大四十年》，找了一位老師訪問。他提到新亞書院的孔子像，說今天學大如果要顛覆新儒家精神，大概也不會對新亞書院那座孔子象淋紅油——那座令人不忍睟睹的雕塑，只是一坐躲在草叢中小解的壽星公。

當時聽後只懂大笑，近日得知中大要把校園「本部」重要的聚集空間「烽火台」拆掉的爭議，當頭棒喝甚麼都想通了。烽火台這個一直以來讓無數中大人拍畢業照無邊夜話，以至抗爭激辯滋長批判自主學生文化的空間，單方面被宣佈拆掉，全校師生蒙在鼓裡。惟為不妨礙畢業生在那裡留下「集體記憶」，校方計劃於翌年畢業禮前「原址重置」。

這空間是否只為拍畢業照、校園佈局應守甚麼原則及價值、全校員生與管理層的關係等一系列問題，「消失一年」及「原址重置」豈會是答案。大學員生並非順民或奴才，中大管理層，出咁多糧請你來剪腳甲嗎？好好反省下吧。

干卿底事

立國二百多年首位黑人統總，本地媒體都爭相指點評論，差點叫人誤以為大選的是香港，而非美國。像筆者一樣唸歪書長大的人，不少對美國（更常的稱呼是「美帝」）都有種隱隱約約的距離。「美國」這兩隻字，與軍事霸權，經濟侵略，關塔那摩等鷹派意象幾近同義—— 雖然美國人口有拉雜成軍的三億之多，激進的貧窮的被壓迫的善良的奢華的狡猾的冒險的反動的尋常的甚麼人都有。

在全世界都受夠了布殊的前提下，奧巴馬的「yes, we can！」，實質上回應了甚麼的訴求、召喚了甚麼情緒、網羅了甚麼欲望，是有趣的問題。投票給奧巴馬的六千萬人的「希望」是甚麼呢？始於列根年代，結合了軍事國際政治經濟文化權力，令全球傷痕累累的「新自由主義」，奧的當選，對飽受其苦的全球民眾，又是否代表了甚麼「希望」？讀人言報，奧巴馬就等如謀殺美國，連臨開選前幾天都要祭出某些民調不準確的「理論」，某種美式政治科學最愛搞的mid-range理論，以經驗的分析推進出一步咁多的所謂理論。當選後也不忘調侃充喜效果只有兩星期，之後的「福利政策」全美國就有排受，諸如此類。

如是者，大選也就不止是共和黨和民主黨此時此刻的角力，也是美國一系列極端負面的形象，能否或可以甚麼速度、朝甚麼方向改變。這個彷彿大到無邊的問題，美國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98年出版的《築就我們的國家——20世紀左派思想》或能再提供一套參考。

據羅蒂的回顧，二十世紀60年代前，美國其實有強大的左派傳統。先別對號入座，當時美國的左派並非等同馬克思主義，在這左派圈子裡，「愛國主義、主張重新分配的經濟學、反共思想和杜威式的實用主義並行不悖，自然融合」。他們甚至認為「美國只有左傾才能忠實於自己——要想讓我們的國家、政府及新聞界不被富人和貪婪的人買斷，就有必要實行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

這樣的「左派」是否左派當然可以爭議，就如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是否馬克思主義，或俄國十月革命有否違背歷史唯物主義之類。但實牙實齒，美國也有過主張再分配的政治力量，自稱左派並具影響力。

羅蒂當然並非趕時髦要向奧巴馬一諫，他強調的，是當前左派應重新搶奪所謂美國精神、理想和核心價值。60年代後上位的所謂「文化左派」，沉迷於語言及哲學的思辯，向現實政治投降叫他痛心疾首。羅蒂對左派興衰的判斷當然可以商榷——當然作為對無限抽象及思辯表示強烈不屑的姿態及情緒宣洩絕對明顯有餘，但以三個講座的內容，希望對學院左派文化左派與所謂改良左派的恩怨情仇，作真正思想史或社會史的處理也是同樣地明顯不足。但「希望」既是當前美國政治的潮語，歪讀一下羅蒂的理想國，應不止於沒有意義。

經濟機位

煲呔曾日前公布了「經濟機遇委員會」的名單，三山五嶽位位擲地有聲。有幽默的評論戲謔煲呔突然習上了老董的「平台」「樞紐」「委員會」癮，大而無當。第一次聽，不是爛gag，但真的聽到為甚麼這批聽來如雷貫耳的人，不坐頭等，卻全擠到「經濟機位」呢。

細讀今年施政報告，第十三段載有成立該委員會的建議，前一段便是政府一再強調香港「在經濟發展中仍然是以『大市場、小政府』為原則。」。香港經濟搞得好，不是全場拍爛手掌麼？如此先旨聲明，與其說滴水不漏地劃定好市場及政府的疆界，不如說是兩者無可避免地夾纏不清的一則溫馨提示。

香港的成功，據說是因為戰後碰上中國面對全球禁運，香港由轉口港發展成價廉物美的工業出口城市，再順利過渡發展金融。這支凱歌，一般都歸功於神秘地把利益最大化的自由市場，同時亦暗渡陳倉地成了香港的指導思想。是以兩位特首的任何疑似大作為，都不免被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敏銳地洞識為「倒行逆施」。彷彿他們不大作為，香港就順風順水萬世興業。總覺得有天要寫一篇文章，題目為how to kill a nation with cinema之類的，有關的narration都太毒辣了，明明是令香港開始墮落的七十年代，卻被說到是香港發圍的起點；明明是一顆一顆沒理由的反叛心靈，都被說成在「市場」中的失敗者。值得談論的，有視野有菱角摸到真正關鍵敏感的人，不正是秩序default了要謀殺的人嗎？成王敗寇的真相。

政府作為最大地主，以控制公共房屋及土地供應，「打造」香港人醉生夢死的地產市場——大家都耳熟能詳。亦有論者研究過，戰後大陸入口的非加工食物（如大米蔬菜魚類等），百姓能在街市「自由」地講價購買之前，中間涉及大量港英政府的行政干預，及與內地供應商的寡頭協商。也有論者指出，戰後亞洲芸芸新興工業國中，香港這個異數——實行所謂自由市場政策——源於業已進入統治聯盟的傳統地產及貿易大洋行，為自身利益，全力反對新興工業資本向政府提的各種優惠工業發展的建議（如以優惠價出售50年代官塘新工業用地、及成立專門貸款予中小企的工業銀行等）。

資本並非不需要政府，港式「自由市場」正是金融地產資本長期統治香港的產物，是謂陰差陽錯。

遠的不說，回歸後政府入市打大鱷、近日英美政府大量泵水銀行體系、香港的任五招及經機委，都算為「政府干預市場」好了，但不要忘記入市的大背景，正是市場可憐地崩潰。了解究竟是甚麼搞垮了香港，是辨認何謂新機遇的基礎。批判地回顧香港的市場模式，寫部擺脫市場原教指主義的香港經濟通史，說不定才是經機委的正經事，雖然沒有人相信他們有能力如此做，而這看來也不是相信不相信的問題。

dynamic的語言，未完成的culture

批改學生交來的功課，普遍的現象是文章都不重視標明參考資料及註腳，一般都是用開apa或mla之類的格式，兩組三十多位同學，一同創造了三十多種引文的格式，不愧為設計系的同學，波瀾裝闊喂為奇觀。然而，同學也許都太謙虛了，沒想像過自己的手筆會日後也可能成為別人的參考材料：後人希望了解作者的思想淵源，或解開作者欲言又止的言語迷陣，或作品與作品之間某種含蓄但深刻的關係，參考資料都是重要的線素。知識的生產，就是踏著前人的腳步累積而成。

新知識有其天馬行空的不妥協，也有其無法擺脫、哪怕是隱性的前文後履。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話語的秩序〉第一段便說：「…在我之前早已有一無名的聲音在訴說著，如此我便只需加入，接過其已開的話頭，置身於其裂隙間而不為人所知…如此則不會有任何開端，而我也不是話語的締造者…」這位法國哲人迂迴地暗示，以為創意就是罕地拔蔥式的無中生有，是虛妄的。情況並非你想偷雞摸狗借了用了曲解了別人而可以裝蒜，而是即使你以為已經獨立創新得前無古人，到頭來也不過阿born指出沒腳雀仔並非王家衛為旭仔原創般叫人失笑。

英國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開創者之一，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早在七十年代出版了《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一反假設一詞一意的習見，威廉士追蹤許多重要概念的意義演化。例如creative（創意）：打從世界之初，只為上帝才有「創造」的能力，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後這詞語才「下放」到人類的藝術創作。又如individual（個體）：當代通常被理解為個別、獨特的「個體」，但這詞最初的意思卻是群體中的一例，意指不可分割。啟蒙運動催生出一種趨勢，反對將人視為只有社會層級所分派的功能，這詞於當代才會以差異作為主調——「個體」已暗渡陳倉為一個自明自足的個人。

現今版權制度裡，「作者」是關鍵詞。但作為封閉及絕對的「個體」作者，不過是特定時代的產物，不必然如此，也長時期並非如此。從知識傳播及累積的角度而言，何以鬆縛如今已發展為知識圈地（enclosure）的版權制度才是當務之急。威廉士以關鍵詞為單位，記錄字詞的演化過程，本身就是確認知識的承傳及關係面向激進而明確的示範。

可知道，如今人人瑯瑯上口的「文化」（culture）一詞，作為名詞（即不同的思想、價值、習俗系統等）存在於英語世界，只是十八世紀初的新發明。在此之前，culture是動詞，指培育、耕耘。與其把文化視為現成的，可據為己用，即時買賣，不如承認其永遠需要共同參與培育的一面。馬克思概念系統裡，由abstract到concrete的發展，筆者是讀stuart hall才勉強能夠唸口箕的說一點，但實牙實齒，raymond williams一本書便將這種過程示範得蕭灑死了。

是時候當頭吃一棒

垮掉一代神枱級詩人allen ginsberg，據說四五十年代考進哥倫比亞大學，已是一名完整的搞事學生。在學校的玻璃窗寫臭罵校長的字句，向幫他清潔房間的反猶女傭大講道理，在宿舍搞似是而非的同志關係，唯恐天下不亂。上得山多終遇虎，有次遇人不熟，朋友不知哪裡偷的東西，放了在他的車和房間裡，人贓並獲，也難得有校內老師挺身愛才。書他雖沒法讀下去，只是要在精神病院住幾個月。

不是說ginasberg的年代連保守大學都特別烏托邦，能引伸出的可能只是大學員生倫理的最基本要求。做極低賤的transcript勞動聽來的一句老套話：有兩種職業的理想主義色彩特別重，一是藝術一是教育。剝走了理想，教育也就失去靈魂，變孤魂野鬼。換個講法，不必假設大學裡人人都係蘇格拉底，別做個旁邊住了猶太人的納粹就是了。中大學生報情色版的司法覆核，獲高院裁定勝訴。法院宣判後，有記者找中大校長劉遵義回應，他只是說「老早就結束左單案啦」，又謂這只是「小事一樁」。他口中的那一件「小事」，就是當時全港媒體爭相報導情色版時，校方二話不說發出一疊警告信，說將決定如何紀律處分。

堂堂大學校長如此「潔身自愛」、劃清界線的回應，幾乎叫人誤會他只是個少做少錯的小官僚：別談原則別談使命，有事找上級解決。六三年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不是殖民地代英語橫行時，獨排眾議的異議姿態嗎？一浪一浪的搞事學生，不是坊間公認中大的文化資本嗎？是大家誤會了中大，還是中大請錯了校長？

情色版事件，由頭到尾投射出大學今天的環境，便是已故的Bill Readings在《The University in Ruin》裡，對現今大學最具挑釁的觀察。他看到在全球化知識生產的年代，大學的教研部門均不再主導大學，一望無際的科層管理結構才是大學的統治者。

現代大學的起源一般追溯至十九世紀初由Wilhelm von Humboldt創辦，並以他來命名的大學。這所兼具研究及教學功能的大學，結合了定義德國文化（研究功能）及將這種文化傳薪火相傳（教學功能）的理想——不言而喻，這裡假設了一種完整、有機的偉大德國民族民化。

Readings單刀直入的指出，現今大學的變質和困境，除了表面上全球化管理主義的張狂，更是現代大學希望成就出來的所謂有機、完整的民族文化，從一開始就是個美好得不願質疑的夢想。昔日民族主義理想的巨構，今天已成一片頹垣敗瓦的廢墟，這是大學中人需承認的事實。不是說不可以幻想唐牟復興儒學的理想，但也不能無視新儒家十多二十年前已被重新演繹成打著中國文化的旗幟包庇威權家長主義的走資派。或用齊澤克的講法，melancholy今天的藍，不是因為念茲在茲的東西要失去，而是今天再面對之，不再有曾經有過那種感覺那種關係。

將中文大學與德國史上現代大學平排而論，不一定完全貼切。然而，Readings倡議建立的「異見社群」（dissensual community），就是直接承大學管理層是只會想如何包裝大學，並投入所謂全球化的競爭——其「理想」或「利益」，與學生的理想何止天壤之別。異見社群不假設命運共同體，不假設任何和諧有機的共同願景；在嚴苛的全球化環境中，只期望大學的進步性在持續的張力和壓迫中找到位置。思考大學的文化任務，這裡才是起點。

與中大同學共勉。

風景線上的黑點

這星期翻報紙，但見幾單關於藝術品的新聞。還以為自己眼花，甚麼時候港聞版都有藝術新聞了？原來是大拍賣行世界巡迴，它之所以成「新聞」，就是因為現代藝術不過如同期貨基金認股證：隨著大市可升亦可跌。Matisse也好Kandinsky也好，也得在雷曼兩兄弟前將就將就。

拉闊一點看，藝術與種種本土社會因素如何探戈，或從藝術的發展回頭照亮未解的歷史迷題，是藝術也是社會的雙重空白。又或者說，現代藝術如何抽象如何有自己的自主領域也好，也是有其本土的政治因素，應該是呢個學期備課備上腦吧，荷蘭的de stijl德國的baubaus與當地政治社會歷史因素周旋辯證的故事，看得津津有味。

由前教育學院副校長，現加拿大約克大學歷史系教授陸鴻基訪談，本地藝術家梁寶山當責任編輯的《殖民地的現代藝術——韓志勳千禧自述》，便充滿了這種閱讀趣味。韓氏乃香港戰後一代畫家，由風景畫到人像畫到抽象畫，經歷二戰及八十年代移民兩次遷徙，他的一生側寫著香港戰後的藝術發展。

或者韓老先生只想當個講故佬，把自己的開竅、流放和昇華的一生娓娓道出。然而，如帶著有關殖民管治的問題意識來讀，訪談中提及「中元畫會」等民辦畫會、藝術品的主要「消費者」、畫展藝術節和政府相關單位的關係及生態等，便迹近勾勒出殖民時代香港文化藝術政策的一些基本元索。

評論人陳雲曾說過，天星碼頭大會堂等簡潔的現代主義建築，是戰後港府裝出現代理性管治的實物宣言。而韓老先生亦提到，大會堂啟用時舉行過一個公開畫展，主調是「要新的東西，不要傳統」。吊詭的是，當巴西的「聖保羅雙年展」邀請韓先生及其同輩抽象畫家代表香港參展，同一位大會堂美術館館長竟從中作梗，他們最終只得以中華民國的身份參展。原來同病相憐的，不只有張子岱和林尚義等同代足球名宿。

藝術要求自省，現代藝術的一些分支和發展更是對現代社會具爆炸性的破壞力。真切得令任何權力尷尬的問題是，香港需要藝術教育嗎？社會需要藝術氣氛嗎？是樓盤廣告那種奢華炫耀，或衝擊虛偽價值觀那種？騎劫時代廣場算不算？好戲量的街頭演出又怎看？讀設計的學生當設計就是純技巧和品味的高等結合，又是甚麼回事？當年究竟是怎樣的藝術文化政策，既出了一批現代藝術家，同時又培育出完美地市井的香港社會？在這個所謂西九時代，還有餘地裝無知嗎？

同文另一版刊於十月十二日明報

究竟甚麼才是真正災難

無聊看電視股評節目，一些觀眾認為政府對金融市場監管不足，害群之馬乘虛而入；另一些觀眾則明示暗示是股民自己沒做功課，「督手指」慘死唔關人事。兩種觀眾都彷彿假設金融市場有某種「健康」、「正常」狀態。換個悖論式問法，當市場欣欣向榮時，香港是否就不再有「苦主」呢？

扭開收音機電視互聯網，人人都是經濟專家，甚麼股票、渦輪、基金、accumulator（業內人士戲稱「I'll kill you later」的新產品）全部了然於胸。然而，如Doug Henwood之類的左翼經濟評論則幾乎一個都冇。Henwood於97年由左翼出版社verso出版的《Wall Street: how It Works And For Whom》，從行內人角度，批判地簡紹了一遍華爾街的運作。明顯是向著對當代金融制度一無知的左翼評論發炮，但一般讀者讀此書，對金融市場可能會別有一番體會，如非一身冷汗。

Henwood引用美國聯儲局的資料，計算了美國家庭收入、支出、借貸及投資，結果是一般家庭能夠從金融市場支取的數目，還不及他們所投入的資本。簡單來說：輸錢。作者亦引用了另一些學術研究，說明在8、90年代的美國，57％從金融市場所賺的錢，跑進了最富有的那1％的人口，最窮的80％人口，只分得4％的利潤。種種數據嘗試証明的，是哪怕正常健康的金融市場，對小投資者都不是甚麼甜夢，不輸錢已偷笑。

齊擇克在他的新作《on violence》裡所區分的三種形式暴力，在此就相關得有點太銳利。

第一種當然就是比如我走近一個人抽刀子狂捅那種，主觀的，個人的暴力。第二就是如歧視、語言等需要一種世界觀作支援的集體，甚至可謂客觀的暴力。第三種是齊稱為「系統」的暴力，這種暴力，這除了是第一種暴力發生的基礎，吊詭的地方就是它暴力之處，在於沒有人覺得它是暴力的，亦因如此它達至其最崇高的境界：即它已潛藏於一般日意識中「非暴力」、「正常」的領域中，換個講法就是殺人不見血。

馮邦彥在《香港金融業百年》中的詳盡史料，若以Henwood的角度看，就是一筆香港經濟的血淚史。無論是60年代中的銀行危機、87股災、亞洲金融風暴，香港政府多番嘗試馴服金融市場這頭巨獸角力，一次又一次的失敗。每次都朗言檢討制度，然後災難就繼續發生。換句話說，金融市場到底就是一種永遠潛服的不治之症。每次股災發生後，政府亦是掏納稅人的腰包救市；任五招、孫九招等非常措施，受惠的實際又是誰，是拿著十萬八萬買點基金保值的你嗎？

《香港金融業百年》中提到，女人街馬寶道等滿著小市民生計的小販區，就是74年股災後政府特地劃出，任由小市民自生自滅。金融市場的波瀾壯闊，原是一臉天堂一臉地獄的janus face。

另一版本刊於十月五日明報

無悔護主——小論《無用》的可讀性

遲到好過冇到。去年亞洲國際電影節上映過賈樟柯「藝術家三部曲」的第二部，《無用》，碰巧外遊錯過了。一年人事幾番新，亞洲國際電影節今年鬧出了風波，百老匯把電影節收割了，但賈樟柯和他的《無用》還是給影意志請了過來，在西九無敵屏風樓王圓方的grand cinema同另一部中國獨立紀錄片《傘》連方兩星期，唔得閒都要去睇。

都說賈是個以電影寫社會學想像的藝術家。從衣服這物件為出發點，三爬兩撥便速寫了三種迴異的人和物和社會關係。

一種是如同koyaanisqatsi（當然沒其大規模的速度manipulation），把一間製衣廠翻譯成一首以視覺構圖編織的視覺交響曲。車間的佈置、操作衣車的身體、越過鐵欄的突然慢動作，不是要將工人表現為最先進生產力，亦非人間地獄式的煽情，而是在流通生產消費均徹底異化的狀況中——即製衣女工不知誰會把衣服穿上身，穿上身的亦不知道售貨員姓甚名誰，售貨員與製衣女工可能相隔了一個太平洋的那種狀況中——把「人」找回來。一種是作為社區成員的裁縫。在山西汾陽礦區的裁縫店裡，會有小夫婦打情罵悄會有街坊邊改衣邊閒話家。

還有一種大概是本片的話題點吧，時裝設計師馬可。香港九成九不知道，但馬可是在世界時裝界火得很的年輕設計師。馬對衣服，或者說如何以設計演繹她對衣服的看法，簡單來說便是物件是有歷史的。尤其是一手一腳製成的工藝品，在非工業生產的世界中，有傳承有經歷有故事。銅板的另一面，就是在工業生產，一式一樣的消費社會中，生產與死亡才是天生的一對，還要是相當緊湊的一對。

馬可的回應，便是把一件她設計的衣服埋在地下兩年，任由泥土和大自然發落，然後拿到巴黎接受桂冠嘉勉。在凡事紅旗滿天大國堀起的當代中國，有橋得黎很悖論是不是？不敢胡亂為馬可說話，但百幾年前由英國開始席捲歐洲（二三十年咁大把）的工藝美術運動，對立面的兩邊的，是手工藝及大模生產式，而不是民族主義式的自矮或反射防守。工藝美術運動不是一勞永逸地凱旋而歸，或者這也埋下了需要認真回應的伏線，但畢業於蘇州絲綢工藝美術學院的馬可，對此應該不會不是了然於胸的吧。

由衷地說，賈樟柯實在是很君子的。他關心的是在一個社會分層，對事物的洞識力確實是人與人之間有區別等客觀存在的社會中，製衣女工與馬可實在是不同的，甚至互相不會特別關懷雙方的處境。問題意識是這個了，但立場是怎樣大概難以很明確看到。賈說過，拍劇情片是當對要拍的東西有相當了解，例如他成長的八十年代山西，和當時的少年小混混，這就是小武站台任逍遙。甚麼時候拍紀錄片，就是當對拍的並未很有把握。我斗膽駁下去，便是拍的過程便是了解學習和靠近的過程，本著真誠把對象呈現出來後再評價或批評未遲，這就是我認為賈樟柯最君子的地方。

在山西礦區那一段裡，賈在一家裁縫店遇著一位著時髦但廉宜塑料光面上衣的婦人，按奈不在亮出自己導演的身影訪問她。紀錄片導演現身永遠是黑洞般的話題，但在此想點出的是，訪問過婦人及其裁縫轉礦工的丈夫後，夫婦的小孩跑出屋外，但見以麻繩曬晾著幾件工件服，不敢說是污污糟糟但肯定不是光是同類嗎？在此提提杜象的簽名尿兜及乾瓶器，會是思考資源還是陳腔濫調？

最後想提的，是賈經常提及的以美學方法突破紀錄片與劇情片的界線這論題。在《無用》中，他一再強調有兩場是所謂「補拍」的：一是帶馬可到駕著房車到山西，巧遇後來拿著外套去補的礦工，二是裁縫店與丈夫耍花窗的少婦，後來大著肚縫製bb服那一幕。這是違背了紀錄片原則嗎？賈說這是他有意挑釁國內某些「紀錄片」原教旨主義者的，他們一些主張如拍人物走路一定要在身後拍，因為你總不知道他們會往那方向走，便是賈有意挑戰的。賈說得很淺白，只說再假的東西紀錄片都拍得出。但從他補拍的東西閱讀，或者可以看得更情楚。

裁縫店少婦縫製bb服一幕，沒錯是補拍的是創作的。但闊一點看，這家裁縫店之前的「戲份」，是店裡的人的閒話定家以至耍花窗的融洽氣氛，丈夫對怒火中燒的妻子嬉戲地說「轉頭她便笑嘻嘻了」便為這家裁縫店大致定了性。補拍之所以有需要，是因為後期製作期間，賈得知少婦懷孕了。懷孕不是劇情安排，而是融洽的家常氣氛某種之前隱而未見的發展線索。得知了懷孕這消息，再補一場縫製bb服的戲，是進一步提升表達的完整性，還是破壞了紀錄片的誠實？一般黎講，劇情片和紀錄片之爭，生活比任何戲劇都戲劇性，我以為已能最有力地點明當中的假對立，但《無用》中的因為懷孕而補拍，無疑為同一問題開出了一條更概念性的思考方向。

講左咁耐，好似戲情又有分析又有（啲），但八十幾九十分鐘的電影經驗是另一回事。賈走過了基本上不是選擇的山西三部曲，把自己放到無論是主題上產業位置上都徹底是另一回事的藝術家三部曲，他的溫柔他的關懷只有來越令人激動（他的常用語），沒甚麼好想，圓方係遠係唔就腳係屏風樓乞人憎，但買飛入場吧不會令你失望。

雀巢鳩佔的檢控程序課

長毛說，在競選政綱中以「釋放政治犯、追究六四屠城、結束一黨專政」和選民打招呼，他解釋並不是嘩眾取寵，而是要把握任何公開場合，向著哪怕是跟紅頂白的傳媒，在競選期間、選舉論壇、立法會內、選舉的新聞中心等，大大聲聲逐字逐句說出除法輪功外所有傳媒今天的忌諱。因為直播，因為選舉條例，媒體想cut都無從下手，是為「為中國民主事業薄盡言責，添磚加瓦」。

以冤獄作包裝的新片《儘管如此我沒做過》（youtube上的trailer），便以幾乎兩半小時篇幅，與觀眾上了一課刑事檢控程序（criminal procedure）的課，還要是以一種critical jurisprudence的觀點出發。

故事是簡無可簡：演男主角的加瀨亮上電車，很擠，誤會，下車，拘捕，錄口供，排期上庭，審訊，判刑，講完。而男主角的設定，是廿六歲的freeter（即散工），而沒有固定工作、固定居所、家藏小量咸片咸書等全部變為對檢控有利的因素。而這單「非禮案」的發生，正正是當這位freeter早上氣急敗壞趕電車往見工之際，不是嘲諷的極致還可以是甚麼。沒有甚麼鑽入甚麼友情愛情親情的旁支線，全片就是陪觀眾大致上由頭到尾把檢控程序走一遍，劇本的張力並非源於甚麼驚世啜核的好橋，而是來自司法系統的邏輯本身。刑法如「無罪假設」、「疑點利益歸被告」等原則，在司法系統的演繹裡，會是甚麼面貌？

據說導演周防正行，花了三年時間做資料搜集，才拍得成這電影。這也似乎解釋了為甚麼在整個檢控程序的不同環節，都會出現如電視肥皂劇般大班人圍坐的場面，內容卻像是教育電視般長篇大論地，批判地解釋各種的法律觀念。例如打刑事案的律師和打民事訴訟的律師的分別，在於後者往往成了企業的利益代言人，例如演大律師的役所廣司第一次見男主角便說，警察專門在錄口供時切疑犯生豬肉，「從認罪的角度」創作口供，並告誡男主角不同意就不要簽，並要求警察修改。又以兩個法庭旁聽路人甲乙指出，警察和檢控官打輸官司會顏面掃地，而法官作為建制一部份，在判決時便會特別有壓力。又例如男主角的freeter友人。平日只流連遊戲機中心，經歷了一場官司的啟蒙，亦能男主角剛保釋出來的晚飯飯局中，指出保釋制度種種謊誕之處和隱性歧視。

沒錯片中這些「授課」部份是突兀的，但看導演冒著把觀眾拘留在座位兩半小時聽書的險，亦要循循善誘的把這些觀點和分析逐一宣讀，當是電影看便是略嫌過火及一廂情願，但從導演的politics看，卻是越看，越是感動得幾乎想問天喝彩。

整件個司法過程，片中彷彿一個很重要的希望來源，便是一個被稱為患了「無罪病」的法官主審。他在日本這個百分之99.9疑犯被定罪的社會，旱地拔葱地認為法官的職責是不要冤枉清白的人。審訊後半部他一個保守而偏見的法官取代，而這也篤定了男主角的命運。在這皮相上「好法官」vs「壞法官」的對立中，導演令人最激動之處，是沒有沼了在這個對立中，沒有特別向「好法官」拋媚眼，更沒有對「壞法官」作怨婦式的控訴。男主角在被定罪後，以一段內心讀白把男主角上升到一個幾近於康德的終極道德主體的位置——為自己立法。他說，法庭可以判人有罪無罪，但不能判一個人是否清白。如果這個懶哲學說法引喻失當，又或若法庭判最終判男主角無罪的話，導演會會否安排這個聲明出場我不知道，至少導演對於司法制度的本質看得水晶透澈，這個原則性的批判觀點，無論如何錯不了。

印象中從來只有如齊澤克等「理論界貓王」，才有資格對著攝影機直接說兩個小時的課，觀眾層面還要只有如我等小粉絲，在電影節之類的場合小規模放映。周防正行以商業電影、冤獄片的來包裝這個批判檢控程序程，是豪賭一場了，但賭到來香港都有得看，上畫時間比同期的《十分鐘情》《親愛的》還要長，算贏到開巷。

和解和妥協的距離

二十多年前，時值中英談判，有套電影叫《半邊人》（方育平，1983），故事訴說一個賣魚家庭的女兒，熱衷表演藝術，卻以為與自己賣魚的腥銅臭格格不入。在老師的點撥、在藝術的昇華中，她逐漸能將自己對身份的焦慮安頓下來，排解了藝術與賣魚出身表面上的矛盾，有尊嚴地繼續生活下去。

去年，幾部電影排隊出場賀香港十年回歸，無巧不成話，其中一部就是以賣魚女做主角的《每當變幻時》（羅永昌，2007）。扮賣魚女的楊千嬅同樣怨恨賣魚的腥銅臭，巴不得馬上便做上等人；街市所在的富貴墟需要清拆，一眾已火鳳凰重生的老街坊商販，亦舊夢重溫開市一天，笑住口的向舊（且幾乎是厭惡性的）生活唱一闕輓歌，洗手革面過升級版的生活。賣魚沒有昇華，只有「我都住過公共屋村」式的淡淡懷舊哀愁，楊千嬅的新生活便是燈紅酒綠的化妝stylist。

因為十年回歸，除《每當變幻時》，去好幾套回歸電影排隊上場。《老港正傳》（趙良駿，2007）及《女人本色》（黃真真，2007）分別從在中資機構的草根員工，及剛被中資機構入股的財團的務總監的角度，殊途同歸地表現出香港的宿命：北上才發財。一度被爭論得面紅耳熱的所謂香港及香港身份，今天已如佛偈，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香港至底是否有甚麼了不起或獨特之處，已不值得斟酌；如何以檢討香港經驗來指引前路，亦顯得陳腐過時，如果不是乾脆已不值思考。

在這脈胳裡，最近終於排期上畫（同時閃電落畫）的《十分鐘情》，便看得別有一番茲味在心頭。十位香港導演，每人十分鐘香港故事。電影的英文名是《a decade of love》，導演們對香港這十年有甚麼話要說？

如林華全的《獅子山下》，將一直躲在獅子山上的獅子，與一直躲在房間中畫畫的少女並置。獅子下山遊覽太平山，發現獅子山下式的勤奮，只是往對面海的半山踏腳石，一如少女適應房間外新生活的契機，便是由躲在房裡畫畫跳升成時裝設計師。如林愛華的《舊山頂道》中，田蕊妮及謝君豪在舊山頂道買下豪宅，十年以來感情卻不斷退色。片裡沒有任何對社會環境和事件的明示，一如結局兩人不問情由的重修舊好。又如片末李公樂和司徒錦源的《開飯》，雖有緊湊的橋段對白鏡頭，但各懷鬼胎，本希望擺脫父母的四兄弟姐妹，最後竟對全能全知如幽靈的父母，由衷大唱「父母恩」。

電影創作者和觀眾，當然永遠置身於雞和雞蛋的糾纏中：究竟是觀眾從電影中需要對當前及未來問題的quick fix，還是創作者能領風氣之先——這問題一千年也解決不了。但，同一家電影公司，既拍出《半邊人》，亦拍出《十分鐘情》，《老港正傳》。歷史是飄忽而吊詭。

另一版本刊於今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