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解魅三式，或論後八九一代的八九

第一式：穿越假對立

齊澤克討論意識形態作為一個幽靈般的概念時，舉了一個例子說明新與舊的辯證。許多人指，所謂「虛擬的」、「數碼化的」性愛，代表著與過去的根本決裂：新時代來了，人類性愛不再需要肉身對像！但對齊氏指出，面對這種大呼小叫，首先就要揭穿所謂「真實性欲」的神話。拉康「不存在性關係」的斷言，不是老早便闡明了所謂「真實」性行為的結構就存在著與生俱來的虛幻性嗎？對手的「真實」肉體只是作為我們虛幻投射的一種支持。對齊氏來說，錯認某事物為新，與無視某事物的嶄新性，雖然表面上對立，但都是當今所謂後意識形態年代的意識形態煙幕。

ideology，意識形態字義本身的演變史，不就是說明相關的新與舊的辯證的上佳例子嗎？ideology原為法語，結合了idea（觀念）和logy（研究）的意思，是18世紀末尚在經歷啟蒙運動的新發明。這字表明了一種態度，即與舊有的宗教世界觀決裂，宣示一種透過實證觀察研究所有現成觀念的志向。後來拿破倫卻恃者教會建制的靠山，將之批評為「污煙瘴氣的形上學」（cloudy metaphysics），認為每事問的精神，簡直是法國倒楣的源頭。ideology出師未捷，首度污上負面意義。

將這個字大幅引申的，當然是後來的馬克思。今天的用語裡，意識形態有了所謂「暗箱」（camera obscura）、虛假意識、服侍階級利益、遮閉社會矛盾等批判性的意義，就是拜馬克思所賜。後來列寧史大林毛澤東等所謂實存社會主義國家的墮落，便更惹人口實，令意識形態式落難為一個備受批判的概念。70年代末列根戴卓爾上台、89北京民運及東歐的「蘇東波」，資本主義在全球全面取得勝利，意識形態幾乎可與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互換使用。所謂「意識形態的終結」之類的說法，其腦殘之處，不僅在於以為鐵幕倒下便等同意識形態的不再，還在於缺乏歷史眼光，無視這字的豐富多意，及變化發生的各種條件。

將之轉換成問題，難道我們已實現了啟蒙運動的理想，能夠擺脫枷鎖自由自主行使理性嗎？難道馬克思所分析的各種資本主義拑制與剝削經已消失了嗎？更切身的，難道八九民運的各種理想已實現了嗎？上述目標一天未實現，意識形態相信便從未消失過；甚至當我們認為能快樂地消費，這些目標便已痛癢無關，就更說明意識形態已獲得全面統治。


第二式：釋放六四（從而捉得更緊）

在這格局下，看近日在大專院校關於六四的種種爭議，便能有更清晰的立足點。從3月下旨城大鬧出評議會阻撓出版及派發六四特刊開始，至港大陳一諤的連串爭議，到早前嶺大有同學在校園裡自發舉行延續六四精神的64小時禁食行動（早幾天讀報連學聯亦有意仿傚了）和中間理大亦舉行了討論六四事件的論壇等：看似矛盾的是，彷彿新一代冒出頭來了，但這一代對六四的態度及行動，卻不一定是按理出牌的，至少不是按平常對大學生的預期。這說明了甚麼？

進入這問題，便要先回顧廿年來的紀念活動。家父母不是勇於表態遑論爭取的人，89年4月學運爆發，十歲不到的筆者就是呆在家中看電視。六四於筆者的意義，其一是首次能通宵看電視。記憶裡當時通宵達旦甚麼節目的內容都是天安門，從公仔箱中看到又打風又落雨甚麼的，幾十萬幾十萬的人在街上。後來聽前輩說，支援活動當然集中在港島的馬場、維園、立法局等，但也有大量非市區的居民自發在屋村舉行聲援遊行，聽說中大的同學當年更由馬料水徒步出市區！

這可能是香港人近幾十年唯一可以毫無顧忌，以行動或輿論集體表達政治立場的機會，無論今天已是如何今是作非。連文匯報都可以腰板挺直「開天窗」支持學生，任何人向北京政府表一個生命中最肅穆的態，都沒有猶豫的餘地：其時香港的時空極度獨特並可一不可再。親身經歷者，適逢其會親歷了慷慨激昂的日子，經驗了曇花一現不可復制的主體經驗，是事實。然而20年下來，「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釋放民運人士、建設民主中國」卻幾乎就等同了整場八九民運的所有意義，成為了紀念六四的主題曲。

大專院校學生會近年常傳出被親中學生及學生組織滲透，在這脈絡下，今年港大陳一諤君，及城大評議會認為六四與城大無關等，其實不應令人感到太震撼。不同院校學生會今年人浪似的先後在「六四是獨特及可一不可再」這前提大肆抽水，才真正的警號。認為學生面對六四這個議題，需要更多理性的「了解」及「討論」，其實不過是借力於某種共通而看似無可辯駁的立足點：六四的經驗是獨特而不可複制的，我當時便不在場，甚至未出世。基於這無知者的立場，對六四作事實層面的質疑，還可幻化成某些認為同學永恒需要多了解多討論的「積極性」。也就是把後八九的人都囚禁在六四的所謂「事實」層面，同時亦宣判未知者無權表態或參與。

廿年過了，香港不錯是還未能容許王丹入境，但回歸十多年了在維園高呼追究屠城責任，似乎還是安全的。今年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如果是幸運地一條龍直升大學的話，大概有為數不少是剛好於89年出生的。在一個安全的地方重複安全的悼念動作，與一年級的大學生立於無知的立場拖民主運動的後腿，分別有多大，似乎才是具排戰性的思考題。

天安門上學生的愛國熱情、追求民主自由的堅定不移，令其具有太陽一樣的巨大道德力量，這當然不容否認。但如果按齊澤克的思路，面對這兩難——六四是獨特的，對人能產生不無法複制的烙印，後來者也就永遠無從進入事情的核心——第一件事其實恐怕是要先解開慣常「六四」的魅。究竟這道德力量的核心是一系列凝定的悲壯史實，還是學生超越的對抗性？任何嚴格意義的政治行動都至少有創造形勢及具明確對抗性兩個面向，而非如學鋼琴般操練考資格試後才能見人。如何持續引爆這種對抗性，才是繼續把活動辦下去的理由。


第三式：尚未到手，越要捍衛！

早前嶺南有同學自發進行了六十四小時的禁食行動，希望在校園內的廣場打開一個思考六四的空間。在今天吹不縐一池春水的校園祭出禁食這種不合規模的殺著，從時機及校內同學的反應看，效果並不很理想。然而，正是如此不合天時地利人和的意志，令筆者想起當年北大絕食團的〈絕食書〉：

「…盡管我們的肩膀還很柔嫩，盡管死亡對於我們來說，還顯得過於沉重，但是，我們去了，我們卻不得不去了，歷史這樣要求我們。……絕食乃不得已而為之，也不得不為之。我們以死氣概，為了生而戰。……死亡，在期待著最廣泛而永久的回聲。……別了，愛人，保重！舍不下你，也不得不告終。別了，父母！請原諒，孩子不能忠孝兩全。別了﹐人民！請允許我們以這樣不得已的方式報忠。…」

重讀這篇絕食書，最令人動容的，是學生重疊了戰戰兢兢及義無反顧的矛盾心情，既認為歷史已選定了他們，同時也了解自己的柔嫩及牽掛。他們也深知自己並非完美的聖人，並不是瀟灑地承擔必勝的任務，但在物價飛漲強權高懸官僚腐敗等情況下，他們站到了挽狂瀾於既倒的那骨節眼。

當然不是要把嶺南的同學抬舉到天安門學生的級數，然而這種清心寡欲地要克服甚至針對各種不利條件的心態，難道不就是今天最需要的嗎？天安門學生的要求，今天比原地踏步應好不了多少？多少人已經說過，整場民運不只有屠城一刻，其意義也不應濃縮成屠城一幕。絕非為屠夫說項，而是與其要爭辯過去今天未來民運動的參與資格，更應念茲在茲的，似乎是學生未竟之志。應捫心自問的，是我們現在是否能重新承擔，學生當年柔嫩而堅定的意志？多少人也說過，紀念活動越來越形式化，時間相隔越來越遠，香港歷經回歸與中國融合亦日深，如果在過程中似乎順理成章地放下了學生當時最核心的對抗性，甚麼活動都是白搞了。

據心理分析的定義，所謂憂鬱，並非簡單「怕失去」，而倒是指主體擔心自己與一直上下求索的對象無法維持原來的關係。對抗六四憂鬱症，就是要堅持一個悖論：越未到手，越要捍衛！


另一版本刊五月廿二日明報

這麼近那麼遠 ——青年的面龐

短路中的青年

決定論大家聽得多，甚麼經濟決定論科技決定論基因決定論多元決定論星座決定論，不一而足。話說美國出現了一個新概念，所謂的parental determinism。簡單來說，就是社會有所謂「青年問題」這個並不出奇，青年據稱從來都要被修正被規訓，這個並不出奇；奇就其在近年，連家長都開始被置於各種育兒社工教育專家要檢驗的大光燈下了。在專家眼中，青少人有問題，根源就是家長不懂教，是故就出現了所謂「parental determinism」這個異形觀念。

但開講有云，事情第一次出現是悲劇，第二次便是鬧劇矣。如果parental determinism這個觀念顯得荒誕，不得不提的就是香港所謂青年問題的「起源」。讓我們把時間倒流回一九六六年，那個年頭，甚麼免費教育廉政公署都沒有，政治封閉官吏貪污，百姓胼手胝足生活艱難。當年天星小輪公司，挾著每年巨型的盈餘，卻宣佈船費加價。四月四日有位叫蘇守忠的年青市民，抓起一件外套裡面反出外面穿，並寫上「絕飲食反加價」的字句，隻身便走到尖沙咀天星碼頭展開個人的絕食行動。絕食行動當然在翌日已被皇家警察，像公安在天安門廣場撲法輪功般，極速撲滅了，但卻為後來歷時四、五天的所謂「六六騷動」揭開了序幕。事後政府裝模作樣的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調查事件的成因和對殖民地政府施政的啟示。

報告這樣說的，「... the most significant feature… is the comparatively high proportion of those in the 16 – 20 years category who were involved in offenses more serious than curfew breaking…the feeling of aimlessness and boredom which was part of the motivation behind their involvement in the riots. Because of the demands of their employment they lacked opportunity for normal teenage fun, so used their riots as one outlet for this need.」

一件因殖民地劣質管治加上企業貪婪無度引發的事件，就如此地被權宜詮釋成為苦悶青少年借故發洩的機會。一如「parental determinism」，究竟社會體質出現了甚麼問題，媒體、職場、「成年人」豎立了甚麼「榜樣」，全然不是要探究的問題，要解決的是年青人苦悶還是甚麼其他更系統性的社會結構問題等，也全部視而不見。問題一端和解決方案一端都是徹底有意留白的情況下，青年人和苦悶便被「短路」（short-circuited）成最為容易操弄因果關係。


青年在哪裡？

六六年那個調查委員會，當然有權將問題推卸到一班被他們視為燥動不安的青年人，但真正應該問的問題，其實是香港這個社會，有年輕過嗎？任何年代都會有年紀分類上的年青人，但能把「年青」區別出來的特質會是甚麼呢？容筆者改述以前學生組織的口頭襌「群眾在哪裡？」，還未及細問的問題，會否是「青年在哪裡？」如果按呂大樂在《唔該，埋單》的說法，七十年代的其中一點重要性，是其重疊了香港的社會時間與家庭時間。意思就是，香港經濟於七零年代中的起飛，與戰後嬰兒於七零年代開始長大及大肆佔據社會位置，剛好同時發生。這說法當然有其事實性，但若不對這說法作更仔細的釐清，就很有可能不僅唯有承認今天香港社會已是一頭僵化了的恐龍，更可憐的更恐怕會是，我們被宣判永遠放逐到沒有年青、爆發力的國度。

齊澤克在《violence》一書指出，十八世紀以來的自由主義，將公共和普遍含糊地等同，彷彿只有白種中產階級男性特質（所謂WASP，white-anglo-saxon-profession）才能恰當描述公共領域的普遍性，女性主義者和後殖民批評等都將之批評得體無完膚，今天被視為戰靶可謂當之無愧。然而，齊澤克卻認為假若如此便棄置了「普遍性」這概念甚至或理想，便不過是與目空一切的自由主義者無異，退縮到永恒的個別性，自毁長城。反之，他認為兩三百年前的康德，已對那種庸俗自由主義者提出了哪怕是時空錯亂的批評。康德認為，所謂「公共」與「普遍」並不是指一個男人由他可以為所欲為的家中，走到可以發表偉論月旦時事的咖啡店或廣場；相反，任何人難免都有受制於一系列的社群家族社會條件的束縛與限制，但真正的普遍性卻是存在於他對自身限制的超越。

從這裡出發，當今動態的、具力量的「普遍性」，就涉及了不同受壓迫者如何互相認同各自的受壓迫經驗。任何資本主義要排除的、對壓迫性的社會制度具有真正對抗性的元素的總和，便構成有別於男主外女主內式自由主義概念中的普遍性。中國導演賈樟柯回應許多指他專拍社會上「邊緣社群」，不正正便是強調，中國十三億人九億是農民，到底誰是主流誰不是麼？


我消逝即我在

若要討論香港的青年、生氣究竟在甚麼時候以甚麼面貌出現過，如此思路便相當有幫助。任何特定社會的所謂青年，如果與尚未成形的兒童與業已僵化的成年既得利益有區別的話，其特質便應在於他們對社會所構成的對抗性，而不是恰好碰上各種機會獲得各種經濟利益及社會地位。換言之，大量戰後嬰兒不錯是踏著七十年代的經濟機會自此平步青雲，但若這就是我們典範性的年青的唯一意義，今天的失語也就在所難免。反之，七十年代的各式民權運動、社會運動、學生運動，以至各式各樣的電影會、文化藝術雜誌，沒有誰會願意將具爭議性的問題拱手讓給權威及專家，作為青年就是把社會扛到肩上，在一個沒有既定路線的地形上尋找烏托邦，向當時的社會發出了嚴肅的敲問，動搖了許多當時被認為理所當然或至少不敢明言質疑的成見制度——諸如此類才是具年青爆發力的社會的無名英雄。

納粹大屠殺生還者，猶太裔意大利化學家Primo Levi被問及他究竟是個猶太人還是地球人，齊澤克倒裝了一直以來的標準答案：先是地球人，然後是猶太人。齊氏卻認為真正的答案是，正正因為他猶太人是個在二戰中飽受摧殘的民族，而他亦終日猶豫他是否能夠完全認同自己為猶太人，只有如此他才有資格成為一個真正意義的地球人。在今天，青年這種身份認同如果還有意義的話，意義應該在於如何在自身的時代和環境中站到對抗性的前沿。歷史上散落一地的勇氣和意志，哪怕浪奔浪流轉瞬消逝，但正是如此，構成了青年的普遍性轉瞬消逝的面龐。

躲在閣樓的偉大心靈

近日，深水埗出現了一些令附近街坊相當不安的現象。福榮街街口出現了一伙不速之客，有的在路邊向上樓的人不懷好意的上下打量，有的拿著相機對準閣樓的單位拍拍拍。難分究竟是哪個單位有可疑人物，抑或可疑的正是這班不速之客本身。

一如其他舊區，深水埗也逃不出發展商重建推土機據云具歷史高度的巨輪。推土機不長眼睛不問可知，可憐的是下令開動推土機的人也一樣，看不見舊區不將土地視為商品的生活方式、舊區互助互愛的人倫關係，更看不見原來有人能夠有一雙有神的眼睛，敏銳地看穿眼下城市發展的虛無本質，並以自身有限的能力嘗試抵抗。

黃生與其父兩代幾十年在深水埗經營花店，制作如在燒臘店開張時由地面棟到三四米高的花牌，或離島過時過節還常見的喜慶用大型花牌。他的舖位躲在一幢舊唐樓的閣樓，單位又長又深，門口對正通往地面的樓梯，方便他儲存及運送長幾十呎的花牌預製件。花牌除了是一門手藝，其興衰當然也是香港城市發展的一個側面——當香港的street life逐漸被消滅，店舖都縮進商場，工匠精製的花牌還有甚麼地方可放？

與黃生認識不算久，比較深入接觸，是在去年帶中學生探訪深水埗工匠。黃生的外表，一言蔽之就是童顏鶴髮。有神的大眼睛加一頭青絲，說話漫條斯理並永遠掛著善良的微笑。同學大概沒怎見過花牌，上到黃生的舖卻爭著與舖裡大群貓咪玩耍。作為帶隊，筆者勉力想把同學的焦點帶回黃生的花牌手藝，灰頭土臉。黃生卻一派泰然，享受著三十位初中生大呼小叫的熱鬧氣氛。

重建了，街坊與負責的房協一番角力，兩間剩下黃生這一卒。房協的高層從開始已錯認了問題，以為賠償就是一切，多次開價只想黃生離開。他們想不到，這不起眼的閣樓裡，竟然有一顆偉大的心靈：捍衛街坊辛苦多年耕耘的社區和街坊間的關係，於街坊來說這是根而非待價而沽的私產。他不只無視賠償，他所堅持的就是與自己切身利益對著幹。他不「收錢走人」而與房協對簿公堂，是要確立重建要考慮居民（還有貓咪）這簡單而合理的道理。

文首那班不速之客，針對的便是黃生。官府自有針對老百姓的手段，包括向漁農署投訴黃生虐貓。黃生店裡的大群貓咪，其實是他不忍受了傷的流浪貓浪蕩街頭拾回店裡照顧的。快要面臨抬人封舖的黃生一點不悲壯，也不是要做甚麼聖人，他大概覺得這只是平凡的常識——只是常識也有透現偉大和崇高的一剎。

小文不算甚麼，但都獻給黃生。撐住！

圖片：黃靜

音樂的社會運動學

1953年，史大林死後幾個月，西伯利亞的礦場紛紛舉行罷工。礦工的要求簡單而合理：禁止哨兵向礦工胡亂開槍、停止奴役年邁礦工和童工等。政府一番胡蘿蔔加棍子後，礦場悉數復工，只有佛庫塔（Vorkuta）的工人在死守。蘇維埃政府派出兩隊坦克預備清場，甫進礦場，但見工人手挽手組成人鏈，一列又一列的大漢集體引吭高歌，坦克兵當堂呆了。

軍令如山，機關槍還是要開的。一片震耳欲聾的歌聲混和槍炮聲中，中彈者有旁邊的礦工扶持，一具具肉身頓然結合成一具不朽而集體的歌唱怪獸。雙拳難敵四手，最後當然還是一地屍骸血成河，但工人互相扶持的大合唱，卻一度有如改寫了物理定律：子彈似乎對這頭不朽的歌唱怪獸似乎一度失效，神秘的集體性無異於將時間凝定。

早兩年保衛皇后碼頭，便是發狂的搞音樂會，彷彿即使政府永遠都無法把道理聽進耳朵都好，音樂仍然可以團結思想和肉體某種神秘的節奏。最宏偉當數07年1月21日的「人民登陸皇后」，幾十人圍埋，抓起甚麼就亂敲一通。30分鐘non-stop的敲擊，幾乎已覺得天下無敵，解放軍當場清場也要倒楣。

六四廿周年漸近，和室友在家喪煲民主歌聲獻中華。最搞笑莫過於今天已成公民教育大使還是甚麼的李克勤先生，在台上說：「這首歌沒甚麼意思，但亦希望將最『深深深』的敬意送給在場的朋友…」，音樂奏起，李氏就真的把風馬牛不相及的《深深深》攝進民主歌聲獻中華。心中不停在想的，是究竟清場前後，這種歌唱意味甚麼？支撐聽者的甚麼情感？當然大家都知《血染的風采》並不是為民運寫就的，但問題不就正正在於，若八九民運時《血染的風采》沒有出現，發展會否不同？

社運樂團「噪音合作社」今年組織了一眾樂手歌者，出版名為《六四二零》的專集，唱出廿年來對八九民運的感覺。有如戰歌的《毋忘六四》，有低迴的《記號》，有表達進退失據的《2023》，有希望力挽狂瀾的《拒絕遺忘》等。這當然不是關於六四的情緒反應的一張清單，要表明的是，對屠城的感覺也是回應和發展。仔細的深索自己的情感，能為往後的路劃出座標。

還有一首憤怒的作品《飛鳴》。歌是由魯迅的〈墳——題記〉和〈記念劉和珍君〉輯成的詞譜上曲。歌詞說：「說話／說到有人厭惡／比起毫無動靜來／還是一種幸福…蒼蠅的飛鳴／是不知道人們在憎惡他的／…然而只要能飛鳴／就偏要飛鳴」。這不是就魯迅版的底歐尼根精神嗎？這位犬儒老祖宗掛著傲慢的微笑，橫眉直呼亞歷山大大帝閃開，別擋著他曬太陽。今天政治低壓，人人噤若寒蟬，原來魯迅早於近百年前便有指示。六四廿周年，就讓我們高歌對成見慣習的對抗性。


溫馨提示：《6420》將隨今期字花附送，大家有買襯手。六四燭光晚會當晚於維園亦會有售。

召喚老幽靈 向時代討債

我唔係証明要話比人聽我威，只係想話比人聽，唔見左既野，我會自己攞返！

——阿mark，《英雄本色》（吳宇森，1986）

2007的《老港》：到底欠了甚麼

還記得零七年的《老港正傳》嗎？電影上畫後，影評楚河漢界清楚不過。有指《老》是難得有心的電影，把於香港隱形四十年的左派有血有肉地在銀幕上還原；許多評論則開門見山指出電影對香港將來缺乏視野，一面倒北望神州，而且「選擇性失憶」許多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如文化大革命、八九民運、7.1五十萬人遊行、反23條立法等一概缺席。

究竟，不是認為導演趙良駿要以身犯險，把最邊緣最受壓迫的政治聲音不合比例放大，更不是要求導演曲解香港歷史，將香港拍得如墨西哥查巴達般的革命勝地。想深一層，即使電影結局是北上神州，又是否真的需要故意把文革、八九民運、7.1遊行等悉數刪除呢——那是構成正統流行香港故事的重要元素吧。換言之，即使是批評的意見，也不過是還個最低的價，提出一個最低的標準。

五十年代韓戰爆發，聯合國向中國實施禁運，香港正式由轉口港變成出口港工業城市。六六、六七兩場騷動令本已政治上與中國分離的香港，正式在文化及身份認同上亦告與中國大陸一刀兩斷，戰後嬰兒於六七十年代應聲進佔社會重要位置，香港也由此扶搖直上成為亞洲國際金融中心。一場八九民運一面令香港人深切感受到「中國」兩個字的壓力，亦一面令港人加速演繹其認命精神，趕快北上找機會。這樣的所謂香港故事，標準而耳熟能詳，甚至是不少人對香港認同的那要生死攸關的立足點——雖然這個版本的香港，結局是義無反顧的集體北上。

容筆者斗膽詮釋，對《老港正傳》的批評甚至失望，就是連這個大眾認可、政府官員大學教授瑯瑯上口、並給予香港各種社經政治文化制度提供合理性的香港故事版本，也告失守。然而，這浪對《老》的評論的教訓，難道不是正式宣告某種更深刻的雙重失落嗎？大部份香港人勤勤懇懇奉公守法四五十年，耕耘出經濟繁榮文化（可能一度）多元，到底還是要在九七後棄守香港，此失落一；失落二，上述成功歷程，哪怕已是近乎飛釘走鐵九江雙蒸後的經濟故事，加些少港人鼓起勇氣向當權者說不的政治點綴，竟都要成犯禁的情節！

並非要雞蛋裡挑骨頭，但定位為一部於回歸十年對香港經驗回顧與反省的電影，一眾對《老》的批評果真有不當之處，不在提出了電影久缺了甚麼，而是批評得不夠進取：難道補回民革八九七一，電影便能有意義地反省香港故事？簡化香港經驗固然要不得，但作為反省香港經驗的電影，也斷不應止於把流行的香港故事依書背誦一遍吧。


1984的《公僕》：雙重埋沒

《電影雙周刊》於一九八四年特製了「懷舊風特輯」，探討徐克《上海之夜》、許鞍華《傾城之戀》、梁普智《等待黎明》等電影。沒錯，八四年就是中英聯合聲明，加上一連串表面上以遠去的時代背景包裝著不知是否存在的社會評論，難免影評人張九會如此說：「和李焯桃談起『新電影』（作者註：當年對『新浪潮電影』的另一稱呼），他說嚴浩的《夜車》（作者註：1979年）、徐克的《第一類型危險》（作者註：1980年）等在今日回顧，又多了一重意義：新電影最常被人詬病的狂暴、悲觀、宿命一類特徵，今日看來竟然完全justified。」作為認為，部份電影工作者對世局有著先知先覺，甚至不合時宜的敏感。由是之故，不少上畫時被埋沒、被影評人以別的角度或框架批評的電影，若干年後，在某種社會大環境下，或許才能顯示出其對時局回應的敏銳性。

然而，筆者倒想補充，埋沒也不止是一種的。《夜車》及《第一類型危險》等電影，既是新浪潮的代表作，也能於幾年後在香港前途談判得全香港人大難臨頭時，接駁上另一詮釋框架，成為香港電影史論述的一部份。有些電影則要更倒楣一點，其鋒利之處總是已經被埋沒，也無以接駁成為思考香港電影史，以至香港自身故事的資源。李修賢同樣於1984年製作的《公僕》，或許在此能權充一例。

論票房當年榜首的是《最佳拍檔女王密令》（徐克導演）、《快餐車》（洪金寶導演）、《貓頭鷹與小飛象》（洪金寶導演）、《開心鬼》（高志森導演）、《靈氣迫人》（于仁泰導演）等娛樂片，這當然絕不令人意外。翻翻《雙刊》，備受影評人關注的，最多評論文章的當數《似水流年》（嚴浩導演）、《省港旗兵》（麥當雄導演）、《傾城之戀》、《上海之夜》等。時值八四，九七臨頭，影論人的評論傾向也難免把所有電影都作為一則又一則要解讀的政治寓言。無論是《省港旗兵》將內地人看做徹底要排斥的他者，還是《似水流年》以鄉土情懷化解一切矛盾，也只是面對同一問題的兩種背反的態度而已，所謂銅板兩面。

《公僕》的故事是以老差骨李修賢與學堂出身的艾迪作骨幹，兩種辦案作風相互碰撞，末段搞出殺錯良民無可挽回的悲劇，由此引申出對警察作為合作使用暴力的政府代理的深刻猶豫。電影節奏控制得不算很好，對警權這核心問題的關注，在情節本身的推進過程中亦有進退失據之處。但論其對警方暴力問題的觀察，其尖銳可謂港產片的高峰。近年有「剝光豬搜身」、警署強姦等事情，香港幾乎才剛剛「發現」警權這個重大社會問題。片中李修賢在警署裡扯破自己襯衣，撞向文件櫃扮受傷，老屈涉嫌改槍的疑犯搶槍兼襲警。警隊固然一直有問題，問題卻更是出於香港社會缺乏有如《公僕》之類的文化記憶。

當年《雙周》唯一一篇《公僕》的影評，也只是將電影簡化為一部通俗的警匪片，也就不足為怪矣。警察形象在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後快速洗底，警權、警察暴力這個系統性的社會問題也「自然地」我們的日常意識中淡出。李氏這部對警權問題深刻反省及猶豫的作品，成為他警察電影生涯的一聲絕響，一次例外；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一片的熱烈討論中，注視本土社會體質的一點無以為繼的微弱怪光。


時光倒流：還不討債更待何時

根據齊澤克(Zizek) 對《安提戈涅》及《哈姆雷特》的分析，兩部作品都包含未白之冤及不當的葬禮。安提戈涅及哈姆雷特的父親肉身雖已作古，他們在人世中的事務卻未完全解決，換言之，他們的死是不完全的。夾在這肉身已死，但還有人世間未了事之間這種狀態，他們無可避免以某種形式回歸，回到當前現實討回所謂的「符號債務」。

電影《老港正傳》的處理又好，新浪潮電影又好，《公僕》之類的電影又好，難道不能理解為屬於香港的一筆所謂「符號債務」（symbolic debt）嗎？這筆「符號債務」，既是香港電影史論述的債務，也可能是透視我城歷史論述缺失的一筆債務。真亦假時假亦真，香港今天已成為了一個人稱金融中心的地方，大部份人會認同或希望自己是中產階級。只是那要命的最近三四十年，我們對香港和香港人的認識已極速收窄剩下經濟動物享樂至上。香港曾經有過的稜角，對發展至上的猶豫、對許多社會體制的質疑，即使不是被徹底肅清，也是被掃進祖母的日記簿裡成為「我也曾經激情過」的談資。回歸十多年，無聲無息之中，別說對正統香港故事的質疑、猶豫、補充和註腳，就連最正統最主流的香港故事也悄悄被慢慢否定、改編和漂白（蒼白的「白」，非潔白的「白」）。

我們嘗試挖掘過往香港電影，辨認出有別於教科書或流行論述的香港面貌，檢回我們沒機會直面的傳統、被粗暴棄置了的精神，與及各式各樣未完成的計劃。有別於諸如「中港融合」、「背靠祖國」、「集體回憶」、「懷殖民的舊」等空洞口號，不對我城的文化土壤進行挖掘及重組，又焉能定位今日香港、形塑香港人主體、討論香港的方向？重新思考三十年前的一堆電影，猶如釋放一群還未及安葬的幽靈，讓它們重出人間追討符號債務，干擾因為這堆幽靈的構成性缺席而得以形成的論述秩序。


本文刊於隨2009年四月號《香港電影》附送的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季刊2009年四月號《HKinema》

尼泊爾人必需要死，或消費社會萬歲

奧利華史東的新作《w.》，裡面有場戲是鮑威爾突然正氣，質問副總統和國務卿等，恐佈份子根本散落全球一地都係，在伊拉克又找不到所謂的「WMD」（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出兵攻打伊拉克究竟是為甚麼。他一再強調自己軍人出身，每條美國少爺兵的性命都一樣重要，他不明白為甚麼。

副總統即時彈出來，說美國人口只是全世界的百分之五，能源消耗卻是全球的百分之廿五。中國俄國等地方固然是有石油資源，但過多三十年可能都自顧不暇，石油蘊藏量極豐富的中東，因而就是美帝國版圖的必然部份。

他媽的天理到哪去了。政治是甚麼，政治就是以完全不成比例的軍事力量實現一個完全不合理的世界——為了讓美國人可以幾十倍地享用其他人享用不到的地球資源。最令人不安的，卻是這應該已不是甚麼陰謀，也不是甚麼秘密。


被「證據」殺死

所謂的不安，並不單單在於地球資源有人享用得多有人享用得少這個所謂「客觀事實」，亦不只在於許多人已經習以為常。這個現實，還有更毒辣的一面。

差佬在何文田山槍殺尼泊爾人一案，與其說輿論和報導在評論和描述事件，全城都嘗試為警察殺人尋找辯護理由這點，難道不是更明顯麼？警察開槍打爆人頭，無可置疑是絕對令人震驚的。為了在意識上和語上秩序中安頓這震驚，便出現了以各式各樣論的專家為我們作出「技術分析」，說南亞人毛孔又粗又煮咖哩，胡椒對他們不起作用之類。但更根本的，難道不是城市對露宿者的焦慮麼？該尼泊爾人無家可歸，拾人殘羹餘唾，兩個紅白藍就是全部家當，間或問晨運客借支煙仔食，向山上小草撒野，諸如此類。

這當然就是露宿者典型形象，典型生活，難道他們可以出入坐的士或開私家車或花幾千元到上海或台北渡周末？或像《得閒飲茶》裡的viann般點了三千幾蚊的日本菜然後十分鐘說嗌飽剩下一桌子的珍饈？記得九七前後有調查指出，香港的新樓有七成是空置的，房子之於炒樓客就是他們望也不用望也可以買賣如儀的商品，這別說就是露宿者可望不可即的生活，這根本就是露宿者無家可歸的原因之一。換句話講，露宿者就是市場經濟消費社會概念上和定義上要排斥的對象。


欲蓋彌彰的對抗性

對於炫耀性消費，對於廣告和媒體等如何形塑了現代人的生活，社會學文化研究等學科的分析和批判當然不缺，這裡不用再示範。欠缺的不是隨口嗡式風花雪月，可能是將這些分析和理論直指所謂「和諧社會」和「常態」的邊界，或曰社會構成性的分裂。露宿者的生活，並不遵循貨幣和商品的邏輯，對地球資源的消耗和破壞亦大幅度地比任何「正常」的城市人為少。筆者不欲浪漫化露宿者，相信他們有能的話亦會希望脫離露宿的生活，但如果地球有一本歷史，他們的生活模式難道不是街頭巷尾才找得著的的隱閉英雄嗎？

古希臘有位仁兄叫第歐尼根，他最巴閉的事跡是連亞歷山大大帝都要專誠拜訪他，他卻叫亞歷山大讓開，別擋著他曬太陽。沒錯，這就是犬儒學派的老祖，這種犬儒（kynicism）與我們今說只懂冷嘲熱諷玩世不恭，否定世界有任何真善美的那種犬儒（cynicism）完全相反，但這需另文再述。k字頭的犬儒天生天養，放棄一切私產及物質生活，孓然一身了無牽掛，鄙視裝模作樣的組織和制度，甚至隨街小便做愛，行走江湖最多拖條狗及帶上一本書。犬儒主義者一直不僅遭建制排斥，也遭教會和其他希臘哲學排斥，不成氣候，可謂邊緣中的邊緣。但就如德國哲學家sloterdijk在其《犬儒理性批判》中所說，他們面上永遠掛著的微笑就是他們最根本最剝奪不了的武器。世界可以排斥他，但他的微笑就是他對現實世界的否定，就是他的存在的意義。

當然不是把露宿者誤認為有意覺的犬儒學派信徒，不同年代的犬儒要回應的社會文化現實也不盡一樣。但從露宿者的存在所對照出的社會病態和價值觀，不但沒有為輿論所重視，反倒被挪用為他們無法與人溝通、兇殘、可疑、需要鏟除——亦即是，抵死——的確鑿證據。文首《w.》裡副總統對出兵伊拉克的論點，出兵「攻打」這個意象，實在是深刻之至。資源的佔用不僅是一個「社會事實」，亦是需要以攻擊性破壞性的手段達到的目標，更是一個套套邏輯地辯護自身行為的準則，三為一體滴水不漏。當中你死我亡的對抗性，是尼泊爾漢子之死銘刻在城市肌體最深刻的教訓。

粗口炸彈保溫瓶

事情就是如此飄忽而弔詭。犯禁的東西，並不因其禁忌的性質而被壓抑，尤其是在媒體的中介下。學生自家制炸藥事件，老師校方勉勵學生注安全，學生壓力大得要寫悔過書，媒體消費者當然樂得每天追看同仇敵愾。但如果自制炸彈是禁忌，報刊繪形繪聲的報導自制炸藥的材料、如何上網找video tutorial等，難道不是事件最弔詭之處嗎？黃毓民由「仆街」說到「不該」和「poor guy」，難道不就是最好的說明。徹頭徹尾的禁忌與其擲界位之間，纖幼處得有如青絲，卻是龐大的快感泉源。

早前聽朋友說，鯉魚門六十年代前本存在石礦場，一場六七暴動礦場內大量炸藥不翼而飛，殖民地政府就索性將礦場關門大吉。涉事的少年大概不知道自己的科學探究精神不慎踩中了埋藏在統治者記憶中的地雷陣，但這興許是自家制炸令政府隆重其事的一條不為論及的註腳。

同理，不太善忘的讀者都會知道，立法會首次引入（局部）直選是一九九一年的事，即佔開埠至今百份之十多些少的時間。絕大部份時間以來，議會即使有所謂文化及操守的慣例，也是將絕大多數香港人排斥在外的所謂慣例，急不及待就忘情擁抱之，這有個學名，叫「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然而，當曾蔭權及一眾官員及建制派侃侃而談甚麼議會文化核心價值，當粗口真的在議會中被壓制排斥，至少媒體消費者還能從大量博學多才的學者評論筆下，了解如「仆街」等說法語出何典，於廣東話中是甚麼性質的表達等，可謂鑑古知今大開眼界——這只比替所謂「粗口」正名短了一步，短了與權貴的論述權鬥爭得勝這一小步。

追本溯源，連串事件的第一樁，是曾蔭權在立法會中說了疑似是「狗噏」的話。三月底他公開回應這根導火線，他提出了三個解釋：一，激烈辯論時，有時他會說話「失音」，失了準繩；二他沒有說粗口的習慣；三，事件發生之前，他根本未曾聽過「狗噏」這個說法。這徹頭徹尾就是弗洛伊德著名的保溫瓶笑話的港式演繹！

話說某甲借了某乙一個保溫瓶，用完歸還後，某乙才發現保溫瓶破損了。他上門向某甲追究，某甲二話不說的列舉了三種說辭：一，我借的時候已經破了；二，我還的時候還是完好的；三，我真的有向你借過嗎？先不論弗氏引述這個笑話是想闡明夢的特別邏輯，讓我們搞清楚這笑話的第一層教訓：三種說辭當然滴水不漏的免責聲明，但發表免責聲明的前提，卻是某甲實牙實齒的損毀了某乙的保溫瓶。弗洛尹德當是笑話說的案例，曾蔭權竟還在hang-over煞有介事的權充作解了。

越開口越空虛

八十年代中國的燦爛，是否必需待今時今日的屈悶才顯得特別珍貴。

周浩的《冬月》，是聰明得不得了的電影行動。一個大學學法律的共產黨員，在固始做其基層的書記工作。愛民如子痛其不成鋼，努力張羅外資，遇美國人便送生日蛋糕唱英文生日歌並玩超級無敵掌門人蛋糕塗面；遇台灣人便晚飯卡拉ok兼送五十萬元人民幣當見面禮再加每月一萬塊電費優惠。

銀幕上他絕對不是貪官，他只是想get the job done—哪怕除了熟識中國國情的外國人或內地人之外，他的行為甚麼標準下都是具爭議性的。沒錯論拍攝和剪接周浩都是公道得很，沒甚麼所謂醜化或美化。官員有在鏡頭前息事寧人有刀山油鑊，有挖鼻屎有掏兩百元腰包給上訪戶。但正如在一個正在殺人的殺人狂前保持沉默會被稱為silent support，導演的冷靜和公道，於他可能是恰當安全，但這完全不礙他這部無法在國內公演（當然有如他說，這些事情對內地人比日常生活更日常）及只能巡迴各地電影節的作品對其提出絕對正路的問題：究竟甚麼人在治國，國究竟是如何治的，諸如此類。換言之，本小利大或日無本生利。

早幾年的粗微粒版文藝大悲劇《盲井》看夠了沒有。可能我偏見實在太決定性，聽到導演說他到北京學電影前幹了十多年時裝設計師，便浮出了某種特別苛刻的要求：絕不要打著中國電影之名給我來個mtv。

然而，導演鄒鵬的《東北東北》還是叫我絕望到盡。深得不能再深的景深，不斷猶豫的焦點，有點像《任逍遙》有時裝（當然是挺有意識的東北版）有夜店。但粵語殘片還是粵語殘片，受潮流洗禮具達人觸角並不保證甚麼，長長的鏡頭掩飾不了觀點和價值觀的空虛，即使拍的是自己的家鄉。說一個關於年青人犯禁的故事，也可以不痛也可以不癢：個人的受苦和低迴buffer了一切。如果人侯孝賢的排解是把鏡頭搖高到青山綠水，鄒鵬的處理就是以女主角流產的那攤失焦的血，置換那其實收不了的尾。間或出現的情慾及驗孕場景，並不協助塑造角色或推進劇情，感覺更像為表現某種中國後社會主義時期的造作吶喊。

相對《再見烏托邦》的心如刀割下筆千鈞，這兩套片，不啻就是「我張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大魚，你的名字是創傷

各執一詞的煙幕

年齡已過百的人瑞級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曾研究過南美的一個部落，部落裡的人被邀請繪畫其部落的屋子分佈。同一部落，畫出來的分佈圖，竟然出現了兩種分佈的模式。第一種呈同心圓狀，一個大圈的屋子圍著一個小圈的屋子。自不待言，大圈和小圈的屋子份屬同一部落的兩類人。第二種份佈，相同的兩類屋子並不呈同心圓分佈，而是左右門神各據一方。

李維史陀做研究的時候有直升機沒有，不得而知。但他並沒要求找個上帝的高度來拍張照，然後以法官的口吻宣判誰對誰錯；他也不認為是要兩者取其一，或者以更和稀泥的思維歸咎於某種含混的文化相對主義——如此處理便徹底地off target，眼白白的放走了引領研究者進入這部落真正矛盾的機會。因此，李維史陀更傾向認為不同人「傾向於根據他們在這個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來采用某一種而不是另一種方法來形成關於這個組織的概念」（抱歉譯文比本人文筆更累贅，出自李維史陀，《結構人類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換言之，參考點並非所謂客觀事實，而是部落的不同成員，為甚麼會畫出迥異的兩種分佈圖；關於這個部落的（地理上及人際關係上的）構成，不同的成員希望透過分佈圖說甚麼不同的版本。


匈牙利小鎮的騷動

匈牙利當代國寶級的導演bela tarr，難道不是如此邏輯實至名歸的演繹者嗎？他2000年的作品Werckmeister Harmonies（港譯《殘缺的和聲》，內地譯《鯨魚馬戲團》），講述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匈牙利小鎮，有天來了一個超級無敵大鯨魚的標本，在鎮內引起了極大的不安情緒，然後流言開始滿天飛，鎮民開始認為鯨魚就是特落伊木馬，展覽只是入侵的藉口。結果就是木馬裡的士兵和翻天覆地的騷動，竟然由本鎮的居民自導自演了。

電影的意義系統當然遠為複雜，因為鯨魚對小鎮的震撼，其實是與鎮上一位研究樂理的老人相對照。老人窮一生的精力，就是要推翻音樂理論裡的阿基里斯腳跟點。筆者絕對是樂理的文盲，但從電影文脈和其他資料中推論，所謂的Werckmeister temperament就對音傳統樂理的「調」的定義和概念的革命。受波及的不僅是由此建立的音樂史，歐洲文明史，更根本地，它重新劃定了所謂甚麼是和諧悅耳甚麼不是。老者因德高望重，被指派去組織鎮民進行秩序整頓運動。但鎮民卻雪崩一樣的變成了木馬裡的士兵本身，一發不可收拾。片中對內爆及外襲的看法，餘音裊裊。

肆意的揣摩鎮民對鯨魚的情緒反應，幾乎要人以為貝拉塔爾就是受到李維史陀《結構人類學》的啟發才開拍《殘缺的和聲》了。多給一點背景資料，分佈圖的案例和電影的關聯便會更明顯。首先，電影是改編自一本1989年出版的小說，the melancholy of resistance（作者laszlo krasznahorkai）。匈牙利戰後雖也是共產國家，但其變天其實大概可追至1987年，新總理上任，不僅撤銷了遊客的封鎖，反對共產黨的運動也不斷升溫。及至1989年初，黨宣佈了匈牙利將實行多黨制，並宣會舉行大選。五月——北京的學生還在靜座絕食——的時候，匈牙利人已經搶閘把分隔他們與左邊鄰居奧地利的鐵絲網撕開，鐵幕的第一道缺口也。

也就是說，原著小說是設定在匈牙利一個暗湧不斷加劇，但前路並未明朗的時期。邊界封鎖已撤，匈牙利人正要開始面對於他們而定或者相當陌生的各種事物。為甚麼會是鯨魚呢？龐然大物的鯨魚不僅在體積上似乎包含了鎮民一切未知的，人工或上帝的創造物；不提或者真不會留意，匈牙利可是個沒海岸線的國家，來自海洋的龐然大物根本無異於來自唔知邊的ufo。


除了科學現象，這還是…

在這條向來平靜得刻板的小鎮上，突然來了一條鯨魚這樣的巨型外來者，鎮民的反應和情緒，以至後來由懼怕有人來鎮上搗亂，短路至直接擔起搗亂的角色，歸根究底就是李維史陀的態度：如果表面平靜其實山雨欲來，對前景不知所措是鎮民的根本創傷，跳過客觀判斷，直接揣摩鎮民可能會出現的情緒反應，才是貝拉塔爾對於其祖國最大膽，形式上最具創意的政治聲明。當然，電影似乎是悲觀的，一直照顧老者生活，並協助其組織秩序整頓的年青主角，最後受到過大衝激而發了瘋。但換個角度看，鯨角標本對鎮民的衝激，更對路的可能就是指涉鐵幕倒下後歐美式的市場經濟消費主義。而玉石俱焚的結果，引誘著觀眾猜想——當然不無灰暗茫然——導演對市場經濟消費主義的終極不信任。

甚至遠自古希臘以來，大海和陸地都是具有極重文化和政治含意的比喻。相對於大海的流動誘惑不檼定，陸地甚至山洞才是真理和智慧的所在。在理想國中，柏拉圖的理想國的位置，不就正是要在內陸遠離只知利益的航海口岸嗎？大海對香港人的文化意義是甚麼，筆者沒有深究過，但金融海嘯、巨大鯨魚、徘迴不走，全民起哄等，不就是編寫寓言的上好元素嗎？除了科學價值，這條天外來客訪港也是內觀香港人處理創傷的一次寶貴的機會。

希望不是被害妄想

中學的時候，曾經受教於一位具典型理科生氣質的年輕數學老師。除了教授數學，他還會見縫插針地教導科普知識。有一次，他告訴我們，家裡的殺虫水，要定期轉換牌子，否則蛇蟲鼠蟻適應了，便會產生抗體，橫行無忌云云。

類似想法最重要的理論家及實踐者，難道不是納粹德國嗎。眾所周知，納粹時期的德國，社會有秩序得不得了，連火車也絕不誤點，說不定就是香港和大陸所說的和諧社會的典範。但同一邏輯雙生兒的細孖，就是甚麼毒氣室、奧茲維辛集中營。亦即是希特拉反猶的辛辣手段。但上述蛇蟲鼠蟻適應殺蟲水的邏輯，還是在希特拉手上才發揮得極致：不僅要使出渾身解數對付猶太人，更要假設所有在逃出納粹追捕的猶太人都是有如歷盡所有化學品後變得不毒不侵的蛇蟲鼠蟻。換言之，沒有被抓進集中營的猶太人，就是最危險的猶太人，他們刀槍不入陰險賤格鐵掌水上飄，必需加緊消滅刻不容緩。

究竟這是具有科學研究的證明結論，還是某種並不明言的情感投入，兩茫煙水再也說不清。

如此邏輯如此像是無底深潭的肉緊，看似荒誕。但，傾斜觀看，難道不就正是特區政府處理禁煙問題的態度嗎？由禁止煙草廣告、到室內全面禁煙、到排山倒海的宣傳、再到乾脆多抽百分之五十的煙草稅，儼然就是電玩裡的英雄，一關一關的打大佬。終極的大佬形像，似乎就是完全清楚吸煙對健康的可能壞處，亦消費得起四十元的煙仔，有私人地方而不必怕在公共屋村範圍內抽煙而影響他人或被扣分，甚至乎已經自備人壽醫療保險故不會「加重公共醫療負擔」，餘不一一。換個講法，這個無論如何也制服不了的大佬，其實不過就是預備好付出無論是金錢或健康或道德形象代價的煙民。換個講法，就是階級問題，赤裸裸的經濟歧視。

香港要麼效法不丹全面禁止煙草進口，否則種種控煙措施與市民抽煙（卑微的）自由之間（哪怕這「自由」已被法例、道德污衊、消費能力所中介）的距離，便始終是，亦應該是無法僭越的深淵。前車可鑑，希特拉是被視為首個主張禁煙的現代國家元首，在一片種族主義及優生學的混亂修辭中視抽煙為「墮落」的行為；不用說的，當然是一籃子順理成章的控煙措施：公關文宣、青年老年及懷孕婦女不獲發煙票、空共場所（包括戰時的防空洞！）禁煙、禁止煙草廣告、大幅增加煙草稅（80-95%！）等。以亂七八糟的藉口，嘗試僭越控煙措施及個人自由之間那段necessary的距離，成就了法西斯的定義。一炮而紅，名垂青史。

亦十足十特區政府的控煙手段。



三月廿三日社民連發起的反加煙稅遊行
制作：領男

一年容易

電影節揀了：

一，《金國民》 （三月廿四日，科學館，七點九）
二，《w》 （三月廿四日，grand cinema，九點半）
三，《再見烏托邦》 （三月廿五日，科學館，九點半）
四，《東京夜曲》 （三月廿七日，朗豪坊，九點四十五分）
五，《東北，東北》 （三月廿九日，grand cinema，六點）
六，《明媚時光》 （四月一日，朗豪坊，九時半）
七，《我不買西裝／河上的愛情》 （四月二日，朗豪坊，十點）
八，《流氓的盛宴》 （四月三日，藝術中心，九點半）
九，《死女》 （四月三日，朗豪坊，十一點四十五）
十，《誰和誰和誰有路》 （四月四日，大會堂，九點）
十一，《完美生活》 （四月五日，朗豪坊，八點）
十二，《往事在他方》 （四月六日，朗豪坊，九點半）
十三，《買起我老闆》 （四月十日，朗豪坊，十點半）
十四，《大絕食》 （四月十日，文化中心，九點）
十五，《走私少年七日譚》（ 四月十一日，太空館，三點）
十六，《一首punk歌救地球》 （四月十三日，文化中心，六點）
十七，《廿四城記》 （四月十三日，文化中心，九點）
十八，《無限春光在險峰》 （五月三日，科學館，四點半）

這幾個月做死冇命賠，最好的放鬆方法就是將時間表徹底填滿。

妖魔鬼怪的飛佛

一首眾人的歌

回應拉克勞05年的著作《on populist reason》，齊澤克於其〈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中曾提到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第九交響樂》是一首怪異的樂曲，曾被東西德共同在奧運會中當作國歌使用、為前英國殖民地西羅德西亞（今天津巴布韋）為維持種族隔離而宣佈獨立的ian smith政權選為國歌、中國文化大革命一片反歐洲經典的氣氛中被視為一首進步的階級鬥爭之曲、甚至連希特拉的生日派對也曾曾演奏此曲。換言之，假以時日所上述提及的名字和時期若已作古，可以幻想由毛澤東到希特拉，由津巴布韋的種族主義者到秘魯的恐佈份子，齊齊在天國拋棄塵世的恩怨，抱頭忘情齊唱多芬這首第九交響樂。

齊澤克之所選這首曲子作為其文章的結論，是要回應早幾年如法國和荷蘭之類的傳統歐洲大國，在如土耳其等國家申請加盟時的態度。她們有個簡單不過的口號「no！」。這個空洞的口號，結連了的是多種迥異的動機和立場：有的怕大量湧進的廉價勞工將壓底歐洲人的工資，制造失業問題、有的從根本抗拒尊貴的歐洲文明將給這些中亞佬稀釋、有的從土耳其人處理人道問題立場反對…不一而足。

換句話說，不是反對土耳其加入的各方陣型持相同立場，倒是對土耳其加入歐盟的反對旗幟，有效地把不同政治的立場（暫時地）連結了起來。然而，贊成的又在想甚麼呢？他們也許不過就是最冷酷無情的資本家，認為：沒錯呀，把土耳其加進歐盟，就是為了要多一大批無需工作簽證就可無限制地顧用的廉價勞工！


捉襟見肘的「保育」

這裡的政治教訓，難道還不夠明顯嗎？在歐盟處理土耳其問題上，任何誠實的歐洲人面對的都是一個揀無可揀的困局。一種立場，無條件地擁抱歐洲的文化經濟遺產，而對當中的殖民、侵略元素視而不見。另一種立場，更徹底地無視整個歐洲的文化根基，把祖母的日記本都典當去，然後去擁抱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競爭秩序。

但這曲目到底有甚麼特別，可以吸引歷史上各位張牙舞爪的惡魔？同時又可提供齊澤克回應歐盟現實政治問題的答案呢？據nicholas cook的分析，這首歌頭半首有如聖詩首的莊嚴神聖，在中段突然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借來了歐洲於十八世紀由土耳其取材的軍樂，營造了一種嘉年華式的狂歡氣氛，然後再一次突變：彷彿百萬人齊齊應聲下跪，向著遠方的天空歌唱，大概有幻覺那仁慈的天父就在星星的後面。但隨後的慶祝感覺又無情的揭穿了之前的萬人大合唱的虛幻：那仁慈的天父根本便不存在。最後的莫扎特式結尾，更是詭異地結合了土耳其元素及十八世紀的古典主義，坦白地承認那種博愛的歡樂，究竟是虛幻的。

假若我們傾斜觀看，但這種虛幻其實是嚴格意義的曖昧的。其曖昧在於，究竟是交響樂的後半干擾了頭半部穩定的秩序，還是後半部純粹是無意識地指證了前半部歐洲典型莊嚴文化的虛妄？認為高等莊嚴歐洲文明就是防守的最後陣地，與認為全地球人（包括歐洲人）都要投入臉不紅氣不喘的殊死競爭，其實是不過是銅版的兩面？

貝多芬在曲中借來了土耳其的進行曲元素，作為烘托其歐洲價值的絕望嘗試，在此就恰好成了對歐洲文明的終極詛咒——180年前貝多芬已無意識地對今天歐盟的問題發表了其超時空的洞見。齊澤克認為，真正的測試在於歐洲人能否批判地直面歐洲傳統，突破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那種偽裝為選擇的宿命。（齊氏的法藉心理分析同行julia kristeva在《反抗的未來》一書中，便提出了歐洲如果真的有值的保留的價值觀，那便是「對個體的人、對人的內心的重視，對生活的藝術、趣味、休閑、單純的樂趣、優雅、不考慮因果關係的即興活動、游戲、無目的的消耗、「可惡的游手好閑」的重視，總之，就是對自由這一先於一切目的的「在世」本質的重視」）然而，無論如何，當中的步驟仍然是直面自身，一頭探進那關於自身卻是未知的領域。


人話保你又話保

關於政府拋出來那六個「活化保育」項目，我沒其他同文所知的多。只知道齊澤克對歐洲哪怕是足夠光榮的傳統的嚴厲銬問，只知道其批判的立足點是抵抗那種人人都已瑯瑯上口潛移默代的全球化城市競爭邏輯。同時，也覺得南九龍裁判處、大澳舊警署、雷生春、荔枝角醫院等，與期說是readily preservable的建築，它們在公共領域的出場不如說是揭穿了我城對自身的一無所知。法律系統對香港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史的起了甚麼作用？中藥又如何因一連串的瘟疫被殖民政府打壓？連帶西醫系統的引入又是一個甚麼故事？甚麼都不知道，就趕著要建數碼教育藝術學院、精品酒店、中醫藥研究所、背包客旅店，箇中引發的問題絕對不比回答了的問題多。

我城的歷史、我城的歷史建築，也在這個連前提也沒認真考慮的情況下，便給一個龐大的利益網絡徹底翻譯成財務可行性，連所謂「活化」的活是為了誰也沒想清楚。如果保育並不包括認真了解我們的過去，不包括探索我們所未知的過去，也不願將探索的成果影響今天的定位與方向，我們便真箇落得只在齊澤克所批評那種漫無目的的民粹遊戲中，為自己在已經預先安排好所有劇本情節中扮演沒有突圍沒有進步意義的角色。

even better than the real thing

據說市面近日流行著一條纖形的秘方：日日跳舞，跳到瘦跳到靚，只需三千元。

有個笑話，說秦始皇到處請教高明，希望為他的初生女兒找一條立即長大的秘方。一神棍斗膽向秦始皇保證，下一眼再見到的女兒，必定會是一位亭亭玉立的美少女。這就帶走了公主，禁室培育去也。神棍把公主帶回時，果真已是一位美少女——只是這一來一回，中間己相隔十六年…

這就是零糖可樂、脫脂朱古力、基因改造吃完不放屁的豆、無珈琲因珈琲、無酒精啤酒等的邏輯。因為要滿口香甜，我們灌可樂吃朱古力；因為想要刺激或麻醉，我們劈酒劈珈琲。但叫人手足無措的，卻是「刺激」一方面召喚著「滿足」、「享受」，另一面卻涉嫌與「誘惑」、「縱慾」同流合污。聰明過頭的商人便立即發功，讓消費者消費一種嚴格意義的空洞姿態：發明不含刺激元素，卻能滿足對刺激需求的產品。把消費的行為與消費的效果以一種撕裂的方式結合，妙哉妙哉。

自不待言，願意連續八星期無間跳舞，別說要瘦要靚，連渣打馬拉松大概也能勝利完成吧。這條「八星期任跳」纖形秘方，在商品化了的劇烈運動，與跳舞健身纖形之間，劃開了一道無法接駁的深淵，然後在消費行為中疑似結合。

相傳有個波蘭人，剛好和一猶太人同坐一列火車。波蘭人羞怯地問猶太人：你們的發達秘笈到底是怎樣的呢？猶太人氣定神閒說，給我十塊錢，立即相告。付錢後，猶太人便說：先到街市買條金魚，在月黑風高之夜放在一個花盆裡。波蘭人心急了，問到，然後呢？猶太人說：哪有咁便宜！再來十塊吧。波蘭人聽到一半，怎能不付下去？猶太人繼續說，然後你對著花盆連唱七晚聖詩，記著叫齊家人一起唱…如是者，波人蘭邊聽邊付鈔，到最連內褲也除給猶太人時，猶太人的秘笈也說完了。

上兩個星期，與同屋和一個長期心碎的朋友打籃球。一對一，嬴了球賽輸了條腰，個多星期整個背比在學堂的學警還要直，打個乞次都像木釘穿心。甚麼叫不割裂的消費？就是帶二百元，和那條暫時向你徹底宣戰的腰，到北角的陳照醫師的診所，被他以十字鎖的方式，突然整個人往上揪。脊椎所有移了位的地方，剎那間就所謂「正骨」了。二百元還未計感動呢。做運動健身當然是好事。愛美的女士們，但願你們劇烈舞動八星期後，能真切感受到運動的價值。

在途上我覓理想

一個普通人如何可以成為談論的對象，哲學程度直逼「有雞先還是蛋先」。

驟眼看，普通人不過特質特徵與人無異者；所謂談論，或談論vs不可能談論之分野，就是構成語言的差異能否有效的map在言說的對象。最低消費就是亦步亦趨地辨別某人某事的輪廓。弔詭之處顯然易見：如談論對象的「特徵」，是與許多人共享的，所謂「一個普通人」這個單位，就無可挽回地溶解在前仆後繼的同類中。「個別」和「普遍」這對概念，據說就是因而天各一方水火不容。

這問題似乎不著邊際，但在近2、30年全球資本主義高奏凱歌這背景下，如何思考轉變甚至革命的可能性，卻是進步的思想界及社會力量生死悠關的大問題。不同前提不同預期不同判斷的辯論前線，是旺盛的生命力和死水一樣的僵局共種的一朵兩生花。若果再扯進一個並不驚天動地的日本男生，事情又會變成怎樣？

他叫樋口拓郎，是我們洞爺七犬去年七月在北海道反八國峰會行動中認識的一個男生。年輕時在英國遊學了一年，回國後便由機械工程轉系到社會學，專攻反全化社會運動，廿六歲的他已是一名博士生。他又高又瘦，幾乎可稱木納，但其實三番四次與他碰面的場合，也是他閉著氣挺出來，在世界各地向一班與他素未謀面的行動者宣傳和號召參與各種社會行動的場合。

如果這仍是他「與別不同」的特徵，如果「個別」和「普遍」的對舉仍是金槍不倒穩如泰山，讓我們傾斜觀看這個對立的別個模式。

拓郎巡迴各地推銷社運外，他另一重身份卻是推動樸素到極的食物運動。嗜煮食的拓郎，（所到之處，他都以集體煮食作聯宜交流）和朋友在東京組織食物合作社，到處收集朱門外的酒肉，烹調成廉價的食物供應遊行示威等社會行動時參與者的飽肚需要。他們要在東京成立社區廚房，張羅有機食物的供應及一班食物同志，定期聚會，在煮食和供應食物的國度中達至各盡所長各取所需。他們的理念淺白得像絕對的真理：你可以不信神，你可以認為政治污穢，但你不能不吃飯。從尊重個人的參與和享受出發，達到一個人類普遍的層次，四両撥千斤。

事實上，雖然他為不同的社會運動，向各地三尖八角的行動者奔走呼籲，胸有成竹理想國似乎只是時辰未到；然而，他卻絕非真理在手自我感覺良好。他參與社會運動的緣由，是這種的最好註腳：拓郎的父親是一個爭取殘疾人士權益的行動者，主張和平，參與反戰反對成田機場擴張。回到家庭這個疑幻似真的「私領域」，他嗜杯中物，酒過三巡還會動手動腳。父親這種矛盾和缺陷存在，成了拓郎對社會行動者的觀念中一個根本的問號。問號並不靜態，而是兇猛的旋渦，搞運動也就不是每星期花五元做善事，同時也是解決自己構成性的問題。

換言之，社會如何變革，與行動者在運動過程中的歷練和成長，於他是共時的並行探索。陰差陽錯，極端的自我經驗和脈絡，與對社會改革的普遍主張，又在實踐的維度上夾纏不清。當代社會理論對於所謂革命主體屬個別抑或普遍爭論不休，拓郎這個活著的例子，舉出來不是要說他是梅花樁高手，只此一家把殊死鬥爭的理論問題輕巧避過。他想搞的運動，目標是把要吃東西的人都包攬在內，已是叫人滴汗的野心；流行理論中悖論矛盾的概念，在他的實踐中兩茫烟水相濡以沬，在極端的個別中閃出一道普遍的靈光，真箇心曠神怡。

拓郎一月路過香港，臨走前一晚，還有小風波一個：一天工作完結，倦得只想怒灌幾罐迷糊睡去，啤酒還未命出來就收到朋友電話，說拓郎對小弟制作關於他的短片的放映有些事要討論。立即有如阿圖塞說一個路人在街上被警察叫停，情景就有如一個有公民身份的個體被國家截停。用個術語一點的講叫，這叫interpellation。關於所謂紀錄片的倫理、拍攝者和被拍者的關係（包括拍攝的時候和放映階段等），一串問題立即如聽到號角聲的老兵列隊敬禮。

見面後，原來又係估佢唔到。不錯他是說片子要是在日本放，放給他的同志看，他會有點猶豫。畢竟日本的社會及文化環境也是少有把自己的內心披露，即使搞社會的人已算是勇於為世不容朗聲說自己意見，家庭和出身等也不能說是同志間的熱門話題。筆者願意相信他的猶豫不是相反的暗示，而是他一方面的確有興趣聽聽其他朋友對片子和片子裡的他的意見，另一方面是他也不見得完全服膺日本如此所謂的習慣或傳統的取向。

穿鑿附會的話，這又是個別的「真理」從來都是深入在要排斥它的普遍中的一個例子——但這樣說絕對是無聊到極。到底，拓郎路過香港，其實是為了他的博士論文研究，研究「行動者是怎樣煉成的」，這個看似抽象的問題，對日本社會的implication還深哩。聽過hikicomori沒有？這種日本現象就是被縱橫交錯顛三倒四的文化價值觀詮釋得水洗不清：鎖自己在家看漫畫是對世界的拒絕還是純內向自閉？叫他適應社會努力工作？這是個不能自控的「精神問題」，還是有意識的反社會行為？他們需要純論述上的重新評價，還是動員組織上的參考？

他未必會對我這樣看他，這樣把他錯置到我有興趣的問題表示興趣或認同，反之亦然（其實是有的！！！）。但這也許不緊要，把問題開展在還未知答案的領域，叫生命力，叫僵局的盡處。

開心買鞋，唔開心又買鞋

世界太混亂，空氣令我頭暈。貼下相，wai wai 自拍王，沒光圈沒快門，一卷200度菲林加聽天由命。

加送一首好得沒話說的歌：


《老劉》，美好藥店

歌的故事，看這裡。別給頭十幾秒嚇怕了。不是你品味有問題，我的也沒有，那是強迫的廣告。

缺席的在場

西九今天可能人人都聽過，西九由填海而來也屬常識。但被填平了的「海」，在填之前又是怎樣的光景？有過甚麼故事呢？

上星期日，30年前爭取油麻地艇戶集體上樓的一班艇戶及其支持者，舉辦了一整天的回顧活動，包括他她們當年抗爭和生活現場的導賞、影片照片分享及討論。其實當年油麻地的避風塘，範圍大約由大角咀以南一直伸至大約佐敦道以北，大約就是人人瑯瑯上口的西九的範圍。

在渡船街一帶，當年的艇戶述說艇上的生活，如何落艇上岸、哪隻艇上有甘神父辦的免費補習班、艇戶的食水如何供應、艇戶小朋友如何借身份證在工廠當童工等。說到爭取上樓的抗爭時，張開的關係網則更大。避風塘旁的大角咀沙崙學校校長，趁暑假學生都不上課，開放校舍讓艇戶在颱風其間暫住；79年1月7日的大規模拘捕事件刺激起社會各界，爭取改革當時鉗制公民自由表達意見的《公安條例》；還有同年颱風其間經典的佔據事件：艇戶佔領已經丟空的漆咸道軍營達一兩星期之久。

意大利作家卡爾維洛說過，城市如一塊海綿將所有事情吸收，描述一個城市需要包括這些被吸收了的過去。然而，城市自己並不會主動的把過去和盤托出，而是有如掌心的縐紋，銘刻在街角、舊窗的窗框、樓梯的欄杆——在所有耗損、凹陷和日久變形中。

胡亂引申，卡爾維洛其實說，城市本身就是一個的歷史博物館，發生過的事情各以其方式，成為館內的一件哪怕極隱形的館藏。卡氏的說法較諸香港的情況，卻未免顯得有點浪漫。如果油麻地避風塘真是紀錄抗爭的展覽館，這個展覽的主題會是爭取公民權、居住權等重要的主題，只是相關的展品都被政府系統性的規劃埋到一望無際的屏風樓的地基下。

齊澤克說過，在結構語言學裡，差異的結構決定特定signified的signifier。若然有一個特定的signifed，以純然的缺席表示，與以某一特定的signifier來表示沒有分別，當然有很多假設和前提在此說了也沒意義。簡單一點說，就是安東尼奧尼的blow up，相片中那不存在的死屍及網球，正是因為其是否死屍或是否網球，也不礙電影的推進，齊澤克的論斷當可由此理解。在香港的情況，以若以其實際已消失或不在場作為標示的線索，不知是否理論上或想法上的進步，但肯定的是，說激進，所謂保育人士如怎比得上所到之處寸草不生的發展商。

實物現場固然已面目全非，但不過30年罷，事件在今天已像是幾乎徹底不存在——這本身就已相當驚人。如何透過累積和書寫歷史來建立本地社會運動的身份、社會觀、連結及策略，仍是個遠未完成的計劃。

後話：這標題應該不比在報紙登的那個版本尻，報紙那個就自以為配合，這個就自以為抽象。我是知的，乾杯！

in him (more than himself)

不知是誰開了個蛋頭說法，說甚麼香港自七十年代麥理浩當家以來，香港人人機會平等經濟欣欣向榮安居樂業以港為家下刪一千肉麻屁話。彷彿香港有了九年免費教育消費者委員會廉政公署公共房屋後便成了地球人不甘後人要搶先試住的樂土。如此這般的三四十年，香港人連常識都遭勒索。先別要指控我一竹篙打一船人，誰在船上誰是打手誰說得清楚。

上星期天油麻地艇戶抗爭三十周年，席上記不起誰說，當年遊行示威舉牌也算是家常便飯，天曉得警察會在隧道口家旅游巴攔下來，並以非會集會拘捕檢控車上的七十多人。天呀坐在車上都算集會地鐵每天坐上百萬人次難怪香港是示威之都。無論如何這故事教訓我們，訴求不是發向一篤被動的臭屎，那篤臭屎隨時狂性大發陰毒反擊，兩者的關係叫對抗性，嚴重的叫敵對。政府是壓迫的當權者只懂鎮壓，大量因統治而起尚未算清的社會爛賬，我想是當時的常識。

但就是那個甚麼第二代人的幻覺，以為自己well off了世界就真的他媽的溫柔起來，連警察都變成了憑傲氣的硬漢子，《大哥成》裡對警察的相反假設、《公僕》裡對警察維持正義的猶豫、《龍虎風雲》裡對邁向科層現代體制的警隊的不安燥動，怎麼都一下給掃進床下底，彷彿甚麼都沒有發生。政府這碼東西，在一片震天的吶喊助威下，由在意識中明確得極致的對立面，神不知鬼不覺地轉型為任何社會政治經濟矛盾的中立仲裁。別說今天國歌瑯瑯上口的小孩子，就連年未過三十的我也曾天真的認為，政府就算不是好人，至少亦不是動輒做架倆的公公，忘情護主或者根本就是為維護注滿自己利益秩序。這就是官民狂歡攜手營造出的新常識，一片歌舞昇平的上揚中，人民和官府（或曰狗官，順馨語）的對抗性不是被定為不存在，便是錯的每每是刁民。眼所見的就是秩序，還要是需要維護的秩序。

法國史佬布羅岱爾所提倡的long duree，在香港這事例中難免展露洞見。他說當歷史研究的趨勢都像趁壚般湧到研究個別事件時，嚴重的失誤便出現於把時間看成一條單一的箭咀，事件只是散落在這條苦悶的時間線的個別元索。他提出的是時間能否有別的尺度？周期能否是某種研究的單位？研究長時段的變與不變是否比純真無邪地假定推陳會出新後浪會推前浪更有啟發性？當所有人前仆繼地要以正史的書寫確立自己的掘起及雄霸是合理和進步的同時，先不說如甚麼堅尼系數直插雲頂，五十年不變對原有秩序的維護的災難性果，把香港說得機會平等開放的人是否真的無知還是還覺得對得起良心？

其實我也可能說得不準確，往日的非法集會指控，不知甚麼時候已悄悄的滑向一條更大含混性的襲警罪。這過渡的淵源有待法學史家考證，但後者表面上政治含金量較低是鐵一般的事實，畢竟公安條例是殖民地政府為搞定左仔而立的高規格法例，把一介爭普選的良好市民與六七的所謂「左仔」齊名，也不知是左派會不服還是馮炳德會自問不及規格。無論如何警察有兩厘米的瘀傷法官便表述為不能說是不輕的傷勢，我們高薪養的公僕甚麼時候變成安安和佳佳了，兩天病假加八千元賠償，我還是第一次覺得公職人員減薪是大快人心。

這難道不是心理分析向來關注所謂的「凝視」嗎。簡單來說，凝視不是簡單的專注看，而是涉及看見某些平常看不到的東西。任何秩序都有個虛位，這個虛位包裹著既有秩序的矛盾及混亂，並以某種無意義的小物件作為載體出現，其功能是維持這本身弱不禁風的秩序的穩定性。這小物件一般不起眼，需要所謂looking awry才看得見，看見它，意義不單是接駁上這小物件向你拋出的反凝視，更是連帶直面了這小物件包含的秩序中的混亂及矛盾。換言之，被召喚是有効凝視的可能性條件。

也就是說，若你就相信香港真的機會平等十桶金等你拎返屋企，警權問題在香港陰魂不散這個小污洂就永遠不會進入你的雷達；反個頭來講，那個由七十代為中心的香港故事，統治者打壓追求社會變革者的手段五十年不變這些則完全拋諸腦後，才能維持整個視野裡只有北京倫敦角力和經濟繁榮。我們也因而被剝奪對警權維持警剔的社會條件和權利。斗膽假設，不了解香港社會對警察的「常識」的詭異轉化，談論警權問題就必定是概念的抽象的。如果齊澤克有幸光臨香港，警權這個objet petit a，之於殖民地到今天所有特別行政區的面貌，大概足以讓他來個心理分析加殖民情狀的盡情crossover。

我不懂寫信，勉強寫出來也恐怕乾澀無味，但實牙實齒的憤怒卻是如假包換的一大腔。憤怒的不單是個別法官的個別判決，扯到流行的香港故事，怕是扯遠了，只是這兩年的事情針對性至此，我只期望真真切切的關於香港的大辯論能藉此助跑起飛，以及好朋友能儘快渡過這他媽的十三星期。

永遠懷念塔可夫斯基的聖誕禮物

元旦要上京參與打工文化藝術節，近日常要租先達的band房練習。見到band房門外貼到一走廊的gig海報，在新蒲崗工廠區，中環藝萃會，gothic唯美死亡metal甚麼都有，聯繫澳門廣州深玔巡迴甚麼都有，總之是一地開花。不知是筆者孤陋還是感觀錯亂，是一地花了，這一地的花怎麼竟然是視覺而非聽覺的？一地開花，但竟聽不到與環境名符其實格格不入的雜音？

高談闊論對獨立樂音理想之類，太複雜亦太柒，丟現眼無謂。但翻一翻自己的腦袋，總會浮出以前amk六四後演出時把一個小瓶（小平）用繩子吊起，然後不知是丟到地上踏碎還是怎樣。黑鳥開show又是有警察滲透還是查封甚麼（詳情可找黑鳥全集裡的乜乜碟邊首歌），然後甚麼band又在台上放火，演出中途被腰斬。一句到尾，indie不是以樂迷人數不及容祖兒多來定義的，一廂情願都好，挑釁和針對性怎說都應該是生死悠關的核心價值，無論你的風格是amk式的甜美和舞動，還是黑鳥配莫昭如的狂燥猛火。

回正題，近幾天網上熱列討論著新組合「永遠懷念塔可夫斯基」的聖誕演出的事情。這個新組合是由my little airport的阿p及pixel toy的何山組成的。據資料，整件事是由一班定期聚在一起看塔可夫斯基電影的朋友開始的，慢慢他們由看電影到夾歌念詩，間中大吃大喝。「為香港90年代cult片、妓女、基層而高歌」，是他們自我介紹的第一句。他們這個組合的頭兩首歌，就是為一位因為金融海嘯而被裁掉的朋友而作的《give him a job》和《企業社會責任》。

最新一首歌《聖誕半裸派對》，就是目下的那一點火頭。他們找來了「露體狂小丁」到香港一個荒島上拍了一條相當搞野的裸體mv，重要部位以鮮艷欲滴的水果遮住了。
model: 露體狂小丁
video: 德國藉影像作家格勒戈爾.森武沙(Gregor Samsa)
詞/曲: 阿p
編: 何山/阿p

我哋渴望一個聖誕派對
嗰度會有好多好多美女
而且個個都係半裸少女
一齊去搞瘋狂派對

我哋經已失去太多興趣
我哋經已失去太多伴侶
我哋渴望一個半裸派對
一齊去搞瘋狂少女


永遠懷念塔可夫斯基 - 聖誕半裸派對 from Gregor Samsa on Vimeo.

該mv上載youtube五小時內遭刪去。歌還是要繼續唱下去，但不單止唱，他們還付諸實行舉辦一個名為「永遠懷念塔可夫斯基 首次公開演出 聖誕半裸音樂會」：

「時間：12月27日8pm開始 ，一晚做4場，每場約20分鐘，期間會播放塔可夫斯基電影，最後是打碟時間。
觀眾人數：每場只限觀眾4人
服裝：可自行決定半裸與否，但嚴禁全裸
費用：由觀眾自行決定，無錢可以唔俾，歡迎觀眾帶備酒精小食。」

以惡意framing為己任的東方太陽來報導了，警察也來了，成員之一阿p亦被召去協助調查。最惡毒的是，差佬把完全不涉活動的富德樓業主大人也一併召去問話。據報說：「警方發言人表示，商業罪案調查科科技罪案組會跟進了解事件，並提醒市民必須合法及負責任地使用互聯網，亦應核實發起人或團體的身份。」

連流行歌手都會唱如「天天迫我上路／天天迫我進步」的調調，齋以意識作區別難道不是已經失效嗎。當然並不是白癡地煽動些悲劇式的殉道者，但永遠懷念塔可夫斯基這種寓玩樂於批判，實質上觸碰到權力羅網的創作實踐，是今年送給香港最有意思的聖誕禮物。

貼文之際，他們已經把活動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道德健康聖誕樂融融音樂 會」，要「歌頌人類道德真善美」云云。看活動的logo，鋼勁有力的直樹姆指，單刀直入的「道德」和「健康」，就是最有效的on going campaign的propaganda，自信的叫陣姿態。真箇學阿p話齋：只有在最保守、想像力最低的地方，這種創作才有它的意義。


永遠懷念塔可夫斯基的facebook group
袁智聰的介紹

要無奈，也要刀鋒！

回歸以來，天災橫禍列隊登場，畜流感少士京奧神七金融海嘯科網泡沬。一波又一波的衝擊，由二戰後慢慢建立起的所謂「香港意識」、「香港精神」據稱被打得七零八落——無論你是否同意那些就是屬於香港的「意識」和「精神」，無論你是否擁抱之。在「跑輸大市」的港產片市場中，也有杜琪峯「銀河行映像」電影中那大伙氣宇軒昂一表人材，但同時又冒失又內哄又迷途又放逐的黑西服大漢。

11月結束的第一屆香港亞洲獨立電影節的閉幕電影《三條窄路》，此情此景中，卻作了一個似乎別樣的嘗試。崔允信導演的《三條窄路》，看似一個簡單的邪不能勝正的故事：奸商在珠三角投資設廠，發生意外嚴重污染和導致大量女工長期病患。奸商要在香港上市，需要銷毀有關的證據，還把證人滅了口。一位牧師一位過氣警員及一位新紥女攝記的命運，在查案的過程中陰差陽錯地交織起來，結局是排除萬難搜集到足夠證據，惡人自有惡報也。

電影志不在說明天網恢恢，而是導演在這幾條窄路上，表達出他對香港社會的觀察：信仰在教會的體制中已失去解放、關懷及愛的精神；所謂「理想」及「市場」，成為新聞界隨手拈來為自己矛盾行為辯護的隨身法寶；警察回歸後偏安香港，樂於少做少錯等升職，怯於在跨地域的問題上申張正義。

建基於這幾點社會分析，奸商下場也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導演還有興趣為香港現今的情況把脈，及以電影這種媒界向香港吶喊。今天香港社會的特質，要麼就是如不多評論人以銀河影像為代表的所謂「後男性／剛陽」，即直接受認自己的窩囊、放棄對自己有任何期待；要麼就是動輒千軍萬馬的合拍片般北望神州。兩種迥異的態度，卻有著致命的一致性，就是不直面自己的過去，把電影視為只爭朝夕的件頭工作。

電影的結局是奸商落網，牧司攝記過氣警察在暴風雨後各歸其位，不能說沒有淡淡的一點無奈，出於誠實的無奈。在全城忘掉錯對，懷念過去，極速歸邊投誠的大氣氛中，無奈也能有其銳利的刀鋒。

捫心問，你愛大排檔嗎？

已故蘇聯電影大師塔可夫斯基拍攝其遺作《犧牲》的時候，已移居瑞典的斯德哥爾摩。相傳他的工作室，與瑞典另一電影大師英瑪保曼位處同一大廈。有趣的是，即使他們惺惺相惜，超級互相敬仰，兩人從不交流，甚至迴避碰面。

這就是齊澤克在《violence》中提出，對「鄰居」應有的態度。所謂的鄰居，指的就是恰好在你旁邊的陌生人，照計你應與他或她保持友好關係，但那種友好關係實際上別無選擇。比較術語的說法：他者。換個語境，同一性質情況的相反，就是香港版本的「共融哲學」：甚麼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斯理蘭卡學童都沒所謂，有教無類，只要你操一口流利廣東話，兼擅普通話更佳。「共融哲學」與齊澤克的「鄰居」觀念相反，不同人相處的前題是，請先放棄自身與別人的差異。

翻譯成跡近大而無當的問題：我們如何與不同類型的他者相處？

小販大排檔之類的「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究其根源是戰後殖民政府在不明目張膽介入經濟活動的前提下的恩恤處理。最初是殖民政府特別發牌予二戰身亡士兵的遺孀所經營的，一來讓她們可養活自己，二來向社區提供廉價膳食。不經意但至起碼同等重要的是，在貧苦大眾沒今天物欲橫流的消費生活時，有個社區的聚腳點。非正式經濟活動，是殖民政府治下艱苦生活的kinda出奇蛋前。幾年前幫灣仔區議會的一個出版計劃寫篇文章，便訪問了春園街涼茶舖楊春雷的少東，他便說合和大廈落成之前，春園街公厠的位置，一入黑便成了街坊大排檔的天地。大人圍堆聊天消遣，小朋友便到處跑。而大排檔的主持便是打仗陣亡軍人的家眷。當然，一如今天全世界反對mega tower的理由，合和一落成，為了「行車需要」，大排檔——或再直接一點，street life——便遭肅清。

70年代以來的香港經濟發展，看電視的好背誦教科書的也好，興許已是耳熟能詳琅琅上口。搭條蔥的是，如此的觀念中，舊區／舊物與發展／新生活的分別，只能是窮／亂／污糟／危險，與富裕／舒適／秩序等的刻版對立。雞寮和美孚新村，互相謀殺你死我亡，兩個只能活一個。香港的發展史，就是以鋼筋玻璃高檔建築單一發展的鐵蹄，在香港範圍內長駒直進南征北討的洗底史。在這常識前題中，聽到蔡瀾提議在天水圍搞「懷舊大排檔」而政府積極研究云云，難免有點天旋地轉時空錯亂。

本來遍地開花的庶民生活空間及社區網絡，就是在香港發展軌跡上不斷被驅逐及否定的「他者」。城市發展不斷將市中心的居民轉移到如天水圍等過度管理的新市鎮，同一邏輯推展到極端，損了手，就權宜生硬地回頭安插從一開始便被排斥的大排檔，香港如此發展註定要被否定的起點。

齊澤克的「鄰居」觀念，除可用於對橫面不同種族的分析及批判，轉個90度看，或所謂looking awry，便成了holbein的名作ambassador。食家蔡先生的一番好意，接駁到特區政府的積極回應，便幻化出一滴鱷魚淚：兇手在密室哭訴著要把死者的精神延續下去，嗚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