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懷念塔可夫斯基的聖誕禮物

元旦要上京參與打工文化藝術節，近日常要租先達的band房練習。見到band房門外貼到一走廊的gig海報，在新蒲崗工廠區，中環藝萃會，gothic唯美死亡metal甚麼都有，聯繫澳門廣州深玔巡迴甚麼都有，總之是一地開花。不知是筆者孤陋還是感觀錯亂，是一地花了，這一地的花怎麼竟然是視覺而非聽覺的？一地開花，但竟聽不到與環境名符其實格格不入的雜音？

高談闊論對獨立樂音理想之類，太複雜亦太柒，丟現眼無謂。但翻一翻自己的腦袋，總會浮出以前amk六四後演出時把一個小瓶（小平）用繩子吊起，然後不知是丟到地上踏碎還是怎樣。黑鳥開show又是有警察滲透還是查封甚麼（詳情可找黑鳥全集裡的乜乜碟邊首歌），然後甚麼band又在台上放火，演出中途被腰斬。一句到尾，indie不是以樂迷人數不及容祖兒多來定義的，一廂情願都好，挑釁和針對性怎說都應該是生死悠關的核心價值，無論你的風格是amk式的甜美和舞動，還是黑鳥配莫昭如的狂燥猛火。

回正題，近幾天網上熱列討論著新組合「永遠懷念塔可夫斯基」的聖誕演出的事情。這個新組合是由my little airport的阿p及pixel toy的何山組成的。據資料，整件事是由一班定期聚在一起看塔可夫斯基電影的朋友開始的，慢慢他們由看電影到夾歌念詩，間中大吃大喝。「為香港90年代cult片、妓女、基層而高歌」，是他們自我介紹的第一句。他們這個組合的頭兩首歌，就是為一位因為金融海嘯而被裁掉的朋友而作的《give him a job》和《企業社會責任》。

最新一首歌《聖誕半裸派對》，就是目下的那一點火頭。他們找來了「露體狂小丁」到香港一個荒島上拍了一條相當搞野的裸體mv，重要部位以鮮艷欲滴的水果遮住了。
model: 露體狂小丁
video: 德國藉影像作家格勒戈爾.森武沙(Gregor Samsa)
詞/曲: 阿p
編: 何山/阿p

我哋渴望一個聖誕派對
嗰度會有好多好多美女
而且個個都係半裸少女
一齊去搞瘋狂派對

我哋經已失去太多興趣
我哋經已失去太多伴侶
我哋渴望一個半裸派對
一齊去搞瘋狂少女


永遠懷念塔可夫斯基 - 聖誕半裸派對 from Gregor Samsa on Vimeo.

該mv上載youtube五小時內遭刪去。歌還是要繼續唱下去，但不單止唱，他們還付諸實行舉辦一個名為「永遠懷念塔可夫斯基 首次公開演出 聖誕半裸音樂會」：

「時間：12月27日8pm開始 ，一晚做4場，每場約20分鐘，期間會播放塔可夫斯基電影，最後是打碟時間。
觀眾人數：每場只限觀眾4人
服裝：可自行決定半裸與否，但嚴禁全裸
費用：由觀眾自行決定，無錢可以唔俾，歡迎觀眾帶備酒精小食。」

以惡意framing為己任的東方太陽來報導了，警察也來了，成員之一阿p亦被召去協助調查。最惡毒的是，差佬把完全不涉活動的富德樓業主大人也一併召去問話。據報說：「警方發言人表示，商業罪案調查科科技罪案組會跟進了解事件，並提醒市民必須合法及負責任地使用互聯網，亦應核實發起人或團體的身份。」

連流行歌手都會唱如「天天迫我上路／天天迫我進步」的調調，齋以意識作區別難道不是已經失效嗎。當然並不是白癡地煽動些悲劇式的殉道者，但永遠懷念塔可夫斯基這種寓玩樂於批判，實質上觸碰到權力羅網的創作實踐，是今年送給香港最有意思的聖誕禮物。

貼文之際，他們已經把活動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道德健康聖誕樂融融音樂 會」，要「歌頌人類道德真善美」云云。看活動的logo，鋼勁有力的直樹姆指，單刀直入的「道德」和「健康」，就是最有效的on going campaign的propaganda，自信的叫陣姿態。真箇學阿p話齋：只有在最保守、想像力最低的地方，這種創作才有它的意義。


永遠懷念塔可夫斯基的facebook group
袁智聰的介紹

要無奈，也要刀鋒！

回歸以來，天災橫禍列隊登場，畜流感少士京奧神七金融海嘯科網泡沬。一波又一波的衝擊，由二戰後慢慢建立起的所謂「香港意識」、「香港精神」據稱被打得七零八落——無論你是否同意那些就是屬於香港的「意識」和「精神」，無論你是否擁抱之。在「跑輸大市」的港產片市場中，也有杜琪峯「銀河行映像」電影中那大伙氣宇軒昂一表人材，但同時又冒失又內哄又迷途又放逐的黑西服大漢。

11月結束的第一屆香港亞洲獨立電影節的閉幕電影《三條窄路》，此情此景中，卻作了一個似乎別樣的嘗試。崔允信導演的《三條窄路》，看似一個簡單的邪不能勝正的故事：奸商在珠三角投資設廠，發生意外嚴重污染和導致大量女工長期病患。奸商要在香港上市，需要銷毀有關的證據，還把證人滅了口。一位牧師一位過氣警員及一位新紥女攝記的命運，在查案的過程中陰差陽錯地交織起來，結局是排除萬難搜集到足夠證據，惡人自有惡報也。

電影志不在說明天網恢恢，而是導演在這幾條窄路上，表達出他對香港社會的觀察：信仰在教會的體制中已失去解放、關懷及愛的精神；所謂「理想」及「市場」，成為新聞界隨手拈來為自己矛盾行為辯護的隨身法寶；警察回歸後偏安香港，樂於少做少錯等升職，怯於在跨地域的問題上申張正義。

建基於這幾點社會分析，奸商下場也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導演還有興趣為香港現今的情況把脈，及以電影這種媒界向香港吶喊。今天香港社會的特質，要麼就是如不多評論人以銀河影像為代表的所謂「後男性／剛陽」，即直接受認自己的窩囊、放棄對自己有任何期待；要麼就是動輒千軍萬馬的合拍片般北望神州。兩種迥異的態度，卻有著致命的一致性，就是不直面自己的過去，把電影視為只爭朝夕的件頭工作。

電影的結局是奸商落網，牧司攝記過氣警察在暴風雨後各歸其位，不能說沒有淡淡的一點無奈，出於誠實的無奈。在全城忘掉錯對，懷念過去，極速歸邊投誠的大氣氛中，無奈也能有其銳利的刀鋒。

捫心問，你愛大排檔嗎？

已故蘇聯電影大師塔可夫斯基拍攝其遺作《犧牲》的時候，已移居瑞典的斯德哥爾摩。相傳他的工作室，與瑞典另一電影大師英瑪保曼位處同一大廈。有趣的是，即使他們惺惺相惜，超級互相敬仰，兩人從不交流，甚至迴避碰面。

這就是齊澤克在《violence》中提出，對「鄰居」應有的態度。所謂的鄰居，指的就是恰好在你旁邊的陌生人，照計你應與他或她保持友好關係，但那種友好關係實際上別無選擇。比較術語的說法：他者。換個語境，同一性質情況的相反，就是香港版本的「共融哲學」：甚麼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斯理蘭卡學童都沒所謂，有教無類，只要你操一口流利廣東話，兼擅普通話更佳。「共融哲學」與齊澤克的「鄰居」觀念相反，不同人相處的前題是，請先放棄自身與別人的差異。

翻譯成跡近大而無當的問題：我們如何與不同類型的他者相處？

小販大排檔之類的「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究其根源是戰後殖民政府在不明目張膽介入經濟活動的前提下的恩恤處理。最初是殖民政府特別發牌予二戰身亡士兵的遺孀所經營的，一來讓她們可養活自己，二來向社區提供廉價膳食。不經意但至起碼同等重要的是，在貧苦大眾沒今天物欲橫流的消費生活時，有個社區的聚腳點。非正式經濟活動，是殖民政府治下艱苦生活的kinda出奇蛋前。幾年前幫灣仔區議會的一個出版計劃寫篇文章，便訪問了春園街涼茶舖楊春雷的少東，他便說合和大廈落成之前，春園街公厠的位置，一入黑便成了街坊大排檔的天地。大人圍堆聊天消遣，小朋友便到處跑。而大排檔的主持便是打仗陣亡軍人的家眷。當然，一如今天全世界反對mega tower的理由，合和一落成，為了「行車需要」，大排檔——或再直接一點，street life——便遭肅清。

70年代以來的香港經濟發展，看電視的好背誦教科書的也好，興許已是耳熟能詳琅琅上口。搭條蔥的是，如此的觀念中，舊區／舊物與發展／新生活的分別，只能是窮／亂／污糟／危險，與富裕／舒適／秩序等的刻版對立。雞寮和美孚新村，互相謀殺你死我亡，兩個只能活一個。香港的發展史，就是以鋼筋玻璃高檔建築單一發展的鐵蹄，在香港範圍內長駒直進南征北討的洗底史。在這常識前題中，聽到蔡瀾提議在天水圍搞「懷舊大排檔」而政府積極研究云云，難免有點天旋地轉時空錯亂。

本來遍地開花的庶民生活空間及社區網絡，就是在香港發展軌跡上不斷被驅逐及否定的「他者」。城市發展不斷將市中心的居民轉移到如天水圍等過度管理的新市鎮，同一邏輯推展到極端，損了手，就權宜生硬地回頭安插從一開始便被排斥的大排檔，香港如此發展註定要被否定的起點。

齊澤克的「鄰居」觀念，除可用於對橫面不同種族的分析及批判，轉個90度看，或所謂looking awry，便成了holbein的名作ambassador。食家蔡先生的一番好意，接駁到特區政府的積極回應，便幻化出一滴鱷魚淚：兇手在密室哭訴著要把死者的精神延續下去，嗚嗚…

問題還不在堵路霸機場…

如果我是恐怖份子，收到的士司機堵塞往機場的唯一通道的消息，還不心花怒放暗暗叫好？應該馬上夥拍豬朋狗友混入機場搞事開party。被堵塞了主要運輸幹道的機場，與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密室並無二致。

政府裡總有些來負責陰謀論的部門有能力設想類似情況，假設恐怖份子真的山雨欲來。警隊及保安局便是這類部門，他們一般都會把事情假設成世界末日的級數，並據之部處和行動。在這點上，不難明白為甚麼星期四零晨政府還要出來開記者會：因事件疑似碰到政權觸手不及的地方。而這觸手不及的地方還要正正就是防衛和運輸的腹地。這種位處核心卻是徹底離異失控的狀態，是每個政府的惡夢。

從這意義看，的士司機堵路與港人滯泰相通之處，倒不是的士司機恐怕有向佔領機場的「黃衣軍」借鏡。相通的不是堵路，而是政權的某種懸置（suspension）狀態。

在《state of exception》中，當代意大利思想家阿崗本（giorgio agamben）指出，主權理論中生死悠關的就是所謂「例外狀態」，即國家司法制度中包含的例外；這例外的基礎，就是作為標準的「法律」及作為現實的「形勢」重疊起來的含混領域。換言之，在對形勢的某種判斷下，法律必需被懸置，主權國才能維持有效性。

舉例說，99%的法律，都是行之有效沒大爭議，能規管及仲裁各種日常生活。羅馬法的傳統以降，有一些殺到埋身的情況（如國際問題、戰爭等），是無法白紙黑字由法律所規定及處理，這就是餘下的1%：主權國家透過懸置法律來行使權力，法律作為判斷座標已然失效。當然，所謂「殺到埋身」情況的定義，決定和宣佈情況已殺到埋身這個判斷（decision），便大有可操弄的餘地。

關於「判斷」的問題，阿崗本提醒我們，兩位偉大哲人，施密特（carl schmitt）及本雅明（walta benjamin）在20世紀20年代已有過極具啟發的辯論。在納粹氛氛籠罩的德國中，施認為，正是因為判斷無所謂客觀基礎，甚麼情況下需要懸置法律，主權國家有責任義無反顧的下判斷。本的看法與施的肯定態度相反，例外狀態不啻暴露出主權國家作判斷的無能（indecision），是法律及道德淪喪夾纏不清的大災難。

本雅明論斷的批判性看似艱澀，印證在特區政府對滯泰港人的處理上可能便變得比較明確。由保安局到政務司，要麼說身在外地，要麼說沒參與決策，要麼堅持處理並無不當；要麼說包機安排困難，要麼甚麼困難都解決得到一天還有四班——特區政府面對這（不在香港／超出香港範圍的）緊急狀態，不是無能是甚麼？

吃一頓便飯

大概由十月開始，排山倒海義務有籌鴻毛泰山的工作，除了應驗了某居士的大智慧：「你冇在當下活著」，也不無玩火自焚地的回應某種沒全職便等如比較閒的假設。

這些年，自從離家在外與朋友同住，父親繼續他在內地工作，金融海嘯對他的衝擊才令我開始感受到全球化這塊電路版究竟如何與許多人一髮全身的關係；媽媽也繼續在我出生，亦即將近三十年前把我生出來那家醫院工作。快退休了的她，像個頑童般開始想方設法靠近這個對她來說整天想擺脫家庭的兒子的身邊。（註上笑話一則：今天剛打電話來叫我幫她發個電郵給印尼的親人，完成後她像黃子華般說：唔該晒喎！我說：多謝就唔使啦，請食飯啦。她立即打蛇隨棍地說：好呀，幾時吖，想食乜野！）

如是著，在像炮火連天但不明就裡的生活壓力中，我與爸媽吃飯，竟不是某種記憶裡老樹盤根的開枱四人人吃那兩餸一湯的再現又再現，而是發掘著與某種特殊地親切卻沒機會建立關係的人的相處模式。前晚難得約到家父家母同枱吃飯，大概兩三個月一次，把他們領到樓下打邊爐。

我家是如假包換的「香港故事」。爸媽無論是賣樓、（嘗試）移民、離開夕陽的製衣女工崗位、到大陸開廠，全部的時間都準得有如為寫進教科書而設，而結果就是一對令人搖頭嘆息的子女。做姐姐的因為父母還供養得起，中學便開始放洋流學，畢業後工作兼落地生根，巧遇九一一美國收緊移民政策便也沒回過香港；做弟弟的快三十歲才希望人生過得蕭灑一點，不以全職工作定義自己的認同，落得除了間歇性請爸媽吃飯外，他們就無從由我身上取得任何好處。無論如何，爸媽兩人都已是由把膠花拿回家穿到今天基本上徹底解決生活問題的人。

言歸正傳，我家樓下的打邊爐說不上很特別，但對著個碳爐吃的火窩中的溫暖，供應了那一頓飯的某種很罕見的親和力。也許多得所到之處寸草不生的食環、警察和鍾姓和許姓議員吧，把擺在街頭的碳爐都趕到後巷了。又長又窄的後巷，擺著延綿二三十張矮枱，每隔兩米左右就放一個會噴出乾燥的碳燒味的火爐，粗口聲點菜聲碰杯聲還有樸素的黃色燈膽光把後巷構成一個陌生但親切的矛盾空間。「這種」地方，起碼對媽媽來說，怕且是沒想過會「回到」的地方吧。老爸又何嘗不是呢，自九十年代中回大陸設廠後，工作需要吃飯消耗的地方都要挑額頭鑿著「炫耀」兩隻字的地方，碳爐邊爐不特別經濟，但就是地踎平民，一如沒理由被假設為不懂享受。

三杯到肚，當我還以為自己要向爸媽解釋為甚麼要捨金碧輝煌的酒家而取這種下三濫街邊火窩，又準備向他她們發表其實不喜歡所謂任食火窩——人吃得幾多？究竟代價是付出的一百幾十塊，還是心有不甘撐得就撐才是真正的代價？諸如此類差點沒到星期五便以為自己又要上課噴兩小時口水。誰料爸媽也被氣氛感染了，沒頭沒腦在說過去。

爸爸是出生和成長在印尼的華僑，小時候他有個鄰居男孩，印尼人，但混得相當熟。晨早上學前，他們會到家對面的油炸鬼店，兩毛錢（對！印尼的貨幣也有不是動輒萬萬盾的時代）買條油炸鬼兩份吃。（對！印尼小男生也吃油炸鬼的）兩毛錢只是晃子，印尼男生向那兼顧集店員及廚房職責的男人大喝：爐頭著火啦！鏡頭一轉，兩人便三四條油條挾在褲袋爆走而逃。我問爸爸，印尼乃是熱帶地方，你們穿的衣服哪裡來袋收藏油條？敍述自己的目的往往不於現事實，哈哈哈哈，喝口啤酒爸爸便把自己的矛盾藏在笑聲裡。

媽媽沒甚麼以故事形式說得出的片段，但也按奈不住，說起以前官塘鄰居的店舖，買豉油的雜貨店還在，剪髮學生頭的豆泥飛髮店已變成五金店，原本住在走廊尾那個阿姐開的雲吞麵店還在呀，諸如此類。原來在每天看有線十八台放假去睇新樓這層意識之外，媽媽的世界裡還有她來香港就住到九零年的官塘，根就是根。

眼前這兩老，一個快要退休，一個還在想生意如何維持下去；此時此刻的自己，亦被無霧像花的工作像把將來也遮蔽了。這頓飯，煙霧彌漫，吃的安心。

（在自己的flickr找呀找，原來竟沒有拍過家人的照片，罪過罪過。）

冇錢又煩，有錢又煩

早前讀過一篇民間報導，關於無牌小販如何在新正頭大年初一，把官塘市面炮製成一個目不暇給的庶民遊樂場。炒麵炒河粉鵝腸豬紅豬腸粉蠔仔餅串燒燒魷魚臭豆腐魚旦墨魚碗仔翅炒栗子煨番薯，豐富得開年飯也不用吃；夜冷檔裡精品藏匿在雜物廢物堆，舖滿了整條物華街。井然有序的十元八塊交易，小販和消費小販服務的升斗市民，在食環人員回家慶祝新年，政府轉瞬即逝的缺席中，合力演練出一個庶民經濟空間的典範。

消費券的建議，難道不是上述銅板的另一面嗎？政府打開由市民稅收累積而成的庫房大門，一兩千元的消費券人人有份，眨眼收歸商戶的收銀機，一條集體消費的電路於焉完成。

所謂「集體消費」，意思是由政府帶頭，把大量公帑轉換成如修橋築路、房屋教育等公共服務。換個講法，集體消費就是補貼市民的生活費，舒緩資本家面對的加薪壓力。戰後六七年年代，這種「花了你也不知道，知道了也沒權反對」的補貼方式在歐美社會據說行之有效，甚至成為政府干預市場的合法性基礎云云。

消費券不正是同一邏輯的更露骨演繹嗎？好端端的「政府——工商界」的直接通道，消費券的效果就是把「消費者」這個中介安插其中：消費者被指示協助政府把錢導往消費市場。

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於十九世紀末發表的〈現代社會中的貨幣〉一文，闡釋了貨幣的流通和普及對社會關係影響。他敏銳地觀察到貨幣的非人化和匿名性，能將人從舊世界壓迫性的親族、社群及封建關係中釋放出來，甚至那一望無際的商品地平線也在消費者眼前盡情延申。

然而，齊美爾亦警告，以貨幣量度萬物，不錯是方便快捷，卻會抹剎不同事物的獨特性及異質性，甚至我們自身對不同價值觀的敏感度亦會同步萎縮。例如不再懂得欣賞庶民生活的好處。

將消費券之議與齊美爾對貨幣的思考並置，應更能顯出齊氏分析鋒利：消費券的使用範圍如何劃定？包括那些天天提心吊膽忙著走鬼的炒面煨蕃薯臭豆腐夜冷地攤嗎？這些剛好在政府的缺席的狹縫中才顯現旺盛生命力的庶民空間，會否是經濟不景、救市討論視野裡外符其實的他者？沿著齊美爾百多年前的思考軌跡，有錢在手與（誰的）「自由」之間的關係，此時此刻逼在眉捷。

烽火與台

港大的阿巴斯教授，於90年代提出了一個對香港文化的說法：消失的文化（a culture of disappearance）。消失如果暗示看不見，香港就因為其獨特的歷史政治和經濟條件，椠在著特別豐富的「看見／看不見」、「在／消失」、「短暫／永恒」的景觀。

例如九龍城寨，一度為港英治下的「三不管」地帶。英國撤出前，與北京共同決定把整個城寨拆掉，換來一個展出幾片原城寨古董的公園、大量緬懷老城寨的文字和圖片紀錄、一個荒謬地精細的城寨網上遊戲。實物的拆毀，標誌著作為傳說的城寨的誕生。

又例如，筆者家住油麻地，該段彌敦道店舖轉租速度相當之高，一個舖位年轉兩三次已司空見慣。其中一家最持久的，竟是佔內毫無裝修，100元賣四本《厚黑學》《聊齋》《金瓶梅》等經典的散貨場，店內貼滿「租約期滿」。

如以為精神必與實物同在，或租約期滿就等如關門大吉，就即未明白這種精密及變化多端的「消失文化」的狡猾。阿巴斯教授認為，這就是香港殖民性的關鍵之一。

幾年前和一班同學編輯學生校史《中大四十年》，找了一位老師訪問。他提到新亞書院的孔子像，說今天學大如果要顛覆新儒家精神，大概也不會對新亞書院那座孔子象淋紅油——那座令人不忍睟睹的雕塑，只是一坐躲在草叢中小解的壽星公。

當時聽後只懂大笑，近日得知中大要把校園「本部」重要的聚集空間「烽火台」拆掉的爭議，當頭棒喝甚麼都想通了。烽火台這個一直以來讓無數中大人拍畢業照無邊夜話，以至抗爭激辯滋長批判自主學生文化的空間，單方面被宣佈拆掉，全校師生蒙在鼓裡。惟為不妨礙畢業生在那裡留下「集體記憶」，校方計劃於翌年畢業禮前「原址重置」。

這空間是否只為拍畢業照、校園佈局應守甚麼原則及價值、全校員生與管理層的關係等一系列問題，「消失一年」及「原址重置」豈會是答案。大學員生並非順民或奴才，中大管理層，出咁多糧請你來剪腳甲嗎？好好反省下吧。

干卿底事

立國二百多年首位黑人統總，本地媒體都爭相指點評論，差點叫人誤以為大選的是香港，而非美國。像筆者一樣唸歪書長大的人，不少對美國（更常的稱呼是「美帝」）都有種隱隱約約的距離。「美國」這兩隻字，與軍事霸權，經濟侵略，關塔那摩等鷹派意象幾近同義—— 雖然美國人口有拉雜成軍的三億之多，激進的貧窮的被壓迫的善良的奢華的狡猾的冒險的反動的尋常的甚麼人都有。

在全世界都受夠了布殊的前提下，奧巴馬的「yes, we can！」，實質上回應了甚麼的訴求、召喚了甚麼情緒、網羅了甚麼欲望，是有趣的問題。投票給奧巴馬的六千萬人的「希望」是甚麼呢？始於列根年代，結合了軍事國際政治經濟文化權力，令全球傷痕累累的「新自由主義」，奧的當選，對飽受其苦的全球民眾，又是否代表了甚麼「希望」？讀人言報，奧巴馬就等如謀殺美國，連臨開選前幾天都要祭出某些民調不準確的「理論」，某種美式政治科學最愛搞的mid-range理論，以經驗的分析推進出一步咁多的所謂理論。當選後也不忘調侃充喜效果只有兩星期，之後的「福利政策」全美國就有排受，諸如此類。

如是者，大選也就不止是共和黨和民主黨此時此刻的角力，也是美國一系列極端負面的形象，能否或可以甚麼速度、朝甚麼方向改變。這個彷彿大到無邊的問題，美國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98年出版的《築就我們的國家——20世紀左派思想》或能再提供一套參考。

據羅蒂的回顧，二十世紀60年代前，美國其實有強大的左派傳統。先別對號入座，當時美國的左派並非等同馬克思主義，在這左派圈子裡，「愛國主義、主張重新分配的經濟學、反共思想和杜威式的實用主義並行不悖，自然融合」。他們甚至認為「美國只有左傾才能忠實於自己——要想讓我們的國家、政府及新聞界不被富人和貪婪的人買斷，就有必要實行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

這樣的「左派」是否左派當然可以爭議，就如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是否馬克思主義，或俄國十月革命有否違背歷史唯物主義之類。但實牙實齒，美國也有過主張再分配的政治力量，自稱左派並具影響力。

羅蒂當然並非趕時髦要向奧巴馬一諫，他強調的，是當前左派應重新搶奪所謂美國精神、理想和核心價值。60年代後上位的所謂「文化左派」，沉迷於語言及哲學的思辯，向現實政治投降叫他痛心疾首。羅蒂對左派興衰的判斷當然可以商榷——當然作為對無限抽象及思辯表示強烈不屑的姿態及情緒宣洩絕對明顯有餘，但以三個講座的內容，希望對學院左派文化左派與所謂改良左派的恩怨情仇，作真正思想史或社會史的處理也是同樣地明顯不足。但「希望」既是當前美國政治的潮語，歪讀一下羅蒂的理想國，應不止於沒有意義。

經濟機位

煲呔曾日前公布了「經濟機遇委員會」的名單，三山五嶽位位擲地有聲。有幽默的評論戲謔煲呔突然習上了老董的「平台」「樞紐」「委員會」癮，大而無當。第一次聽，不是爛gag，但真的聽到為甚麼這批聽來如雷貫耳的人，不坐頭等，卻全擠到「經濟機位」呢。

細讀今年施政報告，第十三段載有成立該委員會的建議，前一段便是政府一再強調香港「在經濟發展中仍然是以『大市場、小政府』為原則。」。香港經濟搞得好，不是全場拍爛手掌麼？如此先旨聲明，與其說滴水不漏地劃定好市場及政府的疆界，不如說是兩者無可避免地夾纏不清的一則溫馨提示。

香港的成功，據說是因為戰後碰上中國面對全球禁運，香港由轉口港發展成價廉物美的工業出口城市，再順利過渡發展金融。這支凱歌，一般都歸功於神秘地把利益最大化的自由市場，同時亦暗渡陳倉地成了香港的指導思想。是以兩位特首的任何疑似大作為，都不免被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敏銳地洞識為「倒行逆施」。彷彿他們不大作為，香港就順風順水萬世興業。總覺得有天要寫一篇文章，題目為how to kill a nation with cinema之類的，有關的narration都太毒辣了，明明是令香港開始墮落的七十年代，卻被說到是香港發圍的起點；明明是一顆一顆沒理由的反叛心靈，都被說成在「市場」中的失敗者。值得談論的，有視野有菱角摸到真正關鍵敏感的人，不正是秩序default了要謀殺的人嗎？成王敗寇的真相。

政府作為最大地主，以控制公共房屋及土地供應，「打造」香港人醉生夢死的地產市場——大家都耳熟能詳。亦有論者研究過，戰後大陸入口的非加工食物（如大米蔬菜魚類等），百姓能在街市「自由」地講價購買之前，中間涉及大量港英政府的行政干預，及與內地供應商的寡頭協商。也有論者指出，戰後亞洲芸芸新興工業國中，香港這個異數——實行所謂自由市場政策——源於業已進入統治聯盟的傳統地產及貿易大洋行，為自身利益，全力反對新興工業資本向政府提的各種優惠工業發展的建議（如以優惠價出售50年代官塘新工業用地、及成立專門貸款予中小企的工業銀行等）。

資本並非不需要政府，港式「自由市場」正是金融地產資本長期統治香港的產物，是謂陰差陽錯。

遠的不說，回歸後政府入市打大鱷、近日英美政府大量泵水銀行體系、香港的任五招及經機委，都算為「政府干預市場」好了，但不要忘記入市的大背景，正是市場可憐地崩潰。了解究竟是甚麼搞垮了香港，是辨認何謂新機遇的基礎。批判地回顧香港的市場模式，寫部擺脫市場原教指主義的香港經濟通史，說不定才是經機委的正經事，雖然沒有人相信他們有能力如此做，而這看來也不是相信不相信的問題。

dynamic的語言，未完成的culture

批改學生交來的功課，普遍的現象是文章都不重視標明參考資料及註腳，一般都是用開apa或mla之類的格式，兩組三十多位同學，一同創造了三十多種引文的格式，不愧為設計系的同學，波瀾裝闊喂為奇觀。然而，同學也許都太謙虛了，沒想像過自己的手筆會日後也可能成為別人的參考材料：後人希望了解作者的思想淵源，或解開作者欲言又止的言語迷陣，或作品與作品之間某種含蓄但深刻的關係，參考資料都是重要的線素。知識的生產，就是踏著前人的腳步累積而成。

新知識有其天馬行空的不妥協，也有其無法擺脫、哪怕是隱性的前文後履。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話語的秩序〉第一段便說：「…在我之前早已有一無名的聲音在訴說著，如此我便只需加入，接過其已開的話頭，置身於其裂隙間而不為人所知…如此則不會有任何開端，而我也不是話語的締造者…」這位法國哲人迂迴地暗示，以為創意就是罕地拔蔥式的無中生有，是虛妄的。情況並非你想偷雞摸狗借了用了曲解了別人而可以裝蒜，而是即使你以為已經獨立創新得前無古人，到頭來也不過阿born指出沒腳雀仔並非王家衛為旭仔原創般叫人失笑。

英國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開創者之一，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早在七十年代出版了《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一反假設一詞一意的習見，威廉士追蹤許多重要概念的意義演化。例如creative（創意）：打從世界之初，只為上帝才有「創造」的能力，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後這詞語才「下放」到人類的藝術創作。又如individual（個體）：當代通常被理解為個別、獨特的「個體」，但這詞最初的意思卻是群體中的一例，意指不可分割。啟蒙運動催生出一種趨勢，反對將人視為只有社會層級所分派的功能，這詞於當代才會以差異作為主調——「個體」已暗渡陳倉為一個自明自足的個人。

現今版權制度裡，「作者」是關鍵詞。但作為封閉及絕對的「個體」作者，不過是特定時代的產物，不必然如此，也長時期並非如此。從知識傳播及累積的角度而言，何以鬆縛如今已發展為知識圈地（enclosure）的版權制度才是當務之急。威廉士以關鍵詞為單位，記錄字詞的演化過程，本身就是確認知識的承傳及關係面向激進而明確的示範。

可知道，如今人人瑯瑯上口的「文化」（culture）一詞，作為名詞（即不同的思想、價值、習俗系統等）存在於英語世界，只是十八世紀初的新發明。在此之前，culture是動詞，指培育、耕耘。與其把文化視為現成的，可據為己用，即時買賣，不如承認其永遠需要共同參與培育的一面。馬克思概念系統裡，由abstract到concrete的發展，筆者是讀stuart hall才勉強能夠唸口箕的說一點，但實牙實齒，raymond williams一本書便將這種過程示範得蕭灑死了。

是時候當頭吃一棒

垮掉一代神枱級詩人allen ginsberg，據說四五十年代考進哥倫比亞大學，已是一名完整的搞事學生。在學校的玻璃窗寫臭罵校長的字句，向幫他清潔房間的反猶女傭大講道理，在宿舍搞似是而非的同志關係，唯恐天下不亂。上得山多終遇虎，有次遇人不熟，朋友不知哪裡偷的東西，放了在他的車和房間裡，人贓並獲，也難得有校內老師挺身愛才。書他雖沒法讀下去，只是要在精神病院住幾個月。

不是說ginasberg的年代連保守大學都特別烏托邦，能引伸出的可能只是大學員生倫理的最基本要求。做極低賤的transcript勞動聽來的一句老套話：有兩種職業的理想主義色彩特別重，一是藝術一是教育。剝走了理想，教育也就失去靈魂，變孤魂野鬼。換個講法，不必假設大學裡人人都係蘇格拉底，別做個旁邊住了猶太人的納粹就是了。中大學生報情色版的司法覆核，獲高院裁定勝訴。法院宣判後，有記者找中大校長劉遵義回應，他只是說「老早就結束左單案啦」，又謂這只是「小事一樁」。他口中的那一件「小事」，就是當時全港媒體爭相報導情色版時，校方二話不說發出一疊警告信，說將決定如何紀律處分。

堂堂大學校長如此「潔身自愛」、劃清界線的回應，幾乎叫人誤會他只是個少做少錯的小官僚：別談原則別談使命，有事找上級解決。六三年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不是殖民地代英語橫行時，獨排眾議的異議姿態嗎？一浪一浪的搞事學生，不是坊間公認中大的文化資本嗎？是大家誤會了中大，還是中大請錯了校長？

情色版事件，由頭到尾投射出大學今天的環境，便是已故的Bill Readings在《The University in Ruin》裡，對現今大學最具挑釁的觀察。他看到在全球化知識生產的年代，大學的教研部門均不再主導大學，一望無際的科層管理結構才是大學的統治者。

現代大學的起源一般追溯至十九世紀初由Wilhelm von Humboldt創辦，並以他來命名的大學。這所兼具研究及教學功能的大學，結合了定義德國文化（研究功能）及將這種文化傳薪火相傳（教學功能）的理想——不言而喻，這裡假設了一種完整、有機的偉大德國民族民化。

Readings單刀直入的指出，現今大學的變質和困境，除了表面上全球化管理主義的張狂，更是現代大學希望成就出來的所謂有機、完整的民族文化，從一開始就是個美好得不願質疑的夢想。昔日民族主義理想的巨構，今天已成一片頹垣敗瓦的廢墟，這是大學中人需承認的事實。不是說不可以幻想唐牟復興儒學的理想，但也不能無視新儒家十多二十年前已被重新演繹成打著中國文化的旗幟包庇威權家長主義的走資派。或用齊澤克的講法，melancholy今天的藍，不是因為念茲在茲的東西要失去，而是今天再面對之，不再有曾經有過那種感覺那種關係。

將中文大學與德國史上現代大學平排而論，不一定完全貼切。然而，Readings倡議建立的「異見社群」（dissensual community），就是直接承大學管理層是只會想如何包裝大學，並投入所謂全球化的競爭——其「理想」或「利益」，與學生的理想何止天壤之別。異見社群不假設命運共同體，不假設任何和諧有機的共同願景；在嚴苛的全球化環境中，只期望大學的進步性在持續的張力和壓迫中找到位置。思考大學的文化任務，這裡才是起點。

與中大同學共勉。

風景線上的黑點

這星期翻報紙，但見幾單關於藝術品的新聞。還以為自己眼花，甚麼時候港聞版都有藝術新聞了？原來是大拍賣行世界巡迴，它之所以成「新聞」，就是因為現代藝術不過如同期貨基金認股證：隨著大市可升亦可跌。Matisse也好Kandinsky也好，也得在雷曼兩兄弟前將就將就。

拉闊一點看，藝術與種種本土社會因素如何探戈，或從藝術的發展回頭照亮未解的歷史迷題，是藝術也是社會的雙重空白。又或者說，現代藝術如何抽象如何有自己的自主領域也好，也是有其本土的政治因素，應該是呢個學期備課備上腦吧，荷蘭的de stijl德國的baubaus與當地政治社會歷史因素周旋辯證的故事，看得津津有味。

由前教育學院副校長，現加拿大約克大學歷史系教授陸鴻基訪談，本地藝術家梁寶山當責任編輯的《殖民地的現代藝術——韓志勳千禧自述》，便充滿了這種閱讀趣味。韓氏乃香港戰後一代畫家，由風景畫到人像畫到抽象畫，經歷二戰及八十年代移民兩次遷徙，他的一生側寫著香港戰後的藝術發展。

或者韓老先生只想當個講故佬，把自己的開竅、流放和昇華的一生娓娓道出。然而，如帶著有關殖民管治的問題意識來讀，訪談中提及「中元畫會」等民辦畫會、藝術品的主要「消費者」、畫展藝術節和政府相關單位的關係及生態等，便迹近勾勒出殖民時代香港文化藝術政策的一些基本元索。

評論人陳雲曾說過，天星碼頭大會堂等簡潔的現代主義建築，是戰後港府裝出現代理性管治的實物宣言。而韓老先生亦提到，大會堂啟用時舉行過一個公開畫展，主調是「要新的東西，不要傳統」。吊詭的是，當巴西的「聖保羅雙年展」邀請韓先生及其同輩抽象畫家代表香港參展，同一位大會堂美術館館長竟從中作梗，他們最終只得以中華民國的身份參展。原來同病相憐的，不只有張子岱和林尚義等同代足球名宿。

藝術要求自省，現代藝術的一些分支和發展更是對現代社會具爆炸性的破壞力。真切得令任何權力尷尬的問題是，香港需要藝術教育嗎？社會需要藝術氣氛嗎？是樓盤廣告那種奢華炫耀，或衝擊虛偽價值觀那種？騎劫時代廣場算不算？好戲量的街頭演出又怎看？讀設計的學生當設計就是純技巧和品味的高等結合，又是甚麼回事？當年究竟是怎樣的藝術文化政策，既出了一批現代藝術家，同時又培育出完美地市井的香港社會？在這個所謂西九時代，還有餘地裝無知嗎？

同文另一版刊於十月十二日明報

究竟甚麼才是真正災難

無聊看電視股評節目，一些觀眾認為政府對金融市場監管不足，害群之馬乘虛而入；另一些觀眾則明示暗示是股民自己沒做功課，「督手指」慘死唔關人事。兩種觀眾都彷彿假設金融市場有某種「健康」、「正常」狀態。換個悖論式問法，當市場欣欣向榮時，香港是否就不再有「苦主」呢？

扭開收音機電視互聯網，人人都是經濟專家，甚麼股票、渦輪、基金、accumulator（業內人士戲稱「I'll kill you later」的新產品）全部了然於胸。然而，如Doug Henwood之類的左翼經濟評論則幾乎一個都冇。Henwood於97年由左翼出版社verso出版的《Wall Street: how It Works And For Whom》，從行內人角度，批判地簡紹了一遍華爾街的運作。明顯是向著對當代金融制度一無知的左翼評論發炮，但一般讀者讀此書，對金融市場可能會別有一番體會，如非一身冷汗。

Henwood引用美國聯儲局的資料，計算了美國家庭收入、支出、借貸及投資，結果是一般家庭能夠從金融市場支取的數目，還不及他們所投入的資本。簡單來說：輸錢。作者亦引用了另一些學術研究，說明在8、90年代的美國，57％從金融市場所賺的錢，跑進了最富有的那1％的人口，最窮的80％人口，只分得4％的利潤。種種數據嘗試証明的，是哪怕正常健康的金融市場，對小投資者都不是甚麼甜夢，不輸錢已偷笑。

齊擇克在他的新作《on violence》裡所區分的三種形式暴力，在此就相關得有點太銳利。

第一種當然就是比如我走近一個人抽刀子狂捅那種，主觀的，個人的暴力。第二就是如歧視、語言等需要一種世界觀作支援的集體，甚至可謂客觀的暴力。第三種是齊稱為「系統」的暴力，這種暴力，這除了是第一種暴力發生的基礎，吊詭的地方就是它暴力之處，在於沒有人覺得它是暴力的，亦因如此它達至其最崇高的境界：即它已潛藏於一般日意識中「非暴力」、「正常」的領域中，換個講法就是殺人不見血。

馮邦彥在《香港金融業百年》中的詳盡史料，若以Henwood的角度看，就是一筆香港經濟的血淚史。無論是60年代中的銀行危機、87股災、亞洲金融風暴，香港政府多番嘗試馴服金融市場這頭巨獸角力，一次又一次的失敗。每次都朗言檢討制度，然後災難就繼續發生。換句話說，金融市場到底就是一種永遠潛服的不治之症。每次股災發生後，政府亦是掏納稅人的腰包救市；任五招、孫九招等非常措施，受惠的實際又是誰，是拿著十萬八萬買點基金保值的你嗎？

《香港金融業百年》中提到，女人街馬寶道等滿著小市民生計的小販區，就是74年股災後政府特地劃出，任由小市民自生自滅。金融市場的波瀾壯闊，原是一臉天堂一臉地獄的janus face。

另一版本刊於十月五日明報

無悔護主——小論《無用》的可讀性

遲到好過冇到。去年亞洲國際電影節上映過賈樟柯「藝術家三部曲」的第二部，《無用》，碰巧外遊錯過了。一年人事幾番新，亞洲國際電影節今年鬧出了風波，百老匯把電影節收割了，但賈樟柯和他的《無用》還是給影意志請了過來，在西九無敵屏風樓王圓方的grand cinema同另一部中國獨立紀錄片《傘》連方兩星期，唔得閒都要去睇。

都說賈是個以電影寫社會學想像的藝術家。從衣服這物件為出發點，三爬兩撥便速寫了三種迴異的人和物和社會關係。

一種是如同koyaanisqatsi（當然沒其大規模的速度manipulation），把一間製衣廠翻譯成一首以視覺構圖編織的視覺交響曲。車間的佈置、操作衣車的身體、越過鐵欄的突然慢動作，不是要將工人表現為最先進生產力，亦非人間地獄式的煽情，而是在流通生產消費均徹底異化的狀況中——即製衣女工不知誰會把衣服穿上身，穿上身的亦不知道售貨員姓甚名誰，售貨員與製衣女工可能相隔了一個太平洋的那種狀況中——把「人」找回來。一種是作為社區成員的裁縫。在山西汾陽礦區的裁縫店裡，會有小夫婦打情罵悄會有街坊邊改衣邊閒話家。

還有一種大概是本片的話題點吧，時裝設計師馬可。香港九成九不知道，但馬可是在世界時裝界火得很的年輕設計師。馬對衣服，或者說如何以設計演繹她對衣服的看法，簡單來說便是物件是有歷史的。尤其是一手一腳製成的工藝品，在非工業生產的世界中，有傳承有經歷有故事。銅板的另一面，就是在工業生產，一式一樣的消費社會中，生產與死亡才是天生的一對，還要是相當緊湊的一對。

馬可的回應，便是把一件她設計的衣服埋在地下兩年，任由泥土和大自然發落，然後拿到巴黎接受桂冠嘉勉。在凡事紅旗滿天大國堀起的當代中國，有橋得黎很悖論是不是？不敢胡亂為馬可說話，但百幾年前由英國開始席捲歐洲（二三十年咁大把）的工藝美術運動，對立面的兩邊的，是手工藝及大模生產式，而不是民族主義式的自矮或反射防守。工藝美術運動不是一勞永逸地凱旋而歸，或者這也埋下了需要認真回應的伏線，但畢業於蘇州絲綢工藝美術學院的馬可，對此應該不會不是了然於胸的吧。

由衷地說，賈樟柯實在是很君子的。他關心的是在一個社會分層，對事物的洞識力確實是人與人之間有區別等客觀存在的社會中，製衣女工與馬可實在是不同的，甚至互相不會特別關懷雙方的處境。問題意識是這個了，但立場是怎樣大概難以很明確看到。賈說過，拍劇情片是當對要拍的東西有相當了解，例如他成長的八十年代山西，和當時的少年小混混，這就是小武站台任逍遙。甚麼時候拍紀錄片，就是當對拍的並未很有把握。我斗膽駁下去，便是拍的過程便是了解學習和靠近的過程，本著真誠把對象呈現出來後再評價或批評未遲，這就是我認為賈樟柯最君子的地方。

在山西礦區那一段裡，賈在一家裁縫店遇著一位著時髦但廉宜塑料光面上衣的婦人，按奈不在亮出自己導演的身影訪問她。紀錄片導演現身永遠是黑洞般的話題，但在此想點出的是，訪問過婦人及其裁縫轉礦工的丈夫後，夫婦的小孩跑出屋外，但見以麻繩曬晾著幾件工件服，不敢說是污污糟糟但肯定不是光是同類嗎？在此提提杜象的簽名尿兜及乾瓶器，會是思考資源還是陳腔濫調？

最後想提的，是賈經常提及的以美學方法突破紀錄片與劇情片的界線這論題。在《無用》中，他一再強調有兩場是所謂「補拍」的：一是帶馬可到駕著房車到山西，巧遇後來拿著外套去補的礦工，二是裁縫店與丈夫耍花窗的少婦，後來大著肚縫製bb服那一幕。這是違背了紀錄片原則嗎？賈說這是他有意挑釁國內某些「紀錄片」原教旨主義者的，他們一些主張如拍人物走路一定要在身後拍，因為你總不知道他們會往那方向走，便是賈有意挑戰的。賈說得很淺白，只說再假的東西紀錄片都拍得出。但從他補拍的東西閱讀，或者可以看得更情楚。

裁縫店少婦縫製bb服一幕，沒錯是補拍的是創作的。但闊一點看，這家裁縫店之前的「戲份」，是店裡的人的閒話定家以至耍花窗的融洽氣氛，丈夫對怒火中燒的妻子嬉戲地說「轉頭她便笑嘻嘻了」便為這家裁縫店大致定了性。補拍之所以有需要，是因為後期製作期間，賈得知少婦懷孕了。懷孕不是劇情安排，而是融洽的家常氣氛某種之前隱而未見的發展線索。得知了懷孕這消息，再補一場縫製bb服的戲，是進一步提升表達的完整性，還是破壞了紀錄片的誠實？一般黎講，劇情片和紀錄片之爭，生活比任何戲劇都戲劇性，我以為已能最有力地點明當中的假對立，但《無用》中的因為懷孕而補拍，無疑為同一問題開出了一條更概念性的思考方向。

講左咁耐，好似戲情又有分析又有（啲），但八十幾九十分鐘的電影經驗是另一回事。賈走過了基本上不是選擇的山西三部曲，把自己放到無論是主題上產業位置上都徹底是另一回事的藝術家三部曲，他的溫柔他的關懷只有來越令人激動（他的常用語），沒甚麼好想，圓方係遠係唔就腳係屏風樓乞人憎，但買飛入場吧不會令你失望。

雀巢鳩佔的檢控程序課

長毛說，在競選政綱中以「釋放政治犯、追究六四屠城、結束一黨專政」和選民打招呼，他解釋並不是嘩眾取寵，而是要把握任何公開場合，向著哪怕是跟紅頂白的傳媒，在競選期間、選舉論壇、立法會內、選舉的新聞中心等，大大聲聲逐字逐句說出除法輪功外所有傳媒今天的忌諱。因為直播，因為選舉條例，媒體想cut都無從下手，是為「為中國民主事業薄盡言責，添磚加瓦」。

以冤獄作包裝的新片《儘管如此我沒做過》（youtube上的trailer），便以幾乎兩半小時篇幅，與觀眾上了一課刑事檢控程序（criminal procedure）的課，還要是以一種critical jurisprudence的觀點出發。

故事是簡無可簡：演男主角的加瀨亮上電車，很擠，誤會，下車，拘捕，錄口供，排期上庭，審訊，判刑，講完。而男主角的設定，是廿六歲的freeter（即散工），而沒有固定工作、固定居所、家藏小量咸片咸書等全部變為對檢控有利的因素。而這單「非禮案」的發生，正正是當這位freeter早上氣急敗壞趕電車往見工之際，不是嘲諷的極致還可以是甚麼。沒有甚麼鑽入甚麼友情愛情親情的旁支線，全片就是陪觀眾大致上由頭到尾把檢控程序走一遍，劇本的張力並非源於甚麼驚世啜核的好橋，而是來自司法系統的邏輯本身。刑法如「無罪假設」、「疑點利益歸被告」等原則，在司法系統的演繹裡，會是甚麼面貌？

據說導演周防正行，花了三年時間做資料搜集，才拍得成這電影。這也似乎解釋了為甚麼在整個檢控程序的不同環節，都會出現如電視肥皂劇般大班人圍坐的場面，內容卻像是教育電視般長篇大論地，批判地解釋各種的法律觀念。例如打刑事案的律師和打民事訴訟的律師的分別，在於後者往往成了企業的利益代言人，例如演大律師的役所廣司第一次見男主角便說，警察專門在錄口供時切疑犯生豬肉，「從認罪的角度」創作口供，並告誡男主角不同意就不要簽，並要求警察修改。又以兩個法庭旁聽路人甲乙指出，警察和檢控官打輸官司會顏面掃地，而法官作為建制一部份，在判決時便會特別有壓力。又例如男主角的freeter友人。平日只流連遊戲機中心，經歷了一場官司的啟蒙，亦能男主角剛保釋出來的晚飯飯局中，指出保釋制度種種謊誕之處和隱性歧視。

沒錯片中這些「授課」部份是突兀的，但看導演冒著把觀眾拘留在座位兩半小時聽書的險，亦要循循善誘的把這些觀點和分析逐一宣讀，當是電影看便是略嫌過火及一廂情願，但從導演的politics看，卻是越看，越是感動得幾乎想問天喝彩。

整件個司法過程，片中彷彿一個很重要的希望來源，便是一個被稱為患了「無罪病」的法官主審。他在日本這個百分之99.9疑犯被定罪的社會，旱地拔葱地認為法官的職責是不要冤枉清白的人。審訊後半部他一個保守而偏見的法官取代，而這也篤定了男主角的命運。在這皮相上「好法官」vs「壞法官」的對立中，導演令人最激動之處，是沒有沼了在這個對立中，沒有特別向「好法官」拋媚眼，更沒有對「壞法官」作怨婦式的控訴。男主角在被定罪後，以一段內心讀白把男主角上升到一個幾近於康德的終極道德主體的位置——為自己立法。他說，法庭可以判人有罪無罪，但不能判一個人是否清白。如果這個懶哲學說法引喻失當，又或若法庭判最終判男主角無罪的話，導演會會否安排這個聲明出場我不知道，至少導演對於司法制度的本質看得水晶透澈，這個原則性的批判觀點，無論如何錯不了。

印象中從來只有如齊澤克等「理論界貓王」，才有資格對著攝影機直接說兩個小時的課，觀眾層面還要只有如我等小粉絲，在電影節之類的場合小規模放映。周防正行以商業電影、冤獄片的來包裝這個批判檢控程序程，是豪賭一場了，但賭到來香港都有得看，上畫時間比同期的《十分鐘情》《親愛的》還要長，算贏到開巷。

和解和妥協的距離

二十多年前，時值中英談判，有套電影叫《半邊人》（方育平，1983），故事訴說一個賣魚家庭的女兒，熱衷表演藝術，卻以為與自己賣魚的腥銅臭格格不入。在老師的點撥、在藝術的昇華中，她逐漸能將自己對身份的焦慮安頓下來，排解了藝術與賣魚出身表面上的矛盾，有尊嚴地繼續生活下去。

去年，幾部電影排隊出場賀香港十年回歸，無巧不成話，其中一部就是以賣魚女做主角的《每當變幻時》（羅永昌，2007）。扮賣魚女的楊千嬅同樣怨恨賣魚的腥銅臭，巴不得馬上便做上等人；街市所在的富貴墟需要清拆，一眾已火鳳凰重生的老街坊商販，亦舊夢重溫開市一天，笑住口的向舊（且幾乎是厭惡性的）生活唱一闕輓歌，洗手革面過升級版的生活。賣魚沒有昇華，只有「我都住過公共屋村」式的淡淡懷舊哀愁，楊千嬅的新生活便是燈紅酒綠的化妝stylist。

因為十年回歸，除《每當變幻時》，去好幾套回歸電影排隊上場。《老港正傳》（趙良駿，2007）及《女人本色》（黃真真，2007）分別從在中資機構的草根員工，及剛被中資機構入股的財團的務總監的角度，殊途同歸地表現出香港的宿命：北上才發財。一度被爭論得面紅耳熱的所謂香港及香港身份，今天已如佛偈，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香港至底是否有甚麼了不起或獨特之處，已不值得斟酌；如何以檢討香港經驗來指引前路，亦顯得陳腐過時，如果不是乾脆已不值思考。

在這脈胳裡，最近終於排期上畫（同時閃電落畫）的《十分鐘情》，便看得別有一番茲味在心頭。十位香港導演，每人十分鐘香港故事。電影的英文名是《a decade of love》，導演們對香港這十年有甚麼話要說？

如林華全的《獅子山下》，將一直躲在獅子山上的獅子，與一直躲在房間中畫畫的少女並置。獅子下山遊覽太平山，發現獅子山下式的勤奮，只是往對面海的半山踏腳石，一如少女適應房間外新生活的契機，便是由躲在房裡畫畫跳升成時裝設計師。如林愛華的《舊山頂道》中，田蕊妮及謝君豪在舊山頂道買下豪宅，十年以來感情卻不斷退色。片裡沒有任何對社會環境和事件的明示，一如結局兩人不問情由的重修舊好。又如片末李公樂和司徒錦源的《開飯》，雖有緊湊的橋段對白鏡頭，但各懷鬼胎，本希望擺脫父母的四兄弟姐妹，最後竟對全能全知如幽靈的父母，由衷大唱「父母恩」。

電影創作者和觀眾，當然永遠置身於雞和雞蛋的糾纏中：究竟是觀眾從電影中需要對當前及未來問題的quick fix，還是創作者能領風氣之先——這問題一千年也解決不了。但，同一家電影公司，既拍出《半邊人》，亦拍出《十分鐘情》，《老港正傳》。歷史是飄忽而吊詭。

另一版本刊於今日《明報》

brett anderson的俏俏話

曾經何時，baby fat的brett anderson的舞動小蠻腰就是suede的標誌，在台上的brett anderson就是要先放下自己身體的底線來鼓動如我般的聽眾的如醉如痴。中學時代和同學夾band，如何笨拙都好都要裝模作樣翻玩we are the pigs，晚上睡不著便強說愁聽the wild ones或者the asphalt world，任何芝麻綠豆立即變得驚天動地浪漫偉大。

後來的suede，還記得嗎？其實不太記得起，聽著剛買回來的brett anderson個人新作wilderness，才想起brett anderson之前還與dog man star前的結他佬bernard butler重組成the tears罷。他們玩了甚麼歌？變成怎麼樣？有沒人記得？

新碟九首歌，如果沒有這段追隨suede的履歷，大概只能聽得下三分一，或當是一set純粹的苦情歌。懺悔和懊惱是主題，簡單的結他撥紘及鋼琴，造就了一隻名符其實的概念碟。完全沒有演奏的成分，音樂起就有歌詞，歌詞完玩多幾個bar便到下首，徹頭徹尾一set嘮叨歌。從歌詞的subject position看，他是一個只是一個過了期的情人，不是面對著想像在對面的那個you，便是對著幾個朋友在細說那個she，在沉溺和把心一橫之間猶豫。

如果以俄國形式主義的方法，由「i once loved you」便能讀得出一堆內其做句結構所暗示的時間和關係的發展， brett anderson這隻碟的發言位置及階段都清楚不過：a different place的「we sat under london skies on a perfect june day ... these are the thoughts that take me to a different place」，clowns的「mouths that once exchanged kissess in the rain are full of hate now ... such a lonely sound」，back to you的「when your heart bleeds for a love that's dead like me that's qhwn i come back」。等等等等，全碟都一片「post-關係」階段的營造，心碎得麻木，幻滅到極點。

遣詞用字呢，suburbs、midnight eyes、when the pigs fly等簽名式的初期suede特有都市感性，後工業城市的鬱悶，和內在於之的狂妄根本變不了。背景一樣，不同的不過是由當時的「the next big thing」式的media hype到今天的鉛華盡洗，我幾乎想斗膽把brett詮釋為對著舊愛的追憶追悔，混進了對the good old days，以及其間的折衷嘗試，一種回顧後的尷尬。簡單到近乎極端的編曲，歌詞全是闡式性而非推進性，除了人名招牌已徹底失去一切賣點（穿鑿附會一點：新碟的書仔，連brett的滄桑樣都沒一個，只有是背影和背影），這不是不吐不快還是甚麼。

當情歌聽，brett anderson在wilderness發表的九首新歌，無疑都已是肝腸寸斷。當是他老哥生涯的中期檢討，唱到要回首前塵，就當我一廂情願，錯認這必定是他下隻碟重生的前哨。他自己也唱了：we kneel before the open grave and light the candles with our pain, because all things will change and as you GOD explaines, we live again。

（如何）與先鋒相對

幾年前上綠色和平的彩虹勇士（是戰士吧，和平和好戰也是矛盾吧）號，在那間放電腦每天開放一次以衛星上網的房間，因為書架上全是外文書而明明綠色和平中國的業務蒸蒸日上卻沒有哪怕就他她的一本中文書，便悄悄的把一本董啟章放入去。誰知甚麼時候還有懂中文的人上船。

董啟章張大春卡爾維諾的小說，血氣方剛時看的都很興奮，為甚麼可以把讀者的安全閱讀距離都無情打破，對不愔文學的我尤其大驚小怪。劇場與電影的經典分野，就是雖然兩者都是被一片黑暗包圍的懸置空間，但面對後者的封閉性前者難免食塵。看完vertov的the man with a movie camera，卻是時空錯亂吧。影像媒界的極限？you must be kidding，八十年前已迫近了。

開場就是觀眾入場，結尾就是布簾拉埋：完場。你只是和電影中入場看戲的觀眾沒分別的另一位。是否可以從所看到的影像access到現實，看看你在看的入場看戲的觀眾吧。換言之，已不是一個隨便是或不是的neutral問題，答案已在經過精心組織給你看的影像編排當中。當然the man with a movie camera的重點，一般都是那即使在那六十八分之中也算極快的剪接，在默片的限制中把影像與音樂通了感，諸如此類。能否真的建立一種有別於文學及戲劇的絕對語言我當然說不來，畢竟後兩者有變化或一直在變也唔出奇。而所謂絕對的語言，豪邁當然非常豪邁，但最終求之不得也不是電影媒界的錯，吧。

在電影的形式世界裡思考，不只抱著拍出黎就係真，而旱地拔葱地區別肉眼和電影眼的分別，是需要意志的，這點還可以不寫個服字嗎？不講不知，vertov醉心的其實是平民大眾，平民大眾對社會主義的寄望——他拍過一套叫3 songs about lenin，本就是希望圶列寧席的情況下以民眾表情和應說出某個時代的情緒。（當然，種對人民之愛據稱也是他在史大林時期的蘇聯有運行的原因，命運耶）那時候，在電影院中放一幕火車埋站，還是會有觀眾驚呼走避以為火車真的會從銀幕中衝向觀眾的，早十年貞子嚇人不仍是把玩著這邏輯嗎？

很想抄一段字：

the film's structure was built along an ascending progression of images, through an interaction among various visual and musical movements, represented sometimes by sound, sometimes by voices, sometimes completely without music or words (only through the people's facial expressions), sometimes by intertitles, sometimes by the movement within the shot, sometimes by the juxtaposition of one group of shots with another, sometimes through slow pace or jolts produced by light and darkness, exchange of slow and fast tempo, progression from torpid to energetic movement, noises, silent songs, songs without words... so that the ideas run from the screen to the viewers without forcing them to translate thoughts into words (vertov, "my last experience")

結構主義的一課重要教訓，就是在語言結構中，因為意義由差異產生，所以任何骨節位是空白還是否，效果並無差別，就如安東尼奧尼的blow up中片末那不存在的網球，這就是對形式的思考。睇返書先記得，俄國的形式主義者，一開始是在詩歌中找尋文學的科學定義，以圖從歷史政治心理學等範疇把文學區分出來。延伸到電影的世界，即使有聲電影在三四十年代才出現，亦已早有一班人嘗試在影像和節奏如何互換的問題上勞心勞力。香港電影，又或簡單啲講電影自身，近幾十年甚麼時候再有形式或範疇上的突破，當是我無知你告訴訴我。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的十幾廿年，蘇聯開過的一堆怪花，與大時代冥冥的共舞，教人如何不感動。

一個（香港）故事的誕生 ——「世代論」小傳

（寫了大半年的文，看來很像學生功課啦……請指教）

近年，世代論、戰後嬰兒潮等語言，已經不在再是學院社會分析的專用關鍵詞，它們還進佔了主流輿論的領域（呂大樂：2007，陳冠中：2007，韓江雪及鄒崇銘：2007）。戰後嬰兒偶遇七十年代中後期經濟起飛，社會大肆提供機會予當時的年輕人，造就了第一代本土中產階級的故事。無論是對贊成或反對或輕視的論者，都成了不可繞過的典範。

另一方面，長久以來香港故事都被認為不容易講（呂大樂：1997，也斯：1995，Thomas Wong: 1998）。難講的原因有很多，例如香港同時為代表西方文明的英國及許多大中原心態的中國人輕視賤視、香港是罕有的脫離殖民統治後不成獨立主權國、香港在冷戰期間處於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兩陣營交疊的前沿，諸如此類掛一漏萬。回歸前後，各方勢力突然出版大量關於香港史的著作，就被視為爭奪成為香港故事的主流及權威版本，而當中由本土眼光及角度出發撰寫的香港史的缺席，更是迂迴地印證了香港故事難講的傳說。

香港故事向來之難講，及世代論在回歸十年的今天之流通，在此便成了相當有意思的吊詭。香港人一直無法自己言說自己過去、自己的身份及主體構成，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地複雜經驗既既是原因亦是答案。而世代論在今天的流行，是因為它梳理了當中的複雜性？清算了殖民地及國族主義的歷史？為香港故事提出了有視野和有尊嚴的歷史論述？還是它的出現，儘管權充了香港人理應渴求的香港故事新版，卻重新確認了沿襲自殖民地年代的各種社會政治文化制度，從而堵塞了更為進步的香港故事出現的可能性 ？換句話講，其他版本的本土香港故事的缺席，某些在香港實質發生過的事情及其意義之所以繼續不能言說，會否並非偶然？

呂大樂是香港長期的文化觀察與社會分析者，由八十年代中至今著作不斷，當屬論述香港文化和社會其中一位最系統者，其近年《四代香港人》更成為了近日討論香港故事的重要文本。本文透過梳理呂氏的著作，嘗試為上述的吊詭提出一些觀察。


一切從這裡開始

八八年九月出版（馬國明編），九八年全新修訂（呂大樂、黃偉邦編）的《階級分析與香港》（下稱《階》）一書，收錄了一場討論的重要文章，另外還有幾篇論及香港的階級分析及分社會研究的文章。這書值得提及，因為以這場討論為出發點，歷經呂氏的《唔該，埋單！》（下稱《唔》）及《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下稱《香》），直到最新的《四代香港人》（下稱《四》）所構成的系譜，足令我們更了解「世代論」的意義與限制。

討論由張炳良於《匯點評論》刊載的一篇文章〈新中產階級的冒起及政治影響〉開始。他提出自從六十年代的工業結構變化及社會組織重整，香港出現了一批「新中產階級」。文章描述了這新興階級的面貌，並展望了這個批新中產階級在後過渡期可能的政治角色。發表後，文章受到一批論者的熱烈回應。呂大樂於〈香港新中產階級的特色與前路——與張炳良先生商榷〉則從學理質疑張氏的分析，認為後者的定義「部份地方含糊不清，前後矛盾」（《階》，頁89），一輪論證後，下判斷「目前的新中產階級似乎未有構成一種社會力量的動向」（《階》，頁100）。

張炳良及陳康在《階》一書的文章，借陳康語，旨在將新興的中產階級「政治化」。意思即是，透過細描述戰後嬰兒新巧遇香港經濟起飛，自七十年代始成為香港中流砥柱的新中產階級這一狀況，既正面確立他們在香港社會的位置，亦號召他們根據這重要位置，在基本法尚未塵埃落定的當時，發揮力量推動後過渡以至回歸後的香港民主化進程。

呂氏在同書另一篇文章〈香港新中產階級的政治角色〉中，嘗試將新中產階級的移民潮，演繹成一種具社會影響力的個人表態，而這種表態的基礎是香港的政治參與現實是「祇有參與而沒有分權」（《階》，頁144）。這批呂氏稱為新中產階級的香港人的消極離場，是為自己及家人購買政治及經濟保險。這種對時局的回應雖然失諸消極，作者卻認為這種消極的集體性其實具備政治意義及效果，為政者不能不察。於筆者而言，這觀點的重要性，不在於其有效（valid）與否，而是在辯論中一直被諸論者從各方面爭議的概念「新中產階級」，已逐漸轉向成為一個被假定為已經具備無需再爭議的內涵、堪作前提的概念。在〈香港新中產階級的政治角色〉一文裡，這種轉向已出現雛型。

這場辯論，源於中產階級將中產階級的社會位置政治化，源於命名及擴大中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影響力。論者的分歧只是對中產階級持不同定義，及對這階級能在甚麼程度推動民主運動。從編進書裡的文章看，論者除了都認同有一意義尚未明確的「新中產階級」在冒起外，對於新中產階級的具體構成、組織程度及政治能量等都不及有任何共識。


下一站，理所當然的主角

始於整理八十年代中關於新中產階級討論的《階級分析與香港》，至零七年出版的《四代香港人》的十年間，呂大樂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包括出九七年出版的《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和零三年出版的《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由關於新中產階級的討論，到一個如snapshot般捕捉了回歸十年後以年齡為分類基礎的「世代論」，其間走了一條怎樣的軌跡呢？

座落在回歸前後沸沸騰騰的身份、歸屬問題的辯論中，呂氏於《唔》便實驗了由社會狀況描述到一般的香港意識描述的過渡。當然作者也不是沒有為他自己這項寫作實驗提供「使用說明」：「討論都是從主觀出發，完全自覺個人經歷與對歷史發展的理解是緊密關連的。就這一點，諸者必須留意到筆者的偏見，閱讀要保持距離」（《唔》，頁7）。然而，所謂要保持的「距離」是相距多少的「距離」，「個人經歷」與「歷史發展」又有多「緊密」，作者的「個人經歷」在甚麼意義下具何種程度的說明意義，一幅又一幅的留白讀者只能自行「留意」。

到了零三年出版的《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仍是引用與《階》及《埋》相同的大量文獻和資料i，然而要論證的，已不再是關於階級分析及社會不平等的研究一直是香港社會學研究者的重要課題，亦不僅作為推論香港意識的原材料，而是成為了描述香港中產階級形成的客觀背景——中產階級已成為了無須再斟酌的社會力量及範疇。七十年代中以來的經濟發展，作為香港殖民地以來百多年歷史裡千載難逢的上流機會，構成了這批戰後嬰兒的基本心理和時間維度，亦是他們成為香港故事主人翁的關鍵。 起源於這歷史機遇的新中產階級心理，以作者的話來說，便可作為「探討戰後香港社會的發展與變化」的背景。戰後土生中產階級走向香港故事的本位，又邁進一步。

作者指出，中產階級「受人關注，因為他們的動向就好像香港社會、政治信心的風向儀或溫度計一樣」，而八十年代收錄於《階級分析與香港》那一場關於如何辨別香港新中產階級和如何評估及發揮中產階級影響力的討論，亦已在《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中被詮釋為「這群隨著香港經濟發展而冒出頭來的中產者對回歸有無信心，多少影響過渡期的局勢」（《香》，頁2）。寫作該書的出發點，也許是回應九七後金融風暴對中產階級的影響，然而作者所進佔（assume）的這種寫作位置昭昭說明，中產階級佔據香港故事的核心或主導位置，於焉形成。


四代香港人的文化政治，或與第二代人心跳的距離

發表《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一年多後，呂氏在報刊陸逐發表了「四代香港人」的討論，並於約三年後的零七年結集出版，成為一本《四代香港人》的專論。「世代論」發表以來討論不少，筆者也不多重複，但上面既描述了呂氏由《階級分析與香港》開始關於香港社會分層分析的發展的軌跡，也就希望根據這個背景，提出幾點觀察。

到呂氏出版《四代香港人》時，其論述策略，已是像一個在回歸十年後懸浮在香港半空的鏡頭，拍成一個snapshot，再在snapshot中把被攝入鏡頭的人分類成四代。這幅圖像，便同時成為了作者要解釋的現像，和解釋所需要的憑據。在這種書寫策略中，流動及動態並不是要處理的問題，流動和變化的（幾近）不可能，成了整套論述的前提。

全書唯一有觸及寫作背景及緣由的，只有在書末〈後記〉裡，作者提及「是父親離世令我重新思想他那一代人對香港社會的貢獻」（66）。思考作者父親那一代人對香港的貢獻，之於建構一個香港故事的嘗試，不僅意味著作者認為談香港故事的主角是戰後嬰兒，並且故事的開端起碼要追溯到戰後嬰兒的上一輩開始。而由戰後嬰兒的父母輩開始講，其實吊詭地再一次顯示了作者的假設：香港故事的主體正是七十年代乘著經濟轉型巨浪冒起的新中產階級。

「世代論」這個構想或方法，效果上就是以七十年代冒起的中產階級為中心，描寫他們與另外幾「代」人的關係：第一代為他們打下基礎，第三代恰恰給他們「騎」著不見出頭天，第四代作為他們的兒女被溺愛被規訓。時間或歷史作為串起這四代人的一個維度，於「世代論」的框架中幾乎只在他們身上起作用：第二代之所以值得大書特書，之所以成為主角，以借作者語，是因為社會時間與個人時間只在第二代身上重疊。 從這角度看，「世代論」無疑是一次嘗試，將其後一兩輩，以至父母一輩都以某種角色收納在戰後嬰兒那一輩的勝利者故事。

從一個書寫香港故事的目標出發，所謂的「香港意識」，或從作者眼中值得立此存照的「香港意識」，便是作為於七十年代起發的戰後嬰兒，如滑浪般高高低低，歷盡香港的經濟起落後所展現、綜合和歸納出的分裂性格。換言之，香港故事最核心的是，這城市走出五六十年代的貧苦，到七十年代經歷經濟轉型，從此命運改寫。戰後嬰兒剛是巧遇這個時機的一代，這代人的偶然遭遇，已被假定為能定義所謂普遍的「香港意識」的位置，幾十年以來，所有香港人，與這批戰後嬰兒的命運只有心跳的距離——這是「世代論」沒有明言的宏大斷言。

以呂氏的論著歷程看，一個越見明顯的趨勢是中產階級由一個尚待爭辯和定義的問題起點，逐漸演變成其呂氏的論述的假定或給定，以至成為香港意識的原型。及至《四代香港人》中，缺乏明言的時空條件及問題意識，呂氏卻前所未有地提出以戰後嬰兒為主體，而將其他幾代人都收歸其中的香港故事敘述。結果，香港人的特質，便只餘下如何在夾縫中浪奔浪流犬儒認命走位求存，談不上有任何（哪怕是曾經的）堅持和反叛。然而，如此轉移香港故事的主體位置，需要闡釋和討論之處，絕不比已經解答的疑問少。

從來統識（hegemony）的操作，都是以一個有限以至空白的符號，將符號宇宙的所有元素統攝，收歸為其（不可能）完整敘事的一部份，並同時掩飾社會本身的不和諧及斷裂（Laclau: 1996, Laclau and Mouffe: 2001 ）。故筆者商榷的，並不是他以一特定階級作為統攝香港故事這種操作。筆者希望提上討論議程的，是呂氏選取中產階級的理據。在沒有明言其特定時空條件及問題意識的情況下，甚麼理據能支持《四代香港人》裡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宏大斷言？在回歸十年這時機，以這個視角相當有限的「世代論」重寫香港故事，希望回應或解決的問題是甚麼？


香港故事，有甚麼好執著

《社會如何記憶》的作者保羅·康納頓說過，「我們有關過去的形象，通常服務於現存社會秩序的合法化」（頁四）。他的意思是，任何的集體記憶，其實性質都在於從混亂和歧義的諸多歷史中，演練出某一種能夠支援當今社會權力分配的緣由，效果就是令同一個社會裡的人，明白和接受社會的種種制度和秩序。亦即是以對現況所起的「功績」，來衡量過去發生的事件的意義。銅板的另一面，就是過往許多發生過的事情，尤其是所謂「不成功的」、「失落了的」、「無法延續的」事件，因無法線性地構成現況最終形成的其中一步，無法有意義地融入這篇目的論史詩，故從來不能言說（如果不是被禁止，甚至烙上負面含意）。換句話說，任何香港故事的講述行為本身，無異於將合法性再分配。不同的版本的香港故事，把比重不同的合法性分配給不同的社會群體，論述上負起了維護或大或小的部份現狀，或改變某些秩序的功能。

研究香港公屋和安置問題的人類學學者Alan Smart，在他的近著The Shek Kip Mei Myth裡，便為重寫歷史示範了一種謙虛的另途嘗試。對於香港公共房屋發展的解釋，流行的分析都會訴諸一九五三年的石硤尾大火，Smart的新作便嘗試拆解這個迷思。然而拆解這迷思，作者的用意並不是要否認一些客觀的「事實」或「現象」，即如香港公共房屋系統實質上與香港戰後社會及空間發展起了關鍵的作用；作者亦不是要求把一切已建成和已決定的都推到。實情是，政府、社會輿論及學界一直以來把石硤尾大火奉為公共房屋發展史的起點，將政府興建公共房屋包裝成對市場失效的「消極」回應，Smart的論點，便正是強調，這些說法除與史實不符，亦產生了一種極壞的政治效果：讓政府得以躲藏在一個安全的位置，一邊坐擁制定及執行土地及房屋政策的壟斷權力，另一邊卻迴避承認政府實質上是都市發展的一個「積極」角色。若公共房屋的發展本質上只是「消極」回應，談目標方向願景都是多餘的；不承認政府的「積極」角色，公眾在政策制定亦不需要有任何角色。

在這視野下，他嘗試以五十年代的多場大火，重構香港公共房屋發展的歷史。對於多場大火，作者的研究心態是：to be open to following the cases where they lead, and then thinking through the implications even of dead ends, detours and back waters。亦唯有如此，作者才能從「事情可以如何發展成別的模樣」的角度，重寫出一種並非目的論的香港公共房屋發展史。這種嘗試並非破開一條頭髮量其粗度的純學究工夫，相反，Alan Smart是嘗試描述殖民統治如何在政策範疇回應如火災等事故，甚麼改變的機遇因為甚麼緣故失落了，某些轉變又是如何發生等等。換言之，除了商榷了公共房屋史的目的論外，更加深了公共領域對殖民管治的認識。如果脫離了殖民地管治後的香港有需要檢討關於香港歷史論述，Smart提出了一種可能的方向及取態。

更進取的態度，見諸齊澤克對於列寧的論述（Zizek: 2000, 2007）。 對於齊澤克來說，列寧之所以被污名，與他之所以值得重申，出於同樣的理由：政治、歷史和哲學都已被一種後冷戰的勝利氣氛征服，資本主義以外的可能性沒人嚴肅討論、美式自由民主政體被認為是最優的政治組織方式。列寧的角色，就是他領導的十月革命，命定地成了史大林專政的基礎，幾十年的蘇維埃最終失敗，就是資本主義得天下的最佳說明及證據。齊澤克及巴迪鄔等論者，便嘗試「to think the necessity of the passage from Leninism to Stalinism without denying the tremendous emancipatory potential of the Event of October」，即在不否認史大林發展出的獨裁專政的前提下，重新描述和評價列寧的革命潛能，與及這種革命意義在當今一片資本主義獨領風騷的情況下的意義。

篇幅關係，這裡無法詳細整理關於重估列寧的討論，然而於本文的脈絡裡，該場討論的參考價值，在於與戰後嬰兒版本的香港故事商榷，斷不只是爭論哪版本正確精確，而是能否擺脫到最終都只是維護殖民體制和價值觀的意義系統，走出一條直正解殖自主的道路；或退幾步說，至少也肯定這一道路的重要性。具體而言，一百五十年的香港殖民史，及十年的特區歷史，除了目睹香港的經濟成長及相關的集體心態易變等軌跡外，公民權、政治權、勞動權、性取向性別權、規劃權等，香港是否也在有艱難但持續的在打拼？有否在甚麼關鍵時機失落了甚麼機會？改變的臨介點在哪？這是否香港故事？這會否比望天打掛等待下一波雄壯的經濟發展，讓年輕一代及早佔領早由殖民時地已建立的權力和資本位置等版本的香港故事，更能為香港指引出一條更明確的道路？


小結

作為一部概括性極高的通俗讀物，《四代香港人》無疑能夠捕捉到幾代香港人在今天的一些特徵及時代氣氛。別說呂氏口中的「淺薄」香港人，即便在明刀明槍賀回歸十年的電影《老港正傳》裡，我們都目擊得到對回歸後香港人該如何走下去、香港故事該如何講等問題的龐大失語，所謂的目標或理想已嚴重貶值成「認命」。香港千載難逢的機遇——結束殖民統治——慘遭「回歸」偷換，解殖（而不單是反殖）、清算歷史、建立進步本土論述的工作統統遙遙無期。

回歸前後，有著北京和倫敦這兩大文化及國家機器為背景，關於香港故事的爭論都難免在國族主義及（後）殖民等理論參考中操作。無論把香港人說成經濟動物又好，說成具反叛靈魂的也好的香港故事，在當時兩面受敵的背境中本身就是別樹一幟、具備批判性。在回歸已十年當下，今天香港經濟似乎再次牛氣沖天，但香港的基本統治格局還要「急凍」（呂大樂語）到甚麼時候呢？今天看來，當時這種權宜之策的限制也就表露無遣：抵抗了（或以「走位」來化解）簡化版的國族主義及帝國殖民性，但「香港意識」卻只落得浪奔浪流無人駕駛的特質。故事少不免要有教訓，說故事的人，這就是給香港的教訓嗎？

討論香港故事香港意識而不直面一直以來香港故事的限制和文化政治，直如不假思索地重複十年前有著回歸、雙重歸屬壓力的等問題意識下的香港故事。不顧這種故事效果上制約著香港人發展批判和進步的主體意識﹐亦是同樣的懶惰。事實上，近幾年已見有好些著作從批判立場清算殖民史，深入描述及研究殖民管治手段在香港的具體面貌，與及甚麼殖民遺產今天仍限制著香港社會從殖民制度中解放出來（Faure: 2003, Carrol: 2005, 2007, Smart:2006），特點都是英語著作。 反觀華文世界，從本文的分析所得，世代論的形成有其獨特的歷史條件，並不是自有永有的香港故事版本，卻正正是始於八十年代面對前途問題時，出現於尚是備受爭議的新中產階級身份和位置焦慮之時。如果以政治權力分配來論，中產階級今天似乎無法取得八十年代中時他們層一度夢昧以求的權力位置，但作為社會論述的一員，今天中產階級已是如他們一直依賴的殖民地以降的制度和價值觀一樣，隱如泰山，

而經歷近年的社區運動和天星皇后以來關於香港人主體和解殖問題的討論，不少論者已開始或重拾對本土、香港故事該如何講的興趣和敏感（葉蔭聰：2007、鄭威鵬：2007、陳景輝：2007、馬國明：2007、朱凱迪：2007、周思中：2007）。「香港故事不容易講」這說法今天已成常識（如果不是讓香港人停止思考的藉口），但在香港故事不容易講，與把土生土長中產階級暗暗鎖定為香港故事主角兩種宿命外，如何重新審視香港的經歷，如何從中辨別足以指引香港前路的片斷及元素，筆者認為，才是今天重寫香港故事的恰當及充份理由，亦是筆者希望深入討論幾成典範的「世代論」的時代意義及不經意效果的出發點。


（完稿於零八年三月四日，其他版本曾刊於《本土論述》和《明報》世紀版）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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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凱迪，〈涼亭被拆，女王像長存〉，二零零七
呂大樂、黃偉邦編，《階級分析與香港》，香港：青文。一九九八
呂大樂，王志錚，《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香港：三聯。二零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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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大樂，《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香港：牛津。二零零七
周思中，〈在解殖的街頭〉，二零零七
保羅‧康納頓，《社會如何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零
陳冠中，《我這一代香港人》，香港，牛津。二零零七
陳景輝，〈誰的香港故事，甚麼樣的香港人〉，二零零七
馬國明，〈不是經濟奇蹟的香港故事〉，二零零七
葉蔭聰，〈集體行動與新社會運動：有關「本土行動」的研究〉，二零零七
鄭威鵬，〈無法解殖的後殖民：天星與皇后運動的空間政治〉，二零零七
韓江雪、鄒崇銘、廖偉棠，《香港的鬱悶——新生代VS嬰兒潮世代》，香港，牛津。二零零七
Budgen, Sebastian, Stathis Kouvelakis and Slavoj Zizek (eds), Lenin reloaded: towards a politics of truth,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Carroll, John M.,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Carroll, John M., 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Faure, David, Colonialism and the Hong Kong Mentality,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
Laclau, Ernesto and Chante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ies, London: 2001
Laclau, Ernesto, Emancipation, London: Verso. 1996
Smart, Alan, The Shek Kip Mei Myth: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s Rule in Hong Kong, 1950-1963,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Wong , Thomas W.P., Colonial Governance and the Hong Kong Story, Hong Kong: HK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1998
Zizek, Slavoj, “Postface: Georg Lukacs as the philosopher of Leninism”, in Georg Lukacs, A defense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0

照舊失語

回來一眨眼就到而家，沒有工作也不是沒有工作，公告天下自己不是瞎忙和監督自己某些小進度，不比準時上班及受老闆氣輕鬆。看著今天在彌敦道往尖沙咀方向的人，在原本兩行行車上線上留影，就知記憶和register的虛假性。那是死了兩個消防員的臨時party zone嗎？那就舞到腸穿肚爛舞到死心塌地，別忘記提起能拍照的手提電話，在法輪功也沒法申請到的行車線上擺個靚post屎留個五百萬象的倩影。小時學過拯溺習過泳，大概知道鍛鍊辛苦也知道沒氣抖是甚麼光景，一邊看消防員很可能是在衝上天台途中缺氧一邊看廢的中國籃球隊以三十分敗陣，我在想朋友出獄前的一晚在想甚麼，而電視則在播放一場有三十分差距的球賽。中國隊變成國家隊，許多人變左都唔覺我則覺得形同性侵犯。十三億人都能享受的性高潮，必定有問題。

場內場外，兩（不）生花

八國峰會今年舉行的地方是北海道北部洞爺湖，一座建在山頂的度假酒店，那可是貴得尋常日本人花不起也不會到的地方。八號那天參與了反G8行動的大遊行，從落腳的營地出發，在山上鑽了八小時，上山下海走了半個馬拉松的距離，才登上了一處能「遠眺」洞爺湖溫莎酒店的山坡——當場才明白為什麼總理元首們需要坐直升機。難怪當八國的首領雲集酒店開會之際，一眾夫人還能有雅興學茶道、摺和服。

日本政府懂得挑個「桃花源」招待各國元首，卻並不能掩飾八國峰會會議桌上的種種矛盾。例如，油價近日火箭直闖一百四十五元，德法意認為是原油過份投機使 然，美國卻認為是發展中國家才是禍首。又例如，峰會希望促進以巴和談，但英美等國家卻已將巴勒斯坦哈瑪斯政權定性為「恐怖組織」，雙方和談形同緣木求魚。

會議桌上：弱勢又矛盾滿佈發達工業國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亦為八國峰會的死症。空氣乾淨得聲音也傳得特別遠的日本，把握形勢主力在溫室氣體排放問題上 「士哥」（score）。但排放量最大的美國，卻從來拒絕作具體數字上的減排承諾——因為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沒減排目標云云。糧食問題、全球經濟等間 題亦不是八國關門自己說了算。因此，是否讓中國印度墨西哥南非及巴西等國擁有峰會的正式會員資格，又變成另一個重要議題——然而，中國應否獲得會員證，美 國已表明反對。

有媒體踢爆，英國首相白高敦在第一天與非洲國家討論糧食危機問題，當晚便享用了八道菜共十八款佳餚的晚餐。這也許便說明了峰會的性質。但，場外呢？

由一九九九年的西雅圖開始，全球公義運動針對着如八國峰會、國際貨幣基金、世貿等國際會議的場合，雖然有勝有負，但每每有令人意外的成果。○五年由英國舉 辦的八國峰會，會場在蘇格蘭一間草原上的酒店。歐洲主場，大量所謂「峰會草蜢」（summit hoppers，即哪裏開會哪裏去的行動者）聞風掩至要衝擊會場。唯營地裏的幾萬人又難以協調，於是使出一天七次的車輪戰術，即使凌晨三四時也是人人跑幾 公里衝擊防線。據今年的組織者說，去年德國反八國峰會的營地組織者，因為參與人數眾多，收回的捐款竟然多出成本一倍！近年的流行口號「we are everywhere」，實在有其運動成果上及內部組織的意義。

洞爺七犬由七月七日開始分批抵達洞爺湖以西北的convergence camp。組織者共安排了三個營地，洞爺七犬進駐的是相對而言老外較多的豊浦營地。頭一天由營地遊行至最近的豐浦火車站，起行已開始下大雨，還未行出森林公園已被日本警察攔截。幾位老外上前說了幾句，隊伍便班師回朝。

大道上：中調虎離山計

翌日的行動同樣是以豐浦火車站為終點，而這回警察不僅沒有阻止遊行的進行，更精心安排了一條無敵風景線，有精奇怪石有千年老樹，有上山有海灘，二百人的隊 伍根本如與同行的警察一同遠足。沿途所見到的路人不過兩百，這難道不有點尷尬嗎？若沒有人看到，任你是二百個孫悟空咁威也沒意思。在森林小路間，難道示威 給千年老樹看？最沮喪的是，即使走了二十公里，並不表示隊伍因此走近了元首們開會的洞爺湖溫莎酒店。到達豊浦火車站後回程，坐大巴十來分鐘便到了。換言之，這是完美的調虎離山計。

臨行前，幾條洞爺犬 都在溫習嶺大文化研究系教授羅永生早於○六年初，世貿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完結不久發表的一系列譯寫文章，主題都圍繞在全球公義運動中佔關鍵角色的無政府主 義，如何思考他們「we are everywhere」的得失。相當深刻的是，頭一天晚上大家花了六小時討論翌日的行動，營地裏百多人立即便「埋位交戲」。歐洲來的行動者，有部分是愛派 對愛喝酒更愛衝擊權貴兼具無政府主義傾向，有據說自六十年代反越戰後便未出現過大規模動員的日本的行動者；前者吃盡歐美防暴警察的橡膠子彈及電棒，對直接 行動有相當高的預期，後者則因為長期不在社會行動的氣氛中，加上七月五日在札幌的遊行才有幾位行動者被捕，故一切傾向和平歡樂。

在日本反全球化的藍調

還有一點背景補充，日本組織者及一直支援組織工作的國外行動者，早在幾星期前已達成了共識：和平非暴力。不管閣下認為這是保守還是進步，這就是七月七日至 九號之間所有行動的原則。喝着啤酒以為到處都是布拉格的行動者，錯的一着，並非較體力化的直接行動有原罪，而是失諸沒有從頭參與籌劃。到這刻才在內部叫 陣，復又未能自我組織有目標有手段的行動，同場的其他行動者看他們不起，當他們是鬧事叫囂的醉酒漢，怪不得人。

日本政府據稱派出了為了保安，派出二萬警力應付反對八國峰會的示威人士。照今年的情况看，怕是勞民傷財了。今年因為諸種理由，反對聲音無法造成什麼影響，日本政府攞彩而遮掩了八大峰會的根本無能及無謂，那就叫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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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強風景線

可能看了去年關於g8的紀錄片，先入為主以為今年的行動也是blockade通往會場的馬路，加上五月時從負責info tour的日本行動者口中聽到也是會在會議那幾天封他媽的馬路。一直再沒聽到消息，就以為保密理由策略及計劃的細節不好外泄。

昨天是七月八日，八國峰會的第二天。經過之前一晚馬拉松式會議，與日本人吵得面紅耳熱的一班黑衣歐洲人不是已離開營地便是計劃了當天離開，餘下的百 多名各地的行動者早上八時半左右抵toyoura營地的大閘前，磨拳擦掌的再出發。一早便知道第二天是要走一條二十公里的遊行路線，但百萬行渣打馬拉松毅 行者等筆者都沒參加過，半馬拉松是多少筆者完全沒有概念。

與第一天不同，這次的行動是已預先申請了的。因此，從起步那刻開始，已經有少量警察在旁不知做甚麼，據稱是維持秩序。但他們沒有甚麼阻撓，只是與在札幌和東京的遊行時一樣，在隊伍的右邊排人牆。二十公里的路不短，但奇怪的是，這會不會是傳說中天下最美的一條遊行風景線？

營地不錯是在一個森林公園裡的，附近的地方是郊區也屬理所當然。我們先經過海灘，旁有有一支支直插上天的大石，隊伍中的人立即趁小息（對！遊行中是 有break的！）弄潮十分鐘，一時間沙灘上熱力迫人。走著走著，到了一處充滿歐陸風味的小鎮，那裡人都唔多個，或者是男人都上班去了，除了散步種花的公 公婆婆，就是拖著小狗或孩子的日本婦女。沒辦法，那邊見樹多過見人，兩方碰面都不禁熱情揮手歡呼。

越走越上山，暗斜走了一兩個小時便入了森林。兩旁都是古木參天的森林，空氣又好，邊走邊叫口號也特別精神。原本的警察大軍也放棄了守在兩旁，不知是 否放飯去。午餐時間又是另一個break。在山路的一小段上，全隊人散坐一地，算是把山路堵塞了。其實沒所謂，因為除了風，那應並沒有甚麼會經過。吃過飯 便落斜，走到半路有行動者指著左首邊大喊，聽不明白說甚麼，睁開眼看也會見到射之導彈也不會打得中的遠方，山頂上便豎立著大家朝思晚想的洞爺湖溫莎酒店。 層層的煙霧重重包圍，說是仙境也不過份，如此的渡假酒店，坐勞斯萊斯也不夠級數，不坐直升機去check-in可能還不讓進哩。

再從下走，到了一個小懸崖，韓國和日本的朋友拿著大橫額，以溫莎酒店為背景，停下來大喊口號和唱歌，不僅隨行主流及獨立媒體記者爭相拍照，就連已經 走了十多公里的行動者都紛紛在這謀殺菲林的位置拍個不停。這就是全程的高潮。繼續走多個多小時，走出了山路，進入了豊浦火車站的小城，原來警察都休息夠， 正在重新迎接遊行隊伍。在鎮內又是繼續兜，穿過天橋底和橫街窄巷，終於在四時許抵達豊浦火車站。前前後後廿公里盛惠七個小時，路線並沒有把反對g8的行動 者帶近會場，這刻即使坐火箭到溫莎酒店，會也散了。

之前一晚還吵得面紅耳熱，吵抵達火車站後幹甚麼好：有人提議直衝會場，有人提議三步一拜，有人提議其他。在這刻都已沒有意義，大家都吃著雪糕上車了。

小時候聽過一條不懂回答的IQ題，問為甚麼由聖誕到新年，只需一星期，但由新年到聖誕，卻幾乎要整整一年？遊行結束後，組織者安排了大旅遊巴送大隊 離開，旅遊巴開得不特別快，但十五分鐘後已火速回到營地了。有洞爺犬說，這肯定是警察與日本旅遊局合作策劃的路線，有助振興日本經濟。洞爺一行七犬，前前 後後掏了十皮野，原來最終的成就是振興了日本經濟，嘆盡了北海道的極品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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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爺犬立功！

三年前wto第六次部長級在香港舉行，一班「民間記者」樂得每天拋妻棄子六親不認的往街上跑，真箇「不在抗爭現場，就在往抗爭現場的路上」。以當時大量人大量的投入，當然收到很多風，建立了很多關係，也打了許多架，甚麼盾牌催淚彈鐵馬陣都經驗過。但以當時的人腳，絕對可以協調得更好，產量更多。

出發去日本採訪g8，還這筆民間獨立媒體工作的債，怕是不認還需認的背景罷。也因為如此，在機場過了差不多廿小時後，晚上回到下塌處收到催魂電郵，說全香港的媒體都在報導香港獨立媒體網的記者在日本被扣留，唯獨是香港獨立媒體網沒有相關的文章，民間記者當晚就開工，虛心受教不敢怠慢。

民間記者，與主流媒體記者相似的地方，是大家也不過是寫文章拍片段，把消息傳遞開去。但有點不同的是，幹嗎要傳遞開去？說上星期六發生的一段小插曲。

警察是一個保安功夫做得相當好的政府部門，換句話說就是相當封閉。在香港的經驗也告訴我們，若有社運朋友在行動中被警察捉去，單是被帶到哪間警署去了，好讓其他人安排律師協助，也是諸多阻撓百般隱瞞的——更別說在無人知道的情況下被捕了的朋友。

剛過去的星期六，是反g8的國際行動日，幾千人聚集在平時蚊都唔多隻的札幌街頭，邊嘉年華邊表達各自的訴求。大遊行的隊伍中，有穿似和服的的農民，有以一生人的時間參與日本反戰反核運動的公公婆婆，有punk頭異服的無政府酷兒，有嘈到拆天的drum circle，有全球公義運動的明星扯線公仔。

一隻洞爺犬說，老大難得帶大班手足出街，當然要抓幾個才算交功課。當天一共抓了三位行動者，及一位記者。該名大通訊社記者據稱是在人群中與警察身體有點接觸，三爬兩撥便給警察扯出人堆中，然後只夠時間給遊行組織者的律師小組的成員留張咭片便被帶了上警車。而整件事，在遊行路線沿途的一條小橫街上發生的。

當中的經過，給另一隻洞爺犬全程拍下。

奇怪的是，當主辦者在遊行解散前公佈，沒有提及無端被捕的記者。然後當筆者帶著洞爺眾犬拍的帶回媒體中心剪接時，消息似乎才逐漸傳開去。民間記者的紀錄，取諸運動，當然用諸運動，立即抄到媒體中心的資料庫裡，給他她們也作剪接用，作寫聲明用，而且負責拍攝的洞爺犬當晚更出席g8 media network的live streaming電視節目。怎麼也好，那都至少是一些材料，即使想支援這位大概沒甚麼日本社會運動背景或關係的記者，也有些少立足點。甚至再簡單一點，至少能有證有據地公告有位攝影師被抓了——日本冷知識，警察可以在沒提起訴的情況下，把任何人拘留二十三天的。日本人老外沒有例外。

沒錯洞爺七犬多少是為了補償零五年wto期間只顧抗爭忘了獨立媒體工作這筆集體債，但仍似乎失諸太乾脆地把獨立媒體及社會運動區分及對立起來。兩者如何互相推動當然有很多模式可供參考，但在如g8、imf、wto等大型國際會議中，希望與失望，力量與沮喪等，一直並行不悖——大型群眾動員、有色彩及創意的行動使人有力量，但旋起旋滅浪奔浪流的瞬間及事件又可叫人無邊的空虛。民間記者累積不同經驗，要克服的，就是當中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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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f the arrestees in 5.7.2008 demo at sapporo

七月五日札幌的遊行，人數比之前的多了，參與的人也更色彩繽紛。但學某條洞爺犬話齋，警察的頭子帶咁多手足出黎，唔帶返三幾個返去點交功課。如是者，不僅一個路透社記者被捕，sound demostration的主角——貨車的兩位dj及司機亦應聲被捕。這段片段包括了記者及司機的被捕過程，司機那段尤其暴力。雖然隔著玻璃看得不太清楚，但留心看還是看得見警察如何格硬把司機扯出。

洞爺七犬出品

巨頭對話 懸而未決

《empire》、《tak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等當今社會運動及左派政治運動的分析，要處理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如何扣連當今日益無孔不入的所謂「新自由主義」，及同樣日益蓬勃的全球公義運 動。換言之，為甚麼當所有人都已變成消費主體的時候，另一方面由西雅圖到熱那亞到坎昆到香港到斧山到眼下的東京，全球各地領袖哪裡去，行動者就追到那裡 去，並取得不大不小的勝利。究竟新自由主義真的獨領風騷，還是反對運動的行動者其實大有市場？學術分析如何扣連當中的落差？他們是被牽著鼻子走，還是思考 及分析其實能走出僵局？

一連兩天在東京明治大學自由大樓舉行的counter g8 international forum，頭一天的「對抗理論的可能性」主題論壇，便請來了上述兩本一紙風行的作者，michael hardt及john holloway，連同兩位日本學者，足立真理子及岩稔，一同泡製counter g8 international forum的重頭戲。

先孖叉後君子，論壇的安排強差人意。縮寫為cgif的counter g8 international forum，既以國際為定位，沒有中文翻譯至少也有英文翻譯吧。沒錯英文翻譯是有的，但只向台上的講者供應，即使向講者及向聽眾翻的內容照計應該沒甚麼分 別，台上的英語翻譯還是只與講者咬耳仔。作為付了五百円入場費的聽眾，至少一半內容是根本聽不明白的，有關安排實在要非日語聽眾太大的同理心。

當前的形勢

討論的問題其實很簡單：革命的希望在哪裡？

先發言的足立真理子先端出二十世紀初的盧森堡，指馬克思理論其實有過兩次喪禮，一次是馬克思指工人是革命主體這論調的喪禮，另一次便關於羅莎盧森 堡。二十句紀初盧森堡曾說過，工人作為革命主體的勞動過程其實是有些條件的，那就是勞動力的再生產。勞動力的再生產，泛指工廠工人勞動以外的一切生產，從 女性主義角度看，就是生兒育女，煮飯洗衫等。盧森堡認為，這部份的勞動是資本無法完全操制的，那造就了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機器的不穩定性。這部份的生產無法 重覆，無法成為結構的一部份。而這洞見，一下子便能令我們立體地看見，傳統的工廠及工人勞動，今天新主由主義的資本主義體系中，佔只個他媽的一小部份。

michael hardt補充說，勞動作為資本過程的一部份，其實有兩個重要的環節。第一是資本提供工人組織的方式，例如以分工，分作小組的方式。第二是提供勞動力再生 產的條件，這在福特主義的生產模式中最為顯著。然而，企業在今天的運作中，因為創意、符號勞動當道，這兩重資本原本需要負責的環節，如今已是無以為繼。勞 工的組織，資本不需要再負責，勞動力的再生產，資本亦不需要再負責。大量的勞動力，經已溢出了生產過程之外。

換言之，盧森堡當年的看法，在當今的新自由主義時代，已以一種不同的版本成為了資本主義的基礎。往日，工廠工人是整個生產力的核心（且當真的有一時 期無償勞動並不處於真正核心），但至今天，工廠已外的勞動，如服務業、金融業、創意勞動已是整個生產力的最先進代表（姑勿論人數）。故hardt的問題， 便是女性主義者如何擴展勞動這概念？女性者主義是要把性別的優越性由男性搶回女性這邊？還是乾脆把性別的層級摧毀？

我們的任務

而按john holloway的說法，工人階級作為革命主體的的舊體制需要被新制體制取代。工人並不是單一和統一的革命主體，個別性、多元性等已成為描述新革命主體的 最重要特徵。如果勞動力產生資本，則要反對的並不只是資本，並且是把資本制造出來的勞動力本身。勞動力本身同有兩面性，而john holloway認為異化勞動的主導性，已慢慢被對自主勞動有效勞動的欲望迎頭趕上。從九四年查巴達起義、九九年在西雅圖開始的全球公義運動等所見，革命 不僅正被重新定義，並且已不斷發生！

當michael hardt以日本社會的freeter現 像發問，說本質上只是散工的freeter，名字其實是日本招騁公司的修辭茅招，freeter的free，只是企業才能享受得到的特徵，勞工的代價卻是 不穩定及低薪的勞動條件。所以引伸出來的問題是，如果john holloway的新革命觀念對現實進行的社會運動真的具有前瞻性，而不僅純粹是對個別社會運動的自我祝賀，這新觀念或者需要處理的問題，便是到底在甚麼 條件，運用甚麼策略，freeter如何可以真正成為具創意、有尊嚴的自由勞動力？john的回覆，便索性跳過當中的策略及可行性問題，直接便跳到一個宣 言：對！這就是要努力的方向！

即是說，哪怕理論上已能把革命主體順理成章地拒斥了原來的工人階級，並且原則上能賦與工廠外的勞動力予其應有的革命能量，但實際處於個別的勞動條件 勞工如freeter或護理人員如何能裝備起革命力量，還是一個未知數如果不是一個謎。這個像是阿媽係女人的結論，但當中有著分天國與地獄的分歧。

問題還是結論？

論壇在雷動的掌聲中結束，但對不少問題還是懸在半空。john holloway如果真的從南美經驗中得啟發及希望，這些東西如何放在其他如亞洲地區而能避免成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為甚麼當革命已不斷地（如在南美 及歐洲）發生，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情況卻不斷惡化？這裡並不是說他們旁觀比如亞洲的痛苦，然而說革命已經發生，聽來卻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換個講法，希望 是一種祝賀的情緒，還是能夠成為其他地方可以應用或啟發的資源？還繞john holloway及michael hardt的這些問題其實已被問到無新意可言，而其他對這一波全球公義運動的批判（如運動缺乏連續性，和被白人中產社運積極份子壟斷等，詳見安徒年半前一 系列的譯寫文章）亦已老生常談得連michael hardt也在最近日本的《週刊金曜日》的幾百字文章也有捫心自問。

讀過john holloway文章的人都會感到，他很詩化。而他作結時便說：當人們以為資本家會給一把小小的利刀直插心臟，我們卻應該預期，資本家其實將被千千萬萬的小密蜂叮死。而前仆後繼一浪接一浪的反抗運動便是千千萬萬的小密蜂。

九九年至今的全球社會運動聲勢越滾越大，「希望」這元素發揮了關鍵的作用。g8的counter forum都要邀請他們作為主題演講者，說明兩位作者將「希望」理論化無可否認的翹楚地位。但上述問題的懸而未決，或者說明了如何改變世界，如何想像革 命，如何想像別種社會的可能性的問題，即使社運的積極份子都收皮了，還有待解決。密蜂的意像既有叮人的一面，至少還有勤勤懇懇反應式地勞動的工蜂，中間的 距離如何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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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or…take the power to change the world?

成田機場的廿小時

七月廿七日，並不是黑色的星期五，去年八月一日給警方抓去的馬仔及julian，剛被判了罪名成立，這事的離譜程度及強度，遠超本文內容，唯願大家多關注大政府如何打著在保育或社區政策從善如流的旗幟，上下其手真正參與及願意為此付出的朋友。In solidarity！

疑似恐怖份子登陸

「恐怖份子」之所以恐怖，便在於透過上述的問題，日本入境處的人員根本無從獲得任何證據。無法確鑿證明的恐怖份子，據稱最為恐怖。

洞爺七犬首批成員，昨天晚上七時半順利在東京的成田機場降落。剛剛才與同行的朱姓同伴玩笑說，他的護照看來給槍林彈雨海洗滌過，排我後面較穩陣。下 機走上入immigration的櫃位，immigration職員手起刀落，左手拿來一份表格，右手執起電話話筒，眼尾也沒看我一眼，便有一位面目冰冷 的男職員朝我走來。甚麼都沒有解釋，我已首先中招，身處於一個等候室中。兩位同伴隨後亦來入到房間。

那是一間等候入境處職員盤問的房間，與每論是想像中或實際上日本整潔的形像格格不入。坐著的就是我們或者會覺得理所當然的「人種」：非洲人、南亞 人、東南亞人等。還有一個歐洲人，現在加上我們。以歐洲人作為歐美大學的歷史教授的資格來說，加上是有明治大學舉辦的論譠的講者身份，下午四時等等等等等 到晚上十時許，是俾面價。

我們呢？先看入境處盤問的問題。

「你是否leader？」
「你有否曾被警方拘捕？」
「你是否曾被落案起訴？」
「你是否何政治組織的成員？」
「你會否破壞g8其間的會議？」
「你會否參遊行？」
「你們具體有甚麼計劃？」

looking awry，以上的問題便是假設了答問題者是所謂的恐怖份子。特區護照當然被扣留，後來連我們的香港身份證也取去。取去幹甚麼？一頭霧水。等候室牆上貼滿的 入境流程表（為顯得文化多元，流程表還是提供六七種不同語言，和三張重覆的中文！），而每個步驟也幾乎有列明是根據甚麼條例而進行的，唯一欠缺的，便是時 間。我們所在的階段，是等候入境職員的盤問及審批。批就當然沒問題，被裁定要遣返而沒有異議的，或者便是坐免費飛機返老家去。要遣返而向 department of justice上訴的話，就有三日時間。看來滴水不漏吧？盤問的時間要多長？中間的吃飯及睡覺又如何處理？等候其間被盤問者的法律地位及權利是甚麼？這就 是魔鬼的細節。

免費床位

不問可知，當晚入境部的人員並未能決定是否讓放行。但晚上我們的安排，便成了另一個小風波的風眼。當我們知道並不能當晚便入境或遣返，盤問翌日早上 八時繼續，收到的資訊混亂到難以想像。有人說我們會入住「immigration facility」，但那是酒店嗎？還是可以隨便在機場找個地方舖下睡袋便算一晚？又有人對我們說，入住immigration facility要一晚付二百塊美元來。結果是我們享用了一晚有代價的免費住宿——覊留中心。

甚麼代價呢？自由就是代價。甚麼自由呢？在進入覊留中人之前，我們需要先搜查。也不是隨便的搜查，搜身是逗袋式的搜身，一兩秒的震撼也算了。而各人 的幾大件行李，也要翻箱倒籠的抖出來。筆記本要逐頁揭，所有他們有興趣的都給影印下來，背包和旅行袋都的甚麼暗角或平面都給又摸又搓又按——或者就是搜涉 嫌藏毒或藏械的搜查。這就是我們感覺奇怪的——我們的行程，我們的目的，我們有的聯系，都坦蕩的告訴入境職員。明明是他們未能及時作決定，卻因為我們還在 其手上，便把我們當是甚麼的嫌疑販。

在八人大隊的護送下，我們便被帶到住他們口中的「immigration facility」。在那裡，搜身難免，我們被限制攜帶任何行李入房睡覺，包括所有隨身物品如紙、筆、相機、dv機、電腦等。睡覺的房間有如光棍，門外還 有一堵銅牆鐵壁，還要我們簽一分同意書，說我們同意入境職員把門鎖上——為了我們的安全著想（職員的解釋，是因為會有甚麼非洲人，有甚麼危險就不好之 類）。別怪我長氣，我們現在不是有待審批的入境人士嗎？性質上與剛下機要排隊到櫃枱的旅客有分別嗎？或者從入境職員的眼中是有的，但哪怕我們不停的查詢， 並沒任何人曾經有內容地回應過我們。而那個甚麼鎖門的同意書，各位留意了，即使你是怕甚麼非洲人南美人南亞人科學怪人，那張同意書並非保護你和他們有效的 分隔，而是用一個大鐵閘把你們都鎖在同一個空間裡。

翌日早上睡醒，飯也沒吃（這裡指的飯，是當天的早餐及之前一晚的晚飯）便又被帶到昨天那等候室裡。職員遞來一分表格，要我們填上我們之前一晚已完全 交代的資料。原來所謂未完的盤問，只是與之前一晚相同的問題，分別只在於之前一晚入境職員只把答案胡亂抄在一張白紙上，而翌日早上則抄在一張看來比較正式 的表格上，然後又是lost in translation的另一小時（順帶一提，替我們翻譯的一位上海人，一位在成田機場當外判保安的上海人！）。那時已收到消息，我們的事情已在香港通天 飛，不同的朋友在香港在日本為我們提供協助（這部份由另一同伴另文再述），當筆者的第二輪盤問完結後，又是不停的等，等，等。多番堅持，終於能夠嗯下一盒 七仔水平的親子飯便當，作為我們踏入日本後的第一餐。到下午一時多，距離香港有朋友預備到日本領士館抗議前不久，那位一直負責盤問我們的入境職員，才手持 我們護照走入等候室，逐本揭開向我們展示已蓋上的三十天簽證，說我們可以離開了，不好意思云云。

抖擻精神

事情發展到我們步出成田機場的玻璃門，大概已是個句號。所謂的事情，純粹指三人入境遭日本入境部阻撓這事情。這件事沒有為我們帶來怎樣的沮喪或恐 慌，反而令我們的腦筋清醒了，獨立媒體的工作還是有價值的，或是會令權貴神經緊張的。不為甚麼，就是因為獨立媒體能說些不中聽的話，這不純粹是自我感覺良 好，至少日本的入境部也會認為這樣的人來了日本，涉嫌會把某種秩序搞亂。然而這樣把故事講完，自己都覺得雖然事情實在太混賬，自己受到少少阻滯，要引申也 可以去到很多對政權、對國家等的概念和分析和批判。但這種樣衝擊，與香港媒體把這事上升到頭版頭條級的級數，但卻沒甚麼心機介紹一下G8，及為甚麼這種國 際會議會引來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的關注及反對，以至連幾條香港小犬都要自稱「洞爺七犬」敲鑼打鼓的說要報導G8等之間構成的強大落差，我們只會更明確感受 到，工作還未開始，困難還未真正遇到。

國家機器對人民的暴力，我們在成田機場的經驗只是一例，也許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例子。G8才是主角，還有更嚴重的國家機器暴力才是主角，我們還不算 入流。硬銷一點，同日的皇后碼頭所謂「襲警」案的受害人馬仔和julian才是後者的例子。洞爺七犬的頭三犬，既未碰到G8，也未碰到真正霸道的國家機 器，請讀者stay tu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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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忠的幻像

泛民主派及建制派對於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超怪的銜頭！）的態度，楚河漢界標準答案：建制派包括政府的立足點是沒有違反基本法；而泛民的立場就是要在香港當官就不能做外國人。一時間，全香港都被套入了一個奇怪的局：沒有外國護照就是對香港的承擔，對香港有承擔就是對中國的效忠。

筆者其實對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能否有外國護照沒甚麼意見，亦覺得建制派的觀點迹近可笑（難道聖經沒提過原子彈，就代表上帝不會反對麼？）。 鄭經翰在昨天信報的著名文章已很簡潔的說了：「今天為了反對政府和政治任命的副局長和局長助理，反對派竟然不顧原則，忘記歷史，在雙重國籍的問題上大談效忠，反而當年以民族大義為名致力排除「外國勢力」及「殖民地餘孽」的左派卻改腔換調，，反過來表示外國護照無關忠誠。」若八九後民主派真的能逼到英國發出居英權，今天又會是怎樣的光景；而今天倒要由學鄭經翰的話當年排除殖民餘孽來捍衛香港人雙重國藉的權利，真箇喪失現實感。

香港的現實，不就是從來華洋雜處水深港闊嗎？香港的現實，不就是六四一役後，幾十萬被認為是香港社會中流柢柱的中產階級一股腦兒往外國外國移民，管它是歐洲美加，管它是太平洋人口不過三幾萬的島國嗎？這批持外國護照的準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不是天生的外國人，也不是二十世紀初那批持英國護照但受傳統中國文化訓練的歐亞混血兒。這批人是一班曾經主動放棄原來國藉，有能力到別的國家購買政治保險的社會菁英。

但現在反對者的要求是甚麼？放棄護照，亦即是當日他她們以背叛了原來國籍為代價而取得的歐美加護照，現在被人要求再背叛一次。筆者沒有拿過外國護照， 但據稱入籍要經過宣誓程序。如果剛被委任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兵團屬「八國聯軍」固然荒謬；但更荒謬的，會否是這幫八國聯軍，竟然真的一個個迎合社會意見，應聲願意放棄護照？說起也心寒，因為這恐怕開始成為事實了，其中一位已宣佈會放棄，他們當天為了取得護照而唸過的誓詞，是鬧著玩的碼？是被人用槍指著頭的嗎？ 這批政治明日星看數字都很年輕，短短的三四十年生命就轉兩次國藉，效忠愛國之說是否太形式化太廉宜了？國籍，真的就是示效忠的指標嗎？

要說真正將效忠問題嚴肅對待的，難道不是臥底嗎？臥底的特徵，不是就甘願放棄，以至拒絕其原來的身份作為其效忠的方式嗎？羅永生的《無間道》論如果都聽得太多太熟了，不如看看別的例子。八十年代開始，據稱香港中產階級政治抬頭，評論都說中產階級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但香港人擁有外國護照者，比例最高難度不正是這批人麼？今天幾乎就當拿外國護護照者是外人或信不過，是判斷錯了，還是突然對我們所判斷的社會的基本現實失明了？以至一直以來大家都不怕放棄以換其別的國籍身份的中國護照或特區護照，今天突然政治升值洛陽紙貴？

最後說一個人。他出生於香港成為殖民地後廿年左右。父親是一個來香港從事賣豬仔到歐美的荷蘭人，母親是有指是「蜑家人」，但礙當時的婚姻習慣與荷蘭父親也沒有甚麼名份。他父親後來生意失敗到英國養老去，母親則替若干亦是沒名份的男人再生了小孩，到最後獨力將小孩養大。

小時候在卜卜齋唸書，受傳統中國文化訓練，他慣穿唐裝，開口埋口心繫中國。在中央書院畢業後，他先後在海關及洋行任職（所謂「買辦」），建立了商業及人際網絡後，便自立寶號。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逝世時，據差响紀錄以他個人名義擁有的物業所繳納的差响，便佔了全香港總差响百份之三——還未計算以他公司名義擁有的物業、珠寶和股票等。

除富可敵國外，他還在二十世紀初風起雲湧的中國政治頗有位置。他招待過戊戌政變後逃難到日本而路經香港的康有為，在民初軍閥割據時奔走全國呼籲和平，在一九二一年海員罷工時亦主動承諾付出罷工期間海員一半薪水，以換海員復工，殖民地政府亦多番希望把他延攬為官。

人，當然不會又有錢又正義那麼簡單。在平息海員罷工時，亦有人稱因他從事貿易生意，慷慨捐出罷工工人的工資只是為了止蝕，兼且還有證據顯示他根本未有真正把那筆錢捐出來。到了二五二六年長達年多的省港大罷工，他還或明或暗協助港英政府以強硬手段瓦解罷工。民初期間他除了奔走中國呼籲和平，亦有證據顯示他疑似暗中多番捐出軍費作「反赤」之用。後來更支持兒子放棄英籍，加入國民黨張學良麾下。

這個他就是何東，即銅鑼灣何東中學、上水金錢村何東學校、九龍塘何東道、沙田何東樓、鑽石山何東安老院、港大何東夫人女子宿舍、澳門何東圖書館、何東中葡小學的那個何東。認為他有為偉大好，認為他金錢權力掛帥也好，他和他的家族就是如此的與香港盤根錯節。

香港不顧一切的自我再創造（self-reinvention），已到了竭斯底里的地步。身份認同的問題，從副局長政治助理這事情上看，充其量只是揭發了其未解決的果。如果終始不認真對待這個結果的社會歷史基礎和根源，同類令人看得天旋地轉的錯覺還是不斷會發生。

狗頭龍肉的《一奏傾情》

有一類愛情片，其奧妙之處，就是愛情在當中是缺席的。如《迷失東京》如《日落巴黎》，整套戲都在暗示男女主角會點起愛火，但結果就偏偏總是既非大團圓又不是哭喪著分離，更不是愛你愛到殺死你。沒頭沒腦不知是高潮未到還是早洩了。

港譯《一奏傾情》的《once》也是這樣的一套戲。男女主角以歌相會，整套片說是宿命地兩人最終一起過程中的一段也好，你我來我往最後徒勞也可以，反正在片中描寫的那段時間，有始沒終總差一點才最是引人入勝。相比起描寫兩人關係的細緻敏感，末男的說到倫敦找前女友，女主角說前夫會來都柏林找她，顯得兒戲勉強得幾乎以為是幻覺，如果不是借口。無論如何，結論似乎是實現不到的關係才最浪漫，一如電影是以虛構的方式說真理。

但這都是常識了。這片最值得表揚的，是對角色的尊重。男主角雖然是似乎比女主角更主角——以他開頭，亦以他因到倫敦找前女友而往錄音室錄音帶動整個故事。他的背景無疑是立體的：被女友騙了感情，一直沒想過要找回她，卻在晚上的街頭大唱苦情歌，母親去世了就要回住照顧老爸，沒太大作為地幫忙父親的吸塵機修理店。然而，作為其對手的女主角的設定，卻被安排了對於一般處理的愛情故事的強大阻力。

女主角在片中不是純浪漫愛情的主體（romantic being），她在片中的功能，不完全是為了概念上完成一段浪漫關係的對手，而是有其具體的處境和生活要面對的問題。她是一個單親媽媽，同時也是一個女兒，其媽媽居愛爾蘭但不願說英語。三番四次被屬全片主角的男主角誘惑，她都不能義無反顧的熊熊愛火中自焚。

差不多片末的一幕，當男女主角及其樂隊錄音錄到差不多，男主角邀請女主角到倫敦一同生活，女主角便問：可以把母親都接過去嗎？看似簡單的愛情故事，原來轟立著一條不能化約的母女倫理面向。再之後，錄音大功告成後，男主角離別在即，邀請女主角到他家多聚一會。女主角問為甚麼要聚，還不是最後會親熱。男主角極力否認（他於初便是因為太衝動而幾乎累事），女角淡然說，肯定會，感覺甚至還會不錯，只是沒有意義。你不同意導演為女主角安排的拖男帶女倫理觀也好，至少導演不打算給你一套只有愛情維度的電影。女主角不只是愛情關係的反作用力，她有自己的世界和解決不了的問題，willful一點說就是一個稍為立體一點的人。都是好來好去的感情，但在這點上，《once》便超越了《迷失東京》及《日落巴黎》，雖然後兩者在營造那種估估下的浪漫何止千軍萬馬。

片裡還有很多有趣的地方。例如也沒留意男女主角叫甚麼名字，到片末出credit時才知一個叫guy，一個叫girl。他她們真的只是任何一個男或女嗎？還有，港譯的《一奏傾情》，真箇是不知所謂到走上不歸路。片名中的「一」字，加上「奏傾情」，雖然可以旁及電影以音樂為主要元素，但完全把電影的核心及範疇搞錯了。

傾情當然是傾情，但電影重要的地方不是傾情。甚麼電影沒有感情線，連rambo都可以溝女，傾情算得是甚麼？這個「once」字，在片中的語境，彷彿正是要挑戰「傾情」兩隻字彷彿無需要的時間狀態。「once」一字要捕捉的，似是「曾經發生過…」這層意思，這種意思不排斥傾情的浪漫維度，但更強調其暫時性，而這種暫時性難保不是令之變得更浪漫的通用秘密武器。

他媽的兩次鬱悶

搬出來住雖然有一段時間，但要親身感受柴米油鹽靜悄的價格升降，還是這半年的事。豆豉靚魚雖少吃，五塊半一斤的米爬到七八元還是有感覺的。在市面買到的東西，到我們手上之前的故事，老實說之前的關注都是抽象和原則性的。在朗豪坊旁的街市我們買菜，在廣東道咸美頓街路口的街市我們也買菜，但從不敏感兩檔菜的貨源是哪，菜走過甚麼路，有過甚麼故事，替甚麼人賺過錢才進我們的肚子裡去。

第一次對這些問題開始覺得不對頭，是一直抽煙用的filter tip突然缺資了。樓下辨館的老細淡淡地說：船期未到，沒貨。對著這樣的話也會察覺到有不妥的人，是神經太緊張了。平日狡兔有三屈，這家買不到便到別家買，在工作地方附近的另一家辨館尚有供應，太陽還是照樣升起。後來，全香港都沒供應了，腦袋只能把整件事具像化：究竟是怎樣的一條船，能令全香港的r牌filter tips都斷貨？這個問題沒有想下去，因為轉頭已有另一牌子的filter tips問世了，儘管同一牌子出品的煙絲，抽得人也燥。

很久之前，曾經因為煙紙的問題在blog裡痛陳自己表錯情，到現在為止每每想起都難免臉紅耳赤：以為一個百年老牌子受不起代的考驗，原來只是新牌子在廉價販賣偽青春氣氛，老牌子卻是真正老而彌堅風流倜黨。

還是關於抽煙相關的用品。點煙酷一點就用火柴，但酷的火柴不容易找。雙喜是好，但質量有如碰運氣，一根火柴木不夠的有，火柴頭火藥不夠的也有，火柴盒也隨時有問題。很長時間我都是用bic牌火機的，好其體積小而且樣子並不即棄。夕陽無限好卻是近黃昏是硬道理，買最後兩具的那天也有在blog裡說兩句。很來只是因為偶以有人透過不同search engine因為找bic的火機到這裡來，才會想到曾用過的火機。像是很正常生命力衰弱了，適者生存汰弱留強，強說愁自己都臉紅。一段小插曲是，曾經在克街上的一個巷仔舖裡找到冒bic的火機，那火機不僅冒，還在撻火那個輪位加了一塊鋁片，怕是防止小孩胡亂打火吧。買了幾次連舖都關門了，冒牌都做不住我是否要認命認為這就是市場定律。

那真是令人相當憂鬱的事情。法國製造不僅便宜，並且實用，但就敵不過國產再平一點兩塊錢一個的火機。效果是連選擇權都給人遞奪了。花不起錢買幾百塊的zippo，便連bic的都不讓我用了。上面提過間或有人在search engine找bic火機到這裡來，初時還想是否有人如念舊如我，對自己曾握在手裡的小火機不離不棄，沒得用還要夜闌人靜時到處找這小火機在他人生命中烙過的痕跡。城中某著名文化人曾一口氣把一家小士多的廿多個白色bic買下了，這消息讓狂熱愛好者知道是否要把文化人暗殺了。

誰人受害誰人加害﹐原來峰迴路轉夾纏不清。事情，原來是這樣的。內地的溫州二千年前曾是全世界金屬打火機最大的出口國，年產的六億隻把全世界產量的佔去了七成，三份一銷到歐盟去。到零一年，歐盟以反傾銷的名義，要求所有入口價低於兩歐羅的打火機都配有防止兒童撻火的「安全裝置」。國內媒體的理解是當然就是針對中國的技術壁壘。啟動這技術壁壘程序的主力，就是法國的bic。後來溫州的煙具協會與歐盟對簿公堂，2003年歐盟撤回其反傾銷的調查。以為來找bic火機的人都是同道，原來卻是民族資本主義者來服用反帝亢奮劑。

還不止，你以為bic是垂垂老矣的淨色膠火機，人家可是與時裝品牌cross-over，又玩設計整原子筆燈的潮流達人。隨著search engine的腳步，再一次自作多情幾乎我幾乎要找棟ifc跳下去。

理論有云，人總共可以死兩次，一次是肉身的，一次在符號界。但鬱悶也要來他媽的兩次才夠徹底，沒有火機用好了，還要被揭發第一種鬱悶，其基礎的空無與虛構。都說去年八月始，大家都變成浪流兒，家不再家吊兒郎當，但原來碼頭保得住人還是會像宿醉後的清晨般，神智不清以為自己在找路回家。

平民集擊之時代廣場的愛與鼓

訪問：梁寶
拍攝：阿周 terry
剪接：阿周

拉夫制作
real in fiction production

收音不好，記得扭大聲啲，聽下一齊玩的大人細路的歡笑聲。

上星期天，管理公司似乎變陣了，看來甚麼都不再阻止，只是勉為其難的指手劃腳引開途人別在廣場停留。加入一齊玩的，甚麼人都有，最搞笑當然是那個我估是聽到節奏就無意識在搖的拉丁女嬰。甚麼都好，跳下繩打下鼓抗議下北京奧運都好，其實，真的沒甚麼大不了，又不是個大電視把頭頂那超級無敵大屏幕打爆。眼下要考慮的，反而是該不該問時代的管理公司收推廣費（冷笑）…

小賈回家，或尋找關於賈樟柯的真問題

還在中大唸本科的時候，某天譚某端來一篇文章，叫〈平民史詩〉。那時候還是維威喂的，人買我買，記得出去看戲那天，早上剛交完忘了是哪科的mid-term論文，打著嗑睡的出市區看戲。鏡頭很長，山西口音聽不懂，那些青春，那些對時代變遷的敏感，燒熱的鐵般烙在腦裡。那個人叫賈樟柯，第一套看的片叫《站台》。

是零五年左右吧，當時黃靜還在《文匯》做副刊，甚麼《小山回家》、《公共場所》、《狗的狀況》已看到滾瓜難熟，不用說的當然是《小武》、《任逍遙》。那是藝術中心為賈樟柯辦回顧展，還得了的，當然找他訪問——起初真的只是一心訪問，後來竟然在未搬的中環牛記喝著瀘州老窖，趙桃還買來了花生。還有可以比這更夢幻嗎？聽他說他小時候和朋友打架等的無聊話題，幾乎要以為自己已是推心置腹的好友了。

那次回顧展，還碰巧給我們發覺了在藝術中心放的《世界》，並非宣傳所說的兩個多小時版，而是錯手放了一百零九分鐘的版本。一些愛電影的朋友抱怨過，也與藝術中心的朋友了解過，後來看了短版的觀眾憑票尾能一嘗所願，看看《世界》的長版，結果還算美事一樁。訪問的成品，就是明白了拍電影是一種創作，是一種表達，但要傳意還是路遙遙。而賈樟柯令人敬佩的地方，就是他不僅有話說，還千方百計要把話說給其他人聽，話要有方法傳到人耳邊，才可以令「話」這個字完成其定義的內容。他不僅拍戲，還像個企業家般把他崇高的作品接駁到世俗的院線。謹記，在電影工業體系裡，院線是談生意的地方。鄧氏也寫了一連幾篇的稿，作為認識賈的整體視野和他拍片所根據的對中國的分析及觀察，是simply unbeatable的。

既成了義無反顧的偶像，期待他的新作便是最膽戰心驚的經驗。零六年的《東》和《三峽好人》，好一對姐妹作。他也有來香港作宣傳，畢竟他的創作班底中，周強和余力為都是香港人，藝術中心的ifva亦是助他初期融資的地方，忘情護主也好真心英雄也好，當時也有寫下一點胡思亂想。最近的《無用》，還未有機會一看，但到《世界》為止，拍得好不好可以討論，但賈並不願意重自己，是明顯得不能否定的。由《小武》初嘗都市轉變的手足無措，到《站台》的明確的表達快速轉變的犧牲與無奈，到《任逍遙》主動捕捉改變之的年青人的孤獨，到《世界》描述轉變了的城市的真假互滲，就如同一幕戲的不同takes。他以一部戲的規模創作每一take，反複捕捉當代中國這幕戲。實牙實齒的把自己在甚至國內的空間都打出來，對他停留在對張藝謀的那程度的批判，是失效得可笑。

片段太多，根本無法盡錄。今天看幾個法國人拍的《小賈回家》，便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由開始三幾個shots捕捉在路上和工作的情節，完結就是他離開紀錄片攝制隊隱沒在黑夜中的鏡頭——彷彿賈就是幾個遊客在旅途中偶遇的一個有趣的人。沒錯追隨他到《小武》和《站台》的場鏡revisit是很有趣，cross-cut也很好效果，但難以掩飾的是作者給賈樟柯overwhelm了：有乜拍乜，跟著賈在他兒時留連的地方逛，一切都相當隨意。最後出來的影片，也不見得作者有甚麼明確的問題意識——即使在作者問題的語音最明確出現的那幾幕，問的問題都只是國內有人如此這般評價你，你如何回應之類。可以問的問題不是很多嗎？坊間認真研究求其評論絕對不少，真的沒無問進一步的問題可問嗎？他對當代中國近乎社學式的觀察，如何與其美學結合？其體創作過程又是怎樣的呢？不敢說作者漫無目的，但作為一直都有追讀於賈的評論和訪問的觀眾來看，是否結論就是本片是給法語觀眾看的？

但無論如何，看見韓杰趙濤張獻民顧崢余力為周強韓三明賈的舊同學等粉墨登場，還是感動流涕的。一如剛剛看徐克八五年的《打工皇帝》，英雄沒有整間工廠的工友合力，是絕無成事可能的。開首拍了賈說到威尼斯參展，在國內要申請的不是發行權，而是備案，轉頭便是一伙人在吃飯和分配工作。這伙人的獨立精神實踐了十年，這不是概念問題不是定義問題，有貨便挑戰他去吧。但如何拍賈樟柯，我想應該還有更多有對他自己對當代中國社會對中國獨立電影新寫實運動更有意思的拍法。

老野終於有歌聽之nick cave新碟：dig! lazarus dig!!!

三月初nick cave發表了他與bad seeds的新碟，原來已是第十四張了。年代問題，當然無法自他birthday party開始追隨，但中學開始到大學一直到現在，自知嬉皮笑臉冇厘正經，nick cave、waits、tindersticks等便成為我的補償，同屋生日也買了一張leonard cohen的唱片與他共勉。

人人都說nick cave是一個講故佬（storyteller），我是由他的murder ballad開始聽的，那是還有錢歐遊，在英國買了一本他的歌詞，包裝得像本詩集。那是才開始感受到，beauty、ballad等英文字，可以在我原本以為的意思的極端另一面，更深切的令我體驗得到這些字眼的意思。他的音樂可以溫柔得耳朵都軟下來，可以一邊聽一邊哭得崩潰，有時殘酷血腥得戰慄——當然也有人的是殘酷到死的溫柔或溫柔到死的殘酷。音樂風格不多談了，也不懂描述。學nick cave在《衛報》訪問中的口頭禪說，要知就自己「google it」。

dig!!! lazarus dig!!!，看封面已夠浮誇。像夜總會由燈膽砌出來的招牌字，看看這宣傳短片：



迷人的二撇雞，天知他要玩甚麼。他的歌詞又長又雕砌是常識，在〈we call upon the author〉裡，nick cave鬼馬地跟上帝自己開了一個玩笑。一段所有人都會引述的歌詞：

o rampant discrimination/ mass poverty/ thrid world debt/ infectious disease/global inequality and deepening socio-economic division --- (it does in your brain!!!) WE CALL UPON THE AUTHOR TO EXPLAIN!!!!

把皇天后土所有問題都抖出來，傳召上帝出來解釋後，亦是不斷重覆的一段歌詞在收尾：PROLIX!!! PROLIX!!! PROLIX!!! NOTHING A PAIR OF SCISSORS CAN'T FIX!!! 歌是他寫的，歌裡的敍事者亦由他安排，被安排的敍事者所幹的，敍事者所幹的就是興問罪之師。這是一個怎樣的亂局。

宗教是他音樂幾乎旳必然主題，（失敗的）愛情和性愛亦然。九七年的《the boatman's call》，翻看資料，根本就是他感情挫敗後的一整張概念碟，看過〈into my arm〉的，應該也很難不被MV弄得哭成淚人。〈moonland〉就是一首相當詭秘的情歌：尾隨其他車輛的一個人，不停重複自己不是她最心愛的情人，一邊說被人需要是幸福的，差不多結尾時，才透露：it must feel nice/ to leave no trace (no trace at all)/ but somebody needs you/ and that somebody is me。三言兩語架起了一段謎離的關係。

當然還得一提的，是唱片的標題歌〈dig, lazarus, dig!!!〉。沒神學訓練的我，當然不知道典出何處，wiki一下便知lazarus是一個被聖約翰救返生的人物。但在nick cave的筆下，他成了一個在七十年代在紐約返生，通街誘惑女士，然後變成要飯的人，然後一如所料上了毒癮，然後不知犯了甚麼罪要坐牢，然後是瘋人院，最後回到他的起點——墳場。途中，不知道為甚麼，他竟然聽到有人在祈禱時，會諗到他的名字。

甚麼都有，說是nick cave音樂生命的另一高峰應該不為過。音樂豐富，富普遍性的題材，今次還添了一種很認真的幽默感。沒有很緊貼外面的音樂消息，但近來小時的偶像都出碟了，nick cave叫人驚喜，portishead更是令人期待——誰說老野沒歌聽呢？

花了一點時間看英文的樂評及訪問，整理了一下，以饗樂迷：

interview:
guardian: old nick
dorwned in sound: carnivals of the grotesque: nick cave on dig, lazarus dig!!!
smh.com.au: life as a bad seed, chapter and verse

review （篇名都很重覆，沒甚麼創意）：
times online: nick cave and the bad seeds; dig lazarus dig!!!
guardian: dig!!! lazarus dig!!!. nick cave and the bad seeds
guardian: nick cave and the bad seeds, dig!!! lazarus dig!!!
the independent: album: nick cave and the bad seeds, dig, lazarus dig (mute)
bbc: nick cave and the bad seeds dig, lazarus dig!!!
uncut: nick cave & the ad seeds - dig, lazarus, dig!!!
the scotsman: an aladdin's cave
smh.com.au: nicak cave is in storytelling mode and he's having fun with the language and the delivery

畫在時代的西藏

那天其實很誇張。兩方面。一是在針插不入的時代廣場，原本只有三四個八樓的朋友在寫字，大半個鐘內四方八面的來了十多人——沒約定的。可能是本身在附近如我，也有老遠從對面海來的。當然在人多到沒頂的廣場，多了十多人並不見得起眼，但為甚麼都短時間淹至呢。就是第二個誇張位了，溫柔地，緩慢地寫上粉筆字，並不遮蓋在這個狂熱消費城市中，西藏這個議題的尖銳性。人人都關心熱血還好，在廣場這種hyper物慾的地方，幾個人突然在寫關於西藏的東西，還不把警察刺激得手足無措？看看片裡那年輕督察答問題答到亂晒籠便可知。眼見有兩三部大警車停了在路邊，記者打扮的人數，遠超我們叫來的和這件事值得媒體關注的程度。目無表情，專揀人面來拍；加上軍裝的和保安，足夠鎮壓拉薩的「騷動」。

小習作之區區有睇頭——西環遊

拍：領男、阿周
剪：阿周

拉夫制作

拉夫者，rif也。rif者，real in fiction也。老實說西環絕不是我熟識的地方，拿著沒電dv機，在官塘的如魚得水感覺一點不剩。但那裡的橫街窄巷肯定是感人肺腑的，以皇后大道西為座標，往山是一二三街等平行的大街，然後就是直街，結果是一個由點與點相連的區塊，地理上相連，人際關係相連。與此相對的是一街一地盤的發展模式，不懂說。片不夠，功力不夠，思考也不夠，剪出來的東西除了或者有很懶的感覺，似乎甚麼都不是，更無法支撐起上面的觀察。但，悠閑不是有錢人的專利，這是要死守的。

區區有睇頭——官塘遊

貴州一剎——由梯田吊腳樓寫成的歷史書

在拉薩的青年旅館，認識了一個外表斯文，一口普通話陰聲細氣卻相當流利的日本人。一如大量在途上認識的日本人，他也是放棄了在日本打工，到內地亂七八糟地到處去。他從珠穆郎瑪峰回來後，有次聊天時他得知我接著將經雲南到貴州，竟不無嘲笑地瞄了我一眼，問「貴州好去麼？」，還著我好玩的話便給他發條短訊！枉我那晚興致大發，與這位抱著木結他的日本人，力唱了一晚九十年代的英倫搖滾金曲。

選貴洲無非是為了逃出西藏一行的一點小創傷：計劃要去的阿里去不了，去日喀則的包車旅程又像坐在太空館天象廳的安樂椅上穿越八千里路雲和月。雲南四川又算踏足過，貴州幾乎便成為西藏唯一的出口了。貴州東面的湖南我未到過，經那邊回港又可滿足我穿州過省——而不是從西寧、昆明、重慶、成都等地一程火車勁射回港——的庸俗願望。更重要的是，在西藏的幾星期，開始習慣或至少不（因懶惰而）抗拒閱讀或進入非中原地方帝皇將相歷史，貴州的苗侗水等小數民放聚居的黔東南，一拍即合。

究其竟，說起貴州會讓我想起甚麼呢？流行的想法恐怕是山區，即大學生放暑扶貧的熱門聖地。翻點關於貴洲的硬事實，數據裡的貴州是窮，窮是因為山多樹林多，平地少又隔攝，是工業革命的火車頭還未鏟到的基本因素。奈何網絡上撐貴州的網友，其力撐的身影仍是叫人納悶，不少人的立場就是：不錯，現在是窮，但山明水秀人傑地靈的貴州總會有天叫你另眼相看！要與這種撐場的觀點商榷，車天車地車大炮，當然可以有多久說多久，難就難在如何避免一種雙種的「消失」的宿命。

發圍中的貴州

以為離開了西藏和雲南，就是與無窮無盡的山路告別，但其實只有無知的我才不知道雲貴川這三字，理應順理成章的聯繫到秀麗的自然風光。唉，但在處處旅遊業扎衡馬等發圍的今天，哪裡不是風景區。貴州的一程中，天天在路上，除了開始的兩三天在貴陽市內轉了兩圈，及到遵義目擊商業旅遊資本如何與革命地標跳探戈外，其他日子便是走入黔東南的凱里及再以南的一大土地串寨去了。

雖然傾情打造自家的旅遊品牌和民族特色，幾乎已成了各級政府的唯一正業，但感覺上貴州還是可愛的。東南部的山寨還是相當內向的，大城市當然例外：從貴陽和遵義走出火車站，總會有群大媽蜂擁而上，不停拷問你住不住店和要不要小姑娘——彷彿不住她們的店及不要她們所介紹的小姑娘，是我本人的「性」格有問題了。

貴州是被排拆或外緣到一個地步，黔東南山區裡的中國移動和聯通是要建立另一個品牌（所謂「村村通」），推出另一些服務，以別於整個中原地區的產品和服務，免不了也同時在營造該區一個彷彿有別於中原地區的身份。從串過的寨的外觀看，包括店舖種類分佈，本地人的打扮，過節的禮節儀式等，他們並不拒絕外來遊客，然而卻斷不是為了遊客，而將整個寨和裡面的日常生活、收在床底的家珍翻到給大光水銀燈照射的前台上。

自我的鬥牛競技

正值旅遊淡季當然也是因素之一吧。多少程車上，車裡都是擔子一邊挑活雞一邊挑小豬的本地人，連售票的人都懶得和我講普通話，以土話招呼罷就。在雷山適逢其會遇上苗族過年的盛況。鎮政府開闢一個廣場和對面一塊小山坡，一邊是各寨婦女賽歌賽舞的舞台，一邊則是殺聲震天的鬥牛競技場。走遍兩邊如我一樣身穿衝鋒衣手拿相機的遊客，所謂屈指可算也。

整個活動的進行也沒有特別將外來遊客這因素考慮在內。以偽裝成觀眾席的梯田，苗民足登布鞋皮鞋，三爬兩撥便找到無敵靚位欣賞競技，我們這類爬山鞋客，只能手腳並用險象橫生。鬥牛其間亦沒有額外的普通話資訊或說明，聽到聽不到是閣下的造化，這成就了搞笑野發生的條件。話說鬥牛競技其間，幾十隻牛隻隻等身高，毛擦得光亮柔順有之，怒髮衝冠滿身泥濘一座山也要撞翻的也有之，遍佈整個山頭等候司令台叫號碼上陣。不斷聽到的是「xx『姣』牛」、「yy『姣』牛」。普通話的「好」字，發音與廣東話的「姣」字相近，當時我便有錯覺怎樣司令台同時具備了評述功能了——大發哪條牛是好牛的偉論。同時又感到，全場的氣氛因此而變得磨拳擦掌火熱朝天。後來才發現原來司令台全程恪守職責，只是宣佈幾「號」牛預備，幾號牛勝出等。但當然這無損全場震撼人心的情緒。

看過苗族過年的鬥牛，才會思考平常我們語言裡的「牛力」、「牛精」，一旦具象起來會是怎樣。兩隻公牛鬥起力來，頭頸彎下貼著地，只用幾乎是膊頭的位置頂著對手，以腳和全身的重量迎戰對手。其次是以在頭頂的角，即我們小時候看米高佐敦的公牛隊的大標誌大牛角。牛粗壯的項部左右一晃，發出的聲音是低沉的，兩隻尖銳的牛角便會連環的刺向對手，有時是頸部有時是耳朵有時是眼睛，總是血流如注。日後再用「牛力」等字眼，雖然都明白是作修辭比喻用，但也不妨謹記其本來指涉的力度和猛烈，小心使用。

旅遊紀念品——的故事

位於雷山及凱里之間有個苗寨叫郎德上寨，我到達的時候已近黃昏。走到一處寨民收費向遊客提供（機械沒感情那種）歌舞表演的坪，剛好有旅遊團經過，當地婦女絕不浪費每個行銷的機會，帶著從家裡淘出來的銀器刺繡家當，一浪接一浪的走出來。一旦你被發現哪怕是對一條腳毛有興趣，她們都會全力出擊，圍著你不把物品塞到你誓不罷休。當時我實在被圍得方寸大亂，買下兩張成一對的刺繡後便抽身而逃。沿途還有不少婦女尾隨，見我有穿耳便胡亂叫買長得像一串葡萄的耳環，見我光頭還著我買牛骨梳子。

跑到山頂總算擺脫了她們，走下山旦見有一大媽從門探頭出來，當她又想把家當搬出來全力推鎖時，我卻先發制人問可以入屋參觀嗎？不是尚未把自己徹底理解為一個遊旅從業員的人，不可能發出她那種難為倩的神色。她頓一頓，點點頭我便溜進去了。那是一幢三層樓高的木樓，最底層是大媽的工作間，一邊煮食一邊做手工藝，進了她做刺繡的房間，她當然有推銷，但更多是給我說故事：哪件刺繡放手袖，哪件是裙擺哪件是腰帶，甚麼是她媽媽留下的，甚麼又是她親手做的，這件做了兩年那件卻已三十年歷史等等等等。閒話家常，她連她女兒的孩子的照片都亮出來了，說著一群小孩大吵大叫的入屋，都是她的孫子孫女，大媽的笑容甜得像她給我喝的自家釀糯米酒。

從土地見證壓迫史

貴州令人嘆服的地方，是梯田和吊腳樓這對雙生兒。苗族和侗族的木房子一般都是建於山坡之上，換言之支樓腳並不置於同一平面。靠山一邊樓腳貼山，向光的一面則以兩支木枝往下撐。兩隻外露的木枝像兩隻直立腳的腳，故有吊腳樓的名字。架起的最底層空間一般放他柴或其他工具，頂層則屯積糧食。二樓是起居的空間，面向太陽的一面又一般會設為露台，讓婦女坐在長櫈上邊聊邊做刺繡，露台又有「美人靠」的美名。

這種木樓聯群結黨的屯在山坡成一寨之勢，真箇看過才明白甚麼叫山寨。奇怪的只是為甚麼山寨在今天的語用裡竟成了不夠格或簡陋的代明詞。而吊腳樓之所要需要與梯田相提並論是因為兩者的結合，說明了少數民族對平地的極端珍視。情願把房子撐起懸空，也捨不得把平地都用來建房子。事實在上黔東南山區，也沒有多少平地可供使用，才有吊腳樓和梯田這對謙虛但實耀眼的組合。

而梯田，顧名思義便是在山上開墾出一級一級的田地。在山區平常不過的梯田，一路走西藏雲南湖南都見得不少，但總偏見地認定貴州東南部的梯田是最翠綠齊整而大規模。雖說都是依山而開墾出來，但少數民族的刻苦及耐性還是叫人尊敬及咋舌的。路過所見的山坡在千百年之間大半成了梯田，這種從不可能中創造可能的斧鑿痕跡，令人誤會連綿的山脈其實是由梯田像千層糕一級一級砌成——而不是先有山脈然後才依山開田。還要不是一山一寨一塊田，而是連坐車跑公路木要走幾天的全個區域，全都是梯田。這是幻覺嗎？

邊走邊看，我總在想究竟是甚麼原因令這幫在黔東南的少數民族選擇在這裡落腳生根，當中真的有「選擇」的餘地嗎？交通運輸的主要幹道，許多時候根本就無法接駁這些山寨，這又是偶然的嗎？偏執地認為，眼前壯闊的梯田及相依的吊腳樓，並非簡單生產糧食的耕地及生活空間，而是刻寫了少數民族的遷徙和被壓迫史，同時低調地顯示他們的旺盛生命力。我當然沒有發言權，因為我沒做過調查研究。但在一個叫肇興的侗寨，卻聽聞當地的一個大姓，是姓「滾」的。不言而喻，他們原居在中原，被攻擊要流放才滾到黔東南的山區去。

轉瞬即逝的一剎

一如其他地方，或內地所有地方，貴州都在磨拳擦掌等發圍。在凱里、遵義和更不用多說的貴陽，隨處可見在廣州上海等地的豪華樓盤廣告，地盤和拆遷舉目皆是。在黔東南的山區，由山寨到旅遊再幻成工業的轉化也正在萌發，只是條件絕對說不上成熟。就是在這種落差之間竟弔詭地滋生出某種尷介的可愛。

在一直與外界不接觸又沒認識，即在全世界認知上的「消息」，與日後因為要把自身的「民族特色」蒸餾定格，以致連自己也把自己簡化的「消息」之間，就是貴州轉瞬即逝、尷尬的可愛。它由往日的無法接觸裡開放自己，開始想在遊客身上賺錢，但又未屬麗江鳳凰那種得道成精脫胎換骨。尷尬說不定是指向一直以來對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家的一種樸素感情，和這種感情開始受威脅的焦慮。當然，這種狀態本身也絕對說不上是甚麼「原始」或「本真」，畢竟它是轉變中的一個階段，隨時拍翼便飛去。

刊於八月廿三日《明報》

香港研究之謎

星期一偷空到港大聽goodstadt和洪清田對話，有機會見到john carroll與冼玉儀當然是重點，但有機會見識一下如何以最文明的手段把人摧毁，simply memorable。goodstadt正正經經的談香港研究的嚴重脫節，香港的所謂「成功」與今天許多解決不了的社會及政策問題之間的鉅大鴻溝。以我的話來說就是今天浮面的各種問題，需要從殖民經驗殖民傳統中找答案找出路。簡單是簡單，但起碼正路。

但到阿洪氏ct，他一開始便數落三五十項香港作為全中國或世界的所謂「第一」，甚麼法治人權尊重私有財產清廉等等，然後再為香港社會香港文化的特質作定性borrowed time borrowed space borrowed success一大堆。煙幕過後，想說是回歸後香港都退步了，我們要回歸回歸前的盛世。我的天，原來九三至九九年一寫便是十冊關於香港的洪氏ct，想告訴大家的便是香港研究的任務便是找出回歸前那種政經勾結的結構，殖民經驗不是導至今天問題的原因，而是今天各種問題的解決方法。難怪科大衛會認為，如果香港人真的有所謂colonial mentality，一字記之日就是inferiority。謝謝洪先生完美的演繹。

沒興趣聽到最後，與友人先行告辭。大家還在討論，一個人混亂和不合理到這個地步，並不尋常是否英語發言阻礙了洪先生發表他一些能人所不能的洞見？即時想起早幾天讀過zizek接受美國democracy now電台的訪問的文字稿，講開六八年的布拉格，他說What if the Soviet intervention was a blessing in disguise? It saved the myth that if the Soviets were not to intervene, there would have been some flowering authentic democratic socialism and so on ... In that ideological constellation, it would have been either, sooner or later, just joining the West or, nonetheless, at a certain point, the government is still in power, would have to put the brakes。回正題，要為洪先生留點顏面，免他被徹底摧毁，還是別讓他以中文多說一次，就當是他不擅英語表達。

也許是本人見識少，但近年讀過有力拾起如何回顧殖民經驗這題目的，如alan smart、goodstadt、john carroll、david faure等——叫做不幸嗎——都是鬼佬。我是真的有專誠到圖書館網頁查過洪先生的著作的，十本，幾乎都是四百幾頁（當然頭五十頁左右都是人家恭維的代序），水平就是如此，香港人中文作者是否都排隊要入政府入建制，沒空掘自己的牆腳了。對談的副題叫「why does it matter」，看來秘密其實在此。

《投名狀》的廉價四千萬，同場加映本年電影節選擇

三個男人，一個女人，晚清太平天國這樣的大背景，就這樣送了給一個機械人作判斷的一遊樂場。那的確只是一個遊樂場，沒有成本並不埋身的一處地方。最致命的元素投名狀，要追究嗎？找元末明初的施耐庵好了。

到底是誰需要抽身和旁觀的位置。在《投名狀》裡，無論是宮庭政治，兄弟倫理還是爭女勾義嫂，作為敘事者的金城武，總是置身事外找到一個中性的裁決位置：他沒有與徐靜蕾搭上，沒有趕升官發財的混水，沒有在千鈞一髮的戰場上作任何艱難的決定，更在劉華及李連杰的矛盾中爭做一個排解的角色。

最後雨中要把李連杰解決的一幕中，他那穿心小刀也是因為有遠處那安排好的槍手才成事：換言之單是他根本殺不了李連杰，而把李連杰刺殺也只是被視為行刺兩江總督而不是有甚麼法外的倫理違規。有甚麼角色乾淨到這個地步，面對一個如此潔淨的設定角色，判斷變得不相干。亂世中哪裡來的一個溫室。

胡亂舉例，《無間道》的誠意就是在云云角色間根本無法找到一個能夠獨善其身的敘事觀點，可以橫眉冷語的月旦春秋。我不知道投名狀是否要成為驚世大喻言，但以他把角色設定在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晚清大英雄則怕且沒有甚麼喻言的警世意義。無間道的悲刻也相當命定，天網灰灰無從走避，但至少沒有一個如嬰兒般簡單純潔的倫理陪審員有資格下乾淨利落的判決。

從這點看，四千萬美元的所謂「大片」，才是痛癢無關的致命所在。尤以編劇低廉的勞動力而言，如此及那般的點子相差不了多少錢。《無間道》導演和編劇都看來大膽程度高何止幾班，如果真是一個對香港有意義的喻言的話，我們需要假設的是香港人清純無雜質後，才具備下倫理判斷的條件，韓琛黃sir陳永仁劉健明，誰才有資格做故事敘事者？還是像投名狀的金城武般，連死也要死得與無爭以突顯敘事者的合法情？我們到底是需要假設自己唯有清白才能說話，還是假設決定就是為自己的過去付出代價？

總是在想，陳可辛可是慣拍都市愛情小品出身的呀，千軍萬，三個型都不行的大男人，超闊的鏡頭，駕馭得了嗎？走運也倒運，純視覺的東西，一個鏡頭也不浪費，幾乎個個都漂亮，剪接的節奏也是利落得呼風喚雨。據《香港電影》的報導，佈景道具服裝全都一絲不苟，騙不到人，也是因為有些東西不靠視覺，也就同樣騙不到人。

不斷回歸意識前沿的是陳可辛幾年前的《金雞》，時代、形勢產生的壓力，總是由個人來承擔，要改變的不是不合理的社會不公平的環境，個人的遷就是最方便最就手的方法。要命的是這就真的是電影的訊息而不是要諷刺要挖苦的對象。天衣無縫的滑入了服恃現狀的扭曲狀獅子山精神。幾千萬美金拍的電影，有最沉重的人際關係，有最需要再思的歷史背景，李連杰這大哥的statist傾向，卻得出一部由最白𤧥無暇的角色來敘述的故事，無政治成本道德包伏——也就沒有迫觀眾任何反思的迫切性。原來不變的，是電影作為廉價消費的性質。

講開又講，今年買的電影節節目如下：

三月十八日 廿一時半 ua太古 銀行影像
三月十九日 十九時十五分 太空館 男爵的冒險
三月二十日 廿三時四十五分 ua朗豪坊 o先生
三月廿一日 廿三時四十五分 ua朗豪坊 小心有牙
三月廿二日 十時半 太空館 歌舞昇平
三月廿二日 十二時半 科學館 出走吧！戀人
三月廿四日 廿時正 ua時代 末世魔警
三月廿四日 十二時半 文化中心 收視大騎劫
三月廿五日 十三時三十分 科學館 和鳳鳴
三月廿八日 廿一時半 ua時代 少年尼采讀電影
三月三十日 十時半 文化中心 假自由之名
三月三十日 十二時半 文化中心 蝴蝶
三月三十日 十八時正 文化中心 刪除真相
三月卅一日 十八時四十五分 科學館 小賈回家
四月一日 十九時十五分 ua時代 巴黎屋簷下
四月二日 十九時十五分 文化中心 亞歷山迪拉
四月二日 廿一時十五分 文化中心 倫敦來客
四月四日 十二時半 文化中心 七個角色尋找卜戴倫
四月六日 十二時半 文化中心 電光滾石

祝大家過個好節！

致生日的友人

友人生日，唔識講甚麼祝賀話，就以意識帶路，去到邊就係邊。

小時候在報社過了一段日子，那時對哲學頗有興趣，但又有點樸素反純抽象思考的掘強。當然這都是某種抽象思考，但誓死反對讓哲學壟斷抽象思考，便轉向一種疑幻似真（今語「疑似」）的「文化研究」進路，也當然，那些東西的抽象和某些層次的反動都在衝動中給跳過。但這些都不重要。

對朋友最初始的印象，屬一次沒甚麼重要性的報社編輯會。唔記得係傾緊甚麼話題，面也不紅地提出胡亂借用詹明信的甚麼時空壓縮之類的觀點，那應該是一個學期尾的大白天，會室不用開燈而有一種很活脫的氣息。書當然是亂讀，覆述也全不精準，但當時她就衝出來把話闡釋下去，他鄉遇故知盡在不言中。詹明信到現在也沒讀懂，其實也沒怎樣讀下去，朋友的認同其實受不起，那場面絕對是一個脆弱不堪的平衡。但發生了就珍貴。

她搞文學搞文化，我不知搞甚麼，但後來就總有太多場合會碰頭會合作甚至一度成為好友。小規模的是寫校史搞編務，大的是申解殖保碼頭，曾長期讀書組齊澤克是我們一道唸出來的，她開始做電台節目我明明唔識講野都去過三兩次；我又不懂聆聽複述挖旋，但又在一些朋友的「 」問題中當著無間道，想起都心驚肉跳。友誼歷史不全是風平浪靜步步高昇，意見分歧在大家皆光棍時是啟發的來源，但算是甚麼漫無頭緒。這些剪接片斷除了以速度構成的浪漫外，興許一無所有。

或者我們都成了六樓的阿伯，封閉孤僻得與世界割斷。今天將符號宇宙的交際效果並置，只會溝淡相識的「事件」意義。換個講法，其實生日算甚麼祝壽並無需要，亂嗡一通純粹為了衝散集體活動和說賀話才算慶祝生日。願你來年集中精神持續別途。

肥肥之死

俄國文豪托爾斯泰於一八八六年發表了一篇短篇小說〈伊凡伊里奇之死〉，故事講述一位法官伊凡，一直過著扭曲的資產階級優質生活，某天他發現自己身體出現 出現了一些奇怪的痛楚，在莫明痛楚越來越磨人的同時，他逐發覺自己的生活和他處身的資產階級生活圈子和形態的扭曲。迴避死亡這個根本的主題，竟然是安逸生 活必然的前提。死亡的必然，與優雅生活對之的迴避中間的深淵，構成了伊凡的痛楚。他的痛既是生理切膚的痛，同樣也是社會的痛和形而上的痛。

處 理死亡的必然性，在香港卻諷刺地以另一種面貌呈現。昨晚在買啤酒的小辦館，看到大班黑衣藝人，靜靜的現場講述肥肥生前的種種，這種形式的悼念似是自電視台 開張便一直沒變，變的只是去世的是哪位。難免叫人意外，但其實更可能習以為常的是，大家有沒發覺今早行過報攤，份份周刊都已當仁不讓地極速出版了一分百幾 二百頁的特刊，報章也是又特輯又頭版十頁八頁地刊登？其速度和深度有如一支久經訓練裝備精良的部隊，號角聲一響便立即搶灘登陸。但，如果我沒搞錯，肥肥是 昨天才過身的。

不是「淫照風波」，香港人沒有機會公開地談性；不是人大再次決2012的普選，香港人不會提起民主運動已搞了他媽的二十 年。肥姐一過身，大堆冠冕像飛標一樣射到她頭頂。這裡要討論的當然不是肥姐值得承受這些肯定和稱譽與否，她自被傳患病起，媒體是以甚麼態度處理關於肥姐的 消息？狗仔隊追踪，踢爆式報導在她過身前一刻還也是那條主旋律，過身不僅是代表肉身的離去，還有就是之前講沒誰會有興趣的「精神面貌」才夠鐘被擺上枱面， 三幾日咁多。

如何從今天報章雜誌的廣泛報導來看，無論如何還是很驚人的。從演藝生涯、高官名人好友的評價，牛頭角順嫂的反應、對今天演藝 界的教訓、髮型眼鏡面相、參演電影的影碟銷量，統統羅列得鉅細無遺。媒體機構的資料庫怎樣管理，我不太清楚，但這種級數的報導規模，似乎說明了各大傳媒對 肥姐的死都相當有預備，預備得越充份，她一過身後那天報導的完整性也帶來越大的快感。就像零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天星碼頭的最後一夜，大家都長短炮愛人家屬 俱備，就等鐘樓熄燈那刻，十一時五十九分五十九秒轉十二時那要命一刻的致命興奮。

肥姐的離世，亦昇華出大量的「公共 意義」：「can do spirit」 (scmp)、「集體回憶」（星島、商報、成報、文匯、蘋果）、「年輕藝人榜樣」（星島、scmp、大公、明報）、「積極堅強精神」（星島、商報、成報、 大公、明報、經濟、文匯）。尤其是近日席捲全香港的淫照片件後，肥姐形像便成了各大報章社論寫手道德教育的就手教材。彷彿她不過身，無法發出此等道德呼 籲，更或者，這說明了這些「精神」之於香港其實只是一些口嗡嗡的套話，直如無意識的反射，既不需深思，亦只在那一剎那。整個模型，就是事前糞揭秘，事後借 題發揮，那只是一部做新聞的機器，是誰都無所謂。andy warhol說的每人都會成名十五分鐘，肥姐的十五分鐘，似乎便是她過身的一刻。她並不是被這機器如此處理的唯一人，卻不代表應就此表示麻木。死亡應該如 何書寫，似乎是個文學和哲學的永恒問題，但死亡不應該如何書寫，翻翻今天報紙便不再能說不知。

香港似乎不是十九世紀末的俄羅斯，香港並不 迴避談死。雖然並非公開地事先張揚，但肥姐的死與期說是必然，不如說是必需。她的死或許由她患病的消息傳出起已被期待，由媒體開始預備她去世後一天的報導 那刻起已成為事實。她的死，不見得令香港人有任何新啟示，而只剛好落得成為某種夾在淫照事件期間的大談資，讓人茶餘飯後盡情抽水。這實在是尷尬。


呢啲至係波：

馬家輝：喂，羅志華
林奕華：香港有一個沈殿霞

主權下的裸命

經過頭幾天一舊明顯蓄意的道德蘑菇雲後，事情至今性質為何應該比較明確。老師社工評論員忙於在廢墟裡善後或檢東西，但撥開一堆放出來讓道德佬抽水的煙幕後，剩下的是陳冠希及英皇的道德社團私人恩怨，與及對香港警察襯火打劫式行動的謀反。也好，既然事情不能引發作為正面自由的「道德」的討論，沒建設性的消極道德教條被掩沒絕不足惜。星期天的遊行，訪問過的許多人，既說自己不常光顧討論區，亦說自己是cd-rom睇多過吹，總括來說完美的演繹出「網民」這抽象概念的面貌。來，讓大家不談道德，齋砌警權。網民寄語鄧竟成，訓啦，柒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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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天胡帝，此之謂也

大佬，有冇人可以講清楚而家究竟係乜事。

讀遍全香港今天關於警察昨天拘捕四男兩女的報導，不但不能了解警察所拉的人等，究竟是犯了甚麼法；尤有甚者，由這批相引爆的所謂「違法事件」，究竟是甚麼性質，波及的範圍是甚麼等，越講越含糊。

今天是二月三號，先抄報紙：

蘋果

「警方在今次行動中，搜獲一批電腦硬盤及光碟，內有超過數百張淫褻照片，當中包括網上流傳的疑似藝人淫褻照片，其他相中主角包括今次涉案的藝人，故相信被捕者與今次案件有關」


東方

「警方搜出兩部電腦，並找到數百張有關人士照片，大部分尚未發放」


太陽

「警方搜出兩部電腦，並找到數百張有關人士照片，大部分尚未發放，…消息指今次被捕者電腦內藏有逾百張淫褻及不雅照片，當中包括涉案疑似藝人床照，他們亦曾在網上發放該些照片」


成報

「警方至今拘捕了七人，懷疑與疑似藝人裸照事件有關，其中在拘捕一名男子的行動中，起出數百張懷疑不雅及淫褻照片，大多並未在網上公開，部分照片與之前疑似藝人有關。」


商報

「警方在中區拘捕一名男子，在其管有的電腦中發現大批相信與案件有關的不雅照片。警方在其中兩部電腦搜出數百張淫褻及不雅照片，大部分是過往未曾公布。」


星島

「行動中，警方共檢獲多部電腦、電腦硬盤及電腦光碟，並在內裏發現數百張淫褻照片，極大部分均與案有關，包括尚未在網上流傳的疑似女星裸照。」


明報

「商 業罪案調查科科技罪案組前晚深夜再展開行動，根據市民舉報，先後在港島區拘捕4男2女，並在其中一人的兩部電腦中，發現最少幾百張與案有關相片，大部分從 未曝光。……黃福全透露，昨晚檢獲未曾曝光的大量照片，主要圍繞着早前裸照的數名人物。之前網上流傳的裸照，相中人跟4 名藝人相似，包括陳冠希、鍾欣桐、張栢芝及一名息影女藝人。」


大公報

「警方同時搜獲一批電腦及硬碟，內裡儲存了幾百張淫褻照片，相信與案件有關。」


讀這堆幾乎是搬字過紙的報導，真箇千篇一律味如嚼蠟不在話下，要留意的關鍵詞是容易看漏眼的「有關」。被捕者與案件「有關」，電腦內儲存的淫照「相信」與案件「有關」：這不是廢話是甚麼？沒關的話，警察拉那班人來幹嗎？然而，所謂的有關，是甚麼意思？

於個人電腦內儲存了一千張，甚至幾千張淫照（哎，「淫照」這兩個字真是越用越尷尬），全香港不少於幾十萬人吧。那豈不是就如鄧竟成所講，儲存都「可能」犯法？

但 大佬一哥，堂堂香港警察之首，別玩這種含糊其詞吧，是犯法是不犯法，搞清楚才到電台放屁。甚麼都有可能，你鄧竟成明天因為這單案搏大霧濫用警權而下台，也 有可能。如果是因為發佈或可能發佈而犯法，就講清楚，而不要把儲存都拖下水。阿鄧生，位高權重者的發言倫理，學堂沒教嗎？

如果這班人既未曾發佈，亦沒有金錢瓜葛或勒索企圖，這班人與天下間千千萬萬在家儲存相片的人有甚麼分別？他們儲存的相不一定特別咸，只是比其他人儲存的稍為罕見的罷，這也要拉？警察現在是否要樹風氣之先？

好 了，成千張淫照，當中有與案件「有關」，就是那十多張有關，還是全部都有關，還數量究竟是否相關？不知是警方語焉不詳，還是報紙語焉不詳，不知是記者不懂 問，還是警察問越都唔答？張張報紙都說檢獲的相片「未曾」發佈或公開，也就是從一個日後必定公開的角度，描述拉人時候的狀態，這還不是警察的角度，或直接 就是從新聞稿不假思索的抄來的？

如果這點都不清不楚，也就是這單案件的性質及相關的領域，根本就亂七八糟，任由警察胡天胡帝拉人隨興之所 至。警察連究竟現在是儲存照片犯法，還是儲存藝人的淫照犯法，還是發佈犯法到現在都仍是語焉不詳，年近歲晚大吉利是拉錯人冤獄怎麼辦？連警察都不肯確定相 片是否曾經過合成改裝等加工技術（這涉及另一些警察拘捕及起訴的成功率等「技術性」因素），一切都還像舊雲，但現在「差人做野」已是去到雷霆萬鈞之勢，又 國際刑警又多國警隊合作，是真傻的大笑話一個還好，一輪大龍鳳及鋪天蓋地的照抄警方新聞稿的報導最後如果唯一的作為就只是保護了始作蛹者能掩咀偷笑，那就 真箇威到盡。其呼風喚雨的權力，立即擊敗陳氏與多位女星的雲雨的盛況。

不要想到別處去，這裡不是想下類似「人人自危」的結論。網民也好其他人也好，今天的警察已是狂性大發不擇手段，要伸張及死守的是免於警察騷擾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