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殖的街頭

（亦推介阿仁的文章，請到這裡看）

有說，「香港的回歸過程歷時只有一秒鐘」。意思就是，歷史上所有殖民地的解殖過程，全都經過長久而動態的發展過程，未到最後塵埃未定。反觀香港，沒有的翻箱倒籠的本土歷史清算，沒有前仆後繼浪奔浪流的大規模群眾運動，沒有洗心革面的自主意識醒覺；回歸過程就如今年年初的全城禁煙法例一樣，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上十一時五十九分五十九秒過後，香港在歡呼聲和反對聲中順利過渡，就像甚麼都沒有發生。

甚麼都沒有發生，包括連「甚麼都沒發生」的錯愕都沒有。

查早在二零零一年九月，當香港還未可擺脫亞洲金融風暴和九一一的餘震時，今天行政長官，當天的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坐著一艘髹著「香港品牌」的天星小輪，風風光光由尖沙咀啟航到中環，宣傳「亞洲國際城市」這個所謂「香港品牌」。那時回歸才四年，香港卻像透一支倒楣的軍隊，還未誓師便給攻個七零八落。據說當時市面百廢待舉，香港人和管治階層都坐同一條船、獅子山下式的假像，幾乎騙到了全香港的市民。

幾年過來，在網上搜尋star ferry，即是天星小輪的英文名稱，即便在如英國的衛報和美國的時代周刊，不難找到關於香港特區政府如何因為填海修路，冒著大批香港市民的反對聲音而堅持清拆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消息。當年還未當特首的曾蔭權未知是否預視得到，區區一個拆碼頭的決定，竟然會牽動到香港人與自己土地的關係那一條似乎從未敏感過的神經，還有一大堆恐怕從未如此明晰而有說服力的解殖躁動。一個矩陣在運動中形成，公共空間、歷史身分、管治關係等維度縱橫交錯；意識和身體，正大刺刺地逼近著由港英時代開始塑造的殖民性的禁區和底線。

換言之，姑勿論同樣一片空間，更流行的講法是英國皇室和港督等登岸的地標，但其自五十年代開始，已經與香港的平民百姓的生活綿密交織，絕對是不爭的事實，也不容略過。一直被視為殖民管治象徵的這片空間，竟陰差陽錯始料不及地提供了一條線索，構成了回歸十年始開始發生的解殖反思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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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土機代表的是一種不惜一切的發展觀，不顧歷史不顧文化不顧社區關係地為了多建一兩幢比天高的商場。這是我城之所以能夠由上世紀一直經濟沖天飛到今天的法寶，這件法寶的雙生兒，就是自殖民地時代開始的一種殖民性。甚麼是殖民性呢？它把我們懸置在半空，攔截我們與歷史、與地方的關聯——地方只是通道而不是生活，歷史只是包袱而不是諍言。懸在半空予人像霧像花的自由幻覺，這懸置啟自一八四二年，至今紋風不動。初時它告訴我們，香港人是無（或者不需要）根的，後來索性以城市發展之名禁止一切令我們與地方和歷史產生關係的條件。結果當然就是，香港人視自己為極端的單子，浮游在令人目炫的任君選擇的「自由市場」；家庭已是最高層次的組織單位，集體行動和身份只是笑話。這，在回歸之後未曾轉變過。

齊澤克引述過法國哲學家巴迪烏（Alain Badiou）的真理事件（Truth-Event）概念，真理事件指的是在正史的知識中難以名狀和辨認的事件，它無法拼入已有的傳統並成為其一部份，無以在現成的政治經濟、社會、哲學中找到資源以論述。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十月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即為真理事件的典型例子。真理事件是絕對的異類，迴避、抗拒、否證事件發生時所可資引用的各種分析或解框架，它甚至進一步搞亂常熊和個別事件的二份。真理事件不只是常態下出現的個別事件，不只是又一次的不著邊際的騷動；相反，與現況與傳統極端不協調的真理事件，披露了社會看似穩定的結構裡的根本弱點。這弱點是社會結構的構成部份，社會所有制度和機器需要一直主動而低調處理的質性問題，大眾也一直被告知和訓練成對這根本問題感覺麻木，甚至不知不覺。

真理事件，雖然像個謎樣的大爆發人人手足無措，唯它制造了屬於真理事件的主體。按齊澤克的說法，真理事件的「真理」，是鈎附在某個偶然而具體歷史情狀的真理。事件的主體各種原有觀感和意識維度在真理事件中被暴烈地打亂，並重新收歸在真理事件橫空出生的新語境、感觀和參照的維度上。主體與事件的關係，一語記之：忠誠。根據巴迪烏的定義，主體的出現是有限而偶然的：真理不僅不是「主觀」（即並非由主體游絲妄想所決定），主體相反地需要服務穿透了他／她的真理；主體是命定地無法滿足真理所提出的無止無終的要求，因此他／她只能在其身處的多重情狀中，尋找真理的各種蛛絲馬跡（註一）。

去年的天星運動如果有任何意義的話，意義就始於於抗爭者登上推土機的一刻。

先簡單交代一下天星皇后運動的背境。風眼中的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坐落在港英政府於戰後五十年代的那一期填海工程的新填地上。一向吃大海飯的香港，由殖民者登陸始已不停填海。為了增加可使用的面積而逃避向政府繳交差餉，開埠時位於岸邊的倉庫和貿易公司已不停進行小型填海工程。五十年代的填海工程，不僅填出了日後的維多利亞公園，還填了中環現在大會堂，皇后碼頭、愛丁堡廣場、天星碼頭等那大片土地。我城一如各地其他大城市，寸金尺土，五十年代填海工程特別之處，便是填海所得的新填地，竟然沒有地產商的份，不作建摩天大廈之用，而是成為文娛康樂消閒場所。而實際上，這片香港現在買少見少的沿海公共空間，閒日是上班族午膳和飯後散步、釣魚下棋的地方，周末是飄洋過海到我城打工的外傭的歡聚天地喘息空間，遇事則是社運份子糾集群眾昂首闊步遊行到中環政商權貴總部的起點（六七年的反天星小輪加價、七十年代風風火火的中文運動、保釣、反戰等遊行示威，不少就是發生於這片海旁的公共空間）。

香港無止境的發展慾望，今天終於波及這片在城市心臟的公共空間。政府終於啟動了中環第三期填海工程，因為無關痛癢的地下排水渠和碩大無朋的公路，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都面臨清拆的命運。去年十二月中的一個中午，約二、三十人聚集於天星碼頭的工程圍板外，希望阻止工程的發生。然而，工程並未如計劃般受到影響，門外的人邊聊勝於無地阻擋希望進入地盤的工程車，邊聽著地盤內推土機地把那近五十年的建築逐寸逐寸地毀滅，一籌莫展。突然。午飯後的時間，有工程車要離開地盤，乘著地盤的大閘開啟，一幫人伺機跑進地盤入口，有的與保安在追逐，有的被包圍。還有一個：他站上了隆隆作響的推土機之上——推土機被迫閂掣停止，而這也是佔據，和真理事件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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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入地盤後，據本地報紙所載，關鍵點在於翌日，佔據者被不合理地大規模的警力抬離地盤——當時我城的議會正在就天星碼頭清拆事宜，進行動議辯論。然而，不能不提的就是在隨著登上推土機而揭幕的二十多小時佔領時空。入黑前，保衛碼頭者幾度被地盤的保安人員不熟練地抬走，惟被闖進的地盤已是不再一樣的境界：它吸引你前仆後繼再度闖進。因為它並非空談的價值觀爭論，並非政府的決策閉門黑房，也不是要千方百計吸引媒體注意的photo opportunity（見報機會）。地盤就是工程，阻止地盤運作就是阻止工程，也更無意中挑動了我城的人與土地、與歷史、與管治關係等的無意識設定。這道理在那幾闖幾抬之際，最是鮮明最是深刻。地盤保安把保衛者抬走，就是一個「地盤（即再不作為公共空間的碼頭）屬承建商的私人地方」的一個宣示，而政府的強硬態度，更是一則警告：官民之別，不得越過。

電光火石，保衛者眨眼間回到一種殖民情狀：任何與土地和歷史建立關係的意向，都被冷漠地攔截，人就像禁錮在半空任由管治者所設定的場域所支配，不得置喙。面臨清拆的碼頭，重複的清場，強硬的政府立場，披露了這個被稱為後殖民地的殖民性秘密，亦將保衛碼頭的人士重置在一系列所有人都以為已不再的殖民座標下。如此情況，在回歸近十年的一個下午，既是全新的體驗，亦為歷史的重覆。

幾經波折，地盤保安和政府放棄了立即清場的念頭。那一夜，保衛者都是光禿禿的暴露於一種管治之前，席地而睡，在地盤內、在推土機底，過了下著微雨的一夜。對於如筆者這種介於七十年代末八十人代初出生的香港人，八九民運還未懂事，九七回歸只會以政治不正確的冷戰思維看待；所謂社會或政治運動，要麼就是純論點上的唇槍舌劍，要麼就是一色一樣的大遊行，要麼就是議會內政治精英之間的勾心傾軋。這當然與主流媒體的理解能力和書寫格式有關。但似是而非的印象，就是「人」若不是人頭的總和，就是缺席：缺席於面臨能夠促成社會轉變的關口，更嚴重的是缺席於能促成社會轉變的對奕。而這難道又能與從報章所讀到的社會、政治運動的報導和論述脫得了鉤嗎？作為傳播工具的報章和其他媒體，彷彿很「現實地」替你分析權在誰手，誰的計謀是如何，為甚麼得逞或成功。每天讀這類報導或評論的讀者，能想像自己終有一天能成為促成社會轉變的一個角色嗎？能夠真切的體會，無中介地面對管治權力，同時所要承擔的壓力嗎？這大概是社會人人輕輕省省無甚所謂浪奔浪流的特質的本體論基礎。

天真也好浪漫也好瘋了也好，當時保衛者的腦裡想的很簡單，佔領尤如在大水壩中刺一個小洞，小洞支撐得越久而不被填塞，整幅水壩徹底瓦解的機會就越高。而相反，地盤失守就意味曇花一現照常營業——一度在伸手可及的範圍內可以爭取的東西，是否緊握下去，成為了唯一的問題。

換個說法，面對政府衊視歷史、衊視人民的公共空間，保衛者死守的，不僅是一座有五十年歷史的鐘樓，也是我城或者從來只是若隱若現的主體性的。放開了手，沒有實質的損失，只是繼續甚麼都沒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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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的一個星期，天星碼頭的保衛者就如不是在碼頭裡，便是守在碼頭的外圍，繼續帶著阻止工程的目標，行使香港人在公眾地方的權利。絕食、往特區行政長官的官邸抗議，不停被警察阻撓、不停的地抬走，不停的被驅趕。過程中，保衛者跌撞於街頭之際，原本在城市中多一個不多，少一個不少的感覺逐漸變成難以承受的輕，一種對立於只希望把人民封鎖在無根狀態的殖民式管治的本土意識，亦開始在蘊釀覺醒。

雖然天星碼頭的鐘樓，最終在眾目睽睽下整座被鋸走，直往堆填區被磨成碎片；惟在天星碼頭保衛運動中被召喚的人，亦像被充了電的電池般，轉戰在天星右鄰的皇后碼頭。保衛運動走到皇后碼頭的階段，要求參與者更清醒地直面及回應我城的殖民經歷。查皇后碼頭於一九五三年建成後，一直是由英國乘飛機抵港後，由九龍坐著其「慕蓮夫人號」到中環登岸進行其就職儀式的地點。現在流行的講法，皇后碼頭的設計與其對面的大會堂以一條軸線遙相呼應；在這意義下，如果原本天星碼頭所象徵的，還可以說戰後像霧又像花的現代管治形象，保護皇后碼頭豈不是走歷史的回頭路，甘心將熱情都奉獻給殖民的始作俑者？

歷史不能重置，也不能改寫。若皇后碼頭的確曾有過標誌殖民權力——登岸以宣示主權——的過往，除了發掘一直以來在皇后碼頭發生過的抵抗運動——中文運動、保鈎、外傭爭取權益運動——，碼頭保衛者亦努力在皇后碼頭的空間刻寫與權貴無干的本土歷史。自天星碼頭被拆毀後，皇后碼頭及其對開的廣場，不斷有文化活動在發生，計有：本土社會運動前輩的夜話、劇場遊戲工作坊、文學沙龍、獨立短片放映、詩歌朗誦及音樂會、關於歷史文化保育的論壇、火鍋聚餐、攝影展、導賞團、人民規劃工作坊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早前三月台灣的漢生病療養院「樂生院」因為捷運工程而面臨清拆，一班關注的香港朋友亦於同仇敵愾的皇后碼頭進行過兩次音樂會。除此之外，碼頭的保衛運動更開始與其他社區運動的團體連結，嘗試以保護香港本土文化和庶民生活為主題，將抵抗同一發展至上邏輯的運動擴散和連結。

殖民情狀的暴力，在於殖民者帶者高傲自負的眼光，目空本地人的一切，縱然由薩依德《東方主義》始的後殖民批評發展了快三十年，理論所及，誰是殖民者誰是被殖者已開始難以界分，唯一種將土地的生活方式、歷史、身份、貢獻埋沒和貶抑的主流意識，歷史和地方只是與所有商品一樣的消費心態，在香港仍是南征北討百戰百勝。碼頭保衛者在街頭的一切，便是希望實踐出一種別樣的時空觀念，同時在實踐的過程中，解除社教化中成為統治者眼中的「順民」的訓練，填充香港空間的意義，重述香港地方的歷史。在這半年期間，有兩次行動可資說明。

一月二十一日，皇后碼頭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儀式：人民登陸皇后。碼頭的保衛者以一艘被命名為「本土號」的船，載著近一百人（當中包括不同重建區的街坊、新來港人士、關心歷史文化保育的團體、工會成員、非政府組織成員、進步知識份子、運會運動前輩、外傭團體等），浩浩蕩蕩由尖沙咀起航至皇后碼頭登陸。行動的訊息一目了然——香港的土地曾經是以殖民者的登陸而成為不由自主的國度，回歸十年情況亦未因主權易手而出現轉變，則香港人需要以集體行動宣告，誰是香港真正的主人，誰才是香港歷史、社會、文化發展的無名英雄。保衛者還預備了兩條各五十米表的橫額，由所有參與者寫上了其心聲，繪滿了意味深長的畫，在碼頭登岸之處由登岸者領到大會堂前原本由港督主持升旗儀式的檢閱台。大會堂、皇后碼頭和愛丁堡廣場整個空間，頓時人聲頂沸旗海飄揚鼓聲震天，幾乎讓人錯覺這片公共空間正式宣佈獨立。

三月二十一日，時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一場全港七百萬人只有八百人有投票權的「選舉」）前一星期，碼頭的保衛者和不同的社區運動、居民運動的團體，發起了一場遊行，爭取香港空間規劃的民主化、要求規劃的過程和機關尊重社區的歷史、文化和有機地形成的網絡。香港一般遊行的原則，是人數至上，大街大巷至上。然而，三一二遊行因為連結了不同社區運動的團體，爭取屬於舊社區的權利和尊嚴，故遊走於舊區的橫街窄巷，在舊社區的現場宣示團結，便成為一場保衛舊區免於全面被高樓大清洗的遊行的理所當然的路線。路線更途經匯豐銀行於中環的總行，即星期天休假外傭的聚腳點。隊伍途經該處，隨即與外傭合唱團結的歌曲，亦有發言互相支援——只因作為香港職業女性的家務勞動替代人員，她們長年累月對香港經濟發展的貢獻，從來便被忽略；作為本土社群的一部份，她們也是被拒絕的。隊伍中除了年青人外，也有在各個舊區居住和建設了幾十年的老街坊，遊行之於他們既是向外宣揚訊息，亦是向內加強團結。最後，遊行隊伍挺著一塊幾十平方米，由基層婦女和藝術家編織而成的百家布，有尊嚴地完成遊行路線，抵達終點站皇后碼頭。

事實上，遊行隊伍不斷被便衣警察滲透，被軍裝警察以各種秩序理由攔截。或許如此的參與者的組合、如此的遊行主題、如此的遊行路線，對有著某種不可理喻的官威傳統的警方而言，完全摸不著頭腦。結果一位受人尊重的重建區街坊在遊行後發言時竟遭警方不禮貌地中止，而一位藝術家朋友亦在遊行完結後，遭掩飾自己重案組身份的便衣警員無故截查。這場保衛香港本土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如不是已經越過了一直以來在當權者理想的「順民」的界線外，遊行參與者所受到的對待實在難以理解。

從登上推土機的一刻開始，保衛碼頭的運動者便從一種不一樣的介入點靠近解殖的彼岸。回歸的一刻，政權由原來的宗主國英國移交到中國的北京政府，各界預計由政權移交所引發的轉變，回歸差不多十年後的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保衛運動的雷達差不多掃描不到，亦沒有以這大歷史上的一刻間的差異，作為其觀照自身狀況的理所當然的參照點。相反，似乎是名義上有變而實質管治關係的不變，兩者之間的距離，就觸發了一場真理事件，為忠於真理事件的主體提供判斷和行動的座標。

管治者透過土地限制香港人的生活空間及歸屬意識，而碼頭的保衛者，則在街頭正面迎擊，在街頭巷尾，撿回屬於本土的片段，重組本土的世界。而事實上，政治和社會的抗爭和異議在香港的歷史上絕對不是缺席的，由碼頭保衛運動所開展出的解殖語境，要求保衛者承先啟後，從過往的異議歷史中，了解今天能行使的自由和權力的沿革及限度，並由此思考和實踐擺脫回歸後還殘留或強化了的枷鎖，真正感受作為香港這地方的歷史主體。將「本土」、「庶民」等受支配、被動的客體，正式宣佈為具自主性、能左右城市走向的主體。這嘗試並不在中立真空裡進行，更並非無關痛癢——視之為回歸十年忍無可忍的歷史任務，該不算是意圖不軌的自高身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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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話

回歸前突然出現大量由國內學者出版的香港史著作，抗衡一直以來英國人對香港的歷史論述，曾令不少論者慨嘆沒有從香港本位出發的歷史：不單止主權是倫敦和北京政府的爭拗對像，即連對主權的論述，香港也從來不由自主。針對這情況，回歸前後曾有一批年青的學者和知識份子對過渡期的香港文化作批判性的研究。

當時的文化評論，不少是在一個更廣闊的文化脈絡中，不無自眨地把香港理解為「邊緣」、「夾縫」、「混雜」，描述八十年代以還香港被倫敦和北京政府排斥的現實。面對這樣的一個問題意識，而得力於後殖民批評的引入，另一批論者便指出「兩種政治策略都不能妥善處理複雜多重的後殖民香港身份，反而往往成為文化北進反攻大陸的不在場證據」（註二）。辯論的因為籠統的定性而起，而止於特定的反證。另一方面，以菠蘿包、茶餐廳等作為香港文化的特徵的論述，無疑貼近生活且能在前途談判的一片無力感中找到香港人肯定自身的立足點。

這些對香港文化作描述和分析的例子都立足於特定的論辯和歷史情境，本就不是要處理香港人的解殖狀況，亦無法對之延伸有視野的討論。面對當前香港庶民社區被逐漸消滅，殖民遺產在香港有全盤的歷史清算前已被埋葬，或與資本結合成全新的消費空間等問題，不難暴露出學界評論界對香港解殖任務的忽視。這不止是在一個超級市場內少了一個牌子的貨品，而是我們是否付得起埋沒一段段對香港走到今天舉足輕重的歷史的責任，是否真的提不起意志找根據想策略解除歷史遺留下來的殖民枷鎖？

已幾近成為經典的印度庶民研究小組，早於八十年代初（約於其脫離英國殖民統治而獨立建國三十年後）已開始專注研究一眾在南亞社會在殖民時代的社會變遷。庶民研究系列的首位主編拉納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在〈論殖民地印度史編纂的若干問題〉中給他們自己開出的研究對象：人民政治。「在整個殖民時期，印度政治存在著另一種與精英政治領域並行的領域，其中的主角不是本土社會的統治集團殖民政府，而是由廣大勞動者構成的庶民階級和群體以及城鎮和鄉村中的中間階層，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人民。這是一個「自主」的領域，因為它既不是產生於精英政治也不依賴於精英政治而存在。」（註三）

由前途談判起到回歸十年後的今天，香港已走了近三十年光景，即使無需將回歸一刻視為濃縮了一切歷史問題的金鑽一剎，對於香港解殖情狀的分析之空白或難產仍是令人相當尷尬和沮喪。香港社會如何走到今天、小市民（有別於正史主力記載的華洋精英）的自強抗爭、對人民如何（無法）構成社會的進步力量等問題，香港要是希望走出殖民情狀，對上述問題認真而批判的認識和清算實在是逼在眉睫。


註一：Slavoj Zizek, “psychoanalysis and post-marxism: the case of alain badiou”,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Durham, Spring 1998.
註二：北進想像專題小組，〈北進想像——香港後殖民再定位〉，《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註三： 拉納吉特‧古哈，〈論殖民地印度史編纂的若干問題〉，《庶民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

原文刊於《今天》
二零零七年第二期，夏季號，總第七十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