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遊記（二）：回到立即把我趕走的大理

晃晃就是三年，再到大理人物兩非感受良多。

從德欽出發到達大理已是晚上，確切地說就是凌晨時份。出西藏五六天的無間車程，在路上甚麼大山大水都吃飽，隨下freefall的深淵旁的路也走不少，超載兩倍的巴士又坐過（準確一點的講法是，站過），感觀已開始呈填飽跡像。到大理的目的相當之純粹及不長進：在當年享受過美妙時光的地方稍事休息，然後繼續往貴州方向上路。

在大理下巴士的地方有點面熟，大概是當年騎單車跑洱海的出發的一段。騎單車那天天色好得今天還記得，走田間小路，渴了在停下在路旁的小雜貨店三兩元買支啤酒清涼清涼，開始有點上腦便繼續上路，在周城買件夠吃至少兩餐的蛋餅，才一塊錢，走到不知方向就回頭。大概就是這條記憶也特別鮮色的路，到步那晚就在那處下車。

猶豫的是，不錯有八成似，但怎麼都建了房子的呢？附近的大理石廠和農田都到哪裡去了？加上夜深了老眼昏花，又背著幾十公斤，即是沒有選擇。攔一架的士，坐上去就說：「唔該四季客棧」。其實之前揭過講中國那本《lonely planet》，也奇怪為甚麼大理那節沒有介紹四季。那可是我過了好些夢般好日子的旅館呀。當時是在嶺南寫好論文，又未到口試之間的一段空檔，去了雲南三四個星期，zizek的《sublime oobject of ideology》和王小波的《白銀時代》就是在四季讀完的。心靈肉體雙得益彰。

在旅館裡，認識了一個辭工不幹在雲南放浪的日本工程師。他是那種在日本朝七晚十一螺絲釘，某天突然想擺脫系統生活，辭工就坐輪船到上海，再抄便宜的路輾轉到雲南。結識他時他已在大理待了半年。間或教點日語維生，他自己也在學普通話，說得沒這趟在拉薩認識的木皿好（他也學了半年），我也嘗試給他傳授我特有的普通話，說不定就是他學不好的不可磨滅因素。其實和他也難以流暢談話，一點英語一點普通話一點手腳，更多的是講極唔明或半途而廢，但感覺相當自在。

他會介紹我吃街市暗角一間小店的兩塊錢一碗餃子拉面，我則帶他到路邊吃三元的砂窩餌絲。也曾一起上館子點菜食餐勁，三個菜再加每人三大碗白飯，每人十元吃得訓醒都肚子還在落咯。逛古城還沒變身的橫街窄巷，到處停下發呆，悏意得呼風喚雨。透過他，還結識到一班同樣在大理發呆的日本哥兒，大家年齡相若，語言不通但不礙大家在一起。還要都是住在四季，晚上喝醉了就大搖大擺的回房間。



其中一個大塊頭是束bob marley髮型的。留著這種頭在大街上走，不難給當時一些白族大媽攔路。她們會從袋裡拿出一個薄如牛油紙的白色小背心袋，遞到你面前然後問：五十塊，要不要？一如當時在那裡認識的一個開酒吧香港人（樣子有點像阿蘇，但人家懂調酒哩）都告訴我，在大理，看見密籠的酒吧，便自己醒目，裡面是發生甚麼事了。他又說，大理的九月和十月，才是獨排眾議的旅遊旺季。因為識途老馬都知道，那時候是大麻收成的季節，野生的大麻開遍整個山頭，行山遠足特別迷人。

事實上，在四季的每個房間裡，都在一個當眼地方貼有一張相當刺眼突兀的告示：嚴禁在房裡抽大麻。而我——戲劇性地——便是在房間裡嚐我的第一口。那天中午，bob marley頭眼睛射著期待的眼神地走進房間，在懷裡摸出一個白色小背心袋。他還教導我們一個特別的手勢，據說能抽得特別狠特別有勁。晚上我們便每人掏幾塊錢買了一些啤酒，在旅館的亭台樓閣之間找了一個小棚，在有點太正路的紫紫紅紅黃橙橙的燈光下，一人一口的傳起來，感覺不是地動山搖的狂喜，而是透一口涼氣的放鬆。

那是如幻覺一樣的好日子，而幻覺的物質基礎是大理城還未義無反顧地變身旅遊產品，把祖母的日記本都拍賣去。我也不知道為麼這些無聊的小事還像爭寵般佔據著大理記憶的前線。三年前的大理絕對跑贏其他到過的雲南地方。人和地方爭相為對方發掘出能說成故事的基礎，為所有略過在眼前的景物和人物拉起了絲絲的關係線路。大理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個故事，一個在講述中存在的故事。

貴為旅遊區，幾年前也是到處酒吧和餐廳，甚至比這次我去的時候更多。一部份開在護國路（即人稱「洋人街」！今天護國路這名字大約已是過去式了，因為在街頭便立了一個「洋人街」的怪色大牌坊）發大財；有些則在博愛路上守著自己的偏見和淡泊。老實講前幾年前那一趟我幾乎像要食寫食經般去過不少，間間老實說都是八成似的，都是找間老房子，在大概不改佈局的情況下，這邊放一張枱，那邊塞兩個櫃，然後是一堆燈和舊雜物。不錯絕對是異國風情畫，但沒比較還不知原來還有噁心一百倍的。

講返四季客棧，這趟下了長途巴士，跳上計程車說要到四季，司機問我是否在博愛路上那家。當然是那間！司機有點為難地說，「四季關門了，那邊出了點情況」。他載我到博愛路近城門的一段，還有一家相當新淨的旅館住下。雙人標準間才四十塊，對一個坐了十多小時巴士的人對是祝福了。

旅館座落的位置，第一次來還是民居。因為晚上到所以不及看清楚古城今天的面貌，但不祥的氣味卻是隱隱的淡了出來。第二天一早退房，希望找一家有多人間背包旅館之類的東西。信步去到四季原本的位置，招牌還在，但原來旅館的幾座房子已拆成一片爛地。一位大叔像是無所事事的坐在地盤對面，一見我便激動地站起來，用自己的手比劃成一片刀鋒，往自己的頸上便作勢劏下去。我吃了一驚，竟然有人對四季情深意重看不開發了瘋，每有旅客路過便深痛地案件重演一次？後來大叔冷靜下來，說四季的老闆阿龍（他據說是一位愛上大理的台灣人）因了醫不好的病，在客棧自殺了，屍體給發現得，其兄長來接手主持，馬上把裡面的家當都變賣了。後來政府介入，一舉把地皮買下，把四季拆個精光，然後建一座武侯廟會。

大叔還告訴我，不住四季還有很多選擇呀。他隨手指向我昨晚住那旅館那邊，說果頭有好幾家新聞的旅店，標間才四十。我說我還是喜歡住背包旅館多人間，一來便宜二來可以交朋結友。他二話不說便從袋裡掏出一張縐得像廢紙的單張，是大理一家yha的旟店，著看圖識字到那邊問問吧。臨別前，他才倖倖然說，如果我想住標準間他會向我推介他的旅館，新開業的四十元便有標間。原來這個看來有點瘋癲的大叔，是個旅館東主，但他完全不嘗試向我推銷，是我小人之心搞錯晒，失覺了。

沿博愛路走下去，正常合理的人便會看見比典型老房式配異色酒吧更噁心的怪胎。我原來認識的那香港酒吧老闆，他的店已沒太意外地被拆了，原址連帶旁邊幾間老房子搖身一變成為一間仿古建築的超大茶館——頗有當年灣仔胡忠大廈壓平了原來的幾條小巷和一堆老房子的氣魄。對面馬路則成為了有地下停車場的浴足場，沿路走，大批老房子給拆了，換成了假古董，還要是偽裝的磚牆配超級無敵落地大玻璃。越看越是心驚肉跳，唯一令人鎮靜的，是房子尚吉。

南門前的白族姑娘和少年照樣十年如一日的替人介紹大理的城牆等等。大街的音像店和非音像店還是照樣以狂嘯級的音量放著雲南的「民族」特色音樂，對著這座古城，恕我沒有逗留的能力了。

出遊記（一）：誌一位司機

入西藏本是想到西北部的阿里，但去到已是十月飛霜山路都開始封了甚麼地方都去不到。而拉薩以西的日喀則是本來沿途會經過方的地方，廖化作先鋒將就將就。與兩個廣州人，一共五人坐在一輛十一座的金杯小面包，疏爽得很。想記的倒是開車的司機。

一開始聯絡的是一位四川的小伙子，叫小徐。見面那晚，他開口便問我「玩了多少年『戶外』」。這當然是兩條問題合併的複合：一，我是否「玩野外」？二，是的話，玩了多少年？兩條問題都不幸滑了坡問錯人，（錯）問題反映了他爽直好玩的一面，豪邁的笑容和跳來跳去郁手郁腳的樣子說明了一切。

後來因為某些唔拉更的原因，旅途的組合全改變了，車換了司機換了連同行的人都換了。換來的是一位看來四十開外的藏族司機，他似是從沒興趣把名字告訴我們，我們只稱呼他為師傳。如果貼在車頭擋風玻璃的資料便是司機本人的話，他的名字便是「羅布次仁」。相當硬朗的身形，飛機恤一件，西褲一條，足蹬皮鞋，內藏白袜一對。腰板直，沒甚麼表情。其實何止沒有表情，連話也沒多半句。他的說話都是當下的，緊跟對話中每說話的字面意。例如一條以是非題包裝但其實是要求闡釋的問題，那是註定失敗的。他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紀律一樣。

即使由拉薩到江孜白居寺一段，因為出過交通事故，把好幾個據說是離休幹部都摔下山了，他也沒興趣多聊這種對司機來說絕對可以口若沿河從駕駛技術土木工程官場內幕復康情況甚至水土氣候的角度大肆議論一番。他反正就是開車，到交通警的檢查站，便拿著單子下車，待警察填好便返回車子，淡淡的答過我們「距離下一站還有多少公里？」之類的滄白問題後，便繼續專注開車，一如他整潔的外表，絕無看頭但一秒都不鬆懈。

吃飯的時候，我們點甚麼他吃甚麼，要加點甚麼菜嗎？「不了」。吃得飽嗎？「可以了」。別浪費把剩下的飯菜都吃掉下。「飽了」。之類。幾乎讓我們錯覺他驚我們收他費一樣。一個「車榜」在旅途中悄悄誕生。廣東話有說「一野車埋去」，「車榜」榜首就是眾望所歸最值得車的一位。話說榜首雪狼在第二天的下午，大吵大嚷說日光太曬（雖則之前她卻說過不坐司機旁他會暈車浪）。一是我向來好曬太陽，二是只想中斷她那迫人發狂的噪音，二話不說便與她換位。由中午到晚上近八個小時的路程，與日光的距離已直迫跳探戈的程度，出奇地沒有昏昏欲睡的情況。邊振邊讀點書，看風景，間或對著雅魯藏布江小個氣勢嚇人的便，心情極好。最高興是可以留意到司機的一些小動作。

《lonely planet》或大陸的《走遍中國》、《藏羚羊》等書，向來好教包車入藏，故不難看到整個西藏，起碼在拉薩和日喀則等地方都是越野車。一個不擅普通話還要相當木納的司機，如何生存？接著的問題是，他當了司機多少了？之前幹甚麼的呢？為甚麼轉工？不敢胡亂問，怕吃檸檬碰一鼻子灰，只好襯吃飽午飯大家都在落格時當閒聊胡扯，試探試探。

看他健碩的身形，我說師傳你開車接人之前，當兵的吧。他有點尷尬地停了一下，咀角微微一翹，「是」了兩聲便又靜了下來。看來他礙於習慣，不是開了一條向談自己經歷開綠燈的問題，便會自動航行下去。而好奇想追問下去的問題是：如在解放軍在西藏駐兵的情況、究竟其心態是防外居多還是防內居多？部隊內的漢人和藏人的分佈和層級如何？對付西藏的「動亂」會出動藏族軍隊嗎？諸如此類。但對著司機實在問不出口也不敢口。我也只好打圓場說：呵呵呵，我都想估到的了，那麼壯。剛好迎面而來有幾十架軍綠色載貨的軍車狀車隊，他也乘著幾分自信說，那是油車，往阿里的。如是美滿的結束對話。

一個一直開車的老兵，究竟會展現出怎樣的開車習慣？不罵人不評論不閒聊，連收音機和或其他許多其他司機都愛放的強勁節拍藏語舞曲都不放，放的時候也只放給自己聽，音量連坐司機旁的人都聽不到。不抽煙沒要求，開車超有品，限速路段也不開快車，讓得就讓，在檢票口前幾百米那等候的十多二十分鐘，甚麼都不幹，邊等發呆。

最有趣的一次，他本只放給自己聽的音樂放著鄧麗君的《我只在乎你》，意外給在後座的車榜雪狼聽到了，她也輕哼曲子以示回應，但也真是輕得只有唱到那些「時」、「逝」、「心」、「生」等聲母是「s」的字，耳朵才會被滋中，知道有人在唱。而司機也有如大漠上碰見老鄉，做出幾個驚人地難以預計但不失低調的動作——當然是以他木納的標準而言。

首先，他悄悄地將音量放大，作為對發現有知音的回應；二，自己也開始輕輕地唱和，箇中表現出與其平時對話的普通話絕不相符的精準和流利；三，當歌播完後，肅穆地將音量重新調低，即重申之前的調高音量和和唱的確是一種以歌唱來對話交流的形式，亦以音量的水平為這場令人神往對唱劃上句號，也令這歌成為標誌他們局部但貼心的交往的國歌。作為情感的表達，這絕對是三天兩夜車程裡，這位老兵情不自禁交足貨的一次。

因為其他書都放了在大背包，車上只能讀ranciere的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導讀說ranciere在理論化一種普遍的政治（這當然是當代倡重奪「普遍性」的話語的其中一股力量，它要商榷的對像也就是早幾十年把政治越講越細越講越個別的潮流）。這政治是以將藝術的性質和社會功能歷史化為原形，提倡他稱為「aesthetic regime of art」，以取代柏拉圖版的ethical regime，阿里士多德以來的poetic/representational regime。ranciere的用意是以美學為武器，令尋常人都可以美，或作為美學意義的藝術的對象，從而成為社群的一員，正式被納入政治的領域內，擴充建構社群的活動的參與資格。亦令「描述」（而不純是有故事有教訓的「敍事」）都可以成為藝術的手段。

垂下頭就讀書，抬高頭就見到司機，有點頭腦發熱。一直在途上聽到的故事，無論是火車上巴士上萍水相逢的閒扯，或是酒館裡飯桌上觥籌交錯的酒後真言，被認為值得敍述的故事或藏民形象，要麼是藏區如何混亂、要麼便是榜首雪狼無間強調從廣州來的她要用「強忍」的態度面對只種青粿的西藏飲食條件、要麼就是紅辮子纏頭的康巴漢子如何凶殘（註腳是據說藏民殺人只判十五年）、藏民男子去小便也把刀帶上兩言不合便拔刀血戰、墨脫有藏民經營的旅館專門下毒求把漢人的好品質轉移到其子女身上，等等等等——年薪高達五萬元的高原解放軍（非高原的據說只有一萬）幾乎要成為基本生活要求。另一方面，對西藏的讚美，大都只出現在書店裡名為「旅遊」類書架上的書中，它們的功能，換言之，也是引誘你到西藏的文本——西藏就是看來非政治的山水。西藏以至整個藏區由吐蕃國到今天至少千幾年的文化歷史和政治當然難以旦夕之間了解，但其迷人之處斷不止單薄到這個地步罷。

由天堂和地獄分佈格局所構成的這幅地圖，便描述了西藏之於漢人社會的西藏之於漢人社會的現成基礎。他們的「入場卷」是一種染滿鮮血的半票。這篇小文，並不志在好大喜功，只是希望為曾與我們度過三天兩夜的老兵司機誌點不入流的意。

（原來就只拍了這一張，還要是躲在小面包最後排座位偷拍的，想起也汗顏。但那對眼，還真叫人想起「清潔香港運動」。）

一段情

因為要請假，有一天我在點算七月和八月時開了多少ot。這舉動韻味深長。

要從網頁的日曆找，要在一共有萬多個電郵的信箱裡找甚麼日子發過收過甚麼，要翻自己的記事簿看甚麼日子記下了甚麼工作。然後要在自己的腦海裡把碎片接駁和還原，讓一天一天的影像fast forward一次，那是壓縮中的壓縮中的壓縮。第一重壓縮是保碼頭本是原則性與庶務的完美結合，第二重因為七八月短短兩月之間絕對是兵荒馬亂人心惶惶，第三重壓縮是結構性的：要在腦海中為別的理由把所有的經歷fast forward一次。

故事裡有故事，故事外也有故事。去年年底，牛棚書展有一場講座，嘉賓有馬傑偉、吳俊雄和羅永生。內容講甚麼都回贈講者了，唯一記得的是一道近乎暴烈的命令：拒絕身份，你必需找回由歷史構成的主體性。這命令在菠蘿包式的本土文化和上海香港雙都市的比較研究堆中，耀眼而立即佔領了在場我們幾人的靈魂。及後又有一次，許是十二月十日，嶺南舉行了首次的我們的未來論壇系列，rose司徒生哥馬老闆坐滿了一桌，還有許寶主持。 似是du day、michael pryke和英國傳統左派對文化經濟學的論爭，又或是meaghan morris、lawrence grossberg他她們就文化研究定義的爭論的翻版般，講歷史的與講性別種族何者是香港最嚴峻的文化問題談得興烚烚。要散這股熱，需要的時間似乎比想像中要長得多，散不到的後果似乎也比想像中要嚴重得太不可思議。

轉頭便是天星了，沒問太多情由便像對準一個黑洞盡情的直插。戰場轉移皇后之後，初期我們的道德高地只是由填海、麼地商場囂張的項目所堆疊而成。一二一、三一八都過去後，規劃和公共空間範疇基本上已成複調——重複的腔調。機緣巧合有一個訪問莫昭如的機會，想他談在皇后碼頭一帶的抗爭經驗，一問成懺。他提到七一年上下，二月時他們因為保釣而在中環的德忌街廿一人給警察找了，怒之下他們召喚市民到愛丁堡廣場集會，十二人又被捕了。在差館相識，後來都成為了70年代雙周刊的編輯。故事有著解釋不到的攝人力度，我們不斷發掘在碼頭一帶發生過的抗爭故事，那些故事又反過頭告訴我們作為「香港人」保衛碼頭究竟意味甚麼，我們和之前的抗爭者有甚麼關係，碼頭抗爭在回歸十年後的今天又有甚麼意義。逐漸，之前一直懸在半空的問題意識，慢慢與在地上發生的事情，拉上一條宿命的幼絲。

長駐由四月二十六日開始。進駐後兩天，便和朱凱迪到了台北，開會吃飯再開會再吃飯，四天左右便趕回香港。擔心拆碼頭的焦慮開始化身為妄想，生怕自己不在會成為碼頭被拆的原因。及至六七月的時候，俄羅斯小組全面開動，每個星期當更三四五晚，放工就守夜，守完就沖個涼就開工只，麻木都變成感情，一邊自殘一邊感恩。眨眼回到這刻，埋單計數不計平日的ot不計當更不計開會，只計每星期一天半的假期，兩個月下來竟也過百小時，那是自己想起也情不自禁要致敬，有今生冇來世的級數。

有朋友說這種複述自己的說法，簡直令人作嘔，說這是形同愛情云云。比喻是不錯但我倒覺得是憂鬱，以zizek的話來說，melancholy不是哀舊物的消失，而是對逝去事物感情不復當年的焦慮。眼看當前，我想我是真的憂鬱到極。還好是因為攞假而要重構這索命的兩個月，如果是純粹回首我想我會老淚縱橫不省人事。

一位無知聽眾的致敬

去年訪問過一位灣仔老街坊，三代開涼茶舖的他，四五十歲還是唇紅齒白一副童子相，中氣十足令人好生羨慕。稿題是寫合和中心，他卻嘩啦嘩啦的談三四十年前他們春園街店前的大排檔。大排檔？今天鼻毛也不見一條。

很容易被視為「飲食業」的大排檔，戰後在春園街今天公厠附近入黑前開檔，晚晚擺成豪門夜宴之勢。大人就坐著乘涼吹水，小朋友也樂得大人唔得閒管住晒而可以到處跑到處串門。那是一個社交和鄰舍的空間——尤以當時的娛樂條件來算。但為甚麼出現這個社交性不下於提供飲食功能的大排檔空間呢？涼茶舖的少主說，主要是因為發個大排檔牌給殉港軍人家屬，就是政府可以提供的最皇恩浩蕩的補償，況且當時大排檔所提供廉價可口的街坊飲食，殖民政府就是想搞也搞不來。惟七十年代中末期，海底隧道通車，八四年合和中心入伙，車流量多了，殉港軍人家屬？吃自己吧。

當然是扯遠了，因為小文其實希望從一個無知聽眾的身份，向一種已絕跡民間的藝術形式——南音——致敬。

故事當從今年年頭開始。黑鳥今年出版了一套全集，裡面收錄了一曲《香港史話》，那是一首八分多鐘長的曲子，郭達年以依依哦哦的聲線唱出了香港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經驗。初聽沒有甚麼reference，只覺得是用廣東話的呢呀咦喎串起的文言歌詞，唱出這個莞爾小島的歷史，大概是巧妙而有心思的。到上星期五，翻開日月報，知道有位與榮念曾名字相當類似的音槳系教授榮鴻曾，曾於三十年前在上環一家茶樓，把盲唱者杜煥的地水南音曲目錄起，並在最近輯錄成一套加孖上的雙碟裝cd，還在上星期六在尖沙咀商務找了一位唱者演出。是嗅到某種味道吧，神推鬼撞下就去學習學習。

星期六下午的商務，到達時已是人頭湧湧，小小的活動室早已又坐又企的濟滿人，玻璃門外也有幾十個人一邊在聽一邊恃機攝入。進門口右首邊有部時髦的plasma電視，二三十位幾上了年紀的叔叔嬸嬸像中學生上video班補習課般凝神看著房裡的錄影直播。當場的各種安排其實相當有問題，雖說地水南音是一種說唱的藝術形式，即靠把口，但主辦當局也無需只安排一支咪高峰放到盲唱者的嘴邊，樂師們奏的音樂是否就此埋沒了？（諷刺的是榮鴻曾先生在茶樓的錄音，不僅有杜先生的歌喉，樂器聲和附近鳥兒的啼聲、茶客的熱鬧談話都收錄得相當清楚，並且是賣點之一——用意是複製南音演出的環境）

整個書店範圍內凝神靜聽的聽眾，二百人左右是保守估計。天呀，我們匯眾皇后和皇后晚晚有局，搞得心力也交瘁了，也是重複的二十位相熟朋友來參加。筆者見到有不知方向地由孩子領著走來，聾聾地把耳朵貼在電視旁但聽不出甚麼的婆婆，也虔誠的站了半小時。甚麼集體經驗可以召喚到這班大概不上網的叔叔嬸嬸在南音絕跡香港流行文化的三十年後，相聚於這個時空？三十年後大家還聽twins麼？南音當時究竟是甚麼，可以如何描述？

想也奇怪，bob dylan也是把聲薄「切切」，不少乜乜blues物物blues，全都是呻唱格局，音樂段落重複以歌詞講述故事為重點。但他就搖滾名人堂百年經典甚麼榮譽都有，華南地區的南音，一種徹底緊貼和發刃自平民百姓生活娛樂社會氣氛的表演藝術形式，不僅沒能金槍不倒隨著不同條件的轉變而轉型，自然淘汰竟像是一種理所當然。還要落得像出土文物般要從三十年前的檔案回復過來才能出唱片？以歌的風格和特徵來解釋，鄙人絕對露會晒底因根本咩都唔知，學梁寶話齋「是專的東西，不夠料寫的」，開始會享受已覺得是偷步的祝福了。但讀著dvd和唱片的書仔，看到的是另一個世界。

杜煥的南音是二十世紀初在河南的環珠橋上學到的，那裡有一大幫盲唱者。當時大概沒有麼凸字，盲人想維生就只好靠口耳相傳的技藝，地水南音就是其中一種。二十年代到香港後，就在今天油麻地佐敦一帶賣唱，因為唱的地方都是煙館妓寨等地方，故歌詞的內容，都是對妓女相當sympathetic的。如雙碟裡第一隻碟的《男燒衣》，便花了好幾大段來描述歌者把甚麼東西燒給妓女，又丫嬛又枱櫈又金銀甚麼都有，還不斷提及歌者曾說兩個月後把妓女贖回。歌者的位置並不會將妓女視為一個被判斷的對象，這種出自低下階層的視覺，不是到今天還相當之進步嗎？換著由明光社寫一首《男燒衣》你猜會變成怎樣？

杜煥先生命途堪苛，三個月大時因病眼睛幾乎看不到東西，後來到香港後染毒癮等姑且不說，三五年政府禁娼又幾近絕了南音的盲唱者的生計。後來打仗令社會一窮二白，賣藝者的生計受到嚴重打擊，加上杜先生的太太和兒女都相繼過身，一直到了五五，才出現轉機。當時的香港電台邀請他到電台定期演出。有趣的是，甚麼歌可以是天天唱月月唱年年唱，一唱十五年？關鍵就是，雖然大家都會聽過（至少名字）的《客途秋恨》、《霸王別姬》等，都是南音的名曲，它們屬南音中的抒情小品，長的民間故事可長達幾十小時——當然不可能一次唱完。但因為南音的核心在說唱，所以基本上在重複的調子上，盲唱者基本上可以譜上任何歌詞，作品是否有水平或受歡迎，端視其譜的詞時更切合時弊，歌者能否以「襯字（或作「孭仔字」）把歌詞唱得起落有致生龍活虎。例如在榮鴻曾的邀請下，杜煥便把自己的一生都譜成《失明人杜煥憶往》了。

五十年代能上電台開唱，在一個包括娛樂等一般地匱乏的年代，難估影響是甚麼。即使今天，任何能在電台出現十五年的節目，還是能家傳戶曉吧。老實說，以今時今日事物在我們眼前略過的速度，強求以記憶的方式把自己和過去的事物維持聯繫，無疑霧裡看花。在那種賺錢的關鍵不在朝夕的日子，沒有太多短期租約的絲袜佬一百元四本的金瓶梅或法院拍賣的微波爐等雜物，電影或者有七日鮮，但事物進入和離開人的記憶地圖所需的時間或者與今天大異其趣。誰知這是否解釋星期六在商務的盛況的解釋。

很想不計自己的無知和淺薄，多談兩句杜煥的唱腔或歌藝。為免獻醜，只好介紹願意讀文至此的讀者，花生命中的一兩小時，聽聽杜煥跳脫生鬼的哥聲。信我，會感動的。以上不著邊際的描述，是為致敬。

任何錯漏，敬請指正。

無題

近來身體都像快揮發掉，除了（懶）深刻的形而上的歷史的思辯的，其他一概老人癡呆水過鴨背。為自己預備了記事簿，轉頭就想不起哪裡丟了。昨晚上有幸去開一個讓我戰戰兢兢但其實又有啤酒又有小吃的會，席上的人都是之前只能在書店酒館咖啡座免派發的文化資訊才會見的名字，談的是一個系列的音樂會。二十年前我打賭沒有「社運歌」這概念吧雖然現在我們有《誰說》。二三十年前的blowin in the wind之類根本就是流行歌只欠家裡的雙親不會唱。但黑鳥又有南音的《香港史話》，那到底是甚麼時代。

怕悶怕靜默怕直面沒生產性的時光流逝，今天我們都愛用音樂中介意識和時間。最要命那次是一二一的人民集擊。擾攘了整個上午才能擺脫不擅面對示威者的九龍區食環和警察，坐著臨時命名船旗都是當天才寫就的「本土號」，大搖大擺地晃到皇后碼頭，拉兩條五十米的超級無敵大banner貫通了時間和空間，讓百家在原本港督的檢閱台上發話。人民集擊就是在這種氣氛下發生，爛銅爛鐵燈柱鐵欄圍板手鼓見野就敲，成百人的集體亢奮投入下，喪心病狂的拍子和節奏構成六十分鐘不停的意識和感觀事件。

類似的文化形式當然並不是今天才出現，事實上文化形式如何回應社會這當也不是今天才冒出的問題。魯迅讚賞板畫不是也內含他對當時社會的分析嗎？賈樟柯的《站台》的流行曲運用之於突現社會的快速轉變的效果，難道也會屈居甚麼社會學論文之後嗎？今天會上的一席人，這次聚會的里程而偶然意義，為何不是填充了社運動除了價值和觀點外的實踐的連續性或承傳，即使就算是連續性或承傳都難言是有明確意識。歷史除了由事實組成，表達吐述整理還靠意志和熱情。

上述都不是本文的重點。

散會後，到開會地點旁邊的一間studio。看似畫室的一個舖位，晚上不以酒待友就浪費。在門縫中看見是晶瑩的紅酒杯和杯裡的啤酒。畫室兩旁都是車房，車房關門後街就變得空盪。不打擾了一行六名男子，廿歲到五十多都有，一人手指夾著一支煙，電光火石間在馬路中心停下不超過五秒。在兩旁由三四層高的唐樓構成的五秒空間，不同年代的六個人，晦暗的街燈下，形成了一種奇幻的充盈感。充盈來自對兇殘的外在環境一種淡泊的自信，自信來自對一時一地的所謂挫敗和無效的嗤之以鼻。語境確是不同，但一樣的道理，陳智德不是在一篇談論社區文學的文章說過嗎：

文學工作者必須正視文學對革命或社會運動和公共事件本身的無力，文學也無法改變或改良社會，無法參與社會運動和公共事件，它始終孤單而無力，文學人必須走過這痛感無力的過程，才得到力量促成具公共意義的文學。

當是喻言啦。上面是個一廂情願遊絲妄想感覺良好的嘉年華，如果不是集中營。

playlist回歸：

1. glory box（portishead live at roseland, ny）
2. anyone can play guitar（radiohead live at glastonbury 94）
3. rolling people（the verve live at wigan 98）
4. like a rolling stone（bob dylan live at newcastle 66——甚麼叫魅力，魅力就是連攝影師和剪接師都不願意讓片段離開bob dylan那囂張的臉）也可看看jimi hendrix的版本
5. ship song（nick cave live at the writercircle 99）
6. 香港歸來的孩子（黃慶雲著）
7. homo sacer（giorgio agamben，睇到一頭霧水）
8. leningrad cowboys go america（1989, aki kaurismaki）
9. juha（2003, aki kaurismaki）

富德樓誌異

羅蘭巴特講過，艾菲爾鐵塔是唯一一座在巴黎範圍內任何地方舉頭皆見的建築。在想找一個望不見艾菲爾鐵塔的地方嗎？走入塔內吧，巴特說。如此邏輯，昨晚與富德樓迂迴相遇。

晚上走過街市，看到路邊有規模有氣勢的儀式，一檔販一壇，個別而嚴肅，當然是因為舊曆七月。

吃過晚飯回富德樓，管理員黃生都已收工，在空盪盪的大堂等電梯。本在十二樓的電梯，花了有點異樣地長的時間還未到。按電梯的指示板顯示，它還在五六樓之間發呆停頓。發生甚麼事，突然樓上樓下咁齊心同一時間搭笠？不以為然和朋友繼續聊天，等待爆滿的一笠人魚貫出來。

電梯到地，門徐徐打開，歷時也有三兩秒。期待中的爆滿電梯內籠，烏蠅都冇隻。

門開盡後，一位阿叔滋油地走出來。那位阿叔叫黃生，收工也不忙責任。十點幾，繼續巡樓。

解放皇后碼頭歷史的意義，或，你今日解左殖未呀

（原文的標題有點共產黨文件的味道，也不錯。但後黎又諗到另一個：〈你今日解左殖未呀〉…）



天星皇后碼頭的運動，一直以來都是立基於幾支大柱：

1. 市民對公共空間的使用權和參與權；
2. 城市規劃民主化；
3. 香港歷史建築空間的保育；
4. 香港的歷史、身分和解殖問題。

以上四條大支柱，遠遠早於天星皇后運動便是香港社會重大而有待討論和處理的問題，而隨覑97年香港解除殖民地身分，回歸中國，上述問題更是顯得尖銳和無法迴避。天星皇后作為一個經典案例，令人坐立不安的，是暴露出特區政府的「古蹟——保育」觀，原來還在春秋大夢之際，不知今夕何夕，不知殖民時期理應已離我們遠去。

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現古物諮詢委員會委員劉智鵬，在〈走出皇后碼頭困局〉（《明報》，2007年8月15日）一文，便作了一個具教育意味的示範。他以歷史專業的眼光，判斷皇后碼頭未及水平被列為法定古蹟，是因為「殖民地的歷史內涵必須彰顯於港督與香港社會的互動之中，並非港督所到之處都具備重大的歷史意義」。這段話，與古物古蹟辦事處5月22日呈交前古物事務監督何志平，關於皇后碼頭應否被列為法定古蹟的文件遙相呼應。

該文件第9(d)段提到，「在考慮一座歷史建築物應否宣布為古蹟以便重構香港的殖民地施政歷史時，我們採取了全盤的考慮方式，包括考慮有關的建築物與殖民地施政的關係，以及對殖民地經濟、宗教、教育、醫療發展等範疇的貢獻。」

緬懷殖民地的史官

讓我們來做一個腦筋的練習。

以「港督與香港社會的互動」，以及「重構香港的殖民地施政歷史」，作為評定是否列為法定古蹟的標準，是一種怎樣的歷史意識呢？什麼人在什麼時候會以此作為入史的材料的準則呢？答案呼之欲出：殖民地的史官。（粗體為筆者所加）

只有這種腦袋和眼睛，才會將整個香港150多年的被壓迫的、抵抗的、自強的、庶民的殖民經驗，都視作漆黑一片的背景，然後港督和殖民地施政就是舞台上大射燈唯一會照亮的主角。

殖民地的皇親國戚、地方行政，對一個脫離殖民地後的地方當然重要。但這裏「重要」的意思，是今天我們需要有一種別樣的眼光，思考香港若要達到一個童叟無欺的解殖歷史階段，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舞台設定。換言之，這個解殖的舞台上，誰是前台誰是襯托。對這問題意識的探究，香港史學專業責無旁貸。回應劉的文章，「非港督所到之處都具備重大的歷史意義」這句話相信不會有太大爭議，但本土行動和其他支持原地保留皇后碼頭的人，不斷重複的，正正就是，碼頭的重要性毋須皇親國戚的上岸來確認。

以公共空間重構香港歷史

大會堂、天星和皇后所構成的公共空間，從50年代開始，便是香港人發展自強自重的公民人格的重要歷史現場。以手頭資料所及，大會堂及兩個碼頭組成的公共空間，由65年的「反加稅反加租反加價」民眾大會、到66年蘇守忠反天星加價絕食、70年代初的保釣和中文運動浪潮起，加上作為外籍傭工假日在這個（純）消費城市中罕有的避難港——一幕又一幕的場景，見證著香港人了解和實踐自己在城市的公民權利。這段歷史港英政府和皇家警察可以亦有理由輕視，但作為人民，作為脫離殖民地已10年光景的人民，特別是作為脫離殖民官治已10年的香港歷史專業呢？

抗爭歷史對本地社會發展的重要性，無論是「經濟、宗教、教育、醫療」方面，不可能是一條「是／否」、「有／無」的題目。不深耕鑽研港英時代反殖經驗的效果和影響，不更換一個解殖的框架來重編寫香港歷史，無以接駁今天未完成的解殖任務。香港的古物政策和架構不單需要改變，還需要慎重的處理和討論香港現這個歷史階段需要何種歷史保存的「觀念」問題。

經典的俄國文學作品《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有句經典的對白：如神不存在，一切都被允許。有心理分析理論認為——弔詭地——這句話的反面，才是對的。並非「如神不存在，一切都不允許」這個反面，而是「如果神存在，一切才被允許」。舉個例，原教旨主義分子之所以可做盡天下所有犯禁的事情，就是因為神的旨意。在香港，當大家還在做夢以為回歸意味殖民的禁止／缺席，實情原來是，回歸「順利過渡」、「50年不變」等修辭，是香港殖民性格不變的金漆保證。

換言之，「回歸後，殖民才被允許」。

日月報，八月廿二日

我們來說電影教育的四個辯證

按：四五月寫的東西，終於見光！


大：david bordwell；李：李焯桃；舒：舒淇

研究與製作的辯證

李：現已退休的你，可以談談你漫長的電影教學經驗嗎？

大：本科生一般都是希望成為電影工作者，在我任教的學系，打破理論與實踐的區隔便是我們的目標。因為我們都認為，電影史和電影理論，對拍電影是相當重要的。沒多少本科生會對純電影研究有很大興趣，但我們要求他們修電影史和理論課，令他們明白對電影工業的歷史、美國電影史、各種風格的沿革的基本認識，會對日後他們製作電影——無論是荷李活還是獨立電影——都會有好處。

弔詭的是， USC、UCLA 和NYU等都有很具規模的電影學院，但學院裏的電影研究和電影製作之間隔着很厚的一堵牆，很有問題。比如說你在做關於美國電影史的博士研究，不可能同時修讀劇本創作課。一個電影研究者不一定會從事電影製作，但了解一個劇本如何產生，肯定對理解電影這媒介有幫助。

舒：學生總有個錯覺，認為學習電影最好的方法，是聽電影工作者談他的經驗。而電影工作者也有這錯覺，總以為自己有分享不盡之經驗。但其實最關鍵的，是他們談論經驗的方法，即他們對自己經驗的整理。

曾經有一位著名的本地導演、監製兼編劇，來我校演講。他講一個關於他向投資者推銷其愛情故事的經歷，其間他提及某套看過的法國電影、又講了幾句法文——最後獲得投資者的資金。一邊聽我一邊心跳加速。

大：即是教學生如何招搖撞騙啦，吹吹牛皮就可以成事……

舒：禮貌上我不能中途打斷，但真的受不了，便裝咳奪門而出，逃離演講廳（笑）。講座結束後，為了替學生「清洗」他們所聽到的故事，我還要長篇大論地與學生討論。

大：我們常做的也是這種damagecontrol，花很長時間與學生拆解演講內容。有一次導演哥普拉來學校演講，那是1976 年，他拍成《現代啓示錄》之時，意氣風發。偌大的演講廳爆滿。他說：「我要建立另一個荷李活，多數在三藩市。忘記洛杉磯吧，荷李活已徹底完蛋了。你們要找工作的話便來找我吧……」我一直與學生說，電影業是很艱苦的一門行業。以為畢業後哥普拉或佐治盧卡斯會延攬你，這叫做做夢。但哥普拉的一番說話，便把我們以前所做的一筆抹掉！說這番話的人，後來卻破產收場！這幫導演習慣吹牛，什麼都說說就算，荷李活的作風。

學生所得的，是一幅完全傾斜的圖像。我當然同意學生總需要嘗試，但同樣重要的是為最壞的情况作預備。

創意與複製的辯證

舒：在大學設立電影系，尤其是電影製作系，是很困難的。學生人數不能太多，因為所學的東西是很細緻，甚至瑣碎的。

學習電影製作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深鑽（drilling）。最近，畢業於波蘭洛茲電影學院的韓國導演宋一坤來我校進行了一個兩天的導演工作坊。他選了三個短篇故事，然後要學生用一個長鏡頭拍成一套短片。學生要在廿四小時內完成改編、拍攝、後期製作等一干工作。宋一坤說，他在波蘭學習時，整個二年級的時間，每天六至八小時，都在做這個練習。我常對學生說，試想像一個音樂系的學生，每天花八小時練習，為什麼一個電影學生不用花相約的時間，深鑽不同的技巧？

大： 在美國， 我們稱之為conservatory tradition，一般都被認為來自歐陸傳統。

舒：曾經有人來找我，請我教授小學生製作錄像。那是一家中學的美術部，他們希望從中四開始讓學生學習製作錄像。該校希望在第一個學期完結前，學生已能製作一條十分鐘的短片作為功課。我很認真的告訴他們：不要拍！不能心急，讓他們開開眼界好了。放放片、讀讀書、欣賞畫作或照片、聽聽音樂——總之就別心急開機拍東西。

又曾經邀請一位研究生為文憑課程的學生講課，他說得很好：「報讀電影的學生，大概就是對電影有興趣的青年人。然而，在香港，對電影有興趣的意思就只是喜歡看電影，鍾情電影院的情調之類。而不是有興趣理解電影思考電影，也不是有興趣思考『電影能有什麼作為，和電影能對你有什麼作為』。」換言之，要感受和思考的是，電影如何影響你、震撼你、欺騙你。而教學生如何拍電影就是要教學生如何影響人，如是者，學生必需先被電影影響，甚至享受被電影影響的樂趣。

大：我也曾有個想法，是借鏡於藝術教育的。在歐洲，時常會在博物館見到有學生拿着素描冊子，臨摹壁上的畫作。我就想，為什麼電影學生不這樣做的呢？於是我就挑選一些電影的場景，讓學生重拍。簡單說就是複製。我選的都是老電影，二十、三十、六十年代的作品，而當學生需要代入當時的各種崗位，他們便會明白拍電影的難度是意會不到的。但我的同事大力反對，說這是不當的，學生希望借電影表達自己，幹嗎要他們複製？

舒：這是荒謬的。複製都是學習的一個重要部分，繪畫音樂劇場，所有形式的藝術都如是。

大：還有一點，透過複製這種練習，學生能學到一些課堂上老師不會直接告訴你的東西。舉例說，若你要重拍1930 年代的一部電影Scars，你要複製當時的燈光，沒人可以告訴你當時的設計是怎樣的。你要自己想辦法，觀察場景調度，不停轉換燈的擺放位置等。但我的同事就老是說，學生不會有興趣的……

舒：香港也一樣，而這就是香港政府一直強調再強調創意和創意工業的弔詭。每當收生的時候，我們總問學生為什麼讀電影，他們的答案無一倖免是：我喜歡天馬行空。他們混淆創意與白日夢，以為白日夢就是創意。

銀幕與熒幕的辯證

舒：我認為一個有效令他們對看電影產生興趣的方法，是把他們放到大銀幕前。我的學生現在需要每星期到電影資料館看一部電影。舉例而言，杜魯福的《四百擊》，若你只坐在電視前看DVD，你不可能觀察到它偉大之處。只有在大銀幕前，他們才開始會欣賞。看到太陽升起的一幕，他們都情不自禁的被電影溶掉了。

這就是我所講「再教育」學生的困難，即要將他們之前的壞習慣抹掉。

我之前提過宋一坤的工作坊中，有一個學攝影、也熱愛攝影的學生，他常緊盯着演員，拍的都是很有壓迫感的特寫。宋先生問他，為什麼拍這種特寫，他條件反射地說，我希望能夠近距離看到他她們的臉和反應。我追問他為什麼想這樣，因為在闊銀幕上，一個中景鏡頭已經能看得很清楚。他呆了近三十秒，然後忽然靈光一閃：呀我明白了，因為我一直看的是LCD熒幕！

大：我曾在著作中提過，科技的發展會令我們傾向選揀某些東西。舉例來說，若在拍攝現場用了DigitalVideo Assist（一個給導演看鏡頭所見的顯示器材），大家便會埋頭對着那把所有事物都縮小了的熒幕，然後認為什麼都不清楚，結果只有把攝影機推前重拍！即使到了剪接的階段，工作也是對着電腦的熒幕進行，結果也是一樣。所以在這過程中，什麼都要加倍放大。美國電影現在就是這樣。

弔詭的是，觀眾在什麼地方看的呢？

原來又是家裏的電視或電腦熒幕。

舒：其實在過去差不多五年，我一直反對在拍攝現場用video assist。現在電影工業的習慣，是助手在現場先找個好位置放video assist 和導演椅。

最大問題是，在絕大多數情况裏，video assist 擺放的位置，一般都離攝影機和演員很遠。

大：就是這樣！與演員溝通的工作都是副導演做的。

舒：導演絕少會與演員談話。他們見到演員會打打招呼，然後便會坐在一間舒服的房間，對着video assist，然後透過副導演遙控演員。即使導演忘情大叫也好，演員也沒有機會聽到。美國的大導演，他們都會在場景中走來走去。你看看史高西斯電影的製作特輯便知道，他在場景裏大呼小叫，這才是導演電影。

大：這也是我剛才所說的，不論你歡迎也好反對也好，技術的發展會將人推向某條道上。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數碼的剪接上。當數碼技術令剪接變得容易的時候，在拍攝的場景裏，導演就容易拍得比所需要的多，因為到剪接的階段總可以抽取到一些精粹的部分。而事實上，有些大導演，他們明確知道攝影機應放什麼地方，該拍多少便拍多少。

歷史與未來的辯證

大：作為一位電影史家，看到今天電影業的情况與五十年代初的相似性，便覺得很有趣。大家都放棄上電影院，箇中原因正是技術的發展。我們都會在i-Max 戲院看電影，即3-D 再度回歸。它希望提供一些觀眾在家看不到的東西， 一如五十年代的Cinemascope 和Cinerama 提供的映像規模和顏色，都是觀眾入場才看得到的。雖然今天許多人在家裏都設置了自己的家庭影院，但始終與i-Max 所提供的有所不同。

舒：James Cameron 說過，3-D 就是電影的未來……

大：不可能！我不懂未來，但消費者的口味不可能走回頭路。消費者要能隨時隨地欣賞得到他們希望消費的媒介。

作為一個電影史家，我會說未來就似是過去，過去就是3-D 從未流行過。它除了需要龐大的器材外，亦需知道今天的電影公司，根本就是依靠行銷DVD 的。

而風格也會轉變。電影的速度會愈來愈快，特寫愈來愈大，聲軌會愈來愈複雜，可能將來要套耳機看電影。

消費者不會走回頭路的。雖然如此，但仍然有些導演，尤其在歐洲，他們拍電影的觀念，仍留在互聯網還未曾發明之前！有位匈牙利友人告訴我，他剛在倫敦看了BelaTarr 新片的初版。他說： 忘掉DVD 吧，這片不在大銀幕看， 什麼意義都沒有！

明報八月二十日

爛地一塊

二月尾有一天，和幾個同伴走到我們一度打生打死的天星碼頭——對面的停車場天台。在那個拍過《終極無間》的天台，回望拆剩一片爛地的天星碼頭，和裡面一堵半身高的綠色爛牆。四時多的太陽，把爛地照得反常的積極和具生命力。

那時候，旁邊皇后碼頭的守衛運動方興未艾，三日唔埋兩日就有一個活動舉行：有文學史講座有社運老鬼夜話有劇場遊戲有將音量放大的搖滾詩唱有海風短片放映。想得出的都有，連反轉殖民皇家儀式的人民登陸都做過了，就差未學董啓章的v城般，在天星的爛地重新搭建一個天星劇棚，找一大堆老臨把天星的車{馬龍重演出來，以假亂真。

無論是香港的進步文藝界的大曬冷，還是與公權警察的埋身肉搏，共通點都是與一種過去告別。那種過去把我們懸置在半空，攔截我們與歷史、與地方的關聯——地方只是通道而不是生活，歷史只是包袱而不是諍言。懸在半空予人像霧像花的自由幻覺，這懸置自一八四二年至今，風雨不改。而天星的一片爛地，卻像一顆炸彈，隆隆的炸醒了我城入夢的遊魂。

天星這片爛地，是一個消失的中界，花巧一點說，也就是一片廢墟。廢墟者，舊的垂死，新的未活。消失的中界者，在於舊的和未知的新之間，既是斷裂亦有延續。舊物如果被所謂「時代」砍掉，碎片堆砌出的廢墟，不是眷戀懷勉的對象，而是未竟的進步可能，是兵家必爭，是new man（fanon語）的搖籃。

原刊《字花》第八期

按：嗱嗱嗱，呢篇係完稿早於《今天》那篇的，所以不（只）是重複……而附圖也不是天星的廢墟，而是從皇后天台影埋去晚晚幻彩fing香港的尖沙咀，和中間的海港——泊滿天天在挖千年老妖的超級無敵大怪手。

在解殖的街頭

（亦推介阿仁的文章，請到這裡看）

有說，「香港的回歸過程歷時只有一秒鐘」。意思就是，歷史上所有殖民地的解殖過程，全都經過長久而動態的發展過程，未到最後塵埃未定。反觀香港，沒有的翻箱倒籠的本土歷史清算，沒有前仆後繼浪奔浪流的大規模群眾運動，沒有洗心革面的自主意識醒覺；回歸過程就如今年年初的全城禁煙法例一樣，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上十一時五十九分五十九秒過後，香港在歡呼聲和反對聲中順利過渡，就像甚麼都沒有發生。

甚麼都沒有發生，包括連「甚麼都沒發生」的錯愕都沒有。

查早在二零零一年九月，當香港還未可擺脫亞洲金融風暴和九一一的餘震時，今天行政長官，當天的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坐著一艘髹著「香港品牌」的天星小輪，風風光光由尖沙咀啟航到中環，宣傳「亞洲國際城市」這個所謂「香港品牌」。那時回歸才四年，香港卻像透一支倒楣的軍隊，還未誓師便給攻個七零八落。據說當時市面百廢待舉，香港人和管治階層都坐同一條船、獅子山下式的假像，幾乎騙到了全香港的市民。

幾年過來，在網上搜尋star ferry，即是天星小輪的英文名稱，即便在如英國的衛報和美國的時代周刊，不難找到關於香港特區政府如何因為填海修路，冒著大批香港市民的反對聲音而堅持清拆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消息。當年還未當特首的曾蔭權未知是否預視得到，區區一個拆碼頭的決定，竟然會牽動到香港人與自己土地的關係那一條似乎從未敏感過的神經，還有一大堆恐怕從未如此明晰而有說服力的解殖躁動。一個矩陣在運動中形成，公共空間、歷史身分、管治關係等維度縱橫交錯；意識和身體，正大刺刺地逼近著由港英時代開始塑造的殖民性的禁區和底線。

換言之，姑勿論同樣一片空間，更流行的講法是英國皇室和港督等登岸的地標，但其自五十年代開始，已經與香港的平民百姓的生活綿密交織，絕對是不爭的事實，也不容略過。一直被視為殖民管治象徵的這片空間，竟陰差陽錯始料不及地提供了一條線索，構成了回歸十年始開始發生的解殖反思的大舞台。

***

推土機代表的是一種不惜一切的發展觀，不顧歷史不顧文化不顧社區關係地為了多建一兩幢比天高的商場。這是我城之所以能夠由上世紀一直經濟沖天飛到今天的法寶，這件法寶的雙生兒，就是自殖民地時代開始的一種殖民性。甚麼是殖民性呢？它把我們懸置在半空，攔截我們與歷史、與地方的關聯——地方只是通道而不是生活，歷史只是包袱而不是諍言。懸在半空予人像霧像花的自由幻覺，這懸置啟自一八四二年，至今紋風不動。初時它告訴我們，香港人是無（或者不需要）根的，後來索性以城市發展之名禁止一切令我們與地方和歷史產生關係的條件。結果當然就是，香港人視自己為極端的單子，浮游在令人目炫的任君選擇的「自由市場」；家庭已是最高層次的組織單位，集體行動和身份只是笑話。這，在回歸之後未曾轉變過。

齊澤克引述過法國哲學家巴迪烏（Alain Badiou）的真理事件（Truth-Event）概念，真理事件指的是在正史的知識中難以名狀和辨認的事件，它無法拼入已有的傳統並成為其一部份，無以在現成的政治經濟、社會、哲學中找到資源以論述。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十月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即為真理事件的典型例子。真理事件是絕對的異類，迴避、抗拒、否證事件發生時所可資引用的各種分析或解框架，它甚至進一步搞亂常熊和個別事件的二份。真理事件不只是常態下出現的個別事件，不只是又一次的不著邊際的騷動；相反，與現況與傳統極端不協調的真理事件，披露了社會看似穩定的結構裡的根本弱點。這弱點是社會結構的構成部份，社會所有制度和機器需要一直主動而低調處理的質性問題，大眾也一直被告知和訓練成對這根本問題感覺麻木，甚至不知不覺。

真理事件，雖然像個謎樣的大爆發人人手足無措，唯它制造了屬於真理事件的主體。按齊澤克的說法，真理事件的「真理」，是鈎附在某個偶然而具體歷史情狀的真理。事件的主體各種原有觀感和意識維度在真理事件中被暴烈地打亂，並重新收歸在真理事件橫空出生的新語境、感觀和參照的維度上。主體與事件的關係，一語記之：忠誠。根據巴迪烏的定義，主體的出現是有限而偶然的：真理不僅不是「主觀」（即並非由主體游絲妄想所決定），主體相反地需要服務穿透了他／她的真理；主體是命定地無法滿足真理所提出的無止無終的要求，因此他／她只能在其身處的多重情狀中，尋找真理的各種蛛絲馬跡（註一）。

去年的天星運動如果有任何意義的話，意義就始於於抗爭者登上推土機的一刻。

先簡單交代一下天星皇后運動的背境。風眼中的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坐落在港英政府於戰後五十年代的那一期填海工程的新填地上。一向吃大海飯的香港，由殖民者登陸始已不停填海。為了增加可使用的面積而逃避向政府繳交差餉，開埠時位於岸邊的倉庫和貿易公司已不停進行小型填海工程。五十年代的填海工程，不僅填出了日後的維多利亞公園，還填了中環現在大會堂，皇后碼頭、愛丁堡廣場、天星碼頭等那大片土地。我城一如各地其他大城市，寸金尺土，五十年代填海工程特別之處，便是填海所得的新填地，竟然沒有地產商的份，不作建摩天大廈之用，而是成為文娛康樂消閒場所。而實際上，這片香港現在買少見少的沿海公共空間，閒日是上班族午膳和飯後散步、釣魚下棋的地方，周末是飄洋過海到我城打工的外傭的歡聚天地喘息空間，遇事則是社運份子糾集群眾昂首闊步遊行到中環政商權貴總部的起點（六七年的反天星小輪加價、七十年代風風火火的中文運動、保釣、反戰等遊行示威，不少就是發生於這片海旁的公共空間）。

香港無止境的發展慾望，今天終於波及這片在城市心臟的公共空間。政府終於啟動了中環第三期填海工程，因為無關痛癢的地下排水渠和碩大無朋的公路，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都面臨清拆的命運。去年十二月中的一個中午，約二、三十人聚集於天星碼頭的工程圍板外，希望阻止工程的發生。然而，工程並未如計劃般受到影響，門外的人邊聊勝於無地阻擋希望進入地盤的工程車，邊聽著地盤內推土機地把那近五十年的建築逐寸逐寸地毀滅，一籌莫展。突然。午飯後的時間，有工程車要離開地盤，乘著地盤的大閘開啟，一幫人伺機跑進地盤入口，有的與保安在追逐，有的被包圍。還有一個：他站上了隆隆作響的推土機之上——推土機被迫閂掣停止，而這也是佔據，和真理事件的開始。

***

闖入地盤後，據本地報紙所載，關鍵點在於翌日，佔據者被不合理地大規模的警力抬離地盤——當時我城的議會正在就天星碼頭清拆事宜，進行動議辯論。然而，不能不提的就是在隨著登上推土機而揭幕的二十多小時佔領時空。入黑前，保衛碼頭者幾度被地盤的保安人員不熟練地抬走，惟被闖進的地盤已是不再一樣的境界：它吸引你前仆後繼再度闖進。因為它並非空談的價值觀爭論，並非政府的決策閉門黑房，也不是要千方百計吸引媒體注意的photo opportunity（見報機會）。地盤就是工程，阻止地盤運作就是阻止工程，也更無意中挑動了我城的人與土地、與歷史、與管治關係等的無意識設定。這道理在那幾闖幾抬之際，最是鮮明最是深刻。地盤保安把保衛者抬走，就是一個「地盤（即再不作為公共空間的碼頭）屬承建商的私人地方」的一個宣示，而政府的強硬態度，更是一則警告：官民之別，不得越過。

電光火石，保衛者眨眼間回到一種殖民情狀：任何與土地和歷史建立關係的意向，都被冷漠地攔截，人就像禁錮在半空任由管治者所設定的場域所支配，不得置喙。面臨清拆的碼頭，重複的清場，強硬的政府立場，披露了這個被稱為後殖民地的殖民性秘密，亦將保衛碼頭的人士重置在一系列所有人都以為已不再的殖民座標下。如此情況，在回歸近十年的一個下午，既是全新的體驗，亦為歷史的重覆。

幾經波折，地盤保安和政府放棄了立即清場的念頭。那一夜，保衛者都是光禿禿的暴露於一種管治之前，席地而睡，在地盤內、在推土機底，過了下著微雨的一夜。對於如筆者這種介於七十年代末八十人代初出生的香港人，八九民運還未懂事，九七回歸只會以政治不正確的冷戰思維看待；所謂社會或政治運動，要麼就是純論點上的唇槍舌劍，要麼就是一色一樣的大遊行，要麼就是議會內政治精英之間的勾心傾軋。這當然與主流媒體的理解能力和書寫格式有關。但似是而非的印象，就是「人」若不是人頭的總和，就是缺席：缺席於面臨能夠促成社會轉變的關口，更嚴重的是缺席於能促成社會轉變的對奕。而這難道又能與從報章所讀到的社會、政治運動的報導和論述脫得了鉤嗎？作為傳播工具的報章和其他媒體，彷彿很「現實地」替你分析權在誰手，誰的計謀是如何，為甚麼得逞或成功。每天讀這類報導或評論的讀者，能想像自己終有一天能成為促成社會轉變的一個角色嗎？能夠真切的體會，無中介地面對管治權力，同時所要承擔的壓力嗎？這大概是社會人人輕輕省省無甚所謂浪奔浪流的特質的本體論基礎。

天真也好浪漫也好瘋了也好，當時保衛者的腦裡想的很簡單，佔領尤如在大水壩中刺一個小洞，小洞支撐得越久而不被填塞，整幅水壩徹底瓦解的機會就越高。而相反，地盤失守就意味曇花一現照常營業——一度在伸手可及的範圍內可以爭取的東西，是否緊握下去，成為了唯一的問題。

換個說法，面對政府衊視歷史、衊視人民的公共空間，保衛者死守的，不僅是一座有五十年歷史的鐘樓，也是我城或者從來只是若隱若現的主體性的。放開了手，沒有實質的損失，只是繼續甚麼都沒有發生。

***

隨後的一個星期，天星碼頭的保衛者就如不是在碼頭裡，便是守在碼頭的外圍，繼續帶著阻止工程的目標，行使香港人在公眾地方的權利。絕食、往特區行政長官的官邸抗議，不停被警察阻撓、不停的地抬走，不停的被驅趕。過程中，保衛者跌撞於街頭之際，原本在城市中多一個不多，少一個不少的感覺逐漸變成難以承受的輕，一種對立於只希望把人民封鎖在無根狀態的殖民式管治的本土意識，亦開始在蘊釀覺醒。

雖然天星碼頭的鐘樓，最終在眾目睽睽下整座被鋸走，直往堆填區被磨成碎片；惟在天星碼頭保衛運動中被召喚的人，亦像被充了電的電池般，轉戰在天星右鄰的皇后碼頭。保衛運動走到皇后碼頭的階段，要求參與者更清醒地直面及回應我城的殖民經歷。查皇后碼頭於一九五三年建成後，一直是由英國乘飛機抵港後，由九龍坐著其「慕蓮夫人號」到中環登岸進行其就職儀式的地點。現在流行的講法，皇后碼頭的設計與其對面的大會堂以一條軸線遙相呼應；在這意義下，如果原本天星碼頭所象徵的，還可以說戰後像霧又像花的現代管治形象，保護皇后碼頭豈不是走歷史的回頭路，甘心將熱情都奉獻給殖民的始作俑者？

歷史不能重置，也不能改寫。若皇后碼頭的確曾有過標誌殖民權力——登岸以宣示主權——的過往，除了發掘一直以來在皇后碼頭發生過的抵抗運動——中文運動、保鈎、外傭爭取權益運動——，碼頭保衛者亦努力在皇后碼頭的空間刻寫與權貴無干的本土歷史。自天星碼頭被拆毀後，皇后碼頭及其對開的廣場，不斷有文化活動在發生，計有：本土社會運動前輩的夜話、劇場遊戲工作坊、文學沙龍、獨立短片放映、詩歌朗誦及音樂會、關於歷史文化保育的論壇、火鍋聚餐、攝影展、導賞團、人民規劃工作坊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早前三月台灣的漢生病療養院「樂生院」因為捷運工程而面臨清拆，一班關注的香港朋友亦於同仇敵愾的皇后碼頭進行過兩次音樂會。除此之外，碼頭的保衛運動更開始與其他社區運動的團體連結，嘗試以保護香港本土文化和庶民生活為主題，將抵抗同一發展至上邏輯的運動擴散和連結。

殖民情狀的暴力，在於殖民者帶者高傲自負的眼光，目空本地人的一切，縱然由薩依德《東方主義》始的後殖民批評發展了快三十年，理論所及，誰是殖民者誰是被殖者已開始難以界分，唯一種將土地的生活方式、歷史、身份、貢獻埋沒和貶抑的主流意識，歷史和地方只是與所有商品一樣的消費心態，在香港仍是南征北討百戰百勝。碼頭保衛者在街頭的一切，便是希望實踐出一種別樣的時空觀念，同時在實踐的過程中，解除社教化中成為統治者眼中的「順民」的訓練，填充香港空間的意義，重述香港地方的歷史。在這半年期間，有兩次行動可資說明。

一月二十一日，皇后碼頭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儀式：人民登陸皇后。碼頭的保衛者以一艘被命名為「本土號」的船，載著近一百人（當中包括不同重建區的街坊、新來港人士、關心歷史文化保育的團體、工會成員、非政府組織成員、進步知識份子、運會運動前輩、外傭團體等），浩浩蕩蕩由尖沙咀起航至皇后碼頭登陸。行動的訊息一目了然——香港的土地曾經是以殖民者的登陸而成為不由自主的國度，回歸十年情況亦未因主權易手而出現轉變，則香港人需要以集體行動宣告，誰是香港真正的主人，誰才是香港歷史、社會、文化發展的無名英雄。保衛者還預備了兩條各五十米表的橫額，由所有參與者寫上了其心聲，繪滿了意味深長的畫，在碼頭登岸之處由登岸者領到大會堂前原本由港督主持升旗儀式的檢閱台。大會堂、皇后碼頭和愛丁堡廣場整個空間，頓時人聲頂沸旗海飄揚鼓聲震天，幾乎讓人錯覺這片公共空間正式宣佈獨立。

三月二十一日，時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一場全港七百萬人只有八百人有投票權的「選舉」）前一星期，碼頭的保衛者和不同的社區運動、居民運動的團體，發起了一場遊行，爭取香港空間規劃的民主化、要求規劃的過程和機關尊重社區的歷史、文化和有機地形成的網絡。香港一般遊行的原則，是人數至上，大街大巷至上。然而，三一二遊行因為連結了不同社區運動的團體，爭取屬於舊社區的權利和尊嚴，故遊走於舊區的橫街窄巷，在舊社區的現場宣示團結，便成為一場保衛舊區免於全面被高樓大清洗的遊行的理所當然的路線。路線更途經匯豐銀行於中環的總行，即星期天休假外傭的聚腳點。隊伍途經該處，隨即與外傭合唱團結的歌曲，亦有發言互相支援——只因作為香港職業女性的家務勞動替代人員，她們長年累月對香港經濟發展的貢獻，從來便被忽略；作為本土社群的一部份，她們也是被拒絕的。隊伍中除了年青人外，也有在各個舊區居住和建設了幾十年的老街坊，遊行之於他們既是向外宣揚訊息，亦是向內加強團結。最後，遊行隊伍挺著一塊幾十平方米，由基層婦女和藝術家編織而成的百家布，有尊嚴地完成遊行路線，抵達終點站皇后碼頭。

事實上，遊行隊伍不斷被便衣警察滲透，被軍裝警察以各種秩序理由攔截。或許如此的參與者的組合、如此的遊行主題、如此的遊行路線，對有著某種不可理喻的官威傳統的警方而言，完全摸不著頭腦。結果一位受人尊重的重建區街坊在遊行後發言時竟遭警方不禮貌地中止，而一位藝術家朋友亦在遊行完結後，遭掩飾自己重案組身份的便衣警員無故截查。這場保衛香港本土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如不是已經越過了一直以來在當權者理想的「順民」的界線外，遊行參與者所受到的對待實在難以理解。

從登上推土機的一刻開始，保衛碼頭的運動者便從一種不一樣的介入點靠近解殖的彼岸。回歸的一刻，政權由原來的宗主國英國移交到中國的北京政府，各界預計由政權移交所引發的轉變，回歸差不多十年後的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保衛運動的雷達差不多掃描不到，亦沒有以這大歷史上的一刻間的差異，作為其觀照自身狀況的理所當然的參照點。相反，似乎是名義上有變而實質管治關係的不變，兩者之間的距離，就觸發了一場真理事件，為忠於真理事件的主體提供判斷和行動的座標。

管治者透過土地限制香港人的生活空間及歸屬意識，而碼頭的保衛者，則在街頭正面迎擊，在街頭巷尾，撿回屬於本土的片段，重組本土的世界。而事實上，政治和社會的抗爭和異議在香港的歷史上絕對不是缺席的，由碼頭保衛運動所開展出的解殖語境，要求保衛者承先啟後，從過往的異議歷史中，了解今天能行使的自由和權力的沿革及限度，並由此思考和實踐擺脫回歸後還殘留或強化了的枷鎖，真正感受作為香港這地方的歷史主體。將「本土」、「庶民」等受支配、被動的客體，正式宣佈為具自主性、能左右城市走向的主體。這嘗試並不在中立真空裡進行，更並非無關痛癢——視之為回歸十年忍無可忍的歷史任務，該不算是意圖不軌的自高身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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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話

回歸前突然出現大量由國內學者出版的香港史著作，抗衡一直以來英國人對香港的歷史論述，曾令不少論者慨嘆沒有從香港本位出發的歷史：不單止主權是倫敦和北京政府的爭拗對像，即連對主權的論述，香港也從來不由自主。針對這情況，回歸前後曾有一批年青的學者和知識份子對過渡期的香港文化作批判性的研究。

當時的文化評論，不少是在一個更廣闊的文化脈絡中，不無自眨地把香港理解為「邊緣」、「夾縫」、「混雜」，描述八十年代以還香港被倫敦和北京政府排斥的現實。面對這樣的一個問題意識，而得力於後殖民批評的引入，另一批論者便指出「兩種政治策略都不能妥善處理複雜多重的後殖民香港身份，反而往往成為文化北進反攻大陸的不在場證據」（註二）。辯論的因為籠統的定性而起，而止於特定的反證。另一方面，以菠蘿包、茶餐廳等作為香港文化的特徵的論述，無疑貼近生活且能在前途談判的一片無力感中找到香港人肯定自身的立足點。

這些對香港文化作描述和分析的例子都立足於特定的論辯和歷史情境，本就不是要處理香港人的解殖狀況，亦無法對之延伸有視野的討論。面對當前香港庶民社區被逐漸消滅，殖民遺產在香港有全盤的歷史清算前已被埋葬，或與資本結合成全新的消費空間等問題，不難暴露出學界評論界對香港解殖任務的忽視。這不止是在一個超級市場內少了一個牌子的貨品，而是我們是否付得起埋沒一段段對香港走到今天舉足輕重的歷史的責任，是否真的提不起意志找根據想策略解除歷史遺留下來的殖民枷鎖？

已幾近成為經典的印度庶民研究小組，早於八十年代初（約於其脫離英國殖民統治而獨立建國三十年後）已開始專注研究一眾在南亞社會在殖民時代的社會變遷。庶民研究系列的首位主編拉納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在〈論殖民地印度史編纂的若干問題〉中給他們自己開出的研究對象：人民政治。「在整個殖民時期，印度政治存在著另一種與精英政治領域並行的領域，其中的主角不是本土社會的統治集團殖民政府，而是由廣大勞動者構成的庶民階級和群體以及城鎮和鄉村中的中間階層，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人民。這是一個「自主」的領域，因為它既不是產生於精英政治也不依賴於精英政治而存在。」（註三）

由前途談判起到回歸十年後的今天，香港已走了近三十年光景，即使無需將回歸一刻視為濃縮了一切歷史問題的金鑽一剎，對於香港解殖情狀的分析之空白或難產仍是令人相當尷尬和沮喪。香港社會如何走到今天、小市民（有別於正史主力記載的華洋精英）的自強抗爭、對人民如何（無法）構成社會的進步力量等問題，香港要是希望走出殖民情狀，對上述問題認真而批判的認識和清算實在是逼在眉睫。


註一：Slavoj Zizek, “psychoanalysis and post-marxism: the case of alain badiou”,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Durham, Spring 1998.
註二：北進想像專題小組，〈北進想像——香港後殖民再定位〉，《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註三： 拉納吉特‧古哈，〈論殖民地印度史編纂的若干問題〉，《庶民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

原文刊於《今天》
二零零七年第二期，夏季號，總第七十七期

如果認命都可算一種「理想」…

大時大節彷彿真並不是可以輕易失落的時機，說甚麼也好都總要說點甚麼。如此，無拉拉的六月底，我們又有《老港正傳》，又有《每當變幻時》，趕著零七年七月一日的這部只得一班的十週年列車。

所謂的意識形態批判，並沒有很大的意義，因為那多半不涉及電影的技法或關於電影這媒體本身的種種，而是在拷問導演或編劇，你這樣說是為甚麼。這問題可以相當抽離於觀眾對著銀幕兩小時的經驗，其間他們可能笑到傻左或悶到暈左，被電影的整個裝置舞到火星然後回歸地球，諸如此類。觀賞過程可以是很enjoy，但有些主題問題還是值得一說。

《每當變幻時》講的是一個九七年開始到富貴墟賣魚的楊千嬅的故事。還有幾年就三十，想嫁人但她偏就要在街市賣魚替老爹還債。換句話說，這其實是一個爭扎出頭的故事。遇上陳奕迅，一個相當合意，生活小節簡直可以用sweet來形容的伴。片子沒說得很清楚為甚麼陳會漸漸愛上楊，倒是楊如何自處和回應就繞有趣味。陳的生活情調與楊為自己生命策劃的路徑，是互相排斥之局，這就是故事的核心問題和推動劇本的馬達。

且不說楊千嬅與陳奕迅破冰的一刻，看來是在楊趕去抬她去了召妓的老爹時，陳告訴她已替她還了部份債和如何在批發處攞平魚。不無庸俗地講就是錢作怪，但這還不是關鍵。電影的主要場景是一座舊區的街市，這座街市要拆，攤販也四散各地。他們裡的雞販移民到美國去了，一直收到由陳的電郵地址發出的消息，聽取許多關於富貴墟的情況。遠在美國的雞販，對於富貴墟的清拆，如在夢中。後來他因心病要回香港做手術，急不及待要到天光墟。陳和楊因為不願看雞販承受不了富貴墟被拆的壓力，就叫齊原班人馬再次搭建街市的盛況。後來東窗事發警察趕到，便把他們抬走，少量爭扎後他們都走到街市的天台，像敬禮像舒口氣像完成歷史任務的目送富貴墟。

同樣是以假亂真的情節，有否令大家想起德國導演wolfgang becker的《goodbye lenin》？電影是講述一個東德的小家庭裡，忠心的共產黨員媽媽在八九年前中風昏倒了，卻在柏林圍牆倒下後醒來。世界一夜間改變，孩子，朋友和其他鄰居因不欲見媽媽承受不了心理壓力，就只好搭東德大戲棚，讓媽媽繼續過東德的生活。直到她發現事事都有古怪，這枱戲再演不下去時，孩子決定親自向媽媽道出實情——卻是一個有點別扭的版本。他跟一個朋友整色整水錄製了一集電視新聞，大意是柏林圍牆倒了，但東德人仍是有理有節地接納許多因為捱透了資本主義禍害的西德人之類。

重建那不可能重建的舊貌，固然是兩片相同之處，然而不同處，方是意味深長。認命和適應不可能被曲解為某種堅持，而楊的理想是街出街市，找自己的事業，賣魚只是一個要擺脫的階段。在這考慮下，街市生活必需成為歷史，重現街市生活彷彿只是把回憶當作物件的戀物行為。《goodbye! lenin》中的主角當然並不是義無反顧的投身社會主義，惟他對克服了舊社會的資本主義並不完全服從，即使到結局無可避免要把真相說給媽媽聽時，還要絕地反擊，幽這個「現實情況」一默。good old days在兩種想法的位置和性質，清楚得不能再清楚。

安徒早幾個月講過曾蔭權的「務實」和「願景」的辯證。箇中的認命邏輯，《每當變幻時》在十年回歸這個時機裡，演繹得淋漓盡致。

凝住與高潮

每刻都被壓得要死，甚麼情景出現都會上天下地般找參考，時間彷彿只是一條嚴格意義的鏈條，任何一瞬都只是之前和之後擠得幾乎看不見的分析或分類單位，徹底缺席的當下就是空無的實體化。

十年回歸又好乜柒也好，本就是那麼的一刻，可能當時你正在掃地、解手、睇睇下電視睡著了、在後巷撞到醉漢然後對罵、與情人擁吻、看著一街警察然後後悔為甚麼要交稅、沉思哲學問題，諸如此類。但鋪天蓋地的回憶補敘盤點清算——即使是造作即使是膚淺即使是無謂——卻同時在唯恐天下不亂地為這刻硬塞意義，或說乾脆把它壟斷。我並不相信那一刻本身會有甚麼自有永有水洗不清的內容或性質，但不代表這一刻就當被一百零八條好漢同挺進。

皇后的事搞耐了，昨天因全天擺街站累得只是看來還是清醒。整個下午不斷的收到電話，不同時間收到不同版本的消息：四時進到五時，五時推到六時。上心的問題，一度由由整個碼頭的去留轉化成一個狹隘的談判結果，富德樓的鄰居致電問有沒有叫傳媒，像一把大刀砍下來：守了半年的碼頭，是否便如此這般的輕率相讓？兩個月來的長駐，其意義是否已逐漸超越我們所能承擔的呢？沒有任何談判籌碼的我們，只能以風紋不動作為對警察剃眼眉式開價的回應。

還好經過早到的朋友的堅持，碼頭沒有清場，但卻被警察圍得像個迷離境界：從舊天星到大會堂之間的愛丁堡廣場，一個又一個鐵馬陣只能令人回想一年半前反世貿示威令警察顏面盡失的韓農式四方鐵馬陣。皇后碼頭裡卻仍然車水馬龍，裡頭的盛況這裡已幾乎已完美地記錄，太倦了我只好坐在圍著闊廣的記者區的鐵馬旁，任頭頂「同佢死過」的大布條蓋在我頭頂，防止偶一不慎看到那令人作悶的煙花。

閉上眼睛雖然便看不見那張牙舞爪的煙火，但爆炸聲和漫天的硝煙還是和我無中介地相遇。這些是代表慶回歸的訊號吧，但當時身處的時空不是一個以實踐為抗爭的大場合嗎？當天下午守衛者與警察的一度緊張，事後對之的描述，又被收歸入最後勝利故事中。守護者佔據拍友和市民的觀景框的一小部份展示大衛式的掘強橫額，未知是令人心情激動還是滿不耐煩。碼頭守衛者時刻的忐忑不安和兩個多月以來的疲憊，又如何與滿心歡喜來看天空突然發光的市民調解呢？百年殖民和十年回歸的一切恩恩怨情仇，與看煙花者的熱切期待又如何互相有效傳譯？別誤會我並不指來看煙花的市民與守衛者對立：煙花燒完後人群魚貫離開時，一位個子瘦小的婆婆挺著姆指和我們道別——感動得說不出話。回正題我只是描述性地希望表達那個空間的複雜。

在火藥爆開的時候，在市民的歡呼聲中，上述的若干座標卻被凝住了，條件限制只容許技術性的生存，感覺的生存。在和平的日子裡，本是軍用的、殺人的、冷漠的火藥的引爆，被置換成四十五分鐘的狂歡。爆炸聲和火光越瘋狂，大家的高潮就越接近極限。請告訴我如此的感覺結構是如何集體地形成。唉我都知衰但凡遇上大事大非就往裡面逃還要把這行為幻化為看來說不清的看法，但除了失語外實在想不出有甚麼恰當的回應，就如震天的炮火如履平地般將原本複雜異質的時空剎那間征服，遺下需要解釋的就是那聲音本身。

turned into a stone，兼賀本blog的第二百篇

賀本blog第二百篇東西這行為，範疇上無論如何都很自我中心。現竟又碰巧是一幅向別人介簡的自我解剖圖，天網灰灰。




turned into a stone

我就讀的中學是建在斜坡上的，細小得連籃球場也只能放在天台，以當時的標準，算是「超班」但絕不fancy那種，每年九月升上中六班的同學，人人背著一袋「火箭」，課室的空間都顯得特別侷促。

無法原校直升中六，就做了個有點莫名奇妙的決定：既然全香港數一數二面積狹小的學校容不下我，就奔向面積數一數二敞大的學校吧。由1997年九月一日開始，我在赤柱一家特大中學渡過了兩年。本以為天大地大任我行、打波游水任我玩，結果卻是天天躲在圖書館，小息如是、午飯如是（圖書館的老師善良美麗當然是其中因素），放學即走。

就是當時養成了讀書讀報的習慣。最誇張的例子是98年立法會直選，幾乎每個選區的每張參選名單也能背誦如流、朗朗上口。選舉大過天比候選人還要緊張，當時希望民主派大獲全勝的熱切，就如小時候渴望劉華橫掃每年的頒奬禮。打個比喻，《蘋果》就是我的基本態度，黃毓民就是我的理論導師，「親中派」或「民主派」就是唯一和終極的道德選擇；「批判」就是下判斷過口癮以示高明，「政治」就是表表態。

帶著這個天真無邪的問題意識，上大學唸政治似乎是「合情合理」。從今天的眼光看，這個選擇同時悲劇地洩露自己對「政治」的概念理解多麼貧乏。大學唸的課程叫「政治與行政學」，英文名也許更準確道出學系的取向 ── Government & Public Administration，也就是教授一個政府如何運作，總統制還是內閣制、另加三十種不同的選舉方式等。換言之，就是從一個宏觀的、統治者的高度，設計某種方法，制度化地管理國境內種種事務。如此的學科視野內，異議在哪裡了？抗爭在哪裡了？理想又在哪裡了？

還好，馬料水大學一直以「怪人」多著稱，浪奔浪流到我在學時，還不至於所有同學都是特區的好娃娃。在學生會學生報社之類的地方，還進行著別的一種「自助教育」：就著主流／另類、山上／鄉下的家事國事天下事，整個會室的人煞有介事地討論爭拗、乾著急，間或發出不痛不癢的吶喊。甚麼「發展理論」、法蘭克福學派、後殖民批評、知識考掘、結構與後結構的經文，不少就是從那時候開始頌唸。這堆理論經典其實都聲名狼藉，曰之語言遊戲、虛無主義、「去政治化」等，被批評得一無是處；惟面對本科、校園以至社會要求學生接受的世界觀，當時需要的是一種針對性的自我定位和回應世界的姿態，亦即一種「講法」，嘗試把自己安頓下來。

對於一個急於擺脫「政治科學」訓練的本科生而言，我懷疑這是一條必經之路。轉眼到了這兩年，與一些朋友辦起了另類媒體，希望真切「介入」處處都需要改變的社會，不再滯留於指點江山的評論高位。後事如何，現在還未可知。但此時此刻的關口，姑且引用朋友的一段文章來說明：

雖然媒體行動主義者開展了批判主流媒體的戰線，但是，卻並無提升批判的政治性，批判的準繩仍流於本地非常道德主義的批判…… 媒體行動主義本身有著反媒體新自由主義的任務，如何開展這方面的戰線，讓公眾認識當今媒體的政經特性，而不單停留在「喪失專業操守」的懷舊式批評，肯定是媒體行動主義的一大議題。（葉蔭聰，2006年，〈媒體行動主義、反新自由主義、基進民主〉，草稿）

這篇文章寫於2005年反世貿運動之後。世貿會議期間，大量民間團體和一班投入獨立媒體運動的朋友都嚐過胡椒噴霧、水炮和催淚彈。這當然是「介入事件」的方式之一，但正如動作片只是電影必不可少的類型其中之一，「直接行動」也只是介入社會事件的其中一種方式。媒體行動者、或社會行動者的定義，除了是主動出擊外，還應該包括令自己變得富於「政治性」 ── 意思當然不是選舉或政府那種政治，也不可能只是表態或批評，而是置身於某些無法迴避、For Better or Worse而必然有某種社會後果的情境中。

試想天星、皇后碼頭的清拆，若不是本土行動與多個民間團體和自發參與的朋友，串連一起，冒著各種社會和法律後果的付出和介入 ── 諸如調查式報導、在遊行隊伍中越過警察的不義界線、佔領碼頭、反客為主舉辦「民間諮詢會」逼官員答辯、斗膽重提香港的殖民歷史等等，兩個碼頭很可能會在沉默中被拆掉，世界亦會繼續沿著大財團設定的軌跡順滑地運轉。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批判和介入的深度若令得「對手」感到危機，而必需回應和處理（而非單單向迴音谷吶喊），就是與引文提到那種「道德主義的批評」、「懷舊式批評」最大的分別。

這可不是甚麼結論或宣判，筆者的「成長」歷程亦不可能具多少普遍性。然而，回歸十年，我懷疑香港人若要走出不由自主的殖民狀態、要擺脫「香港沒民主但有自由」的迷思、要拒絕那種安穩但無效、結果形同等候發落的所謂「異議」，關鍵或者就在提升批判的政治性 ── 也就是把自己變成一塊小石，狠狠丟向戰場。。比我就即刻click入去睇。

原收錄於封面靚到離晒譜的《我們的萬言書二》。比我就二話不說即刻click入去睇。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大概是銅鑼灣吧，於軒尼詩道近波斯富街某處的高點，拍在百德新街電車站等上電車的梁家輝，穿插著幾個混合了懶有美感和神秘感的街景和／或電車的部份車身的鏡頭，上了車後坐在一個其貌不揚的少女旁（女主角徐乜乜），拿出考IQ的填格子數字遊戲冊出來，再發現對面坐著一位拿著報紙睡著了的糟老頭（另一個主角任達華），擠迫的車廂上乘客互相擦身而過，三個主角的眼光，都暴露在某個誰人的角度所看到的場景中，任達華睡很昏了跌在地上，有人煞有介事的把他臭罵，有年青人拾起老頭跌下的報紙呆頭呆腦地看，所有人所有物所有場面設置都像意味著甚麼，像三個人在鬧市中打著曹達華時代峨眉派的「we wang wang」而整個城市的人都懞然不察，像有個不知誰人在不知甚麼地方一直把一切看在眼內，即是 eyes in the sky。

或者比不上《大事件》開場頭幾分鐘行雲流水直落冇cut的特大火力警匪巷戰，但《跟蹤》開場一幕，還是很點題地將片名所指的，用視覺技巧作了示範。開場的一連串鏡頭，先忍住不介紹人物關係各懷甚麼鬼胎，卻用剪接技巧把場境和氣份non-stop地綑了個邊，像上面一大漫無目的不啫邊際沒有句號的描述，然後你便會發現：這就是監視。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可能是對《跟蹤》可以下最中肯的評語。電影的結局帶著近乎宗教情懷的奇蹟，一輪鬥智鬥力後，任達華被梁家輝用小剪刀連插幾下，大動脈吧吧聲的流出一灘血泊以至任達華連笑話也說不完便昏倒，徐子珊在漫天風雨的街上失去了兇手的蹤影，絕望得跪倒地上雨水混和傷心欲絕的淚水。然後有了光，雨也停了，梁家輝的身影像偉人般從人群中冒起來，接著手瓜起展食野唔使比錢的警察如何能直搗匪巢重現眉目，連任達華也柳暗花明地醒來把未完的笑話說下去——嚴格地一個邪不能勝正的結果。

話說回來，就如上文所描述，電影的主題是作為一種行動的監視，既可以由全副裝備的警察進行，亦可以土炮地由梁家輝率領的匪幫演練。前者有用不完通街扮鬼扮馬的警力、針孔攝影機、偷聽器、取後八達通用戶資料和截聽的特權，後者則樸素地隨便挑一幢唐樓走到天台制高點看周圍環境，故亂報案記錄正要入蛇竇嘆茶的pc要多少時間趕到案發現場等等。換言之，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較技：匪幫做足功課就行動，看見附近周圍是線眼就call off；警察狗仔隊隨機應變死跟，鎖定了目標就開槍。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命運的economy是很規舉的。

雖然同是監視，這種純技術的較量，雖不比早排的《偷拍》般觸及人過往的歷史如何被偷拍監視行為引爆，但亦比《跟蹤》結果的道德主義宣判正邪來得清爽。事實上，警匪片如何在香港社會的發展歷程中擺脫簡化的正邪二分，生哥的分析亦早已成為經典。沒有電影前大半段的克制和冷靜，不會對照出結局對於整個劇本的破壞力——天外飛仙得幾乎可當十分鐘的獨立短片看。沒有其他reference，難免叫人聯想是否因為要在國內上演或參展等理由。life is elsewhere，甚麼是電影的生命，哪裡才是電影的故土和別處，到底由誰來決定？

是否我已變了維園阿伯

畢業幾年，真正到了一個尷尬的年齡。既距離輩份高得足以說甚麼也可還很遠（實情是眼高手低未吃夠鹽也未吃夠米），復不是青春無敵胡說八道也有人願意原諒的階段（恐怖的是卻開始覺得與世界有代溝）。自覺一肚憤懣，但除了面對同黨，其餘時間開口就會說錯話。

三十幾度的天氣中，坐著沒冷氣的雙層巴士回大學，一個我越來越覺得疏遠的地方。疏遠的原因有太多，可能是大學真的改變了，或者是自己因為接觸得少而想像卻沿著固有的偏見抽象地憤進，亦也有可能純粹是一切都沒變除了自己。回校是因為學系需要進行課程檢討，所以請了幾位校友回去暢論對學系提供的課程和學習生活的感覺。

被邀請的校友的陣容，有mt、有金融analyst、有政府工、有在大學幹文職、有政黨新血，何必偏偏選中我，答案盡在此中尋。不敢也沒資格說失望，畢竟同學的路途也是一片光明，一個學系有不同的畢業生在社會不同環節落地生根怎說都絕非壞事。然而，討論的開始，便是（不知是否是我）開始需要面對現實的時候。談課程，大家都說學系的訓練令同學眼界大開、令同學思考變得批判、令同學辭鋒變得鋒利、令同學能多角度思考——諸如此類我信相是真切的，畢竟for better or worse身邊的同學大概沿襲類此的特徵。

到了兩個環節，表面看一直保持冷靜的我幾乎要把血都吐出來了。同學一再強調上述的能力都是一些工具，一些技術，能令同學在不同崗位上都零活走位高人一線。回頭想在座的校友都在幹甚麼工作呢？算我偏激算我偏見，都是大機構都是保持我城「穩定」的重要支柱，批判思考和廣闊視野等等聽來比天堂還要美妙的東西，只是令在不同崗位上令人自我感覺遊刃有餘的資本，而不是勇於挑戰或改變鋪天蓋地各式各樣毛病和錯誤的尖刀。穩定的institution必然也是保守的，轉變是有風險有成本的，這未必能足夠下個判斷說在裡面幹的人都必定保守維護不正義的社會構成，我亦無意後設幾步推想把鋒利的東西吸納都是既得利益者的把戲，因為似乎即使缺乏這種動機，我們有視野懂思考可以看穿事物背很的陰謀詭計的同學，仍只是希望自己能醒目地於職場遊走，並不見得因為被裝備了那些崇高而美妙的能力而顯得有甚麼效果上的不同。認識某事物的不足和動手改變不足的事物，同樣需要批判思考之類的能力（可見我的確是不願意使用工具、tools等字眼），惟把兩者的差別淡化以至混淆簡化為一樣的具批判性，是不負責任的。

嫌我長氣和小家，另一點實在看不過眼的討論。關於學系可以進一步向同學提供甚麼，有在席者說說了大意如下的話：一年級的基礎課，該好好為同學打好根柢，到二、三年級再向抽象的層次提升不遲。這番話驟聽當然合理，再聽下去幾乎便心都跳出來了。幾位校友同聲一嘆，說課程沒有提供甚麼技巧的訓練（具體是公文應用文不懂寫）、不能如其他學系般三言兩語道說出自己是學甚麼的（！）、不知道自己學系的訓練的強項在哪裡（具體即是見工時不懂向顧主自我推銷）。行文到這裡還是那麼冷靜，我想我真的已氣得血不上腦了。

兩個層次。第一，大學是否職訓所，當中的討論簡直不想重覆。相比其他學系，敝系若真的做得少的話（實情如何我不知道也沒大興趣了解），問題是出於其他系身上，我義無反顧的向敝系致敬。第二個層次，即使學生是有就業的需要和支援，箇中的工作該如何開展？畢業時有向學生事務處登記的話，大概會定期收到中大那本校友刊物，那是否大家心目中希望的氛圍？每期有幾個名成利就的校友把手抱在胸前把如《資本雜誌》的ceo封面的照片，是否就是同學對前路的唯一想像？問題也許不在同學希望日後成為怎樣的人，但真正的問題是否該把同學日後希望當甚麼人的想像資源全權授與學系來提供？同學畢業後應有甚麼就業技能，是否又應該交由學系去dictate？

學系有很多老師，當中我認識的絕大部份都是有理有節有學問有理想的好老師，這裡並不是懷疑若由老師代行，同學都會變成嗜血的資本家或的權謀家。只是作為大學生或準畢業生，你們希望把責任後延到甚麼時候？我沒幹過商業機構，但我相信在政府、在跨國公司、中小企、bingos、freelancer、甚至一人ngo的職員，所需要的技能和心理預備何止天壤之別。一屆五十多個同學，大家商議一下調查一下，想想自己希望了解甚麼性質的工作從業員，並非比登天難吧，然後再由系方邀請有聯絡的校友回系與同學分享，這不是比徹底的把決定權都交予系方更恰當、準繩和有尊嚴嗎？一大段牢騷並不是懷疑甚麼人會做壞事，只是二十多歲的人還事事請求代理，實在令人心痛和沮喪。再一次別怪我小氣，在這意義下，那些批判和甚麼都到哪裡去了？

最後自首，我沒有養家壓力，但日子過得絕不寬裕、在一人ngo工作說今天也說不清楚明天的事。我不否認對大學還留著某些不切實際的遊思妄想，我懷疑要賺大錢讀大學並不是聰明的一步，我也不反對人對安穩寬裕的生活有追求。但無論如何，人老了就難免執著，批判思考零活走位也不是我有興趣掛口邊的說話，很多事情很多關卡也可以豪出去，但空話與自我滿足卻是不可容忍的。這一大篇牢騷並不為針對誰，全場除了兩位外都不是我在學時認識的同學，但一些想法值的再議的話不談下去便是不負責任。認為有說得不對之處請指正反駁。

金屬疲勞

大半年前牛棚和嶺南搞的討論會，加上近半年來的天星星后洗鍊，當然還有臨近的回歸十年，被一前一後的歷史和命運壓得朝不保夕。如果還有甚麼印烙了在身上，可能是propaganda文章越寫越熟，代價是已近乎力竭聲嘶。下面是一例：

本土行動《還港於民》特刊前言

香港一百六十多年前開埠以來，轉變即被認為是常態。清末革命運動時是一個低調的基地、國共內戰後是雙方意識形態統戰工作的重鎮、八十年代前途談判始是北京和倫敦政府炫耀實力的支點，餘不一一。長久以來，故事的結構，都是由外力在香港幹了甚麼所撐起。香港的性質和可供講述的地方，不由自主。一般市民的生活和對城市的貢獻，一直得不到多少注視。

七十年代，本地人白手興家暴發成超級資本成了香港神話，土地便正式成為與高跟鞋和厠紙無異的消費品。日以繼夜的移山填海，舊區拆光建屏封樓、海港越填越窄為甲級寫字樓提供土地，海濱的公共空間被貌似警察的私人保安非理性管理等，香港人也一直認命——以為這就等如經濟發展，以為這就是改善生活。

去年十二月觸發的天星皇后保衛運動，幾乎是以見光死之勢，暴露出香港由殖民時代始的病態發展取向和管治結構。特區政府的第三期填海工程打著改善交通和海濱環境的旗幟為理由，消滅香港的維多利亞港、鼓勵商場和寫字樓的盲目發展、私有化屬於大眾的公共空間。關於天星皇后的保育問題，涉及的議題之廣，不僅是一個上佳的中學通識課題材，更是讓廣大市民認識香港、共同討論公共事務、身份認同、價值觀等的一流機會。可惜，特區政府卻以其慣常的手段，首先將保育打成純工程技術問題，公眾不得置喙，其次挑動黨派矛盾，要求保皇黨違背理性討論而向政府大跳忠字舞。繁此種種，均令我城愔然失笑。

天星皇后的保衛運動，拒絕向這種傲慢和霸道的管治手段投降。自去年十二月天星運動期間形聚而成的「本土行動」，不盲目樂觀亦不冷漠犬儒，我們希望透過與香港自身的歷史和土地建立另一種關係和認識，擺脫自殖民地時期至回歸十年後今天的不由自主狀態，有意識有尊嚴地守衛我們的生活空間。

相比天星碼頭作為大型運輸工具的現代形像，皇后碼頭因前世今生，更要求我們直面我們的殖民經驗。換個最簡化的問題，保衛皇后是懷殖民的舊，是眷戀殖民時代嗎？誠然，建於一九五三年的皇后碼頭，是來港就任的新港督，由英國乘飛機抵港後，從九龍坐著其「慕蓮夫人號」到中環登岸進行就職儀式的地點。加上九七年肥彭卸任自皇后碼頭離港，幾乎為香港的殖民時代蓋上一個完美的封印。

然而，同一處地方，亦是七十年代的中文運動、保釣運動等對香港本地社會運動史上重量級事件的重要場境。而乘其地利，皇后碼頭對出的愛丁堡廣場，也是大小在中環進行的社會行動的集結地。換言之，皇后碼頭所以重要，是因為在這個幾乎最為純粹的殖民標誌上，一代人又一代人曾用其理想、其血汗，前仆後繼地嘗試擺脫某種被支配的狀態。這筆改寫嘗試香港殖民性的歷史，我們付不起任由它們被淡忘或隱沒的代價。

立足於這點，自天星碼頭被拆毀後，皇后碼頭及其對開的廣場，不斷有文化活動在發生，計有：本土社會運動前輩的夜話、劇場遊戲工作坊、文學沙龍、獨立短片放映、詩歌朗誦及音樂會、關於歷史文化保育的論壇、火鍋聚餐、攝影展、導賞團、人民規劃工作坊等等，不一而足。早前三月台灣的漢生病療養院「樂生院」因為捷運工程而面臨清拆，香港一班關注的朋友，亦於殊途同歸的皇后碼頭舉行過兩次音樂會。除此之外，碼頭的保衛運動更開始與其他社區運動團體連結，嘗試以保護香港本土文化和庶民生活為主題，將同樣抵抗發展至上邏輯的運動擴散和連結。

由批評政府的保育政策失當始，到朝著人民自主自決，自重自強的方向走，是天星皇后保衛運動的軌跡。天星必需原址重建，皇后碼頭必需原地保留，在這意義上不僅是技術上可行，亦是對香港身份的歷史倫理要求。皇后碼頭實早在零六年年底，政府已希望暗渡陳倉拆之後快，碼頭之所以到今天還能為中環提供一個讓城市呼吸的地方，便是因為本地各式各樣的人，願意挺直腰板，直面我城的歷史，抵抗政府的盲目和不民主的發展和規劃。皇后碼頭讓城市呼吸之餘，自己也在爭分奪秒自己也在喘息，它的未來何去何從，需要大家。

上圖：對ifc應有的態度
下圖：晚上碼頭頂一景

飲勝

坐把士揭《字花》，讀到一段《白癡筆記》。很短的，如實複製：

「火窩聚會後，大醉者終於意圖喝水解酒。提了水壺往杯子倒水，其實那杯子是桌中心尚未熄滅的電爐。正疑惑『咦點解呢個杯咁快滿瀉到一檯都係』間，全屋電子已經哄一聲，短路了。」

有一次，幾個朋友在家喝酒，酒力不特別好但相當勇猛。我們預備開個爐煲些少水，把花雕坐熱。家徒四壁只有一個打邊爐用的電爐，把水倒進去就疑惑為甚麼電爐深不見底，倒多少水進去都似黑洞般吸納。趕住飲酒顧唔得咁多，一推電壓，全屋同步有反應，黑晒靜晒。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們，因為還未知道是電爐短了全屋的路，把電箱中的電掣推回後，竟屢敗屢試，多少次嘗試打開電爐，全屋的電器便心臟病多少次。經科學頭腦的推論和歸納，才斷定是電爐的問題。

回溯性地重組事發經過，原來是一直把電爐誤解了。電爐其實是只一件發熱的東西而已，徒有一個器皿的形，卻沒有器皿之實。用之是要放一個窩在電爐中，才可以火窩，或把酒坐熱。不問可知，沒有一個窩在電爐裡，倒進去的水就像經水線走的電流，直衝地面。

兩個故事在情節上的差別少得當沒有也罷，重要而微細的分別卻是：大醉者因想喝水解酒惹禍，後者卻是眼闊肚窄的瘋子，把冰箱的啤酒都喝光後欲再闖高峰，挑戰花雕而墮馬。箇中的冒進生死悠關。

你從報章看不到的「衝擊孫公館」事件

衝突的missing link

這兩天，把本地報章所報導關於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的新聞找來一看，你會訝異於香港報章的記者和編輯，究竟在幹嗎。

基本上，對於報章來講，事情其實簡單有點超現實：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一行三十人，星期天到孫明揚的位於跑馬地的寓所請願，有示威者硬闖，然後發生衝突。五警員和一名示威者受傷，受傷的示威者涉嫌「頭鎚」襲警，昨天過堂。而警方亦陸續拘捕另外九名示威者。冤有頭債有主，又襲警又擅闖，警察伸張正義，拘捕理所當然。然後就是一連串團體聲援的武打場面，刁民是也。

例子：

一批為數約30人的捍衛基層住屋聯盟代表到跑馬地箕璉坊孫公寓所抗議，期間有示威者企圖闖入大廈大堂而與在場警員發生衝突，混亂中有5名警員及一名示威者受傷。（《文匯報》，六月五日）

「基層聯盟」一批成員，前日到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住所門外抗議租金政策，結果釀成警民衝突，造成5警1民受傷…（《蘋果》，六月五日）

前日早上11時47分，一批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的成員在跑馬地箕璉坊，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住所前示威抗議，其間有人強行闖入該寓所，大隊警員立刻攔阻，雙方發激烈衝突，混亂中多名警員遇襲受傷。（《新報》，六月五日）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位於跑馬地的寓所，在剛過去的周日遭三十多名自稱捍衛基層住屋聯盟成員和公屋代表強行衝破警方防線，硬闖入大廈內遞交抗議信，造成三名警員和一名示威者受傷，警方於過去三日內，先後拘捕十名涉嫌襲警和非法集會的示威者。（《大公報》，六月六日）

日前一批示威者闖入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位於跑馬地的寓所大堂，並與警員推撞事件。警方昨早以非法集會的罪名再拘捕4男1女，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國雄，令事件中被捕人數增加至10人。（《商報》，六月六日）

任何有基本閱讀能力的人，都應該感到有點一頭霧水：為甚麼一次往孫明揚寓所的請願，會變成一次結果有十人遭拘捕的衝突？究竟是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本就心懷不軌，還是報紙說漏了甚麼？《明報》於昨天的報導，無意中透露了點點玄機，「他們要求孫明揚接收附有租金計算表的請願信不遂，與警方衝突」。

「不遂」兩隻字，請讀者謹記。《明報》的「不遂」，雖然還是語焉不詳，但無論如何都填補了某些沒提及的空白。在請願與衝突之間，其實發生了一些事情。根據民間記者plato的現場記錄：

公屋團體的成員和街坊最初在孫明陽寓所門前拉起橫額，表達訴求，後來寓所大門徐徐打開讓私家車進入，公屋居民便尾隨進入寓所，欲將請願信及『加租表』遞交給孫明陽局長，在場的警員立即手拉手阻止公屋居民前進，……結果警員與居民在大門附近糾纏，數分鐘後，大家便停了。……團體成員要求警員請孫局長下樓接信，警員答應代為通傳，但十分鐘後，警民關係組的警員不但沒有回覆居民的要求，而且徵召了三名警察攝錄請願者的行為，……他們十分希望孫局長走出屋外接信，可是孫局長不單沒有理會，他更命令警民關係組的警員調動約五十名男帽子到現場。三部警車到達現場後，大批男帽子隨即衝入寓所的花園，部份藍帽子在門口靜候，部份則衝入樓梯間，以防請願者再上前。

也就是說，在請願與衝突之間，原來存在著孫明揚作為問責局長，寧可讓扶老攜幼的請願人士在烈日下長時間曬爆頭，亦不願走出寓所接請願者的一封信。搞不好還要金蟬脫殼，讓警察擔當示威人士的對立面，迴避了面對示威人士的責任，亦將請願行為的性質轉化為警民衝突。所謂「要求孫明揚收請願信不遂」，實際就是因為孫明揚高招地以警力把請願行動的性質轉換。可惜的是，不僅不在場的讀者無法了解孫明揚的手段，連我們走在事實最前線的記者，亦懞懞然的順著事情的發展，擔當了孫明揚和警方的劇本裡的指定了的角色，把一個轉移視線的說法，說成了事件的唯一版本。

lost cause

一個更荒謬的現象是，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為甚麼要去示威？在筆者所讀過的二十篇關於這件事的報導中，有報導過聯盟舉行請願行動的報導，只有五篇——你沒看錯，只有五篇，即有十五篇報導根本不管請願人士為甚麼去請願！六月五日的《東方》和《太陽》均有提及聯盟的口號「反對廢法加租」，六月六日的《頭條》則說「抗議租金政策」，同日的《南華早》報甚至有點含糊不清，說「 urging the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to protect public housing estate tenants from excessive rent rises by capping rent increases in the Housing (Amendment) Bill 」。只有六月五日的《明報》有清楚指明，請願人士「批評當局為公屋加租設定不可超過一成的上限，但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不得超過百分之十的法例卻被廢除，示威者擔心房屋委員會日後可不斷加租」。

換個講法，這種徹底向武打場面傾斜，與及請願人士訴及的缺席，暗合了警方和孫明揚把關於民生和社會政策的問題「保安化」的手段。請願人士為甚麼去請願在整件事的中根本毫無重要性，廢法加租對廣大公屋居民的影響，在事件中也是透明的——只有「衝擊」、「硬闖」、「突破」才是有關鍵並鐵證如山。這不只是媒體嗜血爬糞的問題，而是政府也要全力避開關於社會政策的倫理和價值問題，並事事讓警察出場掩護相關的問責官員逃離問題的核心。當官員與世界的溝通能力已經盡失，無法說服人、與人辯論、或誠心聆聽的時候，罪與罰就取而代之成為溝通方法的全部。但最妙的還是，所有報紙照單全收，驚人的一致。

公安條例的回魂

在這意義底下，事情警察的拘捕方式，以及其規模之大，便絕對不成為報館的雷達所掃射得到的範圍了。唯然到現在為止，還未完全清楚該十位被捕的朋友，他們各自的被捕經歷為何（這也非本文用意），但有消息指警察在採取行動過程中的做法，絕對事關人權和私隱權的問題，也是涉及濫權滋擾的問題。例如據六月四日晚的聲援大會上，阿伍便稱首位被捕的阿權，在警察抵達前，便收到警民關係的電話，借口查詢另外一些請願人士的電話，而透露警察即將來找他。另外，警方儘找負責做聯絡工作的朋友進行拘捕，拘捕期間又要求請願人士交出名單和參與者的聯絡電話等等。我們活在甚麼城市了，一班公屋居民和組織者向請問責官員請願，卻換來警察像反恐般級數的戒備，難以想像同一班警察面對真正惡人時是如何頭dup dup。長毛說，八九年與警察打大架，才拘捕七個人，一場三十人的no harm請願，最後卻十人被捕，警察為甚麼被稱為政治打手，甚麼叫壓抑異議，無理由要再多解釋。

今天的《東方》《太陽》有花少少筆墨引述學聯對警方行動的批評，《明報》則引述人權監察的批評，其他都只顧武打，卻顧不得為甚麼民間團體對這次拘捕之所以大反應的原因。報章人云亦云缺乏基本的分析事情能力，這不值得叫人嘆息，但市民大眾礙於主流媒體的sidetracked報導而不能得知如此大規模拘捕的重要性，才是最危險的地方。

其餘還值得一提的，就是看一份報紙尤自可，多看幾份就肯定睇到出煙。由長毛助理阿權的究竟是區還是姓歐，是三十歲還是三十一歲，警察以非法集會還是非法集結作為作出拘捕的理由，多少份報紙就有多少個講法。最後不能不察的，是「非法集結」這個概念。非法集結是這次警方引用得最多來對請願人士作出拘捕的罪名。非法集會大家聽得多，即是五十人以上的集會要申請不反對通知書那個範疇的東西。然而，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四十五章第十八條，

(1) 凡有3人或多於3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他們即屬非法集結。 (由1970年第31號第11條修訂)
(2) 集結的人如作出如上述般的行為，則即使其原來的集結是合法的，亦無關重要。
(3) 任何人如參與憑藉第(1)款屬非法集結的集結，即犯非法集結罪─ (由1970年第31號第11條修訂)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5年；及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5000及監禁3年。

香港法例第二百四十五條，就是公安條例。無能但乞求威權的政府的至愛。

皇后碼頭blues，或heterotopier

... the boat is a floating piece of space, a space without a place, that exists by itself, that is closed in on itself and at the same time is given over to the infinity of the sea and that, from port to port, from tack to tack, from brothel to brothel, it goes as far as the colonies in search of the most precious treasures they conceal in their gardens, you will understand why the boat has not only been for our civilization,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until the present, the great instru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has been simultaneously the greatest reserve of the imagination.

皇后碼頭現在是政府的showcase罷：一個原來嵌入了許多人日常生活的地方，給政府活生生的坑掉，還要在能有的記錄上攞夠分。在皇后的日子，曾遇過與我年紀相約的小伙子，他說剛畢業時，在中環工作卻沒錢在中環消費，午飯時間都會在遮打道往天星的隧道口的小販檔買飯盒，廿蚊連飲品又比美心出品的好吃，買完信步到皇后以海景佐飯。飯後到大會堂旁的紀念花園小睡片刻，兩點正聽到天星的鐘聲便起行回公司繼續搏殺。還可以更完美嗎。

小伙子的情況不會是孤例，甚至未必是最精彩的情況，無論如何這就是皇后碼頭與香港共同心跳共同呼吸，those were the days。碼頭的生命力，給政府苦心孤詣地謀殺。

昨晚在碼頭守夜，早上醒來，風力是吹甩頭的級數。睡在碼頭另一邊的蒙古朋友，已是自出自入地在我們的茶水間取水喝。到阿輝面前傻呼呼地笑著要食物的伯伯，因為今天阿輝不在而與我沒這種信任（當然我也沒有阿輝的熱情），在桌子前來回了一陣子便默然離開。這幾天連每天早上在碼頭大呼小叫橫行無忌的釣魚友也少了，大概是因為挖泥船與我們現在只有心跳的距離，它的怪手每天狂妄囂張地亂挖。也曾有釣魚友和我說，最看不起那些偶然才來碼頭，卻又在釣魚友旁胡亂評價：這些魚點食得落口。釣魚友在這裡的日子，就是碼頭魚獲的醫生紙。控泥船不斷把海床的千年老妖挖出來，不知那位釣友今天感覺如何？還有就是那些被社區嚴密監控的長者，他們像來看紀念碑般。社工盡量不讓公公婆婆接觸到我們，哪怕是單張還是眼光。還有就是其他遊客，總之都是transient。當然還有我們。

一切都繼續安然而順利，可惜的是一切都發生在一個明明還在大刺刺地呼吸心跳，但卻被政府宣佈死亡的碼頭。卡通片中，不總是有暴走速度極上的老鼠，不慎跑出了懸崖，惟因為速度太高故懸空了雙腳還在轉嗎？皇室的、庶民的、抗爭的、甜密的、不想走的、離不開的、發呆的、爭分奪秒的、偷閑的、開工的、得意的、靜默的、歷史的、當下的，全都擠在這段偷回來的離地時間之中——香港的heterotopia。

一直自高自大的歐洲人，船堅炮利據說甚麼都了不起，但到了歷史某一刻卻把自 己捉弄。在galileo提出了宇宙是無邊無際無限的時候，原本朕即天下的中世紀歐洲才驚覺自己只是說不出有多大裡的一顆鼻屎。foucault如此說 （鼻屎的比喻除外）。如果這不止啟動了一種對（不及）進步的焦慮，至少這種對自己身處時間之流有前有後的自覺，亦令時間的錯位變得可能。

foucualt在文首的引文說「船」是文明par excellence的heterotopia。有趣的是，英國靠船隊打了個日子落帝國回來，香港也成了其portfolio的一項，回歸後的董建華亦是船王之子。與船有著像霧像花關係的香港，卻有個皇后碼頭，作為heteropia的par excellence，當之無當愧。

乜都唔想講

烈日當空，到圖書館借了全香港所有公共圖書館唯一一本供外借（！）的《eichmann in jerusalem》。讀讀做一個守法的市民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多年前真理教的瘋子在地鐵放毒氣，美國有人把一個發光的玩具偷偷放上公路頂的路牌上整個城市宣告癱瘓，香港一份報紙把被評為二級不雅的中大學生報以反思的距離複制亦被評為不雅，深水埗有伯伯勤懇工作至七十歲買了個樓梯鋪幾廿年卻被認為存心騙賠償可能面臨起訴。我們近來日以繼夜地長駐的皇后碼頭，幾乎比談戀愛還要親密，轉眼就可能成為一個被臨退休高官最後過拳頭政治癮的地方。紀律正常效率善意的平衡，超乎想像地薄弱，這就是我們時代的banality of ev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