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6.08

成田機場的廿小時

七月廿七日,並不是黑色的星期五,去年八月一日給警方抓去的馬仔及julian,剛被判了罪名成立,這事的離譜程度及強度,遠超本文內容,唯願大家多關注大政府如何打著在保育或社區政策從善如流的旗幟,上下其手真正參與及願意為此付出的朋友。In solidarity!

疑似恐怖份子登陸

「恐怖份子」之所以恐怖,便在於透過上述的問題,日本入境處的人員根本無從獲得任何證據。無法確鑿證明的恐怖份子,據稱最為恐怖。

洞爺七犬首批成員,昨天晚上七時半順利在東京的成田機場降落。剛剛才與同行的朱姓同伴玩笑說,他的護照看來給槍林彈雨海洗滌過,排我後面較穩陣。下 機走上入immigration的櫃位,immigration職員手起刀落,左手拿來一份表格,右手執起電話話筒,眼尾也沒看我一眼,便有一位面目冰冷 的男職員朝我走來。甚麼都沒有解釋,我已首先中招,身處於一個等候室中。兩位同伴隨後亦來入到房間。

那是一間等候入境處職員盤問的房間,與每論是想像中或實際上日本整潔的形像格格不入。坐著的就是我們或者會覺得理所當然的「人種」:非洲人、南亞 人、東南亞人等。還有一個歐洲人,現在加上我們。以歐洲人作為歐美大學的歷史教授的資格來說,加上是有明治大學舉辦的論譠的講者身份,下午四時等等等等等 到晚上十時許,是俾面價。

我們呢?先看入境處盤問的問題。

「你是否leader?」
「你有否曾被警方拘捕?」
「你是否曾被落案起訴?」
「你是否何政治組織的成員?」
「你會否破壞g8其間的會議?」
「你會否參遊行?」
「你們具體有甚麼計劃?」

looking awry,以上的問題便是假設了答問題者是所謂的恐怖份子。特區護照當然被扣留,後來連我們的香港身份證也取去。取去幹甚麼?一頭霧水。等候室牆上貼滿的 入境流程表(為顯得文化多元,流程表還是提供六七種不同語言,和三張重覆的中文!),而每個步驟也幾乎有列明是根據甚麼條例而進行的,唯一欠缺的,便是時 間。我們所在的階段,是等候入境職員的盤問及審批。批就當然沒問題,被裁定要遣返而沒有異議的,或者便是坐免費飛機返老家去。要遣返而向 department of justice上訴的話,就有三日時間。看來滴水不漏吧?盤問的時間要多長?中間的吃飯及睡覺又如何處理?等候其間被盤問者的法律地位及權利是甚麼?這就 是魔鬼的細節。

免費床位

不問可知,當晚入境部的人員並未能決定是否讓放行。但晚上我們的安排,便成了另一個小風波的風眼。當我們知道並不能當晚便入境或遣返,盤問翌日早上 八時繼續,收到的資訊混亂到難以想像。有人說我們會入住「immigration facility」,但那是酒店嗎?還是可以隨便在機場找個地方舖下睡袋便算一晚?又有人對我們說,入住immigration facility要一晚付二百塊美元來。結果是我們享用了一晚有代價的免費住宿——覊留中心。

甚麼代價呢?自由就是代價。甚麼自由呢?在進入覊留中人之前,我們需要先搜查。也不是隨便的搜查,搜身是逗袋式的搜身,一兩秒的震撼也算了。而各人 的幾大件行李,也要翻箱倒籠的抖出來。筆記本要逐頁揭,所有他們有興趣的都給影印下來,背包和旅行袋都的甚麼暗角或平面都給又摸又搓又按——或者就是搜涉 嫌藏毒或藏械的搜查。這就是我們感覺奇怪的——我們的行程,我們的目的,我們有的聯系,都坦蕩的告訴入境職員。明明是他們未能及時作決定,卻因為我們還在 其手上,便把我們當是甚麼的嫌疑販。

在八人大隊的護送下,我們便被帶到住他們口中的「immigration facility」。在那裡,搜身難免,我們被限制攜帶任何行李入房睡覺,包括所有隨身物品如紙、筆、相機、dv機、電腦等。睡覺的房間有如光棍,門外還 有一堵銅牆鐵壁,還要我們簽一分同意書,說我們同意入境職員把門鎖上——為了我們的安全著想(職員的解釋,是因為會有甚麼非洲人,有甚麼危險就不好之 類)。別怪我長氣,我們現在不是有待審批的入境人士嗎?性質上與剛下機要排隊到櫃枱的旅客有分別嗎?或者從入境職員的眼中是有的,但哪怕我們不停的查詢, 並沒任何人曾經有內容地回應過我們。而那個甚麼鎖門的同意書,各位留意了,即使你是怕甚麼非洲人南美人南亞人科學怪人,那張同意書並非保護你和他們有效的 分隔,而是用一個大鐵閘把你們都鎖在同一個空間裡。

翌日早上睡醒,飯也沒吃(這裡指的飯,是當天的早餐及之前一晚的晚飯)便又被帶到昨天那等候室裡。職員遞來一分表格,要我們填上我們之前一晚已完全 交代的資料。原來所謂未完的盤問,只是與之前一晚相同的問題,分別只在於之前一晚入境職員只把答案胡亂抄在一張白紙上,而翌日早上則抄在一張看來比較正式 的表格上,然後又是lost in translation的另一小時(順帶一提,替我們翻譯的一位上海人,一位在成田機場當外判保安的上海人!)。那時已收到消息,我們的事情已在香港通天 飛,不同的朋友在香港在日本為我們提供協助(這部份由另一同伴另文再述),當筆者的第二輪盤問完結後,又是不停的等,等,等。多番堅持,終於能夠嗯下一盒 七仔水平的親子飯便當,作為我們踏入日本後的第一餐。到下午一時多,距離香港有朋友預備到日本領士館抗議前不久,那位一直負責盤問我們的入境職員,才手持 我們護照走入等候室,逐本揭開向我們展示已蓋上的三十天簽證,說我們可以離開了,不好意思云云。

抖擻精神

事情發展到我們步出成田機場的玻璃門,大概已是個句號。所謂的事情,純粹指三人入境遭日本入境部阻撓這事情。這件事沒有為我們帶來怎樣的沮喪或恐 慌,反而令我們的腦筋清醒了,獨立媒體的工作還是有價值的,或是會令權貴神經緊張的。不為甚麼,就是因為獨立媒體能說些不中聽的話,這不純粹是自我感覺良 好,至少日本的入境部也會認為這樣的人來了日本,涉嫌會把某種秩序搞亂。然而這樣把故事講完,自己都覺得雖然事情實在太混賬,自己受到少少阻滯,要引申也 可以去到很多對政權、對國家等的概念和分析和批判。但這種樣衝擊,與香港媒體把這事上升到頭版頭條級的級數,但卻沒甚麼心機介紹一下G8,及為甚麼這種國 際會議會引來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的關注及反對,以至連幾條香港小犬都要自稱「洞爺七犬」敲鑼打鼓的說要報導G8等之間構成的強大落差,我們只會更明確感受 到,工作還未開始,困難還未真正遇到。

國家機器對人民的暴力,我們在成田機場的經驗只是一例,也許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例子。G8才是主角,還有更嚴重的國家機器暴力才是主角,我們還不算 入流。硬銷一點,同日的皇后碼頭所謂「襲警」案的受害人馬仔和julian才是後者的例子。洞爺七犬的頭三犬,既未碰到G8,也未碰到真正霸道的國家機 器,請讀者stay tuned。

洞爺七犬blog:遊必有方


1.6.08

效忠的幻像


泛民主派及建制派對於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超怪的銜頭!)的態度,楚河漢界標準答案:建制派包括政府的立足點是沒有違反基本法;而泛民的立場就是要在香港當官就不能做外國人。一時間,全香港都被套入了一個奇怪的局:沒有外國護照就是對香港的承擔,對香港有承擔就是對中國的效忠。


筆者其實對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能否有外國護照沒甚麼意見,亦覺得建制派的觀點迹近可笑(難道聖經沒提過原子彈,就代表上帝不會反對麼?)。 鄭經翰在昨天信報的著名文章已很簡潔的說了:「今天為了反對政府和政治任命的副局長和局長助理,反對派竟然不顧原則,忘記歷史,在雙重國籍的問題上大談效忠,反而當年以民族大義為名致力排除「外國勢力」及「殖民地餘孽」的左派卻改腔換調,,反過來表示外國護照無關忠誠。」若八九後民主派真的能逼到英國發出居英權,今天又會是怎樣的光景;而今天倒要由學鄭經翰的話當年排除殖民餘孽來捍衛香港人雙重國藉的權利,真箇喪失現實感。

香港的現實,不就是從來華洋雜處水深港闊嗎?香港的現實,不就是六四一役後,幾十萬被認為是香港社會中流柢柱的中產階級一股腦兒往外國外國移民,管它是歐洲美加,管它是太平洋人口不過三幾萬的島國嗎?這批持外國護照的準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不是天生的外國人,也不是二十世紀初那批持英國護照但受傳統中國文化訓練的歐亞混血兒。這批人是一班曾經主動放棄原來國藉,有能力到別的國家購買政治保險的社會菁英。

但現在反對者的要求是甚麼?放棄護照,亦即是當日他她們以背叛了原來國籍為代價而取得的歐美加護照,現在被人要求再背叛一次。筆者沒有拿過外國護照, 但據稱入籍要經過宣誓程序。如果剛被委任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兵團屬「八國聯軍」固然荒謬;但更荒謬的,會否是這幫八國聯軍,竟然真的一個個迎合社會意見,應聲願意放棄護照?說起也心寒,因為這恐怕開始成為事實了,其中一位已宣佈會放棄,他們當天為了取得護照而唸過的誓詞,是鬧著玩的碼?是被人用槍指著頭的嗎? 這批政治明日星看數字都很年輕,短短的三四十年生命就轉兩次國藉,效忠愛國之說是否太形式化太廉宜了?國籍,真的就是示效忠的指標嗎?

要說真正將效忠問題嚴肅對待的,難道不是臥底嗎?臥底的特徵,不是就甘願放棄,以至拒絕其原來的身份作為其效忠的方式嗎?羅永生的《無間道》論如果都聽得太多太熟了,不如看看別的例子。八十年代開始,據稱香港中產階級政治抬頭,評論都說中產階級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但香港人擁有外國護照者,比例最高難度不正是這批人麼?今天幾乎就當拿外國護護照者是外人或信不過,是判斷錯了,還是突然對我們所判斷的社會的基本現實失明了?以至一直以來大家都不怕放棄以換其別的國籍身份的中國護照或特區護照,今天突然政治升值洛陽紙貴?

最後說一個人。他出生於香港成為殖民地後廿年左右。父親是一個來香港從事賣豬仔到歐美的荷蘭人,母親是有指是「蜑家人」,但礙當時的婚姻習慣與荷蘭父親也沒有甚麼名份。他父親後來生意失敗到英國養老去,母親則替若干亦是沒名份的男人再生了小孩,到最後獨力將小孩養大。

小時候在卜卜齋唸書,受傳統中國文化訓練,他慣穿唐裝,開口埋口心繫中國。在中央書院畢業後,他先後在海關及洋行任職(所謂「買辦」),建立了商業及人際網絡後,便自立寶號。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逝世時,據差响紀錄以他個人名義擁有的物業所繳納的差响,便佔了全香港總差响百份之三——還未計算以他公司名義擁有的物業、珠寶和股票等。

除富可敵國外,他還在二十世紀初風起雲湧的中國政治頗有位置。他招待過戊戌政變後逃難到日本而路經香港的康有為,在民初軍閥割據時奔走全國呼籲和平,在一九二一年海員罷工時亦主動承諾付出罷工期間海員一半薪水,以換海員復工,殖民地政府亦多番希望把他延攬為官。

人,當然不會又有錢又正義那麼簡單。在平息海員罷工時,亦有人稱因他從事貿易生意,慷慨捐出罷工工人的工資只是為了止蝕,兼且還有證據顯示他根本未有真正把那筆錢捐出來。到了二五二六年長達年多的省港大罷工,他還或明或暗協助港英政府以強硬手段瓦解罷工。民初期間他除了奔走中國呼籲和平,亦有證據顯示他疑似暗中多番捐出軍費作「反赤」之用。後來更支持兒子放棄英籍,加入國民黨張學良麾下。

這個他就是何東,即銅鑼灣何東中學、上水金錢村何東學校、九龍塘何東道、沙田何東樓、鑽石山何東安老院、港大何東夫人女子宿舍、澳門何東圖書館、何東中葡小學的那個何東。認為他有為偉大好,認為他金錢權力掛帥也好,他的家族就是如此的與香港盤根錯節。

香港不顧一切的自我再創造(self-reinvention),已到了竭斯底里的地步。身份認同的問題,從副局長政治助理這事情上看,充其量只是揭發了其未解決的果。如果終始不認真對待這個結果的社會歷史基礎和根源,同類令人看得天旋地轉的錯覺還是不斷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