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9.09

歷史想像——假如托洛茨基的女兒是安蒂戈涅

按巴贊的分析,愛森斯坦等早期的電影大師所使用的蒙太奇技術,用意都不在「展現事件」,而是「暗示事件」。也就是說,「不論影像單獨具有的真實內容是甚麼,敍述的內容主要從它們之間的關系中產生,也就是說,它是一個抽象的結果,而任何一個具體元素都未預先包含這些新意。」再換言之,它們都「通過隱喻和聯想提示概念」。

這觀點為如何分析及判斷電影提供了相當重要而具開拓性的標準。鏡頭造句是其一可以援引此標準來判斷的環節,但重點難道不是「隱喻」及「聯想」這關鍵嗎?諸如較早前引起巨大爭議的紀錄片《麥收》以至更早的另一套以賈樟柯為紀錄片《小賈回家》(要列當然可列到無雷公咁遠的西九),先不談紀錄片倫理等問題,單是漫無目的有乜拍乜,全片幾乎都是直接訪問自述,鏡頭與主人公像磁鐵般綑綁。如果認為這就是客觀傳真難免就是錯得太徹底了,以隱喻和聯想暗示事件,不啻是負上作者的責任給觀眾提供參照,以別的角度或標準來審視影片的主角及主題,這維度若然缺席,除了令電影評論(而非事件評論或人物評論)變得根本痛癢無關,電影作為一種媒體這種性質不也被無情的閹割嗎?

1985年由英國導演ken mcmullen拍攝的《zina》(內地譯《幽草》)裡,托洛茨基不就說到:「藝術家的首要任務是如他她所見地說出真理,即使後來會有人爭議,但真理必需被朗聲說出」嗎?事實上,《幽草》的價值,難道不是印證了電影裡托洛茨基這一斷言嗎?

作為二十世紀初波濤洶湧的共產主義運動其中一位首席人物,托落茨基的遭遇並不好過。筆者對黨史的認識皮毛也說不上,也至少知道他是一個被多重排斥的人物,黨內被史大林奪權、法西斯主義當然亦全力打擊,代表資本主義「自由世界」的邱吉爾視他為食人魔。他「不斷革命」論等卻是抵禦斯大林官僚社會主義的重要力量。托洛茨基的第一任太太的女兒zina,便是出生於托於西伯利亞流放其間,患有精神病卻彷彿有看穿世事預知未來,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能力。一如父親有著改變世界的心靈,卻長期因流亡而分隔,如此一對革命父女,電影可以如何加工而透視出進一步的真相?

導演的答案:安蒂戈涅。殺父娶母自挖雙眼放逐自己,幾乎被弗洛伊德論述為整個西方文明原型的伊底柏斯,其禍延幾代的巨型史詩裡,還有一位剛烈的女兒被寫成經典的悲劇,這女兒就是安蒂戈涅。伊底柏斯臨死前曾咀咒自己的四位兒女不得好死,之後兩位兄弟竟然命定地相殘殺,其中一位兄弟波呂涅刻斯便被新君主克瑞翁禁止安葬及祭祀。安蒂戈涅就在此時破斧沉舟公民抗命,冒天下大不違到戰場把薄薄的泥土及祀酒灑在其兄長身上。這當然觸怒新君主,他二話不說把安蒂戈涅處死,方法是把她囚禁在戰場邊的座石墓中,即把她驅逐到一個原則上只存放死人的空間。

大拿拿二千五百年的劇目,當然獲得不斷的詮釋和改編。有論者把焦點放在不可消解的矛盾這點,有論者強調安蒂戈涅的反抗精神,亦有論者不無消極地進一步演繹成反抗最終虛妄的證詞諸如此類。在此相關的是,浪奔浪流的詮釋及改編,與其說是冒犯了作者的「原意」及所謂的具體「時代脈絡」,倒不如說是不斷的替此劇翻新及填充其超越時代的意義。齊澤克在小書《violence》裡提及華格納及尼采,說他們的著作雖然必定烙有具體時代的印記,但他們的「普遍性」,不就存在於其原有脈絡及其可供演繹的可能性之間,無法消解的張力嗎?尼采可以是希特拉亂套超人意志的尼采,可以是戰後法國一代知識份子的解構尼采,也可以是近年美式文化研究多元相對主義的尼采,餘不一一。換言之,任何人物或作品的重要性,就存在於一種緊張關係之間:不可或缺的具體背景脈絡(或沒任何人和作品是無中生有的),但這脈絡卻無法禁固其可供引申聯想演繹甚至曲解的可能性。作品的普遍性或超時空特質,在齊澤克而言,應在這種張力或縫隙中體現。

在這意在這意義下,並置幽草及安蒂戈涅,無疑便展現導演的歷史想像力,也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予觀眾思考細味這歷史想象所暗示的觀點。幽草是個至死不渝的反抗者嗎?她是堅守原則的悲劇英雌嗎?導演認為托洛茨基有如伊底柏斯都是形勢比人強的犧牲品嗎?女兒的自殺與父親的關係又是甚麼?安蒂戈涅的死,基於冥冥主宰的倫理債務,導至了克瑞翁綿綿無絕又無法消解的絕對罪孽感,如此並置又透露了導演對未來的甚麼觀點?列根戴卓爾夫人等七十年代末上台,中國同時改革開放,所謂的新自由主義開始橫掃全球,於八五年重述與列寧大致齊名,以一場十月革命破開共產主義運動缺口的托洛斯基故事,又是否有甚麼暗示?

當然如此追問未免失諸政治掛帥。事實上,片中托洛茨基也說,藝術家能擺脫政治意識形態地思考,除了有意識層面的理性能力,無意識也是其創作能力之一。《幽草》是導演故意的政治宣言,還是導演的無意識透過並置幽草及安蒂戈涅在說話?片內片外的含混不確定,難道不是要求觀眾繼續認真思考電影、歷史及政治麼?

18.9.09

理論想像 ——關於大排檔的兩則iq題兼似是而非解畫

莊閒難辯

十九世紀初的短命美國作家愛倫玻曾寫過短篇小說〈the purloined letter〉(據說早年還有小學將之列為課外讀物),不僅被追認為創立了偵探小說的先河,經波特萊爾譯成法語後,戰後更惹來拉康和德理達等思想界重量級人物熱烈爭論。

故事大約如下:一位警察廳長某天探望兩位朋友,與其說探望不如說拜訪求教,廳長最近在找一封失竊的信,一封王后不能公開承認丟失了的信。廳長拍心口說是某位大臣偷了然後放了在家,但花了三個月時間海晚潛入大臣家地毯式搜索仍然桔都找不到一隻。一個月後,廳長再次找兩位朋友,其中一位叫阿d的,他請廳長寫一張五萬法朗的支票後,便徐徐的把那封信拿出交給廳長。實情是廳長第一次來訪後,阿d到過大臣的家,所謂think outside the box,在一個看似豪華實質a貨的咭片架上一堆爛茸茸中發現了被偷走的信,信手便拿回來了。

這簡單的故事,何以引來法國思想界熱烈的爭論呢?痛癢悠關之一就在於英明神武的廳長為甚麼無法把信找出來。故事以大篇幅描述廳長根據警察傳統嚴格的辦案方法學,為大臣家中每方寸編號,逐一檢查以免走漏任何空間,如何將所有家俱、暗角、甚至大部頭書本的書脊——即所有可能的收藏地點都一一搜素。最滴水不漏的搜索所迎頭撞向的失敗,就是最實至名歸的僵局。

故事裡大臣、廳長及阿d無疑才是核心角色,愛倫玻卻偏把敘事者的重任分配給基本上沒麼功能的另一位朋友。故事的成就,在於效果上混淆闡述主體(subject of the enunciated )的位置,亦即故意搞出一團主客不分的煙幕,讀者失去依靠不知誰真正主宰和推動情節發展。故事的開展彷彿吸引讀者代入英明神武的廳長的角色,到後來才驚覺事態的軌跡其實並非如廳長所假設;實質上,廳長以為行之有效的查案方式構成了大臣最有效的保護網。

阿d反而一開始便挑通眼眉,明白大臣是數學家和詩人的混合體,既極度了解警察既有辦案想像,同時亦有詩人的敏感,能夠針對性地回應對手的情緒及預期。以拉康的話,就是知道「what is hidden is never but what is missing from its places」;粵語殘片的翻譯,便是「最危險的地方才是最安全」。阿d看到廳長第一次來訪時對自己辦案手法深信不疑洋洋自得,便明白到事態不是廳長主動找、大臣被動等待某天東窗事發,而是從一開始大臣已是成竹在胸地動用警察的辦案慣習作為防護網,製做各種假像讓警察在自己英雄主義式的辦案想像裡泥足深陷,然後自己逃之夭夭。

讀者被引誘將警察廳長(錯)認為故事的主體,廳長也無法設想自己不是主體。結果眼中就只有警察視角能辨別、分類、定義的事物和空間,亦忽略了眾多角色都在競逐主體的位置,爭奪按自己的視點和利益推進事態的權力,誰是莊誰是閒從來難以一勞永逸地前設,未到最後也未知鹿死誰手。撞晒板的廳長不過是警察視角的限制及局部性受害者。


沒有__,哪有改變

法蘭西學院思想系統史教授福柯1975年關於「不正常的人」的系列講座裡,有一課介紹當年驚動巴黎的henriette cornier殺嬰案。案件發生於1825年,某天cornier向鄰居提議,把女嬰借來照顧把玩一會,鄰居不情不願下也借了,兇手轉頭便以早預備好的刀,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割破女嬰的頸。她與身首異處的女嬰屍體共對了十五分鐘,鄰居來向她索回女嬰,她便說說:「你的女兒死了。」鄰居直衝入房間,兇手更用圍裙包起女嬰的頭顱,順手便丟到窗外。警方馬上便把兇手拘捕,問到她為何要把女嬰殺掉,她冷冷地說「an idea」,之後便一直沉默。

話說十九世紀初的法國法律第六十四條是這樣寫的:there is no crime if the subject, the defendant, is in a state of dementia at the time of the act。換言之,若有證據顯示cornier殺嬰時正處於癡呆狀態,法律程序便無需繼續進行,她亦不會被定罪及面對任何懲罰。然而,當時的醫生卻無法證明兇的精神有任何問題,因此法庭需要處理這宗案件。此為尷尬一。

尷尬二,cornier需根據正常程序受審,事實上也證據確鑿,但量刑所需的利益及動機等依據卻完全無法確立:亦即是法庭有權審訊,卻無權懲罰。以福柯一貫浮跨的修辭,行之有效的懲處機制,在這宗無頭無腦的兇殺案面前「崩潰、癱瘓、中斷」了。

福柯引述這個案例,要說明的其實是所謂「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的概念。他想要闡述的,是心理學,尤其是犯罪心理學在甚麼條件下構成了法律系統的種要部份:不是因為醫學越來越倡明,也不是因為犯罪心理學越來越能協助法庭理解案情。恰好相反,心理學的合性性是靠「收割」產生出來的。事實上,以福柯的考據,直至十九世紀中之前,心理學還是公共衛生領域裡的一個小環節,還未構成專門的理論或學問。當法律系統向來所認識的精神問題只流於「癡呆」這個樸素的範疇,一旦遇上有如cornier的古怪案件,原有法律概念和案例便完全被癱瘓,整個法律體制束手無策極度尷尬,心理學家自稱能協助法庭解釋千奇百怪的精神狀況 ,就是心理學橫空殺入法律系統,化解法律體危機的大好機會。但這當然也是題外話。

cornier的案例在這語境下的相關性,在於其觸碰到一時一地的法律以至官僚系統有效性的邊界。如果法律體制曾幾何時可以對精神病的認識只流於「癡呆」,那任何時地體制所定義的世界也可以是局部、偏見、殘缺、有盲點的。未必是因為時辰未到發展未成熟,既是有盲點及偏見,體制以其既有軌跡發展,並不構成克服自身限制的充份條件。cornier案的重要性,是以一次冷靜得沒有頭緒的猛烈衝擊,改寫了法國原有的法律符碼。雖然在心理學入侵法律體制的意義上被福柯猛烈抨擊,但由系統無法辨別的元素所構成的斷裂,for worse or for better,總是意味改變。

相關:廣東道缺口——油麻地街頭對談

6.9.09

廣東道的缺口——油麻地街頭對談


油麻地倒帶


油麻地社區,根據史家frank leeming 70年代的研究,早於1920年代已發展為中型社區,草根階層及輕工業用品及機械的傳統集中地,早於旺角及尖沙咀。

「油激隊」成員,幾年前相繼遷入,與附近茶餐廳辦館洗衣店菜檔大排檔涼茶舖關係逐漸千絲萬縷,亦即變了街坊。七月初得悉又記酒牌續期失敗:警方指其阻街兼危害公眾利益。油激隊馬上呼朋喚友細閱政府文件,研究警方含混失實的指控,俟家俟戶收集民情,月底以「友方」身份於酒牌局續牌聆訊發言。酒牌局結果續牌三個月,最近決定延至一年。

油激隊親歷行成市的盛勢,目擊府接報「做野」的場面,到現在奉公守法卻乃誠惶誠恐——社區有生命能自我調節,唯恐官府各種合法程序暴力。

油:油激隊
泉:又記泉哥
馬:馬國明


緣起

泉:我在油麻地二三十年,本身並非做食館的,但喜歡到處喝啤酒吃東西。有次在這裡吃東西遇上老闆,問我有否興趣加入。當時是零五年八月,這裡簡陋得酒牌食牌甚麼都沒有。

官府最初沒「關照」這裡,因為當時我們做所謂「咕哩飯餸」,十五蚊兩個餸,四蚊一個飯,十九蚊落樓。我想,點發圍?經營模式及人流已有先天限制:這裡較偏,是彌敦道數落第四條街。這也是舊區,沒大型屋苑沒商場沒地鐵,又死得。只能靠做附近的熟客草根客。

後來決定改變形式,加入炒小菜海鮮加工打邊爐羊腩煲等,不做「咕哩飯餸」。 做「咕哩飯餸」要十一點開工,兩時多就落場,四時多又開始處理晚市,吃力不討好。把心一橫花錢裝修,專做晚市便開始打和,冬天更有錢賺,但當時是擺街的。


實牙實齒的公眾利益

油:知道這事後,我們家訪了解街坊意見。七八成人分享一個相當有同理心的前提:不應趕盡殺絕,搵食啫。大家都是底下階層,用自己的勞力、智慧和方法,用社區手邊資源。你們有甚麼看法?

泉:這裡不是尖沙咀、彌敦道,社區比較有感情。舉個例,為甚麼旁邊生果檔菜檔豆腐檔晚上還未收?就是因為這裡藤連瓜瓜連藤,一些小生意把大家連上了。比如客人想吃的蔬菜若我們沒有,客人可自己到菜檔挑。若豆腐檔未收,我們賣光了又可以去加料。我們以前都試過,為了消化生意,晚上向不做晚市的粥店租場。粥店有收入時我們亦有空間。

油:我們的調查也指出,近七成街坊認為,這段廣東道人流少,有食肆營業照亮街道,夜歸街坊也比較安心。擺街對社區就有這個正面影響。

馬:政府常常講活化,剛才泉哥提到例如菜、豆腐、肉等都是在這條街買的,加上主要做晚市,其實間接支持街上許多其他店舖。泉哥做的,就是將這個區,起碼是這條街活化呀。食肆若能帶旺一條街,這種公眾利益不能取代。 路就是這麼闊,是要管理,但不是要扼殺。

泉:以前潮流未興k仔時,厠所水箱頂每天也有用完的針筒。道友有時問你借厠所,有時甚至當冇掩雞籠自出自入。道友有樣睇的,後來我不客氣便把他們都喝走了。


潔癖或利益

油:似乎有種些東西是政府無法設想的,即這種緊密互相依賴,一髮全身的經濟生態。政府的概念是一個處所一個牌照,為甚麼?

馬:這些問題,可以拉闊看。許多舊區進行重建的藉口,是舊區殘舊衛生條件差,重建後街坊的關係卻無以為繼。泉哥的遭遇不也一樣麼?酒牌局以為只是審理一個牌,他們不會知道食肆在這條街的作用,亦不認為這事關酒牌局。這是整個決策階層的思維模式,他們根本不會在街上走,只會在密封的地方工作和活動。對潔癖的政府高層來說,最好所有地方都是地標都是商場。

油:以前殖民地政府沒有潔癖嗎?為何現在的打壓彷彿加劇了?

馬:當時沒所謂社會福利,但殖民政府有自知之名,而家政府就冇。殖民政府知道有大量草根階層,都要搵食。政府沒有能力供養,他們有辦法在街上搵食,就管得比較寬鬆。現在特區政府以為有綜援,就可解決基層的需要,但不要忘記政府自己公佈的數字:香港有20萬人每月收入不足四千。事實是許多人根本不稀罕有標籤作用的綜援,情願捱四千元不足的工作。


歧視舊區

泉:我看廟街有許多食肆在街上加枱,不知道有否申請甚麼「露天牌」,即尖東可以抽煙那種。我們雖然放枱在街,但捱告票也很重。站穩後,酒牌局便來說要申請酒牌。我們跟足程序去申請找顧問公司甚麼的,也繼續捱告票。警察尤甚,他們每天巡邏前的收到的指示也是先到又記。「兩枱四櫈,費事多野講啦」,一張告票就罰三萬元。有時自己知的,大量放枱在街上不對。罰款我們從沒拖欠,這幾個月更一張枱都不放,如此不續牌是趕盡殺絕。

馬:「露天牌」的話題,很值得講。如果要申請露天牌,行人道要有五米,亦即所有舊區都不可能申請。舊區路窄都是政府修出來的,這規定令所有舊區都不能申請,是僵化和歧視舊區的。

按發展局近最的公佈,尖東和鷹君中心等本很寬敞的通道原是公共空間,亦即那些一直在通道擺枱櫈的食肆原是違法的,政府卻括免他們。即大地產商的高級地方開食肆可以申請露天牌,但舊區就不可以!法律不是要公平的嗎?這法律就明顯不公平。


妙不可言的枱櫈

馬:其實政府明白露天食肆的吸引力是好事。坐在路邊就是「watch the world goes by」,人來人往可看到很多活動,邊吃東西邊領略地方的風土人情,這就是露天食肆吸引之處。

油:為甚麼街上才會看到?為甚麼在街上看特別有風味?

馬:在街可看到很多東西,例如送貨。勞苦大眾送貨方式五花百門,車仔款色各式其式,木頭車板車鐵車,送汽水就用直車。板車也有分膠輪和鐵輪,貨重不用膠輪。喜慶金豬就用單車,車頭有個架。在商場你不會看到,只能在街上看。送貨的人身水身汗太真實,提供潔癖幻覺的商場不會讓他們出現。

泉:去外國旅遊我也一定到街市逛逛,看生果檔的佈置、雜貨店的佈置,就會了解當地多一點。

馬:現在香港的居住環境很疏離,但在街上,枱櫈的作用是很微妙的。可能本身並不很相熟,但路過見到鄰居在吃東西,就很自然會打牙骹。英國所謂的pub成行成市,就是因為有個地方讓居民互動。香港沒這條件,露天食肆便可扮演這功能。


怎麼辦?

油:泉哥常說,以前不相信「爭取」。「油激隊」今次做社區調查,發表文章,到酒牌局據理力爭,你們怎樣理解?馬老闆的《路邊政治經濟學》一直深耕研究,都是分析為主,但若不單只解釋世界,還要改變世界,可以怎麼辦?

泉:如果不是殺到埋身,我是比較冷感的,傾向交罰款息事寧人,不認為爭取是有意義的。要麼我找個律師按程序上訊求情,若結果都是不續牌,便把食肆賤價轉手,與伙記say goodbay。沒選擇,不會懂得以其他渠道令自己起碼得個明白。現在明白到要爭取,而且原來寫寫文章做些街頭的功夫是有用的。大家比啲意見,搞啲動作,一定有影響。

馬:強弱太懸殊啦,太多環節不合理。舉個例,充公小販的貨物及生財工具已是極不合理。香港不是保障私產的嗎?阻街和充公根本無因果關連,違例泊車也是阻街,難道把汽車充公麼?完全是不合理,但法律界從不質疑。要挑戰他們,酒牌局夠膽說自己平衡,但是否夠膽說真正了解所有居民的利益?是哪方面和層次的居民利益?也要有更多像這次的社區動員和介入,也不能只有我一個人搞路邊政治經濟學,知識界要多關心香港買少見少的舊區。


後記

法國思想家福柯曾闡釋所謂「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的觀念。他以十九世紀henriette cornier犯的謀殺案為例:兇手向鄰居借來十八個月的女嬰到自己家中,以預備好的小刀割破女嬰的頸部。鄰居來領回女嬰,兇手便把女嬰的頭割去鎮定地丟到街上。。按法國法律,法庭不處理精神病患者。因為無法證明她精神有問題,法庭便必需按程序審理,但審理所依據的理由動機利益等,卻一概無法確立。換言之,法庭有權審訊卻無力懲罰。一宗沒動機沒利益的案件把整個法律系統「問題化」,暴露法律系統的極限,司法部門尷尬到極。

到酒牌局斟酌警方混淆檢控數據,辯論何謂公眾利益等,難道不也是「問題化」舊社區的慣習嗎?商戶檔販向來息事寧人罰款了事(哪怕是惡意針對的投訴),大不了另起爐灶東山再起;「做生意啫」心態的難兄難弟,便是官僚部門龐大的酙情權及複雜的程序機制,兩者結合成日常但脆弱的平衡。酒牌局聆訊時,平日被排斥於官僚系統之外的社區關係、街坊合理使用街道的權利等,無異於henriette cornier的情況——冷冷地暴露系統的極限。

三個月的酒牌看似試用期,卻說明酒牌局無可迴避根本的問題:酒牌對食肆、街坊及社區究竟意味甚麼。不錯是強弱懸殊,但找出系統的極限,就是打開缺口伸張社區正義。

另一版本刊九月六日明報「世紀版」

1.9.09

[齊澤克]:革命份子今天是甚麼意思?(撮譯)

marxism 2009
a festival of resistance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日


讓我以阿當諾開始。當他討論黑格爾時,首先便否定了某種高高在上的問題:黑格爾的哲學有甚麼還是生龍活虎,哪部份已是明日黃花?以阿當諾的看法,這問題假定了一個指點江山的裁判位置優雅地說:okay,這部份還有現實相關性,諸如此類。但阿當諾認為,面對一個真正偉大的哲學家,並不是問他還能告訴我們甚麼。剛好相反,應該問的是我們當代的情況在他眼中會如何評價,我們的年代,在他或她的思想裡表現得如何。

對待共產主義應如出一轍,不要問路人皆見的愚蠢問題:共產主義是否還切中要害?是否還是有用的分析及政治實踐工具?相反,應該問:如何從共產主義的視角看待今天的困境。這就是新和舊的辯證法。那些每星期生產如「後現代主義」、「風險社會」、「後工業社會」、「資訊社會」等新概念,偽裝協助我們把握新形勢的人,才是對新形勢零理解。要在云云所謂「新事物」中了解甚麼是新事物,就要分析當今到底發生甚麼事,我們要在人云亦云已過時的事物中辨認出甚麼才是永恒,這就是分析所需要那片透視鏡。

借巴迪烏(alain badiou)的概念,如果共產主義是一個「永恒的觀念」(eternal idea),那麼其運作的性質就是黑格爾所謂的「具體的普遍」(concrete universality)。其「永恒」所指的,不是一系列可以應用於任何情境的抽象特徵,而是它可以在不同的歷史環境裡被重新創造。所以,我的第一個結論,就是若要認真對待共產主義裡永恒的元素——亦即歷史上所有徹底解放的驅力,即使是遠古的斯巴達也好——我們需要透過不斷新創造來保持其生命力。

尤其今時今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共產主義彷彿已成過去,我們需要對這「斷裂」思考到底思考到極限,這會是任何新開始的基石:我們需要在開始的地方重新開始。所有的對國家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社會的鄉愁,我甚至想斗膽說,任何對直接民主的鄉愁,都應該批判地檢驗。我們亦應該放棄那種(左派智識份子特別嚴重)陰魂不散的鄉愁誘惑:有些地方正有進步情況發生。例如: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不錯,我們的情況糟得有如臭屎,但俄羅斯那邊風風火火哩!意思其實是,我可以在大學裡繼續享受高薪厚祿,但其實我身在曹營心在俄羅斯的…中國和古巴就是我年輕時候的俄羅斯,恕我可能傷害在坐一些朋友,今天我在一些人身上看到把拉丁美洲「俄羅斯化」的傾向,彷彿他媽的那就是我們的夢相!不!查維斯等其他人,若我們真正敬重他們,就要對他們保持冷血無情的批判性,這是唯一認真對待他們的方式!

第二點:要成為真正革命共產主義者,需要判辨資本主義本身的主要問題。甚麼意思呢?不是浮泛的生態環境破壞、極權統治、甚至不在於種族主義及性別主義,主要問題在於資本主義的「總體性」(totality)。聽來可能很烏托邦,但終極的目標,正是克服是資本主義,拒絕其人道主義的面具。一如許多左派也曾經寄望戴人道主義面具的社會主義,今時今日許多左派智識份子正是與人道主義的資本主義跳探戈——這顯然是不足夠的。

作為革命的共產主義者,這就不能妥協的底線。即使人道資本主義有許多面貌——多些寬容多些福利,我們需要拒絕;可能又會冒犯到一些朋友,但同時也要拒絕民粹的敵對運動。老實說,即使我很尊重一些拉美朋友,但卻不接受甚麼南美的部落直接民主,更不要回歸那種狀態,絕不!我們需要是絕對的現代。我的論點是,烏托邦不僅是保守主義者要求回到已被浪漫化的過去,某些自由派的所謂實用觀其實同樣烏托邦:問題其實能一步一步逐進的解決。當有人提出根本問題,一般得到的回應:盧旺達天天都有人餓死,還反甚麼帝國主義?又或者,讓我們解決此時此地的貧窮問題,忘記甚麼全球資本主義的理論問題吧!坐言起行吧,秒秒都有人餓死啦。諸如此類。

美國神學家john caputo曾大力批判我和巴迪烏,他寫到:「如果美國的政客能促成全民醫療保障、改善財富分配機制、限制金融機構競爭、全民投票權、保障外傭等諸如此類,如他們能有效限制資本主義的政策,我就滿意了。如果這些都做了,齊澤克和巴迪烏還認為有隻資本主義怪物在跟蹤我們,那我最多只能打著呵久問候那頭怪物。」

問題不在caputo的結論。如果資本主義能實現他所提議的,傻的也不會有異議。我認為問題出於他那烏托邦的假設:在全球資本主義的座標上,他的提議是能實現的。社會各種失靈的情況,難道只是資本主義裡偶然的出錯和短路嗎?非也,這是結構性的必然。神學家的說法只不過是夢想,沒有癥候的全球資本主義的夢想。如果在所謂正常狀態不能一步登天,凡事要漸進要逐步,革命形勢的其中一個定義,就是所謂的正常狀態失效了。當然我們要把握所有機會,策略性地與甚至自由派結盟捍衛民主的權利,但也不能不防上述共謀的情況。

作為總體性的全球資本主義,產物包括宗教原教旨主義。舉例。媒體每天渲染穆斯林原教旨主義的威脅,轉眼自由派又來騎劫說:你看又割包皮又甚麼的,還不是原教旨主義的魔鬼?但同時我們不要忘記問:這些宗教原教旨主義哪裡來的?原教旨主義的興起,難道不是與穆斯林世界的世俗左派衰落齊頭並進嗎?今天人人以為阿富汗是極端原教旨主義國家,我們老人還記得,但誰又知道三四十年前阿富汗是世俗傳統極強的國家,還有獨立於蘇維埃的共產黨!我想提醒自由派,事情不是有食古不化的恐龍級宗教既得利益喪屍抵抗現代化,而是在全球資本主義染指阿富汗時順手把宗教改變,原教旨主義只是產物。

美國難道不是一樣嗎?當然美國是全球資本主義化,但thomas frank曾討論過堪薩斯州——美國版自家釀製的阿富汗(眾笑)。不要笑,70年代的堪薩斯州乃是左派激進民粹運動的基地,反種族主義甚麼的,許多都萌芽自堪薩斯州,今天轉眼已成了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基地。

下一個論點:重新創造共產主義的迫切性,亦意味不能愚忠於共產主義的教條。我們需要在自身的困境中找出導至困境的動力,找出全球資本主義無法化解的對抗性環節。今天的形勢,不僅不足以說服我們棄置「無產階級」這概念,恰恰相反,形勢要求我們激進化馬克思意義的「無產階級」:被剝削的勞動、被奪去他自己的勞動成果諸如此類。這概念應被激進化至超出馬克思未曾想像的存在層次:我們的存在被剝奪了內容。生態危機難道不是某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化的結果嗎?我們存在的大自然物質(substance)難道不是正在被遞奪嗎?關於知識產權的體制,難道不亦是遞奪我們的存在的符號物質嗎?基因技術的操弄,又還道不是遞奪我們存在的基因遺產嗎?例子舉不極完。要更新馬克思,在這意義下,也就不是要作出無厘頭的妥協,而是要將他「無產階級化」的觀念推至極限。

作為一個唯物主義者,我幾乎要恬不知恥地把討論提升到「啟示」(apocalyptic)的層次:有人提過某種「弱共產主義」(weak communism),我說若有強力的軍事後盾則還可以接受(笑)。我說同意「弱共產主義」,是我不信甚麼最後審判之類,但各種基因改造、生態危機等,不是彷彿共同地指向某個末世的臨界點嗎?許多類似的元素,足以讓我們開始進行分析,這就是我認為今天作為革命共產主義者的起點:辨認地球上各種無產階級化的維度。

讓我舉經驗的例子。食物的世界有甚麼問題呢?針對大企業的運動無日無之,但有些沒人知的事情悄悄在發生。已發展國家,現在大規模地購買,或以99年的長度租用第三世界最肥沃的土地。最近才知道,馬達加斯加近一半的土地,已被南韓一批企業購下了,新的饑荒問題摩拳擦掌,大家拭目以待了。

我想以一則軼事加個小故事來完結。有時意想不到的盟友能在鬥爭裡作出支援。蘇維埃前外交官victor kravchenko,如你和我同樣一把年紀可能聽聞過,背叛蘇聯後,1944年他在紐約寫了一本著名的回憶錄《i chose freedom》,第一本認真紀錄史大林暴政的回憶錄,記載了kravchenko也有參與錯誤的集體化,大饑荒等。1949年他到巴黎控告一份法國報章污衊他,蘇聯派來大量證人,包括他太太也出來指正他貪污酗酒等。(譯按:法庭結果判kravchenko得席)關於kravchenko的正史記載到此便結束了——冷戰首屈一指的人物,反共第一人等。鮮為人知的,是他得席後,卻開始擔心麥卡錫的政治逼害,甚至發表警告指這會只令對手像聽到老兵的號角般重整旗鼓。他也越來越擔心西方的各種不公義,同期他亦發表了一本沒人知道的書,《i chose justice》。他希望實踐一種較少剝削的生產模式,冥冥中他到了玻利維亞,把所有錢都花在組織貧農和建立合作社。後來政局有變他便歸隱,六十年代初被發現死於他在紐約的家中。他不是給kgb暗殺,而是因絕望而自殺——足證kravchenko對蘇維埃的否定,乃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對抗不公義的行為。我們需要這樣的人,一個走到極限而能穿越所有幻見的人。

來到結論,說一個下流的小故事,保證下流。蘇維埃年代的異議人士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自嘲其異議行動的無意義。十五世紀時,俄羅斯還被蒙古統治,有一個農夫和他太太正在一條沙塵滾滾的路上。有個蒙古騎士經過,對農夫說:我要屌你的老婆,但因為地上太多塵,麻煩你幫我逗一逗我的睪丸,我不想弄得沙塵滾滾。騎士完事後離開,農開始大笑還要跳跳扎。太太火都黎,說笑甚麼你太太我剛給人狠狠地毫無無憐憫地搞完!農夫說,他中計了還懞然不知,我根本沒逗過,他的睪丸現在塵土飛揚!這個苦悶的笑話,是嘲笑異見者自以為很爆炸性,其實不過是為當權者的睪丸加些塵土作點綴。今天的批判左派會否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呢?自己以為極具顛覆性,其實不過…

我們的任務是要多走一步。今天的命題,不是為掌權者的睪丸添塵,而是,狠狠的把它們切除。別太悲觀,這可以在一個恰當、和平的意識形態鬥爭中發生,當權者甚至不會意覺,甚至還繼續邊操邊叫,只不過突然會變成慘叫…謝謝!


特選答問

最後的笑話是否恰當?

我想了很久是否說這笑話。第一個原因是,若有留意內容,我絕對沒有嘲笑被強奸的太太。恰好相反,笑話的原理是指向那些所謂進步知識份子的自戀,他們對農夫太太的受難完全視而不見,這是整個笑話的核心!

難以消解的恐怖苦難發生了,仍然,我們笑穿肚皮。我自己的經驗,真正的鬥爭:有在薩拉熱窩的朋友告訴我,你該怎麼怎麼做!我也有朋友在那裡被強姦被槍殺,你叫他們怎生存?但你不知道,當薩拉熱窩被進攻時,就是凶殘沒人性的笑話的大肆流通的黃金時候,曾遭侵犯的婦女告訴我:要繼續活下去,便不要老苦著面說自己怎樣苦怎樣受害,反而要把困境當成笑話一笑置之!這才是真實生活,不是甚麼知性的消遣!

我想避免的倒是另一種情況,寫了在希治閣那本書裡。南斯拉夫打仗時,當時1992年,我在加洲開一個希治閣的學術會議。有人突然攻擊我,說你國家打得屍橫遍野,怎麼你還在此風花雪月希治閣?我當堂怒不可竭:我不可以,難道你就可以了?我作為前南斯拉夫人,就只可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嗎?只能不斷複述我的苦難嗎?荒謬!何不交換位置?我就是要講希治閣,苦難何不由你來說?如果說那笑話產生了冒犯,我衷心道欺。但我也由衷相信,只有有真正的團結和友愛裡才可分享笑話。遭侵犯的婦女才不是受害人,她們是想拿小刀吧睪丸割下的人!當農夫以為自己很精靈的時候,應該有人遞把小刀給太太…謝謝!


原汁原味看齊澤克手舞足蹈擦鼻沫汗,直接去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