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07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大概是銅鑼灣吧,於軒尼詩道近波斯富街某處的高點,拍在百德新街電車站等上電車的梁家輝,穿插著幾個混合了懶有美感和神秘感的街景和/或電車的部份車身的鏡頭,上了車後坐在一個其貌不揚的少女旁(女主角徐乜乜),拿出考IQ的填格子數字遊戲冊出來,再發現對面坐著一位拿著報紙睡著了的糟老頭(另一個主角任達華),擠迫的車廂上乘客互相擦身而過,三個主角的眼光,都暴露在某個誰人的角度所看到的場景中,任達華睡很昏了跌在地上,有人煞有介事的把他臭罵,有年青人拾起老頭跌下的報紙呆頭呆腦地看,所有人所有物所有場面設置都像意味著甚麼,像三個人在鬧市中打著曹達華時代峨眉派的「we wang wang」而整個城市的人都懞然不察,像有個不知誰人在不知甚麼地方一直把一切看在眼內,即是 eyes in the sky。

或者比不上《大事件》開場頭幾分鐘行雲流水直落冇cut的特大火力警匪巷戰,但《跟蹤》開場一幕,還是很點題地將片名所指的,用視覺技巧作了示範。開場的一連串鏡頭,先忍住不介紹人物關係各懷甚麼鬼胎,卻用剪接技巧把場境和氣份non-stop地綑了個邊,像上面一大漫無目的不啫邊際沒有句號的描述,然後你便會發現:這就是監視。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可能是對《跟蹤》可以下最中肯的評語。電影的結局帶著近乎宗教情懷的奇蹟,一輪鬥智鬥力後,任達華被梁家輝用小剪刀連插幾下,大動脈吧吧聲的流出一灘血泊以至任達華連笑話也說不完便昏倒,徐子珊在漫天風雨的街上失去了兇手的蹤影,絕望得跪倒地上雨水混和傷心欲絕的淚水。然後有了光,雨也停了,梁家輝的身影像偉人般從人群中冒起來,接著手瓜起展食野唔使比錢的警察如何能直搗匪巢重現眉目,連任達華也柳暗花明地醒來把未完的笑話說下去——嚴格地一個邪不能勝正的結果。

話說回來,就如上文所描述,電影的主題是作為一種行動的監視,既可以由全副裝備的警察進行,亦可以土炮地由梁家輝率領的匪幫演練。前者有用不完通街扮鬼扮馬的警力、針孔攝影機、偷聽器、取後八達通用戶資料和截聽的特權,後者則樸素地隨便挑一幢唐樓走到天台制高點看周圍環境,故亂報案記錄正要入蛇竇嘆茶的pc要多少時間趕到案發現場等等。換言之,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較技:匪幫做足功課就行動,看見附近周圍是線眼就call off;警察狗仔隊隨機應變死跟,鎖定了目標就開槍。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命運的economy是很規舉的。

雖然同是監視,這種純技術的較量,雖不比早排的《偷拍》般觸及人過往的歷史如何被偷拍監視行為引爆,但亦比《跟蹤》結果的道德主義宣判正邪來得清爽。事實上,警匪片如何在香港社會的發展歷程中擺脫簡化的正邪二分,生哥的分析亦早已成為經典。沒有電影前大半段的克制和冷靜,不會對照出結局對於整個劇本的破壞力——天外飛仙得幾乎可當十分鐘的獨立短片看。沒有其他reference,難免叫人聯想是否因為要在國內上演或參展等理由。life is elsewhere,甚麼是電影的生命,哪裡才是電影的故土和別處,到底由誰來決定?

24.6.07

是否我已變了維園阿伯


畢業幾年,真正到了一個尷尬的年齡。既距離輩份高得足以說甚麼也可還很遠(實情是眼高手低未吃夠鹽也未吃夠米),復不是青春無敵胡說八道也有人願意原諒的階段(恐怖的是卻開始覺得與世界有代溝)。自覺一肚憤懣,但除了面對同黨,其餘時間開口就會說錯話。

三十幾度的天氣中,坐著沒冷氣的雙層巴士回大學,一個我越來越覺得疏遠的地方。疏遠的原因有太多,可能是大學真的改變了,或者是自己因為接觸得少而想像卻沿著固有的偏見抽象地憤進,亦也有可能純粹是一切都沒變除了自己。回校是因為學系需要進行課程檢討,所以請了幾位校友回去暢論對學系提供的課程和學習生活的感覺。

被邀請的校友的陣容,有mt、有金融analyst、有政府工、有在大學幹文職、有政黨新血,何必偏偏選中我,答案盡在此中尋。不敢也沒資格說失望,畢竟同學的路途也是一片光明,一個學系有不同的畢業生在社會不同環節落地生根怎說都絕非壞事。然而,討論的開始,便是(不知是否是我)開始需要面對現實的時候。談課程,大家都說學系的訓練令同學眼界大開、令同學思考變得批判、令同學辭鋒變得鋒利、令同學能多角度思考——諸如此類我信相是真切的,畢竟for better or worse身邊的同學大概沿襲類此的特徵。

到了兩個環節,表面看一直保持冷靜的我幾乎要把血都吐出來了。同學一再強調上述的能力都是一些工具,一些技術,能令同學在不同崗位上都零活走位高人一線。回頭想在座的校友都在幹甚麼工作呢?算我偏激算我偏見,都是大機構都是保持我城「穩定」的重要支柱,批判思考和廣闊視野等等聽來比天堂還要美妙的東西,只是令在不同崗位上令人自我感覺遊刃有餘的資本,而不是勇於挑戰或改變鋪天蓋地各式各樣毛病和錯誤的尖刀。穩定的institution必然也是保守的,轉變是有風險有成本的,這未必能足夠下個判斷說在裡面幹的人都必定保守維護不正義的社會構成,我亦無意後設幾步推想把鋒利的東西吸納都是既得利益者的把戲,因為似乎即使缺乏這種動機,我們有視野懂思考可以看穿事物背很的陰謀詭計的同學,仍
只是希望自己能醒目地於職場遊走,並不見得因為被裝備了那些崇高而美妙的能力而顯得有甚麼效果上的不同。認識某事物的不足和動手改變不足的事物,同樣需要批判思考之類的能力(可見我的確是不願意使用工具、tools等字眼),惟把兩者的差別淡化以至混淆簡化為一樣的具批判性,是不負責任的。

嫌我長氣和小家,另一點實在看不過眼的討論。關於學系可以進一步向同學提供甚麼,有在席者說說了大意如下的話:一年級的基礎課,該好好為同學打好根柢,到二、三年級再向抽象的層次提升不遲。這番話驟聽當然合理,再聽下去幾乎便心都跳出來了。幾位校友同聲一嘆,說課程沒有提供甚麼技巧的訓練(具體是公文應用文不懂寫)、不能如其他學系般三言兩語道說出自己是學甚麼的(!)、不知道自己學系的訓練的強項在哪裡(具體即是見工時不懂向顧主自我推銷)。行文到這裡還是那麼冷靜,我想我真的已氣得血不上腦了。

兩個層次。第一,大學是否職訓所,當中的討論簡直不想重覆。相比其他學系,敝系若真的做得少的話(實情如何我不知道也沒大興趣了解),問題是出於其他系身上,我義無反顧的向敝系致敬。第二個層次,即使學生是有就業的需要和支援,箇中的工作該如何開展?畢業時有向學生事務處登記的話,大概會定期收到中大那本校友刊物,那是否大家心目中希望的氛圍?每期有幾個名成利就的校友把手抱在胸前把如《資本雜誌》的ceo封面的照片,是否就是同學對前路的唯一想像?問題也許不在同學希望日後成為怎樣的人,但真正的問題是否該把同學日後希望當甚麼人的想像資源全權授與學系來提供?同學畢業後應有甚麼就業技能,是否又應該交由學系去dictate?

學系有很多老師,當中我認識的絕大部份都是有理有節有學問有理想的好老師,這裡並不是懷疑若由老師代行,同學都會變成嗜血的資本家或的權謀家。只是作為大學生或準畢業生,你們希望把責任後延到甚麼時候?我沒幹過商業機構,但我相信在政府、在跨國公司、中小企、bingos、freelancer、甚至一人ngo的職員,所需要的技能和心理預備何止天壤之別。一屆五十多個同學,大家商議一下調查一下,想想自己希望了解甚麼性質的工作從業員,並非比登天難吧,然後再由系方邀請有聯絡的校友回系與同學分享,這不是比徹底的把決定權都交予系方更恰當、準繩和有尊嚴嗎?一大段牢騷並不是懷疑甚麼人會做壞事,只是二十多歲的人還事事請求代理,實在令人心痛和沮喪。再一次別怪我小氣,在這意義下,那些批判和甚麼都到哪裡去了?

最後自首,我沒有養家壓力,但日子過得絕不寬裕、在一人ngo工作說今天也說不清楚明天的事。我不否認對大學還留著某些不切實際的遊思妄想,我懷疑要賺大錢讀大學並不是聰明的一步,我也不反對人對安穩寬裕的生活有追求。但無論如何,人老了就難免執著,批判思考零活走位也不是我有興趣掛口邊的說話,很多事情很多關卡也可以豪出去,但空話與自我滿足卻是不可容忍的。這一大篇牢騷並不為針對誰,全場除了兩位外都不是我在學時認識的同學,但一些想法值的再議的話不談下去便是不負責任。認為有說得不對之處請指正反駁。


18.6.07

金屬疲勞

ya know what i mean

大半年前牛棚和嶺南搞的討論會,加上近半年來的天星星后洗鍊,當然還有臨近的回歸十年,被一前一後的歷史和命運壓得朝不保夕。如果還有甚麼印烙了在身上,可能是propaganda文章越寫越熟,代價是已近乎力竭聲嘶。下面是一例:

本土行動《還港於民》特刊前言


香港一百六十多年前開埠以來,轉變即被認為是常態。清末革命運動時是一個低調的基地、國共內戰後是雙方意識形態統戰工作的重鎮、八十年代前途談判始是北京和倫敦政府炫耀實力的支點,餘不一一。長久以來,故事的結構,都是由外力在香港幹了甚麼所撐起。香港的性質和可供講述的地方,不由自主。一般市民的生活和對城市的貢獻,一直到多少注視。

七十年代,本地人白手興家暴發成超級資本成了香港神話,土地便正式成為與高跟鞋和厠紙無異的消費品。日以繼夜的移山填海,舊區拆光建屏封樓、海港越填越窄為甲級寫字樓提供土地,海濱的公共空間被貌似警察的私人保安非理性管理等,香港人也一直認命——以為這就等如經濟發展,以為這就是改善生活。

去年十二月觸發的天星皇后保衛運動,幾乎是以見光死之勢,暴露出香港由殖民時代始的病態發展取向和管治結構。特區政府的第三期填海工程打著改善交通和海濱環境的旗幟為理由,消滅香港的維多利亞港、鼓勵商場和寫字樓的盲目發展、私有化屬於大眾的公共空間。關於天星皇后的保育問題,涉及的議題之廣,不僅是一個上佳的中學通識課題材,更是讓大市民認識香港、共同討論公共事務、身份認同、價值觀等的一流機會。可惜,特區政府卻以其慣常的手段,首先將保育打成純工程技術問題,公眾不得置喙,其次挑動黨派矛盾,要求保皇黨違背理性討論而向政府大跳忠字舞。繁此種種,均令我城然失笑。

天星皇后的保衛運動,拒絕向這種傲慢和霸道的管治手段投降。自去年十二月天星運動期間形聚而成的「本土行動」,不盲目樂觀亦不冷漠犬儒,我們希望透過與香港自身的歷史和土地建立另一種關係和認識,擺脫自殖民地時期至回歸十年後今天的不由自主狀態,有意識有尊嚴地守衛我們的生活空間。

相比天星碼頭作為大型運輸工具的現代形像,皇后碼頭因前世今生,更要求我們直面我們的殖民經驗。換個最簡化的問題,保衛皇后是懷殖民的舊,是眷戀殖民時代嗎?誠然,建於一九五三年的皇后碼頭,來港就任的新港督,由英國乘飛機抵港後,從九龍坐著其「慕蓮夫人號」到中環登岸進行就職儀式的地點。加上九七年肥彭卸任自皇后碼頭離港,幾乎為香港的殖民時代蓋上一個完美的封印。

然而,同一處地方,亦是七十年代的中文運動保釣運動等對香港本地社會運動史上重量級事件的重要場境。而乘其地利,皇后碼頭對出的愛丁堡廣場,也是大小在中環進行的社會行動的集結地。換言之,皇后碼頭所以重要,是因為在這個幾乎最為純粹的殖民標誌上,一代人又一代人曾用其理想、其血汗,前仆後繼地嘗試擺脫某種被支配的狀態。這筆改寫嘗試香港殖民性的歷史,我們付不起任由它們被淡忘或隱沒的代價。

立足於這點,自天星碼頭被拆毀後,皇后碼頭及其對開的廣場,不斷有文化活動在發生,計有:本土社會運動前輩的夜話、劇場遊戲工作坊、文學沙龍、獨立短片放映、詩歌朗誦及音樂會、關於歷史文化保育的論壇、火鍋聚餐、攝影展、導賞團、人民規劃工作坊等等,不一而足。早前三月台灣的漢生病療養院「樂生院」因為捷運工程而面臨清拆,香港一班關注的朋友,亦於殊途同歸的皇后碼頭舉行過兩次音樂會。除此之外,碼頭的保衛運動更開始與其他社區運動團體連結,嘗試以保護香港本土文化和庶民生活為主題,將同樣抵抗發展至上邏輯的運動擴散和連結。

由批評政府的保育政策失當始,到朝著人民自主自決,自重自強的方向走,是天星皇后保衛運動的軌跡。天星必需原址重建,皇后碼頭必需原地保留,在這意義上不僅是技術上可行,亦是對香港身份的歷史倫理要求。后碼頭實早在零六年年底,政府已希望暗渡陳倉拆之後快,碼頭之所以到今天還能為中環提供一個讓城市呼吸的地方,便是因為本地各式各樣的人,願意挺直腰板,直面我城的歷史,抵抗政府的盲目和不民主的發展和規劃。皇后碼頭讓城市呼吸之餘,自己也在爭分奪秒自己也在喘息,它的未來何去何從,需要大家



上圖:對ifc應有的態度
下圖:晚上碼頭頂一景

11.6.07

飲勝

台啤

坐把士揭《字花》,讀到一段《白癡筆記》。很短的,如實複製:

「火窩聚會後,大醉者終於意圖喝水解酒。提了水壺往杯子倒水,其實那杯子是桌中心尚未熄滅的電爐。正疑惑『咦點解呢個杯咁快滿瀉到一檯都係』間,全屋電子已經哄一聲,短路了。」

有一次,幾個朋友在家喝酒,酒力不特別好但相當勇猛。我們預備開個爐煲些少水,把花雕坐熱。家徒四壁只有一個打邊爐用的電爐,把水倒進去就疑惑為甚麼電爐深不見底,倒多少水進去都似黑洞般吸納。趕住飲酒顧唔得咁多,一推電壓,全屋同步有反應,黑晒靜晒。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們,因為還未知道是電爐短了全屋的路,把電箱中的電掣推回後,竟屢敗屢試,多少次嘗試打開電爐,全屋的電器便心臟病多少次。經科學頭腦的推論和歸納,才斷定是電爐的問題。

回溯性地重組事發經過,原來是一直把電爐誤解了。電爐其實是只一件發熱的東西而已,徒有一個器皿的形,卻沒有器皿之實。用之是要放一個窩在電爐中,才可以火窩,或把酒坐熱。不問可知,沒有一個窩在電爐裡,倒進去的水就像經水線走的電流,直衝地面。

兩個故事在情節上的差別少得當沒有也罷,重要而微細的分別卻是:大醉者因想喝水解酒惹禍,後者卻是眼闊肚窄的瘋子,把冰箱的啤酒都喝光後欲再闖高峰,挑戰花雕而墮馬。箇中的冒進生死悠關。

6.6.07

你從報章看不到的「衝擊孫公館」事件

一臉認真的記者

衝突的missing link

這兩天,把本地報章所報導關於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的新聞找來一看,你會訝異於香港報章的記者和編輯,究竟在幹嗎。

基本上,對於報章來講,事情其實簡單有點超現實: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一行三十人,星期天到孫明揚的位於跑馬地的寓所請願,有示威者硬闖,然後發生衝突。五警員和一名示威者受傷,受傷的示威者涉嫌「頭鎚」襲警,昨天過堂。而警方亦陸續拘捕另外九名示威者。冤有頭債有主,又襲警又擅闖,警察伸張正義,拘捕理所當然。然後就是一連串團體聲援的武打場面,刁民是也。

例子:

一批為數約30人的捍衛基層住屋聯盟代表到跑馬地箕璉坊孫公寓所抗議,期間有示威者企圖闖入大廈大堂而與在場警員發生衝突,混亂中有5名警員及一名示威者受傷。(《文匯報》,六月五日)

「基層聯盟」一批成員,前日到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住所門外抗議租金政策,結果釀成警民衝突,造成5警1民受傷…(《蘋果》,六月五日)

前日早上11時47分,一批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的成員在跑馬地箕璉坊,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住所前示威抗議,其間有人強行闖入該寓所,大隊警員立刻攔阻,雙方發激烈衝突,混亂中多名警員遇襲受傷。(《新報》,六月五日)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位於跑馬地的寓所,在剛過去的周日遭三十多名自稱捍衛基層住屋聯盟成員和公屋代表強行衝破警方防線,硬闖入大廈內遞交抗議信,造成三名警員和一名示威者受傷,警方於過去三日內,先後拘捕十名涉嫌襲警和非法集會的示威者。(《大公報》,六月六日)

日前一批示威者闖入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位於跑馬地的寓所大堂,並與警員推撞事件。警方昨早以非法集會的罪名再拘捕4男1女,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國雄,令事件中被捕人數增加至10人。(《商報》,六月六日)

任何有基本閱讀能力的人,都應該感到有點一頭霧水:為甚麼一次往孫明揚寓所的請願,會變成一次結果有十人遭拘捕的衝突?究竟是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本就心懷不軌,還是報紙說漏了甚麼?《明報》於昨天的報導,無意中透露了點點玄機,「他們要求孫明揚接收附有租金計算表的請願信不遂,與警方衝突」。

「不遂」兩隻字,請讀者謹記。《明報》的「不遂」,雖然還是語焉不詳,但無論如何都填補了某些沒提及的空白。在請願與衝突之間,其實發生了一些事情。根據民間記者plato的現場記錄:

公屋團體的成員和街坊最初在孫明陽寓所門前拉起橫額,表達訴求,後來寓所大門徐徐打開讓私家車進入,公屋居民便尾隨進入寓所,欲將請願信及『加租表』遞交給孫明陽局長,在場的警員立即手拉手阻止公屋居民前進,……結果警員與居民在大門附近糾纏,數分鐘後,大家便停了。……團體成員要求警員請孫局長下樓接信,警員答應代為通傳,但十分鐘後,警民關係組的警員不但沒有回覆居民的要求,而且徵召了三名警察攝錄請願者的行為,……他們十分希望孫局長走出屋外接信,可是孫局長不單沒有理會,他更命令警民關係組的警員調動約五十名男帽子到現場。三部警車到達現場後,大批男帽子隨即衝入寓所的花園,部份藍帽子在門口靜候,部份則衝入樓梯間,以防請願者再上前。
也就是說,在請願與衝突之間,原來存在著孫明揚作為問責局長,寧可讓扶老攜幼的請願人士在烈日下長時間曬爆頭,亦不願走出寓所接請願者的一封信。搞不好還要金蟬脫殼,讓警察擔當示威人士的對立面,迴避了面對示威人士的責任,亦將請願行為的性質轉化為警民衝突。所謂「要求孫明揚收請願信不遂」,實際就是因為孫明揚高招地以警力把請願行動的性質轉換。可惜的是,不僅不在場的讀者無法了解孫明揚的手段,連我們走在事實最前線的記者,亦懞懞然的順著事情的發展,擔當了孫明揚和警方的劇本裡的指定了的角色,把一個轉移視線的說法,說成了事件的唯一版本。

lost cause

一個更荒謬的現象是,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為甚麼要去示威?在筆者所讀過的二十篇關於這件事的報導中,有報導過聯盟舉行請願行動的報導,只有五篇——你沒看錯,只有五篇,即有十五篇報導根本不管請願人士為甚麼去請願!六月五日的《東方》和《太陽》均有提及聯盟的口號「反對廢法加租」,六月六日的《頭條》則說「抗議租金政策」,同日的《南華早》報甚至有點含糊不清,說「 urging the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to protect public housing estate tenants from excessive rent rises by capping rent increases in the Housing (Amendment) Bill 」。只有六月五日的《明報》有清楚指明,請願人士「批評當局為公屋加租設定不可超過一成的上限,但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不得超過百分之十的法例卻被廢除,示威者擔心房屋委員會日後可不斷加租」。

換個講法,這種徹底向武打場面傾斜,與及請願人士訴及的缺席,暗合了警方和孫明揚把關於民生和社會政策的問題「保安化」的手段。請願人士為甚麼去請願在整件事的中根本毫無重要性,廢法加租對廣大公屋居民的影響,在事件中也是透明的——只有「衝擊」、「硬闖」、「突破」才是有關鍵並鐵證如山。這不只是媒體嗜血爬糞的問題,而是政府也要全力避開關於社會政策的倫理和價值問題,並事事讓警察出場掩護相關的問責官員逃離問題的核心。當官員與世界的溝通能力已經盡失,無法說服人、與人辯論、或誠心聆聽的時候,罪與罰就取而代之成為溝通方法的全部。但最妙的還是,所有報紙照單全收,驚人的一致。

公安條例的回魂

在這意義底下,事情警察的拘捕方式,以及其規模之大,便絕對不成為報館的雷達所掃射得到的範圍了。唯然到現在為止,還未完全清楚該十位被捕的朋友,他們各自的被捕經歷為何(這也非本文用意),但有消息指警察在採取行動過程中的做法,絕對事關人權和私隱權的問題,也是涉及濫權滋擾的問題。例如據六月四日晚的聲援大會上,阿伍便稱首位被捕的阿權,在警察抵達前,便收到警民關係的電話,借口查詢另外一些請願人士的電話,而透露警察即將來找他。另外,警方儘找負責做聯絡工作的朋友進行拘捕,拘捕期間又要求請願人士交出名單和參與者的聯絡電話等等。我們活在甚麼城市了,一班公屋居民和組織者向請問責官員請願,卻換來警察像反恐般級數的戒備,難以想像同一班警察面對真正惡人時是如何頭dup dup。長毛說,八九年與警察打大架,才拘捕七個人,一場三十人的no harm請願,最後卻十人被捕,警察為甚麼被稱為政治打手,甚麼叫壓抑異議,無理由要再多解釋。

今天的《東方》《太陽》有花少少筆墨引述學聯對警方行動的批評,《明報》則引述人權監察的批評,其他都只顧武打,卻顧不得為甚麼民間團體對這次拘捕之所以大反應的原因。報章人云亦云缺乏基本的分析事情能力,這不值得叫人嘆息,但市民大眾礙於主流媒體的sidetracked報導而不能得知如此大規模拘捕的重要性,才是最危險的地方。

其餘還值得一提的,就是看一份報紙尤自可,多看幾份就肯定睇到出煙。由長毛助理阿權的究竟是區還是姓歐,是三十歲還是三十一歲,警察以非法集會還是非法集結作為作出拘捕的理由,多少份報紙就有多少個講法。最後不能不察的,是「非法集結」這個概念。非法集結是這次警方引用得最多來對請願人士作出拘捕的罪名。非法集會大家聽得多,即是五十人以上的集會要申請不反對通知書那個範疇的東西。然而,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四十五章第十八條

(1) 凡有3人或多於3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他們即屬非法集結。 (由1970年第31號第11條修訂)
(2) 集結的人如作出如上述般的行為,則即使其原來的集結是合法的,亦無關重要。
(3) 任何人如參與憑藉第(1)款屬非法集結的集結,即犯非法集結罪─ (由1970年第31號第11條修訂)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5年;及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5000及監禁3年。

香港法例第二百四十五條,就是公安條例。無能但乞求威權的政府的至愛。

1.6.07

皇后碼頭blues,或heterotopier

heteropier

... the boat is a floating piece of space, a space without a place, that exists by itself, that is closed in on itself and at the same time is given over to the infinity of the sea and that, from port to port, from tack to tack, from brothel to brothel, it goes as far as the colonies in search of the most precious treasures they conceal in their gardens, you will understand why the boat has not only been for our civilization,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until the present, the great instru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has been simultaneously the greatest reserve of the imagination.
皇后碼頭現在是政府的showcase罷:一個原來嵌入了許多人日常生活的地方,給政府活生生的坑掉,還要在能有的記錄上攞夠分。在皇后的日子,曾遇過與我年紀相約的小伙子,他說剛畢業時,在中環工作卻沒錢在中環消費,午飯時間都會在遮打道往天星的隧道口的小販檔買飯盒,廿蚊連飲品又比美心出品的好吃,買完信步到皇后以海景佐飯。飯後到大會堂旁的紀念花園小睡片刻,兩點正聽到天星的鐘聲便起行回公司繼續搏殺。還可以更完美嗎。

小伙子的情況不會是孤例,甚至未必是最精彩的情況,無論如何這就是皇后碼頭與香港共同心跳共同呼吸,those were the days。碼頭的生命力,給政府苦心孤詣地謀殺。

昨晚在碼頭守夜,早上醒來,風力是吹甩頭的級數。睡在碼頭另一邊的蒙古朋友,已是自出自入地在我們的茶水間取水喝。到阿輝面前
傻呼呼地笑著要食物的伯伯,因為今天阿輝不在而與我沒這種信任(當然我也沒有阿輝的熱情),在桌子前來回了一陣子便默然離開。這幾天連每天早上在碼頭大呼小叫橫行無忌的釣魚友也少了,大概是因為挖泥船與我們現在只有心跳的距離,它的怪手每天狂妄囂張地亂挖。也曾有釣魚友和我說,最看不起那些偶然才來碼頭,卻又在釣魚友旁胡亂評價:這些魚點食得落口。釣魚友在這裡的日子,就是碼頭魚獲的醫生紙。控泥船不斷把海床的千年老妖挖出來,不知那位釣友今天感覺如何?還有就是那些被社區嚴密監控的長者,他們像來看紀念碑般。社工盡量不讓公公婆婆接觸到我們,哪怕是單張還是眼光。還有就是其他遊客,總之都是transient。當然還有我們。

一切都繼續安然而順利,可惜的是一切都發生在一個明明還在大刺刺地呼吸心跳,但卻被政府宣佈死亡的碼頭。卡通片中,不總是有暴走速度極上的老鼠,不慎跑出了懸崖,惟因為速度太高故懸空了雙腳還在轉嗎?皇室的、庶民的、抗爭的、甜密的、不想走的、離不開的、發呆的、爭分奪秒的、偷閑的、開工的、得意的、靜默的、歷史的、當下的,全都擠在這段偷回來的離地時間之中——香港的heterotopia。

一直自高自大的歐洲人,船堅炮利據說甚麼都了不起,但到了歷史某一刻卻把自 己捉弄。在galileo提出了宇宙是無邊無際無限的時候,原本朕即天下的中世紀歐洲才驚覺自己只是說不出有多大裡的一顆鼻屎。foucault如此說 (鼻屎的比喻除外)。如果這不止啟動了一種對(不及)進步的焦慮,至少這種對自己身處時間之流有前有後的自覺,亦令時間的錯位變得可能。

foucualt在文首的引文說「船」是文明par excellence的heterotopia。有趣的是,英國靠船隊打了個日子落帝國回來,香港也成了其portfolio的一項,回歸後的董建華亦是船王之子。與船有著像霧像花關係的香港,卻有個皇后碼頭,作為heteropia的par excellence,當之無當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