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09

召喚老幽靈 向時代討債

我唔係証明要話比人聽我威,只係想話比人聽,唔見左既野,我會自己攞返!

——阿mark,《英雄本色》(吳宇森,1986)

2007的《老港》:到底欠了甚麼

還記得零七年的《老港正傳》嗎?電影上畫後,影評楚河漢界清楚不過。有指《老》是難得有心的電影,把於香港隱形四十年的左派有血有肉地在銀幕上還原;許多評論則開門見山指出電影對香港將來缺乏視野,一面倒北望神州,而且「選擇性失憶」許多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如文化大革命、八九民運、7.1五十萬人遊行、反23條立法等一概缺席。

究竟,不是認為導演趙良駿要以身犯險,把最邊緣最受壓迫的政治聲音不合比例放大,更不是要求導演曲解香港歷史,將香港拍得如墨西哥查巴達般的革命勝地。想深一層,即使電影結局是北上神州,又是否真的需要故意把文革、八九民運、7.1遊行等悉數刪除呢——那是構成正統流行香港故事的重要元素吧。換言之,即使是批評的意見,也不過是還個最低的價,提出一個最低的標準。

五十年代韓戰爆發,聯合國向中國實施禁運,香港正式由轉口港變成出口港工業城市。六六、六七兩場騷動令本已政治上與中國分離的香港,正式在文化及身份認同上亦告與中國大陸一刀兩斷,戰後嬰兒於六七十年代應聲進佔社會重要位置,香港也由此扶搖直上成為亞洲國際金融中心。一場八九民運一面令香港人深切感受到「中國」兩個字的壓力,亦一面令港人加速演繹其認命精神,趕快北上找機會。這樣的所謂香港故事,標準而耳熟能詳,甚至是不少人對香港認同的那要生死攸關的立足點——雖然這個版本的香港,結局是義無反顧的集體北上。

容筆者斗膽詮釋,對《老港正傳》的批評甚至失望,就是連這個大眾認可、政府官員大學教授瑯瑯上口、並給予香港各種社經政治文化制度提供合理性的香港故事版本,也告失守。然而,這浪對《老》的評論的教訓,難道不是正式宣告某種更深刻的雙重失落嗎?大部份香港人勤勤懇懇奉公守法四五十年,耕耘出經濟繁榮文化(可能一度)多元,到底還是要在九七後棄守香港,此失落一;失落二,上述成功歷程,哪怕已是近乎飛釘走鐵九江雙蒸後的經濟故事,加些少港人鼓起勇氣向當權者說不的政治點綴,竟都要成犯禁的情節!

並非要雞蛋裡挑骨頭,但定位為一部於回歸十年對香港經驗回顧與反省的電影,一眾對《老》的批評果真有不當之處,不在提出了電影久缺了甚麼,而是批評得不夠進取:難道補回民革八九七一,電影便能有意義地反省香港故事?簡化香港經驗固然要不得,但作為反省香港經驗的電影,也斷不應止於把流行的香港故事依書背誦一遍吧。


1984的《公僕》:雙重埋沒

《電影雙周刊》於一九八四年特製了「懷舊風特輯」,探討徐克《上海之夜》、許鞍華《傾城之戀》、梁普智《等待黎明》等電影。沒錯,八四年就是中英聯合聲明,加上一連串表面上以遠去的時代背景包裝著不知是否存在的社會評論,難免影評人張九會如此說:「和李焯桃談起『新電影』(作者註:當年對『新浪潮電影』的另一稱呼),他說嚴浩的《夜車》(作者註:1979年)、徐克的《第一類型危險》(作者註:1980年)等在今日回顧,又多了一重意義:新電影最常被人詬病的狂暴、悲觀、宿命一類特徵,今日看來竟然完全justified。」作為認為,部份電影工作者對世局有著先知先覺,甚至不合時宜的敏感。由是之故,不少上畫時被埋沒、被影評人以別的角度或框架批評的電影,若干年後,在某種社會大環境下,或許才能顯示出其對時局回應的敏銳性。

然而,筆者倒想補充,埋沒也不止是一種的。《夜車》及《第一類型危險》等電影,既是新浪潮的代表作,也能於幾年後在香港前途談判得全香港人大難臨頭時,接駁上另一詮釋框架,成為香港電影史論述的一部份。有些電影則要更倒楣一點,其鋒利之處總是已經被埋沒,也無以接駁成為思考香港電影史,以至香港自身故事的資源。李修賢同樣於1984年製作的《公僕》,或許在此能權充一例。

論票房當年榜首的是《最佳拍檔女王密令》(徐克導演)、《快餐車》(洪金寶導演)、《貓頭鷹與小飛象》(洪金寶導演)、《開心鬼》(高志森導演)、《靈氣迫人》(于仁泰導演)等娛樂片,這當然絕不令人意外。翻翻《雙刊》,備受影評人關注的,最多評論文章的當數《似水流年》(嚴浩導演)、《省港旗兵》(麥當雄導演)、《傾城之戀》、《上海之夜》等。時值八四,九七臨頭,影論人的評論傾向也難免把所有電影都作為一則又一則要解讀的政治寓言。無論是《省港旗兵》將內地人看做徹底要排斥的他者,還是《似水流年》以鄉土情懷化解一切矛盾,也只是面對同一問題的兩種背反的態度而已,所謂銅板兩面。

《公僕》的故事是以老差骨李修賢與學堂出身的艾迪作骨幹,兩種辦案作風相互碰撞,末段搞出殺錯良民無可挽回的悲劇,由此引申出對警察作為合作使用暴力的政府代理的深刻猶豫。電影節奏控制得不算很好,對警權這核心問題的關注,在情節本身的推進過程中亦有進退失據之處。但論其對警方暴力問題的觀察,其尖銳可謂港產片的高峰。近年有「剝光豬搜身」、警署強姦等事情,香港幾乎才剛剛「發現」警權這個重大社會問題。片中李修賢在警署裡扯破自己襯衣,撞向文件櫃扮受傷,老屈涉嫌改槍的疑犯搶槍兼襲警。警隊固然一直有問題,問題卻更是出於香港社會缺乏有如《公僕》之類的文化記憶。

當年《雙周》唯一一篇《公僕》的影評,也只是將電影簡化為一部通俗的警匪片,也就不足為怪矣。警察形象在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後快速洗底,警權、警察暴力這個系統性的社會問題也「自然地」我們的日常意識中淡出。李氏這部對警權問題深刻反省及猶豫的作品,成為他警察電影生涯的一聲絕響,一次例外;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一片的熱烈討論中,注視本土社會體質的一點無以為繼的微弱怪光。


時光倒流:還不討債更待何時

根據齊澤克(Zizek) 對《安提戈涅》及《哈姆雷特》的分析,兩部作品都包含未白之冤及不當的葬禮。安提戈涅及哈姆雷特的父親肉身雖已作古,他們在人世中的事務卻未完全解決,換言之,他們的死是不完全的。夾在這肉身已死,但還有人世間未了事之間這種狀態,他們無可避免以某種形式回歸,回到當前現實討回所謂的「符號債務」。

電影《老港正傳》的處理又好,新浪潮電影又好,《公僕》之類的電影又好,難道不能理解為屬於香港的一筆所謂「符號債務」(symbolic debt)嗎?這筆「符號債務」,既是香港電影史論述的債務,也可能是透視我城歷史論述缺失的一筆債務。真亦假時假亦真,香港今天已成為了一個人稱金融中心的地方,大部份人會認同或希望自己是中產階級。只是那要命的最近三四十年,我們對香港和香港人的認識已極速收窄剩下經濟動物享樂至上。香港曾經有過的稜角,對發展至上的猶豫、對許多社會體制的質疑,即使不是被徹底肅清,也是被掃進祖母的日記簿裡成為「我也曾經激情過」的談資。回歸十多年,無聲無息之中,別說對正統香港故事的質疑、猶豫、補充和註腳,就連最正統最主流的香港故事也悄悄被慢慢否定、改編和漂白(蒼白的「白」,非潔白的「白」)。

我們嘗試挖掘過往香港電影,辨認出有別於教科書或流行論述的香港面貌,檢回我們沒機會直面的傳統、被粗暴棄置了的精神,與及各式各樣未完成的計劃。有別於諸如「中港融合」、「背靠祖國」、「集體回憶」、「懷殖民的舊」等空洞口號,不對我城的文化土壤進行挖掘及重組,又焉能定位今日香港、形塑香港人主體、討論香港的方向?重新思考三十年前的一堆電影,猶如釋放一群還未及安葬的幽靈,讓它們重出人間追討符號債務,干擾因為這堆幽靈的構成性缺席而得以形成的論述秩序。


本文刊於隨2009年四月號《香港電影》附送的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季刊2009年四月號《HKinema》

7.4.09

尼泊爾人必需要死,或消費社會萬歲

奧利華史東的新作《w.》,裡面有場戲是鮑威爾突然正氣,質問副總統和國務卿等,恐佈份子根本散落全球一地都係,在伊拉克又找不到所謂的「WMD」(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出兵攻打伊拉克究竟是為甚麼。他一再強調自己軍人出身,每條美國少爺兵的性命都一樣重要,他不明白為甚麼。

副總統即時彈出來,說美國人口只是全世界的百分之五,能源消耗卻是全球的百分之廿五。中國俄國等地方固然是有石油資源,但過多三十年可能都自顧不暇,石油蘊藏量極豐富的中東,因而就是美帝國版圖的必然部份。

他媽的天理到哪去了。政治是甚麼,政治就是以完全不成比例的軍事力量實現一個完全不合理的世界——為了讓美國人可以幾十倍地享用其他人享用不到的地球資源。最令人不安的,卻是這應該已不是甚麼陰謀,也不是甚麼秘密。


被「證據」殺死

所謂的不安,並不單單在於地球資源有人享用得多有人享用得少這個所謂「客觀事實」,亦不只在於許多人已經習以為常。這個現實,還有更毒辣的一面。

差佬在何文田山槍殺尼泊爾人一案,與其說輿論和報導在評論和描述事件,全城都嘗試為警察殺人尋找辯護理由這點,難道不是更明顯麼?警察開槍打爆人頭,無可置疑是絕對令人震驚的。為了在意識上和語上秩序中安頓這震驚,便出現了以各式各樣論的專家為我們作出「技術分析」,說南亞人毛孔又粗又煮咖哩,胡椒對他們不起作用之類。但更根本的,難道不是城市對露宿者的焦慮麼?該尼泊爾人無家可歸,拾人殘羹餘唾,兩個紅白藍就是全部家當,間或問晨運客借支煙仔食,向山上小草撒野,諸如此類。

這當然就是露宿者典型形象,典型生活,難道他們可以出入坐的士或開私家車或花幾千元到上海或台北渡周末?或像《得閒飲茶》裡的viann般點了三千幾蚊的日本菜然後十分鐘說嗌飽剩下一桌子的珍饈?記得九七前後有調查指出,香港的新樓有七成是空置的,房子之於炒樓客就是他們望也不用望也可以買賣如儀的商品,這別說就是露宿者可望不可即的生活,這根本就是露宿者無家可歸的原因之一。換句話講,露宿者就是市場經濟消費社會概念上和定義上要排斥的對象。


欲蓋彌彰的對抗性

對於炫耀性消費,對於廣告和媒體等如何形塑了現代人的生活,社會學文化研究等學科的分析和批判當然不缺,這裡不用再示範。欠缺的不是隨口嗡式風花雪月,可能是將這些分析和理論直指所謂「和諧社會」和「常態」的邊界,或曰社會構成性的分裂。露宿者的生活,並不遵循貨幣和商品的邏輯,對地球資源的消耗和破壞亦大幅度地比任何「正常」的城市人為少。筆者不欲浪漫化露宿者,相信他們有能的話亦會希望脫離露宿的生活,但如果地球有一本歷史,他們的生活模式難道不是街頭巷尾才找得著的的隱閉英雄嗎?

古希臘有位仁兄叫第歐尼根,他最巴閉的事跡是連亞歷山大大帝都要專誠拜訪他,他卻叫亞歷山大讓開,別擋著他曬太陽。沒錯,這就是犬儒學派的老祖,這種犬儒(kynicism)與我們今說只懂冷嘲熱諷玩世不恭,否定世界有任何真善美的那種犬儒(cynicism)完全相反,但這需另文再述。k字頭的犬儒天生天養,放棄一切私產及物質生活,孓然一身了無牽掛,鄙視裝模作樣的組織和制度,甚至隨街小便做愛,行走江湖最多拖條狗及帶上一本書。犬儒主義者一直不僅遭建制排斥,也遭教會和其他希臘哲學排斥,不成氣候,可謂邊緣中的邊緣。但就如德國哲學家sloterdijk在其《犬儒理性批判》中所說,他們面上永遠掛著的微笑就是他們最根本最剝奪不了的武器。世界可以排斥他,但他的微笑就是他對現實世界的否定,就是他的存在的意義。

當然不是把露宿者誤認為有意覺的犬儒學派信徒,不同年代的犬儒要回應的社會文化現實也不盡一樣。但從露宿者的存在所對照出的社會病態和價值觀,不但沒有為輿論所重視,反倒被挪用為他們無法與人溝通、兇殘、可疑、需要鏟除——亦即是,抵死——的確鑿證據。文首《w.》裡副總統對出兵伊拉克的論點,出兵「攻打」這個意象,實在是深刻之至。資源的佔用不僅是一個「社會事實」,亦是需要以攻擊性破壞性的手段達到的目標,更是一個套套邏輯地辯護自身行為的準則,三為一體滴水不漏。當中你死我亡的對抗性,是尼泊爾漢子之死銘刻在城市肌體最深刻的教訓。

6.4.09

粗口炸彈保溫瓶



事情就是如此飄忽而弔詭。犯禁的東西,並不因其禁忌的性質而被壓抑,尤其是在媒體的中介下。學生自家制炸藥事件,老師校方勉勵學生注安全,學生壓力大得要寫悔過書,媒體消費者當然樂得每天追看同仇敵愾。但如果自制炸彈是禁忌,報刊繪形繪聲的報導自制炸藥的材料、如何上網找video tutorial等,難道不是事件最弔詭之處嗎?黃毓民由「仆街」說到「不該」和「poor guy」,難道不就是最好的說明。徹頭徹尾的禁忌與其擲界位之間,纖幼處得有如青絲,卻是龐大的快感泉源。


早前聽朋友說,鯉魚門六十年代前本存在石礦場,一場六七暴動礦場內大量炸藥不翼而飛,殖民地政府就索性將礦場關門大吉。涉事的少年大概不知道自己的科學探究精神不慎踩中了埋藏在統治者記憶中的地雷陣,但這興許是自家制炸令政府隆重其事的一條不為論及的註腳。

同理,不太善忘的讀者都會知道,立法會首次引入(局部)直選是一九九一年的事,即佔開埠至今百份之十多些少的時間。絕大部份時間以來,議會即使有所謂文化及操守的慣例,也是將絕大多數香港人排斥在外的所謂慣例,急不及待就忘情擁抱之,這有個學名,叫「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然而,當曾蔭權及一眾官員及建制派侃侃而談甚麼議會文化核心價值,當粗口真的在議會中被壓制排斥,至少媒體消費者還能從大量博學多才的學者評論筆下,了解如「仆街」等說法語出何典,於廣東話中是甚麼性質的表達等,可謂鑑古知今大開眼界——這只比替所謂「粗口」正名短了一步,短了與權貴的論述權鬥爭得勝這一小步。

追本溯源,連串事件的第一樁,是曾蔭權在立法會中說了疑似是「狗噏」的話。三月底他公開回應這根導火線,他提出了三個解釋:一,激烈辯論時,有時他會說話「失音」,失了準繩;二他沒有說粗口的習慣;三,事件發生之前,他根本未曾聽過「狗噏」這個說法。這徹頭徹尾就是弗洛伊德著名的保溫瓶笑話的港式演繹!

話說某甲借了某乙一個保溫瓶,用完歸還後,某乙才發現保溫瓶破損了。他上門向某甲追究,某甲二話不說的列舉了三種說辭:一,我借的時候已經破了;二,我還的時候還是完好的;三,我真的有向你借過嗎?先不論弗氏引述這個笑話是想闡明夢的特別邏輯,讓我們搞清楚這笑話的第一層教訓:三種說辭當然滴水不漏的免責聲明,但發表免責聲明的前提,卻是某甲實牙實齒的損毀了某乙的保溫瓶。弗洛尹德當是笑話說的案例,曾蔭權竟還在hang-over煞有介事的權充作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