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10.09

代賀第三百篇


忘記了出於甚麼原因,早前與室友說起不如把酗酒的頻率降低,由一星期七天試改為一星期兩三天。以全盛期一晚喝酒五六小時酒為計算基準,省下的時間羅馬城都建幾個出來了。正所謂in the beginning, when we were winning, when our smiles were genuine,那時候世界於我們還是輕巧的,一切都是選擇,最重磅的指控也就是「判斷錯誤」——有甚麼比還有選擇的餘地更值得祝福?理論家常重題黑格爾所謂的cunning of reason,亦即是當你以為你只為自己服務,陰差陽錯地你的利益卻不過是短路到更大更不由你所掌握的動態情境裡。資本家以為自己只為自己的盈利為自己的股東服務時,他的所作所為不過是在更大範圍裡趕絕其他生活或非資本主義社會組織形式的可能性,求仁得仁與愚不可及完美地重疊。廢話太多想說的只是當以為減酒可做更多事情,一晃才發現
喝不了酒已暗地裡成了吃人的現實,感情街坊兄弟知性生活全體賠掉,失去了吃酒聊生的美好時光只是整個天仙局他媽的微不足道的一小部份,連敏感都被閹割告訴我究竟換來了甚麼。未夠功能把片段有機地編織,結果不過always-already的深刻裂縫。追求偉大,與其渴望生命能得道,不如設定絕對的彼岸作為總差一點點的symptom,責備自己不足應比時刻擔驚受怕會崩潰幻滅要積極有生命力得多。說不回頭是死罪但死罪難道不是凡人最大的誘惑嗎:sacred和sacrificed不是看來還有點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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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哥藹雲是夢未(專登用「未」的)以求的良師益友。樓下全哥常說做人最緊要「夠做」,「夠做」並不是有現成語言可以翻譯的江湖用語,大意是有能力、服人之意。時間不假設甚麼卻是難以反駁的證詞,當朋友還只定性婚姻的無意義,旱地拔聰地成就無意義事情的震撼,是高幾個呢的。兩人的婚事是夠做的,不僅佩服還感動甚麼很挑釁。說不出甚麼好聽的話,唯有以勞動交換,祝你們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20.10.09

召喚老幽靈(新版)

我唔係証明要話比人聽我威,只係想話比人聽,唔見左既野,我會自己攞返!
——阿mark,《英雄本色》(吳宇森,1986)


2007的《老港》:到底欠了甚麼

還記得零七年的《老港正傳》嗎?電影上畫後,評論立場楚河漢界清楚不過。有指《老》是難得有心的電影,把在香港過了四十年隱形生活的左派有血有肉地在銀幕上還原;許多評論則開門見山指出電影對香港未來缺乏視野,一面倒北望神州,而且「選擇性失憶」,許多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如文化大革命、八九民運、7.1五十萬人遊行、反23條立法等一概缺席。

其實,並非勉強導演趙良駿做影壇羅賓漢,把最邊緣最受壓迫的政治聲音不合比例放大,更不是要求導演曲解香港歷史,將香港拍得如墨西哥查巴達般的革命勝地。想深一層,即使電影的意識是棄守香港北上神州,又是否真的需要故意把文革、八九民運、7.1遊行等悉數刪除呢——那是構成正統流行香港故事的基本元素吧。換言之,即使是批評的意見,也不過是還個最低的價,提出一個最低的標準。

五十年代韓戰爆發,聯合國向中國實施禁運,香港正式由轉口港變成主打出口的工業城市。六六、六七兩場騷動令本已政治上與中國分離的香港,正式在文化及身份認同上亦慧劍斬情絲,與內地一刀兩斷,戰嬰兒於六七十年代應聲進佔社會重要位置,香港也由此扶搖直上成為亞洲國際金融中心。一場八九民運一面令香港人深切感受到「中國」兩個字的壓力,亦一面令港人加速演繹其認命精神,趕快北上找機會。這樣的所謂香港故事,標準而耳熟能詳,甚至是不少人對香港認同的那要生死攸關的立足點——雖然這個版本的香港,結局是義無反顧的集體北上。

容筆者斗膽詮釋,對《老港正傳》的批評甚至失望,就是連這個大眾認可、政府官員大學教授瑯瑯上口、並向香港各種社經政治文化制度提供合理性的香港故事版本,也告失守。然而,這浪對《老》的評論的教訓,難道不是正式宣告某種更深刻的雙重失落嗎?大部份香港人勤勤懇懇奉公守法四五十年,耕耘出經濟繁榮文化(可能一度)多元,到底還是要在九七後棄守香港,此失落一;失落二,上述成功歷程,不過是近乎飛釘走鐵九江雙蒸後的經濟故事,加些少港人鼓起勇氣向當權者說不的政治點綴,竟都要成犯禁的情節。

並非要雞蛋裡挑骨頭,對於一部定位為於回歸十年對香港經驗回顧與反省的電影,一眾對《老》的批評果真有不當,這不當與其說是批評了電影缺少了甚麼,毋寧說是因為批評得不夠進取:難道補回民革八九七一,電影便能有意義地反省香港故事?簡化香港經驗固然要不得,但作為反省香港經驗的電影,也斷不應滿足於把流行的香港故事依書背誦一遍。


《夜車》:歷史無意識

1980年是所謂「新浪潮」電影(當時也有稱「新電影」)帶著青春破格精神空群出動的一年別,其中以暴力血腥掛帥的電影特別引起話題。當年余允抗的《山狗》、牟敦芾的《打蛇》、還有徐克的《第一類型危險》同於十二月初聖誕前夕上畫,同是徐克的《地獄無門》及嚴浩的《夜車》則搶佔復活動檔期。一年間多部極盡暴力血腥驚嚇的本土制作湧現,票房還要不賴(上述五部電影,除了《地獄無門》,均為當年最高票房的二十部),風頭一時無兩。

撇除衛道之士的大呼小叫,即使影評人和電影研究者也認真討論。當時一場名為「香港電影暴力的問題研討會」,便請來如徐克、牟敦芾等導演,於「香港電影文化中心」舉行,討論電影、暴力跟社會的關係。《夜車》上畫時,嚴浩甚至伙拍停刊已久的《電影雙周刊》做了一個有趣的實驗。他們於香港大學校園內搞了一場放映會,對象當然就是校內的大學員生;另外則請來了九位十七至二十歲之間、沒讀過多少書、家住石硤尾徙置區的古惑仔看午夜場。港大放映會後的討論,與及石硤尾徙置區古惑仔的觀後感,《電影雙周刊》分別整理成文,並置在雜誌裡。以《雙周》的話,是「嘗試去了解不同背景,受不同教育的青年對這部影片的意見的異同之處」。

大學生和古惑仔的觀後感當然不太一樣,前者著眼於電影是達到自己所標榜的暴力與寫實這標準,與及暴力電影是教舊細路還是令觀眾明白暴力不及解決問題。後者則主要是留意片中橋段及角色設定,能否在對應自己的日常古惑生活。如果兩種意見是要總結的話,大概只可以印證了電影「反映」現實之難:現實所指的是誰,現實在最高學府或是徙置區等等沒完沒了。單純以片裡的粗口及術語用得是否到位,一眾古惑仔女在片中的情緒及反應是否夠典型來理解電影的寫實性,當然就言人人殊。但因為電影攝制於七十與八八十年代之交,筆者認為《夜車》是歷史無意識地寫出某種往後或再沒機會描寫的現實。

《夜車》的故事描寫五個日間無所事事,晚上最愛跳油脂的青年。某天晚上大伙在的士高狂歡之際,忌廉(張國強飾)無意中偷到一部開蓬跑車。電影對剪了大伙在燈紅酒綠中忘情狂舞及忌廉駕著車走在孤單得有點陰深的路上的畫面,為這部夜車和為其乘客特製的不歸旅程揭開了序幕。主角一伙人在油站沒錢付汽油的賬,還錯手殺死了兩位油站職員的其中一個,其中一個同伴又被毆打重傷,後來又逼不得以撞死攔路的老翁,錯手槍傷了的士司機。在油站驚得逃之夭夭的阿b(嚴秋華飾),後來被老屈行劫,在警署內竟又巧遇生難的油站職員,卒之被供出其餘主角躲藏之處。一幢多層大廈的天台,無疑就是一個「有出冇入」的地方,也是一眾主角最後的(暫時)避難所。結局是墮樓的墮樓,槍斃的槍斃,被捕的披捕,一行五人最後生還兩個。

電影將偶然與宿命混淆得兩忘煙水,偶然地犯下第一個錯誤,其餘的災難就有如雪崩的發生,五位主角完全無法控制。片中的成年人,無論是忌廉的大佬、警察、雜誌編輯等,全是空心老倌虛有其表,除了維持成人世界脆弱的運作,幾乎完全沒有其他意義。從油站拿走,以為內裡藏寶的保險箱,九牛二虎的帶著逃走,才發現裡面只是一堆廢紙。青年人對於年成人蒼白、虛偽和無意的世界,要麼就像流行心理分析所說,閹割便能進入符號秩序,要麼便是以最大的能量來個車毀人亡式的大拒絕。

電影在一片屍橫遍野、血腥和涕淚交織的煙幕裡,表達了一種強烈地得無法吸納憤怒及怨慲。事發的大廈被清潔工人連夜的收拾場面,翌晨又繼續如常運作像甚麼都沒有發生。案發的痕跡可以被清洗,但這筆成年人世界欠青年人這筆無辜的債,卻只會像遊魂野鬼般盤旋和積聚。

不少評論批評電影調子灰暗及沒有提供出路或希望,但難道這不正是電影的寫實性及先見麼?電影的寫實性,與其說是一時一地的現實,毋寧說是香港的歷史現實。從香港的處境看,七十年代末開始的前途談判,鄧小平開支票說「馬照跳,舞照跳」,有人爭取居英權,有人要求主權換治權,有人提出「民主回歸」。當然也可以選擇立即歸邊,做個特區的好娃娃及五千人龍的傳人,再加廣深港深度融合,從馬後炮的眼光看,這甚至是事實上代價最低而效益最大。但難以否認,或可能根本想象不了,是當時的混亂及無助。

並非要猜度導演的動機,對前路的絕望控訴亦不一定人人都認同。但從香港發展的軌跡看,電影結局忌廉在天台的一聲怒哮,就是電影三十年前無助及混亂的香港的一聲怒哮,卻無意識地成為了今天棄守香港全面北望氣氛的一則超時空批判,餘音裊裊。


《凶榜》:壓在城市心臟下的冤情

具有導演本身也不一定很意覺的時代意識的電影,或時代線索被導演無意識地銘刻在電影裡的作品,新浪潮年代何止《夜車》。如果《夜車》為香港電影史以至香港史留下了一聲無法化約的怒哮,一年後余允抗的《凶榜》更嘗試用一則空間寓言拆散及重新組裝我們所認識的香港。

電影的場景設定在港島心臟地帶的一幢新落成商業大廈,樓下幾層未入伙的商場,樓上則全部已租出的寫字樓。男主人公是一位落泊的壯漢(秦祥林飾),他不願到外父的胸圍廠上班,但自己找工作又處處碰壁,卒之在這幢商業大廈找到一份夜班看更的工作。但原來這大廈的前身乃是柺子佬的大本營小孩子的亂葬崗,剛好男主人公的太太(余綺霞飾)懷孕了,而男主人公的八字又是陰年陰月陰時反正陰到極點,躲在大廈地牢等待投胎的紅衫猛鬼仔便恃機出動,希望投胎轉世重出人間。

根據《現代漢語詞典》,所謂寓言就是「用假托的故事或自然物的擬人手法說明某個道理,常帶有勸戒、教育的性質」。難道《凶榜》不就是可理解為一則嚴格意義下的寓言麼?如果紅衣猛鬼仔本身的死是一段不明不白的冤情,這則寓言便把平日在香港見怪不怪的新商業樓宇的落成(或所謂發展的時代巨輪),假托為令紅衣猛鬼仔這段本土歷史冤案永遠要被懸置、令它永不翻身的力量。中上環等地方,不就是今天香港的所謂金政心臟,同時亦是一百六十多年前英國人首先登陸和聚集的地方嗎?(令人回味再三的,戲裡的大廈其實就座落於金鐘,今太古廣場,舊日英軍軍營的對面)

在這意義下,如果紅衫猛鬼仔投胎轉世是為了追討其一直代雪之冤,投胎成為男主人公的孩子便可稱「短路」(short-circuited)。畢竟男主人公只是偶然到廈打工,而非決定把一幢商業大廈壓住被柺孩子亂葬崗上的地產發展商,更不可能是把紅衫猛鬼仔柺帶的柺子佬。同時,男主人公的八字固然不好,生活困頓而束手無策,但偶然相遇並拔刀相助的術士(岳華飾)幾輪大龍鳳後才發現根本不是紅衫猛鬼仔的對手。換言之,這則寓言由空間配置加上無數的錯置組成,在這堆錯置之前,猶如男主人公的凡夫俗子根本無能為力。這則寓言要是有任何洞見,便應在於導演及編劇(金炳興、李登、張錦滿)能透徹地把握香港的歷史狀態,以大廈、小孩亂葬崗、無能的男主人公等元素,編織成一則有觀點的香港故事,讓觀眾能對號入座地思考自身及香港的狀態。片末經典的最後一幕,便是紅衫猛鬼仔已經投胎成男女主人公的小孩,女主人公抱著嬰兒回到家,男主人公神經質地摸黑躲在家中一角,待太太一進門便提起斧頭劈下去之前的定鏡。這刀劈下去,是死是不死?從《凶榜》的觀點看,這個定鏡的開放性及暗示,直逼lindsay anderson於1968年的作品《if》裡,片末一場由男主人公伙拍同黨荷槍實彈在校園內向校方發動一場反擊戰後打出的「if」,叫人摒息。

有別於《夜車》以線性的故事交代這種縮命和絕望的憤怒,《凶榜》則以空間設定,翻譯出主人公(說成是香港人又有何不可)既無辜錯位,卻無法迴避地要直面的歷史遺下的冤情,還能順道給貪婪無度的地產發展鬆他媽的一踭。面對有關悲觀宿命的指責,這類電影無法不應聲舉手投降,正正因為電影要強調的,正是今天中港合拍片必需要有的積極正面的訊息的對立面。香港都一直強調精叻、靈活、識時務,並且一直識時務得今天文化上要被淘空要被融合,經濟上隨金融海嘯下墮得復甦無期,如《凶榜》如《夜車》等的曾經不合時宜的絕望吶喊,或許便是今天重要的思考資源。並不因為這些電影點了條好路給香港人,而是它們坦白地記錄了拒絕進入既定秩序的心靈(雖然最終失敗),以及不可對抗的「命運」及「宿命」等觀念的歷史維度及冤情結構。香港從來-已經(always-already)選擇調低這些刺耳吶喊的聲量,而選擇了一條自以為必贏穩定繁榮的偽路。


1984的《公僕》:雙重埋沒

《電影雙周刊》於一九八四年特製了「懷舊風特輯」,探討徐克《上海之夜》、許鞍華《傾城之戀》、梁普智《等待黎明》等電影。沒錯,八四年就是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加上一連串表面上以遠去的時代背景包裝著不知是否存在的社會評論,難免影評人張九會如此說:「和李焯桃談起『新電影』(作者註:當年對『新浪潮電影』的另一稱呼),他說嚴浩的《夜車》(作者註:1980年)、徐克的《第一類型危險》(作者註:1980年)等在今日回顧,又多了一重意義:新電影最常被人詬病的狂暴、悲觀、宿命一類特徵,今日看來竟然完全justified。」作為認為,部份電影工作者對世局有著先知先覺,甚至不合時宜的敏感。由是之故,不少上畫時被埋沒、被影評人以別的角度或框架批評的電影,若干年後,在某種社會大環境下,或許才能顯示出其對時局回應的敏銳性。

然而,筆者倒想補充,埋沒也不止是一種的。《夜車》及《第一類型危險》等電影,既是新浪潮的代表作,也能於幾年後在香港前途談判得全香港人大難臨頭時,接駁上另一詮釋框架,成為香港電影史論述的一部份,其實還算求仁得仁。有些電影則要更倒楣一點,其鋒利之處總是已經被埋沒,上映時不被察覺,也無以接駁成為思考香港電影史,以至香港自身故事的資源。李修賢同樣於1984年製作的《公僕》,或許在此能權充一例。

論票房當年榜首的是《最佳拍檔女王密令》、《開心鬼》(高志森導演)等娛樂片,這當然絕不令人意外。翻翻當年的《電影雙周刊》,備受影評人關注,最多評論文章的當數《似水流年》(嚴浩導演)、《省港旗兵》(麥當雄導演)、《傾城之戀》、《上海之夜》等。時值八四,九七臨頭,影評人的評論傾向也難免把所有電影都作為一則又一則有待解讀的政治寓言。無論是《省港旗兵》將內地人看做要徹底排斥、生產恐懼的他者,還是《似水流年》以鄉土情懷化解一切矛盾,也只是面對同一問題的兩種背反的態度而已,所謂銅板兩面。

《公僕》的故事,以老差骨李修賢與學堂出身的艾迪作骨幹,片中新舊兩種辦案作風相互碰撞火花四濺,末段搞出殺錯良民無可挽回的悲劇,由此引申出對警察作為合法使用暴力的政府代理的深刻猶豫。電影節奏控制得不算很好,對警權這核心問題的關注,在情節本身的推進過程中亦有進退失據之處。但論其對警察暴力問題的觀察,其尖銳性於港產片可算高峰。近年有「剝光豬搜身」、警署強姦等事情,香港幾乎才剛剛「發現」警權這個重大社會問題。片中李修賢在警署裡扯破自己襯衣,撞向文件櫃扮受傷,老屈涉嫌改槍的疑犯搶槍兼襲警。警隊固然一直有問題,問題卻更是出於香港社會缺乏有如《公僕》之類的文化記憶。

當年《電影雙周刊》唯一一篇《公僕》的影評,也只是將電影簡化為一部通俗的警匪片,也就不足為怪矣。警察形象在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後極速洗底,警權、警察暴力這個系統性的社會問題也「自然地」我們的日常意識中淡出。然而,警察權力、警察暴力等觸碰體制核心的問題,與因廉政公署成立而改善的貪污問題不完全重疊,更與警察形象由如李修賢牛記笠記升格至劉德華在《無間道》般官仔骨骨完全風馬牛不相及。

時值1984年,將前途問題視為頭等大事無可厚非,但「香港」亦不僅僅是一個北京和倫敦在談判桌上的客體,香港有其自身的社會和體質,及更多不會因回歸而逆轉的問題。李氏這部對警權問題深刻反省及猶豫的作品,成為他警察電影生涯的一聲絕響,一次例外;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一片的熱烈討論中,《公僕》亦成為了注視本土社會體質無以為繼的一點微弱怪光。


時光倒流:還不討債更待何時

根據齊澤克(slavoj zizek)對《安提戈涅》及《哈姆雷特》的分析,兩部作品都包含未白之冤及不當的葬禮。哈姆雷特的父親及安提戈涅兩位的肉身雖已作古,他們在人世中的事務卻未完全解決,換言之,他們的死是不完全的。夾在這肉身已死,但還有人世間未了事之間這種狀態,他們無可避免以某種形式回歸,回到當前現實討回所謂的「符號債務」(symbolic debt)。

電影《老港正傳》對香港故事的回溯也好,新浪潮電影又好,《公僕》之類的電影又好,難道不能理解為屬於香港的一筆所謂「符號債務」嗎?這筆「符號債務」,既是香港電影史論述的債務,也可能是透視我城歷史論述缺失的一筆債務。真亦假時假亦真,香港今天已成為了一個人稱金融中心的地方,大部份人會認同或希望自己是中產階級。只是那要命的最近三四十年,我們對香港和香港人的認識已極速收窄剩下經濟動物享樂至上。香港曾經有過的稜角,對發展至上的猶豫、對許多社會體制的反叛,即使不是被徹底肅清,也是被掃進祖母的日記簿裡成為「我都曾經激情過」的談資。回歸十多年,無聲無息之中,別說對正統香港故事的質疑、猶豫、補充和註腳,就連最正統最主流的香港故事也悄悄被慢慢否定、改編和漂白(蒼白的「白」,非潔白的「白」)。

挖掘過往香港電影,辨認出有別於教科書或流行論述的香港面貌,撿回我們沒機會直面的傳統、被粗暴棄置了的精神,與及各式各樣未完成的計劃。有別於諸如「中港融合」、「背靠祖國」、「集體回憶」、「懷殖民的舊」等空洞口號,不對我城的文化土壤進行挖掘及重組,又焉能定位今日香港、形塑香港人主體、討論香港的方向?重新思考三十年前的一堆電影,猶如釋放一群還未及安葬的幽靈,讓它們重出人間追討符號債務,干擾因為這堆幽靈的構成性缺席而得以形成的論述秩序。

(刊《溜走的激情——80年代香港電影》)

15.10.09

你睇得佢到,你睇我唔到——短論《攻佔媒體》的運動與紀錄

今年七一遊行,筆者和所屬團體於軒尼詩道上擺街站,剛好我們被分派的位置的頂上,就是人民台的八隻大聲公。整天的遊行,人民口彷彿就是甚麼 official radio channel,全程直播遊行的情況,他們沿著遊行路線租了多個地方放置大聲公,甚麼聽眾phone-in、甚麼地方有警察攔路、遊行人仕可以如何抄小路突破警察防線等,基本上所有在沿途的參與者均可以馬上聽得到。加上當天是有江湖傳聞會有參與遊行者,自行組成小隊在某個位置發難,橫過軒尼詩道直衝告士打道進行攔路行動,聽著蕭若元的聲音在大聲公中不斷傳出來,如果他會及時調動人群把主要幹道設路障等,通知群眾警察如何佈防等再來個水來土淹,難免會想:革命隨時發生。

這或者就是《攻佔媒體》最迷人的地方。二零零六年,墨西哥南部的奧哈加一場由教師發動,要求省政府增撥資源,改善學校設施、學生膳食和教師待遇等的工業行動,逐漸擴散及漫延為一場矛頭指向獨裁省長羅爾斯,要求他倒台謝罪的全民運動。過程中,行動者深明在墨西哥南部資訊流通,並不如發達國家社會人人全日上網加流動電話通訊,他們便佔領電台電視台,不僅作為發佈消息之用,還可讓奧哈加的人民能夠在大氣電波中自由發表意見,高峰期佔領了十四家電台!運動中後期三千奧哈加罷課的教師,用十九天時間走了五百多公里遊行到墨西哥城進行絕食抗爭時,奧哈加的人民還可以透過大氣電波向遠方的同志傳情達意表示慰問。簡單的通訊技術,在這場倒省長的大型運動中,發揮著動員、組織等有效而妙不可言的功用。

在呈現多元平等的參與(計有教師、醫護人員、司機、原住民、女性團體、大學生諸如此類),與表述媒體爭奪戰之間,電影便顯得有點顧此失彼。不知道是否導演Jill Freidberg有意避開不探討運動具體的組織模式及與官府的角力,當然導演有交代政府的分化、鎮壓、操弄恐懼等手段,但畫面所及只是與警察衝突的「動作場面」、繽紛絢爛的大型遊行示威及大頭訪問;至於霸佔電台亦只是推咪on air、與軍警的攻防等畫面。反正一味是呈現呈現再呈現,sound bite sound bite再sound bite,導演的位置顯得有點旁觀,而觀眾就在導演選定的時間跨度上,被影像直線地帶著親歷運動的一部份,在熱血沸騰及丈八金剛之間兩茫煙水。

最突兀的地方有兩個,幾個台柱式的受訪者幾分鐘前還在大談霸佔電台如何為運動提供通訊渠道之類的讚詞,而他們也彷彿是親身參與的行動者,突然話鋒一轉便連續幾個訪問片段指霸佔回來的電台受到利用胡亂動員,並且沒有盡責任向人民解釋行動的背景原因。由讚賞到批判不見得有甚麼中介,批判完亦馬上回到運動現場。觀眾當然沒能分辨這判斷是否屬實,但這也不是重點所在,而是這部份既批判對象不明,亦與整套片的情緒和形式格格不入。希望不是初剪後被觀眾詰問為何只有純粹的讚美沒反思,因而胡亂加插,此其一。其二,片末「基地電台」重新開咪前,是軍警全副武裝開著坦克車裝甲車衝進大學要攻佔大學電台,人民和軍警血併了七小時。之後vo說行動者讓步停止運作電台並交回校方,鏡頭一轉便是三個月後重新開咪。之間經歷了甚麼考慮,運動的走向如何,電台為甚麼又能重新運作,政府為甚麼不加阻撓等,一概沒提。只是同樣幾個主要受訪者繼續鬥高昂地說,墨西哥不會再一樣了,奧哈加經歷了這場運動後更不會走舊路了。

與獨裁政府鬥爭的社會運動當然絕對需要支持,但如此跳躍的交待事件,復沒有對任何環節及議題深化討論,如此狀況,難道不是正面要求觀眾思考運動及紀錄運動的電影之間的關係嗎?紀錄片因為有了影像的元素,出於視角的考慮,太多背景資料及具體論點不錯可能會變得乾澀,不如乾脆讀書讀文章。然而若社會運動本身已在實踐改造社會的功能或至少嘗試,把運動帶到銀幕的紀錄片的功能又可以是甚麼?與運動本身是否應有距離,或怎樣的距離,才能成為運動有意義及有生產性的一部份?政府的各式腦殘宣傳片凡事hip-hop硬銷已是指定的嘲笑對像,社會運動的紀錄片如何可以做到不流於簡單交代呈現,甚或介入事態振奮人心?在呈現多元平等繽紛參與,及說明經營運動或人民媒體的重要性兩者的匯流上,《攻佔媒體》有效地給予了觀眾力量的感覺,但可以再要求多點嗎?

這點要求,其實簡單不過:遠在墨西哥的運動,我們是透過紀錄片得知的,然而作為觀眾及導演對眼前的媒界或載體,與其指涉及介入的運動之間的關係,卻一直沒有太多處理。往往關注都投放在電影在或說明或呈現或介紹的社會運動,而電影這媒體或載體卻怪異地獲得某種透明的性質(除了爭辯客觀與否的問題及導演對事件的立場,對電影幾乎便無話可說)。容筆者暫且去脈絡地說,這不是逆向幻覺(reverse hallucination)還是甚麼:如果見著如鬼魅等不存在的東西是順向的幻覺,逆向幻覺不就是明明事物就在眼前,你卻視而不見,或只見到其消失或缺席麼?莫非這就是運動紀錄片的命運?


第七屆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 The 7th Hong Kong Social Movement Film Festival
影像.感動.思索.行動
就在你與我身邊


《攻佔媒體》
Un Poquito de Tanta Verdad (A Little Bit of So Much Truth)

製作 編導 剪接:朝兒. 弗德堡
製作:Corrugated Films
2007/墨西哥 美國/Color/DVD/93min
語言:西班牙文/中文字幕
http://www.corrugate.org/

「墨西哥教師由反對教育私營化開始的運動一呼百應,團體、民眾相繼加入,在oaxaca州試行自治,佔領發訊站和電視台做電台電視廣播。電視做談話節目,沒有哪個名人名咀講八卦;街坊講自己睇法,或可是一套道理。電台熱線jam晒,都是民眾打電話去向教師說支持的話。當「受眾」佔領「媒體」,廣播回頭走向街坊街里的溝通,又似乎有了一些可能性。運動經由傳播規模迅速擴大,令國家暴力首先針對電視台電台發訊站。民眾就沿途設路障守衛,每屋每戶都徹夜聽電台的戰報:警察正往哪處清場,會途經哪處,聽見要來了就跑到街上幫忙守衛。於此媒體與運動須臾不可離,要說這是工具性,到了極致就難辨彼此。

放映時間及地點:
- 2009/10/15 (星期四) 晚上19:30
地點:香港獨立媒體
地址:灣仔軒尼詩道365號富德樓9字樓

- 2009/11/11 (星期三) 晚上19:30
地點: 中大文化廣場

4.10.09

深水埗順寧道:市建局的混賬

沒調查研究便沒發言權。重建項目越來越多,不同重建項目便成為了考驗重建的法例和政策的適用性和合理性的最佳測試。原有的法例如政策是否夠周密、具體細節間有沒矛盾,重建的後果對舊區的人事物有沒改善,怎麼樣的改善等,全部逃不出一波又一波浪奔浪流的測試。


先來一課「人口凍結」

雖然《市區重建策略》話重建是「以人為本」,又話重建是要「改善原區街坊生活」,但眾所周知,重建為大生意,無一個重建項目不是剷平舊區建豪宅,大建特建大賣特賣大賺特賺。不過,就算如此,做生意有錢賺時,都好應該要有付出,官家拆人樓趕人出家園,當然也要先賠償安置。然而,賠償是依據什麼來計算的呢?所謂的「人口凍結」就是作為計算賠償的依據:凍結人口當日,有關單位是業主自住還是空置還是租用,有關單位的租客是誰,誰人獲多少賠償或是否獲得安置,就是依據人口凍結計算。而凍結當日,一般理解就等於是重建項目的公佈,因為大眾媒體都會報導。


漏洞:在「市區重建政策」與「業主租務條例」之間

然而,在人口凍結及市建局實際收購之間,存在著一段幾乎無法確定的時差。深水埗順寧道重建項目的街坊,正是被這段時差搞得既不順亦不寧。不無弔詭,街坊的雞犬不寧,並不純粹是甚麼社會要改善必經的陣痛之類的屁話,而是因為重建的政策及法例之間,內藏一筆荒謬矛盾的「混」賬。

今年六月廿六日,市建局派人到順寧道即將要進行重建的單位進行人口結工作,及後十幾戶街坊便相繼收到業主(該項目內不少單位的業權皆與某地產公司有關)寄來的收樓信要求搬遷。重建區內許多住客是同一單位內間開的套房租戶,甚至板間房租客,家境清貧者不在話下,忽然一紙迫遷令,人心惶惶可想而知。

由於按現行市建局政策指明,「出租/空置」單位的賠償將被折算約三份一,有些業主利字當頭以為驅逐租客可獲「自住」賠償者;又或者驅逐現時平租租客,轉租給自己人也說不定。在2004年業主租客條例改動過後,趕租客走是相當簡單的事,但重建並不是可能只是服侍業主利益(至少不至於如此明言)。那麼,在法例有漏洞之下,市建局自己的政策是否可以保障租客利益,維護市建局成立的宗旨呢?


回頭紙:以政策填補法例漏洞

據悉,早幾年深水埗的海壇街重建項目已經有類似情況發生,區議會也向市建局提出過相關的質詢,但時至今日,市建局仍未作出任何政策彌補由它公佈凍結引來的一連串後果。

根據市區重建策略第 4(b)項:「受重建項目影響的住宅租戶必須獲得妥善的安置」。換言之,哪怕重建是徹頭徹尾的牟利活動也好,至少也得先妥善安置區內被重建剝奪繼續安居權利的居民。但順寧道項目所揭示的,卻是由現行法例及政策所包庇的一段無法無天的時差。自人口凍結後,一些地舖、業住、租戶成立了順寧道重建關注組,互相交流資訊集思廣益,並於九月三日約見市建局物業及土地部總經理黃偉權,及市建局社區發展總監蔡仁生,在會上市建局把所有責任一概推卻。(紀錄片段可參考舊區更新電視台報導)

現行重建法例及政策容許了市建局一段長時間的「免責時差」:市建局認為順寧道項目尚未「正式」宣佈,人口凍結只是人口凍結,之後還有已於八月底結束的閉門諮詢,還有待市建局把完整計劃送交發展局,發展局又再送交特首及行政會議再審批,然後才正式啟動收購程序,俟市建局正式成為套房板間房等的業主後,租戶的賠償問題才開始成為市建局要處理的問題。正式收購前,任何租客的去留是純粹業主及租客之間的合約問題。換言之,市區重建策略所提及的「受重建項目影響的住宅租戶必須獲得妥善的安置」,以市建局的立場,是當租客成為了市建局的租客後才有資格獲市建局「妥善」的安置。在人口凍結日至到市建局「正式」公佈「重建」之間一段無法確定長短的時差,業主以任何方法把租客嚇走迫走趕走,市建局代表就說,既不是市建局的問題,市建局亦沒有責任處理。

現在居民要求市建局建立「回頭紙」的政策(即市建局對在人口凍結後被趕走的租客的書面賠償承諾,若日後行政長官不同意此項目重建,則此承諾亦自動作廢),以填補法例的漏洞,彌補因市建局公佈凍結而對租戶造成的影響。可是以市建局到現時為止一直拒絕發出回頭紙,原因是「政策沒有回頭紙這回事」。


市建局一慳再慳?

事實上,現在的情況,到底何人得益?話說凍結後至特首發板前一段時間被迫遷的租客得不到賠償安置;凍結後才搬來的租客,又很可能被當成是「釘子戶」而得不到賠償;出租業主呢,由於凍結日該單位已有租客登記在案,業主的賠償會被扣減約三份一(按市建局政策,重建賠償額最高是所謂「自住」的物業,「空置」及「租用」的物業所獲得的賠償均要被折算約三份一。)市建局職員見街坊就說,不發回頭紙不是為了慳錢,但這明顯也是不該存在的瓜田李下。

順寧道的居民並非「賴死唔走」,而是殘缺政策的受影響戶,問題不在他們身上,相反是殘缺政策的受害者。現時香港重建主要是針對被認為殘破不堪阻住發達的舊區,但別忘記,舊區同時亦支撐許多最基層市民的生活的地方,如果重建無法改善這些居民的生活,相反因為租用的形式及重建過程中悠長的免責時差,反而進一步干擾及危害基層市民的生活,違反了市建重建局成立的宗旨,那麼重建重建,不如乾脆先「重建」了市區重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