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1.04

恐同?坐維珍啦!


維珍航空的廣告,多坐地鐵的朋友多半不會陌生。在地鐵出現的維珍航空廣告,多半說自己願意儘量提高服務質素、機艙設施等,以滿足其三尖八角的客人的九唔搭八的要求。甚麼階級意識階級霸權等先放一旁,反正維珍想表達的訊息就似是,不論你有多麻煩,選乘維珍,維珍總會接受不同類形的客人,滿足難度再高的要求。在上海幹廣告的朋友傳來一條維珍的廣告片,初看之下,清風送爽;但短短一分鐘的廣告,竟可讓人越看越心驚。

廣告在一家有卡拉ok唱的酒吧內開始,一位身穿夏老威的男子倚牆獨飲,另一名肚腩夏老威則臉掛微笑,持咪迫近獨飲的夏老威,唱著的是how deep is your love,bee gees震音版。鏡頭一轉兩人便已在泛舟湖上,再轉便是在樹下讀書,肚腩夏老威當然讓肚腩透透氣,曬曬太陽。接著是像《暗戰2》中劉青雲與鄭伊健般平排糾纏的踏單車。然後是斜陽下波光上,雙雙起舞、在即影即有的保麗來證件相機拍親密照、水乳交融造《人鬼情未了》式的陶瓷、火爐前吃水果、贈送性感小內衣,共浸泡泡浴,包羅萬有,你想不出的浪漫小情趣都有。最後,當然是小教堂婚禮,禮成要嘴——音樂驟然停下,獨飲夏老威猛然扎醒。

一切當然是場夢,獨飲夏老威實際上置身於不知名航空公司的班機上,沒有維珍的獨立flatbed。肚腩夏老威只是坐在他旁的不知名搭客,一塌糊塗的倒在他肩上睡覺,口水狂瀉。然後一把聲音緩緩升起,說道,「如果他真睡在你旁,你便真的會與他結婚」。維珍可能的確很在意富貴並且要求高的乘客,但維珍也會告訴你,你患有同性戀恐懼症嗎?不用花錢看醫生,選乘維珍便好了。你怕某些夢幻美好得不可企及的經歷,令你不能自拔從此變成同志嗎?選乘維珍好了。

記得以前讀過richard branson的自傳,他的古怪兼傳奇事蹟多不勝數,他的唱片label 「virgin」引入過經典的mike oldfield(驅魔人的其中一首主題曲,便來自他的長青大碟「tubular bell」)、sex psitol、culture club、human league等。他在八十年代創辦的virgin atlantic,其發展史便是與當時幾近壟斷的英航的一段鬥爭史(當然,也可以說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戴卓爾主義的一段側寫)。他於十多年前坐熱氣球棋渡大西洋,更是破盡熱氣球史的紀錄。但印像最深刻的是,維珍是一班hippie的青年做郵購唱片起家,男男女女過著胡天胡帝的公社式生活。上述廣告的創作人不一定知道這些胡天胡帝的歷史,但真不知道老細richard branson本人,看了這個表面風趣內裡惡毒的廣告會有甚麼反應。

25.11.04

是不瘦降之謎,還是反大企業之謎?


反全球化、反大企業有許多方法,可以像幾年前西雅圖、熱那亞、坎昆般讓幾十萬人在街上反抗大派對、可以像南韓農民李京海般在wto會議的會場外自殺抗議、可以像naomi klein般寫本反全球化聖經no logo、可以像j.k. gibson graham般當全球化不是甚麼,各式其式,餘不一一。美國的morgan spurlock便選擇了拍一套給人討論的鬧哄哄的《不瘦降之謎》(supersize me),以身試法,向世人示範快餐工業的專斷和禍害。電影故然有許多地方能召喚立場相似的觀眾,大家同仇敵慨一番,但看完後最大的不安,竟是全球化縱然不是甚麼,反全球化也不知可以是甚麼。

就如michael moore的bowling for columbine和fahrenheit 911,naomi klein的no logo一樣,電影用心發掘出充斥我們日常生活細節的小資料:曼克頓區小小的地方,麥當勞竟已開設了八十四家分店;法國麥記的大杯裝汽水,在美國只是當小杯裝出售;一天三餐麥記,等如一天攝取一磅精煉的白砂糖;過量的麥記會取代性生活的樂趣等等等等。用直擊報導的手法記錄導演自己連續三十天三餐麥記,和當中各種令觀眾也看得心痛的身體反應,事實上也很有效果,起碼觀眾會知道麥記「美味健康」的實質化學成份和生理作用——如果像他這樣吃的話。

可惜,電影最後卻看來親手葬送了他自己提煉出來的批判菱角:雖然否認與《不》有關,但記的確取銷套餐加大碼的選擇,並另設了成人的happy meal;舉辦了沙灘排球賽證明自己食得玩得;導演女友的排毒食譜也相當見效,導演只進麥記那一個月增了的二十磅,也在一段時間後減掉了。我當然絕不是要求他當烈士,狂吃直至性無能肝衰歇七孔流血而死才夠震撼,但電影如此埋尾,不夠令觀眾茫然麼?導演並言無明這就是大獲全勝,但他的確記錄了麥記的改變。但麥記所退讓的,是導演針對的嗎?再者,若麥記所退讓的,的確是導演所針對的,那我們要問的是,可能便是導演所針對的,其實有甚麼重要?

聽過一個故事,是這樣的。八十年代奧地利曾舉行過一次總統大選,一位中間偏右的候選人,和一位左派對壘。左派瘋狂攻擊其對手在二戰中有不可告人的經歷,但最後中間偏右勝出了,分析指出,支持他的選民,多少便和中間偏右一樣,有著不可告人的過去,他們不希望揭露自己,中間偏右的遮遮掩掩,故便最是引人入勝,妙不可言。回到《不》,對(反)麥記感到希望尚在人間的,起碼可以有兩種人。一種當然是庸俗的:少食固然唔使死,更何況麥記都會搞有益身心的活動?第二種才是,麥記既非全能全善,反抗還大有作為。我當然不知兩種人各佔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兩者之間頗有鴻溝,由第一種變成第二種,距離不止交臂之間。

關心身體健康的人,可能只要能身體健康便夠好了,反大企業的人亦有自己的要求和理據,雖然也可以援引企業對人身體的影響作其中的主題。但電影看來卻不能成功的將兩種要求結連。彷彿大企業在其城牆上漫天灑落維他命丸,便將不少於其城門抗議的人賄賂走了。電影問了一條很好的問題,一條很self-reflexive的問題:在反麥記的事業上,where does self-responsibility end and where does the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start?但電影折射出的問題,其實可能是where does care for health end, and where does resistance to food corporate start. 但答案可能是,兩者一天仍未有重疊的地方,兩者中間的深淵便會一直令人不知所措。

我明白若說大企業其實事先已預留空間給別人反抗,給自己改變——都仍可盆滿砵滿,是令人沮喪,令自己殘廢的說法。大企業不會全能全知全善,反對的人當然一樣,未能將大企業幹掉不一定暗示它們無敵,問題可能存在於反抗者之中。

19.11.04

the front的冷戰藝術


印象中好像沒看過活地阿倫並不同時執導的電影,今天看他1976年的the front(大陸老翻版譯「出頭人」)算是第一套。但除了些許細節的處理方式外,不看片末的credit,還看不出活地阿倫在本片沒編沒導齋演哩。

電影的時空是設在恐怕是冷戰其間的紐約,阿倫在本片仍是飾那種略有小聰明而口沬遮攔的角色。他本是餐廳的收銀員,目不識丁,滿身債務,不時還身兼人肉外圍賭檔。一天,他一位支持共產主義的作家朋友,向他透露他被美國政府列入了黑名單,電視台不再接受他寫的劇本稿子,朋友希望阿倫能借出他的身份,讓他能繼續為電視台撰稿維生。阿倫因為能從中抽佣,便樂意相助。誰料這位新普「作家」卻一炮而紅,大受賞識,他從此稿債不絕,許多其他給打入了黑名單的成家也樂於透過這個空有身份的「作家」賺錢糊口。但好境不常百密一疏,政府還是找到證據捉他去答辯。

電影中還有一位天才,哈基,幾乎是為舞台和鎂光燈而生的。他曾經一次參與五一勞動節的遊行,這後來卻成為了政府指控他與共產黨有關的把柄——雖然他事實上只為了幹遊行隊伍中的一位大臀的女孩。他一心想在台上的表演,那些沒頭沒腦的「證據」卻教他水洗不清。阿倫與哈基相同之處,是他們實在都毫不支持共產主義;只是對哈基來說,他根本沒留意到竟然有一連串蛛絲馬跡,可讓政府鐵證如山地指控他與共產黨有關,而阿倫的作者身份的所有重要性,是其政治清白的作者之名,從頭到尾都只為了隱藏其徹頭徹尾(還要不止一位)的共產主義作者之實。換言之,可能有意,也可能無意;可能是動機,也可能是結果,總之「共產主義者」根本無甚麼實質的內容可作為定義——除了零度地定義作一個交互主體的位置。

不久前在
london reviews of book中讀過andreas huyssen一篇談泠戰的文化問題的文章,頗有趣味。huyssen指出,在討論冷戰文化的內容前,冷戰文化這主題本身可能已是問題重重。例如蘇維埃和東歐所標榜的,其實不會少了十九世界的偉大資產階級文化,如大量的音樂家,文學家等。而美國學術圈子,也從來存在著大量的東歐知識份子。又例如cia和fbi等是會主動大量投資於反共的文化活動,而可能是遠早於我們現在一般定義的冷戰年份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冷戰時的美蘇可能真的對立,但實際上在對立的內容,可能根本不清不楚,也可能叫我們意想不到。換言之,如果用上文的論述方式描述冷戰的情況,冷戰可能也不是甚麼,除了被零度地被定義為一個交互主體的位置。

事實上,the front有意無意地叫惹人注視的是,即使存在著一班很嚴肅地愛國的政府人員(當然也嚴肅得很笨拙滑稽)對娛樂圈中的共產主義者嚴陣以待,這班政人員之所以對共產黨焦慮不安紥行晒馬,還不是因為這班共產主義者在大眾娛樂事業影響深遠大紅大紫?電影選擇娛樂圈作為故事的場境,實在恰如其份,除了有事實根據外,冷戰中似是而非的二元對立假設,事實上亦可與創作、表演等,似乎同樣意味著虛假真實二元對立假設的活動,互相照亮,也互相嘲諷。

片末出credit的時候,頭幾個出現的名字,包括導演、編劇、主要演員等,都附有一個五十年代初的年份,標示他們是在何年給列入黑名單。從這個角度看,怕這部電影便為他們提供了一創傷性的絕爽。給政府列入黑名單,生計都成問題,肯定絕不好過,但電影的結局是狂想曲式的:阿倫從未如此勇敢地對著秘密審訊他的委員會說:「go fuck yourselves!」鏡頭一轉,他已在列車月台英雄式地熱吻女主角——雖然他一隻手原來已給等候押他上車的警察扣著了,一直與他合作的幾位共產主義作家還要若無其事的與他擁抱作別。面對自己的創傷,卻不複製悲情,這程度的抽離,卻不知是禍是福了。

17.11.04

無法消解的張力——聽「如何邁向創意城市」研討會


西九龍的大型文娛藝術區,從完成填海至今,已有十年左右的時間。其間,香港經歷了地產、科技等特大泡沫,全部都得不到甚麼好結果,一個又一個經濟發展的主調已自殺或給謀殺後,終於輪到文化和創意。西九龍的大計劃開已進入諮詢階段的今天,整個特區風起雲湧,街頭巷尾都在談論文化和創意:有大財團付款邀請傳媒到歐洲十天走五個國家,和花多眼亂博物館和展覽館、也有以文化和創意為主題的國際會議接連在香港舉行。今天,藝術發展局在一片喧鬧聲中,便作了一次討論文化和創意的示範。

由藝發局主辦的系列研討會,「如何邁向創意城市」,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第二期——今天的最新地標——的香港金融管理局總部舉行。據今天的主持陳永華教授指出,該擁無敵海景的場地由金管局慷慨借出,費用全免。討論創意的研討會在金管局舉行,從場地的性質以至其實際的地理位置,已是足夠韻味深長。

金管局的總部位於國金二期的五十五樓,但在大樓裡,能到五十四樓和到五十六樓的那幾部升降機,並不能上到五十五樓。要到金管局,便得從與商場相連的升降機大堂,乘扶手電梯往下走一層,然後再來一個大u-turn,經過那狹小的通道,才能進入只上金管局那層的升降機的大堂。最後,進入等候升降機的區域前,還要通過作G4打扮的保安與地鐵閘口般的關卡。一切都井然有序,酷一點說,便是under control。

香港沒有制度性的中央銀行,長久以來,香港金管局便擔起了香港宏觀金融財經的調節者角色,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決定借出十億美元到泰國救急,及後港元遭國際大鱷索羅斯狙擊,動用外滙儲備救市的,便是這個金管局。如此重要的機關需要這種規模的安全感,不值得驚訝,甚至合理得很。但藝發局從研討會的選址,到其公佈活動消息的方式,竟與場地本身嚴格安排的空間,隱隱然異曲同工。聞說藝發局只將研討會的邀請函發予其顧問——當然,如果閣下是藝發局之友,經常瀏覽其網頁的話,也會得知這個活動。然而,即使這個規模的宣傳旨在令聽眾相對同質(這想法有點陰謀論味道),但出來的場面也可以是始料不及的,而且,問題也不一定源於藝發局有意無意選定的聽眾。

我不知道keynote speaker,美國加洲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教授john eger,預備今天的演辭時,是否一如藝發局一樣,已事先假定了聽眾會是甚麼人。他提出了creative community的既念,又以如迦利略(數學家加詩人)、愛因斯坦(物理學家加小提琴手)為例,說明藝術和科學不必然排排斥,以新加坡、馬來西亞、杜拜、矽谷等地為例,說明創意與資訊科技、經濟發展可以如何完美結合。最後,他以十式秘笈教授香港如何一步跟一步的練成creative community。

我想,不是creative community這概念本身有甚麼彌天大錯裙拉褲甩,說community的參與式假設更可能正是香港最缺乏的,亦幾乎已是共識。然而,「如何邁向創意城市」有別於「creative community 有乜強項」。因此,無論是台上的評論和台下的提問,都不約而同的對eger教枓書式的、無視個別地方具體細節的提法提出異議。盧景文指「oriental」的、以整個文化傳統為單位的創意觀,顯然與西方以個人為單位的創意觀南轅北轍(當然,他這對oriental對西方的分類,也實在含糊浮泛)。榮念曾則一口氣吐出了幾十條問題,有直問有反問有誠意有諷刺,但都直指香港的問題不在於缺乏鴻圖大計,而是缺乏討論在香港談創意的土壤,是怎樣的土壤。

台下的問題則更見針銳直接,有朋友問香港的資訊基建,如電台、電視等,都是高度壟斷的,但談community則意味由下而上的參與,eger的十招能否對應香港的情況?還是練不到兩招就要碰壁放棄?又有朋友指出,以香港現在的經濟環境、一般人的工作壓力,說對著敵海景便可有勇敢的想象和碩大的夢想是否空談?亦有朋友說,創意和經濟發展在外國的完美結合固然令可香港人羨慕不已,但以西九龍為例,所有投標者都是嚴格意義的地產商,對文化藝術的發展與運作毫無經驗,eger會如何估計西九龍計劃對香港發展創意能起的作用?

面對這些意見和提問,eger的回應要不是令人吃驚詫異,至少也叫人搖頭嘆息。我不知道他是不願具體評論,還是他的基本認識框架根本容不下對具體細節的把握,他只提出,要問的是你(指聽眾)是誰,你想幹嗎,你的視野是甚麼等等。換言之,eger是誰,他在想甚麼,他的視野是甚麼,抱欺,聽眾不需知道,他也無可奉告。再來一輪問題後,他更吐出:我只是一位嘉賓,無意提出批評意見。主持問eger還有沒有其他回應,他以「沒有,謝謝」作結。輕舟已過萬重山。

eger的意見可能真的無足輕重,聽眾無從得知可能實在不是甚麼損失。但榮念曾的回應還是堯有意思的,他說布殊當選連任美國總統時,他身在美國,但他不認為自己是賓客——如果賓客暗示對事情不痛不癢的話——他倒認為布殊獲勝對全世界都影響深遠。事實上,即使不考慮是藝發局老遠從美國請他到香港的,至少也得考慮自己是研討會的主要講者,以「我是嘉賓」為理由拒絕提供實質意見,未免有點欺場罷。

文化藝術創意與經濟發展結合,說來響亮容易,就如談創意的研討會能不費分毫在金管局的總部舉行;金管局總部位置上的入場限制,和研討會的預設聽眾,也的確令執事者的自信看似理所當然不必存疑。然而,研討會的過程中,氣氛雖肯定是平和有禮的,但張力不僅存在於台上台下之間,台上講者之間的距離也可以是無法消解的(榮念曾一連串獨白式的提問,便肯定有效的干擾了原來發言和討論的形式與秩序)。可以肯定的是,創意與經濟發展在香港的具體結合可以怎樣進行,怎樣討論,顯然不是幾條口號和綱領能大穫全勝地解決的。大路或許可以通羅馬,但羅馬卻也不是一天建成的。

eger全場最中點、最有意義,但可能也是最消極後退的一句,或許是「我不管西九龍最後的結果是怎樣,最重要是能刺激討論,這是起點」。但面積有兩個尖沙嘴的西九龍填海區,鐵定是香港市區的最後和最珍貴的一幅地,以及諮詢期只得蜻蜓點水的六星期,卻又令eger的話聽來這麼近那麼遠了。

14.11.04

講粗口



早前有本地報章「揭發」了中大的報社刊出有粗口題的文章,引起了包括好一些宗教團體、大學教授、專欄作家和一般同學的嘩然與指責。我沒有讀遍所有相關的報導,但這些評論完全沒有將問題提升到一個可供討論的高度,老樹盤根地癡呆在道德責難的層次,令人嘆息。事先表明意見,我不認為在學生報刊登粗口標題有甚麼天打雷劈大逆不道,也不介意好事之徒像發現火星人般小題大造——這是傳媒慣常操作,見怪不怪。但這幫快閃黨在電光火石間報完便絕塵而去,評論的便像knee jerk般教條上身破口大罵然後對許多其他語言暴力不聞不問,我為之齒冷。

綜觀這些評論,其基本邏輯不外如此:大學生乃(高級)知識份子,理應品味高尚,亦應有足夠的語言能力,拒絕公開使用粗口這等帶有攻擊性、侮辱性的字眼,否則破壞形象云云。我沒興趣討論今天的大學生其實是高級還是低級,尤其是在遭社會上大量「恨鐵不成鋼」的長輩無日無之的批評後。我也不肯定持這觀點的人會否暗示高級知識份子私下使用粗口便沒有問題,或低等人(我也不知甚麼方為等低人)無論公開與否地使用亦應見怪不怪。我有興趣問的是這些論調的基本假設:有教養的人不(公開地)講粗口。

u of pennsylvannia有一位專研法國文化史的教授,joan dejean寫過一本書,叫the reinvention of obscenity,便詳細的考究過,fuck這個字,和相關的審查制度的現代史,其觀點頗有參考價值,值得介紹一下,以便拉闊和深化討論。dejean指出,在精英貴族的家中展示露骨越界的性圖像,其來自有,一直相安無事。將淫穢視作有攻擊性和有損道德是源於在十六世紀左右,立例禁止也不是因為這些圖像從前缺席而在當時忽然出現,而是因為印刷術的興起和發展,令該等物品能輕易的在大眾中流通。立例禁止便成了生產色情、具侵犯性的文學作品的催化劑,令其大肆出版開枝散葉。當然這也得歸功於執法機構的敷衍塞責,也在這過程中,審查由屬教會事務世俗化成政府的事務。

作者舉了一個很有說明功能的例子:十六世紀初一位著名的畫家giulio romano,在梵蒂岡一連畫了十六畫,畫中人攞的姿態極盡色情之能事。但當時並沒引起甚麼哄動,畢竟當時的梵蒂岡不是中門大開歡迎參觀,而是只有少數精英貴族能有此「豔遇」。及後有一位意大利的重要雕刻師marcantonio raimondi,將這十六幅大作雕出和付印,便立即遭梵蒂岡監禁。

換言之,這段歷史告訴我們,第一,精英貴族並不拒絕接觸色情和粗鄙,他們倒否認此等物品會對自己有壞影響,他們擔心的,是這些物品會落入一腳牛屎的大眾手中。第二,一旦刷技術已經成熟,該等物品有如雨後春荀的盛況,與審查制度是直接相關,而審查制度亦為淫穢、攻擊性字眼作出越來越技術性,以致脫離宗教根源的定義。

在香港,知書識禮有頭有面的人,會否才是如毒品、性服務、賭博活動等一般認為有違社會道德的活動的最大消負者,我沒有甚麼數據可供推敲,更不會魯莽下判斷。今天社會上最所謂泛道德主義的人,卻大多是這班知書識禮有頭有面的人。究竟現在的情況究竟是不是一班道高尚的人(不講咸濕野、不講粗口)vs一班品味低下的人(大講咸濕野,大講粗口),實在含糊得很,亦跳得太快了,快得許多多談幾句便會令不少人焦慮緊張的前提也略去了。事實上,如阿寬之流便以身份形象為由指責學生報中人,雖然他也自稱認識不少朋友懂在「適當」的時候講粗口——這便證明了即使經歷了數百年,某些自以為是之輩根本從未長進,「我得你唔得」的驕橫霸道風雨不改。

由此觀之,中大學生報的回應策略便顯得被動。其主要的回應進路便是強調他們使用粗口的「語境」,簡單來說,即在不同場說同一句話有不同意思。然而,這種「語境說」最終也需其論辯對手認同其語境適合講粗口,才算成功;但當中可能忽略了的,便是其論辯對手的判斷標準可能根本搖擺不定,換言之,更重視語境的,可能不是學生報,而是批評學生報的人呀(但有甚麼語境可供選擇,當然由他們自己提供)。

12.11.04

啟蒙與老襯



秘密是甚麼?秘密不簡單是你不知道的東西。我不知道《金枝慾孽》的故事是怎樣,但那顯然完全沒秘密可言。秘密也不一定是甚麼臭事羞事:不可告人的事其實瘋狂流通;好事也有不可告人的時候。例如男孩不一定會告訴女朋友自己看四仔,但麻甩仔之間總可以大肆交流分享。又例如,加薪自然是喜事一樁,但己婚男人不一定願意告訴太太。那麼,意願是秘密僅餘的特徵嗎?意願本身便決定甚麼是秘密,甚麼不是嗎?這答案似是而非,並相對得很。進取一點、嚴格意義的秘密,可能是一種結構性的不可知:人家即使告訴你,你也無福消受的,那便叫秘密。

今天《經濟日報》中,鄭丹瑞說了一個故事,不妨以此說明。早前搖滾恐龍eagles造訪香港,表演一場,剛好《窮爸爸,富爸爸》的作者也到香港,作一場收費演講。阿旦邀請他一位朋友與他結伴賞eagles的演唱,朋友因為買了票聽《窮》的作者演講,推了阿旦。事後,阿旦朋友恨錯難返,大呼搵笨。他告訴阿旦:「呢個世界得一個富爸爸,就係佢。坐係度班傻佬,全部係窮爸爸,買左佢本書,送左幾千萬版稅俾佢仲唔夠,重要使多二千五百蚊去聽佢發嗡風……我一坐低,聽左佢講左十分鐘,己經知道出事!唉,鬼叫自己貪心,以為付出二千五百蚊,聽兩個鐘,就可以收返……」

《窮》的作者沒有告訴聽眾他的發財秘密嗎?何止講,還身體力行呢。阿旦朋友友有沒有上賊船呢?亦有,船費剛好二千五百元。阿旦朋友現在知道發財的秘密了嗎?他現在還有可能不知窮爸爸的錢如何賺嗎?——雖然他的確做了老襯。老襯和啟蒙,就是這銅板的兩面。

秘密並不拒人千里,而是惹火誘惑;但能叫你直面的,肯定秘密不到哪裡去。秘密不是不可知,而是必定要你失敗,失敗劃出的深淵,或許便叫作秘密。

10.11.04

無題,或《日落巴黎》


上畫已一段時間的《日落巴黎》(before sunset),好像是一套名叫(before sunrise)的電影的下集。兩集相隔九年,電影的男女主角也是九年後再相遇;電影八十分鐘,男女角在巴黎瘋狂交談也大約是八十分鐘;有報章報導兩人的對白不少是即場爆肚的——總之叫你無十足把握分清楚螢幕內外的分隔。

《日》是一套徹底由對白帶動的電影。同類手法我印象最鮮明的可能不是電影的例子,《等待果陀》和《奧利安娜的迷惑》都是在固定的場景中,兩位演員以不停交換對白來營造張力。《日》的張力當然與上述兩套劇場作品的指向很不一樣,它並不意圖表現荒謬、也不召喚觀眾歸邊表態。某種意義上,《日》與《迷失東京》很相似,都是令觀眾期待愛情的發生,又享受那齒甲留香的遺憾,但兩套電影卻有著生死悠關的分別。

兩套電影的核心都是愛情的不可觸摸和最終逃逸,但卻以相反的結構來表達。如果《迷》最終傳遞的訊息是男女主角永遠都差半步一點,才能觸碰得到愛情,《日》的前提便是「錯過」和「溜走」了。在《日》裡,兩人九年前在維也納共渡了十四小時的美好時光,甚麼聯絡方法都沒記下,卻沒頭沒腦的相約半年後在相同的地方再聚。這妙想天開的大計當然沒有實現,兩人都只得最卑微地依賴著對那十四小時的記憶繼續生活。但卻是那約定沒有實現,才能令男女主角事後回溯地賦與那十四小時以人生最高濃度的激情與意義。說得庸俗一點,才令得男女主角兩人,以曾經滄海悔恨不已作為起點,麻木抽離的再開始生活。

《日》與《迷》彷彿迫令我們承認,愛情不容靠近——不僅僅因為我們可能永遠都只差那要命的零點零一公分,還在於當發現我們曾經有過接近的一刻時,我們已經溜開,而箇中觸發的頹癈失落,便令人越走越遠。

***

《日》的結局是,男主角聽罷女主角為他譜的一曲後,趕不及坐飛機也在所不計。看過一些評論,我最看不過眼的,是那些儘在猜想「哪兩人最後會不會真的戀愛呢?」從電影的戲中戲,女角顯然比第一集時迷人得多了,有甚麼比留空那些問題的答案更令人回味呢?天啊。

9.11.04

升降機門關上,(只)看見自己

lost in translation

周不時會想起《迷失東京》,不因為電影「反映」了人的問題,而是因為我們都依賴電影中的卑微希望支撐生活。時常都希望越軌,但都是zizek說得清楚:欲望就是欲望的欲望。欲望不是要來滿足的,欲望是要來繼續欲望下去。

導演蘇菲亞哥普拉用一個又一個情景盛載好一個又一個單元的欲望,床上的一幕便很經典,為人談論不斷。起初是二人在看電視,喝清酒,一人伏在床上,一人背靠床尾。然後兩人都在床上了,猶抱琵琶的談心事——明明白白的暗示著下文。但那夜的無樹無幹,卻令觀眾更期待那尚未發生的,會在甚麼時候發生。

如是者,我們固然不知道未發生的事會是怎樣,但那「差一點便是了」的偏差便給傳繹成下次更誘人的索引。但導演對這僵局的答案,似乎在電影開始不久便有提示了。在男主角弟一次在酒店的酒吧中遇上女主角,蜻蜓點水的談過幾句後,男主角便回房失眠。走入了升降機,門遲遲未關上。女主角彷彿會在門完全關上前一刻至少衝到升降機前,觀眾可能比男主角還要心急、還要期待。整個畫面凝住了好幾秒,升降機門也徐徐關上,這意味著期待的失落,期待的失落則意味著要直面自己——關上後的升降機門是一面鏡子,讓男主角看著頹然落寞的自己。

這類僵局,身處其中會滿懷妄想,事過境遷便回味無窮。我們畢竟需要這類僵局,雖然明知是徹頭徹尾的虛無空白。

8.11.04

馬傑偉與彭氏兄弟的眼睛



昨天在牛棚書展聽講座,聽羅永生、王岸然和馬傑偉談「另類媒體,香港生活核心價值」(有關講座情況可看這裡)。馬傑偉借香港式雜誌的製作手法和概念入侵內地,將「生活價值」,與看事物的「眼」扣連。當然同意文字論述不可能,也不應該壟斷生活價值的全部;視覺文化之於生活價值的重要性,可能得不到應得的關注而已。

然而,問題卻是,一方面,將研究的焦點放在港式雜誌文化對大陸的同業的影響,即在概念上同意了文化動態性格。換言之,其看事物的眼光都一定程度上是從他人那裡習得來的,彭氏兄弟在香港的成名作《見鬼》,其故事的基本戲橋不就是這樣嗎?主角(李心潔飾)經過了眼角移植手術,重見光明。但主角亦隨之發現,她看到很多別人看不到的事物,總之牛鬼蛇神,鬼影幢幢。查根究底,是因為主角得了一對泰國的眼;她看人所不能看到的,便是因為她看那泰國人所看。換言之,李心潔之所以能見人所不見,便是因為她得到了一雙已死的,無肉身的亡靈之眼。

要承認文化的動態特質不難,難則難在為甚麼要這說,和願意承認到甚麼地步。對,香港的雜誌操作真的入侵入地,但香港是轉口港還是原產地?馬傑偉大概不會意識不到這點,事實上其實香港也不一定要是原產地,才有資格將某種文化再轉往內地,只是若攪清楚香港其實有只是其中一個中轉站,我們也許更能把握這種「眼光」的意義。

馬傑偉昨天當場放了一段短片,作為大陸雜誌受了香港雜誌生產影響的「示範」。短片的內容關於所謂於七零年代出生的一代,今天已在各行各業盡領風騷,和他們對生活、愛情等的價值觀。短片以強烈的影象和聽覺語言交代他們重享受、對長久關係的普遍焦慮(亦即對短暫關係的摸拜),驟眼看,還真很香港哩。但那種不願停留,盡量瀟灑的生活觀的邏輯,不正正同樣要擺脫任何空間的阻撓嗎?從香港的百份百感覺到大陸的藍宇到英國的about a boy中的那些中產專業人士,我們真的能夠分辨其國籍嗎?與其說有殖民了大陸的眼光是一種香港的眼光,說有一種要擺脫任何地域,卻要全球游走的眼光會不會更準確一點?

這種眼光於其掠過的地方的無以填補的距離,還可以另一種形式顯現。仍是彭氏兄弟的電影,彭順的新片《死亡寫真》足以作說明。電影中,主角詠琪(race飾)生於富有家庭,沉迷畫和攝影等視覺活動。她小時候曾遭其年幼表兄侵犯,母親還要責備她說謊,留下創傷;長大後,,目擊一次事關人命的車禍,令她對死亡的形象執迷不已,不能自拔也令她痛苦不堪,過程中她才「重新發現」這種執迷與其童年的創傷的關係。卒之,另一次目擊死人的場面令她大徹大悟,希望重新做人,卻開始受到另一個對死亡同樣執迷的神秘人的恐嚇。

以攝影作看事物的中介為比喻,說明人與對死亡的關係其實存在著許多中介,是對電影其中一種讀法,可能也是最為「有意義」的一種讀法。但電影惹人著目的地方或許存在於另一地方:其作為全球通通行證的強勁視覺聽覺語言,與劇本以至演員(差勁)的演繹能力之間,不能填補的鴻溝。看電影聽故事又要「駁故」可以是很討厭的習慣,但《死亡寫真》令人震之處,卻在於電影從感觀環節所生產的意義,與非感覺環節所產生的意義之間的極端不協調。劇本鬆散、任意的情度,以致演員無能力駕馭個別情節所需要的情緒和表情,都被導演輕輕放過了,整套電影作為一件完整作品,只能從導演處理視覺和聽覺元素極高技巧的一致性中感覺得到。

彭氏兄弟不是一出道便當導演的,兄弟一位是幹菲林調色,一位是幹剪接。在他們執導的電影裡,他們都成功的令其原來把守的技術環節變得有生命力,但在《死亡寫真》中,與電影相連的一些概念,如死亡、攝影等,卻未能在劇本中絲絲緊扣。事實上,投資此片的公司,導演、主要演員等的組合,其實都彷彿預告了要找尋電影的穩定地方身份,幾乎是必然失敗的——當然這也不是本片特有。徒在感觀的節處理得如萬馬奔騰、地撼山搖,更顯得感觀語言今天在電影工業中異常的排他性和自主性,或難聽一點,貧瘠。

回到馬傑偉的論點,其實他好像也提及過,眼睛其實是連著許多神經線的,但他並沒有說清楚神經線是單單連著香港和大陸,還是在一整盤神經線的糾纏交錯中,眼睛可以作為一個node來透視出某些範圍更廣的現象。李心潔在《見鬼》中的那雙亡靈之眼,原來便早已預告了感觀語言今天的基本性質。可進一步承認的,從上文引述的電影例子中,眼光作為觀察今天流行文化的一種比喻概念,它固然是某些人獨特的眼光,但這也註定它肯定是一種nobody的眼光。

5.11.04

教條不存在,世界更可愛


近日好幾單新聞都看得很不爽,分析我沒多少,但姑且先將它們記下,方便日後追踪事態發展。

地鐵公司在今年十一月一日關始,對在同一地鐵站出閘和入閘,其間超過二十分鐘的乘客,劃一收取十元費。地鐵公司指,新措施是明確針對速遞公司的。根據地鐵公司原來的規例,每次入閘和出閘最多可相隔九十分鐘,而若在同一個站以八達通出入,收費是三元八角。

不用地鐵公司說,多乘地鐵的人都必定試過,不管是繁忙時間與否,大袋小袋的速遞員,將裝信件的大旅行袋橫堵在車廂的通道,有些在閉目養神、有些在談笑、有些在爭取時間將文件分門別類、釘裝等。老實說,不能不說是阻疑其他乘客。況且,對於那些坐幾個站過海、收費動輒十多元的乘客來說,坐足九十分鐘,從寶琳到荃灣經中環再回到寶琳也只要三塊八的速遞員,看來也形同劫匪。我們甚至可以設想,速遞公司其實是付足車資予速遞員的,他們剝削其他乘客,還可以「打虎頭」,好過去搶、發過李家誠。

以上的指控,全部都——有可能——成立,但我仍想問:那如怎樣?公平的車費,真的可能嗎?我以前在炮台山上學,從炮台山過海到藍田、到觀塘、到牛頭角都是四元五角,對我來說,那已是很奇怪的了,更怪的是,為甚麼偏偏到九龍灣便是五塊半?我可是住在九龍灣的啊。這些也不重要。我記得以前坐地鐵,大件行李是,對不起,不容許的,我不知道那時的地鐵是否以阻礙其他乘客為理據,我只知道當地鐵加開了東涌線,地場快線後,外地旅客成了其要全力爭取的客源後,地鐵車廂空位多的是便是了。

說到最尾,地鐵是私人壟斷了的公營事棊,利字當頭,毫無競爭;從這角度看,很多決定都很可以想像,很可以解釋。但其他人、傳媒的反應呢?地鐵無聲無息的將新措施的告示,龜地貼在車站閘口後的那天,多份報紙的社論都有評論這件事,不少動輒祭出公平、公德心等壓得死人的道德教條,其凶神惡殺的語調,似是他們長期受盡速遞員的凌辱,敢怒不敢言,地鐵公司出來斬虎除魔,主持公道,皇恩浩蕩。

速遞公司有否付足車資予速遞員我不知道,有業內人士告訴我,速遞公司的興起,是與許多大公司「辦工室助理」這工種的消失同步的。換言之,速遞公司的興起,實質上表代了的辦工室助理的外判,從社會分工的結構來說,本就是廣大勞工的一聲警號。而且,速遞公司是一種醉生夢死的投資,除了好幾家大型的之外,小速遞公司都是「今日唔知聽日事」,「穩定」根本不是重點所在。而且有目共睹,速遞員不似是早前中環地鐵站鋪天蓋地,那些氣宇軒昂、一表人材、蛋撻髮型的健美男士,而是高矮肥瘦、甩頭甩骨的草根階層,落閘放狗般以無公德心等指控襲擊這些速遞員是否很有快感?是否瘋了?

環顧多份報章,還是太陽比較有人情味,視野也較闊。該報的社評指,地鐵自回歸以來,經濟一沉不起以來,從不願意與市民共渡時艱;一星期坐十送一的優惠又要縮皮,這陣子接更二連二的發生故障,現在倒是向社會最弱勢之一的速遞員開刀,不能接受。該報可能盤算過其讀者群而作這樣的評論,但起碼它沒有假設自己佔據著一個抽象的道德高地,作的抽象的道譴責。其他報章道德要求的嚴苛,似是不同意便要天打雷劈不配為人——以至忘記了在這城市,人人都貪心,人人都想找著數,人人都想在規舉容許的範圍內找著數。

第二件新聞關於咖啡店。習慣在旺角流連的人都會發現這一年間,旺角的咖啡店多得像香港盛產咖啡豆一樣。太陽報早兩天有報導指,有連鎖咖啡店表示香港有許多樓上的架啡店為了節省投資,根本沒領飲食牌照,也沒有做足防火措施云云。報導更引述登打士街一家領正牌地鋪咖啡店東主悲情加豪情的宣言:「如果係公平競爭,就算輸,我都輸得心服。」

我是很喜歡上咖啡店的,貪其煙霧彌漫迷離境界。乍看這段新聞,第一時間想到的當然是企業式的連鎖咖啡店反競爭手段,簡直是布羅岱爾的香港例子。畢竟如starbucks的商業謀略在書本中也讀過不少:它要要佔領一個城市的咖啡店生意,不必靠競爭,也不讓消費者決定誰旳咖啡好。naomi klein的「反全球化聖經」no logo提及過,它們的手段是將其要攻佔的城市的咖啡店都買下來,變成自己的咖啡店——所謂兵不血刃。連鎖咖啡店指控無牌的上樓咖啡店,實在不值得大驚小怪。

但若果上樓咖啡店真的無做足防火設施呢?若個體戶的咖啡店也與連鎖店結盟,群起而攻甘樓咖啡店呢?它們還有險可守嗎?我實在想不清楚可以如何為這些無牌上樓咖啡店辯護,畢竟若有法例條文規定得清清楚楚,法例是否合理是另一問題,但不按其他地鋪個體戶老老實實在遵守的規則,便可能構成對其他咖啡店不公平。

想到最後,可能最令我不安是那報導的凶神惡殺。速遞員與地鐵車費的事件與上樓咖啡店不守規舉這兩件事,太陽報看似一次正義一次霸道,但當中的民粹主義式的道德判的操作有分別嗎?同一種民粹邏輯,挑不同的事情,能夠得到看似相反的結論,不是令我們以為那一致的民粹邏輯不存嗎?營商的人有林林種種不同的人,市民也有林林種種不同的人,令人灰心喪志的是報章總愛假設——借某年輕學者的話——一種身受資產階級殘害,但仍滿是小資產階級情懷的讀者,好像這種假想讀者理所當然地必須認為,似是而非的道德教條不是問題,反競爭的資本主義才是硬道理。

2.11.04

是邊界還是內核?寫日記與艾菲爾



自己去旅行的時候,一般都會化不少時間寫下在外地過日子的點點滴滴。行過甚麼美術館博物館小石路面包店等等等等,都會一一記下;會寫的當然包括自己的感覺,但不停的走,你知啦,哪有充足的時間讓撞擊過自己的影象、想法都完整的運作一次?結果只好在停下來寫日記時才加以整理,重新安裝自己在不同時候的感覺。

但實情是,寫日記花的時間,可能是寫的內容的多少倍,即是比如說在一個跳蚤市場逛了半小時,極度選擇性地將經歷寫下,可能也得至少花半小時。換言之,寫日記是將文字取代時間:我們都不用再親身經歷那些時光,我們委托文字替我們經歷了。日記這主意,在這意義上其實不錯,至少時光不再是如陳俗的比喻會說的流水一般溜走。

但若果,文字真的能替代時間的話,卻會帶來一個看來陰森恐怖的問題。羅蘭巴特好像說過,在巴黎,任何地方都看得見艾菲爾鐵塔,唯一例外,便是在鐵塔之內。如果文字真的代替了時間,事情的經過不再需要依附在時間的範疇,如果經驗藏身在文字裡便可以,那「用文字記錄經驗」,這經驗本身又如何被記錄好?

我們寫日記會不會寫:我今天用了大量時間寫日記?正常人大概不會。日記其實便是艾菲爾鐵塔的相反,日記是作者鳥瞰時間的位置,日記唯一看不見的,便是自身這位置。我們有事、有感興寫日記,但如果日記的內容是寫日記本身,即將鳥瞰時間的位置都暴露出來,哪在日記中的寫日記行為,會在記甚麼呢?再想下去,鬼魅喪屍都要從日記中走出來——似是它(他)們才是日記的終極寫作對象。

艾柯好像寫過一篇遊戲文章,談「製作一張實物原大的地圖的不可能」,看來道理也是相若。其實想到這類怪問題,比喻一點來說,是碰到「寫作」這範疇的「邊界」,還是已直達這問題的核心無意義的「內核」?邊界與內核,好像是截然對立的兩個概念,但從上面的紋路來看,這對比喻的對立的穩定性,又開始燥動不安了。

1.11.04

紅灣



紅灣半島的風波越鬧越大,足以作為一套開放的教材,通識教育人文學科甚麼也好,讓人細嚼都市問題糾纏多面的性格。

批判事件中的政治經擠利益輸送等問題容後再談,光看事件吸引了甚麼人物團體,以甚麼理據和關懷介入事件,便既可見事件的複雜性,又可為進一步討論劃定場所。紅灣半島的爭議其實一早已在報紙中讀到,但紅灣紅灣,其名字沒叫我想起老早已車水馬龍,及後經歷了老化,現又再燥動不安要新發展搏殺的紅磡;我只以為是在甚麼有二百七度海景,餘下九十度則是乜乜青蔥小嶺,新近開發的桃花源。真正開始留意始於好幾個月前,一位在綠色和平工作的大學同學叫我幫忙將綠色和平的聯署信forward給系內的老師。綠色和平的關懷和切入點當然是單刀直入,反對企業為暴利而漠視環境問題,要求應有的企業責任。

近日事情又有新發展,在紅灣半島附近的小學和理大學生宿舍的宿生相繼加入戰圈,以切身的生活環境為理據,反對發展商拆卸全新的紅灣半島。與紅灣只有一街之隔的馬頭涌官立小學,因同時在傳統中產屋苑黃埔花園及其他新中上等住宅附近,入讀的學童不僅身嬌肉貴,其父母更是雖然有時會顧影自憐妄自菲薄,但卻同時又集百般寵愛於一身的中產專業人士。而理大的學生宿舍,宿費更冠絕全港。無端要犧性這班不僅不好惹,實質上也是真金白銀的消費者,來讓新地等大地產商豬籠入水,令事態的發展又多一重變數。

此外,即使是利字當頭的律事行也加入戰團。原本發展商委托了一家律師樓,辦理買賣合約、按揭契、轉讓契和公契等法律文件。但發展商早前單方面終止合約,律師樓聲稱損失一千八百多萬,於是入稟高等法院,告發展商一狀。

最後是鬼祟龜縮的特區政府。當局面對紅灣的爭議,不由分說,當然是率先祭出甚麼自由市場的原則,無法也不應干預發展商合法的行為。唯面對環保團體和其他相關人士的壓力時,只好說強調發展商可能已一早計算在內的各種所謂關卡,如補地價、改地地用途需有關當局的批準、支付「鉅額」廢物處理費等。

紅灣的爭議,其實起碼有兩個重點,值得認真討論。第一,特區政府對待土地問題的態度。紅灣的爭議之所以發生,究其原因,不過因為沙士過後,百廢待舉,各行各業都向政府伸出求救之手。地產發展商的手當然特別雄渾有力,因此政府也顧不及(其實從來也說不上恪守的)甚麼自由市場原則,推出九招托市,說得好聽一點便是救市。其中一招便是停售居屋。

紅灣半島便是其中一宗有私人發展商參與的居屋計劃,屋苑早於零二年尾已落成,唯可能因市道不景遲遲未推出市場發售,沙士一役及孫九招後,政府便索性將發展權售予新地及新建設。從這事情的發展脈胳看,政府對待樓市和私人地產發展商的方向根本清楚不過:停售居屋是為了令地產商繼續賺錢。政府顯然沒有理由要阻住發展商發達,要求政府阻止發展商拆卸重建簡直比在霧裡看花更不切實際。

然而,托市便托市,政府為甚麼猶抱枇杷呢?今時今日民怨沸騰,政府不敢輕率高調要再吹樓市泡沫固然是主因,但當天不明不白的將紅灣的發展權以市價三分之一左右賤賣給發展商,政府到現在還未交出合理的解釋。換言之,賤價出售固然是大問題,但將坐享無敵海景,有「居屋樓王」之稱的紅灣半島的發展權出售,這任意的決定本身,便足以令政府對事件三緘其口,欲拒還迎。

都市研究的理論中有「dual city」這概念,簡單來說,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一大特徵便是雙軌並行,一軌是超豪的跨國企業的資本,另一軌便是深被剝削的基層勞動。這兩軌看來各自發展,互不相干,但其實看深一層,兩軌卻有純齒相依的關係。Michelle Huang今年出版的著作,walking between slums and skyscrapers的第一章便對這問題有一個簡明的闡釋:政府的高地價一直以來都以香港地寸金尺土為其基本根據,同樣的理由合理化大地產商在商業用地、酒店等的盈利和投機行為、另一方面也為全港第一大地主的香港政府,在過去五十年不停興建密度極高的公共房屋提供終極解釋。作者點出這說法看來有意無意忽略了的,是政府作為每年決定批地數量的主事人的基本考慮和利益所在。政府一方面限量批地予私人發展商,可以支持香港的地價時而穩定,時而瘋狂的上升,另一方面又可以取在地價不菲的香港提供公營房屋予低下階層的美名,實在是財色兼收,一本萬利。

換言之,香港即使循dual city的方向發展,極高價值的跨國企業所佔的地埋空間和草根市民所僅僅獲分配的蚊型生活空間,並不是各有各發展,各自掃雪,而是一個都不能少。香港的地價沒有價值,政府犯不著要為廣大市民提供房屋;政府不控制房屋供應,商業用地,以至私人發的房屋便不可以因為「寸金尺土」的幽靈而大升特升。

理論上,dual city的兩條軌是實際上互相支撐,雖然看來互不相干。但紅灣半島便是兩條軌難以言喻的hyphenation的準確示範。正正是政府在土地供應的問題上的主動性,便是紅灣這幅地,和這幅地上的物業價值的轉變的根本條件。據報章報導,當發展商向附近的馬小解釋將紅灣拆卸的理由時,他們對學校說,單位實在小得肥一點的人轉身也困難。言下之意是這樣不堪的房子,不拆卸再重建為無敵海景豪宅,有甚麼作為。如果政府不宣佈停售居屋,紅灣照原定計劃發售,發展商大概不會這樣說。香港土地向來秘而不宣的政治經濟關係,便在紅灣事件全爆破了,還要像千年馬桶一樣,一爆便奇臭難當。

另一個值得討論的環節,其實與樓上相關,是不同社會關懷的個別性和普遍性的問題。laclau在emancipation(s)中有一篇文章,叫why do empty signifiers matter to politics,文章一方面重申任何主人能指(master signifier)的終極空白性,即不可能有任何口號或價值觀,能夠理所當然地壟斷意義處方,另一方面召喚進步力量填充這主人能指的動態空白位置。透過填充這空白的位置,將不同的力量磨合出一張反抗的網絡,成為一串equivalence的鏈。

紅灣半島事件雖然從現在的發展看,能夠組成一個共享的、未能名狀的主人能指網絡的機會已然是零,沒有甚麼跡象顯示從不同方向來的壓力,會一同扣連出與任何一個個別的關懷不盡相同,但又以不同方式相關的聯合陣線。然而,不同的力量同時就著一個具體的問題爆發出來,其實卻應是難能可貴的機會。試想,倒董的人不一定關心馬小的學童的呼吸系統問題,理大學生宿舍的宿生,也不一定支持原本與發展商合作的律師樓的利益,不一而足,但紅灣這事其實或足以叫他們坐下磋商出一個既屬於所有立場,卻不屬任何單一立場的方案,向發展商叫價;畢竟,也不見得根據現成的任何一種個別關懷,能夠設想出一個能夠處理所有其他關懷的抗爭旗號,或大貪一點,解決方向。

但那會是甚麼呢?想像力貧乏如我當然不容易想到。最怕是,發展商甘願開出一個花費不菲的環保苦肉計(其實發展商已經提出了),「環保」地將現有的紅灣拆卸再重建。到時魔鬼不僅在細節,還會在我們的判斷標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