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11

被禁止的公益 ——如果菜園村是一場戰爭

美國導演大衛連治1986年的《blue velvet》的第一幕:從蔚藍天空搖下的鏡頭,但見純白籬笆和鮮紅小花,單純簡樸的小鎮上,消防車和小孩在溫暖的太陽下慢動作 走過,老人在自家花園中澆水。在悠揚樂韻裡,水喉意外卡住了,老人亦突然心臟病發倒臥在地,鏡頭切到草地,並逐漸推近放大,裡面的昆虫其實正在進行殊死的 搏鬥,配樂也變為地獄般的聲線扭曲——正當其時,小孩還天真無邪地走近,小狗也本能地在跌在地上的水喉找水喝。

這一幕敏銳地指出,和諧美好與陰暗殘酷的對立,和大都會與市郊大自然之別,並不對位。為城市度身訂造的對家,鄉郊被想像為如片中隨風擺動的小花——樸素和 善良的(偽)像徵。彷彿那裡自然無添加,沒有矛盾也沒有劊子手,靜止而說不上希望。這當然並不具體, 也缺乏辯證。


行政主導下的裸命

菜園支援組成員朱凱迪上星期四護村其間,為了保護其他巡守員,被工程人員熟練地以柔道招式「浮腰」狠撻,頸部腰部受傷,虎口裂開需要縫針。政府還主動辯解 工地人員只是「自衛」;站在一旁的警察無動於衷,也被解釋是出於「情況突發」。儘管荒謬得嘆為觀止,但也許都不是新聞了。日復日面對穿著警察制服,卻執行 著地盤保安任務的幾百警力。村民真金白銀租來一架升降台,其所屬公司也會馬上收到承判商電話,指升降台若不離開菜園村,便別寄望再接到該承判商的生意。村 民購買新村土地時,賣方除了五百萬路費,還要求村民承諾不參與村代表選舉。

作為一個現代公民,在法律的保障下,據說享有公民權、經濟權、文化權、政治權等。菜園村村民不過想另找一個新居所,就要把作為公民的權利統統賠掉?回答這 個問題,不妨從另一角度思考:集體搬村是洪水猛獸嗎?成真的話,對刻下用盡方法阻撓的對方,會有甚麼效果?


例外的挑釁性

搬村在香港沒太多先例,對非原居民的散村更是前無古人。村民並不是各自買現成的房子,而是把所有家庭買地的錢湊在一起,成立一間所有家庭合資的公司購買農 地。在多位建築師、測量師和規劃師等專業人士協助下,新村土地規劃亦是他她們花了數以百小時計的會議時間,以民主方式共同決定。房子採用生態友善及節省能 源的原則來設計;新村公用土地則是用作集體有機耕種及其他社區經濟的計劃上。

菜園新村從規劃到建屋到新村日後的經濟活動,都是以民主、參與式、社區為本等作為大原則。西諺有云「例外就是規則」(the exception is the rule),新村就是例外,就是一種挑釁,挑釁支配我們生活常規的邊界或極限——全村集體地拒絕為供一層樓而做地產商的奴隸,以 至在農業、食物供應及其他經濟活動,減底對全球化和大規模生產的依賴。在地產霸權及大財團壟斷的大局下,換言之,新村要是能夠實現,就一次突圍和嘗試。如 此的自主,不一定能夠改寫香港人幾十年來習得的存活常識,也不一定能說服窮一生精力上車上位的醒目仔;但新村要是能成真,成真的就是一種與現行秩序矛盾的 基進可能性。


必需打擊的「希望」

河蟹當道,香港政府鸚鵡學舌,面不紅氣不喘的說以「 人性化」的方式處理石崗菜園村。彷彿整件事,由兩年前菜園村反高鐵,再由去年高鐵通過撥款,到現在村民集體搬村,都被營造成沒有政治分歧,亦沒有甚麼敵人和矛盾。一切都是安 排、處置、賠償、困難,一切行政解決。

法哲德里達在〈論絕對的敵意〉裡說過,「一個地方(表面上)越少政治,其實越多,一個地方(表面上)越少敵人,其實越多」。意思是,敵我之分——即判別、 定義及命名敵我——是政治的基本,而你死我亡的戰爭則是政治的根本操作。雖然傳統意義的武裝衝突不發生,但並不意味政治操作在菜園村中缺席。政治是處理人 的問題,而當今戰爭的原理,乃是把敵人眨抑為道德上不配為人的惡魔,或實質上被剝奪各種權利的裸命,驅逐出政治的範疇。政府要把菜園村從根本地擊倒,就是 要將之修辭化為「賠償」的問題,「村民不顧安全闖入工地」的問題,就是把問題遞界出政治的領域。

菜園村村民不過要求安份守己耕住合一的簡單生活,在這扭曲的世態,竟不經意地挑動了常規政治、經濟和社會邏輯的底線。這裡沒有被動和靜態的受害者,反是有被全力抑壓、你一拳我一腳的動態鬥爭。這就是難以承受的「絕對的敵意」的基礎,卻也指出了基進改變的缺口。


21.1.11

認真評論者完蛋——《非誠勿擾2》的不敗之地


捷克劇作家哈維爾論及「後極權」社會時,舉例說:某蔬果店經理在櫥窗上掛起橫額,上面是《共產黨宣言》的「全世界的工人們,聯合起來!」橫額其實是隨果菜 附送,店店都有但從來沒人關心橫額的內容。蔬果店以橫額掩飾對失業的恐懼;官僚用橫額掩飾對權力的貪欲;而小市民,則「心照」地噤若寒蟬過日子。要在所謂 「後極權」的國度過平凡日子,代價是沉默地不斷說謊。這種文化,犬儒是也。

「丟開所有幻覺,為了擁抱真的生活」,《非誠勿擾2》的介紹這樣寫道。表面看,這與謊言虛偽當道的犬 儒文化及表達,就是你死我亡的殊死對立了。問題當然是,真的對立嗎?

《非2》延續因無聊發明而致富的秦奮(葛優飾),與曾當別人情婦而重重情創的梁笑笑(舒琪飾)之間, 總差一點點,這麼近那麼遠的故事。若第一集的核心是廣發徵婚啟示的秦奮,能否奪得笑笑對愛情已經幻滅的芳心,第二集的「試婚」,就更是兩個人,乾脆跳過相 愛新婚渡密月等階段,假定「審美疲勞」已經出現,直接演練老夫老妻的關係。女的不准丈夫碰,男的以裝殘廢要太太服侍作還擊,看大家能否捱過去。結果當然失 敗。

秦奮口說並非要愛,只不過想找個媳婦,笑笑的目標更樸素: 「若要對一個人好,就永遠都會對他好」,與及「若果日後會離婚,為甚麼當初還要結婚?」原來,即使「丟開所有幻覺」,橫眉冷對所謂浪漫的一切虛幻,剩下的 「真的生活」也只不過是最刻板的陳辭濫調。尖酸克薄冷嘲熱諷所指向的,不過是表面那一層虛偽,哪愛情和婚姻到底可以如何?有出路嗎?可以精彩嗎?恐怕還要 問問坐大廳的老爺和奶奶哩。

《非2》另一條線,關於秦奮的哥兒李香山(孫紅雷飾)。兩條線的相交處,就是當秦奮與笑笑膠著時,香 山突然宣告身患絕症。《非誠勿擾》若不是笑笑絕望跳涯,兩人難以相處的困局不會衝破的缺口;《非2》 若非香山將死的善言,秦和笑笑之間難道又會突然排除萬難「珍惜眼前人」?幻滅和犬儒的張牙舞爪,彷彿只有在死亡所意味的靜止和絕對之前,才能略為收。

然而,按故事 脈絡,經歴了電影開首那場盛大而充滿對甚麼是高檔次有品味想像的「離婚典禮」(馬車踢死兔洋服酒會還有現場西樂團演出,幾乎誤會是西九豪宅廣告,當然少不 了正宗白人為馬車上的乘客開門),香山已收心養性寄情事業。秦奮粉墨登場當旅游節目主持,輕挑嘲弄其客戶時,香山還認真教訓他:收了人家錢還得罵人?相比 秦奮的玩世不恭,香山的認真和責任感儼然就是犬儒的對立面,或者倫理道德彼岸(流行的成就觀當然也要商榷)。但犬儒的對立沒有受到奬勵,卻無沿無故的被判 了死刑。香山死後,電影的所謂大團圓結局,如果不是絕對悲觀和苟且偷生,或許便是說故事者的自許上帝目空一切。

德哲Peter Sloterdijk 1987年的《犬儒理性批判》,區別了古希臘的狗智(kynicism)與當代的犬儒(cynicism)。他指出,古希臘狗智學派的老祖第歐尼根,天生天養,放棄一切私產, 孓然一身了無牽掛,鄙視一切裝模作樣的組織和制度,離經叛道隨街小便造愛。對著阿歴山大大帝說「我曬太陽別擋住」的,不就是第歐尼根嗎?

語言刻薄冷嘲熱諷,保守的激進的偷笑的鄙視的坦蕩的,歴史 上已經幻化出不同的面貌。第歐尼根衝撞式的狗智,和哈維爾論及的自保式犬儒,差距何止千里。視乎到底情境是光棍一無所有的豁出去,抑或是澟烈的政治低壓下 的存活策略,還是佔了便宜又賣乖、政治正確的小聰明。

當然,正如死了個彷如道德高地的香山,秦奮和笑笑原來就可以白頭到老——賀歲片標準的狂想曲。又狗智又犬儒等上綱上線煞有介事的詮釋和引申,眾聲喧嘩,豈不更令虛無的電影成為話題?誰動感情誰完蛋,電影不是早已警告了?

14.1.11

兩種死法,或《讓子彈飛》作為「後華叔年代」的註腳



(一)
內地賀歲大片《讓子彈飛》的教訓是甚麼?所謂的「讓子彈飛」,開場便說明了。姜文要生擒坐在馬車裡的葛優,就燒槍把連著馬群和車廂的繩射斷。子彈射出了, 馬群和車廂還是一併在疾走。姜說「讓子彈飛一會」,慢慢才見馬群開始亂走,車廂才開始失控。換言之,所謂「讓子彈飛」,描述的也許就是一種狀態及另一種狀 態之間(所謂「原因」和「效果」之間),不完全直接和馬上相連的那一刻。誰是因誰是果,過程是怎樣,動機是甚麼,全部都是變數。

在這意義下,片裡許多失諸煞有介事的嘲諷和調侃現實的噪吵雜音,都不重要了。反正電影最後有意無意間道出一個殘酷的現實:姜文想動員群眾幹掉周潤 發,以銀両利誘,失敗;以槍支挑動仇恨,都失敗。最後只能透過幹掉周潤發的替身,並在群眾前耀武揚威,才能穿越群眾的懦弱自私,才能鼓動群眾的唔執輸心 態,集體抄周的家。以假亂真的營造出周大勢已去的格局,成就他引刀成一快,吞槍自盡。

這涉及到的殘酷真相是,死亡是一個矛盾及多層次的概念或操作,姜文及群眾也討厭周潤發,卻沒有能力直接把它置於死地,一宗策動出來的偽死亡事件,然 後「讓子彈飛一會」,才能構成「唔死都冇用」的條件。周潤發替身的死亡,不僅觸發了群眾的討債心理,也令還生區區的周潤發真身變成客觀意義的「遊魂野鬼」 ——所有人都認定他已經死去,在群眾的意識裡「周潤發」這條目已經不存在、給取銷了。當群眾都膽小懦弱,自己手瓜又不夠,劣勢也。但如何動用這種劣勢來逆 轉局面,就成為了殺人的行為本身。這是電影清醒的悲觀,也是周潤發的真正死因。有如《無間道》裡黃志成督察死後的陳永仁:誰知道他的真正身份是警察呢。


(二)
有個流行的說法,指華叔的過身是香港檢視本地社會運動及民主運動的好時機。這裡似乎有兩個似是而非的假設;一)某某人是某某時代的代表;二)檢討作為一種尋找機會的活動,死亡就是它的獵物。

華叔的去世後,媒體、社會行動者和政治人物競相浮面評論,筆者也難免好奇,這到底是出於一種怎樣的現實需要和心理狀態?本網編輯葉蔭聰在報章論到, 「香港的政治人物忙著把自己編進由華叔所代表的民主派族譜中」,無疑有著相當挑釁的啟發性。用個傳統一點的說法,就是每年六四紀念的口號:薪火相傳。另一 個說法,作為一個近年已垂垂老矣、所作所為亦有大爭議的的民運人士,華叔過身的意義(或斗膽一點說,華叔過身的「價值」),不過是讓論者或政治人物,在論 述上和精神上搶回作為icon的「華叔」的永恒不滅。華叔作為民運的icon,有其實至名歸風雨不改的歴史內涵,也是各種回溯性論述的效果和中心點。

若然檢討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是一件有意義和迫切的事,所謂「時機」又是一個甚麼性質的東西?若按《明報》的安裕所說,其實司徒華有兩個,一個是反殖的司徒華,一個是後八九的司徒華,論者想透過論述來達到永恒不滅的,又是哪個司徒華?在這個過程裡有意地要被註定埋沒的(甚或謀殺掉的),又是哪一個?若以論者林輝語,「後華叔年代」就意味著要「華叔模式的結構與有政治能量的社會運動結合」,並不免無厘頭地把這寄望,寄諸聞說正在籌組的新工黨,那就是平白地將兩個司徒華,視為同一牌子在貨架上任君選擇的兩款貨色,忽略或迴避了兩個司徒華,畢竟是各自特定政治歴史環境下判斷的結果。

所謂檢討,或者就是要檢討這個環節。而不是「華叔模式的組織」和「有政治能量的社會運動」之間,在近廿幾三十年間香港政黨和壓力團體歴史中出現的似是而非對立,或者有失諸口號之嫌的所謂「重新結合」。


(三)
死亡本意味絕對的靜止,是生命、改變、動態等的天生對立面。華叔的去世,可能只是揭開了潘朵拉盒子,又或者剛發射的一顆子彈。不僅讓民主派爭相把自己編進 族譜,甚或修改族譜,還實際挑動或創造了泛民裡的矛盾,和潛伏已久的對立。到底最後死亡的會是作為一具肉身的華叔,或是香港社會從來都存在,但也一直被丟 在角落頭的抗爭熱情、反殖反威權的抵抗精神,子彈還未飛完,鹿死誰手還未分曉。只是,結果,從來不是等出來的。當你認為你有個停戰區可以讓你隔岸觀火,那兒其實已是敵方事先安排好的戰俘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