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10.04

親政府的藝術——估下邊份報紙?

社評


削公營機構高層薪酬勢在必行

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昨日表示,正與醫管局研究及考慮削減醫管局高層的薪酬及花紅問題,但不會削減中下層的薪金,亦不擬調高急症室收費。我們認為,醫管局財赤嚴重,高層卻高薪厚祿並獲發花紅,不僅影響員工士氣,而且對納稅人不公平,市民早就要求改變這種現象。周一嶽沒有因為任期僅兩年多而安於現狀,而是以對納稅人負責的態度,積極聯手解決這一問題,值得支持。

醫管局有5萬員工,其薪金及福利開支佔整體撥款83%,已連續4年錄得赤字,預計04/05年財赤為6億元,早就應該在節流上下功夫。但面對連年財赤,醫管局高層一面大幅削減合約醫生現金津貼,一面卻坦然自肥,每年都要耗費逾千萬元獎勵高層。自98年至03年,這方面耗費逾7000萬元公帑。這種肥上瘦下的做法,令中下層員工極為不滿。在中下層員工薪金和津貼不會削減的情況下,若不考慮削減醫管局高層的薪酬及花紅,只能減少僅佔整體撥款6%的藥物開支,或調高收費,這不合情理。因此,醫管局在向市民增加收費之前,削減高層薪酬花紅並採取其他有效節流措施,勢在必行。

不僅醫管局高層薪酬及花紅必須削減,其他公營機構高層對此問題亦不能迴避。事實上,香港公營機構職位越高者,其薪酬福利越高於西方發達國家的同類職位。醫管局行政總裁年薪去年為445萬-495萬元,4個高級行政人員為345萬-395萬元。其他公營機構行政總裁去年的薪酬,九鐵為550萬元、機管局為657萬元、科技園為400萬元、地鐵推算年薪可達816萬元,而金管局總裁去年的固定薪酬加花紅等為822萬元。公營機構或由政府全資擁有或政府為大股東,法定機構的資源則主要來自政府撥款。我們認為,政府在釐定公營、法定機構高層的薪酬條件方面應擔當重要角色,首先應全面檢討公營、法定機構高層的薪酬及花紅問題,若高於西方發達國家同類職位,宜因應實際情況合理削減。其次,公營、法定機構的薪酬必須與公務員脫,按市場規律和水平進行調整。

檢討和削減公營、法定機構高層的薪酬及花紅,對調整這些機構工資成本,推動經濟轉型,增強本港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這可減輕加稅加費壓力,改善營商環境,減輕市民負擔,並可遏止公共服務事業加價趨勢,有利降低本港生活成本,對調整整體社會成本,亦可形成良性互動關係。

由於賣地收入理想,有人預計本年度財赤可降至200億元,若多賣地更有可能達到收支平衡。對此,有人認為可以實現「無痛滅赤」,即政府和公營、法定機構不必再節流了。我們認為,賣地收入非經常性收入,且土地資源珍貴和有限,不能完全依靠非經常收入解決政府由經常開支過巨造成的結構性財赤,必須嚴格控制包括薪酬福利在內的過大開支,才能真正達致收支平衡和滅赤目標。

28.10.04

原罪犯

1.

深閨簡出的生活不易過,騙自己在閉關靜修也有個譜。早兩天寄了三兩封求職信,心情輕快得如人家已經請了我一樣,外出看一場電影,當奬勵自己。好不好看容後再談,電影給我的懲罰,是想起炸大腸便生倒胃的感覺。腸內壁本已擠來擠去的脂肪,給牙齒嚼爛後,在口腔中翻來覆去的情況,想起便要吐。

2.

《原罪犯》是一個報仇的故事,是一個拉後腿的故事。《原罪犯》更是一個報仇的欲望,直接構成後腿拉得動的原因的故事。

主角沒頭沒腦的給人囚禁了十五年,剛出來便結識了女主角,一起進入了分秒必爭的找真相遊戲。主角幾乎一開始便知道誰是困住他十五年的「凶手」,但凶手著主角在幾天內找出的,卻是凶手困住他的原因。真相沒多久便水落石出,但電影的「橋」,其實在找出了凶手禁錮主角的原因後,才顯得神采飛揚。

故事的轉折點,發生在主角找到被困的原因之後。凶手對主角說:你應該問的,不是我為甚麼要困住你,而是我為甚麼要放你出來。」權力不是壓迫性,而是生產性的。這句foucault的著名斷言雖已是陳腔濫調,會唱的人比不會唱的相信還要多,但這句話在《原罪犯》中,竟然得到一個近乎完美的闡釋。

主角所找到的真相,是凶手上中學時與其姐姐亂倫,給主角無意撞破了,傾刻間傳得成為了全校的常識,凶手的姐姐耐不住壓力而自殺。主角以為,凶手要囚禁他是為了報仇。從主角的角度來看,這版本的「真相」相當完整,簡直滴水不漏,甚至令作者安心得以為凶手只想與他玩一個痛癢無關的找真相遊戲。

從主角來看,困住他便是凶手的報仇,當他被釋放後,他與凶手的關係便不在是被囚禁者與囚禁者的關係。但對凶手而言,困住主角十五年,只是為凶手接者要欣賞的一套更瘋狂的復仇記,作點預備工夫。真正的復仇實際上在主角給放生的一刻開始。主角與凶手的被囚者與囚禁者關係一直沒有消失,主角陷在凶手的羅網,卻越來越深。

凶手問,為甚麼主角只會問凶手為甚麼要囚禁他十五年,而不懂問為甚麼凶手要放生他。這兩條問題的分別可謂生死攸關。以主角獲釋作分水嶺,問為甚麼要囚禁主角,意味著意義不明的是囚禁本身;但問為甚麼要放主角,則意味著意義不明的,其實是放生這動作。

女主角追隨心急如焚的主角找真相,兩人相處越欠,一起的經歷越多,關係便越見糾纏複雜,再也分不開。但其實男女主角建立的關係,卻是兩人最大的咀咒,亦全在凶手的掌握之中。當主角得知與他浪跡天涯追尋真相的女主角,其實就是他失散多年的親女兒時,他才知道十五年的禁錮只是幌子,真正的報仇是要主角也親嚐一下亂倫的不可能/禁止。

換言之,放生主角並不等如自由、並不等如凶手權力的終止。凶手那條問題的光芒,其實在於點醒了主角放生他不是要令他從此有好日子過;放生主角,結合主角自身意欲復仇的強大燥動,才能掀起整個故事的高潮。而在電影中,高潮即是毀滅,一切的毀滅。主角太長舌,亂傳凶手與姐姐亂倫的消息,的確是凶手要囚禁主角的原因——之一,然而,放生主角其實才正式啟動了凶手復仇的遊戲,但主角給放生的可疑之處,卻被主角怒火沖天兇神惡殺的找被囚因由所遮蔽了。

權力的生產性,便弔詭地在於由「放生」誘發的這一連串誤會與錯摸。主角的宿命,便在於一旦被放生後,便把自己錯認成復仇者,卻未想過自己那一腔怨氣,竟成了自己的掘墓人:凶手才是駕御形勢的復仇者,凶手不放生主角,其怨氣無以宣洩;怨氣不宣洩,就無法為凶手的復仇計劃全程「加油」。

凶手的問題——即他為麼要放生主角——沒甚麼實質答案;主角不求人地犯錯,不能自拔的為自己掘墓,就是唯一看來近磅的「答案」。

3.

電影當然尚有許多值得談論的地方,例如作者對亂倫的態度、一眾角色的性格問題等。主角得知後追隨他的女主角其實是他親女兒後,整個人迹近崩潰,發瘋地又自斷舌頭又裝狗吠甚麼的,求凶手別告訴其女兒,凶手冷冷的掉下一句話,大意是「至少我們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箇中對照,餘音裊裊。

「橋」雖頗為精彩精密,但導演的處理手法,卻幾乎叫人誤認這電影是由小說改編,並且改編手法不特別高:情節的推進太倚賴對話,沒有善用電影這媒界的獨特性。不大不小的遺憾。

26.10.04

頂住先

以四字辭說話,就是交別人a予別人b來判斷。

25.10.04

樂b會傳來的消息

探員這刻在天發街三十八號七樓的一個單位。這是探員處理的第二單案子,第一單並不棘手,三兩下手腳便收工回差館與同袍鋤大弟慶功,只是贏了的錢都已喝清光。該單位看來格調不凡,牆上貼有大圖點的牆紙,地板是綠色大格子,傢俱是一舊舊的老木頭,表面不是間中有條條刮花了的痕跡,便是幾張撕下小半留下大半的卡通貼紙。沒多少書,卻有一台牌子不響的hi-fi,探員剛進門時,還在放tindersticks的can our love。窗簾拉得密封,屋內只有零落的三兩顆射上天花板的四十火燈泡。但把窗簾拉開也沒用,晚上的天空提供不了室內多少光線。他勉強看見對正鐵閘的房間門外放著一只盒子,盒上有張字條寫著:盒內有房門鎖匙,門內有你想要的東西。搞了半天,盒子仍堅挺如故,一縫不開,探員汗水直冒。落街買點鎚子鐵筆之類的工具,最後連爆破專家也請來了,不屈不朽的盒子與謝賢咁謝的探員成了別緻的對照。當探員正要致電他的軍事專家朋友,向他請教最尖端的軍用微型蘑菇雲核子技術,門開了。軍事專家從房中走出來,探員沒有提起甚麼軍用微型蘑菇雲核子技術。探員買了幾瓶啤酒回家,混玫瑰露喝,啍著dying slowly的歌詞:i've got the momory, it keeps it away from me...花了餘下的夜色想剛才的事情。

21.10.04

鴉打街的炸大腸之一

旺角這一年來的轉變,就如許多報導已有所提及,不可挽回地改變著該區的生態。座落在砵蘭街頭的朗豪坊,將附近的商戶的租金翻了幾翻不在話下,長年在砵籣街駐守的馬夫性工作者雞飛狗走直可看成是一場另類的「馬場大火」。而一直向尖沙咀方向走,直立在窩打老道八號的新型單身豪宅,除了令在其對面的垃圾站不再發出往日的惡臭外,也清脆輕巧地剷走了附近的好一大堆舊樓,只剩下那間於十九世紀末建成的紅磚抽水站宿舍,孤獨的倚在窩八旁邊,不倫不類。再繼續走下去,便到已經差不多與百老滙電影中心共生的廟街和鴉打街了。然而,不知道有沒有人留意的是,一家形象鮮明整色整水的老人院加酒店——「文化村」——亦在廟街附近紥根擴張。

我對文化村這集團的歷史並無認識,印象中只覺得它是近年高調兼形象鮮明地做老人生意的東西。翻查其網頁,原來該集團已在許多傳統的老人區——西環、北角、灣仔、西營盤等——設置了分店,在鴉打街的分店位置其實不甚起眼,引起我注意只因它坐落在我認為是全港做得最好的炸大腸小販的鋪位對面。每逢到百老滙影中心看電影,散場後不到鴉打街吃一串炸大腸,簡直心緒不靈手腳盲動。

光顧多了,與店主阿姐也多談了幾句,最近她告訴我,要吃得快吃了,過了十月,也不知道甚麼時候才可以再吃。聽罷直如五雷轟頂。細問之下,阿姐告訴我她們被迫結業的曲折原委。今年年中時,她們收到政府一封信,信中寫到政府要清柝鴉打街,並著該街的店主若希望得到安置或補償,則要儘快登記。一眾店主經商討後,便一方面趕快登記,以免錯過補償:另一方面則聯署要求政府將清拆日期延至來年的三月一日,好讓他們不用失著業過農歷新年。他們更向政府提出,要是政府能延期清拆,店主不要求政府賠償也不要緊。

政府集齊了所有店主的登記後,便一直使拖字訣,不予跟進,只說會考慮他們的要求。待政府派員到每食店拍照和編號碼後,店主終於收到政府的回覆,指政府其實在一九八六年已經在鴉打街作過一次登記,任何食店如果能證明其店在當時已在營業中,並維持至今,則可獲政府補償,否則只剩兩個選擇:一是自行清拆,二是政府代辦,賬單事後由店主支付。好一招引蛇出洞,以賠償為利誘,引店主先主動向政府登記,待政府查核清楚,便任意地祭出一個八十年代的登記紀錄,令店主無路可退,最終自行消失。

阿姐告訴我,當文化村進駐鴉打街後,該集團便開始對整條街的物業虎視眈眈口水直流,已開業的計有文化村老人院、文化村酒店、文化村老人用品店等。連附近的花店(!)、茶餐廳都已收歸其集團名下,反正是一有物業的租約期滿,文化村便如禿鷹般往那兒撲。而對付小食檔,文化村便以衞生理由向政府投拆,經歷禽流感和沙士後,藥石亂投只顧邀功的習慣既已起頭,政府對文化村的投訴豈有不發狂配合之理?整條多姿多彩的鴉打街,唯有說句後會有期了。

記得早前報章報導過,城市規劃委員會通過條例,指以後每當任何地方有計劃變規劃,都要諮詢該範圍內及方圓(好像是)一百米內的業主。這主意看來挺進步,至少規劃不再是坐在冷辦工室,對著香港地圖埋頭苦幹的規劃師的私人事務,但想深一層,如以廟街鴉打街而言,它們是誰的街?是窩八的街?是文化村的街?還是多少已視到那兒為日常消閒娛樂的人的街?這些問題不予討論解決,政府還要以下三濫的手段迫走那小貓三幾戶食店,還要面不紅氣不喘,借近日某論者的話,「實在已超出容忍範圍」。

文化村標榜老人與文化的扣連,驟眼看的確比一般只將老人院視為老人垃圾崗的同行進步不少,至少它看來明白到老人意味著光陰,而後者的沈澱便是文化的一構成條件。但在油麻地鴉打街的文化村,卻是以將該區附近的歷史記憶盡剷作為其經營的前提,手段還要卑鄙不堪聞之大怒,abbas的culture of disappearance,不幸地,在七年後的今天又多了一個鮮活現成的實例。

18.10.04

在新blog貼舊文之二

借屍還魂——析嶺大學生會會長的上京決定


商業世界好像有一句陳腔濫調: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這句說話至少有兩種讀法。其中一種當然是世界其實並不是想像中的黑暗悲觀,昨天的敵人今天幫你一把也說不定;另一種才是真正的悲觀,因為原來朋友敵人可以是同一人,我們也因而被遺棄在時刻需要步步為營的地雷陣中。

同一個人可以扮演兩個角色,不同的人扮演同一個角色又是否可能?香港從英國殖民統治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過程是一段漫長的政治爭拗,這是有關香港回歸的一項常識;而在這過程中,香港人在中英角力裡基本上沒甚麼角色可言,相信也沒多少人會有異議。而正是十年前左右,中文大學當時的校長高錕,應中方邀請擔任「港事顧問」,便引起了中大許多學生的激烈反對。學生的理據很簡單,明知前途根本不在港人手中,應邀加入港事顧問這個所謂的諮詢架構,除了效果上肯定了被中英雙方壟斷了的回歸談判的合法性外,還肯定是一個無視中大同學反對,而向中方大送秋波,跳忠字舞的姿態。高錕的回應也很直接,他是以個人的身份獲邀的,是否代表中大立場的問題是不相關的;此外,他表示因為不熟悉政治,故只會向中方提供與教育和科技發展有關的意見。

早一陣子的九一二立法會選舉,不少人,包括泛民主派,將之理解為人大再一次釋法,全面封殺零七零八雙普選後,讓香港人表達對中共不滿的晒馬對著幹好機會。然而,看似對立的這兩方在選舉後不久便親身演繹了「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這句處世真理,前者廣邀新一屆立法會的候任議員和一些社會人士上京。不僅泛民主派有議員獲邀,就連大專院校的學生會也收到請柬。九月二十三號晚,各大專院校的學生會先後收到來自中聯辦的邀請傳真,除了理大、樹仁和中大之外,包括浸大、科大、港大、城大、教院和嶺大的六間大專院校的學生會在二十八日下午於浸大校園召開記者招待會,正式宣佈應邀上京,與一眾政壇大佬上京共賀國慶,順道溝通溝通。

主流媒體的焦點只放在泛民主派有誰獲邀,和是否應邀,固然不值得驚訝,但有兩點細節卻不應錯過。第一,其實早在六間大專院校在二十八日開記招前,中大學生會在二十三日下午已率先開記招,表達了他們接受邀請的條件。中大學生會表示,若中方願意舉辦研討會,廣邀不同人士,當中包括八九天安門事件的死傷者家屬之一丁子霖,討論六四事件,他們便會應邀上京。當然,中大學生只是「玩嘢」而已,他們本身堅決拒絕上京,搞記招不過是想在媒體上製造聲音,表明立場。多家電視台口頭承諾到場採訪,但最終現場門可羅雀,只有蘋果日報和商台的記者出現,學生會的動作隨之無聲消逝。二十八號的六大開的記者會上,各學生會代表也只是交待如何先上京賀國慶,回港後再談「正經事」。國慶酒會是國慶酒會,大家飲飲食食便是溝通。整個上京的主題——溝通——的內涵,亦被「溝通的意欲」(即「各獲邀者是否願意上京」)完全覆蓋。

此外,在二十八日六大開記招前,嶺大有學生透過電郵爆出消息,指嶺大學生會宣佈應邀上京前,從未諮詢同學意見;學生會會長上京的決定,也沒有正式向同學公布,嶺大同學只有從主流媒體中得知學生會會長即將「代表」嶺大赴京。嶺大學生會會長在二十八日下午開完記招後,回校接受同學質詢。受到連番追擊下,他更承認應中聯辦的邀請是他的個人決定,其他幹事並不知情。但就如有報章報道,中聯辦曾職絡過泛民主派人士不要在國慶酒會幹不恰當的事情,各大學學生會代表也知情識趣的表示,明白國慶酒會不是金紫荊廣場或是立法會的正門——即「尊貴」和「衝動」經常極不協調地共存的地方;如此推測,學生會會長是否認為上京飲飲食食、表示友好本身便等如溝通?學生會代表從未表達過他們對中聯辦這次邀請的分析,但在今天立體的政治混戰裡,他們如何理解學生會的角色?他們如何評估學生會能發揮的作用?有甚麼限制?底線是甚麼?在這些問題全無處理的情況下,不停天真無邪地喊「好機會」、「要溝通」,是一廂情願還是機會主義?

學生會會長所處的位置,與當年高錕不知是單純還是狡猾,被動的肯定當時香港根本無條件和無任角色掌握自己的前途、厚顏的說自己不關心也不懂政治、更不顧同學的大力反對,也要出任港事顧問有甚麼分別?兩個事例雖然大致同構,小分別還是有的,也頗有啟發性。第一,高錕在其辯護中,還會以自己不懂政治,作為進入建制的一個基本條件或藉口——他認為有些議題的政治含量較底,故他當港顧的政治意義其實不如學生想象的大云云。除非學生會會長純粹「北上尋歡」,否則便需直認他們下的決定的政治性:除了因為代表學生,中聯辦大概沒有其他理由要邀請他們。第二,如此處理一個政治問題,既沒就問題表達任何深入的分析,也沒誠意面對其他同學的意見,更別說主動邀請同學表達意見,這說得過去嗎?我們今天描述當年的高錕,還可以說他不顧同學的反對,請問學生會會長是否希望將來我們憶述這件事時,連「學生會會長不顧同學反對」的機會也沒有,而只能說「在聽到同學反對聲音之前,他已乘坐豪華客機,絕塵而去」?

關於民主,有一個原始的爭論:代表vs委托。代表的觀念是,民意代表沒有自我地、透明的「代表」其選民的聲音。委托的觀點是,選民的支持便是委托的意思,將自己的參與權交托給民意代表;如此,通盤的分析能力和具有視野的遠景圖象便是民意代表的基本要求。不幸地,學生會會長在這次赴京事件中——既不反映同學意見,亦無表達過任何通盤計劃的構思——顯示出他根本還未達到這要面對這兩難的層次。甚麼都不是,那學生會會長這決定算甚麼?筆者不知道,同學親自查詢他好了。筆者不是想透過對照不同時期的學生會表現來祭出如「一蟹不如一蟹」的封建教條;但若學生會都認為當年高錕的說法是狡辯,今天的學生會會長便不應收到中聯辦的邀請便無上光榮頭腦發熱,以當時被猛烈批評的理據作為今天自辯的說法;否則,這將會是學生運動的一大歷史嘲諷。

筆者行將收筆的時候,剛收消息:嶺大學生會會長收回決定,不上京了。最值得關心的其實並非上京與否,而是學生會是否充份考慮過上京與否意味著甚麼,與及學生會是否有勇氣將自己的觀點出來,真正開放地與同學辯論。若凡事都黑箱決定,一旦遇到質詢,便將自己的立論基礎龜縮到一些自以為無可爭議的所謂「共識」,除了維持良好的自我感覺,筆者看不出這算甚麼回應。若面對危機只求自保不想面對,不如乾脆不要面對,無謂讓這種閃縮懦弱的幽靈不斷有屍還魂的機會。

零四年九月三十

在新blog貼舊文之一

2046的根本空白

甚麼是記得起一個人?甚麼是記不起?對失落了的東西的記憶,一般的想法是,會讓人靜態地、無力地回溯和沉緬;但它會否令人沉迷,最終以不斷尋找的過程——當然也包括不斷失敗——來代替失去了的東西本身?王家衞的《2046》裡關於記憶的主題,為這些問題補了幾筆,哪怕補上的其實也只是空白。

在今年上映,由查理考夫曼編劇的《
無痛失戀》裡,減輕男主角祖(占基利飾)的痛楚的方法,便是將女主角(琦溫絲莉飾)從祖的記憶中刪去。方法是編織一幅地圖,該地圖包括所有祖與他女友曾經歷過的情景、片段,透過抽走這些情景裡的女主角,在祖的記憶中,與女友邊看電視邊吃中餐、一起躺在冰河上等片段,便只剩下他一人。原本在他身邊的女友呢?她沒有被任何人取代,她更沒有將整個情境一併取銷,她的消失只留下一個空位,讓祖獨自一個人看著電視,拿著筷子在快餐盒中亂夾、又或獨自躺在冰河上,看著裝作看不懂的星星。

安東尼奧尼六六年的名作
Blow Up(譯名《春光乍洩》,恰好與王家衛那套一樣),故事也是由神秘的記憶帶動,不過電影中,記憶的載體是更為「客觀」的照片。攝影師主角湯馬士無意中在公園拍下一張照片,它記載了一小團如屍體般的黑影。儘管機關算盡九牛二虎,湯馬士最後仍是甚麼也找不到,撲來撲去都無法填滿照片中那屍體所留下的空洞,片末還要打一埸沒網球的網球賽。然而整個找尋的過程,便是電影本身。

《春光乍洩》裡的屍體黑影,與《無痛失戀》中,祖每個女友被抽走了的記憶片段,竟也同樣成了根本的誘惑,散發著絲絲神秘的吸引力,拉動故事的推進。不在場的屍體和女友,不僅沒有令故事終止,反而像小孩玩捉迷藏——一邊嚷著「來追我!」,一邊已腳下抹油,不知所蹤了。主角和觀眾可以做的,不是抱著記憶自我沉醉,而是呼應這空白/不在場所散發的神秘驅動,絕望地尋找下去。

《2046》裡所謂的記憶,都是一樣。沒有人能夠離開2046這個記憶和時間都已徹底停頓和靜止的地方,然而有趣的是,周慕雲是唯一的例外。從一個時間停頓、記憶靜止的地方回到過去,會是怎樣的光景?在回答這問題前,可能要先再問:從將來回到過去,在那一點停下來好呢?周慕雲的選擇是新加玻,一個蘇麗珍肯定不能成為他的女人後,他把自己流放的地方。也是在新加玻,他遇上了雍容優雅,也被窄身旗袍壓抑收藏的黑蜘蛛。而在東方酒店,周就遇上了愛讀會寫武俠小說的靖雯。

誰能肯定哪一位與周慕雲擦身而過的女子才是蘇麗珍?抑或是觀眾都與周慕雲一樣,從2046回來,明白了蘇麗珍已從周的生命中完全撤退;因此,蘇的消失造成一個又一個的空白,讓其他女子看來總與蘇巧合地有多少相似,但卻總遺憾地有多少分別,才是電影的最大教訓?每位女角與蘇的點點相似或重疊,都叫人一廂情願地將她們填充蘇留下的空白;而每位女角的最終離去,也同時意味著她們逃逸出那片空白,令每個希望幻滅收場。

電影中多位女角的出場井然有序,並不構成同一時間的多角關係,而是要強調蘇麗珍的空白一直在懸空,不停的呼叫下一位女角登場。浪奔浪流,延線不斷的誤認和失落,便是那通往2046的列車。列車不會走回頭,讓乘客拾回遍地遺下的記憶片段,從此心安理得;又或讓拾不回記憶的乘客鬼哭震天,從此神神化化。相反,無盡的誤認、失落和絕望,和這些經驗圍繞著的、根本的「蘇麗珍不在場」,才是建造通往2046的列車的原材料:沒有這些原料的進動,不會有列車,更別說要到甚麼2046。

無論周在電影裡遇到的女子是否蘇麗珍,從2046回到過去都會遇上一個悖論:記憶是發生了的事在腦裡的記錄,到了2046回看完整的記錄再回到過去,那「回到過去」會否成為將來記錄的一部份?而在2046看到的,是到2046前的過去,還是已從2046回來後,再活一次的過去?電影的回答既含糊又機警:2046是一處時間停頓,記憶靜止的地方,回到過去再活過,可能會干擾了已妥善收藏的記錄;也可能像周慕雲一樣,透過遍尋不獲、反覆受傷來組織對蘇麗珍的記憶——讓他多活幾遍,結果都是一樣。
7/1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