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解魅三式，或論後八九一代的八九

第一式：穿越假對立

齊澤克討論意識形態作為一個幽靈般的概念時，舉了一個例子說明新與舊的辯證。許多人指，所謂「虛擬的」、「數碼化的」性愛，代表著與過去的根本決裂：新時代來了，人類性愛不再需要肉身對像！但對齊氏指出，面對這種大呼小叫，首先就要揭穿所謂「真實性欲」的神話。拉康「不存在性關係」的斷言，不是老早便闡明了所謂「真實」性行為的結構就存在著與生俱來的虛幻性嗎？對手的「真實」肉體只是作為我們虛幻投射的一種支持。對齊氏來說，錯認某事物為新，與無視某事物的嶄新性，雖然表面上對立，但都是當今所謂後意識形態年代的意識形態煙幕。

ideology，意識形態字義本身的演變史，不就是說明相關的新與舊的辯證的上佳例子嗎？ideology原為法語，結合了idea（觀念）和logy（研究）的意思，是18世紀末尚在經歷啟蒙運動的新發明。這字表明了一種態度，即與舊有的宗教世界觀決裂，宣示一種透過實證觀察研究所有現成觀念的志向。後來拿破倫卻恃者教會建制的靠山，將之批評為「污煙瘴氣的形上學」（cloudy metaphysics），認為每事問的精神，簡直是法國倒楣的源頭。ideology出師未捷，首度污上負面意義。

將這個字大幅引申的，當然是後來的馬克思。今天的用語裡，意識形態有了所謂「暗箱」（camera obscura）、虛假意識、服侍階級利益、遮閉社會矛盾等批判性的意義，就是拜馬克思所賜。後來列寧史大林毛澤東等所謂實存社會主義國家的墮落，便更惹人口實，令意識形態式落難為一個備受批判的概念。70年代末列根戴卓爾上台、89北京民運及東歐的「蘇東波」，資本主義在全球全面取得勝利，意識形態幾乎可與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互換使用。所謂「意識形態的終結」之類的說法，其腦殘之處，不僅在於以為鐵幕倒下便等同意識形態的不再，還在於缺乏歷史眼光，無視這字的豐富多意，及變化發生的各種條件。

將之轉換成問題，難道我們已實現了啟蒙運動的理想，能夠擺脫枷鎖自由自主行使理性嗎？難道馬克思所分析的各種資本主義拑制與剝削經已消失了嗎？更切身的，難道八九民運的各種理想已實現了嗎？上述目標一天未實現，意識形態相信便從未消失過；甚至當我們認為能快樂地消費，這些目標便已痛癢無關，就更說明意識形態已獲得全面統治。


第二式：釋放六四（從而捉得更緊）

在這格局下，看近日在大專院校關於六四的種種爭議，便能有更清晰的立足點。從3月下旨城大鬧出評議會阻撓出版及派發六四特刊開始，至港大陳一諤的連串爭議，到早前嶺大有同學在校園裡自發舉行延續六四精神的64小時禁食行動（早幾天讀報連學聯亦有意仿傚了）和中間理大亦舉行了討論六四事件的論壇等：看似矛盾的是，彷彿新一代冒出頭來了，但這一代對六四的態度及行動，卻不一定是按理出牌的，至少不是按平常對大學生的預期。這說明了甚麼？

進入這問題，便要先回顧廿年來的紀念活動。家父母不是勇於表態遑論爭取的人，89年4月學運爆發，十歲不到的筆者就是呆在家中看電視。六四於筆者的意義，其一是首次能通宵看電視。記憶裡當時通宵達旦甚麼節目的內容都是天安門，從公仔箱中看到又打風又落雨甚麼的，幾十萬幾十萬的人在街上。後來聽前輩說，支援活動當然集中在港島的馬場、維園、立法局等，但也有大量非市區的居民自發在屋村舉行聲援遊行，聽說中大的同學當年更由馬料水徒步出市區！

這可能是香港人近幾十年唯一可以毫無顧忌，以行動或輿論集體表達政治立場的機會，無論今天已是如何今是作非。連文匯報都可以腰板挺直「開天窗」支持學生，任何人向北京政府表一個生命中最肅穆的態，都沒有猶豫的餘地：其時香港的時空極度獨特並可一不可再。親身經歷者，適逢其會親歷了慷慨激昂的日子，經驗了曇花一現不可復制的主體經驗，是事實。然而20年下來，「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釋放民運人士、建設民主中國」卻幾乎就等同了整場八九民運的所有意義，成為了紀念六四的主題曲。

大專院校學生會近年常傳出被親中學生及學生組織滲透，在這脈絡下，今年港大陳一諤君，及城大評議會認為六四與城大無關等，其實不應令人感到太震撼。不同院校學生會今年人浪似的先後在「六四是獨特及可一不可再」這前提大肆抽水，才真正的警號。認為學生面對六四這個議題，需要更多理性的「了解」及「討論」，其實不過是借力於某種共通而看似無可辯駁的立足點：六四的經驗是獨特而不可複制的，我當時便不在場，甚至未出世。基於這無知者的立場，對六四作事實層面的質疑，還可幻化成某些認為同學永恒需要多了解多討論的「積極性」。也就是把後八九的人都囚禁在六四的所謂「事實」層面，同時亦宣判未知者無權表態或參與。

廿年過了，香港不錯是還未能容許王丹入境，但回歸十多年了在維園高呼追究屠城責任，似乎還是安全的。今年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如果是幸運地一條龍直升大學的話，大概有為數不少是剛好於89年出生的。在一個安全的地方重複安全的悼念動作，與一年級的大學生立於無知的立場拖民主運動的後腿，分別有多大，似乎才是具排戰性的思考題。

天安門上學生的愛國熱情、追求民主自由的堅定不移，令其具有太陽一樣的巨大道德力量，這當然不容否認。但如果按齊澤克的思路，面對這兩難——六四是獨特的，對人能產生不無法複制的烙印，後來者也就永遠無從進入事情的核心——第一件事其實恐怕是要先解開慣常「六四」的魅。究竟這道德力量的核心是一系列凝定的悲壯史實，還是學生超越的對抗性？任何嚴格意義的政治行動都至少有創造形勢及具明確對抗性兩個面向，而非如學鋼琴般操練考資格試後才能見人。如何持續引爆這種對抗性，才是繼續把活動辦下去的理由。


第三式：尚未到手，越要捍衛！

早前嶺南有同學自發進行了六十四小時的禁食行動，希望在校園內的廣場打開一個思考六四的空間。在今天吹不縐一池春水的校園祭出禁食這種不合規模的殺著，從時機及校內同學的反應看，效果並不很理想。然而，正是如此不合天時地利人和的意志，令筆者想起當年北大絕食團的〈絕食書〉：

「…盡管我們的肩膀還很柔嫩，盡管死亡對於我們來說，還顯得過於沉重，但是，我們去了，我們卻不得不去了，歷史這樣要求我們。……絕食乃不得已而為之，也不得不為之。我們以死氣概，為了生而戰。……死亡，在期待著最廣泛而永久的回聲。……別了，愛人，保重！舍不下你，也不得不告終。別了，父母！請原諒，孩子不能忠孝兩全。別了﹐人民！請允許我們以這樣不得已的方式報忠。…」

重讀這篇絕食書，最令人動容的，是學生重疊了戰戰兢兢及義無反顧的矛盾心情，既認為歷史已選定了他們，同時也了解自己的柔嫩及牽掛。他們也深知自己並非完美的聖人，並不是瀟灑地承擔必勝的任務，但在物價飛漲強權高懸官僚腐敗等情況下，他們站到了挽狂瀾於既倒的那骨節眼。

當然不是要把嶺南的同學抬舉到天安門學生的級數，然而這種清心寡欲地要克服甚至針對各種不利條件的心態，難道不就是今天最需要的嗎？天安門學生的要求，今天比原地踏步應好不了多少？多少人已經說過，整場民運不只有屠城一刻，其意義也不應濃縮成屠城一幕。絕非為屠夫說項，而是與其要爭辯過去今天未來民運動的參與資格，更應念茲在茲的，似乎是學生未竟之志。應捫心自問的，是我們現在是否能重新承擔，學生當年柔嫩而堅定的意志？多少人也說過，紀念活動越來越形式化，時間相隔越來越遠，香港歷經回歸與中國融合亦日深，如果在過程中似乎順理成章地放下了學生當時最核心的對抗性，甚麼活動都是白搞了。

據心理分析的定義，所謂憂鬱，並非簡單「怕失去」，而倒是指主體擔心自己與一直上下求索的對象無法維持原來的關係。對抗六四憂鬱症，就是要堅持一個悖論：越未到手，越要捍衛！


另一版本刊五月廿二日明報

這麼近那麼遠 ——青年的面龐

短路中的青年

決定論大家聽得多，甚麼經濟決定論科技決定論基因決定論多元決定論星座決定論，不一而足。話說美國出現了一個新概念，所謂的parental determinism。簡單來說，就是社會有所謂「青年問題」這個並不出奇，青年據稱從來都要被修正被規訓，這個並不出奇；奇就其在近年，連家長都開始被置於各種育兒社工教育專家要檢驗的大光燈下了。在專家眼中，青少人有問題，根源就是家長不懂教，是故就出現了所謂「parental determinism」這個異形觀念。

但開講有云，事情第一次出現是悲劇，第二次便是鬧劇矣。如果parental determinism這個觀念顯得荒誕，不得不提的就是香港所謂青年問題的「起源」。讓我們把時間倒流回一九六六年，那個年頭，甚麼免費教育廉政公署都沒有，政治封閉官吏貪污，百姓胼手胝足生活艱難。當年天星小輪公司，挾著每年巨型的盈餘，卻宣佈船費加價。四月四日有位叫蘇守忠的年青市民，抓起一件外套裡面反出外面穿，並寫上「絕飲食反加價」的字句，隻身便走到尖沙咀天星碼頭展開個人的絕食行動。絕食行動當然在翌日已被皇家警察，像公安在天安門廣場撲法輪功般，極速撲滅了，但卻為後來歷時四、五天的所謂「六六騷動」揭開了序幕。事後政府裝模作樣的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調查事件的成因和對殖民地政府施政的啟示。

報告這樣說的，「... the most significant feature… is the comparatively high proportion of those in the 16 – 20 years category who were involved in offenses more serious than curfew breaking…the feeling of aimlessness and boredom which was part of the motivation behind their involvement in the riots. Because of the demands of their employment they lacked opportunity for normal teenage fun, so used their riots as one outlet for this need.」

一件因殖民地劣質管治加上企業貪婪無度引發的事件，就如此地被權宜詮釋成為苦悶青少年借故發洩的機會。一如「parental determinism」，究竟社會體質出現了甚麼問題，媒體、職場、「成年人」豎立了甚麼「榜樣」，全然不是要探究的問題，要解決的是年青人苦悶還是甚麼其他更系統性的社會結構問題等，也全部視而不見。問題一端和解決方案一端都是徹底有意留白的情況下，青年人和苦悶便被「短路」（short-circuited）成最為容易操弄因果關係。


青年在哪裡？

六六年那個調查委員會，當然有權將問題推卸到一班被他們視為燥動不安的青年人，但真正應該問的問題，其實是香港這個社會，有年輕過嗎？任何年代都會有年紀分類上的年青人，但能把「年青」區別出來的特質會是甚麼呢？容筆者改述以前學生組織的口頭襌「群眾在哪裡？」，還未及細問的問題，會否是「青年在哪裡？」如果按呂大樂在《唔該，埋單》的說法，七十年代的其中一點重要性，是其重疊了香港的社會時間與家庭時間。意思就是，香港經濟於七零年代中的起飛，與戰後嬰兒於七零年代開始長大及大肆佔據社會位置，剛好同時發生。這說法當然有其事實性，但若不對這說法作更仔細的釐清，就很有可能不僅唯有承認今天香港社會已是一頭僵化了的恐龍，更可憐的更恐怕會是，我們被宣判永遠放逐到沒有年青、爆發力的國度。

齊澤克在《violence》一書指出，十八世紀以來的自由主義，將公共和普遍含糊地等同，彷彿只有白種中產階級男性特質（所謂WASP，white-anglo-saxon-profession）才能恰當描述公共領域的普遍性，女性主義者和後殖民批評等都將之批評得體無完膚，今天被視為戰靶可謂當之無愧。然而，齊澤克卻認為假若如此便棄置了「普遍性」這概念甚至或理想，便不過是與目空一切的自由主義者無異，退縮到永恒的個別性，自毁長城。反之，他認為兩三百年前的康德，已對那種庸俗自由主義者提出了哪怕是時空錯亂的批評。康德認為，所謂「公共」與「普遍」並不是指一個男人由他可以為所欲為的家中，走到可以發表偉論月旦時事的咖啡店或廣場；相反，任何人難免都有受制於一系列的社群家族社會條件的束縛與限制，但真正的普遍性卻是存在於他對自身限制的超越。

從這裡出發，當今動態的、具力量的「普遍性」，就涉及了不同受壓迫者如何互相認同各自的受壓迫經驗。任何資本主義要排除的、對壓迫性的社會制度具有真正對抗性的元素的總和，便構成有別於男主外女主內式自由主義概念中的普遍性。中國導演賈樟柯回應許多指他專拍社會上「邊緣社群」，不正正便是強調，中國十三億人九億是農民，到底誰是主流誰不是麼？


我消逝即我在

若要討論香港的青年、生氣究竟在甚麼時候以甚麼面貌出現過，如此思路便相當有幫助。任何特定社會的所謂青年，如果與尚未成形的兒童與業已僵化的成年既得利益有區別的話，其特質便應在於他們對社會所構成的對抗性，而不是恰好碰上各種機會獲得各種經濟利益及社會地位。換言之，大量戰後嬰兒不錯是踏著七十年代的經濟機會自此平步青雲，但若這就是我們典範性的年青的唯一意義，今天的失語也就在所難免。反之，七十年代的各式民權運動、社會運動、學生運動，以至各式各樣的電影會、文化藝術雜誌，沒有誰會願意將具爭議性的問題拱手讓給權威及專家，作為青年就是把社會扛到肩上，在一個沒有既定路線的地形上尋找烏托邦，向當時的社會發出了嚴肅的敲問，動搖了許多當時被認為理所當然或至少不敢明言質疑的成見制度——諸如此類才是具年青爆發力的社會的無名英雄。

納粹大屠殺生還者，猶太裔意大利化學家Primo Levi被問及他究竟是個猶太人還是地球人，齊澤克倒裝了一直以來的標準答案：先是地球人，然後是猶太人。齊氏卻認為真正的答案是，正正因為他猶太人是個在二戰中飽受摧殘的民族，而他亦終日猶豫他是否能夠完全認同自己為猶太人，只有如此他才有資格成為一個真正意義的地球人。在今天，青年這種身份認同如果還有意義的話，意義應該在於如何在自身的時代和環境中站到對抗性的前沿。歷史上散落一地的勇氣和意志，哪怕浪奔浪流轉瞬消逝，但正是如此，構成了青年的普遍性轉瞬消逝的面龐。

躲在閣樓的偉大心靈

近日，深水埗出現了一些令附近街坊相當不安的現象。福榮街街口出現了一伙不速之客，有的在路邊向上樓的人不懷好意的上下打量，有的拿著相機對準閣樓的單位拍拍拍。難分究竟是哪個單位有可疑人物，抑或可疑的正是這班不速之客本身。

一如其他舊區，深水埗也逃不出發展商重建推土機據云具歷史高度的巨輪。推土機不長眼睛不問可知，可憐的是下令開動推土機的人也一樣，看不見舊區不將土地視為商品的生活方式、舊區互助互愛的人倫關係，更看不見原來有人能夠有一雙有神的眼睛，敏銳地看穿眼下城市發展的虛無本質，並以自身有限的能力嘗試抵抗。

黃生與其父兩代幾十年在深水埗經營花店，制作如在燒臘店開張時由地面棟到三四米高的花牌，或離島過時過節還常見的喜慶用大型花牌。他的舖位躲在一幢舊唐樓的閣樓，單位又長又深，門口對正通往地面的樓梯，方便他儲存及運送長幾十呎的花牌預製件。花牌除了是一門手藝，其興衰當然也是香港城市發展的一個側面——當香港的street life逐漸被消滅，店舖都縮進商場，工匠精製的花牌還有甚麼地方可放？

與黃生認識不算久，比較深入接觸，是在去年帶中學生探訪深水埗工匠。黃生的外表，一言蔽之就是童顏鶴髮。有神的大眼睛加一頭青絲，說話漫條斯理並永遠掛著善良的微笑。同學大概沒怎見過花牌，上到黃生的舖卻爭著與舖裡大群貓咪玩耍。作為帶隊，筆者勉力想把同學的焦點帶回黃生的花牌手藝，灰頭土臉。黃生卻一派泰然，享受著三十位初中生大呼小叫的熱鬧氣氛。

重建了，街坊與負責的房協一番角力，兩間剩下黃生這一卒。房協的高層從開始已錯認了問題，以為賠償就是一切，多次開價只想黃生離開。他們想不到，這不起眼的閣樓裡，竟然有一顆偉大的心靈：捍衛街坊辛苦多年耕耘的社區和街坊間的關係，於街坊來說這是根而非待價而沽的私產。他不只無視賠償，他所堅持的就是與自己切身利益對著幹。他不「收錢走人」而與房協對簿公堂，是要確立重建要考慮居民（還有貓咪）這簡單而合理的道理。

文首那班不速之客，針對的便是黃生。官府自有針對老百姓的手段，包括向漁農署投訴黃生虐貓。黃生店裡的大群貓咪，其實是他不忍受了傷的流浪貓浪蕩街頭拾回店裡照顧的。快要面臨抬人封舖的黃生一點不悲壯，也不是要做甚麼聖人，他大概覺得這只是平凡的常識——只是常識也有透現偉大和崇高的一剎。

小文不算甚麼，但都獻給黃生。撐住！

圖片：黃靜

音樂的社會運動學

1953年，史大林死後幾個月，西伯利亞的礦場紛紛舉行罷工。礦工的要求簡單而合理：禁止哨兵向礦工胡亂開槍、停止奴役年邁礦工和童工等。政府一番胡蘿蔔加棍子後，礦場悉數復工，只有佛庫塔（Vorkuta）的工人在死守。蘇維埃政府派出兩隊坦克預備清場，甫進礦場，但見工人手挽手組成人鏈，一列又一列的大漢集體引吭高歌，坦克兵當堂呆了。

軍令如山，機關槍還是要開的。一片震耳欲聾的歌聲混和槍炮聲中，中彈者有旁邊的礦工扶持，一具具肉身頓然結合成一具不朽而集體的歌唱怪獸。雙拳難敵四手，最後當然還是一地屍骸血成河，但工人互相扶持的大合唱，卻一度有如改寫了物理定律：子彈似乎對這頭不朽的歌唱怪獸似乎一度失效，神秘的集體性無異於將時間凝定。

早兩年保衛皇后碼頭，便是發狂的搞音樂會，彷彿即使政府永遠都無法把道理聽進耳朵都好，音樂仍然可以團結思想和肉體某種神秘的節奏。最宏偉當數07年1月21日的「人民登陸皇后」，幾十人圍埋，抓起甚麼就亂敲一通。30分鐘non-stop的敲擊，幾乎已覺得天下無敵，解放軍當場清場也要倒楣。

六四廿周年漸近，和室友在家喪煲民主歌聲獻中華。最搞笑莫過於今天已成公民教育大使還是甚麼的李克勤先生，在台上說：「這首歌沒甚麼意思，但亦希望將最『深深深』的敬意送給在場的朋友…」，音樂奏起，李氏就真的把風馬牛不相及的《深深深》攝進民主歌聲獻中華。心中不停在想的，是究竟清場前後，這種歌唱意味甚麼？支撐聽者的甚麼情感？當然大家都知《血染的風采》並不是為民運寫就的，但問題不就正正在於，若八九民運時《血染的風采》沒有出現，發展會否不同？

社運樂團「噪音合作社」今年組織了一眾樂手歌者，出版名為《六四二零》的專集，唱出廿年來對八九民運的感覺。有如戰歌的《毋忘六四》，有低迴的《記號》，有表達進退失據的《2023》，有希望力挽狂瀾的《拒絕遺忘》等。這當然不是關於六四的情緒反應的一張清單，要表明的是，對屠城的感覺也是回應和發展。仔細的深索自己的情感，能為往後的路劃出座標。

還有一首憤怒的作品《飛鳴》。歌是由魯迅的〈墳——題記〉和〈記念劉和珍君〉輯成的詞譜上曲。歌詞說：「說話／說到有人厭惡／比起毫無動靜來／還是一種幸福…蒼蠅的飛鳴／是不知道人們在憎惡他的／…然而只要能飛鳴／就偏要飛鳴」。這不是就魯迅版的底歐尼根精神嗎？這位犬儒老祖宗掛著傲慢的微笑，橫眉直呼亞歷山大大帝閃開，別擋著他曬太陽。今天政治低壓，人人噤若寒蟬，原來魯迅早於近百年前便有指示。六四廿周年，就讓我們高歌對成見慣習的對抗性。


溫馨提示：《6420》將隨今期字花附送，大家有買襯手。六四燭光晚會當晚於維園亦會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