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7

爛地一塊



二月尾有一天,和幾個同伴走到我們一度打生打死的天星碼頭——對面的停車場天台。在那個拍過《終極無間》的天台,回望拆剩一片爛地的天星碼頭,和裡面一堵半身高的綠色爛牆。四時多的太陽,把爛地照得反常的積極和具生命力。

那時候,旁邊皇后碼頭的守衛運動方興未艾,三日唔埋兩日就有一個活動舉行:有文學史講座有社運老鬼夜話有劇場遊戲有將音量放大的搖滾詩唱有海風短片放映。想得出的都有,連反轉殖民皇家儀式的人民登陸都做過了,就差未學董啓章的v城般,在天星的爛地重新搭建一個天星劇棚,找一大堆老臨把天星的車{馬龍重演出來,以假亂真。

無論是香港的進步文藝界的大曬冷,還是與公權警察的埋身肉搏,共通點都是與一種過去告別。那種過去把我們懸置在半空,攔截我們與歷史、與地方的關聯——地方只是通道而不是生活,歷史只是包袱而不是諍言。懸在半空予人像霧像花的自由幻覺,這懸置自一八四二年至今,風雨不改。而天星的一片爛地,卻像一顆炸彈,隆隆的炸醒了我城入夢的遊魂。

天星這片爛地,是一個消失的中界,花巧一點說,也就是一片廢墟。廢墟者,舊的垂死,新的未活。消失的中界者,在於舊的和未知的新之間,既是斷裂亦有延續。舊物如果被所謂「時代」砍掉,碎片堆砌出的廢墟,不是眷戀懷勉的對象,而是未竟的進步可能,是兵家必爭,是new man(fanon語)的搖籃。

原刊《字花》第八期

按:嗱嗱嗱,呢篇係完稿早於《今天》那篇的,所以不(只)是重複……而附圖也不是天星的廢墟,而是從皇后天台影埋去晚晚幻彩fing香港的尖沙咀,和中間的海港——泊滿天天在挖千年老妖的超級無敵大怪手。

12.7.07

在解殖的街頭





(亦推介阿仁的文章,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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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說,「香港的回歸過程歷時只有一秒鐘」。意思就是,歷史上所有殖民地的解殖過程,全都經過長久而動態的發展過程,未到最後塵埃未定。反觀香港,沒有的翻箱倒籠的本土歷史清算,沒有前仆後繼浪奔浪流的大規模群眾運動,沒有洗心革面的自主意識醒覺;回歸過程就如今年年初的全城禁煙法例一樣,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上十一時五十九分五十九秒過後,香港在歡呼聲和反對聲中順利過渡,就像甚麼都沒有發生。

甚麼都沒有發生,包括連「甚麼都沒發生」的錯愕都沒有。

查早在二零零一年九月,當香港還未可擺脫亞洲金融風暴和九一一的餘震時,今天行政長官,當天的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坐著一艘髹著「香港品牌」的天星小輪,風風光光由尖沙咀啟航到中環,宣傳「亞洲國際城市」這個所謂「香港品牌」。那時回歸才四年,香港卻像透一支倒楣的軍隊,還未誓師便給攻個七零八落。據說當時市面百廢待舉,香港人和管治階層都坐同一條船、獅子山下式的假像,幾乎騙到了全香港的市民。

幾年過來,在網上搜尋star ferry,即是天星小輪的英文名稱,即便在如英國的衛報和美國的時代周刊,不難找到關於香港特區政府如何因為填海修路,冒著大批香港市民的反對聲音而堅持清拆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消息。當年還未當特首的曾蔭權未知是否預視得到,區區一個拆碼頭的決定,竟然會牽動到香港人與自己土地的關係那一條似乎從未敏感過的神經,還有一大堆恐怕從未如此明晰而有說服力的解殖躁動。一個矩陣在運動中形成,公共空間、歷史身分、管治關係等維度縱橫交錯;意識和身體,正大刺刺地逼近著由港英時代開始塑造的殖民性的禁區和底線。

換言之,姑勿論同樣一片空間,更流行的講法是英國皇室和港督等登岸的地標,但其自五十年代開始,已經與香港的平民百姓的生活綿密交織,絕對是不爭的事實,也不容略過。一直被視為殖民管治象徵的這片空間,竟陰差陽錯始料不及地提供了一條線索,構成了回歸十年始開始發生的解殖反思的大舞台。

***

推土機代表的是一種不惜一切的發展觀,不顧歷史不顧文化不顧社區關係地為了多建一兩幢比天高的商場。這是我城之所以能夠由上世紀一直經濟沖天飛到今天的法寶,這件法寶的雙生兒,就是自殖民地時代開始的一種殖民性。甚麼是殖民性呢?它把我們懸置在半空,攔截我們與歷史、與地方的關聯——地方只是通道而不是生活,歷史只是包袱而不是諍言。懸在半空予人像霧像花的自由幻覺,這懸置啟自一八四二年,至今紋風不動。初時它告訴我們,香港人是無(或者不需要)根的,後來索性以城市發展之名禁止一切令我們與地方和歷史產生關係的條件。結果當然就是,香港人視自己為極端的單子,浮游在令人目炫的任君選擇的「自由市場」;家庭已是最高層次的組織單位,集體行動和身份只是笑話。這,在回歸之後未曾轉變過。

齊澤克引述過法國哲學家巴迪烏(Alain Badiou)的真理事件(Truth-Event)概念,真理事件指的是在正史的知識中難以名狀和辨認的事件,它無法拼入已有的傳統並成為其一部份,無以在現成的政治經濟、社會、哲學中找到資源以論述。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十月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即為真理事件的典型例子。真理事件是絕對的異類,迴避、抗拒、否證事件發生時所可資引用的各種分析或解框架,它甚至進一步搞亂常熊和個別事件的二份。真理事件不只是常態下出現的個別事件,不只是又一次的不著邊際的騷動;相反,與現況與傳統極端不協調的真理事件,披露了社會看似穩定的結構裡的根本弱點。這弱點是社會結構的構成部份,社會所有制度和機器需要一直主動而低調處理的質性問題,大眾也一直被告知和訓練成對這根本問題感覺麻木,甚至不知不覺。

真理事件,雖然像個謎樣的大爆發人人手足無措,唯它制造了屬於真理事件的主體。按齊澤克的說法,真理事件的「真理」,是鈎附在某個偶然而具體歷史情狀的真理。事件的主體各種原有觀感和意識維度在真理事件中被暴烈地打亂,並重新收歸在真理事件橫空出生的新語境、感觀和參照的維度上。主體與事件的關係,一語記之:忠誠。根據巴迪烏的定義,主體的出現是有限而偶然的:真理不僅不是「主觀」(即並非由主體游絲妄想所決定),主體相反地需要服務穿透了他/她的真理;主體是命定地無法滿足真理所提出的無止無終的要求,因此他/她只能在其身處的多重情狀中,尋找真理的各種蛛絲馬跡(註一)。

去年的天星運動如果有任何意義的話,意義就始於於抗爭者登上推土機的一刻。

先簡單交代一下天星皇后運動的背境。風眼中的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坐落在港英政府於戰後五十年代的那一期填海工程的新填地上。一向吃大海飯的香港,由殖民者登陸始已不停填海。為了增加可使用的面積而逃避向政府繳交差餉,開埠時位於岸邊的倉庫和貿易公司已不停進行小型填海工程。五十年代的填海工程,不僅填出了日後的維多利亞公園,還填了中環現在大會堂,皇后碼頭、愛丁堡廣場、天星碼頭等那大片土地。我城一如各地其他大城市,寸金尺土,五十年代填海工程特別之處,便是填海所得的新填地,竟然沒有地產商的份,不作建摩天大廈之用,而是成為文娛康樂消閒場所。而實際上,這片香港現在買少見少的沿海公共空間,閒日是上班族午膳和飯後散步、釣魚下棋的地方,周末是飄洋過海到我城打工的外傭的歡聚天地喘息空間,遇事則是社運份子糾集群眾昂首闊步遊行到中環政商權貴總部的起點(六七年的反天星小輪加價、七十年代風風火火的中文運動、保釣、反戰等遊行示威,不少就是發生於這片海旁的公共空間)。

香港無止境的發展慾望,今天終於波及這片在城市心臟的公共空間。政府終於啟動了中環第三期填海工程,因為無關痛癢的地下排水渠和碩大無朋的公路,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都面臨清拆的命運。去年十二月中的一個中午,約二、三十人聚集於天星碼頭的工程圍板外,希望阻止工程的發生。然而,工程並未如計劃般受到影響,門外的人邊聊勝於無地阻擋希望進入地盤的工程車,邊聽著地盤內推土機地把那近五十年的建築逐寸逐寸地毀滅,一籌莫展。突然。午飯後的時間,有工程車要離開地盤,乘著地盤的大閘開啟,一幫人伺機跑進地盤入口,有的與保安在追逐,有的被包圍。還有一個:他站上了隆隆作響的推土機之上——推土機被迫閂掣停止,而這也是佔據,和真理事件的開始。

***

闖入地盤後,據本地報紙所載,關鍵點在於翌日,佔據者被不合理地大規模的警力抬離地盤——當時我城的議會正在就天星碼頭清拆事宜,進行動議辯論。然而,不能不提的就是在隨著登上推土機而揭幕的二十多小時佔領時空。入黑前,保衛碼頭者幾度被地盤的保安人員不熟練地抬走,惟被闖進的地盤已是不再一樣的境界:它吸引你前仆後繼再度闖進。因為它並非空談的價值觀爭論,並非政府的決策閉門黑房,也不是要千方百計吸引媒體注意的photo opportunity(見報機會)。地盤就是工程,阻止地盤運作就是阻止工程,也更無意中挑動了我城的人與土地、與歷史、與管治關係等的無意識設定。這道理在那幾闖幾抬之際,最是鮮明最是深刻。地盤保安把保衛者抬走,就是一個「地盤(即再不作為公共空間的碼頭)屬承建商的私人地方」的一個宣示,而政府的強硬態度,更是一則警告:官民之別,不得越過。

電光火石,保衛者眨眼間回到一種殖民情狀:任何與土地和歷史建立關係的意向,都被冷漠地攔截,人就像禁錮在半空任由管治者所設定的場域所支配,不得置喙。面臨清拆的碼頭,重複的清場,強硬的政府立場,披露了這個被稱為後殖民地的殖民性秘密,亦將保衛碼頭的人士重置在一系列所有人都以為已不再的殖民座標下。如此情況,在回歸近十年的一個下午,既是全新的體驗,亦為歷史的重覆。

幾經波折,地盤保安和政府放棄了立即清場的念頭。那一夜,保衛者都是光禿禿的暴露於一種管治之前,席地而睡,在地盤內、在推土機底,過了下著微雨的一夜。對於如筆者這種介於七十年代末八十人代初出生的香港人,八九民運還未懂事,九七回歸只會以政治不正確的冷戰思維看待;所謂社會或政治運動,要麼就是純論點上的唇槍舌劍,要麼就是一色一樣的大遊行,要麼就是議會內政治精英之間的勾心傾軋。這當然與主流媒體的理解能力和書寫格式有關。但似是而非的印象,就是「人」若不是人頭的總和,就是缺席:缺席於面臨能夠促成社會轉變的關口,更嚴重的是缺席於能促成社會轉變的對奕。而這難道又能與從報章所讀到的社會、政治運動的報導和論述脫得了鉤嗎?作為傳播工具的報章和其他媒體,彷彿很「現實地」替你分析權在誰手,誰的計謀是如何,為甚麼得逞或成功。每天讀這類報導或評論的讀者,能想像自己終有一天能成為促成社會轉變的一個角色嗎?能夠真切的體會,無中介地面對管治權力,同時所要承擔的壓力嗎?這大概是社會人人輕輕省省無甚所謂浪奔浪流的特質的本體論基礎。

天真也好浪漫也好瘋了也好,當時保衛者的腦裡想的很簡單,佔領尤如在大水壩中刺一個小洞,小洞支撐得越久而不被填塞,整幅水壩徹底瓦解的機會就越高。而相反,地盤失守就意味曇花一現照常營業——一度在伸手可及的範圍內可以爭取的東西,是否緊握下去,成為了唯一的問題。

換個說法,面對政府衊視歷史、衊視人民的公共空間,保衛者死守的,不僅是一座有五十年歷史的鐘樓,也是我城或者從來只是若隱若現的主體性的。放開了手,沒有實質的損失,只是繼續甚麼都沒有發生。

***

隨後的一個星期,天星碼頭的保衛者就如不是在碼頭裡,便是守在碼頭的外圍,繼續帶著阻止工程的目標,行使香港人在公眾地方的權利。絕食、往特區行政長官的官邸抗議,不停被警察阻撓、不停的地抬走,不停的被驅趕。過程中,保衛者跌撞於街頭之際,原本在城市中多一個不多,少一個不少的感覺逐漸變成難以承受的輕,一種對立於只希望把人民封鎖在無根狀態的殖民式管治的本土意識,亦開始在蘊釀覺醒。

雖然天星碼頭的鐘樓,最終在眾目睽睽下整座被鋸走,直往堆填區被磨成碎片;惟在天星碼頭保衛運動中被召喚的人,亦像被充了電的電池般,轉戰在天星右鄰的皇后碼頭。保衛運動走到皇后碼頭的階段,要求參與者更清醒地直面及回應我城的殖民經歷。查皇后碼頭於一九五三年建成後,一直是由英國乘飛機抵港後,由九龍坐著其「慕蓮夫人號」到中環登岸進行其就職儀式的地點。現在流行的講法,皇后碼頭的設計與其對面的大會堂以一條軸線遙相呼應;在這意義下,如果原本天星碼頭所象徵的,還可以說戰後像霧又像花的現代管治形象,保護皇后碼頭豈不是走歷史的回頭路,甘心將熱情都奉獻給殖民的始作俑者?

歷史不能重置,也不能改寫。若皇后碼頭的確曾有過標誌殖民權力——登岸以宣示主權——的過往,除了發掘一直以來在皇后碼頭發生過的抵抗運動——中文運動、保鈎、外傭爭取權益運動——,碼頭保衛者亦努力在皇后碼頭的空間刻寫與權貴無干的本土歷史。自天星碼頭被拆毀後,皇后碼頭及其對開的廣場,不斷有文化活動在發生,計有:本土社會運動前輩的夜話、劇場遊戲工作坊、文學沙龍、獨立短片放映、詩歌朗誦及音樂會、關於歷史文化保育的論壇、火鍋聚餐、攝影展、導賞團、人民規劃工作坊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早前三月台灣的漢生病療養院「樂生院」因為捷運工程而面臨清拆,一班關注的香港朋友亦於同仇敵愾的皇后碼頭進行過兩次音樂會。除此之外,碼頭的保衛運動更開始與其他社區運動的團體連結,嘗試以保護香港本土文化和庶民生活為主題,將抵抗同一發展至上邏輯的運動擴散和連結。

殖民情狀的暴力,在於殖民者帶者高傲自負的眼光,目空本地人的一切,縱然由薩依德《東方主義》始的後殖民批評發展了快三十年,理論所及,誰是殖民者誰是被殖者已開始難以界分,唯一種將土地的生活方式、歷史、身份、貢獻埋沒和貶抑的主流意識,歷史和地方只是與所有商品一樣的消費心態,在香港仍是南征北討百戰百勝。碼頭保衛者在街頭的一切,便是希望實踐出一種別樣的時空觀念,同時在實踐的過程中,解除社教化中成為統治者眼中的「順民」的訓練,填充香港空間的意義,重述香港地方的歷史。在這半年期間,有兩次行動可資說明。

一月二十一日,皇后碼頭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儀式:人民登陸皇后。碼頭的保衛者以一艘被命名為「本土號」的船,載著近一百人(當中包括不同重建區的街坊、新來港人士、關心歷史文化保育的團體、工會成員、非政府組織成員、進步知識份子、運會運動前輩、外傭團體等),浩浩蕩蕩由尖沙咀起航至皇后碼頭登陸。行動的訊息一目了然——香港的土地曾經是以殖民者的登陸而成為不由自主的國度,回歸十年情況亦未因主權易手而出現轉變,則香港人需要以集體行動宣告,誰是香港真正的主人,誰才是香港歷史、社會、文化發展的無名英雄。保衛者還預備了兩條各五十米表的橫額,由所有參與者寫上了其心聲,繪滿了意味深長的畫,在碼頭登岸之處由登岸者領到大會堂前原本由港督主持升旗儀式的檢閱台。大會堂、皇后碼頭和愛丁堡廣場整個空間,頓時人聲頂沸旗海飄揚鼓聲震天,幾乎讓人錯覺這片公共空間正式宣佈獨立。

三月二十一日,時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一場全港七百萬人只有八百人有投票權的「選舉」)前一星期,碼頭的保衛者和不同的社區運動、居民運動的團體,發起了一場遊行,爭取香港空間規劃的民主化、要求規劃的過程和機關尊重社區的歷史、文化和有機地形成的網絡。香港一般遊行的原則,是人數至上,大街大巷至上。然而,三一二遊行因為連結了不同社區運動的團體,爭取屬於舊社區的權利和尊嚴,故遊走於舊區的橫街窄巷,在舊社區的現場宣示團結,便成為一場保衛舊區免於全面被高樓大清洗的遊行的理所當然的路線。路線更途經匯豐銀行於中環的總行,即星期天休假外傭的聚腳點。隊伍途經該處,隨即與外傭合唱團結的歌曲,亦有發言互相支援——只因作為香港職業女性的家務勞動替代人員,她們長年累月對香港經濟發展的貢獻,從來便被忽略;作為本土社群的一部份,她們也是被拒絕的。隊伍中除了年青人外,也有在各個舊區居住和建設了幾十年的老街坊,遊行之於他們既是向外宣揚訊息,亦是向內加強團結。最後,遊行隊伍挺著一塊幾十平方米,由基層婦女和藝術家編織而成的百家布,有尊嚴地完成遊行路線,抵達終點站皇后碼頭。

事實上,遊行隊伍不斷被便衣警察滲透,被軍裝警察以各種秩序理由攔截。或許如此的參與者的組合、如此的遊行主題、如此的遊行路線,對有著某種不可理喻的官威傳統的警方而言,完全摸不著頭腦。結果一位受人尊重的重建區街坊在遊行後發言時竟遭警方不禮貌地中止,而一位藝術家朋友亦在遊行完結後,遭掩飾自己重案組身份的便衣警員無故截查。這場保衛香港本土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如不是已經越過了一直以來在當權者理想的「順民」的界線外,遊行參與者所受到的對待實在難以理解。

從登上推土機的一刻開始,保衛碼頭的運動者便從一種不一樣的介入點靠近解殖的彼岸。回歸的一刻,政權由原來的宗主國英國移交到中國的北京政府,各界預計由政權移交所引發的轉變,回歸差不多十年後的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保衛運動的雷達差不多掃描不到,亦沒有以這大歷史上的一刻間的差異,作為其觀照自身狀況的理所當然的參照點。相反,似乎是名義上有變而實質管治關係的不變,兩者之間的距離,就觸發了一場真理事件,為忠於真理事件的主體提供判斷和行動的座標。

管治者透過土地限制香港人的生活空間及歸屬意識,而碼頭的保衛者,則在街頭正面迎擊,在街頭巷尾,撿回屬於本土的片段,重組本土的世界。而事實上,政治和社會的抗爭和異議在香港的歷史上絕對不是缺席的,由碼頭保衛運動所開展出的解殖語境,要求保衛者承先啟後,從過往的異議歷史中,了解今天能行使的自由和權力的沿革及限度,並由此思考和實踐擺脫回歸後還殘留或強化了的枷鎖,真正感受作為香港這地方的歷史主體。將「本土」、「庶民」等受支配、被動的客體,正式宣佈為具自主性、能左右城市走向的主體。這嘗試並不在中立真空裡進行,更並非無關痛癢——視之為回歸十年忍無可忍的歷史任務,該不算是意圖不軌的自高身價。

***

後話

回歸前突然出現大量由國內學者出版的香港史著作,抗衡一直以來英國人對香港的歷史論述,曾令不少論者慨嘆沒有從香港本位出發的歷史:不單止主權是倫敦和北京政府的爭拗對像,即連對主權的論述,香港也從來不由自主。針對這情況,回歸前後曾有一批年青的學者和知識份子對過渡期的香港文化作批判性的研究。

當時的文化評論,不少是在一個更廣闊的文化脈絡中,不無自眨地把香港理解為「邊緣」、「夾縫」、「混雜」,描述八十年代以還香港被倫敦和北京政府排斥的現實。面對這樣的一個問題意識,而得力於後殖民批評的引入,另一批論者便指出「兩種政治策略都不能妥善處理複雜多重的後殖民香港身份,反而往往成為文化北進反攻大陸的不在場證據」(註二)。辯論的因為籠統的定性而起,而止於特定的反證。另一方面,以菠蘿包、茶餐廳等作為香港文化的特徵的論述,無疑貼近生活且能在前途談判的一片無力感中找到香港人肯定自身的立足點。

這些對香港文化作描述和分析的例子都立足於特定的論辯和歷史情境,本就不是要處理香港人的解殖狀況,亦無法對之延伸有視野的討論。面對當前香港庶民社區被逐漸消滅,殖民遺產在香港有全盤的歷史清算前已被埋葬,或與資本結合成全新的消費空間等問題,不難暴露出學界評論界對香港解殖任務的忽視。這不止是在一個超級市場內少了一個牌子的貨品,而是我們是否付得起埋沒一段段對香港走到今天舉足輕重的歷史的責任,是否真的提不起意志找根據想策略解除歷史遺留下來的殖民枷鎖?

已幾近成為經典的印度庶民研究小組,早於八十年代初(約於其脫離英國殖民統治而獨立建國三十年後)已開始專注研究一眾在南亞社會在殖民時代的社會變遷。庶民研究系列的首位主編拉納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在〈論殖民地印度史編纂的若干問題〉中給他們自己開出的研究對象:人民政治。「在整個殖民時期,印度政治存在著另一種與精英政治領域並行的領域,其中的主角不是本土社會的統治集團殖民政府,而是由廣大勞動者構成的庶民階級和群體以及城鎮和鄉村中的中間階層,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人民。這是一個「自主」的領域,因為它既不是產生於精英政治也不依賴於精英政治而存在。」(註三)

由前途談判起到回歸十年後的今天,香港已走了近三十年光景,即使無需將回歸一刻視為濃縮了一切歷史問題的金鑽一剎,對於香港解殖情狀的分析之空白或難產仍是令人相當尷尬和沮喪。香港社會如何走到今天、小市民(有別於正史主力記載的華洋精英)的自強抗爭、對人民如何(無法)構成社會的進步力量等問題,香港要是希望走出殖民情狀,對上述問題認真而批判的認識和清算實在是逼在眉睫。


註一:Slavoj Zizek, “psychoanalysis and post-marxism: the case of alain badiou”,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Durham, Spring 1998.
註二:北進想像專題小組,〈北進想像——香港後殖民再定位〉,《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註三: 拉納吉特‧古哈,〈論殖民地印度史編纂的若干問題〉,《庶民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

原文刊於《今天》
二零零七年第二期,夏季號,總第七十七期

3.7.07

如果認命都可算一種「理想」…

大時大節彷彿真並不是可以輕易失落的時機,說甚麼也好都總要說點甚麼。如此,無拉拉的六月底,我們又有《老港正傳》,又有《每當變幻時》,趕著零七年七月一日的這部只得一班的十週年列車。

所謂的意識形態批判,並沒有很大的意義,因為那多半不涉及電影的技法或關於電影這媒體本身的種種,而是在拷問導演或編劇,你這樣說是為甚麼。這問題可以相當抽離於觀眾對著銀幕兩小時的經驗,其間他們可能笑到傻左或悶到暈左,被電影的整個裝置舞到火星然後回歸地球,諸如此類。觀賞過程可以是很enjoy,但有些主題問題還是值得一說。

《每當變幻時》講的是一個九七年開始到富貴墟賣魚的楊千嬅的故事。還有幾年就三十,想嫁人但她偏就要在街市賣魚替老爹還債。換句話說,這其實是一個爭扎出頭的故事。遇上陳奕迅,一個相當合意,生活小節簡直可以用sweet來形容的伴。片子沒說得很清楚為甚麼陳會漸漸愛上楊,倒是楊如何自處和回應就繞有趣味。陳的生活情調與楊為自己生命策劃的路徑,是互相排斥之局,這就是故事的核心問題和推動劇本的馬達。

且不說楊千嬅與陳奕迅破冰的一刻,看來是在楊趕去抬她去了召妓的老爹時,陳告訴她已替她還了部份債和如何在批發處攞平魚。不無庸俗地講就是錢作怪,但這還不是關鍵。電影的主要場景是一座舊區的街市,這座街市要拆,攤販也四散各地。他們裡的雞販移民到美國去了,一直收到由陳的電郵地址發出的消息,聽取許多關於富貴墟的情況。遠在美國的雞販,對於富貴墟的清拆,如在夢中。後來他因心病要回香港做手術,急不及待要到天光墟。陳和楊因為不願看雞販承受不了富貴墟被拆的壓力,就叫齊原班人馬再次搭建街市的盛況。後來東窗事發警察趕到,便把他們抬走,少量爭扎後他們都走到街市的天台,像敬禮像舒口氣像完成歷史任務的目送富貴墟。

同樣是以假亂真的情節,有否令大家想起德國導演wolfgang becker的《goodbye lenin》?電影是講述一個東德的小家庭裡,忠心的共產黨員媽媽在八九年前中風昏倒了,卻在柏林圍牆倒下後醒來。世界一夜間改變,孩子,朋友和其他鄰居因不欲見媽媽承受不了心理壓力,就只好搭東德大戲棚,讓媽媽繼續過東德的生活。直到她發現事事都有古怪,這枱戲再演不下去時,孩子決定親自向媽媽道出實情——卻是一個有點別扭的版本。他跟一個朋友整色整水錄製了一集電視新聞,大意是柏林圍牆倒了,但東德人仍是有理有節地接納許多因為捱透了資本主義禍害的西德人之類。

重建那不可能重建的舊貌,固然是兩片相同之處,然而不同處,方是意味深長。認命和適應不可能被曲解為某種堅持,而楊的理想是街出街市,找自己的事業,賣魚只是一個要擺脫的階段。在這考慮下,街市生活必需成為歷史,重現街市生活彷彿只是把回憶當作物件的戀物行為。《goodbye! lenin》中的主角當然並不是義無反顧的投身社會主義,惟他對克服了舊社會的資本主義並不完全服從,即使到結局無可避免要把真相說給媽媽聽時,還要絕地反擊,幽這個「現實情況」一默。good old days在兩種想法的位置和性質,清楚得不能再清楚。

安徒早幾個月講過曾蔭權的「務實」和「願景」的辯證。箇中的認命邏輯,《每當變幻時》在十年回歸這個時機裡,演繹得淋漓盡致。

2.7.07

凝住與高潮

每刻都被壓得要死,甚麼情景出現都會上天下地般找參考,時間彷彿只是一條嚴格意義的鏈條,任何一瞬都只是之前和之後擠得幾乎看不見的分析或分類單位,徹底缺席的當下就是空無的實體化。

十年回歸又好乜柒也好,本就是那麼的一刻,可能當時你正在掃地、解手、睇睇下電視睡著了、在後巷撞到醉漢然後對罵、與情人擁吻、看著一街警察然後後悔為甚麼要交稅、沉思哲學問題,諸如此類。但鋪天蓋地的回憶補敘盤點清算——即使是造作即使是膚淺即使是無謂——卻同時在唯恐天下不亂地為這刻硬塞意義,或說乾脆把它壟斷。我並不相信那一刻本身會有甚麼自有永有水洗不清的內容或性質,但不代表這一刻就當被一百零八條好漢同挺進。

皇后的事搞耐了,昨天因全天擺街站累得只是看來還是清醒。整個下午不斷的收到電話,不同時間收到不同版本的消息:四時進到五時,五時推到六時。上心的問題,一度由由整個碼頭的去留轉化成一個狹隘的談判結果,富德樓的鄰居致電問有沒有叫傳媒,像一把大刀砍下來:守了半年的碼頭,是否便如此這般的輕率相讓?兩個月來的長駐,其意義是否已逐漸超越我們所能承擔的呢?沒有任何談判籌碼的我們,只能以風紋不動作為對警察剃眼眉式開價的回應。

還好經過早到的朋友的堅持,碼頭沒有清場,但卻被警察圍得像個迷離境界:從舊天星到大會堂之間的愛丁堡廣場,一個又一個鐵馬陣只能令人回想一年半前反世貿示威令警察顏面盡失的韓農式四方鐵馬陣。皇后碼頭裡卻仍然車水馬龍,裡頭的盛況這裡已幾乎已完美地記錄,太倦了我只好坐在圍著闊廣的記者區的鐵馬旁,任頭頂「同佢死過」的大布條蓋在我頭頂,防止偶一不慎看到那令人作悶的煙花。

閉上眼睛雖然便看不見那張牙舞爪的煙火,但爆炸聲和漫天的硝煙還是和我無中介地相遇。這些是代表慶回歸的訊號吧,但當時身處的時空不是一個以實踐為抗爭的大場合嗎?當天下午守衛者與警察的一度緊張,事後對之的描述,又被收歸入最後勝利故事中。守護者佔據拍友和市民的觀景框的一小部份展示大衛式的掘強橫額,未知是令人心情激動還是滿不耐煩。碼頭守衛者時刻的忐忑不安和兩個多月以來的疲憊,又如何與滿心歡喜來看天空突然發光的市民調解呢?百年殖民和十年回歸的一切恩恩怨情仇,與看煙花者的熱切期待又如何互相有效傳譯?別誤會我並不指來看煙花的市民與守衛者對立:煙花燒完後人群魚貫離開時,一位個子瘦小的婆婆挺著姆指和我們道別——感動得說不出話。回正題我只是描述性地希望表達那個空間的複雜。

在火藥爆開的時候,在市民的歡呼聲中,上述的若干座標卻被凝住了,條件限制只容許技術性的生存,感覺的生存。在和平的日子裡,本是軍用的、殺人的、冷漠的火藥的引爆,被置換成四十五分鐘的狂歡。爆炸聲和火光越瘋狂,大家的高潮就越接近極限。請告訴我如此的感覺結構是如何集體地形成。唉我都知衰但凡遇上大事大非就往裡面逃還要把這行為幻化為看來說不清的看法,但除了失語外實在想不出有甚麼恰當的回應,就如震天的炮火如履平地般將原本複雜異質的時空剎那間征服,遺下需要解釋的就是那聲音本身。

1.7.07

turned into a stone,兼賀本blog的第二百篇


賀本blog第二百篇東西這行為,範疇上無論如何都很自我中心。現竟又碰巧是一幅向別人介簡的自我解剖圖,天網灰灰。




turned into a stone

我就讀的中學是建在斜坡上的,細小得連籃球場也只能放在天台,以當時的標準,算是「超班」但絕不fancy那種,每年九月升上中六班的同學,人人背著一袋「火箭」,課室的空間都顯得特別侷促。


無法原校直升中六,就做了個有點莫名奇妙的決定:既然全香港數一數二面積狹小的學校容不下我,就奔向面積數一數二敞大的學校吧。由1997年九月一日開始,我在赤柱一家特大中學渡過了兩年。本以為天大地大任我行、打波游水任我玩,結果卻是天天躲在圖書館,小息如是、午飯如是(圖書館的老師善良美麗當然是其中因素),放學即走。

就是當時養成了讀書讀報的習慣。最誇張的例子是98年立法會直選,幾乎每個選區的每張參選名單也能背誦如流、朗朗上口。選舉大過天比候選人還要緊張,當時希望民主派大獲全勝的熱切,就如小時候渴望劉華橫掃每年的頒奬禮。打個比喻,《蘋果》就是我的基本態度,黃毓民就是我的理論導師,「親中派」或「民主派」就是唯一和終極的道德選擇;「批判」就是下判斷過口癮以示高明,「政治」就是表表態。

帶著這個天真無邪的問題意識,上大學唸政治似乎是「合情合理」。從今天的眼光看,這個選擇同時悲劇地洩露自己對「政治」的概念理解多麼貧乏。大學唸的課程叫「政治與行政學」,英文名也許更準確道出學系的取向 ── Government & Public Administration,也就是教授一個政府如何運作,總統制還是內閣制、另加三十種不同的選舉方式等。換言之,就是從一個宏觀的、統治者的高度,設計某種方法,制度化地管理國境內種種事務。如此的學科視野內,異議在哪裡了?抗爭在哪裡了?理想又在哪裡了?

還好,馬料水大學一直以「怪人」多著稱,浪奔浪流到我在學時,還不至於所有同學都是特區的好娃娃。在學生會學生報社之類的地方,還進行著別的一種「自助教育」:就著主流/另類、山上/鄉下的家事國事天下事,整個會室的人煞有介事地討論爭拗、乾著急,間或發出不痛不癢的吶喊。甚麼「發展理論」、法蘭克福學派、後殖民批評、知識考掘、結構與後結構的經文,不少就是從那時候開始頌唸。這堆理論經典其實都聲名狼藉,曰之語言遊戲、虛無主義、「去政治化」等,被批評得一無是處;惟面對本科、校園以至社會要求學生接受的世界觀,當時需要的是一種針對性的自我定位和回應世界的姿態,亦即一種「講法」,嘗試把自己安頓下來。

對於一個急於擺脫「政治科學」訓練的本科生而言,我懷疑這是一條必經之路。轉眼到了這兩年,與一些朋友辦起了另類媒體,希望真切「介入」處處都需要改變的社會,不再滯留於指點江山的評論高位。後事如何,現在還未可知。但此時此刻的關口,姑且引用朋友的一段文章來說明:

雖然媒體行動主義者開展了批判主流媒體的戰線,但是,卻並無提升批判的政治性,批判的準繩仍流於本地非常道德主義的批判…… 媒體行動主義本身有著反媒體新自由主義的任務,如何開展這方面的戰線,讓公眾認識當今媒體的政經特性,而不單停留在「喪失專業操守」的懷舊式批評,肯定是媒體行動主義的一大議題。(葉蔭聰,2006年,〈媒體行動主義、反新自由主義、基進民主〉,草稿)

這篇文章寫於2005年反世貿運動之後。世貿會議期間,大量民間團體和一班投入獨立媒體運動的朋友都嚐過胡椒噴霧、水炮和催淚彈。這當然是「介入事件」的方式之一,但正如動作片只是電影必不可少的類型其中之一,「直接行動」也只是介入社會事件的其中一種方式。媒體行動者、或社會行動者的定義,除了是主動出擊外,還應該包括令自己變得富於「政治性」 ── 意思當然不是選舉或政府那種政治,也不可能只是表態或批評,而是置身於某些無法迴避、For Better or Worse而必然有某種社會後果的情境中。

試想天星、皇后碼頭的清拆,若不是本土行動與多個民間團體和自發參與的朋友,串連一起,冒著各種社會和法律後果的付出和介入 ── 諸如調查式報導、在遊行隊伍中越過警察的不義界線、佔領碼頭、反客為主舉辦「民間諮詢會」逼官員答辯、斗膽重提香港的殖民歷史等等,兩個碼頭很可能會在沉默中被拆掉,世界亦會繼續沿著大財團設定的軌跡順滑地運轉。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批判和介入的深度若令得「對手」感到危機,而必需回應和處理(而非單單向迴音谷吶喊),就是與引文提到那種「道德主義的批評」、「懷舊式批評」最大的分別。

這可不是甚麼結論或宣判,筆者的「成長」歷程亦不可能具多少普遍性。然而,回歸十年,我懷疑香港人若要走出不由自主的殖民狀態、要擺脫「香港沒民主但有自由」的迷思、要拒絕那種安穩但無效、結果形同等候發落的所謂「異議」,關鍵或者就在提升批判的政治性 ── 也就是把自己變成一塊小石,狠狠丟向戰場。。比我就即刻click入去睇。

原收錄於封面靚到離晒譜的《我們的萬言書二》
。比我就二話不說即刻click入去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