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12.07

三料娛樂——inmedia三周年。所謂唔買都黎睇下


blogposter

一,來!看香港另類媒體力量!


featuring(節目太多恕難盡錄):
獨立媒體(香港)——展出多項珍貴香港獨立出版如《70年代》(雙周刊、月刊版、非賣品版、試驗號)、《年青工人》、《黑鳥通訊》、《打開》、《過渡》、《ps》、《女流》、《結他》、《盤古》、《年青人周報》、《呼吸詩刊》、《秋螢》、《文化新潮》、《基進論壇》、《民眾報》、《白文本》、《男女胴體》、《曱甴》等,尚有許多舊兒童及文學雜誌等你發掘。識貨之人睇之無不兩眼發光。
影行者——教你特技diy拍出跳樓鏡頭,即場制作四格漫畫工作坊
陳智德(下午四時至五時)——漫談香港獨立出版和獨立音樂!
同場加映——莫昭如七十年代獨立電影《一封給香港文藝青年的信》
my radio(下午六時至七時)——網上現場直播
開台--節目製作示範,邀請到場朋友參與
《字花》搶先擺售袁兆昌設計、部言繪畫的詩歌康樂棋供大家耍樂,亦會展出絕跡江湖的第一期及部分有吵架痕跡的校稿
另有《月台》、《众獨》攤位,欲罷不能!


肥d製作宣傳短片,all too promotional!

這不只是獨立媒體(香港)或者香港獨立媒體網的三周年,而是歷來獨立力量大晒冷Festival!縱面穿透近二、三十年的異議及小眾媒介、橫面覆蓋近年生氣 勃勃的各個自主出版、網台、錄像制作單位。另有郭達年及陳智德,論數十年來獨立音樂自主出版如何介入文化社會政治變革的大潮;網台myradio更會進行 網上直播!嫌主流傳媒唔好睇,就要一齊來參與另類媒體!


日期:十二月三十日(黎緊星期日!)
時間:下午二時至七時
地點:灣仔軒尼詩道365號富德樓9樓

二,離線沙龍前傳

還在中大讀書的時候,有份編輯學生報出版的《中大四十年》,其中一個有分負責的稿題是在九十年代初鬧哄哄的「小報」。那時的小報,由想題目到寫稿到畫插畫 排版影印幾個人可以包辦,每期掏兩百塊便可印它一千幾百份。喜歡寫甚麼便寫甚麼,要幾批判有幾批判。那個年頭,不知是否夾了在大字報的衰落及互聯網的狂飆 之際,在校園裡還真撩起了一池春水。

大嗚大放過後,留下的問題是:如果說學生會、學生報因其資源龐大和有著某種有理說不清的「問責性」, 所以還有成為有潛在小官僚的機會,而無法實現真學生發聲及製造校園異議或另途的文化,為甚麼小報這種更加非體制的媒體或武器,都最終失聲?究竟是一種有別 於標準大學生理想的生活方式、價值觀、政治行動,無法透過哪怕是如小報這種媒界實踐出來,或是這根本不相干,問題根本出於別的地方?

三年 前開始,inmedia提出了民間記者這一意念和實踐,不少民間記者都以他們慣常的活動領域和方法進行實驗,採索和揣摩民間記者的可能性、進步性,甚至偏 鋒程度。這一大堆不屬於編輯部的經驗,編輯部已無暇整理。即是以inmedia作為根據地的一種媒體運動是怎樣,有甚麼類型,可以如何連結,有甚麼目標 等,說起上來都只是抽象的,無法建基於這裡本有的風格、政治和連結而得出判斷。故當編輯部討論三周年要以甚麼作為主題時,「獨立媒體運動」這一個大字,說 不定令不少編輯卻步。

心裡心裡有個謎:對比內地言論封鎖的凜烈,官方宣傳機器的大模斯樣,為甚麼同樣是作為溝通媒界的互聯網及相關的產業 和文化,在內地比在香港竟要火紅?你話是抄襲的也好誘發出來的也好,外國有yahoo有google有youtube有facebook有twitter 有blogger有wiki有creative commons有ebay,內地就有新浪有百度有豆瓣有土豆有創用有阿里巴巴,諗得起的都有equivalence。回頭看看香港,我們只有跨國企業在香 港落腳的分店,彷彿中小型的本地網站商業非商業的,都是隱型的。

我的假設是這樣的,內地正正因為封鎖得森嚴,所以任何間隙都顯得是耀眼的 光芒。加上與網絡相連的「自由」、「個人」等聯想,一放到一個幾十年來強調「集體」、「政治教條」的背境裡,一個人,對著一部連了線的電腦,就可以像一把 小刀一樣把家仇國恨狠狠割破,恩仇快意自是不言而喻。加上內地人多,打個噴嚏也幾萬人嗅到,這好像叫規模經濟,前仆後繼甚麼都試也就見怪不怪。

反 觀香港,被一句話騙了幾十年,令香港人以為自己只是沒民主,自由多多少少還是可以引以為傲。開電視公營電視連自己的頻道都沒有,只能攝在商業電視台的節目 之間播放,到報攤報紙和雜誌多得自己都沒興趣看,幾個電台都各具深入民心代表民意的節目和主持。一時之間,表達意見的渠道都不成limiting factor,沒有意見才是難為情的秘密。然而關於香港這邊的解釋,其實像霧又像花。

近日因為要預備三周年的活動,到處向朋友收集舊刊物 和作品。隨便舉個例,吳仲賢莫昭如等編的《70年代》雖然經常脫期又被港英政府查封又以偏鋒進步自居,據說還是一期印一萬份的!同時出現的還有一大幫社會 行動者,他們會關心加租、貧窮等問題,亦會思考反帝、民族的問題,共同的是他們都是行動派,挑釁起三幾十年前一波又一波的本土社會運動,為今天許多被視為 理所當然的生活條件奠下基礎。這不只是簡單一件奇聞,而是這挑戰著香港人一直賤視自己沒文化沒理想沒有政治菱角的「常識」或「前提」。

回 頭看今天,缺乏一個含糊的對立面,與哪怕是簡化單薄的集體身份都無以支撐,不知誰因誰果或是互為因果:影行者一堆網台花字花月台廿九幾,阿麥序言正文陳皮 村護書堡,還有幾十年來太多刊物演出書局音樂長短片,我們有沒去發掘和確認和倡議共通點?上述的媒體環境,各種社會政治文化審美常識習見,是各式媒體實踐 所針對的嗎?我們有集體身份嗎?有一把如透明間尺的標準可以一量便現形嗎?還是這把尺本無所謂存在,而需要建構或述行出來的呢?

相比起文 首關於中大小報的問題,上文的問題似乎了又有所不同。前者涉及的是在一個溝通傳訊的模型裡,溝通的工具與溝通的動機的相關性為何。小報那系列問題的前提, 恰恰是本文那系列問題的起點:小報小報,一般的說法裡已是把不同的小報及其搞手視為當中當然有差異的一個籠統的「類」(這),但在本文的語境裡,另類或獨 立或自主的媒體,是一個「類」嗎?這個「類」所面對和身處的社會和文化環境是甚麼?這個「類」與編輯部一直在想的「媒體運動」的關係是甚麼?更根本的是, 這個「類」有需要嗎?便是游移於接近/outline這個問題,及解決這個問題。

三,未完的討論——沙龍小記

用了一篇文章的篇幅去代交待筆者關於inmedia三周年的胡思亂想,現在入正題。

先 申報利益,因為筆者是袋著幾噸問題而來,耳朵受壓所以必然偏聽,難以完整,但也姑且就筆者關心的部份交代一下。具體來說,在一個現兜兜有許多不同實踐者的 場合裡,筆者希望能有討論的有幾方面。一,錢。經費的來源與實際操作的自主及獨立有甚麼關係?有甚麼不同的模式正在運作中?各種模式的利弊是甚麼?有解決 方法而不火燒後欄妥協了本來原則的嗎?二,擺明居馬評論時政挑戰權貴和政府也好,強調生活趣味審美要求的也好,這些堅持是對外在世界的一種回應嗎?世界太 大,任何對應都只能是局部的對應,參與者所對應的世界是哪部份?

影行者的李維怡說,影行者的宗旨是希望把藝術還給人民,讓他們掌握自己的發聲工具,並培養一種具人文關懷的講故事方式。她舉了一個例子,在扎鐵罷工期 間,有幾位大學基關組的同學,他們天天到罷工的地盤,後來維怡知道,便說反正無所事事,不如每天點片吧。然後每天他們交回dv帶的時候,便可順道在一同睇 帶的時候,討論各種所謂技術的問題,如鏡頭的角度,訪問時提問的遣詞用字選擇等,其實就是一天一次微型workshop。

《月台》的 花苑,她表示《月台》的目標,是把看來硬邦邦的文學軟化,透過將文學融入生活,來像搭一座橋讓讀者進入文學的世界。因此,他們希望雜誌能做到一種「輕」的 感覺。另外,雜誌每期都有贈品,都是日常生活有用或沒甚麼實際用途的小物品,與文學有點點關係。她舉例有一期的贈品是一個花布車成的八達通套,花苑解釋八 達通套其實是一個車衣阿姐的作品。事實上,花苑經常用的一個布袋,便是阿姐以一個米袋改裝而成的。筆者的演繹,就是阿姐的真正身份是一個 designer。

《月台》頭十一期都採自資出版的方式運作,製作過程全人手,切紙、釘裝、打包等都是自己包辦的,每期印量為一百至十百五十左右。

《众獨》的 兩位編輯,jan與kevin主要從生產的角度說明他們的雜誌。因為成員有媒體工作者和創作人,所以他們關心都是獨立創作、交流創作經驗,與及創作、藝術 與社會及生活之間的關係。雜誌是從去年四月開始,首先是網絡版,印刷版的《众獨》則在去年十一月開始印行。到現時為止,全香港七家大專四家中學個別畫廊唱 片店加藝術中心,有三十個派發點,印量每期二千至二千五百。廣告不算多,故代價是兩位主力的編輯每人每月夾大概一萬元的成本。

《字花》的 鄧小樺認為,《字花》的編輯都不是沒地方發表的作者,只是發表的地方都不是最理想的空間,他們希望以自己搞雜誌的方式去改變原有發表空間的一些條件。例如 文學界,她指出,向來有自己捱義氣掏錢辦雜誌,稿源就找文友拍膊頭完成的習慣。面對這種風氣,鄧小樺的反應是拒絕。而《字花》的的文學目標,是為文學增加 點點反抗性、反對一種甚麼都明明白白的閱讀習慣、口不對心——即口講自己與別人一樣但其實與別不同等等。例如美術總監智海和江記,他們最近便出版了《大騎 劫》,以他們的漫畫重新詮釋典香港的文學作品。

網上電台開台的nelson 便指出,網台在香港其實不是近年才開始的,科網熱的時候,也有商業機構辦網台——而這種網台當然亦隨著科網熱爆破科網公司倒閉而煙滅。至於開台,原本在香 港一些forum運作,至零五年十一月才正式設立自己的伺服器。網台的出現其實與香港政治的脈搏同跳動,名咀封咪令網台如雨後春荀,而七一和世貿的聯播亦 是網台界可一不可再的盛事。然而,nelson卻強調難以用「另類媒體」來描述網台,因為網台許多節目都極奇生活化,如關於廣告、電影、閱讀、甚至天氣知 識等的節目甚麼都有,其次他們都希望帶出一般市民的聲音,走平民化路線。

一輪自述過後,其實關於當天在場的媒體工作者,有幾點可以抽出來 繼續討論的。第一,媒體是確確實實地扮演「媒界」的角色,意思是無論是文章也好,紀錄片也好,都是作為與讀者或觀眾溝通的中界。平日花幾塊錢買份報紙或開 電視看新聞,讀者和觀眾的角色都頗為被動,接收或消費完媒體產品,便是整個傳訊過程的完結。反之,如在inmedia,一篇文章的張貼,其實是與讀者對話 的邀請,而網站的設計,或影行者的放映,都是預留討論或交流環節的此。而由此,讀者或觀眾的面目就會比較清晰,有點報紙最開始那種 pamphleteering的性質,就是整個溝通過程是能夠按著比較確定的讀者想像進行。換言之,這不就是廣義的社群組織嗎?

其次,媒 體生產的整個過程,如生產、發佈及閱讀,生產者與其產物的距離都很近。說不上能操縱,但至少不是工廠式分工的孤立和異化。這批媒體面對的,或者未必是把自 己的勞動賣給資本家,從而後者能賺得剩餘價值的問題。medium is the message,每個環節的處理都暗示某種態度或價值觀。

最 後是錢。究竟有沒有不干預編輯或創作自由的經費來源?向藝發局申請資助,一直以來都是討論是否獨立自主的一個話題。但又果換作了由廣告經費支持,會是獨立 了還是墮落了?如果是像香港獨立媒體般,靠個人月捐,又是否最理想?比如以《众獨》為例,不靠基金、不靠廣告,連月捐都沒有,純粹編輯自己掏錢,把籌款的 壓力徹底內化由自己承受,那會是輕了還是重了?inmedia同樣是沒有廣告也不靠基金,沒有大財主給你壓力,但月捐者數目如海鮮價,又會否是一步一驚 心?穿鑿附會一點,《月台》希望製造「輕」的感覺,但編一份自資雜誌加大量手作再加紀念品,會否成功令所有讀者都感到輕盈——唯獨除了編輯本身?

許多問題,在這次首回聚會都未及詳談,希望今次沙龍只是一個起點,往後繼續互相了解,謀求不只是互撐的合作方式。黎緊的星期天,各方好友將聚首在inmedia灣仔富德樓的辦公室,誠邀各位讀者及自己搞媒體的朋友出席。老實講,要乜有乜,詳情見這裡啦。



相關好文:

香港獨立刊物選介(陳智德)
在生產與消費間的獨立媒體(葉蔭聰)
大騎劫?大連結。(tsw)

14.12.07

閱讀政改報導,或百分之六十九之謎


橩仔一條街
(坐住等)

政改諮詢報告,是主流報章的照妖鏡。諮詢報告的內容,讀者從其他媒體或直接到政府網頁瀏覽亦可得知,然而,報告的內容如何在報章的報導或社論中被描述及評論,仔細一看,曾蔭權政府和媒體如同探戈。


公信力與忠字舞

十多份報紙中,當基本上略有思考能力的記者都會問,曾蔭權是否把波踢給中央,而閃躲了在其自治範圍內制定時間表的責任,傳統左報如大公文匯商報等都對內容照單全收,甚麼實事求事、大多數人接納、特首先立會後等提議及修辭,全面搬字過紙。這些當然不意外,嚇你一跳的是,讀讀下面引文,猜猜出自哪份報紙?

「他(曾蔭權)和政府趨向『特首先行,立會隨後』的先易後難方式,這是在民意以外做了政治判斷,顯示他和政府現階段想繞過做不到的,爭取可能做得到的,這個取態是可取的。」!這份篇社論連其他報紙對曾蔭權踢波的質疑,都索性轉化成熱切的肯定,一篇社論擦遍了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四隻鞋,已經夠嘆為觀止。更絕的一招是把香港普選進程的責任,轉身便卸到對手的肩上:

「報告若得到人大常委會確定之後,政府正式開展有關工作之時,泛民陣營有必要在爭取『一步到位』和『分步走』之間抉擇。……如果泛民陣營的立場是非要同時立法會普選不可,否則連行政長官先行普選也不要,採取這種綑綁式的「零和抉擇」取態,則連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的可能機會,這次也不可能實現。」

原來普選對香港來說,不是一種天然或至少被憲法保障,必然的權利,而是像對你拋媚眼的俊男美女,機會一閃即逝。你不把握是你的責任,嚴厲一點便是「錯誤政治判斷」!上面那兩段社論的引文出自「公信第一」的《明報》,四兩撥千斤把政治責任由曾蔭權推到泛民身上,忠字舞跳得出神入化爐火純青。

百份之六十九的臭史盒

其他報章提出的問題,基本上都是對舉一個相當明顯的矛盾,一,報告指出有過半數市民支持2012達至普選;二,政府主觀認定2017達到普選有較大機會獲「大多數市民支持」。既然多於半數市民支持2012,2017的所謂較大機會便是廢話,或至少是自相矛盾。但有趣的是,全香港的報導裡,只有一份報紙提出了一項其他所有報紙都缺席的數據,而這項數據便為整個政改的爭論提供了徵結。

據該報指出「政府在今年七月至十月的三個月諮詢期內,共收到一萬八千二百份書面意見,當中過半數也即一萬二千六百份標準回應支持二零一二年達至普選」。一萬八千二百份中的一萬二千六百份,即百分之六十九,是支持 2012普選的。這個要命的百分之六十九,除非你全香港也沒有幾個百份點的人看的《大公報》,否則你是不會知道的。

全香港的報章都避談這百分之六十九,而口徑一致使用了政府的說法「過半」,是偶然的嗎?筆者當然無從得知,但願意提供一點可能唸過香港政治101的讀者都懂的資料。因為筆者傾向認為,這個一萬八千份意見裡的一萬二千六百份支持2012意見,是一個奇臭無比的小盒子,一開則把回歸以來香港的法律和政治臭史都抖出了。

基本法附件一和二是為2007年以後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方法作規定,而兩者所涉及的關卡相同:立法會、行政長官和人大常委。立法會方面,便是需得全體議員的三分二通過!所謂六六無窮,三分之二等如百份之六十六點六六六六六,也就是低於百份之六十九。換言之,若果我們的立法會能夠起碼準確的顯示民意, 2012普選還有不通過的理由嗎?可惜香港立法會的歧形名震天下,三十席功能組別,令民意的組合在議會內受到代議政制本身的扭曲外的額外扭曲,可謂扭到癲,才可能出現明明超出了三分二人支持的民意,被有意無意的抑壓簡化成「過半數」,故不可能在立法會通過。香港的歧形,已是歧到成精。

還記得釋法嗎?

最後一點必需要提的,如果香港的報章都寫,「香港超過三份二人支持2012普選,符合立法會通過所需,但現在卻需要曾蔭權先請人大常委發落。」香港還能不暴動嗎?香港七百萬人的三分二,四五百萬人一旦知道自己合憲的權益,竟被曾蔭權本走到幾千公里外的北京隻手斷送。

如上文所述,修訂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方式,在基本法附件一的字面順序是立法會全體三分二通過,然後行政長官同意,並報人大常委備案。明明沒有任何規定需由行政長官先向人大常委提交報告,怎樣香港的報章對此都顯得理所當然了?是否接受基本法為香港的憲法性文件也好,附件一和二好歹都對修改選舉辦法有清楚規定,怎樣曾蔭權突然又需要向人大常委提交諮詢報告?這「提交」的憲法地位在哪?別說這「提交」和人大的決定,之於整個修法的機制的位置在哪,今天有提及原有附件一和二所規定的程序的報章也一隻手數得晒——商報、明報、太陽、文匯。

或是香港的媒體和記者都善忘了,二零零四年的四月,本已與幾乎與全民為敵的董建華,冒天下大不違向人大提請解釋基本法附件一和二的規定。送到入口豈有唔食之理?在附件原有的三項條件之上,人大常委四項主要的解釋中,硬塞了以下的解釋:

「特别行政區行政長官應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依照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規定,根據香港特别行政區的實際情况和循序漸進的原則予以確定。」

整個修訂選舉辦法的機制,立即成了一個幾乎百分百封閉的系統。因為香港即使有超過百份之六十九的市民支持2012普選,無法在被功能組別腐敗了的立法會中彰顯,而即使能在立法會中彰顯,在整個修訂選舉辦法的機制中,立法會亦根本不具啟動的功能,亦沒有決定的意義。這筆香港法律史的暴虐舊賬,報章當然是噤若寒蟬。

6.12.07

議事廳裡的程大嫂和sheila



(浸死佢就啱啦)

當年老董執政時想為廿三條立法,實在替一大幫左派為難,尤其是在殖民年代一度遭港英政府打壓那班異議的左派。憂他們百般滋味在心頭可能只是一廂情願,他們 的任務是否定自己的經歷和感受,對他們而言支持廿三條立法可能不過是要求「今是昨非」的律令。查一九二五至六年的省港大罷工,工團委員會於六月二十日提出 的要求裡,竟然是有定立最低工資(當時的字眼是「最低限度工資」)的要求,回顧左派今天對最低工資的猶抱琵琶尷尷尬尬,亦是性質相同的歷史笑話。


十 多年前的賀歲片《家有喜事》裡,其中一條線是關於黃百鳴演的常滿。其正印程大嫂,相當賢良而烏where,謂之糟糠只能說是貼切。常滿的外遇是陳淑蘭演的 sheila,她當然是美豔而風騷,合理地取代取代了程大嫂的位置,程大嫂黯然離開程家。正印做開的粗重要sheila如何可以不硬食?那邊廂程大嫂卻活 得比你好,新時代事業女性的氣派,執正晒。一次相遇程大嫂很蕭地向sheila拋下一句:「呢啲野而家我唔做啦,你做啦」。

曾德成和陳方 安生,兩位立法會初哥在議事廳裡的對罵,在這意義下便納悶得很。納悶的原因是,頂級高官成為立法會議員議vs由政治異議成為問責官,理應激發出更發人深省 的辯論。然而陳方安生突兀曾德成忘本,兩人的對罵只與香港黯淡的政治前景遙相呼應。據報章報導,陳方安生在發言時指民主和民生不可分,沒民主便沒民生。曾 德成反唇相譏說,陳在港英政府時也負責過經濟和福利工作,除非陳承認殖民管治是民主的,否則陳便是默認當時做的並不是民生工作。

左派一直 以來都以新中國的新希望作為於香港活動的範式和世界觀,陳景輝討論的「溝通」迷思,背景便在這裡。相對封閉和專制的殖民統治,是理想也好是幻覺也好, 新中國對左派而言是對港英時代香港的一個答案,一條出路。今天的泛民派自六四後成型,其民主觀是那種直接從英美過戶得來的資本主義民主,一直以來對中國的 取態與左派嚴格相反。中國是一個問題,一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都百般問題的國度,是中國本身的各種問題需要被發掘、曝光和解決。換言之,中國需要被問題 化,港英時代的各式制度加上普選才是答案。

作為在港英時代因派發單張而被璫入獄的曾德成,今天還要不要質疑當年的殖民統治?還是已事過境 遷,對陳方安生的嘲諷,只能以民生問題在港英時代也處理得宜作為前提?陳方安生就更啼笑皆非,她事後的評論是「挑釁」、「人身攻擊」等,對罵似乎只屬曾德 成個人修養問題。殖民統治你質疑嗎?中國你還批判嗎?陳方安生的反省程度還不及程大嫂,今天所謂的左派和民主派,你們的問題意識都到哪裡去了?

作 為已回歸的前殖民地,這就是對香港最大的侮辱。中英就香港的前途問題談判時,英國政府提出讓香港成為正式成員,與北京三方共同討論香港的前途問題,被北京 政府喻為「三腳橩」而拒斥。看來錯落了的是參與前途談判的機會,然而香港若是要嚴肅擺脫那令人尷尬和蒙羞的回歸而未解殖式半天吊,可不是在倫敦或北京的會 議廳多加幾張櫈,然後安插幾個香港政治菁英便成事的。解殖固在於改變統治者,更在於清算重寫歷史,在於棄置以往的權力梯階,在於誠實地追認確認香港人敢於 擺脫奴性統治的自主自強品質。

陳方安生和曾德成對罵這類反面教材,偶一為之還能起教育作用。太多就是香港墮落的鐵證。

否想刁民


戰火中的小兒
(差佬殺到,避避風頭先)

經常批評香港警察權力過大的社運中人,予人一種刁民的印象,其實不應令人太意外。面對形象正面,並且很多時只是「打份工」的香港警察,他們看來沒有理由為難你,幹嗎與他對著幹?只懂找碴的不是刁民是甚麼?


十二月四日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討論「警方有關搜查被羈留者的處理手法」,當是否想「刁民」的重要資料來源。

如果大家不太善忘的話,兩個月前十五位保衛利東街一帶五十年代唐樓群的示威者被警察拘捕,脫光搜身以至被拒絕保釋而要被覊留一夜的事件,應該還記憶猶新。星期二的會議就特地設了一項議程,討論當中警方處理這批示威人士的手法。委員會亦邀請了其他關注事件的團體,當中便包括了日以繼夜地需要面對警方的性工作者團體。這類會議大家好應多多出席,當是認識警察的另一面也好,或是基本人權法abc課程也不錯。

正式進入討論之前,委員會的主席劉江華煞有介事的邀請立法會的法律顧問發表法律意見。顧問花了幾乎二十分鐘(這項議程只有不足兩小時)指出討論過程中提及的個案內容可能涉及正在進行中的一些法律程序,而出席團體的代表是不受香港法例中的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法所保護。意思即是說話要小心,不要妨礙司法公正,否則即使屬於在立法會的發言亦不會因而獲豁免。這關係到一項常識,就是有官司在審期間,就案件發言是否會妨礙司法公正。

何俊仁以例子說明,早兩年的反世貿韓黄被捕事件,及再較早前的學聯胡椒噴霧事件都一樣是在委員會討論,利東街的事件不是第一次,也沒有構成任何刑事的糾紛。湯家驊更引述案例,說英國曾經有一件英國政府對倫敦泰晤士報的案件,是關於一家在英國的藥廠出了問題而很多人受害,泰晤士報在司法過程進行中發表了評論,與英國政府打官司打到最高層次的法律機關都是英國政府勝訴。但再進一級打到歐洲人權法庭,泰晤士報判勝訴,法庭指出對於重大事故,社會充份的討論是重要的人權,而法官也並非大家想像中的定力不足,坊間的評論不足以構成壞影響。就這點,大家日後別兩下便被唬了。

涂謹申指出,現行警隊通例裡關於搜身的指示,並沒有保障被捕者人權的視覺,而純粹是方便警員執行職務。分別是甚麼?且先看看通則關於搜查的條文:

警察通例 49-04 搜查被扣留人士

將被扣留人士安置在臨時羈留處或羈留倉前,值日官或值日官所指派的人員須先為被扣留人士搜身,搜身的徹底程度視乎當時環境而定,以確保:
(a) 被扣留人士身上沒有藏有可能傷害自己或其他人的武器或有助其逃走的工具;
(b) 被扣留人士沒有藏有任何與控罪有關的重要證據;或
(c) 被扣留人士沒有藏有任何可用作干犯其他罪行的物品,例如惡意破壞財物或服用或分發危險藥物等。

條文的a、b、c三點,是搜身理據的補充說明,但開講有云魔鬼在細節。用心想想的話,對搜身理據的說明,換個講法就是免責條款,也就是公告天下搜身是有理由的。但對甚麼人進行甚麼程度的搜身的呢?通例便含糊其辭了,我們有的只是「搜身的徹底程度視乎當時環境而定」,這裡預留的酙情權,便是有了a、b、c三點理據,警方便可對即使是涉嫌犯了很輕微的罪的礙犯,也進行最高規格的脫光搜身。也就是說,單單「被捕」已可能構成對市民的懲罰——哪怕罪名根本無法成立。涂謹申指出,若沒有清楚列明脫光搜身的高門檻(如有合理懷疑、必要性、向被捕人士說明搜查原因等),就會容讓值日官事無大小都搜左先講,以免犯錯。

吳藹儀提問,先不論警察脫光搜身的要求是否合理,首要的是確立事實——這大概是大狀的慣用邏輯吧。確立事實的問題就是,脫光搜身有否發生過?對,就是這樣一個事實問題,吳藹儀先要求警方回應,有沒有發生過。然後令人拍案叫絕獲益良多的警方回應,就是「我不能夠回應,因為有設訴的話都已轉介投訴科,而所有投訴都會獲正式處理」。

雖然吳是以廣東話提問,而何先生是以英語回應,但應也不至於把問題完全搞錯,但警方便是堅持迴避問題,就只說答不了。你沒聽錯,就是連脫光搜有沒發生過這一實問題(而不是脫光搜身在該情況下是否合理)也全力迴避。到最後還要由保安局的首席助理秘書長越俎代庖,九唔搭八地地覆述一次警隊的「正式程序」,指每次脫光搜身都會有記錄——即係唔答你。

失望的是,警方欠答案的問題點止得一個。長毛則早於上次會議時,已向警方要求索取十月五日晚(即十五人被捕的晚上)香港警察總共拘捕了多少人,多少人被覊留放了的又是犯了甚麼罪。出席的警方代表何先生(外藉人士)三番四次都不願提出明確回應。

何生再三質問下才交代:當晚一共有三百五十五人被捕,當中二百人需要覊留,即一百五十五人獲准保釋。獲准保釋的人裡,行劫有之自稱三合會成員有之恐嚇有之疏忽照顧小孩有之開賭檔有之縱火有之偷竊有之傷害他人身體有之——除了顛覆叛國之類幾乎乜都齊晒。合埋的人難免覺得奇怪的,為甚麼看來更嚴重罪行的疑犯,都有能獲保釋的案例,保衛利東街的示威卻魚貫落網?還要十五位無一倖免?對於這近乎醜聞的政治打壓,警方欠正義一個解釋。

學野了,這是警隊的邏輯,顯然與常人的相去甚遠。

後記:香港開埠初期,當新界還是新的租界,港英政府界最初在新界安插的政府機關叫理民府,而理民府的領導,便是由警部調任的。換言之,警察之於香港的,斷非維持治安,除暴安良咁簡單,統治與警隊百年之前已是在制度上及符號意義上聯了婚,關係千絲萬縷濃情化不開。警察從港英政治接收幾近主權級數的不證自明權力,今時今日大家好講的警權社會警察無法無天,其來自有,從一百年前已見格局。

30.11.07

出遊記(二):回到立即把我趕走的大理

三塊砂窩餌絲

晃晃就是三年,再到大理人物兩非感受良多。

從德欽出發到達大理已是晚上,確切地說就是凌晨時份。出西藏五六天的無間車程,在路上甚麼大山大水都吃飽,隨下freefall的深淵旁的路也走不少,超載兩倍的巴士又坐過(準確一點的講法是,站過),感觀已開始呈填飽跡像。到大理的目的相當之純粹及不長進:在當年享受過美妙時光的地方稍事休息,然後繼續往貴州方向上路。

在大理下巴士的地方有點面熟,大概是當年騎單車跑洱海的出發的一段。騎單車那天天色好得今天還記得,走田間小路,渴了在停下在路旁的小雜貨店三兩元買支啤酒清涼清涼,開始有點上腦便繼續上路,在周城買件夠吃至少兩餐的蛋餅,才一塊錢,走到不知方向就回頭。大概就是這條記憶也特別鮮色的路,到步那晚就在那處下車。

猶豫的是,不錯有八成似,但怎麼都建了房子的呢?附近的大理石廠和農田都到哪裡去了?加上夜深了老眼昏花,又背著幾十公斤,即是沒有選擇。攔一架的士,坐上去就說:「唔該四季客棧」。其實之前揭過講中國那本《lonely planet》,也奇怪為甚麼大理那節沒有介紹四季。那可是我過了好些夢般好日子的旅館呀。當時是在嶺南寫好論文,又未到口試之間的一段空檔,去了雲南三四個星期,zizek的《sublime oobject of ideology》和王小波的《白銀時代》就是在四季讀完的。心靈肉體雙得益彰。

在旅館裡,認識了一個辭工不幹在雲南放浪的日本工程師。他是那種在日本朝七晚十一螺絲釘,某天突然想擺脫系統生活,辭工就坐輪船到上海,再抄便宜的路輾轉到雲南。結識他時他已在大理待了半年。間或教點日語維生,他自己也在學普通話,說得沒這趟在拉薩認識的木皿好(他也學了半年),我也嘗試給他傳授我特有的普通話,說不定就是他學不好的不可磨滅因素。其實和他也難以流暢談話,一點英語一點普通話一點手腳,更多的是講極唔明或半途而廢,但感覺相當自在。

他會介紹我吃街市暗角一間小店的兩塊錢一碗餃子拉面,我則帶他到路邊吃三元的砂窩餌絲。也曾一起上館子點菜食餐勁,三個菜再加每人三大碗白飯,每人十元吃得訓醒都肚子還在落咯。逛古城還沒變身的橫街窄巷,到處停下發呆,悏意得呼風喚雨。透過他,還結識到一班同樣在大理發呆的日本哥兒,大家年齡相若,語言不通但不礙大家在一起。還要都是住在四季,晚上喝醉了就大搖大擺的回房間。



其中一個大塊頭是束bob marley髮型的。留著這種頭在大街上走,不難給當時一些白族大媽攔路。她們會從袋裡拿出一個薄如牛油紙的白色小背心袋,遞到你面前然後問:五十塊,要不要?一如當時在那裡認識的一個開酒吧香港人(樣子有點像阿蘇,但人家懂調酒哩)都告訴我,在大理,看見密籠的酒吧,便自己醒目,裡面是發生甚麼事了。他又說,大理的九月和十月,才是獨排眾議的旅遊旺季。因為識途老馬都知道,那時候是大麻收成的季節,野生的大麻開遍整個山頭,行山遠足特別迷人。

事實上,在四季的每個房間裡,都在一個當眼地方貼有一張相當刺眼突兀的告示:嚴禁在房裡抽大麻。而我——戲劇性地——便是在房間裡嚐我的第一口。那天中午,bob marley頭眼睛射著期待的眼神地走進房間,在懷裡摸出一個白色小背心袋。他還教導我們一個特別的手勢,據說能抽得特別狠特別有勁。晚上我們便每人掏幾塊錢買了一些啤酒,在旅館的亭台樓閣之間找了一個小棚,在有點太正路的紫紫紅紅黃橙橙的燈光下,一人一口的傳起來,感覺不是地動山搖的狂喜,而是透一口涼氣的放鬆。

那是如幻覺一樣的好日子,而幻覺的物質基礎是大理城還未義無反顧地變身旅遊產品,把祖母的日記本都拍賣去。我也不知道為麼這些無聊的小事還像爭寵般佔據著大理記憶的前線。三年前的大理絕對跑贏其他到過的雲南地方。人和地方爭相為對方發掘出能說成故事的基礎,為所有略過在眼前的景物和人物拉起了絲絲的關係線路。大理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個故事,一個在講述中存在的故事。

貴為旅遊區,幾年前也是到處酒吧和餐廳,甚至比這次我去的時候更多。一部份開在護國路(即人稱「洋人街」!今天護國路這名字大約已是過去式了,因為在街頭便立了一個「洋人街」的怪色大牌坊)發大財;有些則在博愛路上守著自己的偏見和淡泊。老實講前幾年前那一趟我幾乎像要食寫食經般去過不少,間間老實說都是八成似的,都是找間老房子,在大概不改佈局的情況下,這邊放一張枱,那邊塞兩個櫃,然後是一堆燈和舊雜物。不錯絕對是異國風情畫,但沒比較還不知原來還有噁心一百倍的。

講返四季客棧,這趟下了長途巴士,跳上計程車說要到四季,司機問我是否在博愛路上那家。當然是那間!司機有點為難地說,「四季關門了,那邊出了點情況」。他載我到博愛路近城門的一段,還有一家相當新淨的旅館住下。雙人標準間才四十塊,對一個坐了十多小時巴士的人對是祝福了。

旅館座落的位置,第一次來還是民居。因為晚上到所以不及看清楚古城今天的面貌,但不祥的氣味卻是隱隱的淡了出來。第二天一早退房,希望找一家有多人間背包旅館之類的東西。信步去到四季原本的位置,招牌還在,但原來旅館的幾座房子已拆成一片爛地。一位大叔像是無所事事的坐在地盤對面,一見我便激動地站起來,用自己的手比劃成一片刀鋒,往自己的頸上便作勢劏下去。我吃了一驚,竟然有人對四季情深意重看不開發了瘋,每有旅客路過便深痛地案件重演一次?後來大叔冷靜下來,說四季的老闆阿龍(他據說是一位愛上大理的台灣人)因了醫不好的病,在客棧自殺了,屍體給發現得,其兄長來接手主持,馬上把裡面的家當都變賣了。後來政府介入,一舉把地皮買下,把四季拆個精光,然後建一座武侯廟會。

四季客棧

大叔還告訴我,不住四季還有很多選擇呀。他隨手指向我昨晚住那旅館那邊,說果頭有好幾家新聞的旅店,標間才四十。我說我還是喜歡住背包旅館多人間,一來便宜二來可以交朋結友。他二話不說便從袋裡掏出一張縐得像廢紙的單張,是大理一家yha的旟店,著看圖識字到那邊問問吧。臨別前,他才倖倖然說,如果我想住標準間他會向我推介他的旅館,新開業的四十元便有標間。原來這個看來有點瘋癲的大叔,是個旅館東主,但他完全不嘗試向我推銷,是我小人之心搞錯晒,失覺了。

沿博愛路走下去,正常合理的人便會看見比典型老房式配異色酒吧更噁心的怪胎。我原來認識的那香港酒吧老闆,他的店已沒太意外地被拆了,原址連帶旁邊幾間老房子搖身一變成為一間仿古建築的超大茶館——頗有當年灣仔胡忠大廈壓平了原來的幾條小巷和一堆老房子的氣魄。對面馬路則成為了有地下停車場的浴足場,沿路走,大批老房子給拆了,換成了假古董,還要是偽裝的磚牆配超級無敵落地大玻璃。越看越是心驚肉跳,唯一令人鎮靜的,是房子尚吉。

南門前的白族姑娘和少年照樣十年如一日的替人介紹大理的城牆等等。大街的音像店和非音像店還是照樣以狂嘯級的音量放著雲南的「民族」特色音樂,對著這座古城,恕我沒有逗留的能力了。

26.11.07

出遊記(一):誌一位司機


老兵司機

入西藏本是想到西北部的阿里,但去到已是十月飛霜山路都開始
封了甚麼地方都去不到。而拉薩以西的日喀則是本來沿途會經過方的地方,廖化作先鋒將就將就。與兩個廣州人,一共五人坐在一輛十一座的金杯小面包,疏爽得很。想記的倒是開車的司機。

一開始聯絡的是一位四川的小伙子,叫小徐。見面那晚,他開口
便問我「玩了多少年『戶外』」。這當然是兩條問題合併的複合:一,我是否「玩野外」?二,是的話,玩了多少年?兩條問題都不幸滑了坡問錯人,(錯)問題反映了他爽直好玩的一面,豪邁的笑容和跳來跳去郁手郁腳的樣子說明了一切。

後來因為某些唔拉更的原因,旅途的組合全改變了,車換了司機換了連同行的人都換了。換來的是一位看來四十開外的藏族司機,他似是從沒興趣把名字告訴我們,我們只稱呼他為師傳。如果貼在車頭擋風玻璃的資料便是司機本人的話,他的名字便是「羅布次仁」。相當硬朗的身形,飛機恤一件,西褲一條,足蹬皮鞋,內藏白袜一對。腰板直,沒甚麼表情。其實何止沒有表情,連話也沒多半句。他的說話都是當下的,緊跟對話中每說話的字面意。例如一條以是非題包裝但其實是要求闡釋的問題,那是註定失敗的。他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紀律一樣。

即使由拉薩到江孜白居寺一段,因為出過交通事故,把好幾個據說是離休幹部都摔下山了,他也沒興趣多聊這種對司機來說絕對可以口若沿河從駕駛技術土木工程官場內幕復康情況甚至水土氣候的角度大肆議論一番。他反正就是開車,到交通警的檢查站,便拿著單子下車,待警察填好便返回車子,淡淡的答過我們「距離下一站還有多少公里?」之類的滄白問題後,便繼續專注開車,一如他整潔的外表,絕無看頭但一秒都不鬆懈。

吃飯的時候,我們點甚麼他吃甚麼,要加點甚麼菜嗎?「不了」。吃得飽嗎?「可以了」。別浪費把剩下的飯菜都吃掉下。「飽了」。之類。幾乎讓我們錯覺他驚我們收他費一樣。一個「車榜」在旅途中悄悄誕生。廣東話有說「一野車埋去」,「車榜」榜首就是眾望所歸最值得車的一位。話說榜首雪狼在第二天的下午,大吵大嚷說日光太曬(雖則之前她卻說過不坐司機旁他會暈車浪)。一是我向來好曬太陽,二是只想中斷她那迫人發狂的噪音,二話不說便與她換位。由中午到晚上近八個小時的路程,與日光的距離已直迫跳探戈的程度,出奇地沒有昏昏欲睡的情況。邊振邊讀點書,看風景,間或對著雅魯藏布江小個氣勢嚇人的便,心情極好。最高興是可以留意到司機的一些小動作。

《lonely planet》或大陸的《走遍中國》、《藏羚羊》等書,向來好教包車入藏,故不難看到整個西藏,起碼在拉薩和日喀則等地方都是越野車。一個不擅普通話還要相當木納的司機,如何生存?接著的問題是,他當了司機多少了?之前幹甚麼的呢?為甚麼轉工?不敢胡亂問,怕吃檸檬碰一鼻子灰,只好襯吃飽午飯大家都在落格時當閒聊胡扯,試探試探。

看他健碩的身形,我說師傳你開車接人之前,當兵的吧。他有點尷尬地停了一下,咀角微微一翹,「是」了兩聲便又靜了下來。看來他礙於習慣,不是開了一條向談自己經歷開綠燈的問題,便會自動航行下去。而好奇想追問下去的問題是:如在解放軍在西藏駐兵的情況、究竟其心態是防外居多還是防內居多?部隊內的漢人和藏人的分佈和層級如何?對付西藏的「動亂」會出動藏族軍隊嗎?諸如此類。但對著司機實在問不出口也不敢口。我也只好打圓場說:呵呵呵,我都想估到的了,那麼壯。剛好迎面而來有幾十架軍綠色載貨的軍車狀車隊,他也乘著幾分自信說,那是油車,往阿里的。如是美滿的結束對話。

一個一直開車的老兵,究竟會展現出怎樣的開車習慣?不罵人不評論不閒聊,連收音機和或其他許多其他司機都愛放的強勁節拍藏語舞曲都不放,放的時候也只放給自己聽,音量連坐司機旁的人都聽不到。不抽煙沒要求,開車超有品,限速路段也不開快車,讓得就讓,在檢票口前幾百米那等候的十多二十分鐘,甚麼都不幹,邊等發呆。

最有趣的一次,他本只放給自己聽的音樂放著鄧麗君的《我只在乎你》,意外給在後座的車榜雪狼聽到了,她也輕哼曲子以示回應,但也真是輕得只有唱到那些「時」、「逝」、「心」、「生」等聲母是「s」的字,耳朵才會被滋中,知道有人在唱。而司機也有如大漠上碰見老鄉,做出幾個驚人地難以預計但不失低調的動作——當然是以他木納的標準而言。

首先,他悄悄地將音量放大,作為對發現有知音的回應;二,自己也開始輕輕地唱和,箇中表現出與其平時對話的普通話絕不相符的精準和流利;三,當歌播完後,肅穆地將音量重新調低,即重申之前的調高音量和和唱的確是一種以歌唱來對話交流的形式,亦以音量的水平為這場令人神往對唱劃上句號,也令這歌成為標誌他們局部但貼心的交往的國歌。作為情感的表達,這絕對是三天兩夜車程裡,這位老兵情不自禁交足貨的一次。

因為其他書都放了在大背包,車上只能讀ranciere的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導讀說ranciere在理論化一種普遍的政治(這當然是當代倡重奪「普遍性」的話語的其中一股力量,它要商榷的對像也就是早幾十年把政治越講越細越講越個別的潮流)。這政治是以將藝術的性質和社會功能歷史化為原形,提倡他稱為「aesthetic regime of art」,以取代柏拉圖版的ethical regime,阿里士多德以來的poetic/representational regime。ranciere的用意是以美學為武器,令尋常人都可以美,或作為美學意義的藝術的對象,從而成為社群的一員,正式被納入政治的領域內,擴充建構社群的活動的參與資格。亦令「描述」(而不純是有故事有教訓的「敍事」)都可以成為藝術的手段。

垂下頭就讀書,抬高頭就見到司機,有點頭腦發熱。一直在途上聽到的故事,無論是火車上巴士上萍水相逢的閒扯,或是酒館裡飯桌上觥籌交錯的酒後真言,被認為值得敍述的故事或藏民形象,要麼是藏區如何混亂、要麼便是榜首雪狼無間強調從廣州來的她要用「強忍」的態度面對只種青粿的西藏飲食條件、要麼就是紅辮子纏頭的康巴漢子如何凶殘(註腳是據說藏民殺人只判十五年)、藏民男子去小便也把刀帶上兩言不合便拔刀血戰、墨脫有藏民經營的旅館專門下毒求把漢人的好品質轉移到其子女身上,等等等等——年薪高達五萬元的高原解放軍(非高原的據說只有一萬)幾乎要成為基本生活要求。另一方面,對西藏的讚美,大都只出現在書店裡名為「旅遊」類書架上的書中,它們的功能,換言之,也是引誘你到西藏的文本——西藏就是看來非政治的山水。西藏以至整個藏區由吐蕃國到今天至少千幾年的文化歷史和政治當然難以旦夕之間了解,但其迷人之處斷不止單薄到這個地步罷。

由天堂和地獄分佈格局所構成的這幅地圖,便描述了西藏之於漢人社會的西藏之於漢人社會的現成基礎。他們的「入場卷」是一種染滿鮮血的半票。這篇小文,並不志在好大喜功,只是希望為曾與我們度過三天兩夜的老兵司機誌點不入流的意。

(原來就只拍了這一張,還要是躲在小面包最後排座位偷拍的,想起也汗顏。但那對眼,還真叫人想起「清潔香港運動」。)

23.9.07

一段情



因為要請假,有一天我在點算七月和八月時開了多少ot。這舉動韻味深長。

要從網頁的日曆找,要在一共有萬多個電郵的信箱裡找甚麼日子發過收過甚麼,要翻自己的記事簿看甚麼日子記下了甚麼工作。然後要在自己的腦海裡把碎片接駁和還原,讓一天一天的影像fast forward一次,那是壓縮中的壓縮中的壓縮。第一重壓縮是保碼頭本是原則性與庶務的完美結合,第二重因為七八月短短兩月之間絕對是兵荒馬亂人心惶惶,第三重壓縮是結構性的:要在腦海中為別的理由把所有的經歷fast forward一次。

故事裡有故事,故事外也有故事。去年年底,牛棚書展有一場講座,嘉賓有馬傑偉、吳俊雄和羅永生。內容講甚麼都回贈講者了,唯一記得的是一道近乎暴烈的命令:拒絕身份,你必需找回由歷史構成的主體性。這命令在菠蘿包式的本土文化和上海香港雙都市的比較研究堆中,耀眼而立即佔領了在場我們幾人的靈魂。及後又有一次,許是十二月十日,嶺南舉行了首次的我們的未來論壇系列,rose司徒生哥馬老闆坐滿了一桌,還有許寶主持。 似是du day、michael pryke和英國傳統左派對文化經濟學的論爭,又或是meaghan morris、lawrence grossberg他她們就文化研究定義的爭論的翻版般,講歷史的與講性別種族何者是香港最嚴峻的文化問題談得興烚烚。要散這股熱,需要的時間似乎比想像中要長得多,散不到的後果似乎也比想像中要嚴重得太不可思議。

轉頭便是天星了,沒問太多情由便像對準一個黑洞盡情的直插。戰場轉移皇后之後,初期我們的道德高地只是由填海、麼地商場囂張的項目所堆疊而成。一二一、三一八都過去後,規劃和公共空間範疇基本上已成複調——重複的腔調。機緣巧合有一個訪問莫昭如的機會,想他談在皇后碼頭一帶的抗爭經驗,一問成懺。他提到七一年上下,二月時他們因為保釣而在中環的德忌街廿一人給警察找了,怒之下他們召喚市民到愛丁堡廣場集會,十二人又被捕了。在差館相識,後來都成為了70年代雙周刊的編輯。故事有著解釋不到的攝人力度,我們不斷發掘在碼頭一帶發生過的抗爭故事,那些故事又反過頭告訴我們作為「香港人」保衛碼頭究竟意味甚麼,我們和之前的抗爭者有甚麼關係,碼頭抗爭在回歸十年後的今天又有甚麼意義。逐漸,之前一直懸在半空的問題意識,慢慢與在地上發生的事情,拉上一條宿命的幼絲。

長駐由四月二十六日開始。進駐後兩天,便和朱凱迪到了台北,開會吃飯再開會再吃飯,四天左右便趕回香港。擔心拆碼頭的焦慮開始化身為妄想,生怕自己不在會成為碼頭被拆的原因。及至六七月的時候,俄羅斯小組全面開動,每個星期當更三四五晚,放工就守夜,守完就沖個涼就開工只,麻木都變成感情,一邊自殘一邊感恩。眨眼回到這刻,埋單計數不計平日的ot不計當更不計開會,只計每星期一天半的假期,兩個月下來竟也過百小時,那是自己想起也情不自禁要致敬
,有今生冇來世的級數。

有朋友說這種複述自己的說法,簡直令人作嘔,說這是形同愛情云云。
比喻是不錯但我倒覺得是憂鬱,以zizek的話來說,melancholy不是哀舊物的消失,而是對逝去事物感情不復當年的焦慮。眼看當前,我想我是真的憂鬱到極。還好是因為攞假而要重構這索命的兩個月,如果是純粹回首我想我會老淚縱橫不省人事。

17.9.07

一位無知聽眾的致敬


去年訪問過一位灣仔老街坊,三代開涼茶舖的他,四五十歲還是唇紅齒白一副童子相,中氣十足令人好生羨慕。稿題是寫合和中心,他卻嘩啦嘩啦的談三四十年前他們春園街店前的大排檔。大排檔?今天鼻毛也不見一條。

很容易被視為「飲食業」的大排檔,戰後在春園街今天公厠附近入黑前開檔,晚晚擺成豪門夜宴之勢。大人就坐著乘涼吹水,小朋友也樂得大人唔得閒管住晒而可以到處跑到處串門。那是一個社交和鄰舍的空間——尤以當時的娛樂條件來算。但為甚麼出現這個社交性不下於提供飲食功能的大排檔空間呢?涼茶舖的少主說,主要是因為發個大排檔牌給殉港軍人家屬,就是政府可以提供的最皇恩浩蕩的補償,況且當時大排檔所提供廉價可口的街坊飲食,殖民政府就是想搞也搞不來。惟七十年代中末期,海底隧道通車,八四年合和中心入伙,車流量多了,殉港軍人家屬?吃自己吧。

當然是扯遠了,因為小文其實希望從一個無知聽眾的身份,向一種已絕跡民間的藝術形式——南音——致敬。

故事當從今年年頭開始。黑鳥今年出版了一套全集,裡面收錄了一曲《香港史話》,那是一首八分多鐘長的曲子,郭達年以依依哦哦的聲線唱出了香港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經驗。初聽沒有甚麼reference,只覺得是用廣東話的呢呀咦喎串起的文言歌詞,唱出這個莞爾小島的歷史,大概是巧妙而有心思的。到上星期五,翻開日月報,知道有位與榮念曾名字相當類似的音槳系教授榮鴻曾,曾於三十年前在上環一家茶樓,把盲唱者杜煥的地水南音曲目錄起,並在最近輯錄成一套加孖上的雙碟裝cd,還在上星期六在尖沙咀商務找了一位唱者演出。是嗅到某種味道吧,神推鬼撞下就去學習學習。

星期六下午的商務,到達時已是人頭湧湧,小小的活動室早已又坐又企的濟滿人,玻璃門外也有幾十個人一邊在聽一邊恃機攝入。進門口右首邊有部時髦的plasma電視,二三十位幾上了年紀的叔叔嬸嬸像中學生上video班補習課般凝神看著房裡的錄影直播。當場的各種安排其實相當有問題,雖說地水南音是一種說唱的藝術形式,即靠把口,但主辦當局也無需只安排一支咪高峰放到盲唱者的嘴邊,樂師們奏的音樂是否就此埋沒了?(諷刺的是榮鴻曾先生在茶樓的錄音,不僅有杜先生的歌喉,樂器聲和附近鳥兒的啼聲、茶客的熱鬧談話都收錄得相當清楚,並且是賣點之一——用意是複製南音演出的環境)

整個書店範圍內凝神靜聽的聽眾,二百人左右是保守估計。天呀,我們匯眾皇后和皇后晚晚有局,搞得心力也交瘁了,也是重複的二十位相熟朋友來參加。
筆者見到有不知方向地由孩子領著走來,聾聾地把耳朵貼在電視旁但聽不出甚麼的婆婆,也虔誠的站了半小時。甚麼集體經驗可以召喚到這班大概不上網的叔叔嬸嬸在南音絕跡香港流行文化的三十年後,相聚於這個時空?三十年後大家還聽twins麼?南音當時究竟是甚麼,可以如何描述?

想也奇怪,bob dylan也是把聲薄「切切」,不少乜乜blues物物blues,全都是呻唱格局,音樂段落重複以歌詞講述故事為重點。但他就搖滾名人堂百年經典甚麼榮譽都有,華南地區的南音,一種徹底緊貼和發刃自平民百姓生活娛樂社會氣氛的表演藝術形式,不僅沒能金槍不倒隨著不同條件的轉變而轉型,
自然淘汰竟像是一種理所當然。還要落得像出土文物般要從三十年前的檔案回復過來才能出唱片?以歌的風格和特徵來解釋,鄙人絕對露會晒底因根本咩都唔知,學梁寶話齋「是專的東西,不夠料寫的」,開始會享受已覺得是偷步的祝福了。但讀著dvd和唱片的書仔,看到的是另一個世界。

杜煥的南音是二十世紀初在河南的環珠橋上學到的,那裡有一大幫盲唱者。當時大概沒有麼凸字,盲人想維生就只好靠口耳相傳的技藝,地水南音就是其中一種。二十年代到香港後,就在今天油麻地佐敦一帶賣唱,因為唱的地方都是煙館妓寨等地方,故歌詞的內容,都是對妓女相當sympathetic的。如雙碟裡第一隻碟的《男燒衣》,便花了好幾大段來描述歌者把甚麼東西燒給妓女,又丫嬛又枱櫈又金銀甚麼都有,還不斷提及歌者曾說兩個月後把妓女贖回。歌者的位置並不會將妓女視為一個被判斷的對象,這種出自低下階層的視覺,不是到今天還相當之進步嗎?換著由明光社寫一首《男燒衣》你猜會變成怎樣?

杜煥先生命途堪苛,三個月大時因病眼睛幾乎看不到東西,後來到香港後染毒癮等姑且不說,三五年政府禁娼又幾近絕了南音的盲唱者的生計。後來打仗令社會一窮二白,賣藝者的生計受到
嚴重打擊,加上杜先生的太太和兒女都相繼過身,一直到了五五,才出現轉機。當時的香港電台邀請他到電台定期演出。有趣的是,甚麼歌可以是天天唱月月唱年年唱,一唱十五年?關鍵就是,雖然大家都會聽過(至少名字)的《客途秋恨》、《霸王別姬》等,都是南音的名曲,它們屬南音中的抒情小品,長的民間故事可長達幾十小時——當然不可能一次唱完。但因為南音的核心在說唱,所以基本上在重複的調子上,盲唱者基本上可以譜上任何歌詞,作品是否有水平或受歡迎,端視其譜的詞時更切合時弊,歌者能否以「襯字(或作「孭仔字」)把歌詞唱得起落有致生龍活虎。例如在榮鴻曾的邀請下,杜煥便把自己的一生都譜成《失明人杜煥憶往》

五十年代能上電台開唱,在一個包括娛樂等一般地匱乏的年代,難估影響是甚麼。即使今天,任何能在電台出現十五年的節目,還是能家傳戶曉吧。老實說,以今時今日事物在我們眼前略過的速度,強求以記憶的方式把自己和過去的事物維持聯繫,無疑霧裡看花。在那種賺錢的關鍵不在朝夕的日子,沒有太多短期租約的絲袜佬一百元四本的金瓶梅或法院拍賣的微波爐等雜物,電影或者有七日鮮,但事物進入和離開人的記憶地圖所需的時間或者與今天大異其趣。誰知這是否解釋
星期六在商務的盛況的解釋。

很想不計自己的無知和淺薄,多談兩句杜煥的唱腔或歌藝。為免獻醜,只好介紹願意讀文至此的讀者,花生命中的一兩小時,聽聽杜煥跳脫生鬼的哥聲。信我,會感動的。以上不著邊際的描述,是為致敬。

任何錯漏,敬請指正。


13.9.07

無題




近來身體都像快揮發掉,除了(懶)深刻的形而上的歷史的思辯的,其他一概老人癡呆水過鴨背。為自己預備了記事簿,轉頭就想不起哪裡丟了。昨晚上有幸去開一個讓我戰戰兢兢但其實又有啤酒又有小吃的會,席上的人都是之前只能在書店酒館咖啡座免派發的文化資訊才會見的名字,談的是一個系列的音樂會。二十年前我打賭沒有「社運歌」這概念吧雖然現在我們有《誰說》。二三十年前的blowin in the wind之類根本就是流行歌只欠家裡的雙親不會唱。但黑鳥又有南音的《香港史話》,那到底是甚麼時代。

怕悶怕靜默怕直面沒生產性的時光流逝,今天我們都愛用音樂中介意識和時間。最要命那次是一二一的人民集擊。擾攘了整個上午才能擺脫不擅面對示威者的九龍區食環和警察,坐著臨時命名船旗都是當天才寫就的「本土號」,大搖大擺地晃到皇后碼頭,拉兩條五十米的超級無敵大banner貫通了時間和空間,讓百家在原本港督的檢閱台上發話。人民集擊就是在這種氣氛下發生,爛銅爛鐵燈柱鐵欄圍板手鼓見野就敲,成百人的集體亢奮投入下,喪心病狂的拍子和節奏構成六十分鐘不停的意識和感觀事件。

類似的文化形式當然並不是今天才出現,事實上文化形式如何回應社會這當也不是今天才冒出的問題。魯迅讚賞板畫不是也內含他對當時社會的分析嗎?賈樟柯的《站台》的流行曲運用之於突現社會的快速轉變的效果,難道也會屈居甚麼社會學論文之後嗎?今天會上的一席人,這次聚會的里程而偶然意義,為何不是填充了社運動除了價值和觀點外的實踐的連續性或承傳,即使就算是連續性或承傳都難言是有明確意識。歷史除了由事實組成,表達吐述整理還靠意志和熱情。

上述都不是本文的重點。

散會後,到開會地點旁邊的一間studio。看似畫室的一個舖位,晚上不以酒待友就浪費。在門縫中看見是晶瑩的紅酒杯和杯裡的啤酒。畫室兩旁都是車房,車房關門後街就變得空盪。不打擾了一行六名男子,廿歲到五十多都有,一人手指夾著一支煙,電光火石間在馬路中心停下不超過五秒。在兩旁由三四層高的唐樓構成的五秒空間,不同年代的六個人,
晦暗的街燈下,形成了一種奇幻的充盈感。充盈來自對兇殘的外在環境一種淡泊的自信,自信來自對一時一地的所謂挫敗和無效的嗤之以鼻。語境確是不同,但一樣的道理,陳智德不是在一篇談論社區文學的文章說過嗎:

文學工作者必須正視文學對革命或社會運動和公共事件本身的無力,文學也無法改變或改良社會,無法參與社會運動和公共事件,它始終孤單而無力,文學人必須走過這痛感無力的過程,才得到力量促成具公共意義的文學。
當是喻言啦。上面是個一廂情願遊絲妄想感覺良好的嘉年華,如果不是集中營。

playlist回歸:

1. glory box(portishead live at roseland, ny)
2. anyone can play guitar(radiohead live at glastonbury 94)
3. rolling people(the verve live at wigan 98)
4. like a rolling stone(bob dylan live at newcastle 66——甚麼叫魅力,魅力就是連攝影師和剪接師都不願意讓片段離開bob dylan那囂張的臉)也可看看jimi hendrix的版本
5. ship song(nick cave live at the writercircle 99)
6. 香港歸來的孩子(黃慶雲著)
7. homo sacer(giorgio agamben,睇到一頭霧水)
8. leningrad cowboys go america(1989, aki kaurismaki)
9. juha(2003, aki kaurismaki)


7.9.07

富德樓誌異


樓梯

羅蘭巴特講過,艾菲爾鐵塔是唯一一座在巴黎範圍內任何地方舉頭皆見的建築。在想找一個望不見艾菲爾鐵塔的地方嗎?走入塔內吧,巴特說。如此邏輯,昨晚與富德樓迂迴相遇。


晚上走過街市,看到路邊有規模有氣勢的儀式,一檔販一壇,個別而嚴肅,當然是因為舊曆七月。

吃過晚飯回富德樓,管理員黃生都已收工,在空盪盪的大堂等電梯。本在十二樓的電梯,花了有點異樣地長的時間還未到。按電梯的指示板顯示,它還在五六樓之間發呆停頓。發生甚麼事,突然樓上樓下咁齊心同一時間搭笠?不以為然和朋友繼續聊天,等待爆滿的一笠人魚貫出來。

電梯到地,門徐徐打開,歷時也有三兩秒。期待中的爆滿電梯內籠,烏蠅都冇隻。

門開盡後,一位阿叔滋油地走出來。那位阿叔叫黃生,收工也不忙責任。十點幾,繼續巡樓。

22.8.07

解放皇后碼頭歷史的意義,或,你今日解左殖未呀


(原文的標題有點共產黨文件的味道,也不錯。但後黎又諗到另一個:〈你今日解左殖未呀〉…)




天星皇后碼頭的運動,一直以來都是立基於幾支大柱:

1. 市民對公共空間的使用權和參與權;
2. 城市規劃民主化;
3. 香港歷史建築空間的保育;
4. 香港的歷史、身分和解殖問題。

以上四條大支柱,遠遠早於天星皇后運動便是香港社會重大而有待討論和處理的問題,而隨覑97年香港解除殖民地身分,回歸中國,上述問題更是顯得尖銳和無法迴避。天星皇后作為一個經典案例,令人坐立不安的,是暴露出特區政府的「古蹟——保育」觀,原來還在春秋大夢之際,不知今夕何夕,不知殖民時期理應已離我們遠去。

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現古物諮詢委員會委員劉智鵬,在〈走出皇后碼頭困局〉(《明報》,2007年8月15日)一文,便作了一個具教育意味的示範。他以歷史專業的眼光,判斷皇后碼頭未及水平被列為法定古蹟,是因為「殖民地的歷史內涵必須彰顯於港督與香港社會的互動之中,並非港督所到之處都具備重大的歷史意義」。這段話,與古物古蹟辦事處5月22日呈交前古物事務監督何志平,關於皇后碼頭應否被列為法定古蹟的文件遙相呼應。

該文件第9(d)段提到,「在考慮一座歷史建築物應否宣布為古蹟以便重構香港的殖民地施政歷史時,我們採取了全盤的考慮方式,包括考慮有關的建築物與殖民地施政的關係,以及對殖民地經濟、宗教、教育、醫療發展等範疇的貢獻。」

緬懷殖民地的史官

讓我們來做一個腦筋的練習。

以「港督與香港社會的互動」,以及「重構香港的殖民地施政歷史」,作為評定是否列為法定古蹟的標準,是一種怎樣的歷史意識呢?什麼人在什麼時候會以此作為入史的材料的準則呢?答案呼之欲出:殖民地的史官。(粗體為筆者所加)

只有這種腦袋和眼睛,才會將整個香港150多年的被壓迫的、抵抗的、自強的、庶民的殖民經驗,都視作漆黑一片的背景,然後港督和殖民地施政就是舞台上大射燈唯一會照亮的主角。

殖民地的皇親國戚、地方行政,對一個脫離殖民地後的地方當然重要。但這裏「重要」的意思,是今天我們需要有一種別樣的眼光,思考香港若要達到一個童叟無欺的解殖歷史階段,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舞台設定。換言之,這個解殖的舞台上,誰是前台誰是襯托。對這問題意識的探究,香港史學專業責無旁貸。回應劉的文章,「非港督所到之處都具備重大的歷史意義」這句話相信不會有太大爭議,但本土行動和其他支持原地保留皇后碼頭的人,不斷重複的,正正就是,碼頭的重要性毋須皇親國戚的上岸來確認。

以公共空間重構香港歷史

大會堂、天星和皇后所構成的公共空間,從50年代開始,便是香港人發展自強自重的公民人格的重要歷史現場。以手頭資料所及,大會堂及兩個碼頭組成的公共空間,由65年的「反加稅反加租反加價」民眾大會、到66年蘇守忠反天星加價絕食、70年代初的保釣和中文運動浪潮起,加上作為外籍傭工假日在這個(純)消費城市中罕有的避難港——一幕又一幕的場景,見證著香港人了解和實踐自己在城市的公民權利。這段歷史港英政府和皇家警察可以亦有理由輕視,但作為人民,作為脫離殖民地已10年光景的人民,特別是作為脫離殖民官治已10年的香港歷史專業呢?

抗爭歷史對本地社會發展的重要性,無論是「經濟、宗教、教育、醫療」方面,不可能是一條「是/否」、「有/無」的題目。不深耕鑽研港英時代反殖經驗的效果和影響,不更換一個解殖的框架來重編寫香港歷史,無以接駁今天未完成的解殖任務。香港的古物政策和架構不單需要改變,還需要慎重的處理和討論香港現這個歷史階段需要何種歷史保存的「觀念」問題。

經典的俄國文學作品《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有句經典的對白:如神不存在,一切都被允許。有心理分析理論認為——弔詭地——這句話的反面,才是對的。並非「如神不存在,一切都不允許」這個反面,而是「如果神存在,一切才被允許」。舉個例,原教旨主義分子之所以可做盡天下所有犯禁的事情,就是因為神的旨意。在香港,當大家還在做夢以為回歸意味殖民的禁止/缺席,實情原來是,回歸「順利過渡」、「50年不變」等修辭,是香港殖民性格不變的金漆保證。

換言之,「回歸後,殖民才被允許」。

日月報,八月廿二日

21.8.07

我們來說電影教育的四個辯證

按:四五月寫的東西,終於見光!


大:david bordwell;李:李焯桃;舒:舒淇

研究與製作的辯證

李:現已退休的你,可以談談你漫長的電影教學經驗嗎?

大:本科生一般都是希望成為電影工作者,在我任教的學系,打破理論與實踐的區隔便是我們的目標。因為我們都認為,電影史和電影理論,對拍電影是相當重要的。沒多少本科生會對純電影研究有很大興趣,但我們要求他們修電影史和理論課,令他們明白對電影工業的歷史、美國電影史、各種風格的沿革的基本認識,會對日後他們製作電影——無論是荷李活還是獨立電影——都會有好處。

弔詭的是, USC、UCLA 和NYU等都有很具規模的電影學院,但學院裏的電影研究和電影製作之間隔着很厚的一堵牆,很有問題。比如說你在做關於美國電影史的博士研究,不可能同時修讀劇本創作課。一個電影研究者不一定會從事電影製作,但了解一個劇本如何產生,肯定對理解電影這媒介有幫助。

舒:學生總有個錯覺,認為學習電影最好的方法,是聽電影工作者談他的經驗。而電影工作者也有這錯覺,總以為自己有分享不盡之經驗。但其實最關鍵的,是他們談論經驗的方法,即他們對自己經驗的整理。

曾經有一位著名的本地導演、監製兼編劇,來我校演講。他講一個關於他向投資者推銷其愛情故事的經歷,其間他提及某套看過的法國電影、又講了幾句法文——最後獲得投資者的資金。一邊聽我一邊心跳加速。

大:即是教學生如何招搖撞騙啦,吹吹牛皮就可以成事……

舒:禮貌上我不能中途打斷,但真的受不了,便裝咳奪門而出,逃離演講廳(笑)。講座結束後,為了替學生「清洗」他們所聽到的故事,我還要長篇大論地與學生討論。

大:我們常做的也是這種damagecontrol,花很長時間與學生拆解演講內容。有一次導演哥普拉來學校演講,那是1976 年,他拍成《現代啓示錄》之時,意氣風發。偌大的演講廳爆滿。他說:「我要建立另一個荷李活,多數在三藩市。忘記洛杉磯吧,荷李活已徹底完蛋了。你們要找工作的話便來找我吧……」我一直與學生說,電影業是很艱苦的一門行業。以為畢業後哥普拉或佐治盧卡斯會延攬你,這叫做做夢。但哥普拉的一番說話,便把我們以前所做的一筆抹掉!說這番話的人,後來卻破產收場!這幫導演習慣吹牛,什麼都說說就算,荷李活的作風。

學生所得的,是一幅完全傾斜的圖像。我當然同意學生總需要嘗試,但同樣重要的是為最壞的情况作預備。

創意與複製的辯證

舒:在大學設立電影系,尤其是電影製作系,是很困難的。學生人數不能太多,因為所學的東西是很細緻,甚至瑣碎的。

學習電影製作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深鑽(drilling)。最近,畢業於波蘭洛茲電影學院的韓國導演宋一坤來我校進行了一個兩天的導演工作坊。他選了三個短篇故事,然後要學生用一個長鏡頭拍成一套短片。學生要在廿四小時內完成改編、拍攝、後期製作等一干工作。宋一坤說,他在波蘭學習時,整個二年級的時間,每天六至八小時,都在做這個練習。我常對學生說,試想像一個音樂系的學生,每天花八小時練習,為什麼一個電影學生不用花相約的時間,深鑽不同的技巧?

大: 在美國, 我們稱之為conservatory tradition,一般都被認為來自歐陸傳統。

舒:曾經有人來找我,請我教授小學生製作錄像。那是一家中學的美術部,他們希望從中四開始讓學生學習製作錄像。該校希望在第一個學期完結前,學生已能製作一條十分鐘的短片作為功課。我很認真的告訴他們:不要拍!不能心急,讓他們開開眼界好了。放放片、讀讀書、欣賞畫作或照片、聽聽音樂——總之就別心急開機拍東西。

又曾經邀請一位研究生為文憑課程的學生講課,他說得很好:「報讀電影的學生,大概就是對電影有興趣的青年人。然而,在香港,對電影有興趣的意思就只是喜歡看電影,鍾情電影院的情調之類。而不是有興趣理解電影思考電影,也不是有興趣思考『電影能有什麼作為,和電影能對你有什麼作為』。」換言之,要感受和思考的是,電影如何影響你、震撼你、欺騙你。而教學生如何拍電影就是要教學生如何影響人,如是者,學生必需先被電影影響,甚至享受被電影影響的樂趣。

大:我也曾有個想法,是借鏡於藝術教育的。在歐洲,時常會在博物館見到有學生拿着素描冊子,臨摹壁上的畫作。我就想,為什麼電影學生不這樣做的呢?於是我就挑選一些電影的場景,讓學生重拍。簡單說就是複製。我選的都是老電影,二十、三十、六十年代的作品,而當學生需要代入當時的各種崗位,他們便會明白拍電影的難度是意會不到的。但我的同事大力反對,說這是不當的,學生希望借電影表達自己,幹嗎要他們複製?

舒:這是荒謬的。複製都是學習的一個重要部分,繪畫音樂劇場,所有形式的藝術都如是。

大:還有一點,透過複製這種練習,學生能學到一些課堂上老師不會直接告訴你的東西。舉例說,若你要重拍1930 年代的一部電影Scars,你要複製當時的燈光,沒人可以告訴你當時的設計是怎樣的。你要自己想辦法,觀察場景調度,不停轉換燈的擺放位置等。但我的同事就老是說,學生不會有興趣的……

舒:香港也一樣,而這就是香港政府一直強調再強調創意和創意工業的弔詭。每當收生的時候,我們總問學生為什麼讀電影,他們的答案無一倖免是:我喜歡天馬行空。他們混淆創意與白日夢,以為白日夢就是創意。

銀幕與熒幕的辯證

舒:我認為一個有效令他們對看電影產生興趣的方法,是把他們放到大銀幕前。我的學生現在需要每星期到電影資料館看一部電影。舉例而言,杜魯福的《四百擊》,若你只坐在電視前看DVD,你不可能觀察到它偉大之處。只有在大銀幕前,他們才開始會欣賞。看到太陽升起的一幕,他們都情不自禁的被電影溶掉了。

這就是我所講「再教育」學生的困難,即要將他們之前的壞習慣抹掉。

我之前提過宋一坤的工作坊中,有一個學攝影、也熱愛攝影的學生,他常緊盯着演員,拍的都是很有壓迫感的特寫。宋先生問他,為什麼拍這種特寫,他條件反射地說,我希望能夠近距離看到他她們的臉和反應。我追問他為什麼想這樣,因為在闊銀幕上,一個中景鏡頭已經能看得很清楚。他呆了近三十秒,然後忽然靈光一閃:呀我明白了,因為我一直看的是LCD熒幕!

大:我曾在著作中提過,科技的發展會令我們傾向選揀某些東西。舉例來說,若在拍攝現場用了DigitalVideo Assist(一個給導演看鏡頭所見的顯示器材),大家便會埋頭對着那把所有事物都縮小了的熒幕,然後認為什麼都不清楚,結果只有把攝影機推前重拍!即使到了剪接的階段,工作也是對着電腦的熒幕進行,結果也是一樣。所以在這過程中,什麼都要加倍放大。美國電影現在就是這樣。

弔詭的是,觀眾在什麼地方看的呢?

原來又是家裏的電視或電腦熒幕。

舒:其實在過去差不多五年,我一直反對在拍攝現場用video assist。現在電影工業的習慣,是助手在現場先找個好位置放video assist 和導演椅。

最大問題是,在絕大多數情况裏,video assist 擺放的位置,一般都離攝影機和演員很遠。

大:就是這樣!與演員溝通的工作都是副導演做的。

舒:導演絕少會與演員談話。他們見到演員會打打招呼,然後便會坐在一間舒服的房間,對着video assist,然後透過副導演遙控演員。即使導演忘情大叫也好,演員也沒有機會聽到。美國的大導演,他們都會在場景中走來走去。你看看史高西斯電影的製作特輯便知道,他在場景裏大呼小叫,這才是導演電影。

大:這也是我剛才所說的,不論你歡迎也好反對也好,技術的發展會將人推向某條道上。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數碼的剪接上。當數碼技術令剪接變得容易的時候,在拍攝的場景裏,導演就容易拍得比所需要的多,因為到剪接的階段總可以抽取到一些精粹的部分。而事實上,有些大導演,他們明確知道攝影機應放什麼地方,該拍多少便拍多少。

歷史與未來的辯證

大:作為一位電影史家,看到今天電影業的情况與五十年代初的相似性,便覺得很有趣。大家都放棄上電影院,箇中原因正是技術的發展。我們都會在i-Max 戲院看電影,即3-D 再度回歸。它希望提供一些觀眾在家看不到的東西, 一如五十年代的Cinemascope 和Cinerama 提供的映像規模和顏色,都是觀眾入場才看得到的。雖然今天許多人在家裏都設置了自己的家庭影院,但始終與i-Max 所提供的有所不同。

舒:James Cameron 說過,3-D 就是電影的未來……

大:不可能!我不懂未來,但消費者的口味不可能走回頭路。消費者要能隨時隨地欣賞得到他們希望消費的媒介。

作為一個電影史家,我會說未來就似是過去,過去就是3-D 從未流行過。它除了需要龐大的器材外,亦需知道今天的電影公司,根本就是依靠行銷DVD 的。

而風格也會轉變。電影的速度會愈來愈快,特寫愈來愈大,聲軌會愈來愈複雜,可能將來要套耳機看電影。

消費者不會走回頭路的。雖然如此,但仍然有些導演,尤其在歐洲,他們拍電影的觀念,仍留在互聯網還未曾發明之前!有位匈牙利友人告訴我,他剛在倫敦看了BelaTarr 新片的初版。他說: 忘掉DVD 吧,這片不在大銀幕看, 什麼意義都沒有!

明報八月二十日

18.7.07

爛地一塊



二月尾有一天,和幾個同伴走到我們一度打生打死的天星碼頭——對面的停車場天台。在那個拍過《終極無間》的天台,回望拆剩一片爛地的天星碼頭,和裡面一堵半身高的綠色爛牆。四時多的太陽,把爛地照得反常的積極和具生命力。

那時候,旁邊皇后碼頭的守衛運動方興未艾,三日唔埋兩日就有一個活動舉行:有文學史講座有社運老鬼夜話有劇場遊戲有將音量放大的搖滾詩唱有海風短片放映。想得出的都有,連反轉殖民皇家儀式的人民登陸都做過了,就差未學董啓章的v城般,在天星的爛地重新搭建一個天星劇棚,找一大堆老臨把天星的車{馬龍重演出來,以假亂真。

無論是香港的進步文藝界的大曬冷,還是與公權警察的埋身肉搏,共通點都是與一種過去告別。那種過去把我們懸置在半空,攔截我們與歷史、與地方的關聯——地方只是通道而不是生活,歷史只是包袱而不是諍言。懸在半空予人像霧像花的自由幻覺,這懸置自一八四二年至今,風雨不改。而天星的一片爛地,卻像一顆炸彈,隆隆的炸醒了我城入夢的遊魂。

天星這片爛地,是一個消失的中界,花巧一點說,也就是一片廢墟。廢墟者,舊的垂死,新的未活。消失的中界者,在於舊的和未知的新之間,既是斷裂亦有延續。舊物如果被所謂「時代」砍掉,碎片堆砌出的廢墟,不是眷戀懷勉的對象,而是未竟的進步可能,是兵家必爭,是new man(fanon語)的搖籃。

原刊《字花》第八期

按:嗱嗱嗱,呢篇係完稿早於《今天》那篇的,所以不(只)是重複……而附圖也不是天星的廢墟,而是從皇后天台影埋去晚晚幻彩fing香港的尖沙咀,和中間的海港——泊滿天天在挖千年老妖的超級無敵大怪手。

12.7.07

在解殖的街頭





(亦推介阿仁的文章,請到
這裡看)

有說,「香港的回歸過程歷時只有一秒鐘」。意思就是,歷史上所有殖民地的解殖過程,全都經過長久而動態的發展過程,未到最後塵埃未定。反觀香港,沒有的翻箱倒籠的本土歷史清算,沒有前仆後繼浪奔浪流的大規模群眾運動,沒有洗心革面的自主意識醒覺;回歸過程就如今年年初的全城禁煙法例一樣,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上十一時五十九分五十九秒過後,香港在歡呼聲和反對聲中順利過渡,就像甚麼都沒有發生。

甚麼都沒有發生,包括連「甚麼都沒發生」的錯愕都沒有。

查早在二零零一年九月,當香港還未可擺脫亞洲金融風暴和九一一的餘震時,今天行政長官,當天的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坐著一艘髹著「香港品牌」的天星小輪,風風光光由尖沙咀啟航到中環,宣傳「亞洲國際城市」這個所謂「香港品牌」。那時回歸才四年,香港卻像透一支倒楣的軍隊,還未誓師便給攻個七零八落。據說當時市面百廢待舉,香港人和管治階層都坐同一條船、獅子山下式的假像,幾乎騙到了全香港的市民。

幾年過來,在網上搜尋star ferry,即是天星小輪的英文名稱,即便在如英國的衛報和美國的時代周刊,不難找到關於香港特區政府如何因為填海修路,冒著大批香港市民的反對聲音而堅持清拆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消息。當年還未當特首的曾蔭權未知是否預視得到,區區一個拆碼頭的決定,竟然會牽動到香港人與自己土地的關係那一條似乎從未敏感過的神經,還有一大堆恐怕從未如此明晰而有說服力的解殖躁動。一個矩陣在運動中形成,公共空間、歷史身分、管治關係等維度縱橫交錯;意識和身體,正大刺刺地逼近著由港英時代開始塑造的殖民性的禁區和底線。

換言之,姑勿論同樣一片空間,更流行的講法是英國皇室和港督等登岸的地標,但其自五十年代開始,已經與香港的平民百姓的生活綿密交織,絕對是不爭的事實,也不容略過。一直被視為殖民管治象徵的這片空間,竟陰差陽錯始料不及地提供了一條線索,構成了回歸十年始開始發生的解殖反思的大舞台。

***

推土機代表的是一種不惜一切的發展觀,不顧歷史不顧文化不顧社區關係地為了多建一兩幢比天高的商場。這是我城之所以能夠由上世紀一直經濟沖天飛到今天的法寶,這件法寶的雙生兒,就是自殖民地時代開始的一種殖民性。甚麼是殖民性呢?它把我們懸置在半空,攔截我們與歷史、與地方的關聯——地方只是通道而不是生活,歷史只是包袱而不是諍言。懸在半空予人像霧像花的自由幻覺,這懸置啟自一八四二年,至今紋風不動。初時它告訴我們,香港人是無(或者不需要)根的,後來索性以城市發展之名禁止一切令我們與地方和歷史產生關係的條件。結果當然就是,香港人視自己為極端的單子,浮游在令人目炫的任君選擇的「自由市場」;家庭已是最高層次的組織單位,集體行動和身份只是笑話。這,在回歸之後未曾轉變過。

齊澤克引述過法國哲學家巴迪烏(Alain Badiou)的真理事件(Truth-Event)概念,真理事件指的是在正史的知識中難以名狀和辨認的事件,它無法拼入已有的傳統並成為其一部份,無以在現成的政治經濟、社會、哲學中找到資源以論述。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十月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即為真理事件的典型例子。真理事件是絕對的異類,迴避、抗拒、否證事件發生時所可資引用的各種分析或解框架,它甚至進一步搞亂常熊和個別事件的二份。真理事件不只是常態下出現的個別事件,不只是又一次的不著邊際的騷動;相反,與現況與傳統極端不協調的真理事件,披露了社會看似穩定的結構裡的根本弱點。這弱點是社會結構的構成部份,社會所有制度和機器需要一直主動而低調處理的質性問題,大眾也一直被告知和訓練成對這根本問題感覺麻木,甚至不知不覺。

真理事件,雖然像個謎樣的大爆發人人手足無措,唯它制造了屬於真理事件的主體。按齊澤克的說法,真理事件的「真理」,是鈎附在某個偶然而具體歷史情狀的真理。事件的主體各種原有觀感和意識維度在真理事件中被暴烈地打亂,並重新收歸在真理事件橫空出生的新語境、感觀和參照的維度上。主體與事件的關係,一語記之:忠誠。根據巴迪烏的定義,主體的出現是有限而偶然的:真理不僅不是「主觀」(即並非由主體游絲妄想所決定),主體相反地需要服務穿透了他/她的真理;主體是命定地無法滿足真理所提出的無止無終的要求,因此他/她只能在其身處的多重情狀中,尋找真理的各種蛛絲馬跡(註一)。

去年的天星運動如果有任何意義的話,意義就始於於抗爭者登上推土機的一刻。

先簡單交代一下天星皇后運動的背境。風眼中的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坐落在港英政府於戰後五十年代的那一期填海工程的新填地上。一向吃大海飯的香港,由殖民者登陸始已不停填海。為了增加可使用的面積而逃避向政府繳交差餉,開埠時位於岸邊的倉庫和貿易公司已不停進行小型填海工程。五十年代的填海工程,不僅填出了日後的維多利亞公園,還填了中環現在大會堂,皇后碼頭、愛丁堡廣場、天星碼頭等那大片土地。我城一如各地其他大城市,寸金尺土,五十年代填海工程特別之處,便是填海所得的新填地,竟然沒有地產商的份,不作建摩天大廈之用,而是成為文娛康樂消閒場所。而實際上,這片香港現在買少見少的沿海公共空間,閒日是上班族午膳和飯後散步、釣魚下棋的地方,周末是飄洋過海到我城打工的外傭的歡聚天地喘息空間,遇事則是社運份子糾集群眾昂首闊步遊行到中環政商權貴總部的起點(六七年的反天星小輪加價、七十年代風風火火的中文運動、保釣、反戰等遊行示威,不少就是發生於這片海旁的公共空間)。

香港無止境的發展慾望,今天終於波及這片在城市心臟的公共空間。政府終於啟動了中環第三期填海工程,因為無關痛癢的地下排水渠和碩大無朋的公路,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都面臨清拆的命運。去年十二月中的一個中午,約二、三十人聚集於天星碼頭的工程圍板外,希望阻止工程的發生。然而,工程並未如計劃般受到影響,門外的人邊聊勝於無地阻擋希望進入地盤的工程車,邊聽著地盤內推土機地把那近五十年的建築逐寸逐寸地毀滅,一籌莫展。突然。午飯後的時間,有工程車要離開地盤,乘著地盤的大閘開啟,一幫人伺機跑進地盤入口,有的與保安在追逐,有的被包圍。還有一個:他站上了隆隆作響的推土機之上——推土機被迫閂掣停止,而這也是佔據,和真理事件的開始。

***

闖入地盤後,據本地報紙所載,關鍵點在於翌日,佔據者被不合理地大規模的警力抬離地盤——當時我城的議會正在就天星碼頭清拆事宜,進行動議辯論。然而,不能不提的就是在隨著登上推土機而揭幕的二十多小時佔領時空。入黑前,保衛碼頭者幾度被地盤的保安人員不熟練地抬走,惟被闖進的地盤已是不再一樣的境界:它吸引你前仆後繼再度闖進。因為它並非空談的價值觀爭論,並非政府的決策閉門黑房,也不是要千方百計吸引媒體注意的photo opportunity(見報機會)。地盤就是工程,阻止地盤運作就是阻止工程,也更無意中挑動了我城的人與土地、與歷史、與管治關係等的無意識設定。這道理在那幾闖幾抬之際,最是鮮明最是深刻。地盤保安把保衛者抬走,就是一個「地盤(即再不作為公共空間的碼頭)屬承建商的私人地方」的一個宣示,而政府的強硬態度,更是一則警告:官民之別,不得越過。

電光火石,保衛者眨眼間回到一種殖民情狀:任何與土地和歷史建立關係的意向,都被冷漠地攔截,人就像禁錮在半空任由管治者所設定的場域所支配,不得置喙。面臨清拆的碼頭,重複的清場,強硬的政府立場,披露了這個被稱為後殖民地的殖民性秘密,亦將保衛碼頭的人士重置在一系列所有人都以為已不再的殖民座標下。如此情況,在回歸近十年的一個下午,既是全新的體驗,亦為歷史的重覆。

幾經波折,地盤保安和政府放棄了立即清場的念頭。那一夜,保衛者都是光禿禿的暴露於一種管治之前,席地而睡,在地盤內、在推土機底,過了下著微雨的一夜。對於如筆者這種介於七十年代末八十人代初出生的香港人,八九民運還未懂事,九七回歸只會以政治不正確的冷戰思維看待;所謂社會或政治運動,要麼就是純論點上的唇槍舌劍,要麼就是一色一樣的大遊行,要麼就是議會內政治精英之間的勾心傾軋。這當然與主流媒體的理解能力和書寫格式有關。但似是而非的印象,就是「人」若不是人頭的總和,就是缺席:缺席於面臨能夠促成社會轉變的關口,更嚴重的是缺席於能促成社會轉變的對奕。而這難道又能與從報章所讀到的社會、政治運動的報導和論述脫得了鉤嗎?作為傳播工具的報章和其他媒體,彷彿很「現實地」替你分析權在誰手,誰的計謀是如何,為甚麼得逞或成功。每天讀這類報導或評論的讀者,能想像自己終有一天能成為促成社會轉變的一個角色嗎?能夠真切的體會,無中介地面對管治權力,同時所要承擔的壓力嗎?這大概是社會人人輕輕省省無甚所謂浪奔浪流的特質的本體論基礎。

天真也好浪漫也好瘋了也好,當時保衛者的腦裡想的很簡單,佔領尤如在大水壩中刺一個小洞,小洞支撐得越久而不被填塞,整幅水壩徹底瓦解的機會就越高。而相反,地盤失守就意味曇花一現照常營業——一度在伸手可及的範圍內可以爭取的東西,是否緊握下去,成為了唯一的問題。

換個說法,面對政府衊視歷史、衊視人民的公共空間,保衛者死守的,不僅是一座有五十年歷史的鐘樓,也是我城或者從來只是若隱若現的主體性的。放開了手,沒有實質的損失,只是繼續甚麼都沒有發生。

***

隨後的一個星期,天星碼頭的保衛者就如不是在碼頭裡,便是守在碼頭的外圍,繼續帶著阻止工程的目標,行使香港人在公眾地方的權利。絕食、往特區行政長官的官邸抗議,不停被警察阻撓、不停的地抬走,不停的被驅趕。過程中,保衛者跌撞於街頭之際,原本在城市中多一個不多,少一個不少的感覺逐漸變成難以承受的輕,一種對立於只希望把人民封鎖在無根狀態的殖民式管治的本土意識,亦開始在蘊釀覺醒。

雖然天星碼頭的鐘樓,最終在眾目睽睽下整座被鋸走,直往堆填區被磨成碎片;惟在天星碼頭保衛運動中被召喚的人,亦像被充了電的電池般,轉戰在天星右鄰的皇后碼頭。保衛運動走到皇后碼頭的階段,要求參與者更清醒地直面及回應我城的殖民經歷。查皇后碼頭於一九五三年建成後,一直是由英國乘飛機抵港後,由九龍坐著其「慕蓮夫人號」到中環登岸進行其就職儀式的地點。現在流行的講法,皇后碼頭的設計與其對面的大會堂以一條軸線遙相呼應;在這意義下,如果原本天星碼頭所象徵的,還可以說戰後像霧又像花的現代管治形象,保護皇后碼頭豈不是走歷史的回頭路,甘心將熱情都奉獻給殖民的始作俑者?

歷史不能重置,也不能改寫。若皇后碼頭的確曾有過標誌殖民權力——登岸以宣示主權——的過往,除了發掘一直以來在皇后碼頭發生過的抵抗運動——中文運動、保鈎、外傭爭取權益運動——,碼頭保衛者亦努力在皇后碼頭的空間刻寫與權貴無干的本土歷史。自天星碼頭被拆毀後,皇后碼頭及其對開的廣場,不斷有文化活動在發生,計有:本土社會運動前輩的夜話、劇場遊戲工作坊、文學沙龍、獨立短片放映、詩歌朗誦及音樂會、關於歷史文化保育的論壇、火鍋聚餐、攝影展、導賞團、人民規劃工作坊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早前三月台灣的漢生病療養院「樂生院」因為捷運工程而面臨清拆,一班關注的香港朋友亦於同仇敵愾的皇后碼頭進行過兩次音樂會。除此之外,碼頭的保衛運動更開始與其他社區運動的團體連結,嘗試以保護香港本土文化和庶民生活為主題,將抵抗同一發展至上邏輯的運動擴散和連結。

殖民情狀的暴力,在於殖民者帶者高傲自負的眼光,目空本地人的一切,縱然由薩依德《東方主義》始的後殖民批評發展了快三十年,理論所及,誰是殖民者誰是被殖者已開始難以界分,唯一種將土地的生活方式、歷史、身份、貢獻埋沒和貶抑的主流意識,歷史和地方只是與所有商品一樣的消費心態,在香港仍是南征北討百戰百勝。碼頭保衛者在街頭的一切,便是希望實踐出一種別樣的時空觀念,同時在實踐的過程中,解除社教化中成為統治者眼中的「順民」的訓練,填充香港空間的意義,重述香港地方的歷史。在這半年期間,有兩次行動可資說明。

一月二十一日,皇后碼頭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儀式:人民登陸皇后。碼頭的保衛者以一艘被命名為「本土號」的船,載著近一百人(當中包括不同重建區的街坊、新來港人士、關心歷史文化保育的團體、工會成員、非政府組織成員、進步知識份子、運會運動前輩、外傭團體等),浩浩蕩蕩由尖沙咀起航至皇后碼頭登陸。行動的訊息一目了然——香港的土地曾經是以殖民者的登陸而成為不由自主的國度,回歸十年情況亦未因主權易手而出現轉變,則香港人需要以集體行動宣告,誰是香港真正的主人,誰才是香港歷史、社會、文化發展的無名英雄。保衛者還預備了兩條各五十米表的橫額,由所有參與者寫上了其心聲,繪滿了意味深長的畫,在碼頭登岸之處由登岸者領到大會堂前原本由港督主持升旗儀式的檢閱台。大會堂、皇后碼頭和愛丁堡廣場整個空間,頓時人聲頂沸旗海飄揚鼓聲震天,幾乎讓人錯覺這片公共空間正式宣佈獨立。

三月二十一日,時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一場全港七百萬人只有八百人有投票權的「選舉」)前一星期,碼頭的保衛者和不同的社區運動、居民運動的團體,發起了一場遊行,爭取香港空間規劃的民主化、要求規劃的過程和機關尊重社區的歷史、文化和有機地形成的網絡。香港一般遊行的原則,是人數至上,大街大巷至上。然而,三一二遊行因為連結了不同社區運動的團體,爭取屬於舊社區的權利和尊嚴,故遊走於舊區的橫街窄巷,在舊社區的現場宣示團結,便成為一場保衛舊區免於全面被高樓大清洗的遊行的理所當然的路線。路線更途經匯豐銀行於中環的總行,即星期天休假外傭的聚腳點。隊伍途經該處,隨即與外傭合唱團結的歌曲,亦有發言互相支援——只因作為香港職業女性的家務勞動替代人員,她們長年累月對香港經濟發展的貢獻,從來便被忽略;作為本土社群的一部份,她們也是被拒絕的。隊伍中除了年青人外,也有在各個舊區居住和建設了幾十年的老街坊,遊行之於他們既是向外宣揚訊息,亦是向內加強團結。最後,遊行隊伍挺著一塊幾十平方米,由基層婦女和藝術家編織而成的百家布,有尊嚴地完成遊行路線,抵達終點站皇后碼頭。

事實上,遊行隊伍不斷被便衣警察滲透,被軍裝警察以各種秩序理由攔截。或許如此的參與者的組合、如此的遊行主題、如此的遊行路線,對有著某種不可理喻的官威傳統的警方而言,完全摸不著頭腦。結果一位受人尊重的重建區街坊在遊行後發言時竟遭警方不禮貌地中止,而一位藝術家朋友亦在遊行完結後,遭掩飾自己重案組身份的便衣警員無故截查。這場保衛香港本土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如不是已經越過了一直以來在當權者理想的「順民」的界線外,遊行參與者所受到的對待實在難以理解。

從登上推土機的一刻開始,保衛碼頭的運動者便從一種不一樣的介入點靠近解殖的彼岸。回歸的一刻,政權由原來的宗主國英國移交到中國的北京政府,各界預計由政權移交所引發的轉變,回歸差不多十年後的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保衛運動的雷達差不多掃描不到,亦沒有以這大歷史上的一刻間的差異,作為其觀照自身狀況的理所當然的參照點。相反,似乎是名義上有變而實質管治關係的不變,兩者之間的距離,就觸發了一場真理事件,為忠於真理事件的主體提供判斷和行動的座標。

管治者透過土地限制香港人的生活空間及歸屬意識,而碼頭的保衛者,則在街頭正面迎擊,在街頭巷尾,撿回屬於本土的片段,重組本土的世界。而事實上,政治和社會的抗爭和異議在香港的歷史上絕對不是缺席的,由碼頭保衛運動所開展出的解殖語境,要求保衛者承先啟後,從過往的異議歷史中,了解今天能行使的自由和權力的沿革及限度,並由此思考和實踐擺脫回歸後還殘留或強化了的枷鎖,真正感受作為香港這地方的歷史主體。將「本土」、「庶民」等受支配、被動的客體,正式宣佈為具自主性、能左右城市走向的主體。這嘗試並不在中立真空裡進行,更並非無關痛癢——視之為回歸十年忍無可忍的歷史任務,該不算是意圖不軌的自高身價。

***

後話

回歸前突然出現大量由國內學者出版的香港史著作,抗衡一直以來英國人對香港的歷史論述,曾令不少論者慨嘆沒有從香港本位出發的歷史:不單止主權是倫敦和北京政府的爭拗對像,即連對主權的論述,香港也從來不由自主。針對這情況,回歸前後曾有一批年青的學者和知識份子對過渡期的香港文化作批判性的研究。

當時的文化評論,不少是在一個更廣闊的文化脈絡中,不無自眨地把香港理解為「邊緣」、「夾縫」、「混雜」,描述八十年代以還香港被倫敦和北京政府排斥的現實。面對這樣的一個問題意識,而得力於後殖民批評的引入,另一批論者便指出「兩種政治策略都不能妥善處理複雜多重的後殖民香港身份,反而往往成為文化北進反攻大陸的不在場證據」(註二)。辯論的因為籠統的定性而起,而止於特定的反證。另一方面,以菠蘿包、茶餐廳等作為香港文化的特徵的論述,無疑貼近生活且能在前途談判的一片無力感中找到香港人肯定自身的立足點。

這些對香港文化作描述和分析的例子都立足於特定的論辯和歷史情境,本就不是要處理香港人的解殖狀況,亦無法對之延伸有視野的討論。面對當前香港庶民社區被逐漸消滅,殖民遺產在香港有全盤的歷史清算前已被埋葬,或與資本結合成全新的消費空間等問題,不難暴露出學界評論界對香港解殖任務的忽視。這不止是在一個超級市場內少了一個牌子的貨品,而是我們是否付得起埋沒一段段對香港走到今天舉足輕重的歷史的責任,是否真的提不起意志找根據想策略解除歷史遺留下來的殖民枷鎖?

已幾近成為經典的印度庶民研究小組,早於八十年代初(約於其脫離英國殖民統治而獨立建國三十年後)已開始專注研究一眾在南亞社會在殖民時代的社會變遷。庶民研究系列的首位主編拉納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在〈論殖民地印度史編纂的若干問題〉中給他們自己開出的研究對象:人民政治。「在整個殖民時期,印度政治存在著另一種與精英政治領域並行的領域,其中的主角不是本土社會的統治集團殖民政府,而是由廣大勞動者構成的庶民階級和群體以及城鎮和鄉村中的中間階層,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人民。這是一個「自主」的領域,因為它既不是產生於精英政治也不依賴於精英政治而存在。」(註三)

由前途談判起到回歸十年後的今天,香港已走了近三十年光景,即使無需將回歸一刻視為濃縮了一切歷史問題的金鑽一剎,對於香港解殖情狀的分析之空白或難產仍是令人相當尷尬和沮喪。香港社會如何走到今天、小市民(有別於正史主力記載的華洋精英)的自強抗爭、對人民如何(無法)構成社會的進步力量等問題,香港要是希望走出殖民情狀,對上述問題認真而批判的認識和清算實在是逼在眉睫。


註一:Slavoj Zizek, “psychoanalysis and post-marxism: the case of alain badiou”,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Durham, Spring 1998.
註二:北進想像專題小組,〈北進想像——香港後殖民再定位〉,《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註三: 拉納吉特‧古哈,〈論殖民地印度史編纂的若干問題〉,《庶民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

原文刊於《今天》
二零零七年第二期,夏季號,總第七十七期

3.7.07

如果認命都可算一種「理想」…

大時大節彷彿真並不是可以輕易失落的時機,說甚麼也好都總要說點甚麼。如此,無拉拉的六月底,我們又有《老港正傳》,又有《每當變幻時》,趕著零七年七月一日的這部只得一班的十週年列車。

所謂的意識形態批判,並沒有很大的意義,因為那多半不涉及電影的技法或關於電影這媒體本身的種種,而是在拷問導演或編劇,你這樣說是為甚麼。這問題可以相當抽離於觀眾對著銀幕兩小時的經驗,其間他們可能笑到傻左或悶到暈左,被電影的整個裝置舞到火星然後回歸地球,諸如此類。觀賞過程可以是很enjoy,但有些主題問題還是值得一說。

《每當變幻時》講的是一個九七年開始到富貴墟賣魚的楊千嬅的故事。還有幾年就三十,想嫁人但她偏就要在街市賣魚替老爹還債。換句話說,這其實是一個爭扎出頭的故事。遇上陳奕迅,一個相當合意,生活小節簡直可以用sweet來形容的伴。片子沒說得很清楚為甚麼陳會漸漸愛上楊,倒是楊如何自處和回應就繞有趣味。陳的生活情調與楊為自己生命策劃的路徑,是互相排斥之局,這就是故事的核心問題和推動劇本的馬達。

且不說楊千嬅與陳奕迅破冰的一刻,看來是在楊趕去抬她去了召妓的老爹時,陳告訴她已替她還了部份債和如何在批發處攞平魚。不無庸俗地講就是錢作怪,但這還不是關鍵。電影的主要場景是一座舊區的街市,這座街市要拆,攤販也四散各地。他們裡的雞販移民到美國去了,一直收到由陳的電郵地址發出的消息,聽取許多關於富貴墟的情況。遠在美國的雞販,對於富貴墟的清拆,如在夢中。後來他因心病要回香港做手術,急不及待要到天光墟。陳和楊因為不願看雞販承受不了富貴墟被拆的壓力,就叫齊原班人馬再次搭建街市的盛況。後來東窗事發警察趕到,便把他們抬走,少量爭扎後他們都走到街市的天台,像敬禮像舒口氣像完成歷史任務的目送富貴墟。

同樣是以假亂真的情節,有否令大家想起德國導演wolfgang becker的《goodbye lenin》?電影是講述一個東德的小家庭裡,忠心的共產黨員媽媽在八九年前中風昏倒了,卻在柏林圍牆倒下後醒來。世界一夜間改變,孩子,朋友和其他鄰居因不欲見媽媽承受不了心理壓力,就只好搭東德大戲棚,讓媽媽繼續過東德的生活。直到她發現事事都有古怪,這枱戲再演不下去時,孩子決定親自向媽媽道出實情——卻是一個有點別扭的版本。他跟一個朋友整色整水錄製了一集電視新聞,大意是柏林圍牆倒了,但東德人仍是有理有節地接納許多因為捱透了資本主義禍害的西德人之類。

重建那不可能重建的舊貌,固然是兩片相同之處,然而不同處,方是意味深長。認命和適應不可能被曲解為某種堅持,而楊的理想是街出街市,找自己的事業,賣魚只是一個要擺脫的階段。在這考慮下,街市生活必需成為歷史,重現街市生活彷彿只是把回憶當作物件的戀物行為。《goodbye! lenin》中的主角當然並不是義無反顧的投身社會主義,惟他對克服了舊社會的資本主義並不完全服從,即使到結局無可避免要把真相說給媽媽聽時,還要絕地反擊,幽這個「現實情況」一默。good old days在兩種想法的位置和性質,清楚得不能再清楚。

安徒早幾個月講過曾蔭權的「務實」和「願景」的辯證。箇中的認命邏輯,《每當變幻時》在十年回歸這個時機裡,演繹得淋漓盡致。

2.7.07

凝住與高潮

每刻都被壓得要死,甚麼情景出現都會上天下地般找參考,時間彷彿只是一條嚴格意義的鏈條,任何一瞬都只是之前和之後擠得幾乎看不見的分析或分類單位,徹底缺席的當下就是空無的實體化。

十年回歸又好乜柒也好,本就是那麼的一刻,可能當時你正在掃地、解手、睇睇下電視睡著了、在後巷撞到醉漢然後對罵、與情人擁吻、看著一街警察然後後悔為甚麼要交稅、沉思哲學問題,諸如此類。但鋪天蓋地的回憶補敘盤點清算——即使是造作即使是膚淺即使是無謂——卻同時在唯恐天下不亂地為這刻硬塞意義,或說乾脆把它壟斷。我並不相信那一刻本身會有甚麼自有永有水洗不清的內容或性質,但不代表這一刻就當被一百零八條好漢同挺進。

皇后的事搞耐了,昨天因全天擺街站累得只是看來還是清醒。整個下午不斷的收到電話,不同時間收到不同版本的消息:四時進到五時,五時推到六時。上心的問題,一度由由整個碼頭的去留轉化成一個狹隘的談判結果,富德樓的鄰居致電問有沒有叫傳媒,像一把大刀砍下來:守了半年的碼頭,是否便如此這般的輕率相讓?兩個月來的長駐,其意義是否已逐漸超越我們所能承擔的呢?沒有任何談判籌碼的我們,只能以風紋不動作為對警察剃眼眉式開價的回應。

還好經過早到的朋友的堅持,碼頭沒有清場,但卻被警察圍得像個迷離境界:從舊天星到大會堂之間的愛丁堡廣場,一個又一個鐵馬陣只能令人回想一年半前反世貿示威令警察顏面盡失的韓農式四方鐵馬陣。皇后碼頭裡卻仍然車水馬龍,裡頭的盛況這裡已幾乎已完美地記錄,太倦了我只好坐在圍著闊廣的記者區的鐵馬旁,任頭頂「同佢死過」的大布條蓋在我頭頂,防止偶一不慎看到那令人作悶的煙花。

閉上眼睛雖然便看不見那張牙舞爪的煙火,但爆炸聲和漫天的硝煙還是和我無中介地相遇。這些是代表慶回歸的訊號吧,但當時身處的時空不是一個以實踐為抗爭的大場合嗎?當天下午守衛者與警察的一度緊張,事後對之的描述,又被收歸入最後勝利故事中。守護者佔據拍友和市民的觀景框的一小部份展示大衛式的掘強橫額,未知是令人心情激動還是滿不耐煩。碼頭守衛者時刻的忐忑不安和兩個多月以來的疲憊,又如何與滿心歡喜來看天空突然發光的市民調解呢?百年殖民和十年回歸的一切恩恩怨情仇,與看煙花者的熱切期待又如何互相有效傳譯?別誤會我並不指來看煙花的市民與守衛者對立:煙花燒完後人群魚貫離開時,一位個子瘦小的婆婆挺著姆指和我們道別——感動得說不出話。回正題我只是描述性地希望表達那個空間的複雜。

在火藥爆開的時候,在市民的歡呼聲中,上述的若干座標卻被凝住了,條件限制只容許技術性的生存,感覺的生存。在和平的日子裡,本是軍用的、殺人的、冷漠的火藥的引爆,被置換成四十五分鐘的狂歡。爆炸聲和火光越瘋狂,大家的高潮就越接近極限。請告訴我如此的感覺結構是如何集體地形成。唉我都知衰但凡遇上大事大非就往裡面逃還要把這行為幻化為看來說不清的看法,但除了失語外實在想不出有甚麼恰當的回應,就如震天的炮火如履平地般將原本複雜異質的時空剎那間征服,遺下需要解釋的就是那聲音本身。

1.7.07

turned into a stone,兼賀本blog的第二百篇


賀本blog第二百篇東西這行為,範疇上無論如何都很自我中心。現竟又碰巧是一幅向別人介簡的自我解剖圖,天網灰灰。




turned into a stone

我就讀的中學是建在斜坡上的,細小得連籃球場也只能放在天台,以當時的標準,算是「超班」但絕不fancy那種,每年九月升上中六班的同學,人人背著一袋「火箭」,課室的空間都顯得特別侷促。


無法原校直升中六,就做了個有點莫名奇妙的決定:既然全香港數一數二面積狹小的學校容不下我,就奔向面積數一數二敞大的學校吧。由1997年九月一日開始,我在赤柱一家特大中學渡過了兩年。本以為天大地大任我行、打波游水任我玩,結果卻是天天躲在圖書館,小息如是、午飯如是(圖書館的老師善良美麗當然是其中因素),放學即走。

就是當時養成了讀書讀報的習慣。最誇張的例子是98年立法會直選,幾乎每個選區的每張參選名單也能背誦如流、朗朗上口。選舉大過天比候選人還要緊張,當時希望民主派大獲全勝的熱切,就如小時候渴望劉華橫掃每年的頒奬禮。打個比喻,《蘋果》就是我的基本態度,黃毓民就是我的理論導師,「親中派」或「民主派」就是唯一和終極的道德選擇;「批判」就是下判斷過口癮以示高明,「政治」就是表表態。

帶著這個天真無邪的問題意識,上大學唸政治似乎是「合情合理」。從今天的眼光看,這個選擇同時悲劇地洩露自己對「政治」的概念理解多麼貧乏。大學唸的課程叫「政治與行政學」,英文名也許更準確道出學系的取向 ── Government & Public Administration,也就是教授一個政府如何運作,總統制還是內閣制、另加三十種不同的選舉方式等。換言之,就是從一個宏觀的、統治者的高度,設計某種方法,制度化地管理國境內種種事務。如此的學科視野內,異議在哪裡了?抗爭在哪裡了?理想又在哪裡了?

還好,馬料水大學一直以「怪人」多著稱,浪奔浪流到我在學時,還不至於所有同學都是特區的好娃娃。在學生會學生報社之類的地方,還進行著別的一種「自助教育」:就著主流/另類、山上/鄉下的家事國事天下事,整個會室的人煞有介事地討論爭拗、乾著急,間或發出不痛不癢的吶喊。甚麼「發展理論」、法蘭克福學派、後殖民批評、知識考掘、結構與後結構的經文,不少就是從那時候開始頌唸。這堆理論經典其實都聲名狼藉,曰之語言遊戲、虛無主義、「去政治化」等,被批評得一無是處;惟面對本科、校園以至社會要求學生接受的世界觀,當時需要的是一種針對性的自我定位和回應世界的姿態,亦即一種「講法」,嘗試把自己安頓下來。

對於一個急於擺脫「政治科學」訓練的本科生而言,我懷疑這是一條必經之路。轉眼到了這兩年,與一些朋友辦起了另類媒體,希望真切「介入」處處都需要改變的社會,不再滯留於指點江山的評論高位。後事如何,現在還未可知。但此時此刻的關口,姑且引用朋友的一段文章來說明:

雖然媒體行動主義者開展了批判主流媒體的戰線,但是,卻並無提升批判的政治性,批判的準繩仍流於本地非常道德主義的批判…… 媒體行動主義本身有著反媒體新自由主義的任務,如何開展這方面的戰線,讓公眾認識當今媒體的政經特性,而不單停留在「喪失專業操守」的懷舊式批評,肯定是媒體行動主義的一大議題。(葉蔭聰,2006年,〈媒體行動主義、反新自由主義、基進民主〉,草稿)

這篇文章寫於2005年反世貿運動之後。世貿會議期間,大量民間團體和一班投入獨立媒體運動的朋友都嚐過胡椒噴霧、水炮和催淚彈。這當然是「介入事件」的方式之一,但正如動作片只是電影必不可少的類型其中之一,「直接行動」也只是介入社會事件的其中一種方式。媒體行動者、或社會行動者的定義,除了是主動出擊外,還應該包括令自己變得富於「政治性」 ── 意思當然不是選舉或政府那種政治,也不可能只是表態或批評,而是置身於某些無法迴避、For Better or Worse而必然有某種社會後果的情境中。

試想天星、皇后碼頭的清拆,若不是本土行動與多個民間團體和自發參與的朋友,串連一起,冒著各種社會和法律後果的付出和介入 ── 諸如調查式報導、在遊行隊伍中越過警察的不義界線、佔領碼頭、反客為主舉辦「民間諮詢會」逼官員答辯、斗膽重提香港的殖民歷史等等,兩個碼頭很可能會在沉默中被拆掉,世界亦會繼續沿著大財團設定的軌跡順滑地運轉。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批判和介入的深度若令得「對手」感到危機,而必需回應和處理(而非單單向迴音谷吶喊),就是與引文提到那種「道德主義的批評」、「懷舊式批評」最大的分別。

這可不是甚麼結論或宣判,筆者的「成長」歷程亦不可能具多少普遍性。然而,回歸十年,我懷疑香港人若要走出不由自主的殖民狀態、要擺脫「香港沒民主但有自由」的迷思、要拒絕那種安穩但無效、結果形同等候發落的所謂「異議」,關鍵或者就在提升批判的政治性 ── 也就是把自己變成一塊小石,狠狠丟向戰場。。比我就即刻click入去睇。

原收錄於封面靚到離晒譜的《我們的萬言書二》
。比我就二話不說即刻click入去睇。

26.6.07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大概是銅鑼灣吧,於軒尼詩道近波斯富街某處的高點,拍在百德新街電車站等上電車的梁家輝,穿插著幾個混合了懶有美感和神秘感的街景和/或電車的部份車身的鏡頭,上了車後坐在一個其貌不揚的少女旁(女主角徐乜乜),拿出考IQ的填格子數字遊戲冊出來,再發現對面坐著一位拿著報紙睡著了的糟老頭(另一個主角任達華),擠迫的車廂上乘客互相擦身而過,三個主角的眼光,都暴露在某個誰人的角度所看到的場景中,任達華睡很昏了跌在地上,有人煞有介事的把他臭罵,有年青人拾起老頭跌下的報紙呆頭呆腦地看,所有人所有物所有場面設置都像意味著甚麼,像三個人在鬧市中打著曹達華時代峨眉派的「we wang wang」而整個城市的人都懞然不察,像有個不知誰人在不知甚麼地方一直把一切看在眼內,即是 eyes in the sky。

或者比不上《大事件》開場頭幾分鐘行雲流水直落冇cut的特大火力警匪巷戰,但《跟蹤》開場一幕,還是很點題地將片名所指的,用視覺技巧作了示範。開場的一連串鏡頭,先忍住不介紹人物關係各懷甚麼鬼胎,卻用剪接技巧把場境和氣份non-stop地綑了個邊,像上面一大漫無目的不啫邊際沒有句號的描述,然後你便會發現:這就是監視。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可能是對《跟蹤》可以下最中肯的評語。電影的結局帶著近乎宗教情懷的奇蹟,一輪鬥智鬥力後,任達華被梁家輝用小剪刀連插幾下,大動脈吧吧聲的流出一灘血泊以至任達華連笑話也說不完便昏倒,徐子珊在漫天風雨的街上失去了兇手的蹤影,絕望得跪倒地上雨水混和傷心欲絕的淚水。然後有了光,雨也停了,梁家輝的身影像偉人般從人群中冒起來,接著手瓜起展食野唔使比錢的警察如何能直搗匪巢重現眉目,連任達華也柳暗花明地醒來把未完的笑話說下去——嚴格地一個邪不能勝正的結果。

話說回來,就如上文所描述,電影的主題是作為一種行動的監視,既可以由全副裝備的警察進行,亦可以土炮地由梁家輝率領的匪幫演練。前者有用不完通街扮鬼扮馬的警力、針孔攝影機、偷聽器、取後八達通用戶資料和截聽的特權,後者則樸素地隨便挑一幢唐樓走到天台制高點看周圍環境,故亂報案記錄正要入蛇竇嘆茶的pc要多少時間趕到案發現場等等。換言之,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較技:匪幫做足功課就行動,看見附近周圍是線眼就call off;警察狗仔隊隨機應變死跟,鎖定了目標就開槍。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命運的economy是很規舉的。

雖然同是監視,這種純技術的較量,雖不比早排的《偷拍》般觸及人過往的歷史如何被偷拍監視行為引爆,但亦比《跟蹤》結果的道德主義宣判正邪來得清爽。事實上,警匪片如何在香港社會的發展歷程中擺脫簡化的正邪二分,生哥的分析亦早已成為經典。沒有電影前大半段的克制和冷靜,不會對照出結局對於整個劇本的破壞力——天外飛仙得幾乎可當十分鐘的獨立短片看。沒有其他reference,難免叫人聯想是否因為要在國內上演或參展等理由。life is elsewhere,甚麼是電影的生命,哪裡才是電影的故土和別處,到底由誰來決定?

24.6.07

是否我已變了維園阿伯


畢業幾年,真正到了一個尷尬的年齡。既距離輩份高得足以說甚麼也可還很遠(實情是眼高手低未吃夠鹽也未吃夠米),復不是青春無敵胡說八道也有人願意原諒的階段(恐怖的是卻開始覺得與世界有代溝)。自覺一肚憤懣,但除了面對同黨,其餘時間開口就會說錯話。

三十幾度的天氣中,坐著沒冷氣的雙層巴士回大學,一個我越來越覺得疏遠的地方。疏遠的原因有太多,可能是大學真的改變了,或者是自己因為接觸得少而想像卻沿著固有的偏見抽象地憤進,亦也有可能純粹是一切都沒變除了自己。回校是因為學系需要進行課程檢討,所以請了幾位校友回去暢論對學系提供的課程和學習生活的感覺。

被邀請的校友的陣容,有mt、有金融analyst、有政府工、有在大學幹文職、有政黨新血,何必偏偏選中我,答案盡在此中尋。不敢也沒資格說失望,畢竟同學的路途也是一片光明,一個學系有不同的畢業生在社會不同環節落地生根怎說都絕非壞事。然而,討論的開始,便是(不知是否是我)開始需要面對現實的時候。談課程,大家都說學系的訓練令同學眼界大開、令同學思考變得批判、令同學辭鋒變得鋒利、令同學能多角度思考——諸如此類我信相是真切的,畢竟for better or worse身邊的同學大概沿襲類此的特徵。

到了兩個環節,表面看一直保持冷靜的我幾乎要把血都吐出來了。同學一再強調上述的能力都是一些工具,一些技術,能令同學在不同崗位上都零活走位高人一線。回頭想在座的校友都在幹甚麼工作呢?算我偏激算我偏見,都是大機構都是保持我城「穩定」的重要支柱,批判思考和廣闊視野等等聽來比天堂還要美妙的東西,只是令在不同崗位上令人自我感覺遊刃有餘的資本,而不是勇於挑戰或改變鋪天蓋地各式各樣毛病和錯誤的尖刀。穩定的institution必然也是保守的,轉變是有風險有成本的,這未必能足夠下個判斷說在裡面幹的人都必定保守維護不正義的社會構成,我亦無意後設幾步推想把鋒利的東西吸納都是既得利益者的把戲,因為似乎即使缺乏這種動機,我們有視野懂思考可以看穿事物背很的陰謀詭計的同學,仍
只是希望自己能醒目地於職場遊走,並不見得因為被裝備了那些崇高而美妙的能力而顯得有甚麼效果上的不同。認識某事物的不足和動手改變不足的事物,同樣需要批判思考之類的能力(可見我的確是不願意使用工具、tools等字眼),惟把兩者的差別淡化以至混淆簡化為一樣的具批判性,是不負責任的。

嫌我長氣和小家,另一點實在看不過眼的討論。關於學系可以進一步向同學提供甚麼,有在席者說說了大意如下的話:一年級的基礎課,該好好為同學打好根柢,到二、三年級再向抽象的層次提升不遲。這番話驟聽當然合理,再聽下去幾乎便心都跳出來了。幾位校友同聲一嘆,說課程沒有提供甚麼技巧的訓練(具體是公文應用文不懂寫)、不能如其他學系般三言兩語道說出自己是學甚麼的(!)、不知道自己學系的訓練的強項在哪裡(具體即是見工時不懂向顧主自我推銷)。行文到這裡還是那麼冷靜,我想我真的已氣得血不上腦了。

兩個層次。第一,大學是否職訓所,當中的討論簡直不想重覆。相比其他學系,敝系若真的做得少的話(實情如何我不知道也沒大興趣了解),問題是出於其他系身上,我義無反顧的向敝系致敬。第二個層次,即使學生是有就業的需要和支援,箇中的工作該如何開展?畢業時有向學生事務處登記的話,大概會定期收到中大那本校友刊物,那是否大家心目中希望的氛圍?每期有幾個名成利就的校友把手抱在胸前把如《資本雜誌》的ceo封面的照片,是否就是同學對前路的唯一想像?問題也許不在同學希望日後成為怎樣的人,但真正的問題是否該把同學日後希望當甚麼人的想像資源全權授與學系來提供?同學畢業後應有甚麼就業技能,是否又應該交由學系去dictate?

學系有很多老師,當中我認識的絕大部份都是有理有節有學問有理想的好老師,這裡並不是懷疑若由老師代行,同學都會變成嗜血的資本家或的權謀家。只是作為大學生或準畢業生,你們希望把責任後延到甚麼時候?我沒幹過商業機構,但我相信在政府、在跨國公司、中小企、bingos、freelancer、甚至一人ngo的職員,所需要的技能和心理預備何止天壤之別。一屆五十多個同學,大家商議一下調查一下,想想自己希望了解甚麼性質的工作從業員,並非比登天難吧,然後再由系方邀請有聯絡的校友回系與同學分享,這不是比徹底的把決定權都交予系方更恰當、準繩和有尊嚴嗎?一大段牢騷並不是懷疑甚麼人會做壞事,只是二十多歲的人還事事請求代理,實在令人心痛和沮喪。再一次別怪我小氣,在這意義下,那些批判和甚麼都到哪裡去了?

最後自首,我沒有養家壓力,但日子過得絕不寬裕、在一人ngo工作說今天也說不清楚明天的事。我不否認對大學還留著某些不切實際的遊思妄想,我懷疑要賺大錢讀大學並不是聰明的一步,我也不反對人對安穩寬裕的生活有追求。但無論如何,人老了就難免執著,批判思考零活走位也不是我有興趣掛口邊的說話,很多事情很多關卡也可以豪出去,但空話與自我滿足卻是不可容忍的。這一大篇牢騷並不為針對誰,全場除了兩位外都不是我在學時認識的同學,但一些想法值的再議的話不談下去便是不負責任。認為有說得不對之處請指正反駁。


18.6.07

金屬疲勞

ya know what i mean

大半年前牛棚和嶺南搞的討論會,加上近半年來的天星星后洗鍊,當然還有臨近的回歸十年,被一前一後的歷史和命運壓得朝不保夕。如果還有甚麼印烙了在身上,可能是propaganda文章越寫越熟,代價是已近乎力竭聲嘶。下面是一例:

本土行動《還港於民》特刊前言


香港一百六十多年前開埠以來,轉變即被認為是常態。清末革命運動時是一個低調的基地、國共內戰後是雙方意識形態統戰工作的重鎮、八十年代前途談判始是北京和倫敦政府炫耀實力的支點,餘不一一。長久以來,故事的結構,都是由外力在香港幹了甚麼所撐起。香港的性質和可供講述的地方,不由自主。一般市民的生活和對城市的貢獻,一直到多少注視。

七十年代,本地人白手興家暴發成超級資本成了香港神話,土地便正式成為與高跟鞋和厠紙無異的消費品。日以繼夜的移山填海,舊區拆光建屏封樓、海港越填越窄為甲級寫字樓提供土地,海濱的公共空間被貌似警察的私人保安非理性管理等,香港人也一直認命——以為這就等如經濟發展,以為這就是改善生活。

去年十二月觸發的天星皇后保衛運動,幾乎是以見光死之勢,暴露出香港由殖民時代始的病態發展取向和管治結構。特區政府的第三期填海工程打著改善交通和海濱環境的旗幟為理由,消滅香港的維多利亞港、鼓勵商場和寫字樓的盲目發展、私有化屬於大眾的公共空間。關於天星皇后的保育問題,涉及的議題之廣,不僅是一個上佳的中學通識課題材,更是讓大市民認識香港、共同討論公共事務、身份認同、價值觀等的一流機會。可惜,特區政府卻以其慣常的手段,首先將保育打成純工程技術問題,公眾不得置喙,其次挑動黨派矛盾,要求保皇黨違背理性討論而向政府大跳忠字舞。繁此種種,均令我城然失笑。

天星皇后的保衛運動,拒絕向這種傲慢和霸道的管治手段投降。自去年十二月天星運動期間形聚而成的「本土行動」,不盲目樂觀亦不冷漠犬儒,我們希望透過與香港自身的歷史和土地建立另一種關係和認識,擺脫自殖民地時期至回歸十年後今天的不由自主狀態,有意識有尊嚴地守衛我們的生活空間。

相比天星碼頭作為大型運輸工具的現代形像,皇后碼頭因前世今生,更要求我們直面我們的殖民經驗。換個最簡化的問題,保衛皇后是懷殖民的舊,是眷戀殖民時代嗎?誠然,建於一九五三年的皇后碼頭,來港就任的新港督,由英國乘飛機抵港後,從九龍坐著其「慕蓮夫人號」到中環登岸進行就職儀式的地點。加上九七年肥彭卸任自皇后碼頭離港,幾乎為香港的殖民時代蓋上一個完美的封印。

然而,同一處地方,亦是七十年代的中文運動保釣運動等對香港本地社會運動史上重量級事件的重要場境。而乘其地利,皇后碼頭對出的愛丁堡廣場,也是大小在中環進行的社會行動的集結地。換言之,皇后碼頭所以重要,是因為在這個幾乎最為純粹的殖民標誌上,一代人又一代人曾用其理想、其血汗,前仆後繼地嘗試擺脫某種被支配的狀態。這筆改寫嘗試香港殖民性的歷史,我們付不起任由它們被淡忘或隱沒的代價。

立足於這點,自天星碼頭被拆毀後,皇后碼頭及其對開的廣場,不斷有文化活動在發生,計有:本土社會運動前輩的夜話、劇場遊戲工作坊、文學沙龍、獨立短片放映、詩歌朗誦及音樂會、關於歷史文化保育的論壇、火鍋聚餐、攝影展、導賞團、人民規劃工作坊等等,不一而足。早前三月台灣的漢生病療養院「樂生院」因為捷運工程而面臨清拆,香港一班關注的朋友,亦於殊途同歸的皇后碼頭舉行過兩次音樂會。除此之外,碼頭的保衛運動更開始與其他社區運動團體連結,嘗試以保護香港本土文化和庶民生活為主題,將同樣抵抗發展至上邏輯的運動擴散和連結。

由批評政府的保育政策失當始,到朝著人民自主自決,自重自強的方向走,是天星皇后保衛運動的軌跡。天星必需原址重建,皇后碼頭必需原地保留,在這意義上不僅是技術上可行,亦是對香港身份的歷史倫理要求。后碼頭實早在零六年年底,政府已希望暗渡陳倉拆之後快,碼頭之所以到今天還能為中環提供一個讓城市呼吸的地方,便是因為本地各式各樣的人,願意挺直腰板,直面我城的歷史,抵抗政府的盲目和不民主的發展和規劃。皇后碼頭讓城市呼吸之餘,自己也在爭分奪秒自己也在喘息,它的未來何去何從,需要大家



上圖:對ifc應有的態度
下圖:晚上碼頭頂一景

11.6.07

飲勝

台啤

坐把士揭《字花》,讀到一段《白癡筆記》。很短的,如實複製:

「火窩聚會後,大醉者終於意圖喝水解酒。提了水壺往杯子倒水,其實那杯子是桌中心尚未熄滅的電爐。正疑惑『咦點解呢個杯咁快滿瀉到一檯都係』間,全屋電子已經哄一聲,短路了。」

有一次,幾個朋友在家喝酒,酒力不特別好但相當勇猛。我們預備開個爐煲些少水,把花雕坐熱。家徒四壁只有一個打邊爐用的電爐,把水倒進去就疑惑為甚麼電爐深不見底,倒多少水進去都似黑洞般吸納。趕住飲酒顧唔得咁多,一推電壓,全屋同步有反應,黑晒靜晒。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們,因為還未知道是電爐短了全屋的路,把電箱中的電掣推回後,竟屢敗屢試,多少次嘗試打開電爐,全屋的電器便心臟病多少次。經科學頭腦的推論和歸納,才斷定是電爐的問題。

回溯性地重組事發經過,原來是一直把電爐誤解了。電爐其實是只一件發熱的東西而已,徒有一個器皿的形,卻沒有器皿之實。用之是要放一個窩在電爐中,才可以火窩,或把酒坐熱。不問可知,沒有一個窩在電爐裡,倒進去的水就像經水線走的電流,直衝地面。

兩個故事在情節上的差別少得當沒有也罷,重要而微細的分別卻是:大醉者因想喝水解酒惹禍,後者卻是眼闊肚窄的瘋子,把冰箱的啤酒都喝光後欲再闖高峰,挑戰花雕而墮馬。箇中的冒進生死悠關。

6.6.07

你從報章看不到的「衝擊孫公館」事件

一臉認真的記者

衝突的missing link

這兩天,把本地報章所報導關於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的新聞找來一看,你會訝異於香港報章的記者和編輯,究竟在幹嗎。

基本上,對於報章來講,事情其實簡單有點超現實: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一行三十人,星期天到孫明揚的位於跑馬地的寓所請願,有示威者硬闖,然後發生衝突。五警員和一名示威者受傷,受傷的示威者涉嫌「頭鎚」襲警,昨天過堂。而警方亦陸續拘捕另外九名示威者。冤有頭債有主,又襲警又擅闖,警察伸張正義,拘捕理所當然。然後就是一連串團體聲援的武打場面,刁民是也。

例子:

一批為數約30人的捍衛基層住屋聯盟代表到跑馬地箕璉坊孫公寓所抗議,期間有示威者企圖闖入大廈大堂而與在場警員發生衝突,混亂中有5名警員及一名示威者受傷。(《文匯報》,六月五日)

「基層聯盟」一批成員,前日到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住所門外抗議租金政策,結果釀成警民衝突,造成5警1民受傷…(《蘋果》,六月五日)

前日早上11時47分,一批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的成員在跑馬地箕璉坊,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住所前示威抗議,其間有人強行闖入該寓所,大隊警員立刻攔阻,雙方發激烈衝突,混亂中多名警員遇襲受傷。(《新報》,六月五日)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位於跑馬地的寓所,在剛過去的周日遭三十多名自稱捍衛基層住屋聯盟成員和公屋代表強行衝破警方防線,硬闖入大廈內遞交抗議信,造成三名警員和一名示威者受傷,警方於過去三日內,先後拘捕十名涉嫌襲警和非法集會的示威者。(《大公報》,六月六日)

日前一批示威者闖入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位於跑馬地的寓所大堂,並與警員推撞事件。警方昨早以非法集會的罪名再拘捕4男1女,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國雄,令事件中被捕人數增加至10人。(《商報》,六月六日)

任何有基本閱讀能力的人,都應該感到有點一頭霧水:為甚麼一次往孫明揚寓所的請願,會變成一次結果有十人遭拘捕的衝突?究竟是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本就心懷不軌,還是報紙說漏了甚麼?《明報》於昨天的報導,無意中透露了點點玄機,「他們要求孫明揚接收附有租金計算表的請願信不遂,與警方衝突」。

「不遂」兩隻字,請讀者謹記。《明報》的「不遂」,雖然還是語焉不詳,但無論如何都填補了某些沒提及的空白。在請願與衝突之間,其實發生了一些事情。根據民間記者plato的現場記錄:

公屋團體的成員和街坊最初在孫明陽寓所門前拉起橫額,表達訴求,後來寓所大門徐徐打開讓私家車進入,公屋居民便尾隨進入寓所,欲將請願信及『加租表』遞交給孫明陽局長,在場的警員立即手拉手阻止公屋居民前進,……結果警員與居民在大門附近糾纏,數分鐘後,大家便停了。……團體成員要求警員請孫局長下樓接信,警員答應代為通傳,但十分鐘後,警民關係組的警員不但沒有回覆居民的要求,而且徵召了三名警察攝錄請願者的行為,……他們十分希望孫局長走出屋外接信,可是孫局長不單沒有理會,他更命令警民關係組的警員調動約五十名男帽子到現場。三部警車到達現場後,大批男帽子隨即衝入寓所的花園,部份藍帽子在門口靜候,部份則衝入樓梯間,以防請願者再上前。
也就是說,在請願與衝突之間,原來存在著孫明揚作為問責局長,寧可讓扶老攜幼的請願人士在烈日下長時間曬爆頭,亦不願走出寓所接請願者的一封信。搞不好還要金蟬脫殼,讓警察擔當示威人士的對立面,迴避了面對示威人士的責任,亦將請願行為的性質轉化為警民衝突。所謂「要求孫明揚收請願信不遂」,實際就是因為孫明揚高招地以警力把請願行動的性質轉換。可惜的是,不僅不在場的讀者無法了解孫明揚的手段,連我們走在事實最前線的記者,亦懞懞然的順著事情的發展,擔當了孫明揚和警方的劇本裡的指定了的角色,把一個轉移視線的說法,說成了事件的唯一版本。

lost cause

一個更荒謬的現象是,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為甚麼要去示威?在筆者所讀過的二十篇關於這件事的報導中,有報導過聯盟舉行請願行動的報導,只有五篇——你沒看錯,只有五篇,即有十五篇報導根本不管請願人士為甚麼去請願!六月五日的《東方》和《太陽》均有提及聯盟的口號「反對廢法加租」,六月六日的《頭條》則說「抗議租金政策」,同日的《南華早》報甚至有點含糊不清,說「 urging the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to protect public housing estate tenants from excessive rent rises by capping rent increases in the Housing (Amendment) Bill 」。只有六月五日的《明報》有清楚指明,請願人士「批評當局為公屋加租設定不可超過一成的上限,但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不得超過百分之十的法例卻被廢除,示威者擔心房屋委員會日後可不斷加租」。

換個講法,這種徹底向武打場面傾斜,與及請願人士訴及的缺席,暗合了警方和孫明揚把關於民生和社會政策的問題「保安化」的手段。請願人士為甚麼去請願在整件事的中根本毫無重要性,廢法加租對廣大公屋居民的影響,在事件中也是透明的——只有「衝擊」、「硬闖」、「突破」才是有關鍵並鐵證如山。這不只是媒體嗜血爬糞的問題,而是政府也要全力避開關於社會政策的倫理和價值問題,並事事讓警察出場掩護相關的問責官員逃離問題的核心。當官員與世界的溝通能力已經盡失,無法說服人、與人辯論、或誠心聆聽的時候,罪與罰就取而代之成為溝通方法的全部。但最妙的還是,所有報紙照單全收,驚人的一致。

公安條例的回魂

在這意義底下,事情警察的拘捕方式,以及其規模之大,便絕對不成為報館的雷達所掃射得到的範圍了。唯然到現在為止,還未完全清楚該十位被捕的朋友,他們各自的被捕經歷為何(這也非本文用意),但有消息指警察在採取行動過程中的做法,絕對事關人權和私隱權的問題,也是涉及濫權滋擾的問題。例如據六月四日晚的聲援大會上,阿伍便稱首位被捕的阿權,在警察抵達前,便收到警民關係的電話,借口查詢另外一些請願人士的電話,而透露警察即將來找他。另外,警方儘找負責做聯絡工作的朋友進行拘捕,拘捕期間又要求請願人士交出名單和參與者的聯絡電話等等。我們活在甚麼城市了,一班公屋居民和組織者向請問責官員請願,卻換來警察像反恐般級數的戒備,難以想像同一班警察面對真正惡人時是如何頭dup dup。長毛說,八九年與警察打大架,才拘捕七個人,一場三十人的no harm請願,最後卻十人被捕,警察為甚麼被稱為政治打手,甚麼叫壓抑異議,無理由要再多解釋。

今天的《東方》《太陽》有花少少筆墨引述學聯對警方行動的批評,《明報》則引述人權監察的批評,其他都只顧武打,卻顧不得為甚麼民間團體對這次拘捕之所以大反應的原因。報章人云亦云缺乏基本的分析事情能力,這不值得叫人嘆息,但市民大眾礙於主流媒體的sidetracked報導而不能得知如此大規模拘捕的重要性,才是最危險的地方。

其餘還值得一提的,就是看一份報紙尤自可,多看幾份就肯定睇到出煙。由長毛助理阿權的究竟是區還是姓歐,是三十歲還是三十一歲,警察以非法集會還是非法集結作為作出拘捕的理由,多少份報紙就有多少個講法。最後不能不察的,是「非法集結」這個概念。非法集結是這次警方引用得最多來對請願人士作出拘捕的罪名。非法集會大家聽得多,即是五十人以上的集會要申請不反對通知書那個範疇的東西。然而,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四十五章第十八條

(1) 凡有3人或多於3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他們即屬非法集結。 (由1970年第31號第11條修訂)
(2) 集結的人如作出如上述般的行為,則即使其原來的集結是合法的,亦無關重要。
(3) 任何人如參與憑藉第(1)款屬非法集結的集結,即犯非法集結罪─ (由1970年第31號第11條修訂)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5年;及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5000及監禁3年。

香港法例第二百四十五條,就是公安條例。無能但乞求威權的政府的至愛。

1.6.07

皇后碼頭blues,或heterotopier

heteropier

... the boat is a floating piece of space, a space without a place, that exists by itself, that is closed in on itself and at the same time is given over to the infinity of the sea and that, from port to port, from tack to tack, from brothel to brothel, it goes as far as the colonies in search of the most precious treasures they conceal in their gardens, you will understand why the boat has not only been for our civilization,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until the present, the great instru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has been simultaneously the greatest reserve of the imagination.
皇后碼頭現在是政府的showcase罷:一個原來嵌入了許多人日常生活的地方,給政府活生生的坑掉,還要在能有的記錄上攞夠分。在皇后的日子,曾遇過與我年紀相約的小伙子,他說剛畢業時,在中環工作卻沒錢在中環消費,午飯時間都會在遮打道往天星的隧道口的小販檔買飯盒,廿蚊連飲品又比美心出品的好吃,買完信步到皇后以海景佐飯。飯後到大會堂旁的紀念花園小睡片刻,兩點正聽到天星的鐘聲便起行回公司繼續搏殺。還可以更完美嗎。

小伙子的情況不會是孤例,甚至未必是最精彩的情況,無論如何這就是皇后碼頭與香港共同心跳共同呼吸,those were the days。碼頭的生命力,給政府苦心孤詣地謀殺。

昨晚在碼頭守夜,早上醒來,風力是吹甩頭的級數。睡在碼頭另一邊的蒙古朋友,已是自出自入地在我們的茶水間取水喝。到阿輝面前
傻呼呼地笑著要食物的伯伯,因為今天阿輝不在而與我沒這種信任(當然我也沒有阿輝的熱情),在桌子前來回了一陣子便默然離開。這幾天連每天早上在碼頭大呼小叫橫行無忌的釣魚友也少了,大概是因為挖泥船與我們現在只有心跳的距離,它的怪手每天狂妄囂張地亂挖。也曾有釣魚友和我說,最看不起那些偶然才來碼頭,卻又在釣魚友旁胡亂評價:這些魚點食得落口。釣魚友在這裡的日子,就是碼頭魚獲的醫生紙。控泥船不斷把海床的千年老妖挖出來,不知那位釣友今天感覺如何?還有就是那些被社區嚴密監控的長者,他們像來看紀念碑般。社工盡量不讓公公婆婆接觸到我們,哪怕是單張還是眼光。還有就是其他遊客,總之都是transient。當然還有我們。

一切都繼續安然而順利,可惜的是一切都發生在一個明明還在大刺刺地呼吸心跳,但卻被政府宣佈死亡的碼頭。卡通片中,不總是有暴走速度極上的老鼠,不慎跑出了懸崖,惟因為速度太高故懸空了雙腳還在轉嗎?皇室的、庶民的、抗爭的、甜密的、不想走的、離不開的、發呆的、爭分奪秒的、偷閑的、開工的、得意的、靜默的、歷史的、當下的,全都擠在這段偷回來的離地時間之中——香港的heterotopia。

一直自高自大的歐洲人,船堅炮利據說甚麼都了不起,但到了歷史某一刻卻把自 己捉弄。在galileo提出了宇宙是無邊無際無限的時候,原本朕即天下的中世紀歐洲才驚覺自己只是說不出有多大裡的一顆鼻屎。foucault如此說 (鼻屎的比喻除外)。如果這不止啟動了一種對(不及)進步的焦慮,至少這種對自己身處時間之流有前有後的自覺,亦令時間的錯位變得可能。

foucualt在文首的引文說「船」是文明par excellence的heterotopia。有趣的是,英國靠船隊打了個日子落帝國回來,香港也成了其portfolio的一項,回歸後的董建華亦是船王之子。與船有著像霧像花關係的香港,卻有個皇后碼頭,作為heteropia的par excellence,當之無當愧。

30.5.07

乜都唔想講

燈

烈日當空,到圖書館借了全香港所有公共圖書館唯一一本供外借(!)的《eichmann in jerusalem》。讀讀做一個守法的市民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多年前真理教的瘋子在地鐵放毒氣,美國有人把一個發光的玩具偷偷放上公路頂的路牌上整個城市宣告癱瘓,香港一份報紙把被評為二級不雅的中大學生報以反思的距離複制亦被評為不雅,深水埗有伯伯勤懇工作至七十歲買了個樓梯鋪幾廿年卻被認為存心騙賠償可能面臨起訴。我們近來日以繼夜地長駐的皇后碼頭,幾乎比談戀愛還要親密,轉眼就可能成為一個被臨退休高官最後過拳頭政治癮的地方。紀律正常效率善意的平衡,超乎想像地薄弱,這就是我們時代的banality of evil。

19.5.07

道德底線之請分主客

jump

話說世界上有一種語言,始自十九世紀末,名「esperanto」,由一位叫zemenhof的歐洲眼科醫生所發明。他發明esperanto是為了培養一種國際間的和平、團結和平等的文化。雖然現今世界是零國家採用這種語言為官方語言,唯esperanto卻不是已死的語言,不用考古不假外求:超過二萬五千種esperanto原著或翻譯作品已經出版,還在出版的期刊超過一百種,每年還有esperanto國際大會在舉行。

行文至此,一個問題難免不停在讀者腦裡回蕩:關我屁事。五四新文化運動大家都聽聞過,筆者近日讀孟慶澍著的《無政府主義與五四新文化》,裡面便談到一段關於esperanto與清末年初那個風起雲湧的年代關係。

二十世紀初,有一場無政府主義和國粹派之間的辯論。無政府主義者提倡廢除依附在傳統孔教道教的漢文,由當時譯作世界語的esperanto取代之。他們一度提出的理由是漢字是象形字而非拼音文字難以學習、無法溝通全人類、文法鬆散,簡單來說一無是處。而作為純人造的語言esperanto,便是他們批評漢文的問題意識的雙生兒。國粹派的眼見有人與他們咬文嚼字,當然情不自禁的使出渾身解數辯護,由漢文的源頭開始力陳漢文之重要。

然而,既是無政府主義者大鬥國粹派,唯語文的「文」,也是文化的「文」,辯論的最終目的當然不是哪種語文執優執劣。而是中國的出路,究竟與過去揮手告別,勇闖美麗新世界,還是不假外求,往自己的傳統中拾回有意無意被遺下的珍品。當然書中還在這場辯論中扯出許多有意義的向度作討論,例如無政府主義如何在當時與啟蒙思想結合、國粹派又如何不只是固守舊制而也提倡改良、無政府主義和英美維新派分別的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傾向之類,但在這裡對筆者來說,最有意義的,是他們的共同話題,與及根據不同理論立場的共舞。

開講有話it takes two to tango,雙方其實都在肯定當時的社會制度及文化有不足的地方,需要改革簡直是一個邏輯結論和共識。唯改革的出發點在哪,直插舊制該達甚麼程度,就是他們共識後的起點,也就是如共舞般的辯論可觀之處。換言之,對於這個文化問題,起點/底線是甚麼。不要忘記,那是一九零七年零八年的時候,《新青年》還未創刊,離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有十年有多。

鏡頭一轉,無政府主義因為在當時只能維持小規模的村級生活實驗,無法成為一種組織生活的意識形態在中國落地生根,esperanto也無法取代漢文,更被白話文進佔一個相對風平浪靜的位置,不成氣候。魯迅便說過,保守勢力「放過了比較平和的文學革命,而竭力來罵錢玄同(作者按:錢玄同是提出廢除漢文的無政府主義者)。白話乘了這一個機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夠流行了。」(頁六十九)幾十年後的今天,白話不僅已取後牢不可破的主導地位、簡體字一統了內地、中文也成為了拼音文字。當年無政府主義者所點出的傳統中文的問題,在共產黨的手中以另一些方式處理了。如果作為無政府主義者,這段歷史,當然愔然銷魂:熱情進步的理想,也是尚未完成的理想。

簡單而言,無政府主義的實踐未能拿下整個中國,將之變成一個平等的人類社群的一部份,但以無政府主義思想為基礎所發展出的激進語言觀,卻為改變當時封建的中國,扳下那要命的扳機。對他們來說,轉用esperanto,不在esperanto是天下最妙最佳語言,不是他們理想的彼岸。相反那只是在當時有的選擇下的最低消費,錢玄同說:「今日之世界語惟esperanto為較良,則當竭力提倡esperanto,以為將來正當之文字;若有較esperanto更良之文字,自然當舍esperanto而彼」(頁一零九)廢漢文轉用世界語,只是他們改變中國的底線。

要不是早在二十世紀的頭幾年,無政府主義者旱地拔蔥,辣手對中國文化斷了個死症,順手下重藥,從無政府主義的立場提出無盤更換中國的語文,並以這作為他們與無論是國粹派或如胡適等人的爭論的底線,今天的中文和/或社會政治道德文化變成如何將不可料。廢除漢文這個當時絕對是開天殺價,絕對是匪夷所思,尤其這提法背後的支撐是一種無政府主義的理想,但當今天我們可以有距離一點看的時候,當時的幾方辯論,不過是在一個動盪不穩的時代,爭奪社會倫理的統識。

回顧學生報的事件,與及後來引申出的二千人投訴聖經,有一個在關鍵的parameter在日以繼夜的運作:社會可接受的道德底線。中大校方在五月十一日召開紀律委員會,結果是「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超出社會可以接受的道德底線」,而影視處不將聖經送檢的聲明中又指出,聖經是源遠流長的宗教文獻,「沒有違反一般合理社會人士普遍接受的道德禮教標準」。彷彿社會人士的道德底線和標準是如水般清澈,一挺而出,屬邪魔妖怪的,見光即死。

虛招晃夠了,想說的只有一點。當是否「違反社會人士普遍接受的道德標準」像個尚方寶劍般到處招搖,並可隨時取人首級;要小心的是,先撇開「竟有沒有一條這樣的標準」、「這條標準是甚麼」等討論,不能迴避的是,這條標準永遠是動態的必然是鬥爭的產物。人不是一條咸魚,社會也不是一條咸魚,出現反抗僵化的進步觀念是必然的。不要自眨身價以為進步觀念希望在保守社會開天闢地;剛好相反,是保守和壓迫的觀念妨礙進步和有意義的討論和對話開展。主客關係,不可含糊。

性,甚至亂倫、人獸交等是否可以談論,答案絕對是可以,絕對是應該,應該擴大、認真、開放討論,一如聖經在二千年前開始示範到今天。零四年的時候,媒體早就「揭發」了一次學生報講粗口,當時筆者曾寫過一篇文,指出在西方傳統,以今天的標準來說的色情及不雅物品在貴族階層其實一直火熱流通,只是到出印刷術發明後,一般人都可以廉價地得到一度只有貴族才可享受的「艷遇」時,審查制度才開始出現。以這歷史的reference看粗口事件,得到的結論其實有點犬儒,因為似乎我們要被逼承認,粗口是否講得的決定權根本不在平民百姓身上,而strictly是貴族或當權者的喜惡愛好。

今天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事件,是大學校園以至社會的辯論或探討空間,和宗教保守勢力之間的動態角力。當壓逼的保守力量斗膽得舞著看來自有永有不證自明的「社會普遍接受的道德底線」在步步進逼時,犬儒地反詰所謂的道德底線只是當權者的壟斷物未免顯得太滄白無力,恰當和自重的回應,應該是「誰有權妨礙社會探究和進步?」

4.5.07

亞洲另類媒體萬花筒(足本)


台灣就是這樣一個地方,論壇講座工作坊甚麼都好,在山長水遠的地方好,星期天早上九時開始也好,總有人出席。剛過去的周末,筆者與香港獨立媒體某朱姓編輯到出台灣幾天,出席由台灣
《破報》和世新大學合辦的「自由幹文化」工作坊。

diy culture是一本關於九十年代英國diy文化的名著,整本書希望講述的,是一種有別於反戰年代的diy culture的新趨勢:直接行動取向。全本文集都是由英國進路的文化實踐者的案例研究和分析,由佔路到佔屋到免費派對到另類音樂,它們的共通點是除了與 日常生活扣連的另類文化,也同樣是嘗試直取他們希望阻止的問題的心臟,佔路的就是要阻止大規模的道路工程,舉行免費派對就是為了長期維持一個對抗的營地等 等。

台灣把該書翻譯成了中文,而工作坊的主題就是邀請亞洲各地的獨立媒體來分享各地「自己幹文化」的經驗。diy culture一書開出的問題結構下,這些經驗可以如何評估和理解?出席工作坊的團體有台灣的台灣環境資訊協會globalvoice online的台灣義工、苦勞網、韓國的MediACT、日本indymediaremo的代表、香港的獨立媒體網、新成立的v-artivist女同學社。星期六和星期日連續兩天,每天由早上九時至晚上七時,我們便在交流亞洲的另類媒體的現況和走向。

兩 天的報告和討論,內容太多不能盡錄。這裡就速記一下比較深印象的部份。dongwon是來自南韓MediACT的代表,年半前有參與反wto的抗議的朋友 或者會對他有點印象。MediACT成立於二零零五年apec會議在南韓展開之前,他們的目標如水晶清澈,就是要推動反對新自由主義自由化的工作。這目標 不是一個抽空的學術或道德原則,而是隨著南韓的工業和工運在近二十多年受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空前打擊而凝聚而成的(筆者認識實在不多,但有一本叫《韓國工人》的韓國工運研究,值得一讀)。

到 抗爭現場拍攝是他們一部份很重要的工作,而dongwon也提到,幾年前一場流血的抗爭,現場一位主流媒體記者都沒有,警方突然發動攻擊,把希望進入工廠 的工人打得血流成河。MediACT的朋友在當場把情況紀錄下來,放到網上被成千上萬的流傳,結果有二:一,該區的警察指揮官被炒魷魚;二,從此之後,警 察自己也開始有充足的攝影器材配備。

MediACT除了在抗爭當場工作外,也貫徹自已幹文化的精神,在不同地方培育其社區媒體中心、辦獨立紀錄片放映、甚至每年都有舉行「安裝linux日」,為希望脫離微軟的禁錮的人,展開他們的電腦新生活。

(不講不知,開口埋口新自由主義又反全球化又工人鬥爭的dongwon,現是文化研究的博士生。這個不奇怪,始料不及的是他本科是唸新聞系,碩士竟然是電影研究!好奇問他對韓國電影近年冒起有甚麼看法,他說第一就是市場很不穩定,第二就是近年因為自由貿易協定fta,韓國原來的配額政策也幾乎被徹銷:原來每家戲院需至少放一百五十多天本地韓片,現在已越減越少。取而代之的,當然就是荷李活。活脫就是由九五年開始
中國情況的變種:生產和發行的掌控,由國家交到跨國企業。在中國, 甄別的界線由意識形態轉為票房紀錄或曰marketing的本錢。)

至 於日本的kaz,他一方面是日本indymedia的系統工程師,也是一個叫remo的另類媒體的成員。他們主要的工作就是媒體教育,而那個媒體也是相當 廣義的。kaz提到他們會邀請一些技術人員教授製作所謂「short range transmitter」,即在小範圍的放射器,傳送聲音或影像!聽來可真是做反了。從小已聽過一些說法,任何革命的第一個目標都是電台或電視台,原因當 然是其壟斷全世界廣播的能力,implication也是能阻止敵方向人民發佈消息。short range transmitter,在這意義下,不是,很有,意思嗎?

另外,他們又舉辦media literacy的工作坊:學員要拍的,只是一部一分鐘的作品,沒有特別效果、沒有變焦、沒有搖鏡甚麼都沒有。沒怪力亂神沒奇技淫考,就是要訓練構圖和觀察身邊事物,這不就是對現在全球流通的mtv式影像的迎頭痛擊嗎?

當一直以來圍繞inmedia和民間記者等實踐的討論,都只關心是否夠客觀中立會否偏頗等等;而當今的走向,也離不開媒體和社運的比重、界線等的問題;在世貿和天星皇后等事件中,連直接行動的面向都包括在內了。唯上面的嘗試,不啻是另一片天。

不得不提的還有苦勞網的一班人。之前認識苦勞網還不是因為阿本,又苦又勞看著心存敬意。這趙在星期天晚上和他們一大班人見面吃飯,還認識了他們的「理事長」孫窮理,一個之前只在《大事件》中見過的名字。外表看來他比朱凱迪更乾更瘦更像道士,話說得不快但很誠懇。他提到獨立媒體不止要對主流社會價值持批判態度,對運動中人亦然。這近乎老生常談的話,輔以例子便見血肉了。以苦勞網出版的《台灣工運年鑑》為例,窮理說其實罵工會是罵得很凶的,然而,這書之所以能結集出版,除了是在資料搜集和整理下了苦功,還有就是在出版後,他們拿著書整個台灣到處找工會中人送書和討論。足廿多個工會!

同一個人,可以與你談工運談另類媒體,也可以與你談藝術。他會告訴你八十年代隨著《人間》出來的一批攝影工作者的美學與舊唯美派的分別,也可以在討論鐵馬影展時,就台灣人看獨立紀錄片的壞習慣(即看片而不關心影片所拍攝的議題,只不停在談片子拍得怎樣),冷冷的吐出一句:「他們才不是討論美學,哪有抽離脈絡地談的美學!」。

一個dongwon一個窮理,還以為這樣的人只會是「理想」本身。

最 後是小點一客:聽香港的女同學社柏琛報告時,她提及同志一直都在努力耕耘同志的討論空間。看inmedia看得久的朋友也許都記得,零五年發生過一單瑜林 事件,簡單來說就是瑜林把一些同志希望放在書店免費派發的刊物,在知會的情況下便丟掉的一件事。女同學社的成立,便是和在inmedia當時多次於同性戀 議題的討論有關的。據柏琛的說法,今天女同學社很多成員,便是當時在inmedia的討論結識的,而她他們都認為這裡是香港一個少有談起同性戀問題而不會 被排山倒海的咒罵和hate speech淹沒的地方,以至可以進行理性討論的地方。

及後她他們都自建網站和平台,幹起自己的媒體和傳播工作。後果當然就是在inmedia有關同志議題的討論不及開始時豐富,但這難道不是關心另類媒體、搞另類媒體的朋友的終極理想嗎?關於女同學社的故事,難道不令人震奮嗎?不靠人,幹自己的文化,辦自己的媒體。共勉。

本文濃版在這裡

25.4.07

破斧沉舟的告白

日期: 四月二十五日﹝星期三﹞
地點:皇后碼頭
時間:晚上十至十二時
活動:每一個關心皇后碼頭命運的人發表意見、交流,以及其他


回想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天星碼頭停航,很多人懷著悼念的心情前往拍照,見碼頭「最後一面」,直至在鐘樓滴踏倒數至凌晨零時一刻,閃光燈終於搶奪了星宿的光茫,人群然後散去。

五個月後的今天,政府繼續無視公眾聲音,一錯再錯,決意拆毁皇后碼頭。「關閉」是把皇后碼頭押赴刑場的開始。

然而這或許不是第一步。畢竟最無賴的政治我們不是沒見過。誰會忘記我城的劊子手向環保署申請特許,然後夜以繼日趕工,把天星丟進堆田區,從而製造既成事實這種下三濫政治呢?!

於是,有人疑心凌晨一刻我城的劊子手會蓋起圍板來,也有人疑心凌晨一刻刀鋒便會對準猶如皇后碼頭頸項的牌匾,等等。

我們是不會容許的。

四月二十五日晚上,不是告別,不要倒數,而是每一個關心這個碼頭命運的市民現身發聲的日子,也是為保衛碼頭作準備、行出來的時候了!

聞說星期一的規劃事務員會的會議上,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狀況:討論的重點和投票的結果呈相反方向。孫明揚給發言的議員質問得汗流夾背胡言亂語(如皇后要拆是因為在碼頭下建排水管很重要…),但投票結果就是由那班連論點都沒有的保皇舉手部隊舉羸了。

看來這樣下流的政府,只欠在下次財委會工務小組的會議前,委托甚麼大學的民意研究中心,搞個百份之八十市民「不反對」另地重置的民意結果。

對,政府就是要令所有日後能夠被寫進官方歷史的維度上,都要有支持其拆皇后碼頭的register:民意、程序、議會的表決等等等等;明知有實質而 為數不少的意見是反對的;又或者講,一切官式紀錄的需要,就是日後寫歷史時,需要justify今為何要拆碼頭時,拿起手乜都有。雖然反對拆碼頭的聲音響 亮而嚴肅,而政府對此有絕對清楚。這不就是antagonism嗎?

唉,這就是我們的城市。記得早前看董啓章的v城,有一章提到九龍城寨。說有一家旅行社,為了令人遊被拆後的九龍城寨遊過癮投入,就請了一大班臨記, 飾演以前城寨裡的人,和做反以前城寨的人做的黃賭毒,還搭返晒以前城寨的景。但那台戲越做越大,演出的時間越來越長,人越來越多,活動也越來越複雜。慢慢 遊客都不清楚自已是遊客身份去看城寨,還是自己這個遊客身份都成了城寨這個舞台的一個角色;而臨記也慢慢不清楚自己是在演戲,還是真的成為了城寨的一份 子;不用提的,當然就是這個舞台究竟還是否一個舞台,正在發生的還是否一台戲。

難怪yc說,全香港最後現代最拿手玩representation政治的人,就是我們所供養的政府狗官。

來!星期三晚皇后見。沒有十五萬消費者不需要搖頭,揮別殖民狀態,人民在這裡出發 。

24.4.07

(不)美麗的失敗者




總有些時候想說話而不想說開場白。當然,當連要說的是甚麼都未清楚,胡說一點開場白有助避開視線避開別人一眼望穿內裡甚麼都沒有的尷尬情況。這也說明了我認同修辭本身就是內容,姿態本身便具意義。問題只發生於當有非同小可的內容時,又貪心有一個蕩氣迴腸的開場白時,兩者是然否就一加一等如三。又或者當腦中有的只是勉強慘勝的內容時,又是否能夠不被誤導的開場白徹底刻寫。據說作品是意念的墳墓,是否就可作如是解。

是否連自己也逃避不了某種淺薄的挫敗感的咀咒?當坐巴士時,上層只有那潦潦的三數對乘客,你都會疑著他們雖然絕非在向你喊話,但聲浪卻是毫無分寸地逼迫著你,要你在無意義的噪音中面對自己——或發現自己的意識就是由無意義的噪意編織出的薄薄一層。然後你便開始隨著自己意識的landscape漫遊,換言之即是順著廢話走:賭馬同賭波唔同,因為唔知邊種有太多變數,而另一種就賭到人褲都穿,你好衰架無端端摷人,嘻嘻哈哈,你咁多事做咩,而家你同人好friend嗎,人地做咩關你咩事,我賭外圍的,乜乜柒柒你聽過未吖,我開始賭馬時你都唔知係邊,坐呢道啦一陣就落車啦,咁我衰咩啫,鐘意人又怕人講是非,你咪再摷啦。不煩嗎?只是又沒有substantial的東西可以呆在看來被廢話佔據的地方。

這叫做苦悶吧。明明是大路之王在廿幾米闊的大路上穿梭但偏偏就是被毫無趣味的廢話囚禁。明白人家無意這樣對待你,而人家也不認為對話無趣——情況難道便會圓滿一點。但沒有廢話沒有監禁沒有廢話的監禁又會海闊天空嗎?還是只是在逃避囚牢不存在時自己也只是man in chain,逃避囚著的人除了是一個失敗者一副空殼外甚麼都沒有這個寒風刺骨的事實?所謂內心和外在世界的對立的悖論,除了是內心會投射出你以為看得見的事物、外在世界構成了內心處理的元料、說不定兩者其實都在儲心積累合力營造出人總有點甚麼的錯覺,順手便將之粉碎,連錯覺都不允許。

complex當然不只此一個,但都先按下不表。此情此景,只有兩首歌可選:

Blowin' in the wind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Yes, 'n' how many seas must a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Yes, 'n'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 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

How many times must a man look up
Before he can see the sky?
Yes, 'n' 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
Yes, 'n' 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 til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

How many years can a mountain exist
Before it's washed to the sea?
Yes, 'n'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Yes, 'n'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Pretending he just doesn't see?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


另一首,不是這首是甚麼?

Sunday bloody sunday

I cant believe the news today
Oh, I cant close my eyes and make it go away
How long...
How long must we sing this song?
How long? how long...

cause tonight...we can be as one
Tonight...

Broken bottles under childrens feet
Bodies strewn across the dead end street
But I wont heed the battle call
It puts my back up
Puts my back up against the wall

Sunday, bloody sunday
Sunday, bloody sunday
Sunday, bloody sunday (sunday bloody sunday...)
(allright lets go!)

And the battles just begun
Theres many lost, but tell me who has won
The trench is dug within our hearts
And mothers, children, brothers, sisters torn apart

Sunday, bloody sunday
Sunday, bloody sunday

How long...
How long must we sing this song?
How long? how long...

cause tonight...we can be as one
Tonight...
Tonight...

Sunday, bloody sunday (tonight)
Tonight
Sunday, bloody sunday (tonight)
(come get some!)

Wipe the tears from your eyes
Wipe your tears away
Wipe your tears away
I wipe your tears away
(sunday, bloody sunday)
I wipe your blood shot eyes
(sunday, bloody sunday)

Sunday, bloody sunday (sunday, bloody sunday)
Sunday, bloody sunday (sunday, bloody sunday)
(here I come!)

And its true we are immune
When fact is fiction and tv reality
And today the millions cry
We eat and drink while tomorrow they die

The real battle yet begun (sunday, bloody sunday)
To claim the victory jesus won (sunday, bloody sunday)
On...

Sunday bloody sunday
Sunday bloody sun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