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安琪歌唱，馬克思自言自語，市建局偷笑…

重溫謝安琪的《喜帖街》，歌者幽幽地唱著輓歌，彷彿要安頓某種出於永恒及變化之間無法安穩填補的錯愕。喜帖的金箔還未退色，梳化還散發著伴侶熟悉的氣味，甚至即使主觀上還停留在說「我願意」的永恒剎那，不保證一切如願。歌詞問「請放下手裡那鎖匙好嗎」，就是要學習橫眉冷對大規模土崩瓦解的宿命。「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說的。

故事的現實，卻遠不只是幽幽的失落，不只是小業主及小情侶的南柯一夢加宿醉未醒，因為故事其實不以消逝為終結。消逝並不自然發生，對於策劃這失落的力量來說，「建設」才是故事的主菜。

新聞說市建局公佈利東街招標的結果，又稱喜帖街的利東街將以「姻園」為主題，由信和及合和集團合力，重建為據稱好得天上有地下無的港島區最大重建項目。裡面有保育及環保兩大元素，商場及豪宅兩翼齊飛，並在三幢四十年代唐樓安插一家中西婚嫁傳統博物館。五六年內完工，住宅單位1300伙，呎價可達港紙一萬三千，烏托邦得幾乎要以林則徐的對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才足以讚美其盛況。

由小個體的抑鬱及失落，瞬間過渡到暴發式的狂歡，還未及戲劇效果的全部。報章近日另載，市建局打算發債集資數以十億元，目標為機構投資者而非散戶小股民。集資的原理，就是把重建區居民貶為比債仔更不利的代罪羔羊。市建局收樓重建不成，就無法向機構投資者還債。我城的未來，以崎型的欠債關係，與業已無險可守的城市住民牢牢捆綁。這捆綁結構的火車頭，便是利字當頭的機構投資者。

改裝米蘭昆德拉引述的的猶太名言，此情此景就是「謝安琪一歌唱，市建局就偷笑」。未必很多人知道，上面馬克思的引言接著的，其實是「一切神聖的東西都已被褻瀆」。所謂「建設」與「穩定」正式脫鈎，暴發的狂歡偷換了城市的根，被褻瀆又何止是我城的發展。

然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繼續自言自語，「人被迫最後要以他冷靜的感觀，面對他的真實狀況，他與他同類的關係…」


刊於六月廿八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偽和諧年代的言論自由——作為政治行為的空言

試想，試想，有一對伴侶，他們之間默契，可以各自「出外搵食」一夜情（但不建立長久關係）而不需要向對方交代。一直相安無事，直到某天，男方突然向女方提及他某次「搵食」的經過，女方難免會想：如果只是普通的一夜情，為甚麼要特別提及？即使他所說的是事實，都一定「有啲野」。又或者，某天女方突然高調向男方說：我沒義務向你透露我最近和甚麼人交往，你應該很清楚⋯男方難免也會想：她雖說得沒錯，這的確是我們的默契，但無端端突然高調說她沒義務，是否掩飾著甚麼我不能知的東西？

哪怕「言說內容」（enunciated content）空空如也，亦不代表「言說行為」（act of enunciation）本身沒有意義。日常對話裏，一方接收的信息，除了是對方「言說內容」的字面意義，亦無可避免包括「言說行為」本身所傳達的姿態，後者同樣是語言傳意的重要構成。如此構成我們都不陌生。農曆新年到親友家拜年總不會兩手空空，沒有曲奇餅至少也帶一梳蕉。主人 家總不會若無其事的把禮物收下，送客時一定會把禮物推回給客人，並說「來坐坐不用買東西，太客氣啦」，而作為客人卻不會從字面理解主人家，信以為真遵從主 人家的指示。相反客人深深了解，主人家所言說的內容是空洞的，其言說的動作純粹是拋出一個空洞但友善的姿態。回應主人家禮節的唯一恰當反應，就是拒絕主人 家，說句「少少意思，不成敬意」之類的話，禮物留下然後拜拜離開。

齊澤克zizek在其小書Violence裏提過一個八十年代初發生於當時南斯拉夫的小故事。話說當時有班異見學生，他們不滿南斯拉夫政府裝模作樣的偽選舉。有別於直接批評選舉的不公平，他們於投票日前夕出版了一份號外，大字標題說「共產黨繼續執政」！內容搞鬼地與官方媒體於公布選舉結果翌日的報道一模一樣，描述共黨如何橫掃千軍，只是時空錯亂地早了兩天出版！也不知官方有沒什麼藉口把學生懲治，但這番事先張揚的重覆說話，在時空錯置下便顯露出批判的刀鋒。任何說話都不單純是「言說內容」的傳遞，同時亦透露出言說者把自己置於自己所說之話的什麼方位，與之構成了什麼關係，尤其當話的內容是說了等如沒說。


不要膽怯的二律背反

香港獨立媒體網印發的六四特刊中鄧小樺於《父母們，不要膽怯——從呂大樂〈是否需要立即狠批陳一諤〉談起》一文（下稱〈父母〉）和曾瑞明在《明報》對之的回應〈孩子們，不要膽怯——從鄧小樺〈父母們，不要膽怯〉談起〉（下稱〈孩子〉）的主要論點，其實在標題都已說得足夠清楚：就是誰該如何講六四。〈父母〉認為鑑於今年出現陳一諤以學生會主席身分說「六四只有少少問題」（其時呂志偉還未在城市論壇發表「死幾多人才算屠城」的高論），作為父母的要鼓起勇氣向下一代解釋大是大非，別要「連要孩子尊重平民的生命都很難開口」。而曾文則要捍衛孩子言論自由，無論孩子對六四所說的是對是錯，質疑合理與否，「即使有人要再討論『事實』是不是事實，那也是好事，因我們會有機會反思自身，我們會更清楚我們的信念」。叫人勇於講說話，天經地義，兩篇文章究竟是兩翼齊飛地倡議言論自由，還是真正針鋒相對？

今年十五萬人出席六四燭光晚會，發表回應的最高級特區政府官員林瑞麟林公也只好說香港人自回歸以來繼續享有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在香港，還是人人稱頌的「核心價值」，至少沒人會在口頭上否定之。那末，在一個沒人否定言論自由的地方伸張言論自由，究竟是什麼意思？以上文「言說內容」及「言說行為」的區別看，兩文除了鼓勵父母和孩子勇敢說話，還在說什麼呢？

筆者也算是拉車邊的兼職教師，明白教師在教室內最渴望的不是學生說對得「叮」一聲的話，更多時候只是卑微地期待學生開金口。錯的也好，至少有讓教師與之開始對話的起點，這點絕對可以理解。但教室就是學生的全部世界嗎？除了有〈孩子〉文末所提及的知識分子名牌，社會還存在着有刑事案底（哪怕是在社會行動中被屈襲警或阻差辦公）者做不了公務員的規矩、正在潮爆的中國市場、有每逢下午六點正便高奏的骨痺國歌mv、有超值抵玩的各種中港交流學習團、有校內免費派發的China Daily、有溫水煮蛙的各式媒體、即將還會有四十八分鐘把人由西九運到廣州的「廣深港鐵路」，並附大籃子中港融合的鴻圖大計，諸如此類。

如果有所謂的「大勢」，這些例子恐怕還未足以構成「大勢」的冰山一角，對學生有啟發性的問題，除了有曾兄所提的「學生有否膽量公開批評運運領袖」，至少還應包括究竟是所謂的「知識分子名牌」和這張天羅地網，何者令學生靜音的力量較高。戴卓爾說過「沒所謂社會這事（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ociety）」，與她對着幹的左派學者拉克勞與莫芙也說「社會是不可能的（society is impossible）」，意思都是絕對和諧並不存在，社會有矛盾有對立，歷史有未平反的冤情。

八九民運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揭示中國社會政治深刻矛盾的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事件，曾帶動香港人難得的政治意識，熱情投入各種政治討論和行動，除了是一宗未平反的外在事件，它更是銘刻在香港人的主體意識裏。近十多年一片全面北望的氣氛及年月洗刷，民運對香港的意義已逐漸變成標準教科書裏略略帶過的（另）一章節。眼巴巴看着如此變化發生，失落的不僅是一代人的經歷，失落的更是香港人（老嫩皆然）感受時代呼召，擔當歷史主人翁的機會。孩子不吭聲固然是問題，香港人的政治能動性及想像力難道不是至少同樣重要的問題嗎？明明兩者都是真問題，若錯把孩子的問題歸咎於激烈的爭論，無疑是判斷上的短路（short- circuit）。鄧文所伸張的父母一輩的言論自由，抽離其脈絡看，大路得有如期望年輕人孝敬長輩或讚美路不拾遺。但文章對香港的現明顯的迫切感，難道不是此時此刻迫切地需要的嗎？

鼓勵孩子說話，當然正確得如會自己說話的真理。〈孩子〉一文「毋須擔心異見會摧毁我們的普世價值」的說法，如果不是政治無知，就是不相關或不對題（irrelevant）。真正普世的價值未必會為異見催毁，可惜「不被摧毁」只是個低無可低的標準。銅版另一面就是普遍價值（永遠）不被落實。啟蒙運動的價值及精神，三百年來不錯被視為真知灼見（當然爭議也一直存在），問題只是歷史上沒幾個地方能夠切實執行——或者這才是今天要不怕陳腔濫調地繼續倡議的前提。「製造對立的文化工作者」的思維邏輯即使消失了，是否就等同有個一望無際的平原讓孩子的想法自由馳騁？抽離脈絡地強調孩子的言論自由，效果上能解決什麼問題成疑，更示範了透過短路製造虛假矛盾。


（political）sound of silence

如果嫌兩篇〈不要膽怯〉都叫人發聲，過於嘈吵，來點靜默好嗎？近來網上流傳着一批截圖（screen shot），難道不就是嫻熟地演繹了言說空白的政治姿態嗎？有網友在六四期間巡迴了一批內地網站或討論區，把它們在所謂「中國網站維護日」的首頁版面製成了截圖。什麼是「中國網站維護日」呢？就是內地政府以行政手段____（用什麼動詞請讀者自行判斷）內地的網站在六月三日至五日停止運作。這幾天裏，雖然網站的實際內容是被封鎖，有些網主卻不希望網友一頭栽在什麼「404錯誤」之類的系統信息，所以都自定了一些信息，例如「眾所周知的原因，本站暫停一天！預計6.5恢復」、或者「為了向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務，進一步改善網民的上網環境，本站於6.4進行技術維修，對此給大家帶來的不便，敬請思考！」、甚至乾脆四個大字「關閉6.4」。

說實在，網主自定的信息，其實不比什麼「系統錯誤」、「無法連線」等多出什麼內容，「關閉6.4」這一例子甚至只是把網友所經歷到的用文字重覆一次。換言之，這些信息的言說內容幾乎都是空白和沒有內容。在內地網絡世界，關於六四的言論可謂寸草不生，在這m環境下拋出一個空白姿態，便構成了某種「sound of silence」。《文匯報》於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開天窗當然已是「sound of silence」的經典，香港像霧像花的「自由」，祝福與詛咒混得兩茫煙水，有幸有不幸，未有資格感受內地那種寒風凜烈的肅殺。

另一版本刊六月廿三日明報

「香港精神」的正常性死亡，及生存的理由

丟棄嬰兒，義無反顧

百業興旺時，總會不時聽到一些不知是消息還是傳說，指某某金融才俊，狠狠的幹了十年，三十多歲就退休，在某某世外桃園買了小房子（可能還有遊艇），每天讀點書有門「世藝」，退休過「生活」去也。這種「理想」，不正是某種金融海嘯後的典型心態麼？ 二三十年累積下來的經濟成果轉眼土崩瓦解，有人朝思晚想如何勤奮上進復闢盛世，有人卻滄海桑田辭官歸故。兩者看似各走極端，暗合的卻是將文化藝術娛樂等充軍，讓其流放在那不痛不癢經濟、政治等「嚴肅」議題之外的大荒漠。

這其實不令人意外，自從阿當諾（theodore adorno）與霍克海默（max horkheimar）於1944年發表了《啟蒙辯證法》，所謂娛樂，包括電影電視台音樂收音機等，一概被宣判為「文化工業」。「文化工業」只有一個目的，幫資本主義搵錢，手法是麻醉大眾，日間努力幫資本家賺賤，工餘就消費娛樂，鈔票一個白鴿轉就轉移回資本家手中。

以《啟蒙辯證法》為奠基文本的「法蘭克福學派」，流行的批論都指他們的批判力度太狠，連荷馬差不多三千年前的史詩《奧德塞》裡克服唱靡靡之音的女海妖，都被詮釋為所謂「工具理性」全面統治地球的前傳。然而，批判越是超越時空舖天蓋地，剩下的彷彿就只有絕望和無力。面對類似的左右做人難僵局，本文希望借用斯洛文尼亞思想家齊澤克（slavoj zizek）的說話，即倒裝「別把嬰兒連污水一併倒去」這一西諺：不把污水倒去亦不留下嬰兒，而是將把水弄污的嬰兒丟掉，留下尚未污染的清水。市面上的「娛樂」，如果是十八層地獄的糟，我們便既要拒絕某種高等文化立場，蔑視所有普及文化；同時亦要嚴正拒絕某種相對主義everything goes式的誘惑，即世事無絕對觀點角度的放蕩。

正如近年奮力為列寧翻案的齊澤克，他念茲在茲的，就是列寧獨排眾議堅持的十月革命，即使無可避免導至後來蘇聯的國家官僚社會主義，但若因此就把列寧與史大林綑綁起來一併拋棄，則無異於右派惡意把任何改變秩序改變世界的實踐都污衊成極權主義的陰謀，因為結果同樣是有心或無意地，把任何「希望」的計劃都沖到馬桶裡。

宣判文化工業死刑，與留下清水丟掉嬰兒，在這意義下，便幾乎是矛盾的兩項工作。前者要概念上為普及文化定性，手段是歸納出普及文化的某些特徵，哪怕歸納免不了簡化，特徵也有例外；後者並非不否認普及文化不可救藥的市儈及反智，但卻偏要從中出土曾經出現，但散落一地的剎那靈光。

據說近三四十年，香港人對自己及我城的認識已極速收窄至消費動物享樂至上，自己要不是「中產階級」也無可避免認同或仰慕之。香港人曾有過對身份的爭扎、對發展至上的猶豫、對社會體制的質疑，即使不被徹底肅清，也是被掃進祖母的日記簿裡，成為「我也曾經激情過」的談資。如果要從金融風暴金融海嘯得到教訓的話，恐怕便要深刻反省一直流行的香港故事，即當其識時務懂看風駛陀便可平步青雲的「醒目仔」。在這意義下，出土散落一地的剎那靈光，絕非緬懷甚麼集體回憶，亦非額首稱慶革命已在燎原，而是要在絕望得透頂的世界中，檢回「希望」的根據，想像和實踐不一樣的香港。


音樂的多重身

前輩說，香港以前流行搞電影會，最初當然是由居港的歐美人士發起，引入國外經典電影，搞放映、討論和出版等。也有本土青年搞電影會，專揀如高達等激進導演或第三世界革命電影——前輩說，在國外這些片是還未散場觀眾已會按奈不住衝上街示威。當時租用中環大會堂等地方播電影，還是要向警方申請公眾集會牌照的，這班激進青年就打車輪戰，以不同的名目申請，甚麼「土佬福電影會」、「仙人掌電影會」、「visual programme system」等，直至被警方點了相不能再申請為止。

殖民地警方是否充份了解到電影音樂等創作等「娛樂」的潛在力量，故以公眾集會牌照作為監控手段，這有待考究。更明顯的，卻是我們社會自身對這股力量的認識，大概最多都只流於法蘭克福學派的大拒絕。音樂學 （musicology）學者nicholas cook在他的小書《music: a very short guide》中，便透過簡單的歷史回顧，為上述問題提供了富啟發性的思考座標。他指，早在五世紀時，希臘哲人畢達歌拉斯已經發現了音樂與一般數學原理的巧合：假設拉力相等，一米長的絃線比兩米長的所產生的音是高八度的。以至後來出現了天才作曲家乃「一種自然而然的媒界物」的定義。根據這說法，天才的作品就是大自然規律的縮影，優秀的音樂反映大自然之美。

這種對音樂反映大自然絕對的美的觀點，難免受到廿世紀中後橫掃千軍的語言及文化轉向的衝擊，文學音樂視覺語言等更被認為具有構成現實、或至少構成我們對現實的感知的能力。換言之，音樂的力量除了被認為反映大自然的絕對價值，更開始被理解為能構成集體認同及讓集體力量構連的紐帶。

齊澤克於《revolution at the gates: zizek on lenin the1917writings》裡提過的另一例子。話說西伯利亞許多礦場於1953年斯大林死後幾個月紛紛發起罷工，提出了一些合理得無話可說的訴求：禁止哨兵向礦工胡亂開槍、停止奴役年邁礦工和童工等。政府又傾又砌，一番軟硬兼施後，礦場悉數復工，剩下佛庫塔（Vorkuta）的工人還在死守。蘇維埃政府一出手便是兩隊坦克兵，甫進礦場但見工人手挽手組成人鏈，一列一列的大漢前仆後繼的集體引吭高歌，坦克兵當堂呆了。軍令如山，嚇呆了還是要開槍。礦工一具具的龐然肉身，在槍炮聲和震耳欲聾的歌聲中，竟幻化成一頭不滅的大怪獸。秘密在於集體高歌所引爆的意志，令中彈者得到旁邊工友的殊死支撐。不錯礦工是紛紛中彈，然而幾分鐘之內工人還未全倒下之前，這連環船的陣式便構成了一幅結合了剎那及永恒的劃面：抵抗蘇維埃政權的工人，竟像凝定了時間也否定了地心吸力及生物原理，成就了戰後早期抵抗蘇維埃的經典。


你死我亡的搶奪

換言之，若將音樂簡化為純粹一時一地社會現實的反映，再看看今天的唱片店和紅館，難免灰心喪志。最灰心難道不是沙士時梁錦松在立法會中高歌《獅子山下》嗎？經他一唱，所謂「獅子山下」精神，立即成為死捱難捱任勞任怨，有工做就咪咁多野講（據稱即「香港精神」）的圖騰。

可是，梁先生要不欺負香港人太年輕，便是以為我們不懂去圖書館找檔案來看。始於七十年代末，《獅子山下》的班底，不少是後來人稱「新浪潮」的導演，如許鞍華、方育平、單慧珠、敬海林等。節目以寫實的手法拍出許多社會問題及矛盾，是否「代表」社會當時的狀態當然要再考究，但至少道出了香港許多並不「和諧」的面貌。許鞍華其中一套作品《橋》，便以一名記者為主角，寫出政府未諮詢過居民便把一條居民出入必經的橋拆掉導至的官民矛盾。期間敬海林飾演的一名正義青年更挺身而出，佔據天橋橫跨的大馬路，發起一人絕食！

如果《獅子山下》被挪用為服侍企業的老闆，規訓打工仔被剝削也不吭聲，需要的便是一雙透視歷史的眼光：不單止金融風暴金融海嘯沙士不是因為香港工人太霸道太難以應付；我們更要聲色俱厲說，《獅子山下》即使不是號召義無反顧的抗爭，至少亦絕不在叫香港人卑躬屈膝！梁錦松蓄意把歌曲解，香港人也要有羞恥之心拒絕被任意侮辱。歌的意義並不靜態，意義的爭奪亦不發生於一片中立的戰場。殘酷的現實有一個別稱，叫「你死我亡」，你不搶奪，敵人便來把你俘虜了。

90年3月底的一期《電影雙周刊》中，有一篇圖片專欄，附圖是一幅照片，兩個船夫在維港撐著小艇。內文說許冠傑推出了他包辦曲詞唱的《同舟共濟》，「這一年內，我們由胸懷祖國，到驚慌心創閉門飲泣；以至固守寸土，節節敗退。而現在我們談論的是甚麼呀？居英權可不可以多一個，預埋我啦！」作者認為在民心一片低迷的環境中，許唱出這歌，不是政治白癡便是一心討好權貴。更離譜是同年的《話之你九七》：「咪匿響屋企速速Call機 / Call班知己 / 睇番齣無厘頭攪笑戲 / 卡拉ＯＫ「隊」樽拔蘭地 / High High地 / 高聲亂唱再去旺角打機 / 買份八卦雜誌睇下大姐楣 / 「及」下邊個整容後揚威選美 / 明日懶鬼理 / 最緊要依家Happy / 話知佢死」。末世的狂歡心態，與統治者忘情探戈。

立即宣判許氏「妥協」或「變節」，只表達（部份）香港人迅速歸邊認命的所謂社會現象，雖然並不全錯但卻失諸簡化。若在網上搜尋已故著名填詞人黃霑，於悼他離世的官方網頁，能下載一本紀念冊，內裡有一個簡單的生平年表，89年提及他與蔡瀾及倪匡主持《今夜不設防》，接著91年便有多首勇奪香港電影金像獎的作品。89至91年之間黃霑幹了甚麼呢？

黃霑在演藝生涯中推出過碩果僅存的兩張大碟，分別是九零的《笑傲江湖——百無禁忌黃霑作品集》，與及89年年底推出的《香港X'mas》（下稱《X》）。《X》收錄的都是傳統聖誕歌譜了新詞的作品，例如寄調《the twelve days of christmas》的《慈祥鵬過聖誕》，便唱出了這樣的詞：「慈祥鵬過聖誕 問我要D乜野玩／佢呵護我 只要我扮盲 不停讚 不再亂彈／但我說俾個passport我」。不問可知，慈祥鵬指的當然是其時國務院總理李鵬。

據潘國靈等的考證，89後關於民運的歌曲有上百首之多（見潘國靈，《城市學2——香港文化研究》。香港：kubrick。2007）這裡並列黃霑與許冠傑，想說明兩種歌其實代表了在這動態的時代兩種搶奪人心的姿態。黃霑的歌雖然並非革命尚未成功的熱血，起碼還有明刀明槍的對立面。這批有如政治行為的歌曲，就如此收藏在黃霑絕無僅有的個人大碟之中，還要在他離世後的官方紀念冊大刺刺的缺席，與其暗示某種大勢已去的悲情宿命感，不如說是在需要的時刻曾出現過的恰當的激情被蓄意謀殺了。如此把流行樂壇理解成一個各方全力競逐的場，值得問的問題是：如果當時除了許冠傑的末世犬儒，還有黃霑的這種倔強的戲笑怒罵，則是甚麼原因，甚麼社會條件令後者逐漸失勢，以至最後被隱沒？


思考香港，由零開始！

資深電影工作者及研究者吳昊，在一篇90年代末寫就，紀念「香港電影新浪潮」二十周年的文章（〈一個電影無政府主義者的懺悔〉，收於《孤城記——論香港電影及俗文學》。香港：次文化堂。2008）中提到，70年代末，一班有著相似背景的年青導演，以美國荷里活的b級片為藍本，希望在香港死氣沉沉的大片廠制度中殺出一條哲學上反建制，操作上與主流電影制度背道而馳的無政府游擊策略。事實上他們成就了後來被稱為香港新浪潮電影的骨幹部份。然而吳昊也提到，這伙人的夢，就是「害怕成長，害怕墮入社會建制的機器裡被輾個粉身碎骨」，結果他們的態度太尖銳了，對社會的迷惘及吶喊，後來竟幻化成一股自焚的火苗，連自己都毁了。加上被麥理浩以來的政府一連串粉飾太平的政策夾擊下，新浪潮電影水過不留痕，都給風帶走了。

這篇懺悔書的真正視野，在於能夠清醒地回顧這段歷史。文章的調不是「我都曾經激情過」的今是昨非，恰恰相反，問題從未解決，只是曾經有解決問題的野心的人引火自焚，加上社會原來對問題的敏感已被另一種現實感置換。如此重組整個過程，便能維持原本的社會問題的張力，甚至因時間流逝而沒任何改善而更加怒髮衝冠，而不會被一種不假思索的失敗感和無力感佔據。

電影音樂等娛樂，如果在文首nicholas cook開出的討論維度裡，本就應被視為社會和歷史的一部份，它們與所謂嚴肅制度性的政治經濟制度同樣是建構現實的力量，而不是有個客觀外在的社會供它們去反映。故此娛樂對社會和時代的應變及策略，本身便是一條內容豐碩的軌跡，供我們定位現在及思考未來。社會當然不斷在變化（或有人會稱之為「進步」），但變化也可以是病態的。透過仔細考察其軌跡及其興衰裡，甚麼是正常而合理的死亡，甚麼又是蓄意的謀殺寃情，就是在判斷甚麼是把水弄污的嬰兒，甚麼才是我們認為的清水。如果社會是因為病態的「進步」導至今天的境況，借法國新浪潮導演高達的話：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zero; more exactly, to get back to zero!

另一版本刊六月七日《明報》

《烈日當空》的（意外）投案

在the 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裡，peter sloterdijk以德國的大戰經驗嘗試解釋為甚麼原本好地地的犬儒學派（可以是大寫的Cynicism或者kynicism），會變成今天冷嘲熱諷玩世不恭的cynicism。他說德國二戰時第一批上陣的軍人，原來全部都是面色潮紅不能自己的志願者！經歷了between war的經濟超級大蕭條，突然有個叫希特拉的人跳出來說能打救德國，全部人都興奮得不得了，結果當然就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幻滅：啟蒙運動以降人類的科學與技術不斷進步，原來進步的極限就是大災難，就是人與人最大規模與最有系統的互相殘殺。真理？開玩笑吧。認真？不是玩認真吧。犬儒派那種橫眉冷對憤世嫉俗的品格，便偶然的短路到沒有明天並永遠錯位的末世心態。那種mission impossible的提燈使者形像，赤條條地把呼風喚雨的亞歷山大大帝耍得動彈不得、在日光日白的市場上尋找神的對抗性，給無情的置換。

這難道不就是麥曦茵的《烈日當空》給觀眾的最大教訓嗎？垃圾學校的七個男生，成績有好有不好，但電影前半段都在描寫這幫人作為社會邊緣的處境：有人捱通宵做兼職都感覺滿足，有人天下我有卻夜夜失眠，學校老師除了職位授予自己的權柄外便甚麼都沒有亦甚麼都不是。成年人世界就是拉康所謂的符號秩序，即核心是虛弱的，不存在的，但效果上卻有如球證，可以吹停你，亮出紅牌你便要出場。所謂年青人，原始欲望的化身，要麼把自己閹割然後進入蒼白的成年人世界，要麼不停撞牆頭破血流。如果這叫批判，批判就在這必輸，但有如鍾鎮濤在《新精武門》裡明明已被打到豬頭卻總要再起身再打的對抗性之間綻發。腹背受敵四面楚歌，在學校天台扭打的青春軀體，感動而號召共鳴。

但原來說故事真的是有銅牆鐵壁的說故事規限，即要有起承轉合，有要矛盾和化解。電影後半段要說教訓：無名少女的死是因為主角怒榮在卡拉ok樂極生悲把搞野片段不小心藍芽發放；萬人在時代廣場渡大除夕，卻偏要遇上一幫以紅髮少年為首的惡棍，打到仆街意外死掉平時最乖的牛蒡；新移民頭抽一直以好打head住成班同學，在時代廣場一役卻是走得最早；小康家庭的肥毛在校內做拆家，索早k索到滑入浴缸，可謂多舊魚。彷彿無奈就是命運，symbolic annihiliation就是無聊抵抗無聊。

ok，原來這就叫青春。不僅被成年人否定，還要是自尋短見徹底自取其咎，才能夠完成既要青春復要自毀的那個完整的步驟。這就無法不叫人想起嚴浩80年的作品《夜車》。許多導演第一套電影，彷彿都是要告訴世人，歷盡千辛萬苦我終於拍到電影了。彭浩翔的《買兇拍人》和黃秋生第一部執導的《新房客》在這意義上都是類似的，嚴浩第一部（很想找們找極不到的）《茄哩啡》名字已道出了一切，但其第二部電影《夜車》，卻是儼然達到了高峰：一班死飛仔死飛女由偷了一部開蓬跑車開始便世界徹底在對立起來，偶然與宿命的無間合作下，死飛仔和飛女愔然的與社工警察和媒體等共謀起來，編織成一條自己的不歸路。

哀是莫大於心死，但心死也有分是屈死及抵死。如果赤條條的第歐尼根及其信徒是到處以最草根的姿態鬧事唯恐天下不亂，現代的小寫cynicism就是相同的名字走到其祖先的對立面，比明刀明槍的亞歷山大大帝更對立的對立面，因為後者已是信無可信的絕對虛無。一樣是闔家鏟，一樣是like a rolling stone的無根青年，但《夜車》還不至於無人驚駛到連誰是敵人都忘了。一切悲劇一切犧牲都不是無意義的，至少在鉅大的失落無力後，好歹冤有頭債有主對立面還是有的。同黨死的死被捕的被捕，清道夫連夜趕工掃街把現場清理得回復原狀後，就成為一筆警察社工媒體沒法還清也沒資格還清的債務。到《烈日當空》，成年人世界不錯是荒謬無意義，但無需成年人出手，世界已經虛無得獨獨是年青人之間的內鬥及錯手已足夠構成最無可挽回的互相懲罰。

老實講，觀乎電影裡多處角色吐出與其角色設定本身距離相當大而充老成的對白，例如怒榮與牛蒡在某個路口說，點解我地一定要玩成年人設定的遊戲？這片懸而未決的是這樣一個問題：究竟電影是「反映」一般年青人的生活處境，還是諸如上述的突兀問題，同樣是年青的導演自己還未解決的心結？相對於日落日出所謂「正常」的這部社會大機器，所謂年青的躁動及反抗應如何處置？收拾之然後裝甚麼都沒發生，還是狠狠地在社會的肌理上劃出一道復原後還無法完全消失的瘡疤？但無論如何，即使是劇本的世界也好，兩條人命，加一堆挫敗的心靈，如果純粹為宣示這個導演自己也未能回答的問題，他們的死也未免太沒價值，或曰，代價太高。

在事件和定論間尋找力量，或a very partial guide to historical agent

說明：八九至零八年之間，《明報》及《文匯報》六月四日及五日關於六四報導的大標題

（版面問題，圖小得太可憐，想看原圖請敲這裡。事實是幅圖係主菜，樓下的文字只係一發不可收拾收唔到手的伴碟小菜。）

出生於1917年，還在世的英國左派史家霍布斯邦在他自己的《the age of extreme: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裡說到，要書寫二十世紀的歷史，某個意義上是不可能的，正如一個人不可能如其他人般從一個旁觀、外在的角度書寫自己一樣。他他生命所橫跨的時間，與書裡的內容大致上是重疊的，所以他無可避免的帶著一堆史學家應該努力克服的「觀點」和「偏見」。

絕對不是要伸張甚麼客觀中立的史觀，那是神話，是有如天堂的彼岸。早前曾蔭權提出了一個彷彿石破天驚的講法，說國家經歷了二十年的發展，香港人也從中獲得不少好處，因而能夠客觀地評價六四，並謂這是代表香港人的意見。這句話石破天驚之處，從時事的角度看，就是六四廿周年尚未平反，曾蔭權憑甚麼說香港人已經被經濟好處買起了，並名之謂「客觀評價」？學究一點看，就是客觀評價的能力甚麼時候開始與經濟水平掛鉤了？擺脫無謂枷鎖才是獨立思考，不是啟蒙運動下來的經典定義嗎？

輕輕回顧歷史，不僅可以發現曾蔭權其實已不是第一放如這篤屁，早在四年前他開始競逐特首選舉時，已在電台過類似的話。立場與曾蔭權相異的香港人，肯定不在少數，但我們的立場又是甚麼，可以是甚麼？表列兩份報章二十年來對六四相關報導的頭條處理，出發點就是這條問題。隨便找甚麼報紙都可以，兩份三份十份都可以，反正有了兩個日子二十年的跨度，就成舉陣。讀者可以按自己的看法組裝、分類、配對、割裂，詮釋出場廿十年來的演義，過程中詮釋者將會發現自己無情地溢出的欲望和情緒——正如報紙輯編決定新聞如何報導，亦無情地暴露他們溢出了的欲望及情緒。歷史固然有事實的面向，至少同樣重要的是其動態的、政治性的一面。如果你以為我們一直以來的選項就是平反六四與否，把抹不掉的歷史陳列在讀者眼前，就是希望鬆動出某些空間，讓這些看似風紋不動自有永有的選項，道出它們自己廿年來的掙扎和猶豫。

說個笑話：話說從前有個工人，他被工廠管埋層懷疑他在工廠偷東西，每天出入工廠都被門口看更仔細翻他的行當及手推車，但一無所獲。經理越想越不對路，最後發覺自己被搵了笨：工人偷走了的，就是那架他們每天在翻的手推車！

無需要等待結論，亦別要寄望把事件百分之百還原。文首霍布斯邦的感慨，可以讀作他認為寫史就必需要恪守專業史學的某些規範，也可鏡像地讀為他其實認為寫史無可避就是介入歷史。歷史作為個別事件，其實「真相」的客觀性和絕對性，與事件形形式式的表述和再現之間，就是行動的空間。沒人希望像笑話裡的工廠經理，每天眼巴巴看著自己要找的東西與自己擦身而過。

facebook說真話？或，傅柯論六四

跟隨著你的視線，你手控制著的滑鼠游到facebook右首邊被各方友好推薦或回應的連結；更新得頻密的，就哮喘般追趕浪奔浪流的新消息。倒瀉籮蟹的資訊，在facebook及youtube及各式網誌無間合作下，徹底共時地紛陳眼前，當年粗糙屠城片段與學者力撐陳一諤的文章並置，呂志偉謬論惹謝志峰怒斥的片段與反對曾蔭權狂言代表香港人聯署同步——時間這維度彷彿煙消雲散。

這難道不是悖論麼？關心六四者，發開口夢都會想香港人毋忘六四，念茲在茲就是別因時間久了或經濟繁榮就像曾蔭權般忘本。這些資訊（至少在香港）並不是甚麼國防機密，也不是如毒品單是藏有便足以罪成入獄。關心民運者朝思晚想毋忘六四，今天關於民運及屠城的資訊已是垂click可得，89和08相隔的廿年已不是甚麼區隔或障礙，它的肆意流通，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好些對六四一直不成問題的假設。

向來流行的擔心，都是年輕一代因少接觸而對民運無知甚或冷漠，懶去思考民運與我們的關係。天知是偶然還是預謀，近日從所謂「事實」層面「質疑」六四的，剛好就是最令人擔心的「年青人」。可能不少還是八九年出生的，是反諷還是宿命。

這裡的另一悖論，就是他們也自命對民運認真呀，至少是有副認真思考然後認真批判的皮相。禁止他們嗎？就因他們提出質疑就禁止他們嗎？近讀已故法哲傅柯的演講集《傅柯說真話》，他提出了公元前後五百年間關於「parrhesia」（大意為fearless speech，即「說真話」）的理論。在那個時空，老師對學生的教導、法官對罪犯的斥訓等，雖然都並非謊言，但卻遠非parrhesia的高度。真正parrhesia的德性，至少包括坦率、真理、冒險、批判及義務等五元素。parrhesia冒天下大不諱，無視任意的權貴層級及習俗，以爛撻撻的外表包藏說真理的光輝。

指出某具屍體「有可能」是北京市民也可能是解放軍，在「有可能」這意義下或者難以邏輯地反駁。但別要被激得亂了陣腳，當年人民敢於向權力說真話的實踐，其高度發出的耀眼強光，「有可能」論全部見光死。尤其在youtube，人人都可做十五分鐘英雄，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