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1.10

融合之秘密——盒子不經意的收藏

執筆前曾google過,《盒子經》發表以來,論者如何評論這一套三冊加兩隻現場演出片段dvd的boxset。尋搜結果也不是甚麼都找不到,但泰半是去年十一月初「盒子地上音樂會」的宣傳,而評論就絕無僅有。餘下就是網上購物資訊,有些還大刺刺表明售罄。據盧燕珊的編者話,《盒子經》希望藉「盒子」組成二十年,將八十年代以來文化藝術的面貌和碎片,接駁成一幅香港文化史大拼圖。具如此出發點的書並不很多,出版後的這種沉默,應如何理解?

與此同時,近年興談中港融合,談文化人北上闖天下。潛台詞彷如白武士般的融合論空降香港之前,香港與中國就是隔絕的,不僅地理上有距離,兩者互不認識甚或互相排拆。在大國堀起的年代,香港需要認識、接受及靠近祖國,必要時改變自己適應大勢。眼下論者要不訴諸經濟發展的必然性,便是以相對化的策略把問題取銷:香港不向來都是廣東地區的一部份嗎?香港不是一直以來都門戶大開貨如輪轉嗎?以幾乎純利益的計算,徹底簡化融合涉及的各種思考,如此討論難道不教人納悶?文化的融合或互動,難道真的只有這些參考?是否都無可避免被這些語言俘虜?


盒子裡兩則小故事

還好,《盒子經》有不同人物的紀錄。讓我們聽兩個故事。

故事一,MC仁。自小熱愛畫畫,十八歲於中大校外進修學院受教於韓偉康,韓對MC仁說,想學藝術就應離開香港。因緣際會受到八九民運的中國大學生感召,便光棍一條到巴黎去。

LMF的前身「新界仔」樂隊,由MC仁和幾個小學同學組成,九四年他們買了幾本哲古華拉及達賴喇嘛等異見精神領袖的傳記傳閱,當中幾個人更索性到南美流浪。身無長物形同流浪漢的幾個人,後來便聚在MC仁於巴黎的宿舍,聽音樂會,既吸收復討論,奠基了樂隊希望透過音樂所傳遞的訊息。「新界仔」、改組後的「LMF」及目前的「福建音樂」,想做的都是針對本地音樂圈子。由地下樂隊到簽約唱片公司,是因為在地下圈子已是無人不識,便嘗試在主流樂壇做煽動的事情,兩年約滿後便離開不回頭,MC仁的解釋是要「創造市場,而不是留在市場裡」。更政治化的,是冒破壞場地的風險,測試表演場地言論自由的界線,歷史性第一次促成了紅館因演出者講粗口而被熄咪。

思想上,於法國學習的經驗,MC仁重新認識中國,研究傳統中國的版畫技法及印刷史並結合到其關於激光塗鴉的思考,研究廣東話的語音並結合到其中文的hip-hop及raggae音樂的創作等。他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從法國回香港,理由是「我很不喜歡香港,所以要回來改變她。」

故事二:龔志成。水鄉大澳出身,記憶中最清楚的便是收音機裡的粵曲。六七歲時搬到車水馬龍的油麻地,轉變太突兀,從那時起便拒絕身邊的東西,腦裡只有西方的搖滾樂及古典音樂。十七歲到美國學習西洋音樂,驚覺自己若被尊崇為西洋作曲家是何等荒謬,開始思考身份問題。透過研習同樣是到美國學習音樂的周文中,龔重新找尋自己與中國詩歌、音樂、小說藝術傳統的關係。

八十年代中回香港,之後就是盒子的故事了。不同風格、類型的音樂及劇場的結合和實驗是他們的標誌。九六年龔自己的作品《浮橋》,更是直接以音樂和劇場媒界處理身份問題。龔的想法:「我望著鏡子,驟眼看只有我自己。看深一點,鏡子竟幻成通往過去的隧道。我在找一條把我接駁回過去,讓我與我起點相遇的橋。唯一找到的橋定在哪,始於甚麼地方,終於甚麼地方,浮而不穩完全不清楚。彷彿過去的彼岸正在下沉,被據知不等人的當下活埋。」(筆者中譯)


不(僅)假外求

北京音樂人顏峻於書裡說:「香港不需要北京的理想,這東西不好賣;北京不需要香港的另類,因為沒哪裡比北京還另類」。你不一定要同意他的看法,但值得思考的是,究竟被邊緣與及被輕蔑,何者更令人難堪?

《盒子經》的出版,當然不是為了回應關於融合、身份等一時一地流行話題。真相卻是,前仆後繼二十多年的文化藝術實踐,不正正是提供了對上述問題必要的思考資源麼?掛一肯定漏萬,但單就上面兩個故事而言,誰敢說MC仁和龔志成的融合程度,比不上香港多建幾條鐵路,或多一批內地富豪成為西九業主然後買文娛藝術區大型演出的貴價票?論國際化,龔志成連古巴都巡迴過了。本土等如孤島然後融合等如開放等腦殘的標籤,難道不是把香港既有的實踐經驗騎劫得跡近笑話?

茹國烈亦提到,以前可能有二千個熱心的藝術愛好者能與國際接軌。他於訪問脈絡裡的意思是,這些人與外國關心的課題接近,其劇場演出能與外國人溝通。筆者想斗膽詮釋「溝通」這兩字:有沒外國觀眾、劇團間是否頻繁地飛來飛去「交流」,興許只是表面的;有關自我身份、跨文化對話與轉化的議題,以藝術形式來思考及實驗,才是真正的全球課題,才是永恒的溝通介面。


答案你早已知道

早幾年美國出兵攻打伊拉克時,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為了辯護出兵的理由,提出了後來被熱烈引述的說法:有些事叫「已知的已知」(known knowns) ,有些叫「已知的未知」(known unknowns),還有一些事情可稱「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已知的已知,指有些事情我們很確定是了解的;已知的未知,指有些事情我們是明知自己無知的;最後是未知的未知,即例如美國連侯賽因收藏了甚麼型號和數量的大規模殺傷力武器都不知道,遑論收藏在甚麼地方等。美國出兵伊拉克,就是出於未知的未知所產生的焦慮。

在這表面上頭頭是道的遞進,哲學家齊澤克卻橫手多加了一種情況:未知的已知(unknown knowns)。有些事情不僅存在或已經發生,甚至已銘刻了在我們的身心,構成了我們行為、判斷的潛規則或要迴避的創傷,但我們卻如在夢中懞然不察。《盒子經》並不是甚麼今已飛黃騰達的文化諸侯白頭宮女話當年,把鎂光燈重新迎頭打在這裡,說不定便發現香港文化還有甚麼可能性的秘密。

原文刊於二月號artlink

29.1.10

八十後祈路——苦行聲音提綱



齊澤克認為是馬克思發明了「徵侯」(symptom),而不是弗洛伊德。詳的不說,簡單而言就是早於心理分析理論的創立,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已預告了無意識的結構,而貨幣就是商物世界的徵侯。換言之,馬克思及弗洛伊德,先後在不同語境裡都道破了以「有意識的人」作為分析的核心、基本單位的虛妄——人自以為有的能動力,有創造力,其實不過是自己的無意識及商品拜物教放射出來的煙幕(註一)。這錯覺,才是無意識及商品拜物教這龐大機器必不可少的組成部份。苦行的拍子,和參與者甚至鼓擊者的關係,亦可作同樣觀。



苦行的拍子,基本上是one two three four and,周而復始。One和and是重拍,其他敲鼓邊。一小節就前行一步,廿六小節為一個循環,鼓停便跪下休息。起初休息的時間頗為任意,在腦裡驟快驟慢的數廿聲,然後以三小節的鼓擊為新一循環的提示。後來發展為以十二或十六小節的跨度作休息時間——這亦宣告了鼓擊者的意識正式退出苦行隊伍,他不過是將苦行自身的節奏敲成可感知的聲音。



循環與循環之間本由任意的休息時間分隔,到連休息時間都捲入節奏之中,代表著「事件」的出現。理工大學是首間出現這「事件」的苦行場地,三小時的理工站聲音(節奏)、時間(連續三小時)、空間(苦行路徑),完整地組合成一件只能在這場地發生,並不可複製的事件。參與者置身其中,釋放苦行能量,不能自控。



大學校園的建築、物理條件不同,便以不同的聲音回應苦行隊伍。由梯級和通道組成的港大校園,走得最長時間的是邵逸夫樓,經濟系的同學在搞一個career exploration之類的活動,有星球大戰式的backdrop,同學躊躇滿志希望投身未知的冒險樂園。途經一兩個有蓋的通道口時,頂上的凹凸pattern把鼓聲幻化成old skool電玩遊戲的「焦焦」聲,轉頭便回贈。百年老店沒知沒覺地收藏著這怪異的組合。



每個議案被威脅著要通過的下午,苦行隊伍都回到立法會,前途未明的走下去。不停站不休息的最高紀錄該是一月八日。回到主台那邊原本還可從屏幕前走過,聆聽太鼓及現場評述及群眾的鼓勵,到人太擠只能抄皇后像廣場通道。下午四時到晚上十時許,打得手也幾乎忘記酸軟,音響系統高瓦得鼓聲都傳不遠。耳邊不斷迴盪著苦行兼斷食者之一阿禮的說話:「如果一直走,高鐵會撤回,功能組別會收皮,幾遠都走下去」。情緒洶湧和形勢危急不是精神渙散甩beat的藉口:人不停,鼓不停,議案便會停。現場不同崗位的人正在參與與「層層疊」相反的實驗。



五區苦行,最苦荃灣。地鐵站天橋,人迫人於天橋管道內高速掠過,如臘腸製作機。香港人像總有千鈞以一髮繫著,腦中一片空白只管儘快卸下,彷彿毫不知道卸下只意味馬上再有新擔子,亦彷彿儘快卸下是人唯一有資格感受的情緒和意義。但亦正是於荃灣地鐵站天橋之類的地段,苦行與周圍環境矛盾不協調的情況便最為尖銳。一步一步走的時候如是,停下休息更甚:於匆忙得荒謬的環境中,出現了一條慢得幾乎察覺不到動態、以故作鎮定的鼓聲伴隨、長廿多三十米的人龍。鼓聲頓停,人龍除除下跪的一刻,空氣瞬間嚴肅起來,當然嚴肅也只是瞬間。據說城市有個盒子名叫「麻木」,將人豐富的情緒禁錮。苦行隊伍與盒子格格不入,路過之處卻偷偷把盒蓋揭開。



猶如海灘,浪先湧上灘面,再把沙石垃圾捲回海中,露出一片全新的灘面。每次循環到鼓停的一刻,就如大浪湧上灘面,越過平常的水位,鼓停的幾秒時間內,鼓聲仍然迴盪於意識裡,再過幾秒便如把沙石垃圾捲回大海的灘面,水位低於正常水平。聽覺此時此刻特別明晰,街聲會將人穿透,但被穿透者的意志格外堅定。


註一,否定人是「有意識的人」,並非倫理上的貶抑。

刊於一零年二月號《中大學生報》

11.1.10

功能組別之「後」

齊澤克解釋意識型態如何運作時,對舉了「徵候」(symptom)及「戀物」(fetish)兩種形式。甚麼意思呢?他以一位朋友的例子說明。朋友和其太太是一對絕頂恩愛的夫婦,妻子不幸因病離故世,丈夫當然大受打擊。如此情況,不同的回應模式便對照了「徵候」及「戀物」的核心區別。

假設丈夫忘情工作,或者把時間都投放到某種嗜好,或者流放異地,或者縱情酒色,這就是徵候式的回應:他嘗試以另一種生活或情緒的秩序,強行加諸於無法處理或者不敢觸碰的創傷。新秩序因為是強加的,創傷也只是暫時被壓抑。看似行之有效的新秩序裡總是已經存在著裂縫,被壓抑的總會在某些時候因為某些原因從這些裂縫爆破,把新秩序瓦解及否定。這就是徵候的機制。

齊澤克的朋友的處境,卻是遠為可憐的戀物機制。丈夫看來處之泰然一切如常,彷彿甚麼都沒有發生,朋友間甚至開始流傳他是否因為太太離世而竊喜云云。後來得知,一切如常的秘密其實在於一隻倉鼠──他太太生前「錫到燶」的閨房小寵物。把倉鼠帶在身,好好照料,其實無異於「鬼掩眼」,以對倉鼠的照料置換對太太的照料,讓自己迴避太太已經過世的絕對創傷。生死有命,後來倉鼠也死了,丈夫再也無險可守,硬生生經歷「太太」的第二度過身,結果徹底崩潰。倉鼠便是整個戀物機制的關鍵。

翻譯成概念的語言,「徵候就是例外,這例外干擾虛假表象的表面,亦正是被壓抑的大他者場景爆發的位置;而戀物就是謊言的化身,它讓我們能承受根本不能承受的真相。」(筆者的翻譯)質言之,徵候如果要連繫某種動作,這動作就是揭發,揭發秩序失效之處;戀物果要連繫某種動作,這動作就是掩蓋,掩蓋秩序先天的根本缺憾。

齊澤克原本的目的,是對照兩種不同的意識型態操作方式,但容筆者去脈絡地挪用,難道這不是審視香港民主的恰當概念嗎?香港立法會的怪胎功能組別,是否看來行之有效的民選議會的失效、例外的環節?還是功能組別本身不過是民主謊言的化身,讓我們承受民主的根本難產(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這終極真相?跳過幾步看,功能組別消失後,香港民主又會是一幅怎樣的風景?

論者方志恒曾在報章評論──〈終結商界霸權廢除功能組別〉裡寫到,許家屯憶述功能組別八十年代初引入香港的政治考慮:「關鍵是要確保香港經濟繁榮,而首要工作是要把大資本家穩定下來,於是提出了『拖住英資;穩住華資;團結僑資、台資;爭取外資;壯大中資』的工作方針 」。方亦提到張炳良及黃志偉的研究:「自過渡時期以來,北京一直透過各種渠道全方位統戰工商界,港區人大、港區政協、基本法草委、基本法諮委、港事顧問、預委會及籌委會等中方機構,商界都佔有近半席位;整個特區的政治體制,更加透過特首選委會、立法會的功能團體議席,為資本家預設制度化的權力平台。」如果自八十年代初前途談判以來,北京政府已積極將工商業利益盤根錯節地與香港政治綑綁,功能組別在今天除了意味著形式民主的最顯著的失效點,在千舤盡過的三十年後,會否同時不幸地成為了fetish,掩蓋著香港已被資本徹底佔領,實質民主終極難產的創傷?

當然結論不是犬儒的:反正功能組別也不是甚麼香港民主的關鍵,特首直選、官商勾結、百姓政治冷感等不一而足,有甚麼好牽掛?何不冷嘲熱諷好了。恰恰相反,奇斯洛夫斯基經典作《藍》的教訓在此便不可或忘。主角binoche的丈夫死後傷心欲絕,希望切斷跟整個世界的聯繫。在傷口上灑鹽的,卻是令她傷心欲絕的丈夫竟然早有外遇:主角的悲痛原來瞄錯了對像,突然徹底失重。了解戀物的機制,並不是暗示主binoche早就應該忘記丈夫,放蕩形駭骸活下去,因為放浪形駭,恰恰就是放棄解決問題的訊號。


7.1.10

白在辯證

維基百科說:White is a color, the perception which is evoked by light that stimulates all three types of color sensitive cone cells in the human eye in nearly equal amounts and with high brightness compared to the surroundings. A white visual stimulation will be void of hue and grayness.

亦即是說,「白」這種顏色,既是其他色的缺席,同時卻能刺激接收分別三元色的視覺視經細胞。直至牛頓之前,科學家普遍認為白色是最基本的顏色,其他顏色不過是附加於白色之上。後來牛頓動搖了這種「基本」和「從屬」的關係,他認為白色不過是所顏色結合起來的效果。

我不是科學家,但也對白色和顏色光譜之間的張力充滿想像。白色既是所有顏色的缺席,亦是所有顏色的總和。這是宿命嗎?光譜上的各種顏色,最終需要否定自身才能成為無我超越的白色嗎?

新浪潮導演方育平一九八三年的經典作品《半邊人》裡有這樣的一幕:賣魚女阿瑩跑到油麻地一段的砵蘭街,開場鏡頭是紙醉金迷的大堆招牌,舞廰竹館酒家餐廳夜總會一應俱全,單層巴士走過,鏡頭一轉阿瑩與一位尼姑齊齊端詳「電影文化中心」招兼讀學生的告示,然後是尋常百姓家於花架外掛著的燈籠,阿瑩走過一家門外有位阿叔在餵小孩吃奶的長生店,再與穿透視黑衣塗紅色唇膏的流鶯擦身而過,終於上到門口貼著也不知是否安東尼奧尼的《中國》海報的電影文化中心。

不足一分鐘的這組鏡頭,已經深刻交代了油麻地區矛盾而繽紛的肌理——當然那是近三十年前的光景。今天,在一片薄薄的灰蒙下,油麻地段的廣東道和上海街一帶,仍然可見沿襲自當年的生氣和繁雜,無論是上海街的食店和夜店,還是廣東道的工程五金模具,和綠色鐵皮牌檔的新鮮蔬果荳品雞蛋餅乾麵食南亞雜貨等。砵蘭街則食肆多,越南和風巴基斯坦咖哩雲貴風味澳門清湯腩打冷打邊爐點心串燒外賣快餐,味道和色彩飽和了街頭。

據歷史學家考證,早於六十年代中彌敦道成為九龍半島的地標之前,廣東道和上海街才是開埠以來九龍半島的中心。不僅巴士主要路線走上海街而非彌敦道,區內各種生活所需不假外求,首飾店服裝店藥店長生店煙草店五金工程店繡莊書店銀行山貨米行銀鏡電器髮型屋,當然亦少不了把街坊聚得斛籌交錯杯盤狼藉的街邊大排檔。學者的說法,這叫「下層經濟圈」(lower circuit economy)。表面上盤根錯節的大觀園,就是絕大多數捉襟見肘的百姓打拼求存生活現場,繁雜繽紛又豈只是純粹的形容詞。

視覺上,幾街之隔的朗豪坊當然並不純白,但卻如同白色一樣容不下原本繽紛及自然形成的街區,拆掉雀仔街難道還不是你死我亡的張力的最好例證?滄海桑田,今天九龍也可能再無所謂哪裡是中心,肅清草根繁雜的工程當然亦不自困於油尖旺。白色意味所有色彩的禁止,我城的軌跡就是這條定義的病態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