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口炸彈保溫瓶

事情就是如此飄忽而弔詭。犯禁的東西，並不因其禁忌的性質而被壓抑，尤其是在媒體的中介下。學生自家制炸藥事件，老師校方勉勵學生注安全，學生壓力大得要寫悔過書，媒體消費者當然樂得每天追看同仇敵愾。但如果自制炸彈是禁忌，報刊繪形繪聲的報導自制炸藥的材料、如何上網找video tutorial等，難道不是事件最弔詭之處嗎？黃毓民由「仆街」說到「不該」和「poor guy」，難道不就是最好的說明。徹頭徹尾的禁忌與其擲界位之間，纖幼處得有如青絲，卻是龐大的快感泉源。

早前聽朋友說，鯉魚門六十年代前本存在石礦場，一場六七暴動礦場內大量炸藥不翼而飛，殖民地政府就索性將礦場關門大吉。涉事的少年大概不知道自己的科學探究精神不慎踩中了埋藏在統治者記憶中的地雷陣，但這興許是自家制炸令政府隆重其事的一條不為論及的註腳。

同理，不太善忘的讀者都會知道，立法會首次引入（局部）直選是一九九一年的事，即佔開埠至今百份之十多些少的時間。絕大部份時間以來，議會即使有所謂文化及操守的慣例，也是將絕大多數香港人排斥在外的所謂慣例，急不及待就忘情擁抱之，這有個學名，叫「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然而，當曾蔭權及一眾官員及建制派侃侃而談甚麼議會文化核心價值，當粗口真的在議會中被壓制排斥，至少媒體消費者還能從大量博學多才的學者評論筆下，了解如「仆街」等說法語出何典，於廣東話中是甚麼性質的表達等，可謂鑑古知今大開眼界——這只比替所謂「粗口」正名短了一步，短了與權貴的論述權鬥爭得勝這一小步。

追本溯源，連串事件的第一樁，是曾蔭權在立法會中說了疑似是「狗噏」的話。三月底他公開回應這根導火線，他提出了三個解釋：一，激烈辯論時，有時他會說話「失音」，失了準繩；二他沒有說粗口的習慣；三，事件發生之前，他根本未曾聽過「狗噏」這個說法。這徹頭徹尾就是弗洛伊德著名的保溫瓶笑話的港式演繹！

話說某甲借了某乙一個保溫瓶，用完歸還後，某乙才發現保溫瓶破損了。他上門向某甲追究，某甲二話不說的列舉了三種說辭：一，我借的時候已經破了；二，我還的時候還是完好的；三，我真的有向你借過嗎？先不論弗氏引述這個笑話是想闡明夢的特別邏輯，讓我們搞清楚這笑話的第一層教訓：三種說辭當然滴水不漏的免責聲明，但發表免責聲明的前提，卻是某甲實牙實齒的損毀了某乙的保溫瓶。弗洛尹德當是笑話說的案例，曾蔭權竟還在hang-over煞有介事的權充作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