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s》編話：拒絕認命，重複《70》

自按：《1970s：不為懷舊的文化政治重訪》終於在高鐵的一片風風火火間出版了，沒時間為書做甚麼宣傳，連《70年代雙周刊》創刊的四十周年也在無聲無息裡渡過。也不知這是好是不好，在一片的運動氣氛裡，沒情緒懷甚麼舊，有力都投注到運到去，未有空做咸魚，這當然是好事。但也編《1970s》除了是一件工作也是一次追認，聽過朋友不無苛刻地說以前社會運動哪有甚麼傳承的動機，心想以前沒有就由現在開始，意氣在這裡應該微不足道。呼籲大家買書未必做得出，但由世貿、利東街、天星皇后到今天高鐵，香港行動者究竟是甚麼，其歷史維度可如何編織，八十後不八十後該如何去區別，並不是純思辯及概念的問題，香港有其歷史質地。近讀袁偉時的《帝國落日》，卷首寫到：「歷史在哪裡被扭曲，就要在哪裡突破」，共勉。



八十年代初，波蘭強硬執行戒嚴令期間，國內流行一個也不知算不算笑話的故事：戒嚴令容許巡邏士兵射殺任何宵禁後乃然在街上流連的人，話說某天晚上九時五十分，巡邏士兵發現一位市民行色匆匆的走過，士兵二話不說便開槍把他轟掉，士兵的同伴問：還有十分鐘才宵禁，為甚麼開槍？士兵若無其事地說：那家伙我認識的，他家住得遠，十分鐘根本不可能回到家！

在香港有三十三年歷史的城市刊物《號外》，三十周年刊慶時特地請來本地社會學家呂大樂，嚴選歷來具時代意義及閱讀趣味的文章，編成三大冊《號外三十》。爬梳整整三十年的文章時，呂指出《號外》的意義並非構成香港近代史某個「turning point」；剛好相反，戰後新生社會堀起的政治、文化、消費生活的印記，統統銘刻在三十年的《號外》。以呂的說話，香港正歷經「社會、經濟、多元文化發展的時期，那一代人適逢其會，但同時也力投入於各種新興行業、各種剛剛開放的社會參與的空間，為香港社會打開了新的局面」。《號外》的一群所成就的，便是「一群土生土長的、年輕的香港人正在打造新香港」。

甚麼意思呢？作為一份走在城市生活前沿的刊物，《號外》嗅到電視文化對香港社會的洗禮；目擊「品味」、「時髦」、「潮流」等消費的範疇如何進入日常生活，重組香港的社會分層及認同；更擺脫舊有國共意識形態二元化的社會議程，「以香港為立足點，提出一個本地社會議程……給新左派、自由派或其他新思潮提供空間，也各自以其價值、角度審視香港的社會狀況」。


空白的（一段）過去

如果以刊物出版的時間跨度而言，三十多年的《號外》無疑是香港刊物史上重量級的名字，呂氏對刊物之於香港的意義也不可繞過。但若根據同樣的社會學眼光，七零年一月創刊，斷斷續續至出版至七八年停刊的《70》，難道不是至少具備同等份量，甚至能夠揭示更多更豐富而一直隱形的材料讓我們思考香港社會的體質，過去與將來嗎？

事實上，有隻像霧像花的幽靈盤旋於香港近代史上：人稱「火紅年代」的七十年代，大量本土社會議題的社會運動如中文運動、反貪污捉葛柏、四反三不交、大小工潮、金禧事件等此起彼落。《70》核心成員及幅射開來的團體及行動者，便是歷經浪接浪洗禮的那一代。香港由五六十年代的移民城市過客心態，過渡到九十年代政黨政治（還有七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壓力團體）之間，便存在著由青年學生運動為軸心的中介。呂氏於《號外三十》裡提及，香港社會逐漸形成本土社會議程，土生土長年輕人打造新香港，這階段及其出現的條件，又怎會局限於城市消費生活？

然而，不僅各家大學圖書館的香港特藏只零星地有少量館藏（本書〈覺醒的肇端：《70年代》初探〉一文的作者陳智德先生收藏得比較完整），對於《70》及其同代的社會運動，亦沒有較有系統及完整的學院或普及歷史、政治、社會研究。這年代的社會運動及《70》這份刊物，便因單純口耳相傳及資料上的匱乏，已庶幾近昇華為集體想像裡某種「革命小宗派」，香港社會發展史裡的幽靈。崇拜者當然視之為香港社會運動永恒的革命象徵；較為批判的，要不視之為名存實亡的「形容詞」（陳冠中語），便是「有熱無光」（馬國明語）地與統治者意識辯證地對立。該年代的社會運動對殖民統治有甚麼影響，社會及統治體制的轉變如何回應等，不啻一頁又一頁的空白。結果七十年代的社運退潮後，不僅沒剩下多少重新前進的力量。以社會行動帶來「希望」、「改變」的立場，今天已被廣大的犬儒心靈眨為純然的烏托邦，甚至淪落為「我也曾經激情過」之類的廉價談資。運動的退潮，幾乎同時成為其不應再被討論及書寫的理由。

本書主體《1970s》劇本主角阿富及其《70》同代人，具體介入本土社會政治問題，對共產黨治下中國愛恨交織，同時積極關注國際政治問題，從中提煉出進步而具行動力的香港本位。如果七十年代的重要性，在於所謂「香港」作為一種本位／視角的堀起，這本位／視角斷不局限於城市中產消費文化的層次，至少同樣重要的政治、社會、文化等公民權利面向，卻嚴重缺乏探討。無視有關社會運動的認識空白，無疑就是自斷兩臂，無法具體了解及探索這本位／視角的可能性及局限。


不（再）由自主的未來

一直以來，關於香港社會發展的故事，難免總給人「too good to be true」的感覺：四九年共產黨解放中國，大批資金、技術、廉價勞工湧來香港；韓戰爆發聯合國實施禁運，香港轉型輕工業；七十年代麥理浩社會改革，教育、廉政、消費者權益、住屋等彷彿從此全部信手拈來不費吹灰；七十年代末內地改革開放，及時雨地解決香港日漸百物騰貴的困局，並向珠三角融合踏出第一步；回歸後更是基建人材資金全面融合自由行。香港的目標的代名詞就是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就如筆者曾在內地看過一間餐館的口號「沒有最好，只有更好」。香港就是故事過五關斬六將的英雄人物，連六六及六七年兩場騷動，幾乎都要被解釋為提供了麥理浩大幅增加社會福利的動力了。一如早兩年特區政府無法吸納的保衛天星皇后運動，今天都成了瑯瑯上口人見人愛、據稱能平衡城市過渡發展的「保育」活動。

流行的論述指：大勢所趨，這是人人抬頭北上的年代：中國已經不再是三十年前改革開放之初，地平料平人工平適合粗放地發展工業的中國。據說內地網民已是數以億計，報章雜誌不僅有水平有深度種類多，讀者人數是對著版面打個噴嚏也引來排山倒海的回應，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藝術村，建築物的規模及可供發揮的空間足令所有建築師心跳加速，「CEPA」長簽長有，港珠澳大橋如箭在絃，廣深港高速鐵路勢在必行，來往內地的口岸越開越多，融合是王道北上就是大勢。

不知甚麼時候開始，香港的自我定位彷彿被逼進了一種「要錢定要命」的僵局：出路就是北上，「香港本位」就是倒退消極。支撐這僵局的，不過是一堆似是而非的抽象假設：北上代表面對十三億人市場的雄心、延續香港一直以來的流動性開放性、甚至以流動否定香港官僚的井底視野；香港本位關顧香港則代表戀棧殖民地統治、恐共犬儒、固守不可一世的優越香港人身份、無視潮爆中國海量的可能生——可謂亂七八糟。

在這「要錢定要命」的敲詐裡，北上或留港這對互相排斥的選項，難道不是被同一盲點所遮蔽嗎？這個盲點有個名字，就是對香港社會的政治、歷史失語。這種失語，不是一時一地的機能偶然失靈，而幾乎是系統地迴避自身的歷史政治沿革，結果當然只能是任由宰割無言以對。失語有多種不同的面貌，包括正常的話說不出，卻不斷發明新用語和字眼，亦包括語言錯亂，即把不恰當的詞語、音節等置換到本想說的話，造成溝通的混亂，餘不一一。缺乏對香港本位／視角的了解及探索，其實無異於棄守一套有歷史累積（由成功失敗檢討教訓所組成）的語言。大勢到臨便任由宰割無言以對，無以從歷史中汲取教訓，更說不上重踏前人的腳步，嘗試以行動把握機會創造形勢。

自七十年代末的前途談判以來，香港不是已連番經歷類似的失語麼？香港的流行文化研究，約七十年代末八十初開始成為顯學。《號外》伙拍《大特寫》、《電影雙周刊》等於1979年在藝術中心搞了個「香港普及文化研討會」，不就被譽為香港文化研究的起點麼？有趣的是，文化研究這門學科，戰後在英國是馬克思主義學者及知識份子透過辦成人教育，嘗試鞏固工人階級的生活方式，抵抗保守黨的文化統識工程而創立的跨學科（文學、歷史、社會學等）運動。在香港，在前途談判給趕出倫敦及北京的談判桌，自己命運無法掌握的同時，香港的文化研究卻「發現」了茶餐廳鴛鴦菠蘿包阿燦 can do不中不西混雜夾縫等「繽紛」的香港文化真締，傳頌至今。

筆者無意質疑這些說法是否不能描述香港某些局部的面貌。事實上，前途談判及過渡期人心惶惶，關於香港生活面貌的論述，或可起安定人心的功能，甚至協助香港人迴避自己早已被倫敦和北京排斥出前途談判桌的冷酷現實。然而，單憑這些說法，舉例說，能回應早前政策局的副局長及助理的雙重國籍問題嗎？能作為香港盡快進行雙普選的理據嗎？政治議題若不好說，近年「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香港文化政策、西九等議題，答案除了義無反顧的北上搏殺，香港文化研究又如何回應？八十年代早有流行曲唱到：未曾酒醉已清醒，未曾深愛已無情。今已被掉了包的、始於七十年代，以行動改變社會的香港本位／視角，在此有沒些少參考價值，還是流行曲二十年前已一語成懺？


重複「失敗」：窮未竟之志

近年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者有股「平反熱」，常識中越是污名的人物，例如列寧、盧卡奇、甚至作古近二千年的聖徒保羅，列著隊獲重新闡釋1。自八十年代末「蘇東波」發生鐵幕倒下，原本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紛紛改朝換代，全面走向市場資本主義及英美議會民主。不僅左派思想在冷戰時與英美「自由世界」的意識形態對立已成歷史，亦成了前鐵幕國家不堪回首的包袱和創傷。歷經百多年共產主義運動的最終「失敗」，幾乎成為資本主義乃人類社會最佳組織方式不證自明的證詞。強調「革命」、「平等」、「解放」的左派知識份子快要連昂首站立的位置都沒有了，但他們腦袋都出了問題嗎，怎麼都懷舊轉向，「保育」歷史大奸角去了？情況其實恰好相反。

上文提及香港現況「要錢定要命」的歷史敲詐，八十年代末開始在整個世界的範圍裡難道不是越演越烈嗎？《70》的前輩份屬無政府主義及托洛斯基主義，大概不會特別認同列寧。然而借斯諾文尼亞思想家齊澤克的說法，如果列寧是透過先鋒黨的組織，「不合時宜」地在沙俄發動了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2，史大林所幹的只不過是收割或騎劫了列寧，偷換了先鋒黨的革命功能，透過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僵化詮釋，合理化其龐大的官僚社會主義，鞏固蘇維埃的極權統治。換言之，哪怕史大林事實上承繼級轉化了列寧，但兩人所成就的，及未完成的任務，分別到底是差天共地的。

這個差之毫釐謬之千里的區別，如不批判地辨別，不就墮進勝利者的恒常模式嗎？勝利者總有能力事後回溯性地編織其勝利的理由，這些理由不止是其角力到最後的失敗，還必然包括對手由盤古初開已犯的錯誤。易言之，全盤失敗。要說明全球資本主義脫穎而出的理由，及馬克思主義的必然失敗，有甚麼好得過污名化歷史上第一個將馬克思主義在國家範圍內付諸實行的人物？這裡的論述操作，便是要回溯性地把鐵幕倒台、冷戰、以至史大林奪權等事件，一條大路通回列寧，完成一套整可歌可泣的火紅「失敗」史詩。勝利者的模式，街坊一點的說法，不過就是成王敗寇。

若對歷史稍為認真，對未來還不至於完全失去期許，恐怕就要先拒絕「要錢定要命」的敲詐：拒絕不假思索地埋沒列寧的革命意義，認同他為整個馬克思主義運動打開的缺口，才能擺脫歷史的失語狀態。在當下全球資本主義全面凱旋的情況中，左派要挽狂瀾於既倒重新尋找立足點，重新發動「革命」、「平等」、「解放」的政治，他的建議就是要回歸列寧，甚至重複列寧：「重複列寧，就即是在他實質上幹了甚麼，與及他打開了甚麼可能性之間作出區別…並不是重複他幹了甚麼，而是他未完成的、失落了的機會」。面對歷史上偉大的心靈或事件，任何時代要問的問題，便不是「它們在這時代還是否適切」之類的傲慢問題。恰好相反，我們應該謙虛地問：以它們在歷史上所達到的高度，會如何評價今天的情狀。

所謂的「平反熱」，除了是平反個別人物的個別事蹟，在香港以至世界語境裡，生死悠關的更是一種重新扣連歷史和將來的激進態度：在看來密不透風的宿命中，將各種未竟大志的悲觀意涵無情地推向對立一極，尋找希望和行動的根據。


關於本書

回歸以來，香港如何思考與中國的關係、如何思考自身等問題，如果回歸前的憂慮還隔著一條深玔河的距離，回歸後早已正式成為眼下要面對的生存狀態。香港是否只是可以一闕繼續跳的舞和一場繼續賭的馬，抑或同時存在著如劇本最後連結起來的66九龍騷動、《70》、八九民運及更多未及書寫，亦未竟全功的社會運動？如果所謂「香港」的體質裡，其實存在著不願被動地適應「大勢」，而相信以行動改變社會的心靈，只不過這些心靈一直沒有成為構成香港故事的有效元素的話，對例如珠三角經濟及文化融合等絕對埋身及當下的議題，今天能有自信地重新提出本地議程嗎？

當所有人都只能認為「c'est la vie」（生命就是如此）的時候，此時此刻書寫《1970s》及七十年代，就是嘗試透過嘗試填補某段歷史空白，解答某些問題，以一代人的經歷把「c'est la vie」這麻木斷言狠狠倒轉，成為當下對自己的拷問：為甚麼今天會變成這個樣子？有甚麼可能性還未窮盡？在當年以行動改變社會的標準下，今天匆匆棄守我城，是否就是文首笑話的「太早開槍」？七十年代由社會運動、電視廣播及其他消費文化出所闖出的一片廣闊而塵埃未定的「香港社會」，如何在未知是有意還是無意的歷史空白中介下，一晃眼便到了再沒選擇的今天？《1970s》裡浪奔浪流的行動者，他們所處的社會的文化抑壓及赤裸政治暴力不比今天少，他們又是如何在哪怕不乏猶豫無力困惑中，闖出某種有如靈光的世界？

侯萬雲的劇本《1970s》並非學院式的歷史證供，卻鮮活的紀錄了「石頭爆出來的一代人」（江瓊珠語）在嚴苛情況下，如何為後來者擴闊耕耘本土社會有別於時尚消費的領域，並走過主流社會發展表面上「形勢比人強」的近四十年。陳智德的〈覺醒的肇端：《70年代》初探〉謙稱初探，實質可能是屹今對《70》最有完整最有系統的整埋，當能引介讀者走進《70》堪稱超時空的視野。侯萬雲及出版計劃發起人莫妙英的訪談，由話當年談到對社運的「成敗」思考，提供了更具體的創作／出版的背景及動機，參與以至關心社會運動的讀者不能錯過。介紹劇本曾提及的各場社會運動及其意義，編幅所限其實是不可能的任務；唯事件簡述部份亦希望提供一個近乎速食的印象，讓讀者一窺始於六十年代末，十多年社會運動的尖銳性及影響。繼續爬梳及辯論的責任，不可能是本書所有作者及編者所獨有的，需要讀者及所有對香港著緊的人延續及擴充。

出版《1970s》，非今天大勢已定因而有懷舊而旁觀的距離來複述事件，而是嘗試重複敢為天下之先的《70》為當下社會繪畫路線座標，重複《70》的介入、行動、改變的精神。



《1970s：不為懷舊的文化政治重訪》，進一步多媒體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