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止的公益 ——如果菜園村是一場戰爭

美國導演大衛連治1986年的《blue velvet》的第一幕：從蔚藍天空搖下的鏡頭，但見純白籬笆和鮮紅小花，單純簡樸的小鎮上，消防車和小孩在溫暖的太陽下慢動作 走過，老人在自家花園中澆水。在悠揚樂韻裡，水喉意外卡住了，老人亦突然心臟病發倒臥在地，鏡頭切到草地，並逐漸推近放大，裡面的昆虫其實正在進行殊死的 搏鬥，配樂也變為地獄般的聲線扭曲——正當其時，小孩還天真無邪地走近，小狗也本能地在跌在地上的水喉找水喝。

這一幕敏銳地指出，和諧美好與陰暗殘酷的對立，和大都會與市郊大自然之別，並不對位。為城市度身訂造的對家，鄉郊被想像為如片中隨風擺動的小花——樸素和 善良的（偽）像徵。彷彿那裡自然無添加，沒有矛盾也沒有劊子手，靜止而說不上希望。這當然並不具體， 也缺乏辯證。


行政主導下的裸命

菜園支援組成員朱凱迪上星期四護村其間，為了保護其他巡守員，被工程人員熟練地以柔道招式「浮腰」狠撻，頸部腰部受傷，虎口裂開需要縫針。政府還主動辯解 工地人員只是「自衛」；站在一旁的警察無動於衷，也被解釋是出於「情況突發」。儘管荒謬得嘆為觀止，但也許都不是新聞了。日復日面對穿著警察制服，卻執行 著地盤保安任務的幾百警力。村民真金白銀租來一架升降台，其所屬公司也會馬上收到承判商電話，指升降台若不離開菜園村，便別寄望再接到該承判商的生意。村 民購買新村土地時，賣方除了五百萬路費，還要求村民承諾不參與村代表選舉。

作為一個現代公民，在法律的保障下，據說享有公民權、經濟權、文化權、政治權等。菜園村村民不過想另找一個新居所，就要把作為公民的權利統統賠掉？回答這 個問題，不妨從另一角度思考：集體搬村是洪水猛獸嗎？成真的話，對刻下用盡方法阻撓的對方，會有甚麼效果？


例外的挑釁性

搬村在香港沒太多先例，對非原居民的散村更是前無古人。村民並不是各自買現成的房子，而是把所有家庭買地的錢湊在一起，成立一間所有家庭合資的公司購買農 地。在多位建築師、測量師和規劃師等專業人士協助下，新村土地規劃亦是他她們花了數以百小時計的會議時間，以民主方式共同決定。房子採用生態友善及節省能 源的原則來設計；新村公用土地則是用作集體有機耕種及其他社區經濟的計劃上。

菜園新村從規劃到建屋到新村日後的經濟活動，都是以民主、參與式、社區為本等作為大原則。西諺有云「例外就是規則」（the exception is the rule），新村就是例外，就是一種挑釁，挑釁支配我們生活常規的邊界或極限——全村集體地拒絕為供一層樓而做地產商的奴隸，以 至在農業、食物供應及其他經濟活動，減底對全球化和大規模生產的依賴。在地產霸權及大財團壟斷的大局下，換言之，新村要是能夠實現，就一次突圍和嘗試。如 此的自主，不一定能夠改寫香港人幾十年來習得的存活常識，也不一定能說服窮一生精力上車上位的醒目仔；但新村要是能成真，成真的就是一種與現行秩序矛盾的 基進可能性。


必需打擊的「希望」

河蟹當道，香港政府鸚鵡學舌，面不紅氣不喘的說以「 人性化」的方式處理石崗菜園村。彷彿整件事，由兩年前菜園村反高鐵，再由去年高鐵通過撥款，到現在村民集體搬村，都被營造成沒有政治分歧，亦沒有甚麼敵人和矛盾。一切都是安 排、處置、賠償、困難，一切行政解決。

法哲德里達在〈論絕對的敵意〉裡說過，「一個地方（表面上）越少政治，其實越多，一個地方（表面上）越少敵人，其實越多」。意思是，敵我之分——即判別、 定義及命名敵我——是政治的基本，而你死我亡的戰爭則是政治的根本操作。雖然傳統意義的武裝衝突不發生，但並不意味政治操作在菜園村中缺席。政治是處理人 的問題，而當今戰爭的原理，乃是把敵人眨抑為道德上不配為人的惡魔，或實質上被剝奪各種權利的裸命，驅逐出政治的範疇。政府要把菜園村從根本地擊倒，就是 要將之修辭化為「賠償」的問題，「村民不顧安全闖入工地」的問題，就是把問題遞界出政治的領域。

菜園村村民不過要求安份守己耕住合一的簡單生活，在這扭曲的世態，竟不經意地挑動了常規政治、經濟和社會邏輯的底線。這裡沒有被動和靜態的受害者，反是有被全力抑壓、你一拳我一腳的動態鬥爭。這就是難以承受的「絕對的敵意」的基礎，卻也指出了基進改變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