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塔那麼之路

「從來都沒得到確認，他們不會對你說：『噢，原來不是你』。但他們也從不肯承認他們搞錯了」

2001年911後，四位住在英國伯明瀚Tipton市（原藉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地）的小伙子，因為其中一位要回鄉結婚，拉隊回巴基斯坦順道渡假。途中機緣巧合到了阿富汗參與當地的救援工作，更巧的是救援不成剛要打道回家，卻上了一架車，直奔轉眼便被北方聯盟攻陷的Kunduz。直至2004年他們獲無罪釋放前，絕大部份時間他們便被關在惡名昭著的古巴關塔那摩灣監獄。

拍過《24 hour party people》和《9 songs》的英國導演Michael Winterbottom，便把這個故事拍成了半紀錄半戲情電影《The road to Guantanamo》。關塔那摩灣監獄之所以鬧得火熱，並不是因為竟然在地球上絕無僅有的共產國度裡，竟然會出現一個美國的海軍基地和內裡這個監獄（這是一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基地，該海軍基地於二十世紀初已建立，早於古巴共和國立國）。而是因為這個監獄在美國的反恐戰爭中的角色，和監獄內聞所未聞、極盡殘酷能事的折磨囚犯方法。

關塔那摩監獄囚禁的，是被稱為unlawful combatant的囚犯。甚麼是unlawful combatant呢？他們沒錯是被抓回來的戰俘——世界各地被美國抓回來，而被懷疑與阿利班和阿爾蓋達有聯繫。但他們在監獄中被瘋狂折磨，也無法得到正規法庭審訊（關於關塔那摩灣監獄的折磨情況，可參考may-june 2006, Adbuster）。換個講法，說冇王管怎說也不過份。至於為甚麼既未被法院裁定為有罪，卻又被囚禁和被折磨呢？這便與美國聲稱的「反恐怖主義」、「戰爭狀態」有關相等。

歐陸哲學裡向有關於所謂「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的討論。簡單來說，例外狀態就是指如內戰和叛亂等的狀態。在這些時候，憲法便會因為實際的政治狀況而被懸置，以便政府採取「必需」的措施以回復社會或政局的穩定。吊詭的是法律需靠懸置來維持其權威，懸置當中備受爭議的，便是在此等狀況中，本被賦與的人權、自由等將受到甚麼程度的侵犯；以及更原則性的，即例外狀態本——因為其「例外」的性質——所以與政權如何按現實情況定義例外狀態相關，則到底怎樣才可以／是否可能被法律規範。理應獨立的法律系統，在講鬥力的現實政治前，是否還站得穩把關的腳步，就是核心的問題。 不嫌我煩請容我抄下書：

the lacuna does not concern a deficiency in the text of the legislation that must be completed by the judge; it concerns, rather, a suspension of the order that is in force in order to guarantee its existence. far from being a response to normative lacuna in the order for the purpose of safeguard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norm and its applicability to the normal situation. （頁三十一，agamben，state of exception）

也即是說，例外狀態是法律的界限之外的事物（時髦的講法是「它者」），法律管不到便由例外狀態來管。有興趣的讀者可找Giorgio Agamben現在幾成經典的State of exception一讀。

回頭說關塔那摩灣的監獄，一個核心的問題便是關於折磨。監獄裡有著各式各樣的折磨手段，如間斷睡眠、強光和吵耳音樂、隔離、冗長重複的盤問、在劇毒陽光下令人抑鬱姿勢等等等等。是否真的如一些評論所講：對一個暴君仁慈，等同放生數以千計的狂熱份子？按電影所說，監獄裡的500多個囚犯，最後能被起訴的只有10位，當中無一能有足夠證據被定罪。換言之，布殊和貝理雅政府大張旗鼓的反恐戰，是否名過其實暫和有效阻止全球恐怖活動暫且不說，但確鑿的數字則顯示反人道的拆磨行為，無法為英美政府換來多成成功入罪的「恐佈份子」。沒有示範單位，是誰的問題看倌自己答吧。

其實，打著反恐戰非常狀態的旗旗，更嚴重的是會改寫我們對折磨的觀念。一旦開始有輿論指「折磨的確是不好，但為了抗擊恐怖活動，便不能一概否定」，那便是一個災難的開始。關塔那摩灣監獄對待囚犯的方式，是把人剝削得只剩下身體機能運作。不少人還在爭辯人權、自由等觀念等，都只是社會和歷史的建構。人權和自由究竟是應具自有永有的普遍性，還是取決社會和歷史脈絡還猶豫未決，而折磨實際上便形同越過了這些爭辯，大聲叫yeah高聲宣示：對，所以有某些情況下，有些人根本不配被賦與自由和人權。這是極端危險的，因為下定義的往往不是平民百姓，更別說被強權囚禁的unlawful combatant。

英國的《時代雜誌》刊過一篇影評，指《The Road to Guantanamo》略過細節，「缺乏冷靜觀點得近乎瘋狂」。該文批評的是說導演千辛萬苦挑材料，希望說明關塔那摩灣的監獄活像人間煉獄。該文作者指出恐怖主義是逼切的現實的，而關塔那摩灣不是好的處理方法，他反問根本沒有知怎樣的方法才是好。

斯諾文尼亞的思想家齊澤克說過一個笑話：一個不懂英語乘客上了一架飛機，只會說英語的空中服務員問他，想喝茶或咖啡？聽不懂的他，茶或咖啡根本不是他能理解的選擇，他只能以最簡單的英語答「yes，please！」恐怖活動或者是全世界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但不取關塔那摩灣監獄的方法，不等同問題不能獲得解決。事實上，即使世界上有這座非人道的監獄，也不代表恐怖主義——英美定義的也好，其他人定義的也好——便就此消弛於無形。

《時代雜誌》的評論，指出被囚在關塔那摩灣的Tiption三個小伙子，牽涉入「恐怖主義」的起點，是在巴基斯坦karachi的清真寺。而該寺由2001年始便是聖戰戰士的「母校」。此外，三小伙在2001年10月12日離開karachi，不可能不知道戰爭在7號晚已經爆發。評論指出，略去這些細節等同把許多不利於三小伙的判斷預先排除了。三小伙的所謂機緣巧合，就算難以令人完全入信，但你告訴我這就是用廣東話所講「硬食三碌」的理由嗎？熟事熟非，你問法院好了如果你覺得我的話沒有說服力。

但細節是甚麼？直如近日上畫，如美國宣傳電影般的《聯合93》，我們見到美國平民搭客的人性一面：他們無辜、見到同胞被刀刺傷會痛哭、他們會自強、自行組織起來反抗恐怖份子、政府官員的盡心盡力諸如此類。而回教劫機者呢，野蠻暴力草菅人命，不斷祈禱還要不說英語。仔細計算如此，對事件的理解還可能有差池嗎？

先不談有報導說911後，美國政府找來了頂給科學家和荷理活高層，共議如何重組911的場面，最後落得成了商 人大拍大型災難片提倡大美國精神的機會。還有2002年初專為推介美國國家形象的「Office of strategic influence」（「策略性影嚮辦公室」）。略去細節的確是壞事，但甚麼細節需要知道，這才是學問。今時今日反恐戰長打長有，但幾乎甚麼效果都沒有，《The road to Guantanamo》裡細緻面描述的折磨手段，或者就是必需面對的細節——如果看過後還懂得感到不安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