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途上我覓理想

一個普通人如何可以成為談論的對象，哲學程度直逼「有雞先還是蛋先」。

驟眼看，普通人不過特質特徵與人無異者；所謂談論，或談論vs不可能談論之分野，就是構成語言的差異能否有效的map在言說的對象。最低消費就是亦步亦趨地辨別某人某事的輪廓。弔詭之處顯然易見：如談論對象的「特徵」，是與許多人共享的，所謂「一個普通人」這個單位，就無可挽回地溶解在前仆後繼的同類中。「個別」和「普遍」這對概念，據說就是因而天各一方水火不容。

這問題似乎不著邊際，但在近2、30年全球資本主義高奏凱歌這背景下，如何思考轉變甚至革命的可能性，卻是進步的思想界及社會力量生死悠關的大問題。不同前提不同預期不同判斷的辯論前線，是旺盛的生命力和死水一樣的僵局共種的一朵兩生花。若果再扯進一個並不驚天動地的日本男生，事情又會變成怎樣？

他叫樋口拓郎，是我們洞爺七犬去年七月在北海道反八國峰會行動中認識的一個男生。年輕時在英國遊學了一年，回國後便由機械工程轉系到社會學，專攻反全化社會運動，廿六歲的他已是一名博士生。他又高又瘦，幾乎可稱木納，但其實三番四次與他碰面的場合，也是他閉著氣挺出來，在世界各地向一班與他素未謀面的行動者宣傳和號召參與各種社會行動的場合。

如果這仍是他「與別不同」的特徵，如果「個別」和「普遍」的對舉仍是金槍不倒穩如泰山，讓我們傾斜觀看這個對立的別個模式。

拓郎巡迴各地推銷社運外，他另一重身份卻是推動樸素到極的食物運動。嗜煮食的拓郎，（所到之處，他都以集體煮食作聯宜交流）和朋友在東京組織食物合作社，到處收集朱門外的酒肉，烹調成廉價的食物供應遊行示威等社會行動時參與者的飽肚需要。他們要在東京成立社區廚房，張羅有機食物的供應及一班食物同志，定期聚會，在煮食和供應食物的國度中達至各盡所長各取所需。他們的理念淺白得像絕對的真理：你可以不信神，你可以認為政治污穢，但你不能不吃飯。從尊重個人的參與和享受出發，達到一個人類普遍的層次，四両撥千斤。

事實上，雖然他為不同的社會運動，向各地三尖八角的行動者奔走呼籲，胸有成竹理想國似乎只是時辰未到；然而，他卻絕非真理在手自我感覺良好。他參與社會運動的緣由，是這種的最好註腳：拓郎的父親是一個爭取殘疾人士權益的行動者，主張和平，參與反戰反對成田機場擴張。回到家庭這個疑幻似真的「私領域」，他嗜杯中物，酒過三巡還會動手動腳。父親這種矛盾和缺陷存在，成了拓郎對社會行動者的觀念中一個根本的問號。問號並不靜態，而是兇猛的旋渦，搞運動也就不是每星期花五元做善事，同時也是解決自己構成性的問題。

換言之，社會如何變革，與行動者在運動過程中的歷練和成長，於他是共時的並行探索。陰差陽錯，極端的自我經驗和脈絡，與對社會改革的普遍主張，又在實踐的維度上夾纏不清。當代社會理論對於所謂革命主體屬個別抑或普遍爭論不休，拓郎這個活著的例子，舉出來不是要說他是梅花樁高手，只此一家把殊死鬥爭的理論問題輕巧避過。他想搞的運動，目標是把要吃東西的人都包攬在內，已是叫人滴汗的野心；流行理論中悖論矛盾的概念，在他的實踐中兩茫烟水相濡以沬，在極端的個別中閃出一道普遍的靈光，真箇心曠神怡。

拓郎一月路過香港，臨走前一晚，還有小風波一個：一天工作完結，倦得只想怒灌幾罐迷糊睡去，啤酒還未命出來就收到朋友電話，說拓郎對小弟制作關於他的短片的放映有些事要討論。立即有如阿圖塞說一個路人在街上被警察叫停，情景就有如一個有公民身份的個體被國家截停。用個術語一點的講叫，這叫interpellation。關於所謂紀錄片的倫理、拍攝者和被拍者的關係（包括拍攝的時候和放映階段等），一串問題立即如聽到號角聲的老兵列隊敬禮。

見面後，原來又係估佢唔到。不錯他是說片子要是在日本放，放給他的同志看，他會有點猶豫。畢竟日本的社會及文化環境也是少有把自己的內心披露，即使搞社會的人已算是勇於為世不容朗聲說自己意見，家庭和出身等也不能說是同志間的熱門話題。筆者願意相信他的猶豫不是相反的暗示，而是他一方面的確有興趣聽聽其他朋友對片子和片子裡的他的意見，另一方面是他也不見得完全服膺日本如此所謂的習慣或傳統的取向。

穿鑿附會的話，這又是個別的「真理」從來都是深入在要排斥它的普遍中的一個例子——但這樣說絕對是無聊到極。到底，拓郎路過香港，其實是為了他的博士論文研究，研究「行動者是怎樣煉成的」，這個看似抽象的問題，對日本社會的implication還深哩。聽過hikicomori沒有？這種日本現象就是被縱橫交錯顛三倒四的文化價值觀詮釋得水洗不清：鎖自己在家看漫畫是對世界的拒絕還是純內向自閉？叫他適應社會努力工作？這是個不能自控的「精神問題」，還是有意識的反社會行為？他們需要純論述上的重新評價，還是動員組織上的參考？

他未必會對我這樣看他，這樣把他錯置到我有興趣的問題表示興趣或認同，反之亦然（其實是有的！！！）。但這也許不緊要，把問題開展在還未知答案的領域，叫生命力，叫僵局的盡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