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近那麼遠 ——青年的面龐

短路中的青年

決定論大家聽得多，甚麼經濟決定論科技決定論基因決定論多元決定論星座決定論，不一而足。話說美國出現了一個新概念，所謂的parental determinism。簡單來說，就是社會有所謂「青年問題」這個並不出奇，青年據稱從來都要被修正被規訓，這個並不出奇；奇就其在近年，連家長都開始被置於各種育兒社工教育專家要檢驗的大光燈下了。在專家眼中，青少人有問題，根源就是家長不懂教，是故就出現了所謂「parental determinism」這個異形觀念。

但開講有云，事情第一次出現是悲劇，第二次便是鬧劇矣。如果parental determinism這個觀念顯得荒誕，不得不提的就是香港所謂青年問題的「起源」。讓我們把時間倒流回一九六六年，那個年頭，甚麼免費教育廉政公署都沒有，政治封閉官吏貪污，百姓胼手胝足生活艱難。當年天星小輪公司，挾著每年巨型的盈餘，卻宣佈船費加價。四月四日有位叫蘇守忠的年青市民，抓起一件外套裡面反出外面穿，並寫上「絕飲食反加價」的字句，隻身便走到尖沙咀天星碼頭展開個人的絕食行動。絕食行動當然在翌日已被皇家警察，像公安在天安門廣場撲法輪功般，極速撲滅了，但卻為後來歷時四、五天的所謂「六六騷動」揭開了序幕。事後政府裝模作樣的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調查事件的成因和對殖民地政府施政的啟示。

報告這樣說的，「... the most significant feature… is the comparatively high proportion of those in the 16 – 20 years category who were involved in offenses more serious than curfew breaking…the feeling of aimlessness and boredom which was part of the motivation behind their involvement in the riots. Because of the demands of their employment they lacked opportunity for normal teenage fun, so used their riots as one outlet for this need.」

一件因殖民地劣質管治加上企業貪婪無度引發的事件，就如此地被權宜詮釋成為苦悶青少年借故發洩的機會。一如「parental determinism」，究竟社會體質出現了甚麼問題，媒體、職場、「成年人」豎立了甚麼「榜樣」，全然不是要探究的問題，要解決的是年青人苦悶還是甚麼其他更系統性的社會結構問題等，也全部視而不見。問題一端和解決方案一端都是徹底有意留白的情況下，青年人和苦悶便被「短路」（short-circuited）成最為容易操弄因果關係。


青年在哪裡？

六六年那個調查委員會，當然有權將問題推卸到一班被他們視為燥動不安的青年人，但真正應該問的問題，其實是香港這個社會，有年輕過嗎？任何年代都會有年紀分類上的年青人，但能把「年青」區別出來的特質會是甚麼呢？容筆者改述以前學生組織的口頭襌「群眾在哪裡？」，還未及細問的問題，會否是「青年在哪裡？」如果按呂大樂在《唔該，埋單》的說法，七十年代的其中一點重要性，是其重疊了香港的社會時間與家庭時間。意思就是，香港經濟於七零年代中的起飛，與戰後嬰兒於七零年代開始長大及大肆佔據社會位置，剛好同時發生。這說法當然有其事實性，但若不對這說法作更仔細的釐清，就很有可能不僅唯有承認今天香港社會已是一頭僵化了的恐龍，更可憐的更恐怕會是，我們被宣判永遠放逐到沒有年青、爆發力的國度。

齊澤克在《violence》一書指出，十八世紀以來的自由主義，將公共和普遍含糊地等同，彷彿只有白種中產階級男性特質（所謂WASP，white-anglo-saxon-profession）才能恰當描述公共領域的普遍性，女性主義者和後殖民批評等都將之批評得體無完膚，今天被視為戰靶可謂當之無愧。然而，齊澤克卻認為假若如此便棄置了「普遍性」這概念甚至或理想，便不過是與目空一切的自由主義者無異，退縮到永恒的個別性，自毁長城。反之，他認為兩三百年前的康德，已對那種庸俗自由主義者提出了哪怕是時空錯亂的批評。康德認為，所謂「公共」與「普遍」並不是指一個男人由他可以為所欲為的家中，走到可以發表偉論月旦時事的咖啡店或廣場；相反，任何人難免都有受制於一系列的社群家族社會條件的束縛與限制，但真正的普遍性卻是存在於他對自身限制的超越。

從這裡出發，當今動態的、具力量的「普遍性」，就涉及了不同受壓迫者如何互相認同各自的受壓迫經驗。任何資本主義要排除的、對壓迫性的社會制度具有真正對抗性的元素的總和，便構成有別於男主外女主內式自由主義概念中的普遍性。中國導演賈樟柯回應許多指他專拍社會上「邊緣社群」，不正正便是強調，中國十三億人九億是農民，到底誰是主流誰不是麼？


我消逝即我在

若要討論香港的青年、生氣究竟在甚麼時候以甚麼面貌出現過，如此思路便相當有幫助。任何特定社會的所謂青年，如果與尚未成形的兒童與業已僵化的成年既得利益有區別的話，其特質便應在於他們對社會所構成的對抗性，而不是恰好碰上各種機會獲得各種經濟利益及社會地位。換言之，大量戰後嬰兒不錯是踏著七十年代的經濟機會自此平步青雲，但若這就是我們典範性的年青的唯一意義，今天的失語也就在所難免。反之，七十年代的各式民權運動、社會運動、學生運動，以至各式各樣的電影會、文化藝術雜誌，沒有誰會願意將具爭議性的問題拱手讓給權威及專家，作為青年就是把社會扛到肩上，在一個沒有既定路線的地形上尋找烏托邦，向當時的社會發出了嚴肅的敲問，動搖了許多當時被認為理所當然或至少不敢明言質疑的成見制度——諸如此類才是具年青爆發力的社會的無名英雄。

納粹大屠殺生還者，猶太裔意大利化學家Primo Levi被問及他究竟是個猶太人還是地球人，齊澤克倒裝了一直以來的標準答案：先是地球人，然後是猶太人。齊氏卻認為真正的答案是，正正因為他猶太人是個在二戰中飽受摧殘的民族，而他亦終日猶豫他是否能夠完全認同自己為猶太人，只有如此他才有資格成為一個真正意義的地球人。在今天，青年這種身份認同如果還有意義的話，意義應該在於如何在自身的時代和環境中站到對抗性的前沿。歷史上散落一地的勇氣和意志，哪怕浪奔浪流轉瞬消逝，但正是如此，構成了青年的普遍性轉瞬消逝的面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