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10

逆想進步——菜園村的靜態反擊

The stranger, clothed in his new thoughts, acquires still more partisans in the ways of silence.
Anabasis, Saint-John Perse



康德在他的遺作《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問及一條看來有點天真有點傻的問題:人類可以持續地進步嗎?大哲所指的,當然不是科技、經濟等世俗面向,而是人類的倫理道德領域。時值十八世紀末,面對紛亂的局面,康德卻認為進步是有可能的。他當然不是無厘頭樂觀的發展主義者,同期的法國大革命是他不至於完全絕望的例證。

最近革命的人民精神飽滿,他們雖然成敗未明,亦可能不斷累積苦難與暴行,然而他們卻能激發旁觀者發乎欲望地由衷的袒護。這種欲望既與期待及熱切接軌,亦只能出於人類自身的道德情操,即使其表達形式並非不存危險性。i

也就是說,一直以來不可思議的事情竟然發生,人民無畏地爭取本屬於己但從未有資格行使的自由和平等。重點也許不在結果如何,而是轉變發生的可能性。任何社會都會慣常性地壓抑深刻、根本的轉變;轉變的缺席與所謂社會常態,不過是銅版的兩面。社會進步取決於「被抑壓的回歸」,這可能性,對康德而說,是沉穩地押於人類道德情操上的。




位於上水石崗的菜園村,是一條寧靜的非原居民小村。村民都是五十年代起由國內逃難到香港的,村裡的一磚一瓦一井一樹均是村民幾十年來的血汗成果。

菜園村當然因為種菜得名。「蔬菜」跟「農村」等字眼表面上樸素得很,自然得很,村的形成卻與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的中港關係、政治民生有著不遠於心跳的距離。食物供應一直都是政治及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香港的農民以種禾為主,新中國成立後,為免令香港單靠內地供應新鮮蔬菜,港英政府便透過訂立法例、成立蔬菜統營處等,鼓勵新來港的農民種植蔬菜,供應本土市場維持穩定供應。而菜園的村民多是廣東省南來的菜農,順理成章地便投入了當時其實相當時髦的蔬菜耕種工作,為香港提供必不可少的食物。今天已成搞集會、盆菜宴的菜站,便是初時為了省卻村民個別運輸,而又能把農作物集體送到蔬菜統營處的一扇窗口。

後來引起正面反面龐大迴響的反高鐵運動,就是由這條本來與世無爭的菜園村開始。然而,相關的議題太多,篇幅所限無法完整地掌握整個圖像,不如讓我們由一條形式及內容上均能靠近議題本質的紀錄片著手。

由菜園村支援組成員製作的《鐵怒沿線 》,一改印象中社運紀錄片作風:遊行示威、官員對峙的場面、參與者昂揚地反駁及批判的場面不多,更多是村民認為是沒甚麼大不了的閒話家常,向持攝影機者介紹他們各自的田地、有甚麼農作物、不同品種有甚麼功效、可以如何烹調,也有村民高媽媽以八十多歲高齡在元朗街頭健步如飛地拖著兩個紅白藍走動擺賣,應付麥記職員和食環人員,當然還有向其「顧客」傳授各種資訊等。換言之,在風風火火的反高鐵保菜園運動中,《鐵怒沿線》的制作人向觀眾呈現了一幅表面上風馬牛不相及、甚至說毫無抗爭性的菜園村民風。

但真是風馬牛不相及嗎?當然,飽讀理論朋友或者會有另一種批評:是否我們城市人特別鐘情於田園生活的「異國風情」?菜園村的環境得天獨厚,天特別藍,草也特別青,顏色大概不用在電腦苦心孤詣地調校,已整片風景羡煞旁人。如此環境當然與城市有著天國與地獄之別,菜園村有其異質性(foreignness),但這異質性卻不是單純是作為想像中的城市或現代生活的對立它者(other)。

從根本講,問題真的在菜園村嗎?是村子要擴建,蓄意阻擋等不及四十八分鐘就由西九直達廣州外圍的達官貴人嗎?是村民與政府糾纏於賠償問題嗎?恐怕都不是,村民也許沒想過自己會變成鎂光燈投射的對像,也沒有把自己說得有甚麼生死悠關的重要性,村子建立在元朗石崗也不是有甚麼蕩氣迴腸的大道理。菜園村是一條要不是政府大張旗鼓建鐵路,也不會有人認識、自給自足的蚊型農村而已。

要不是政府始作俑者,以「邊緣化」、「落後」、「特事特辦」、「十載規劃」等各式各樣的說法威迫利誘,菜園村幹嗎按奈不住要抗爭?換言之,若認為菜園村要替自己辯護、要展現政府的沬黑打擊手段,甚至如何理直氣裝地向政府痛陳政府不是,都是被騙進政府所設的泥漿了。村民各自的田地及農作物,高媽媽簡短而自信的務農生涯自述,就是保留村子,保留他們生活方式不起眼但無法摧毀的理由。

換言之,《鐵怒沿線》的制作者,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以一套極度靜態的電影,向觀眾展示了筆者認為最具攻擊性的態度。不問可知高鐵除了菜園村還有千萬般問題,但對不起,菜園村本身並不玩政府那場遊戲,村民的歷史、知識和生活形態並不是為了與政府對立而存在,故也不是政府的各種手段可以打擊的。《鐵怒沿線》鋒利之處,便是以冷靜和真誠的眼光,不浮誇不挑釁地呈現出村民的主體面貌(而不是作為政府的對立面)。




在這意義下,菜園村的村民,難道不正體現出是法國哲學家巴迪烏念茲在茲、具挑釁性而又表面上矛盾的「單一的普遍性」(singular universality)麼?這裡指的「普遍」並不等同籠統、抽象、歸納所得等,卻是建基於與政府那套大論述及邏輯之間完全不能通約的距離——沒有關係的關係(a relation without relation)。要命的普遍性,就從這點強悍地放射出來。

文首Saint-John的詩句的意義不也恰好在此嗎?陌生者,帶著其新想法,以沉默的方式不斷招來追隨者。一月十六日,萬多名反對政府高鐵方案的市民包立法會十多小時,由菜園村開始,這種尊嚴、樸素但不失簡陋的生活方式,與政府近年歇斯底里盲目發展之間存在著的徹底不可通約性,不知不覺間已擠身為我城最具普遍性的號召,在近年一片土崩瓦解中,牢固但不張揚地重新拓出立足的寸土。

換了是二百多年後的今天,不知道康德會如何回答他自己的問題。畢竟二十世紀的經驗相信也足以令大哲頭痕了:二戰後世界幾十年的高速經濟發展,前帝國的殖民地走上民族獨立之路,八十年代末鐵幕倒下更據稱宣告了歷史已勝利地終結。然而,別忘記二十世紀也是兩次大戰的空前死難,法西斯政權、古拉格及關塔那麼等非人監禁折磨技術、經濟高速發展下的貧富懸殊新型社會區隔、生態環境問題、物種基因的智識產權化等出現的年代,千禧年後的金融海嘯還未計算在內。以為拆了菜園村修了高鐵便得救的香港政府或許才是真正的滑稽和絕望,香港糟得天國近了已是常識,菜園村及相連的反高鐵運動,不過悄悄低唱絕望言之尚早。

刊於《字花》第廿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