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展望的記念 ――菜園新村的辯證

執筆之際，電視傳來屯門紫田村的新聞：部份村 民不滿賠償太少，把家檔搬到路口攔路，並申請了臨時禁制令，與警方於現場發生了少少口角少少混亂，發叔介入斡旋，旁白又說菜園村立了壞先例，受訪的「學 者」解釋說政對菜園村提高了賠償，甚至協助村民「覓地復耕」云云。學者又指，若事情拖延下去，更多「外來勢力介入村民抗爭」，政府處理便會更加困難。

驟眼看多麼完整的報導。不足兩分鐘的篇幅，村民申訴、對峙現場、議員介入，學者評論，一覽無遺。類似的收地重建情況，在新聞行業的操作裡，彷彿已經發展了 一套應有盡有及可重複的採訪報導策略。關心城市及鄉郊發展者近年風塵撲撲東奔西跑，難道不是鏡像麼：不僅推土機式的地產 發是常規的一部份，連抗爭及異議亦無可避免成了常態。

火頭雖然處處，然而土地重建及發展，卻涉及可能無法常態化，及最不可重複的環節：遷徙。對於壞了腦的城市人，房子只是與厠紙和股票無異的商品，搬家是家常 便飯，更是向上流動的像徵。然而，「換樓」只是云云遷徙形式中的一種。經已被標籤為做壞規舉的菜園村，馬上亦要集體搬村，此時此刻回到菜園村這主題，非因無力無奈到極點，立個碑當給個理由把它從此拋諸腦後，恰好相反，它不卑不亢地為香港奠下了新基礎。


作為創傷的遷徙

歴史上最著名的遷徙，難道不是舊約聖經的〈出埃及記〉嗎？以色列血統的摩西，受到耶和華的召喚，冒著惹怒埃及法老的險，帶著成千上萬的以色列人，穿過紅海 向應許地迦南進發。然而不要忘記，耶和華為了逼法老放行，不惜透過摩西向埃及降下十場災殃，把食水變血，日月無光，蠅災蛙災瘟疫泡瘡蝗虫冰雹，無所不用其 極，絕招更是把所有埃及家庭的人畜長子都殺掉。過了紅海到了西奈山，耶和華又殺了三千個渴望下山的利未人。換言之，這趟旅程不簡單是以色列人向他們被許諾 建國的聖地甜美順利地邁進，種種危機在這條路上，又何止無處不在。

又，一九四七年，英國殖民者剛要從印度撤回老家，印度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這兩個長期互相傾軋的政黨，在英國人的同意下把國家一分為二，印度教徒及錫克教往 東面的新印度，穆斯林則到西面的巴基斯坦。一兩個月間，幾個宗教共一千二百萬人就被迫根據新的政治地形遷徙。當然，這次大遷徙也不是教徒向自已的應許地心 存喜樂地進發，極大規模的人流加上極度壓縮的時間，換來就是歇斯底理的暴力：謀殺、縱火、強姦等。妻離子散、家園被毀、農地腐爛、村莊遺棄等，說得出的發 生了。更難過的是，據口述歴史研究者布塔利亞烏瓦什指出，暴力事件並不單止發生於不同宗教之間，有婦女甚至被相同宗教的男人強 暴。整個過程的死亡數字沒有定論，但一般估計至少也有五十萬。

提這兩個例子，意不在危言聳聽，妄言菜園村搬村的壓力指數高比印巴分治；也不是散播神秘論，預言搬村將惹天怒，以自然災害還擊城市。菜園村「集體搬村」是 村民的大工程，但它卻從不是單純的搬到一個更好的地方改善生活。歸根究底，它是村民與支援者曠日持久的運動及組織成果，亦包括其間充斥著難以想像的情緒及 壓力。以為把村屋換補償金便當了事（甚至有賺），其實完全無法掌握所謂「搬村」，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港版――剪不斷理還亂

十九世紀末租借新界，一九一零年頒佈《新界條例》所確立的「原居民」身份及相關政策，如何歧視非原居民及其所謂的「散村」；農業如何由二戰後作為香港的戰 略物資，到後來逐漸完全依賴內地入口糧食，這政策過程對新界人口的影響等，盡皆是坐落在散村遷徙這問題下的重要歴史坐標。

撥款通過後，政府以根本是一大片政策空白的「復耕牌」為策略，再三阻撓村民自行覓地集體搬村，繼續耕住合一的生活模式。村民雖然幾十年前都是自行建屋修路挖 井，但今時今日要以整條村作單位，集體討論及決定新村的面貌、規劃：路要多闊，公家地要多少，房子的分佈如何等。一星期大大小小的村民會最低消費三五次， 有老村民曾對筆者說「開會開到倦」。對老老幼幼的村民而言，集體規劃也顯然是陌生的大工程：每個家庭有自己的想法，同一家庭裡老中青的需要亦不可能完全一 樣。不斷開會討論，當然是因為不存在總司令，種種涉及的事情無法一鎚定音，新村的地點、面積、硬件規劃、與旁邊新鄰居的關係，全部都是變數。政府設定的十 月中遷出期又越逼越近，申請牌照、買地、規劃、建屋、搬遷等所有工作幾乎全部同步進行。

這些壓力並不是來自上天具道德判斷意味的懲罰，亦不是赤裸裸的令人 骨折斷氣的拳腳暴力，但在一個政府不單止沒支援，甚至是始作俑者及雪上加霜的情況下，這就是香港版的大遷徙，一點不多一點一少。

或者在這基本認識下，才開始具備條件，思考菜園村搬村的生產性。時序上， 一月十六日，立法會在一片爭議聲中通過高鐵撥款；二月廿一日，菜園村村民大會決定集體重建家園，搬村籌備工作正式啟動；三月廿八日，菜園村生活館在一塊既倒之地毅然開張；眼前的九月十九日，菜園村一眾村民及支持者舉行展望新村的中秋晚會――這叫做終結還 是開始，叫歡送還是持守，差別豈止轉念之間。


他山之石――順從及鳴冤序之外

法國當代哲學家巴迪烏（alain badiou）在他今年出版的新作the communist hypothesis裡，分析歴史上對1871年巴黎公社的評價。他 指出，即使馬克思的判斷也是含糊的：他表揚它把軍權奪回給人民、撤掉既有的機府機關、實踐國際主義等；但他也定性了公社的不足，例如對中央軍權、公共財 務、外交問題等的能力不足――換句話說，馬克思認為公社缺乏駕御國家機器的能力。

巴氏認為，進步的群眾運動一直都有一個難關：錯把國家能力，作為量度政治能力，或政治創造性的唯一標準。因此，一旦有政客把群眾運動 （無論是勢如破竹或強弩之末），嘗試嫁接到原有的國家機器體系時，群眾運動者便只能大呼被出賣。以巴氏的說話，「這種國家能力的缺乏，被 過早地判定為運動本身的失敗，而不是被理解一種代價——國家與政治創新之間結構性裂縫代價」。換句話說，群眾運動固然不能簡單被國家收 編，其無法改朝換代坐上龍椅統治黎民，斷不是其失敗的鐵證。回到巴黎公社，巴氏指出，其貢獻及有待承繼及開發的，並不是它摧毀了領導的權貴政客（事實上公 社並沒有推翻任何政權）；但公社摧毀了一樣更重要的東西：對工人及人民的政治支配。這就是巴氏對公社評價的標準。


反攻，或備忘一則

這幾個月間，菜園村村民及支援者以不可思議的成熟程度，整理傷感的心情，向香港史上罕見的民間自力搬村這條畏途邁進，最終打出缺口，爭取到足以集體搬村的 復耕建屋牌。生活館一班如假包換地五穀不分的年青人，則在零經驗及緊張人力及資源下，妄想同時學習勞動、生產糧食、與村民共同開發加工食物、接通具備人文 關懷與土地連結的生活網絡。換言之，重新定義「生產」及其價值，並將之幅射 到居住及工作及整體生活原則裡。菜園村村民無法推倒高鐵，但他們嘗試遠離「安置戶」這種政府行政系統裡的角色，生活館參與者無法毀滅跨國食品企業，卻在不斷的失敗中嘗試生產食物給自己和身邊的親友。

建新村的過程及新村的出現，換言之，並不是把一磚一瓦重新疊起的簡單堆砌。 在修高鐵這種特大的國家計劃的脈絡裡，在城市發展一向的安置或向既有的物業市場疏導的邏輯裡，集體建村搬村無疑是意義重大的一次例外：是在政府的缺席（或與政府的角力——從爭取復耕牌這方面講）下，村民及支援者將其意志及決心實體化為實牙實齒的菜園新 村，這次實踐將不可逆轉地銘刻在香港歴史中，待其他後來者承繼及擴充。

這不止是「最大公因數」，亦斷非底線，值得在新村前的中秋存照紀念。


（另一版本刊九月十七日，明報世紀版。報紙版本標題為編輯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