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g live woody allen

趁新片melinda and melinda未上，趕緊寫返幾句贈下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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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活地阿倫的電影便是貪他混亂糟糕不可理喻。試想有誰的性格本身果斷強悍，敢愛敢恨不拖泥不帶水——就如放棄相處十年的美亞花露而另與養女宋兒結婚——但總愛創作與他這面性格相映成趣的角色？由他本人飾演電影的主角一般都是怕事懦弱四面危機的反英雄小男人。這種欠缺自我走到極端，便會是《變色龍》（Zelig）中的主角：童年受盡欺凌，不敢以真正的自我面對別人，長大後每逢遇見甚麼人，便會變為同一類人。明明到處將自身投注到自己所飾演的角色，卻矢口否認角色是他現實生活的複製。這樣的左閃右避，老在尋找安逸位置，是否要把所有人都惹怒不可？

看電影都少不免一個框——銀幕或電視框。有這個框，哪怕再奇情詭異斗膽狂妄，電影都似是被安置在一個與所謂現實世界隔絕的地方。戲情也許會與我們的生活相似，但說「相似」就算不意味著如有雷同實屬考合，至少也暗示了兩者本來有著似乎必然的距離。但活地阿倫的所作所為幕前幕後，如果更要以銀幕電視框來畫開分析的對像，一面是作品一面是作者，就實在是天大浪費。

活地阿倫原名（Alan Stewart Konigsberg），是一位在紐約布克林區出生的猶太人。他自己曾經說過，與其把猶太人當作他的身份，不如說他是一位城市人。事實上，因融資理由，除了他現正在拍攝中的新片外，他的電影幾乎都是在紐約完成的；而他對猶太人的冷嘲熱諷更是可以信手拈來。在《安妮荷爾》（Annie Hall）和《歡情太暫》(Crimes and misdemeanors）中，都有猶太大家庭的聚餐場面：談家事談政治都特別煩人刺耳。

編導演無所不幹的活地阿倫，自六五年第一套電影What's new, pussycat?開始，幾乎每年都有出品。高產量除了為他帶來名利，還足證他對電影的投入。但除了堅持不斷出產外，他對電影的投入，大概還可見諸他電影中徘徊不散的一些主題 ——創作／虛構和生活／現實。這些主題不只是活地阿倫所有作品的出發點﹐更不只是活地阿倫獨家興趣，但長年累月地耕耘這些主題，便說明了他之於電影創作是如何夾纏不清，不能自拔。

將文學和電影創作的具體操作、心理困難、作者與其創作條件間的複雜性等放上前台，成為其故事的主要內容，就是活地阿倫電影的一大特色。因此，不難發現的是作家和導演經常都是電影的主角：即將上畫的《瑪蓮達與瑪蓮達》（Melinda and Melinda）的悲喜劇作家、《荷理活大結局》（Hollywood Ending）的忽然失明導演、《解構愛情狂》（Deconstructing Harry）靈感乾涸的小說作家、《歡情太暫》自嘆懷才不遇的導演等等；在《安妮荷爾》中，活地阿倫固然是一位搞棟篤笑的喜劇作家，但電影中刻意安排的字幕、分鏡、旁白等，和《戲假情真》（Purple rose of Cairo）裡走出銀幕的演員和手足無措的片商，都在在將一般理解的「作品」以外，但卻與它們唇齒相依的一切細節由背景變成主角。觀眾或作者活地阿倫本人，結果都要與有關作品的一切面面相覷，無路可走。

日常生活的「現實感」，需要某些被假想為「虛構」的東西支撐，哪怕當中的分野是多脆弱，不然所謂「現實感」便會被瓦解。但活地阿倫這種對電影的處理，卻無可避免地動搖著作品與外在世界原來穩定的假想關係，也就是說任何作者從來都不是在「現實」裡創作「虛構」的作品：至少現實不只是外在不變而綁手綁腳，虛構也不只是無邊無際的任意狂歡。在《戲假情真》中，男主角從電影院的銀幕走出現實世界，觀眾嚇得雞飛狗走時，我們不是聽到一位荒失失的女士說：「我希望我今天看的電影與我上星期看的一樣，否則生活還有何意義？」

換個角度來說，在活地阿倫的電影中，主角在創作的電影或小說，經常便迂迴隱晦地暗示著我們作為觀眾在觀看的電影。《歡情太暫》的結局裡，活地阿倫不是祈求一條完美謀殺的絕世好橋來解決他生活的問題嗎？但他日思夜想的謀殺大計，卻已經給他身邊的祖達在現實中完美的演繹出來，並為祖達帶來無限的煩惱。諺語有所謂「人生如戲戲如人生」，但在活地阿倫的電影世界中，人生和戲卻斷不是兩條老死不相往來的平行線，而相似也不是偶然，而是時常蠢蠢欲動越軌範禁，務求干擾對方的邊界和規律。

在《解構愛情狂》的末段，當活地阿倫苦於創作靈感閉塞兼無人出席其榮譽學位頒奬儀式時，他忽然看見所有席上嘉賓都是其筆下的人物——這當然是幻象。但這畢竟成為了他的新靈感，支撐他繼續生活下去。這是個很玄的結局：他的作品只要作品裡的人賞識便已足夠，便足以讓他繼續創作。我有想過若這同時是他電影生涯的結局也不錯，但一如他所有的矛盾和弔詭，活地阿倫還是繼續神彩飛揚，起落有致，一部接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