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情

因為要請假，有一天我在點算七月和八月時開了多少ot。這舉動韻味深長。

要從網頁的日曆找，要在一共有萬多個電郵的信箱裡找甚麼日子發過收過甚麼，要翻自己的記事簿看甚麼日子記下了甚麼工作。然後要在自己的腦海裡把碎片接駁和還原，讓一天一天的影像fast forward一次，那是壓縮中的壓縮中的壓縮。第一重壓縮是保碼頭本是原則性與庶務的完美結合，第二重因為七八月短短兩月之間絕對是兵荒馬亂人心惶惶，第三重壓縮是結構性的：要在腦海中為別的理由把所有的經歷fast forward一次。

故事裡有故事，故事外也有故事。去年年底，牛棚書展有一場講座，嘉賓有馬傑偉、吳俊雄和羅永生。內容講甚麼都回贈講者了，唯一記得的是一道近乎暴烈的命令：拒絕身份，你必需找回由歷史構成的主體性。這命令在菠蘿包式的本土文化和上海香港雙都市的比較研究堆中，耀眼而立即佔領了在場我們幾人的靈魂。及後又有一次，許是十二月十日，嶺南舉行了首次的我們的未來論壇系列，rose司徒生哥馬老闆坐滿了一桌，還有許寶主持。 似是du day、michael pryke和英國傳統左派對文化經濟學的論爭，又或是meaghan morris、lawrence grossberg他她們就文化研究定義的爭論的翻版般，講歷史的與講性別種族何者是香港最嚴峻的文化問題談得興烚烚。要散這股熱，需要的時間似乎比想像中要長得多，散不到的後果似乎也比想像中要嚴重得太不可思議。

轉頭便是天星了，沒問太多情由便像對準一個黑洞盡情的直插。戰場轉移皇后之後，初期我們的道德高地只是由填海、麼地商場囂張的項目所堆疊而成。一二一、三一八都過去後，規劃和公共空間範疇基本上已成複調——重複的腔調。機緣巧合有一個訪問莫昭如的機會，想他談在皇后碼頭一帶的抗爭經驗，一問成懺。他提到七一年上下，二月時他們因為保釣而在中環的德忌街廿一人給警察找了，怒之下他們召喚市民到愛丁堡廣場集會，十二人又被捕了。在差館相識，後來都成為了70年代雙周刊的編輯。故事有著解釋不到的攝人力度，我們不斷發掘在碼頭一帶發生過的抗爭故事，那些故事又反過頭告訴我們作為「香港人」保衛碼頭究竟意味甚麼，我們和之前的抗爭者有甚麼關係，碼頭抗爭在回歸十年後的今天又有甚麼意義。逐漸，之前一直懸在半空的問題意識，慢慢與在地上發生的事情，拉上一條宿命的幼絲。

長駐由四月二十六日開始。進駐後兩天，便和朱凱迪到了台北，開會吃飯再開會再吃飯，四天左右便趕回香港。擔心拆碼頭的焦慮開始化身為妄想，生怕自己不在會成為碼頭被拆的原因。及至六七月的時候，俄羅斯小組全面開動，每個星期當更三四五晚，放工就守夜，守完就沖個涼就開工只，麻木都變成感情，一邊自殘一邊感恩。眨眼回到這刻，埋單計數不計平日的ot不計當更不計開會，只計每星期一天半的假期，兩個月下來竟也過百小時，那是自己想起也情不自禁要致敬，有今生冇來世的級數。

有朋友說這種複述自己的說法，簡直令人作嘔，說這是形同愛情云云。比喻是不錯但我倒覺得是憂鬱，以zizek的話來說，melancholy不是哀舊物的消失，而是對逝去事物感情不復當年的焦慮。眼看當前，我想我是真的憂鬱到極。還好是因為攞假而要重構這索命的兩個月，如果是純粹回首我想我會老淚縱橫不省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