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卿底事

立國二百多年首位黑人統總，本地媒體都爭相指點評論，差點叫人誤以為大選的是香港，而非美國。像筆者一樣唸歪書長大的人，不少對美國（更常的稱呼是「美帝」）都有種隱隱約約的距離。「美國」這兩隻字，與軍事霸權，經濟侵略，關塔那摩等鷹派意象幾近同義—— 雖然美國人口有拉雜成軍的三億之多，激進的貧窮的被壓迫的善良的奢華的狡猾的冒險的反動的尋常的甚麼人都有。

在全世界都受夠了布殊的前提下，奧巴馬的「yes, we can！」，實質上回應了甚麼的訴求、召喚了甚麼情緒、網羅了甚麼欲望，是有趣的問題。投票給奧巴馬的六千萬人的「希望」是甚麼呢？始於列根年代，結合了軍事國際政治經濟文化權力，令全球傷痕累累的「新自由主義」，奧的當選，對飽受其苦的全球民眾，又是否代表了甚麼「希望」？讀人言報，奧巴馬就等如謀殺美國，連臨開選前幾天都要祭出某些民調不準確的「理論」，某種美式政治科學最愛搞的mid-range理論，以經驗的分析推進出一步咁多的所謂理論。當選後也不忘調侃充喜效果只有兩星期，之後的「福利政策」全美國就有排受，諸如此類。

如是者，大選也就不止是共和黨和民主黨此時此刻的角力，也是美國一系列極端負面的形象，能否或可以甚麼速度、朝甚麼方向改變。這個彷彿大到無邊的問題，美國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98年出版的《築就我們的國家——20世紀左派思想》或能再提供一套參考。

據羅蒂的回顧，二十世紀60年代前，美國其實有強大的左派傳統。先別對號入座，當時美國的左派並非等同馬克思主義，在這左派圈子裡，「愛國主義、主張重新分配的經濟學、反共思想和杜威式的實用主義並行不悖，自然融合」。他們甚至認為「美國只有左傾才能忠實於自己——要想讓我們的國家、政府及新聞界不被富人和貪婪的人買斷，就有必要實行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

這樣的「左派」是否左派當然可以爭議，就如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是否馬克思主義，或俄國十月革命有否違背歷史唯物主義之類。但實牙實齒，美國也有過主張再分配的政治力量，自稱左派並具影響力。

羅蒂當然並非趕時髦要向奧巴馬一諫，他強調的，是當前左派應重新搶奪所謂美國精神、理想和核心價值。60年代後上位的所謂「文化左派」，沉迷於語言及哲學的思辯，向現實政治投降叫他痛心疾首。羅蒂對左派興衰的判斷當然可以商榷——當然作為對無限抽象及思辯表示強烈不屑的姿態及情緒宣洩絕對明顯有餘，但以三個講座的內容，希望對學院左派文化左派與所謂改良左派的恩怨情仇，作真正思想史或社會史的處理也是同樣地明顯不足。但「希望」既是當前美國政治的潮語，歪讀一下羅蒂的理想國，應不止於沒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