冇錢又煩，有錢又煩

早前讀過一篇民間報導，關於無牌小販如何在新正頭大年初一，把官塘市面炮製成一個目不暇給的庶民遊樂場。炒麵炒河粉鵝腸豬紅豬腸粉蠔仔餅串燒燒魷魚臭豆腐魚旦墨魚碗仔翅炒栗子煨番薯，豐富得開年飯也不用吃；夜冷檔裡精品藏匿在雜物廢物堆，舖滿了整條物華街。井然有序的十元八塊交易，小販和消費小販服務的升斗市民，在食環人員回家慶祝新年，政府轉瞬即逝的缺席中，合力演練出一個庶民經濟空間的典範。

消費券的建議，難道不是上述銅板的另一面嗎？政府打開由市民稅收累積而成的庫房大門，一兩千元的消費券人人有份，眨眼收歸商戶的收銀機，一條集體消費的電路於焉完成。

所謂「集體消費」，意思是由政府帶頭，把大量公帑轉換成如修橋築路、房屋教育等公共服務。換個講法，集體消費就是補貼市民的生活費，舒緩資本家面對的加薪壓力。戰後六七年年代，這種「花了你也不知道，知道了也沒權反對」的補貼方式在歐美社會據說行之有效，甚至成為政府干預市場的合法性基礎云云。

消費券不正是同一邏輯的更露骨演繹嗎？好端端的「政府——工商界」的直接通道，消費券的效果就是把「消費者」這個中介安插其中：消費者被指示協助政府把錢導往消費市場。

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於十九世紀末發表的〈現代社會中的貨幣〉一文，闡釋了貨幣的流通和普及對社會關係影響。他敏銳地觀察到貨幣的非人化和匿名性，能將人從舊世界壓迫性的親族、社群及封建關係中釋放出來，甚至那一望無際的商品地平線也在消費者眼前盡情延申。

然而，齊美爾亦警告，以貨幣量度萬物，不錯是方便快捷，卻會抹剎不同事物的獨特性及異質性，甚至我們自身對不同價值觀的敏感度亦會同步萎縮。例如不再懂得欣賞庶民生活的好處。

將消費券之議與齊美爾對貨幣的思考並置，應更能顯出齊氏分析鋒利：消費券的使用範圍如何劃定？包括那些天天提心吊膽忙著走鬼的炒面煨蕃薯臭豆腐夜冷地攤嗎？這些剛好在政府的缺席的狹縫中才顯現旺盛生命力的庶民空間，會否是經濟不景、救市討論視野裡外符其實的他者？沿著齊美爾百多年前的思考軌跡，有錢在手與（誰的）「自由」之間的關係，此時此刻逼在眉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