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的病徵及戀物 ——「80後」的真理與謊言

話說有個老太太剛搬到某小鎮，住落後總覺得有點不妥——小偷爆格、腳痛等不一而足。街坊塘邊鶴地說：肯是門牌號碼與你相沖。老太太信以為真，便向當地某政客求助，請求他幫助申請把門牌號碼改成別的數字。政客回答說：「這種事，自己動手不就成嗎？現在你住13號，加個『前座』或『後座』不就好了嗎？」老太太一臉認真地說：「試過了！幾星期前我偷偷的在門牌後加上『前坐』兩個字，但倒楣依舊。這種事自己辦不成的，是要正正式式的交給上面幹！」

所謂「上面」的精要，就涉及了「符號效率」（symbolic efficiency）。老太太知道政客知道街坊都不足夠，老太太若是要轉運，還要「上面」已經收到通知，哪管所謂的「上面」是指地政、稅局還是上帝。

有關「世代」、「80後」的爭議，難道不正正就是同一道理嗎？反高鐵運動，一般都認為在一月十六日立法會通過撥款方案後，已燦爛歸平淡。由反高鐵運動引申出的「80後」、「世代論」等的討論，亦彷彿完結了其「歷史任務」——亦即，當政府及媒體論者都爭相要替整場運動找個說法時，「80後」、「世代等」等標籤，儘管言人人殊，卻能適逢其會地在輿論及常識及偏見中，權充著謎一般的主謀。熱潮過了卻不代表問題已經解決，又或者，正是熱潮之後，才是檢視之時。


立法局小史，或歷久常新的衝激

相關的討論裡，最具埋身肉搏況味的，莫過於呂大樂及沈旭暉的筆戰。立法會批出撥款後，呂氏在一月十九日發表了〈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1，沈氏緊隨於月底發表了〈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2，以五大論點指出呂氏分析框架陳舊過時。過了一個星期左右，呂氏以報章罕見的七千字長文〈我的昔日情懷〉3回應，告誡「現在很多時候我們是為了要否定一個大家都覺得是很討厭的政治制度、特區政府及其施政，就連一些曾經認為是好的規範、理念也隨便拋棄了」。三月初，沈氏發表了一封給呂氏的公開信4，強調沈也有昔日情懷：其學術訓練歷程裡最為獲益的，就是國際關係這門學問近二十年內的三大重要辯論，結果「老理論才得以與時並進，影響一代人」。霎時間，方法學及價值觀上的保守與求新，似乎悍然對立勢成水火，標誌著所謂第二代及第四代根本裂縫。

篇幅所限，未能詳細回應筆戰涉及的具體論點。然而導火線的「議會倫理」，卻是值得仔細討論。殖民地時期的立法局，於一八四三年六月經維多利亞女皇頒佈的《英皇制誥》而成立，授權「在任的港督……在取得立法局的意見後……制定及通過為維持香港的和平、秩序及良好管制……而不時需要的所有法律及條例」5。盤古初開的立法局只是諮詢機構，亦是頗為多此一舉的諮詢機構，因連兼任立法局主席的港督在內，總共只有四名議員，全為政府官員。他們無權過問財政開支預算，對港督的提案也沒有否決權。

三十多年後，即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才有首任華人出任議員——當然是委任的。其時整個立法局只有十三位議員，七位為官。如此局面幾乎要歷經一百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麥理浩執政其間，才將議員名額增為四十六，官守及非官守議員各佔一半，當中還未有任何一位為民選。立法局的民選議席歷史，自九一年才開始，至今仍不足二十年。換言之，香港由開埠成為英國殖民地至今，與其說正經歷一個漫長的民主化過程，不如說香港議會史是一部絕大部份時間為官商權貴精英籠斷的歷史。在這意義上，香港議會的文化及倫理是甚麼，本身恐怕已是值得深入辯論及研究的議題；抽空及想當然地以香港的「議會倫理」作為新舊之別、理想及現實等的前提或基礎，只是無視歷史及貪方便的拿來主義。

暫且不提二零零三年七月的幾趟甚至圍堵中環的反廿三條大集會，事實上，上世紀的八六及八七年（當時只有功能組別而未有民選議席），立法局便因為大亞灣核電廠及公安條例兩項議題上，出現了所謂「紀律」事件。所謂「紀律」事件涉及的，並不是今天「掟蕉」及粗口等表面上更具爭議性的行為，而僅是發生了對抗性極高的辯論，及有議員的投票意向不跟從大隊。當時有論者認為，即使還未有民選議席，但功能組別等間接選舉議席的出現，已足動搖百多年來議會「紀律」及「共識」6。

當年民主含金量本也不很高的間選議員，訴諸民間及社會力量反對政府，也可視為對一直封閉的議會慣習的當頭捧喝。二十多年後的反高鐵包圍立法會行動，在議會連結社會力量反對政府、挑戰議會的封閉性等面向上，由單純議會內成長為議會大樓內外夾擊，從長一點的歷史來看，或者並無甚麼質變及創新，而不過是更深刻更冒險地挑戰不（夠）民主的議會倫理。放棄討論香港的議會史，而只選擇性地以「議會倫理」作為對辯的立足點，效果上無異於挪移了反高鐵運動的重點。


轉念，改變世界？

呂氏與沈氏的筆戰所值得深思的，尚且不止是新與舊之間的夾纏不清。呂氏從對反高鐵運動的組織者責任、衝激的行為本身、衝激行為的（反）動員效果等的批評，扣連到「有過一些理念、規範、共識，是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是合理的，並且可以應用到處理重大問題之上的」﹐作為論證其「保守」的立場（加引號是因為這「保守」乃作者在筆戰的語境中的故意定位）在民主運動上並不一定寸步難行。沈氏則單從學術理論著手，以某種改朝換代的弒父氣勢，幾乎要完全否定呂氏用以判斷的準則。表面上看似徹底對立，但兩者難道真的沒有任何隱密共通點？

弗洛伊德在其《詼諧及其與無意識的關係》裡，曾提到一段故事：媒人要向挑剔的小伙子推薦姑娘，其策略是將小伙子所有批評都轉成贊美。小伙子說，她窮；媒人說，那是持家有道的基礎呀；小伙子說，她不漂亮；媒人說，那她就更會對你一心一意；小伙子說，她長短腳；媒人便說，但正常的人卻難保不會一天摔成長短腳呀，到時失望不是更大嗎？小伙出絕招，說出無可反駁的一點：她是駝背的！媒人回應說：天呀，你到底在追求甚麼，追求完美麼？7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彷彿轉念之間，任何缺憾都能成為過人之處。轉念的念，彷彿不止是方法學及價值準則，也是對象世界的改變。呂氏認為維持一直以來的規範（或他在筆戰脈胳下的「保守」）步伐前進，才是民主運動的出路；沈氏在其兩篇文章中，主張採納新潮進口理論並將之本土化。然而，若跟從前者的腳步，單以立法會民選議席來說，由一九九五的只佔三分一的二十席，「進展」至二零零四年的半數，即三十席。目下曾蔭權政府所提出的二零一二政改方案，卻只在民選及功能組別各加五席，維持兩者的比率，難道這就是呂氏所指「改革之路從來又長又彎」？若追隨沈氏的腳步，除了能在論戰中與前輩學者過上幾招，說明新招式如何能把呂氏及其傳統路數殺個片甲不留外，對香港民主運動（無論怎定義），甚至當年香港處於怎樣的歷史處境，需要怎樣的社會、政治運動，又能增長讀者怎樣的知識呢？

然而，無論認同這矛盾統一兩極的哪一邊，結論難道不也是呆立當前束手無策麼：看似壁壘分明的筆戰雙方，隱密的共通點是缺乏要對形勢下判斷的自覺，結果才會出現呂氏對儼如自有永有、非歷史的倫理、規範的執著，和沈氏義無反顧的求新。前者認為真理早已知道，不變應萬變，而後者則展示出純以舊理論為對立面而跟著理論發展走，而當前是怎樣、該怎樣端視新理論如何導航。如此的新舊之爭，對如何具體理解所80後、第四代的問題意識，目標及理想等只能噤若寒蟬。種種的概念及方法及價值觀，無法穿透其要解釋及評論的對象，而僅是帶有色差的帷幕。


學者的倉鼠

「世代」、「80後」等概念的「符號效率」之高，除了體現於可隨時被演繹為呂氏與沈氏抽空的「新」與「舊」之間的矛盾，中大社會學的陳健民與趙永佳合撰的〈社會學的應用與誤用——「80後」與社會運動〉8（下稱〈社會學〉）難道不是提供了另一種典範的置換嗎？

兩位社會學家先強調，從寫作目的來說，呂氏的《四代香港人》並非為解釋社會運動（反高鐵及其衍生的世代討論等）而度身訂造的；從社會學的學統來說，呂氏從「階級形成」（class formation）的角度，描述「大量工人階級背景的年輕一代於戰後通過向上流動變成中產，對香港社會有深遠影響」。〈社會學〉認為，若把《四代香港人》硬套於「由非典型80後」所策動的反高鐵等社會行動，顯然不充份，「因為從『不滿』到『集體行動』必須經歷一個『詮釋』和『動員』的過程」。以作者的話，任何世代由「自在」（in-itself）到「自為」（for-itself）的轉換，都並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社會行動必須為集體的不滿找個歸咎的對象，然後調動資源、提出信念／論述，才能策動集體行動改變現狀。

〈社會學〉雖然確認了近年社會運動「抗衡發展主義和『解殖』的深層意義」，然而〈社會學〉的書寫策略，不啻為先把《四代香港人》從解釋近年香港本土社會運動的負擔中拯救出來——指出呂氏旨不在此，並從社會學的立場重新肯定《四代香港人》對解釋戰後嬰兒的「階級形成」的社會學含金量（這點下文再商榷）。在這意義下，認真的讀者都不禁問到，《四代香港人》對「一般」的香港社會論述的有效性，與近年一波接一波、在《四代香港人》裡卻幾乎徹底空白的社會運動之間，〈社會學〉如何作貨真價實的社會學扣連，從而維持社會學這門學問對解釋當前社會形勢的權威？秘密原來就在於：獨立媒體和香港人網等網上平台、facebook及twitter等網絡技術的發展。

以各種網絡技術的興起及運作，填充及解釋《四代香港人》對香港社會發展的一般描述，及近年浪奔浪流的社會運動之間的鴻溝，演繹了「病徵」（symptom）與「戀物」（fetish）在心理分析理論裡嚴格意義的區別。

齊澤克（Slavoj Zizek）曾以愛人之死來說明這對概念的對立意義：一對年輕的壁人夫婦，妻子不幸因病離世。若丈夫對妻子的死隻字不提，刻意壓抑其傷痛彷彿甚麼都沒有發生，並全力以其他活動（工作、運動、縱情酒色等）以令自己重新接合到現實生活——這就是徵候式的回應，為免觸碰根本承受不了的創傷，他只好全力將之抑壓，讓自己裝模作樣地在看似漠不關心的日常秩序中繼續運作。齊澤克的朋友所採取的，卻是遠為可憐的另一種方式：丈夫看來處之泰然一切如常，彷彿甚麼都沒有發生，朋友間甚至開始流傳他是否因為太太離世而竊喜云云。後來得知，一切如常的秘密其實在於一隻倉鼠──他太太生前「錫到燶」的閨房小寵物。把倉鼠帶在身，好好照料，彷彿鼠在人在。妻子的離世引起的龐大缺失，與妻子生前的閨房恩物在丈夫的心理機制中發生了「短路」，好讓自己迴避太太已經過世的絕對、無法安頓的創傷。生死有命，後來倉鼠也死了，丈夫再也無險可守，硬生生的直面「太太」第二度過身，結果徹底崩潰。倉鼠便是整個「戀物」機制的關鍵。

換言之，「病徵」是干擾虛假表像的某個「真相」或「例外」，被壓抑的在此回歸；而「戀物」就是謊言的化身，令到主體有能力承受那根本不能承受的真相。從這點看，網絡這種通訊小技術，與齊澤克友人的那隻小倉鼠，不是有點令人不安的相似性嗎？學人論者的焦點，並不是當前已病入膏盲的社會經濟政治形勢，反而把網絡技術提升到幾乎是社會運動「秘密」的層次：彷彿將「香港」減去「網絡技術」，便等同社會運動的不發生。今天網絡通訊技術以火箭的速度發展，受惠的亦遠不止是「第四代」或「80後」，此時此刻將人人可用的技術「短路」到社會運動，效果上到底是要揭示動蕩社會不斷出現社會運動的「秘密」，還是繼續把根本問題無限期抑壓及延擱？當政府都懂得回應學者的提醒，在facebook開戶口「與市民溝通」，統治問題是否就迎刃而解？


要生還是要死，或如何生如何死

一九二零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威馬共和的後期，德國乃是實至名歸的山雨欲來，經濟低迷政治動蕩，小市民渴望強勢的領袖，帶領德國走出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以外的第三條路，知識份子希望思考自己在時代的性質及功能。匈牙利裔德語社會學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寫於一九二七年的文章〈世代的社會學問題〉（The sociological problem of generation）9，興許能夠協助我們弄清某些關鍵的問題。

曼海姆認為，世代之所以值得研究，有別於「階級形成」，因為它是我們了解社會及思想如何變化的重要線索。僅僅在同一地理及歷史空間共存的個人，並不構成「世代」，更重要的是共同面對同一歷史及社會單位，並投身參與共同的社會困境。（participation in the common destiny of this historical and social unit）亦即是，只有當共同面對一個動蕩的動態社會所出現的社會及思想症狀，產生了實際的聯結時，才會有所謂真實的世代的產生。也就是說，自然生理特徵、同一時間成長、階級背景等，統統不是「世代」定義裡的有意義成份。曼海姆的想法是，要分析世代，首先不是找尋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共通點，又或不是簡化地以家庭關係裡的前輩後代的概念偷換了社會學意義的「世代」。「世代」是以某種對時代的特定回應定義自身的身份，所以必然是先要對社會的動態有所判斷，然後才回溯性地確定誰人以何種立場在回應時代的問題，從而成為同一世代裡不同的世代單位（generation units）。

如果曼海姆今天還在生，大概會對facebook上「80後不代表我」等群組的自我定位不屑一顧：同齡或出生時間接近，當然不意味統一立場。相反，在同一歷史社會處境的不同單位不同立場不同回應，才是推動時代變化的根本力量。試想像面對六四屠城，有人選擇乾脆移民離開、有人選擇轉移效忠對象、有人選擇堅持異見，沒誰能夠代表誰自不待言，難道面對回歸有不同的回應，就能否定了這歷史事件構成了香港一個重要的世代麼？換言之，對曼海姆而言，特徵和共通點，並不是定義世代的充份條件；有關「世代」的討論，歸根究底乃是思想及社會如何變化的討論。因此，除非承認社會無需要轉變，與及事實上並沒轉變，否則，辨別當前社會的狀態，與之前狀態的差異和／或連續性，才是討論「世代」的起點。

另一位同樣要走避納粹德國的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在曼海姆發表其世代問題文章的幾年後，在納粹於一九三零年聯邦選舉中獲得一百零九席成為第二大黨之前，亦寫就了《時代的精神狀況》10，展現了同等的氣魄。雅認為，經過了法國大革命之後，人已經無法不面對一個殘酷的現實：認為世界或社會無所謂進步，只需翹起二朗腿等待末日審判的降臨的時代已過了。事實殘酷，不單因為法國大革命所代表的以理性追求理想生活的集體努力，已無情地質疑了上帝的全能；更因為人馬上便要繼續面上帝既幫不了忙，但個人力量始終不敵歷史洪流的另一困境。然而，雅最具氣魄之處，卻在敢於批評那種「除了批評或熱枕期待以外站在一旁不再直接參的人」，而承認要通透地認識社會「總體」是個不可能的任務，卻堅持「一旦我已知道怎樣、以甚麼手段、在甚麼限度以內知識是可以達到的，我就沒有別的選擇而只有持續不斷地努力理解我的時代及其諸狀況」。因為對雅而言，寄望上帝永恒的天國，或者假設「形勢比人強」而乾脆盲目質疑一切可能性，兩者都比不上且戰且走地勇敢面對動蕩的時代來得真實。

並置曼海姆及雅斯培的話，承認自己的有限性——亦正因此——而勇於並堅持面對自己時代的人們，才能構成所謂「世代」的不同單位，才是所謂「世代」的積極意義所在。畢竟，世代及世代單位都並不是客觀存在，實證主義式的存有，沒有世代單位所認定／指認，就無所謂世代的存在。若沒有經歷指認的世代，又如何成就流奔浪流一代又一代人耕耘的對象，從而再開創一個一個時代？就如《inception》（Christopher Nolan，2010。港譯《潛行凶間》）裡，Ariadne第一次在夢中發揮其想象力，把城市隨心所欲地水平垂直摺疊，她望向正在移動的城市，視點便切換到彷彿城市其實也有雙眼睛，而這雙眼睛便在移動的過程中把回眸拋回給Ariadne——難道不是這番「凝視」與「回眸」的交換，Ariadne才宣告正式入局，（誤）信了作為夢境建築師的威力，並成就了一層又一層的夢境世界？


小結

齊澤克在其近著Living in the End Times裡，提到西方近年一類普及讀物，所謂「如果…」（“What if ...”）類的歷史書，內容由「如果希特拉羸了世界大戰」、「如果列寧在1917年於芬蘭車站被暗殺了」到「如戴卓爾夫人在1984死於北愛爾蘭共和軍的炸彈襲擊」、「如果戈爾擊敗了小布殊因而成了911事件發生時的美國總統」之類，哪麼世界會變成怎樣呢？這種作品的意識型態意涵，除了是其一般會在序言處強調的對歷史決定論的攻擊，更深刻的思考難道不是：我們現在處於的現實，是唯一有可能的現實嗎？若否的話，哪是純粹存在著所謂「別的可能性」，還是更根本地，我們身處的現實根本沒有甚麼優越性？其之所出現，不過是因為人類過去錯失了某些機會、某些時刻，以至用行動令別的可能性實現的機會都埋沒了？

當中涉及許多關於歷史哲學的討論，並非本文的討論範圍。然而對此的思考，若最起碼的意覺，不僅關乎「歷史是甚麼」等本體問題，更與我們對歷史及社會的分析判斷及行動根據等關係密不可分；若果歷史的軌跡並不是線性的、發展並不必然指涉進步的話；若歷史並不是世界由盤古初開走到某個先驗終點，這一過程的代名詞的話，我們可以如何理解每個此時此,刻的當下？

回到文首呂氏關於所謂「議會倫理」的提法，該問的問題並不是當下的議會文化是否有禮貌、是否文明、是否優雅可人，更根本的是：它是怎樣形成的？這個形成的過程是否一種進步？這過程涉及多少和怎樣的判斷？以齊氏於《Living in the End Times》引述的十九世紀英國作家柴斯特頓（G. K. Chesterton）的話來說，這叫做「逆向思考」（thinking backwards）：我們需要在時間上跳回過去，回到下關鍵決定的一刻之前，或者回到意外發生之前——若這些意外令我們認為當今的狀態就是常態。為了令這些時刻本有的廣闊判斷空間變得可感知，我們的工作就是想像在那些時刻，歷史實際可以朝別的方向走。11

我們認為是常態，自有永有地正確的狀態，根據柴斯特頓的說法，都形成於某些意外及關鍵時刻——這提法當然意味著鉅大的偶然、局部及個別性等因素。當然，這種逆向思考，或者德哲本雅明意義的「歷史重複」，並不是簡單「馬後炮」式的回到過去，然後下正確的判斷。按齊澤克的講法：「正確的選擇」只能出現於第二次，即錯誤了一次之後；亦即是，只有第一次的錯誤才能實牙實齒地創造出正確選擇的條件。

這看法看似抽象，但流行文化的演繹其實比比皆時。Desperate housewives（港譯《靚太唔易做》）第六季其中一集，Lynette面有難色、支吾其詞地告訴她的婚姻治療師Graham，她要停止療程了。Graham費盡唇舌才令Lynette透露為甚麼：Lynette與她丈夫看了Graham業餘於舞台的演出，Lynette並不特別欣賞。Graham笑笑說，Lynette不是唯一如此評論的人，另一演員的演出太爛了。Graham一輪震驚後，故作鎮定回應她很欣賞Lynette的坦白，然而接著就說，當地主流報章對她演技的評論是「發亮發光」！Lynette氣定神閒地道出：連這種媒體你都相信？！你明白嗎？這就是我不再相信你的原因！

無論有關所謂「80後」現象的分析，又或者「80後」本身對於香港這個病入膏盲的社會的立場和行動，難道不也可以齊澤克所強調的「第一次的錯誤才能實牙實齒地創造出正確選擇的條件」嗎？把近年在香港的社會運動簡化地訴諸為「80後」的出現，與將網絡的各種通訊技術視為「80後」的社運參與的秘密，其實是嚴格意義的同構：同樣是意識形態的「戀物」操作。

關於「世代」、「80後」的爭議，不妨以曲解大家耳熟能詳的「皇帝的新衣」的故事作結：流行的解法，都是表揚把皇帝裸體的事實揭穿的小兒，認為他率真有勇氣。小兒當然勇氣可喜，但故事裡最基本但彷彿已不再引人注視的關鍵，難道不是為甚麼朝中大臣及街邊的平民百姓集體不誠實的脆弱平衡嗎？小兒不過是說出最簡最直接的說話，與其說這值得表揚，不如說某種集體、預設的虛偽及謊言已成為常態。裁縫、皇帝、大臣及平民百姓集體構作了一個謊言，並將之視為常態，無疑炮製出另一個阿基里斯的腳跟（Achilles' heel），這裡的「常態」才是整個故事最要揭破的核心、要摧毀的對象。

「80後」作為曇花一現的媒體寵兒及政府剋星，這標籤於熱潮過後完成了歷史任務並不可惜。然而如媒體及政府所願地把「80後」處理掉，恐怕才是最愚不可及和有效地把「80後」所掀起的——有關殖民地以來，關於管治、發展、庶民權利、歷史敍述等——問題永久地延擱下去的手法。



註

1. 呂大樂，〈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信報，2010年1月19日
2. 沈旭暉，〈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明報，2010年1月31日
3. 呂大樂，〈我的昔日情懷〉，明報，2010年2月8曰
4. 沈旭暉，〈給呂大樂的信——我也有昔日情懷〉，明報，2010年3月1日
5. 引自朱世海，《香港立法機關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 頁2
6. 雷競旋，《香港政治與政制初探》，香港：商務，1987
7.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詼諧及其與無意識的關係》，北京：國際文化，2000。頁62-3
8. 陳健民、趙永佳，〈社會學的應用與誤用——「80後」與社會運動〉，明報，2010年3月11日
9. Karl Mannheim,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2. pp 302-12
10. 卡爾‧雅斯貝爾，《時代的精神狀況》，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11. Slavoj Zizek,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0. pp.87-8 筆者的中譯


本文改寫自〈香港社會的病徵及戀物——「80後」的真理與謊言〉 （《明報》，2010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