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e盡處的care

反 世貿的示威人士還呆在香港進行冗長的審訊，inmedia仝人還在為事情夜以繼日。反世貿可以是興高采烈載歌載舞，卻不應是朝九晚五見好就收的假日節 目；於我呢，十二月無疑是敝機構傳統的散時份，故也容我又蛇皇又請假的盡情投入。但新年既來到，轉眼過兩天又要離港幾天，回來後工作又重新開始兼不見盡 頭，十二月中那兩個星期對我來講不是盲動與否的問題，而是無可奈何後繼無從的宿命。這樣說不免有點跨張。

十七號那晚誤打誤撞半自願又有點 強迫留到十八號大早才離開，幾乎已是打破了既要投入（不自覺）又要穩陣的一向慣例（岔開一句——經驗所及究竟又有甚麼危險 呢）。許寶講得很神秘，這次反世貿對他們來說有點似六四的翻版，一樣的山兩欲來一樣的不可收拾，據說「應否送帳幕到北京」，成了屠城後的一個大辯論題目。 我們的情況對之當然是亂套兼作大，所謂語境的完全不同。最直的埋身壓迫當然可以一股蠻力戰斗到底，事後的工作卻是要從冷靜部署從詳計議，inmedia仝 人到了一個很恰當和有效的位置，即是說繼續製造論述擴大討論，唯這工作所需要的時間和心力比在現場出現所要求更苛刻。

現在很行的一句 you can pretend to be care, but you can't pretend to be there，在此兩個不同層次的意義，或許正點出這句話最到肉的教訓。在十三到十八號那個星期，說關心身卻不在灣仔銅鑼灣中區，是有點虛偽的，警棍在頭胡 椒在臉防在面前呀。但之後，戰場在哪兒呢，在法院在五枝旗桿在媒體，時限不知道，天知甚麼時候審訊才完結或政府才大徹大悟將所有被她虐待過的人釋放。在這 情況下，pretend to be there 的there，根本沒有一個清晰和有意義的範圍來區別care與否，所以care與否才是可以裝扮，there甚至不是一個具形的思考對象。這說法如果顯 得太木defeatist，必需補一句現在在乎的是嘗試，而各種嘗試與所謂整體的策略肯定是互為影響，無所謂先有策略再有行動或者相反。

阿 藹說每個人都只看到事情的一部份，這肯定是最由衷而最有力的話。那些不知就裡而強要說警方做得很好而沒有發過哪怕是不是直正子彈的說法，肯定要臉紅和閉 咀。然而真正的危機卻恐怕在於一旦日子久了，三步一叩的震撼日漸沖淡，而警方做法獲得大部份市民支持的說法不顧現實地被一再重複時，喬菁華之流猛唸的世貿 也有助窮國反抗霸權如美國時，戰場到底是在作為證據的個別「事實」，還是市民大眾在記憶真空時所特別沒要求的「印象」？

再說下去，恐怕要 沒完沒了。比如說，在旅程中讀莫言的《天堂蒜臺之歌》，自覺感很深。我不是農民，卻在莫言恐怕大量是無中生有的敘述之中，被震撼到上了天 花板。農田是有味道的嗎？監獄是有味道的嗎？為甚麼在農村和監獄這些匱乏得透頂的地方，可以產生出極端殘害的鬥爭方式？感受壓迫需要豐裕的物質或技術條件 嗎？萬一物質條件低劣下的壓迫可以是同樣酷，無力和絕望的感覺是否更沒有餘地？件故事很簡單，是說一個農民因為農村幹部官僚貪財而弄得農民大舉破壞政府的 大環境下，個別農民遇的故事。小說的結構也不複雜，只是由農民事變作分水嶺，成因與結果兩線交叉發展。語言也沒有莫言一貫的山西土話的靈巧與幽默。按莫言 自己的說法，他自己也本是農民，只是看過幾篇報紙的評論文章，他自己的鄉親父老就「爭先恐後地濟進了蒜臺事件，扮演了他們各自最合恰扮演的角色」。

一 邊讀，自己也在穿鑿附會地想天堂懸的蒜臺事件和世貿，兩單都是官逼民反的事件，到底可以怎樣互相對讀。進一步，想的問題暗暗的改變了，看著莫言的小說， 甚麼我這個生長於城市五穀不分的人，會被說不清地震撼。想下去或者可以提出許多言不及義的分析，這種陌生的感覺是積極也是消極的。反正無恥一點回到先前的 care和there的問題上，there是不能企及的，而事到如今，there也成了一種拒絕被捕捉和定型的不穩定指涉，還望以上一番不合時宜的八道胡 說，能成為足本正貨頑固不堪的胡說，滋擾著無論做著有用無用好事壞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