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人駕駛的合約，無法反悔的決定

有一個瘋子，經常想自己是一粒粟米，結果當然是抓進精神病院。經醫醫的悉心治療，一段時間後，他終於克服了心理障礙，重新認同自己是一個人，這時他出院重過新生活。一天他到市場買菜，看到販商在賣雞，他心都寒了，不要命的跳回精神病院，告訴醫師他很害怕。醫師溫柔敦厚的問他，不「為甚你要怕雞？你是人而不是粟米呀」，瘋子告訴醫師，「我當然知道我自己是人，但我怎肯定雞雞也知道？他們愛吃的可是粟米……」

命運難以掌握，往往是一句廉價的藉口。它易上手的地方，是當一個人面對的處境七凌八落，根本不清楚，也搞不清楚來龍去脈的時候，「自己」的情況便會是一塌胡塗，幾近一團黑暗。這個時候說命運難以掌握，便暗指了所謂自己與「外面環境」的一種混亂關係，從自身的內心看，在霧裡看花沒有太大的分別，因為他「搞不清楚」。

芬蘭導演郭斯基馬利（aki kaurismaki）九零年的作品，《我僱了一名合約殺手》（i hired a contract killer），便示範了命運難以掌握的反方向操作：命運難以掌握斷不只是清自己是否明白與外界的關係，更可以是在自己對自己的渴求絕對清楚的情況下，操制不了外界對自己的框限和要求。當中自我可以絕對清醒，然而徹底的缺席也原來無不可。

主人公henri boulanger，老翻譯安裡，布蘭傑，像最典型的異化勞動般在水務處工作了十五年。當水務處要私營化，身為法國人的它最新被開刀炒魷。他不苟言笑，放工回家替植物澆水，電視也沒有只能聽收音機的悶人。上班和在家發呆雖然兩者都是極端無悶和孤獨，但好歹也算互相間格，在毫無變化的生活中互相緩衝。

工作的沉悶，原來不是被動的要被排除出去的元素，而是構成麻木生活的不可或缺的部份。shit，被剁了怎安麼辦，他要問的問題不是沉悶的工作不再了，怎樣享樂，而是沉悶的工作都沒有了，我還有甚好幹。工作這沉悶的元素，完來是麻木的生活中不可排除的部份，習慣了沒有驚喜沒有意外的生活想象，缺少了至關重要的元素之一的工作，安裡只好自尋短見。對於平日只幹paper work的主人公來說，尋死所需的技術並不容易拿捏，只好找專業人士求救。故事就從這裡開始無人駕駛。

安裡輕生的衝動來源於在剎那間，自我從生活了十五年的生活網絡中被生硬的拔了出來，一時間不知知可以如何安身立命，所謂的自我突然驚覺整個生活環境徹底改變了，無以繼續一向與外界維持的關係。安裡在等待殺手的來臨期間，認識了女主角瑪格烈特，便發現可能的生活情境原來不只是圍繞著工作間和獨居的家，生存的念頭便回來了。

但既然合約殺手的酬勞都付了，自殺便不只是主人公是否還有輕生念頭，和直接啲，死左未的問題。主人公嘗試回去那家破酒吧找回那幫人取消合約，唯破酒吧已被剷平合約取消不了——自己生命的控制權，竄進一個沒有核心的人際關係網絡，獲得了自己的生命力。主人公還要以一種典型的誤會姿態置身在一場珠寶店劫案中，在閉路電視前被硬塞了一支把老闆幹掉的手槍。

打消了自殺的念頭，殺手卻收不到取消order的指示，麻木而專業的向主人公步步進逼；在走避殺手的路上，又捲進了人命關天的搶劫案。事到如今，一個雙重走避的格局便已形成並非常具壓逼感：一方面是如何阻止／避開一個已被自己棄揚的原初決定，另一方面要逃避警方和司法制度都自以為是地誤認了的一個確鑿罪名。

瑪格烈特找著了安裡，勸他從速著草離開英國，兩人的對話不算深入但耐人尋味。安裡回應瑪的提議，說「你願意離開自己的fatherland嗎？」瑪格烈特朗聲回應，「無產者是沒有fatherland的」。安裡這法國人，不就是跨過英倫海峽才到英國來的嗎？要不是有水務服務私營化而外國人首先遭開刀的話，安裡原來安穩但朽壞的生活會突然改變嗎？這番錯摸之極的對話，便多少說明了縱使可以從生活條件社會條件等認識主人公，但這種認識與主人公對自身的認識也完全可以彷如陌路不著邊際。

黑格爾有句老掉牙的話，連馬克思都不禁引述：所有事情都會發生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便變成喜劇。郭利斯馬基的《我僱了一名合約殺手》，巧妙的把悲劇的宿命感轉譯成無人（能夠）駕駛的混亂與誤會，將一個形勢比人強的悲劇裡的喜劇身影冷冷地抽出來。旱地拔蔥，蔚為奇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