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香港）故事的誕生 ——「世代論」小傳

（寫了大半年的文，看來很像學生功課啦……請指教）

近年，世代論、戰後嬰兒潮等語言，已經不在再是學院社會分析的專用關鍵詞，它們還進佔了主流輿論的領域（呂大樂：2007，陳冠中：2007，韓江雪及鄒崇銘：2007）。戰後嬰兒偶遇七十年代中後期經濟起飛，社會大肆提供機會予當時的年輕人，造就了第一代本土中產階級的故事。無論是對贊成或反對或輕視的論者，都成了不可繞過的典範。

另一方面，長久以來香港故事都被認為不容易講（呂大樂：1997，也斯：1995，Thomas Wong: 1998）。難講的原因有很多，例如香港同時為代表西方文明的英國及許多大中原心態的中國人輕視賤視、香港是罕有的脫離殖民統治後不成獨立主權國、香港在冷戰期間處於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兩陣營交疊的前沿，諸如此類掛一漏萬。回歸前後，各方勢力突然出版大量關於香港史的著作，就被視為爭奪成為香港故事的主流及權威版本，而當中由本土眼光及角度出發撰寫的香港史的缺席，更是迂迴地印證了香港故事難講的傳說。

香港故事向來之難講，及世代論在回歸十年的今天之流通，在此便成了相當有意思的吊詭。香港人一直無法自己言說自己過去、自己的身份及主體構成，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地複雜經驗既既是原因亦是答案。而世代論在今天的流行，是因為它梳理了當中的複雜性？清算了殖民地及國族主義的歷史？為香港故事提出了有視野和有尊嚴的歷史論述？還是它的出現，儘管權充了香港人理應渴求的香港故事新版，卻重新確認了沿襲自殖民地年代的各種社會政治文化制度，從而堵塞了更為進步的香港故事出現的可能性 ？換句話講，其他版本的本土香港故事的缺席，某些在香港實質發生過的事情及其意義之所以繼續不能言說，會否並非偶然？

呂大樂是香港長期的文化觀察與社會分析者，由八十年代中至今著作不斷，當屬論述香港文化和社會其中一位最系統者，其近年《四代香港人》更成為了近日討論香港故事的重要文本。本文透過梳理呂氏的著作，嘗試為上述的吊詭提出一些觀察。


一切從這裡開始

八八年九月出版（馬國明編），九八年全新修訂（呂大樂、黃偉邦編）的《階級分析與香港》（下稱《階》）一書，收錄了一場討論的重要文章，另外還有幾篇論及香港的階級分析及分社會研究的文章。這書值得提及，因為以這場討論為出發點，歷經呂氏的《唔該，埋單！》（下稱《唔》）及《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下稱《香》），直到最新的《四代香港人》（下稱《四》）所構成的系譜，足令我們更了解「世代論」的意義與限制。

討論由張炳良於《匯點評論》刊載的一篇文章〈新中產階級的冒起及政治影響〉開始。他提出自從六十年代的工業結構變化及社會組織重整，香港出現了一批「新中產階級」。文章描述了這新興階級的面貌，並展望了這個批新中產階級在後過渡期可能的政治角色。發表後，文章受到一批論者的熱烈回應。呂大樂於〈香港新中產階級的特色與前路——與張炳良先生商榷〉則從學理質疑張氏的分析，認為後者的定義「部份地方含糊不清，前後矛盾」（《階》，頁89），一輪論證後，下判斷「目前的新中產階級似乎未有構成一種社會力量的動向」（《階》，頁100）。

張炳良及陳康在《階》一書的文章，借陳康語，旨在將新興的中產階級「政治化」。意思即是，透過細描述戰後嬰兒新巧遇香港經濟起飛，自七十年代始成為香港中流砥柱的新中產階級這一狀況，既正面確立他們在香港社會的位置，亦號召他們根據這重要位置，在基本法尚未塵埃落定的當時，發揮力量推動後過渡以至回歸後的香港民主化進程。

呂氏在同書另一篇文章〈香港新中產階級的政治角色〉中，嘗試將新中產階級的移民潮，演繹成一種具社會影響力的個人表態，而這種表態的基礎是香港的政治參與現實是「祇有參與而沒有分權」（《階》，頁144）。這批呂氏稱為新中產階級的香港人的消極離場，是為自己及家人購買政治及經濟保險。這種對時局的回應雖然失諸消極，作者卻認為這種消極的集體性其實具備政治意義及效果，為政者不能不察。於筆者而言，這觀點的重要性，不在於其有效（valid）與否，而是在辯論中一直被諸論者從各方面爭議的概念「新中產階級」，已逐漸轉向成為一個被假定為已經具備無需再爭議的內涵、堪作前提的概念。在〈香港新中產階級的政治角色〉一文裡，這種轉向已出現雛型。

這場辯論，源於中產階級將中產階級的社會位置政治化，源於命名及擴大中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影響力。論者的分歧只是對中產階級持不同定義，及對這階級能在甚麼程度推動民主運動。從編進書裡的文章看，論者除了都認同有一意義尚未明確的「新中產階級」在冒起外，對於新中產階級的具體構成、組織程度及政治能量等都不及有任何共識。


下一站，理所當然的主角

始於整理八十年代中關於新中產階級討論的《階級分析與香港》，至零七年出版的《四代香港人》的十年間，呂大樂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包括出九七年出版的《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和零三年出版的《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由關於新中產階級的討論，到一個如snapshot般捕捉了回歸十年後以年齡為分類基礎的「世代論」，其間走了一條怎樣的軌跡呢？

座落在回歸前後沸沸騰騰的身份、歸屬問題的辯論中，呂氏於《唔》便實驗了由社會狀況描述到一般的香港意識描述的過渡。當然作者也不是沒有為他自己這項寫作實驗提供「使用說明」：「討論都是從主觀出發，完全自覺個人經歷與對歷史發展的理解是緊密關連的。就這一點，諸者必須留意到筆者的偏見，閱讀要保持距離」（《唔》，頁7）。然而，所謂要保持的「距離」是相距多少的「距離」，「個人經歷」與「歷史發展」又有多「緊密」，作者的「個人經歷」在甚麼意義下具何種程度的說明意義，一幅又一幅的留白讀者只能自行「留意」。

到了零三年出版的《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仍是引用與《階》及《埋》相同的大量文獻和資料i，然而要論證的，已不再是關於階級分析及社會不平等的研究一直是香港社會學研究者的重要課題，亦不僅作為推論香港意識的原材料，而是成為了描述香港中產階級形成的客觀背景——中產階級已成為了無須再斟酌的社會力量及範疇。七十年代中以來的經濟發展，作為香港殖民地以來百多年歷史裡千載難逢的上流機會，構成了這批戰後嬰兒的基本心理和時間維度，亦是他們成為香港故事主人翁的關鍵。 起源於這歷史機遇的新中產階級心理，以作者的話來說，便可作為「探討戰後香港社會的發展與變化」的背景。戰後土生中產階級走向香港故事的本位，又邁進一步。

作者指出，中產階級「受人關注，因為他們的動向就好像香港社會、政治信心的風向儀或溫度計一樣」，而八十年代收錄於《階級分析與香港》那一場關於如何辨別香港新中產階級和如何評估及發揮中產階級影響力的討論，亦已在《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中被詮釋為「這群隨著香港經濟發展而冒出頭來的中產者對回歸有無信心，多少影響過渡期的局勢」（《香》，頁2）。寫作該書的出發點，也許是回應九七後金融風暴對中產階級的影響，然而作者所進佔（assume）的這種寫作位置昭昭說明，中產階級佔據香港故事的核心或主導位置，於焉形成。


四代香港人的文化政治，或與第二代人心跳的距離

發表《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一年多後，呂氏在報刊陸逐發表了「四代香港人」的討論，並於約三年後的零七年結集出版，成為一本《四代香港人》的專論。「世代論」發表以來討論不少，筆者也不多重複，但上面既描述了呂氏由《階級分析與香港》開始關於香港社會分層分析的發展的軌跡，也就希望根據這個背景，提出幾點觀察。

到呂氏出版《四代香港人》時，其論述策略，已是像一個在回歸十年後懸浮在香港半空的鏡頭，拍成一個snapshot，再在snapshot中把被攝入鏡頭的人分類成四代。這幅圖像，便同時成為了作者要解釋的現像，和解釋所需要的憑據。在這種書寫策略中，流動及動態並不是要處理的問題，流動和變化的（幾近）不可能，成了整套論述的前提。

全書唯一有觸及寫作背景及緣由的，只有在書末〈後記〉裡，作者提及「是父親離世令我重新思想他那一代人對香港社會的貢獻」（66）。思考作者父親那一代人對香港的貢獻，之於建構一個香港故事的嘗試，不僅意味著作者認為談香港故事的主角是戰後嬰兒，並且故事的開端起碼要追溯到戰後嬰兒的上一輩開始。而由戰後嬰兒的父母輩開始講，其實吊詭地再一次顯示了作者的假設：香港故事的主體正是七十年代乘著經濟轉型巨浪冒起的新中產階級。

「世代論」這個構想或方法，效果上就是以七十年代冒起的中產階級為中心，描寫他們與另外幾「代」人的關係：第一代為他們打下基礎，第三代恰恰給他們「騎」著不見出頭天，第四代作為他們的兒女被溺愛被規訓。時間或歷史作為串起這四代人的一個維度，於「世代論」的框架中幾乎只在他們身上起作用：第二代之所以值得大書特書，之所以成為主角，以借作者語，是因為社會時間與個人時間只在第二代身上重疊。 從這角度看，「世代論」無疑是一次嘗試，將其後一兩輩，以至父母一輩都以某種角色收納在戰後嬰兒那一輩的勝利者故事。

從一個書寫香港故事的目標出發，所謂的「香港意識」，或從作者眼中值得立此存照的「香港意識」，便是作為於七十年代起發的戰後嬰兒，如滑浪般高高低低，歷盡香港的經濟起落後所展現、綜合和歸納出的分裂性格。換言之，香港故事最核心的是，這城市走出五六十年代的貧苦，到七十年代經歷經濟轉型，從此命運改寫。戰後嬰兒剛是巧遇這個時機的一代，這代人的偶然遭遇，已被假定為能定義所謂普遍的「香港意識」的位置，幾十年以來，所有香港人，與這批戰後嬰兒的命運只有心跳的距離——這是「世代論」沒有明言的宏大斷言。

以呂氏的論著歷程看，一個越見明顯的趨勢是中產階級由一個尚待爭辯和定義的問題起點，逐漸演變成其呂氏的論述的假定或給定，以至成為香港意識的原型。及至《四代香港人》中，缺乏明言的時空條件及問題意識，呂氏卻前所未有地提出以戰後嬰兒為主體，而將其他幾代人都收歸其中的香港故事敘述。結果，香港人的特質，便只餘下如何在夾縫中浪奔浪流犬儒認命走位求存，談不上有任何（哪怕是曾經的）堅持和反叛。然而，如此轉移香港故事的主體位置，需要闡釋和討論之處，絕不比已經解答的疑問少。

從來統識（hegemony）的操作，都是以一個有限以至空白的符號，將符號宇宙的所有元素統攝，收歸為其（不可能）完整敘事的一部份，並同時掩飾社會本身的不和諧及斷裂（Laclau: 1996, Laclau and Mouffe: 2001 ）。故筆者商榷的，並不是他以一特定階級作為統攝香港故事這種操作。筆者希望提上討論議程的，是呂氏選取中產階級的理據。在沒有明言其特定時空條件及問題意識的情況下，甚麼理據能支持《四代香港人》裡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宏大斷言？在回歸十年這時機，以這個視角相當有限的「世代論」重寫香港故事，希望回應或解決的問題是甚麼？


香港故事，有甚麼好執著

《社會如何記憶》的作者保羅·康納頓說過，「我們有關過去的形象，通常服務於現存社會秩序的合法化」（頁四）。他的意思是，任何的集體記憶，其實性質都在於從混亂和歧義的諸多歷史中，演練出某一種能夠支援當今社會權力分配的緣由，效果就是令同一個社會裡的人，明白和接受社會的種種制度和秩序。亦即是以對現況所起的「功績」，來衡量過去發生的事件的意義。銅板的另一面，就是過往許多發生過的事情，尤其是所謂「不成功的」、「失落了的」、「無法延續的」事件，因無法線性地構成現況最終形成的其中一步，無法有意義地融入這篇目的論史詩，故從來不能言說（如果不是被禁止，甚至烙上負面含意）。換句話說，任何香港故事的講述行為本身，無異於將合法性再分配。不同的版本的香港故事，把比重不同的合法性分配給不同的社會群體，論述上負起了維護或大或小的部份現狀，或改變某些秩序的功能。

研究香港公屋和安置問題的人類學學者Alan Smart，在他的近著The Shek Kip Mei Myth裡，便為重寫歷史示範了一種謙虛的另途嘗試。對於香港公共房屋發展的解釋，流行的分析都會訴諸一九五三年的石硤尾大火，Smart的新作便嘗試拆解這個迷思。然而拆解這迷思，作者的用意並不是要否認一些客觀的「事實」或「現象」，即如香港公共房屋系統實質上與香港戰後社會及空間發展起了關鍵的作用；作者亦不是要求把一切已建成和已決定的都推到。實情是，政府、社會輿論及學界一直以來把石硤尾大火奉為公共房屋發展史的起點，將政府興建公共房屋包裝成對市場失效的「消極」回應，Smart的論點，便正是強調，這些說法除與史實不符，亦產生了一種極壞的政治效果：讓政府得以躲藏在一個安全的位置，一邊坐擁制定及執行土地及房屋政策的壟斷權力，另一邊卻迴避承認政府實質上是都市發展的一個「積極」角色。若公共房屋的發展本質上只是「消極」回應，談目標方向願景都是多餘的；不承認政府的「積極」角色，公眾在政策制定亦不需要有任何角色。

在這視野下，他嘗試以五十年代的多場大火，重構香港公共房屋發展的歷史。對於多場大火，作者的研究心態是：to be open to following the cases where they lead, and then thinking through the implications even of dead ends, detours and back waters。亦唯有如此，作者才能從「事情可以如何發展成別的模樣」的角度，重寫出一種並非目的論的香港公共房屋發展史。這種嘗試並非破開一條頭髮量其粗度的純學究工夫，相反，Alan Smart是嘗試描述殖民統治如何在政策範疇回應如火災等事故，甚麼改變的機遇因為甚麼緣故失落了，某些轉變又是如何發生等等。換言之，除了商榷了公共房屋史的目的論外，更加深了公共領域對殖民管治的認識。如果脫離了殖民地管治後的香港有需要檢討關於香港歷史論述，Smart提出了一種可能的方向及取態。

更進取的態度，見諸齊澤克對於列寧的論述（Zizek: 2000, 2007）。 對於齊澤克來說，列寧之所以被污名，與他之所以值得重申，出於同樣的理由：政治、歷史和哲學都已被一種後冷戰的勝利氣氛征服，資本主義以外的可能性沒人嚴肅討論、美式自由民主政體被認為是最優的政治組織方式。列寧的角色，就是他領導的十月革命，命定地成了史大林專政的基礎，幾十年的蘇維埃最終失敗，就是資本主義得天下的最佳說明及證據。齊澤克及巴迪鄔等論者，便嘗試「to think the necessity of the passage from Leninism to Stalinism without denying the tremendous emancipatory potential of the Event of October」，即在不否認史大林發展出的獨裁專政的前提下，重新描述和評價列寧的革命潛能，與及這種革命意義在當今一片資本主義獨領風騷的情況下的意義。

篇幅關係，這裡無法詳細整理關於重估列寧的討論，然而於本文的脈絡裡，該場討論的參考價值，在於與戰後嬰兒版本的香港故事商榷，斷不只是爭論哪版本正確精確，而是能否擺脫到最終都只是維護殖民體制和價值觀的意義系統，走出一條直正解殖自主的道路；或退幾步說，至少也肯定這一道路的重要性。具體而言，一百五十年的香港殖民史，及十年的特區歷史，除了目睹香港的經濟成長及相關的集體心態易變等軌跡外，公民權、政治權、勞動權、性取向性別權、規劃權等，香港是否也在有艱難但持續的在打拼？有否在甚麼關鍵時機失落了甚麼機會？改變的臨介點在哪？這是否香港故事？這會否比望天打掛等待下一波雄壯的經濟發展，讓年輕一代及早佔領早由殖民時地已建立的權力和資本位置等版本的香港故事，更能為香港指引出一條更明確的道路？


小結

作為一部概括性極高的通俗讀物，《四代香港人》無疑能夠捕捉到幾代香港人在今天的一些特徵及時代氣氛。別說呂氏口中的「淺薄」香港人，即便在明刀明槍賀回歸十年的電影《老港正傳》裡，我們都目擊得到對回歸後香港人該如何走下去、香港故事該如何講等問題的龐大失語，所謂的目標或理想已嚴重貶值成「認命」。香港千載難逢的機遇——結束殖民統治——慘遭「回歸」偷換，解殖（而不單是反殖）、清算歷史、建立進步本土論述的工作統統遙遙無期。

回歸前後，有著北京和倫敦這兩大文化及國家機器為背景，關於香港故事的爭論都難免在國族主義及（後）殖民等理論參考中操作。無論把香港人說成經濟動物又好，說成具反叛靈魂的也好的香港故事，在當時兩面受敵的背境中本身就是別樹一幟、具備批判性。在回歸已十年當下，今天香港經濟似乎再次牛氣沖天，但香港的基本統治格局還要「急凍」（呂大樂語）到甚麼時候呢？今天看來，當時這種權宜之策的限制也就表露無遣：抵抗了（或以「走位」來化解）簡化版的國族主義及帝國殖民性，但「香港意識」卻只落得浪奔浪流無人駕駛的特質。故事少不免要有教訓，說故事的人，這就是給香港的教訓嗎？

討論香港故事香港意識而不直面一直以來香港故事的限制和文化政治，直如不假思索地重複十年前有著回歸、雙重歸屬壓力的等問題意識下的香港故事。不顧這種故事效果上制約著香港人發展批判和進步的主體意識﹐亦是同樣的懶惰。事實上，近幾年已見有好些著作從批判立場清算殖民史，深入描述及研究殖民管治手段在香港的具體面貌，與及甚麼殖民遺產今天仍限制著香港社會從殖民制度中解放出來（Faure: 2003, Carrol: 2005, 2007, Smart:2006），特點都是英語著作。 反觀華文世界，從本文的分析所得，世代論的形成有其獨特的歷史條件，並不是自有永有的香港故事版本，卻正正是始於八十年代面對前途問題時，出現於尚是備受爭議的新中產階級身份和位置焦慮之時。如果以政治權力分配來論，中產階級今天似乎無法取得八十年代中時他們層一度夢昧以求的權力位置，但作為社會論述的一員，今天中產階級已是如他們一直依賴的殖民地以降的制度和價值觀一樣，隱如泰山，

而經歷近年的社區運動和天星皇后以來關於香港人主體和解殖問題的討論，不少論者已開始或重拾對本土、香港故事該如何講的興趣和敏感（葉蔭聰：2007、鄭威鵬：2007、陳景輝：2007、馬國明：2007、朱凱迪：2007、周思中：2007）。「香港故事不容易講」這說法今天已成常識（如果不是讓香港人停止思考的藉口），但在香港故事不容易講，與把土生土長中產階級暗暗鎖定為香港故事主角兩種宿命外，如何重新審視香港的經歷，如何從中辨別足以指引香港前路的片斷及元素，筆者認為，才是今天重寫香港故事的恰當及充份理由，亦是筆者希望深入討論幾成典範的「世代論」的時代意義及不經意效果的出發點。


（完稿於零八年三月四日，其他版本曾刊於《本土論述》和《明報》世紀版）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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