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還不在堵路霸機場…

如果我是恐怖份子，收到的士司機堵塞往機場的唯一通道的消息，還不心花怒放暗暗叫好？應該馬上夥拍豬朋狗友混入機場搞事開party。被堵塞了主要運輸幹道的機場，與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密室並無二致。

政府裡總有些來負責陰謀論的部門有能力設想類似情況，假設恐怖份子真的山雨欲來。警隊及保安局便是這類部門，他們一般都會把事情假設成世界末日的級數，並據之部處和行動。在這點上，不難明白為甚麼星期四零晨政府還要出來開記者會：因事件疑似碰到政權觸手不及的地方。而這觸手不及的地方還要正正就是防衛和運輸的腹地。這種位處核心卻是徹底離異失控的狀態，是每個政府的惡夢。

從這意義看，的士司機堵路與港人滯泰相通之處，倒不是的士司機恐怕有向佔領機場的「黃衣軍」借鏡。相通的不是堵路，而是政權的某種懸置（suspension）狀態。

在《state of exception》中，當代意大利思想家阿崗本（giorgio agamben）指出，主權理論中生死悠關的就是所謂「例外狀態」，即國家司法制度中包含的例外；這例外的基礎，就是作為標準的「法律」及作為現實的「形勢」重疊起來的含混領域。換言之，在對形勢的某種判斷下，法律必需被懸置，主權國才能維持有效性。

舉例說，99%的法律，都是行之有效沒大爭議，能規管及仲裁各種日常生活。羅馬法的傳統以降，有一些殺到埋身的情況（如國際問題、戰爭等），是無法白紙黑字由法律所規定及處理，這就是餘下的1%：主權國家透過懸置法律來行使權力，法律作為判斷座標已然失效。當然，所謂「殺到埋身」情況的定義，決定和宣佈情況已殺到埋身這個判斷（decision），便大有可操弄的餘地。

關於「判斷」的問題，阿崗本提醒我們，兩位偉大哲人，施密特（carl schmitt）及本雅明（walta benjamin）在20世紀20年代已有過極具啟發的辯論。在納粹氛氛籠罩的德國中，施認為，正是因為判斷無所謂客觀基礎，甚麼情況下需要懸置法律，主權國家有責任義無反顧的下判斷。本的看法與施的肯定態度相反，例外狀態不啻暴露出主權國家作判斷的無能（indecision），是法律及道德淪喪夾纏不清的大災難。

本雅明論斷的批判性看似艱澀，印證在特區政府對滯泰港人的處理上可能便變得比較明確。由保安局到政務司，要麼說身在外地，要麼說沒參與決策，要麼堅持處理並無不當；要麼說包機安排困難，要麼甚麼困難都解決得到一天還有四班——特區政府面對這（不在香港／超出香港範圍的）緊急狀態，不是無能是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