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無奈，也要刀鋒！

回歸以來，天災橫禍列隊登場，畜流感少士京奧神七金融海嘯科網泡沬。一波又一波的衝擊，由二戰後慢慢建立起的所謂「香港意識」、「香港精神」據稱被打得七零八落——無論你是否同意那些就是屬於香港的「意識」和「精神」，無論你是否擁抱之。在「跑輸大市」的港產片市場中，也有杜琪峯「銀河行映像」電影中那大伙氣宇軒昂一表人材，但同時又冒失又內哄又迷途又放逐的黑西服大漢。

11月結束的第一屆香港亞洲獨立電影節的閉幕電影《三條窄路》，此情此景中，卻作了一個似乎別樣的嘗試。崔允信導演的《三條窄路》，看似一個簡單的邪不能勝正的故事：奸商在珠三角投資設廠，發生意外嚴重污染和導致大量女工長期病患。奸商要在香港上市，需要銷毀有關的證據，還把證人滅了口。一位牧師一位過氣警員及一位新紥女攝記的命運，在查案的過程中陰差陽錯地交織起來，結局是排除萬難搜集到足夠證據，惡人自有惡報也。

電影志不在說明天網恢恢，而是導演在這幾條窄路上，表達出他對香港社會的觀察：信仰在教會的體制中已失去解放、關懷及愛的精神；所謂「理想」及「市場」，成為新聞界隨手拈來為自己矛盾行為辯護的隨身法寶；警察回歸後偏安香港，樂於少做少錯等升職，怯於在跨地域的問題上申張正義。

建基於這幾點社會分析，奸商下場也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導演還有興趣為香港現今的情況把脈，及以電影這種媒界向香港吶喊。今天香港社會的特質，要麼就是如不多評論人以銀河影像為代表的所謂「後男性／剛陽」，即直接受認自己的窩囊、放棄對自己有任何期待；要麼就是動輒千軍萬馬的合拍片般北望神州。兩種迥異的態度，卻有著致命的一致性，就是不直面自己的過去，把電影視為只爭朝夕的件頭工作。

電影的結局是奸商落網，牧司攝記過氣警察在暴風雨後各歸其位，不能說沒有淡淡的一點無奈，出於誠實的無奈。在全城忘掉錯對，懷念過去，極速歸邊投誠的大氣氛中，無奈也能有其銳利的刀鋒。